2016年6月25日星期六

“外部势力”:被共产党用滥的替罪羊

文/ 宁馨



中国当局最近在一连串引发争议的事件中指责“外部势力”卷人,使得“外部势力”成为官方话语中曝光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从铜锣湾书店风波,到乌坎警民对峙;从玉林狗肉节争议,到还未出台的南海仲裁,中国处处指责“外部势力”在“煽动,策划和导演”。其实,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所谓“外部势力”就成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上屡试不爽的替罪羊。香港占中,股市崩盘,南海危机,都成了当局加紧防范“外部势力”,加强社会控制的理由。为何“外部势力”在中国官方语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当局的什么思维定势?这些所谓“外部势力”到底都是谁?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表示,非要说中国的问题都是外国势力造成的,首先就违背了中共一直灌输的唯物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实际上,树立外部假想敌,把国内问题归结为外部势力操纵的结果,借以转嫁矛盾、转移视线,是所有极权政府的惯用和通用手段。中共当局把这一手法发挥到极点。发生在中国的民众请愿与抗议活动,包括发生在香港、西藏、新疆的自治或独立诉求,在中共的宣传喉舌里,统统成了外国势力插手和操纵的结果。中共不断强化其奴化观念:凡中国人,包括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都是臣民、顺民,不可能批评或抗议中国政府,凡有国民批评或抗议中国政府,必是受了外国人的指使、收了外国人的钱财、去执行外国人的阴谋。共产党不断暗示、贬低全体中国人:你们都是奴才,生来就是奴才,而且,你们的智商远比外国人低,如果不是外国人指使,你们怎么可能想到来批评、抗议、造反?

曹长青表示,用所谓“外部势力干预”做借口进行独裁统治,是专制者的惯用手法。奥威尔在研究共产专制的名著《动物农场》中就总结出,那些起来造反、把人赶走的猪司令们,就提出这样的口号: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是坏的(猪是好的,人是坏的),我们猪是一个整体,要一致对外,对付外部势力。这样,就用我们和他们,内部和外部,掩盖了正确与错误,是与非。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都是描写总结共产老大哥世界的经典作品,揭示了共产国家这种给民众洗脑的专制方式。这也是中共惯用的手法,从天安门事件,到今天的乌坎事件,都是用所谓的“外部势力”来回避和掩盖自己内部,尤其是专制者本身的问题。专制国家,最爱用“外部势力”来说事。例如北韩说自己遭到外部敌对势力包围甚至要入侵,来维持其专制统治。中东的专制国家也是如此,总是把自己内部的失败,归罪于外部的所谓大小两个“魔鬼”(美国和以色列)。美洲经济最糟的两个国家共产古巴和委内瑞拉,也是用外部势力,尤其把美国指为“敌对势力”来转移他们国内的矛盾和失败。

曹长青说,外部势力的说法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或者说被专制者热衷,主要就是它可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用“我们”和“他们”,内部和外部,把自己内部的问题,扭曲改变为是我们民族和外部民族的两个种族的问题。而一切专制都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改变这种思维和做法的重要途径,就是实行民主,用民主主义取代民族主义。用民意(选举)来改变领导人和其错误的政策,使他们无法再自身问题推给所谓的“外部”。

杨建利表示,任何专制政府都需要制造外部敌人来欺骗民众维持政权,目的无非是规避责任、转移矛盾、提高身价、杜撰打压理由、制造危机恐怖气氛。伟光正独裁者如此,不自信的伟光正独裁者更是如此。中共政权每年花100亿搞大外宣,为什不能做到煽动民主国家的民众颠覆其国家政权,为什么中国的民众被外部势力一煽动就起来?

臧国华表示,中共自己是在作为“外来势力”的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鼓动和支持下,成功推翻国民政府而夺权的,因此它对所谓的“外部势力”一直特别警惕,特别防范。现在中方所称的“敌对势力”的确是存在的,但首先是它自己制造的。因为没有中共的敌视和打压,这些势力,例如海外民运、藏独、疆独、台独以及所谓的反华势力就不会存在,不会发展。至于每当中国国内出事,当局立即指责“境外势力”煽风点火,却完全是一种掩盖自己无能,推卸责任和转移民众视线的把戏。通常是国内某地先出事了,国外的民运民权组织发声支援,而不是因为这些组织的发声和支援才导致国内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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