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租界：上海最早，天津最多

租界是指两个国家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土地国有化）。

“租界”这一名词在中文中出现的时间为1860年代。一般认为，租界要具备中外文件条约作为依据，有明确的地域四至，区域内的外国居留民行使独立完善的行政、司法体系。

中国的租界制度以最早建立的上海租界为蓝本，并影响到其他租界。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

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

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9处之多。

1860年，英国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

1860年至1945年期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在中国天津老城东南部区域相继设立的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借地。

天津维多利亚公园

普遍上认定历史上租界使用国均是借由本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公民领事裁判权，许多人会认为中国是被殖民的一方，不过事实上许多租界其实是中国当局主动出让的。

当时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而影响个人仕途，于是自愿划出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予英国作为租界。

1853年9月7日太平天国的分支小刀会在上海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当时的上海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于本地治安和秩序的管理，也无法保证居民的人身安全，租界西侨为了自保，仿照西方的制度，自发地建立起了一个管理机关，即工部局。

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决定建立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同时建立武装和警察部队。

工部局仿照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英国议会政体，再加上工部局自发组织的性质，维护保安武装的资金须由本地侨民自行承担，于是，工部局开始在租界内征税。

当时的租界内居住的都是西侨，中国政府并不允许华人进入租界，后来由于小刀会制造的暴乱导致大量的中国难民涌入租界，寻求租界武装的保护，因此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租界征税对象扩大到华人社群。

当年的上海租界，不问出身高低，不问家庭背景，只要有理想只要肯努力，人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出人头地。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和如今欧洲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均是创始于上海的租界。如果没有租界提供的通向世界的广阔平台和基于英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由竞争机制，上海是不可能有之后的繁荣的，也是不可能成为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的。

租界一般分布在沿海、沿河等通商口岸或便于贸易活动的城市中，换言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能够进行经济活动的地点。

由于租界的特点，外国人多愿意在租界投资办厂或从事贸易活动，此外也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开办具有本国特点的学校、医院、坟地等附属设施。

因而租界的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往往远高于其周围的地区，依照城市发展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成为该城市的商业中心，并以租界为中心向外慢慢扩张，为城市留下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浓厚的外国特色。

租界的行政自治权限制了租让国在其区域内行使行政权，部分租界甚至还有立法权限。

租界的领土主权所有国将租界视为外国领土，一般不轻易干涉租界内部事务，更别提军队、警察开驻，因此难以对租界内的行为进行司法活动，要从租界引渡犯罪的非租界使用国公民一般就会很困难。

这个特点也往往令租界成为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或战争时期平民的最佳避难场所。

租界繁荣的经济发展，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上游阶层，在那里定居，消费。

上海正因其繁荣的租界，被时人称为“十里洋场”，并很快成为中国各地租界的代名词。

租界内共公设施完善，治安相对平稳，为部分政治流亡者提供庇护，如鲁迅就曾在租界生活过，并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其《且介亭杂文》的“且介”二字就来自于“租界”两字。

据统计，中国自1845年英国从《上海租界章程规定》中取得第一块租界，至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前后共有27块租界，其中有25块租借国单一的专管租界，2块公共租界。

对于我国过去的租界数字所以众说不一，关键在于没有把居留地（settlement）和租界（concession）加以区分。居留地的所在国是保有行政权的，而租界的所在国则失去了行政权，所以租界成了所在国的“国中之国”。

租界是由居留地发展而来的；居留地所以会发展为租界，关键就在于治外法权。

根据前述的区分居留地与租界的原则，自1845年至1905年的60年间，外国在我国共有27处租界，另有北京使馆界一处。兹将此27处租界分列如下：

上海：英租界、法租界
广州：英租界、法租界
厦门：英租界、日租界（厦门日租界1900年1月划定，占地4万坪）
天津：英租界、天津美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俄租界、比租界、意租界、奥匈租界
镇江：英租界
九江：英租界
汉口：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日租界
重庆：日租界
杭州：日租界
苏州：日租界
沙市：日租界（沙市日租界1898年划定，占地180875坪）
福州：日租界（福州日租界1899年4月划定，占地17万坪）
鼓浪屿：公共租界
北京：使馆界

中国在朝鲜也有过租界：

1882年，清政府与朝鲜王朝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和《仁川华商租界章程》、《釜山华商租界章程》、《元山华商租界章程》，在朝鲜的仁川、釜山、元山设立了租界，用于通商贸易及驻军，并在租界行使行政权和警察权。

甲午战争后，朝鲜将清租界收回。现在的仁川唐人街即为当年仁川清租界的遗迹。

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通过与满清当局签订条约在天津境内所占据的“国中之国”。

天津各租界区之间，文化、制度、建筑风格甚至法律都不尽相同，往来穿梭于不同的租界区需要九大宗主国所批准的特殊证件。

天津法租界，近代中国4个在华的法租界之一（另外三个是上海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同时也是天津的9个租界之一。

天津法租界位于现在天津和平区，东部今属于小白楼街道，西部今属于劝业场街道。

天津英租界毗邻位于天津紫竹林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称，英租界是九国租界中发展最繁荣的。

法租界是天津租界中大型公共建筑最为聚集的地方，著名的劝业场、西开教堂等重点文物坐落于此。天津法租界位于天津城南的紫竹林一带，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东和北两面傍海河，面积为439亩。

法租界的行政体制与英国不同，当时法国的行政官员拥有很大的专制权力。

天津法租界中，领事无权任免工部局长这一主持租界日常行政的最高负责人，该局长系由法国外交部直接任命的宫员来担任，并由该局长直接指挥租界的警察。

从整体上来说，法租界的行政权由领事垄断，因而当时有人称法租界是“领事独裁制度”。

法租界的选举人大会既没有立法权，又没有行政监督权。它们仅能选举工部局董事，后来只能选举部分董事或大部分董事，在选举结束后，它们便结束了当年的全部使命。

此外，天津法租界的章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即是通过选举产生的4名其他国籍的董事，须是3个国家的侨民。

这些由领事控制的董事会有权决定预算、决算，确定捐税的种类及捐率，审批减捐、免捐的申请，任免工部局雇员，规划市政建设，议决日常行政事务，并可以作为法人在各种有关的案件中充当原告或被告。

目前，现存的天津法租界政治活动的建筑有法国公议局旧址、原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和法国兵营。

清政府为了显示不歧视美国驻天津领事，在1862年或稍后，天津法租界设立后，也有意让美国在天津建立一个专管租界，发给美国领事一份租契。

天津美租界约设于1862年。界址为：东临海河右岸（西岸），南至开滦胡同（今开封道），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与英租界毗邻。共占地一百三十余亩。

然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极力反对租界制度，且当时来华美国商人屈指可数，又恰值国内南北战争进行，无暇对租界进行开发；美国政府遂于1880年声明放弃在天津的租界，但清政府并未接收。

直至1902年，美、英两国政府私相授受，将美租界并入英租界，但美国要求对原租界保留一定的权利。这样，天津美租界便成为英租界的南扩充界。

随着时间的流逝天津德租界（1895-1917年）已经完全消失，目前德租界的十座小楼是2009年在德租界旧址上新建的

天津俄租界工部局是设置于天津俄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也是天津俄租界董事会的执行机构，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总部设在天津俄租界天津火车站附近的俄罗斯路（Россия-роуд）（后为一经路，现为天津站前广场）和波哥基洛夫路（Богота Кировской роуд）（后为二纬路，现为天津站前广场）交口处。

俄罗斯路-今一经路
拉普切夫路-今二经路
莫斯科路-今河北区三经路
夫拉季沃司托克路-今河北区四经路
波哥拉尼路-今河北区五经路
哥洛司托夫路-今六经路
顿河路-今七经路
伊尔库茨克路-今八经路
李涅夫卡路-今九经路
伏尔加河路-今十经路
领事路-今十一经路
花园路-今十二经路
亚历山大罗夫路-今十三经路
阿列克谢也夫路-今十四经路
科斯特罗马路（已废）
贝加尔路-今十五经路
彼得堡路-今河北区建国道与河北区五经路交口至天津站世纪钟段
波哥基洛夫路-今进河北区步道与河北区五经路交口至天津站世纪钟段
哈尔滨路-今河北区自由道与河北区五经路交口至天津站世纪钟段
河岸路-今河北区大沽桥至河北区解放桥的河北区海河东路与海河东路河东区段
尼古拉路-今六纬路
波别路-今七纬路
乌拉尔路-今八纬路
克里木路-今九纬路
高加索路-今十纬路
阿穆尔路-十一纬路（已废）
西伯利亚路-十二纬路（已废）
罗曼诺夫路-今西锦路

天津奥租界是奥匈帝国在天津的租界，1902年划定，1917年8月14日就被北洋政府收回。

奥租界所在区域原为天津老市区的一部分，租界开辟前已经有众多的华人居民。

1906年，天津奥租界人口为25744人，其中外国侨民232人，中国人25512人。

此后，奥租界工部局规划挖高垫低，填平租界南部的低洼沼泽，强迫居住在北部高地的中国居民迁移，造成界内中国居民大量外迁，到1910年，居住在奥租界内的华人还有14946人。

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不少下野的中国政界人物选择入居濒临海河、又邻近繁华商业区的奥租界，例如冯国璋、袁世凯、吉林督军鲍贵卿、湖北督军王占元、国务总理王士珍、龚心湛、大总统曹锟等人，在此建有富丽堂皇的寓所，目前保护良好，成为受保护的风貌建筑。

小小的比利时王国当时在天津也有租界。

天津比租界地处偏僻，从开辟直到交还中国，始终未能进行开发。

虽然比利时商人在天津开设有不少工商企业，包括世昌洋行（电车、电灯）、华比银行等，但是均未在该租界进行投资。后来仅有英国和记洋行在界内租地180亩，开办了蛋厂。因而该租界的收入极为有限，仅能维持日常开支，唯一的一项市政工程（沿河马路）所花费的8万辆白银也必须依靠举债。

天津比租界属于各国在华租界中极不发达的一类。

天津日租界始设于1898年。

最初，日本仅在法租界以北、天津城厢东南，划定了租界与预备租界的范围；另在德租界以南的小刘庄划出停船码头。

自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日本先将预备租界及最初未能划入日租界的天津城厢东南闸口繁华区列为扩张租界；同时与法国暗中商定，将部分法租界的扩张界划给日租界，并强迫清政府予以承认，条件是将小刘庄停船码头交还中国。

经过扩张，日租界东北临海河右岸（西南岸），东南与法租界毗邻（锦州道），南至墙子河（今南京路），北起闸口至福岛街（今多伦道），再向西南至南门外大街和海光寺共占地两千八百余亩。

天津日租界设立后，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华北地区的基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随同收复沦陷区，将天津日租界收回。

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同时，天津也是中国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

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后两个租界，标志着天津租界历史的结束。

天津租界是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及地域文化承载体，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北方最为繁华的“徽辅首邑”，见证了天津近代的繁荣和辉煌。

天津租界中具有各国风格样式的建筑在中国接收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老城部分区域至今依旧保留着百年前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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