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逐霸与东斯拉夫的历史纠结：谈俄乌战争

文/吴玉山

一、缘起

当苏联崩解后，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已经没有特别值得研究之处，但我深感不以为然，并认为俄罗斯还是一个有可能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在2000年普丁上台，他对俄罗斯过往光荣的怀念与对于国家复兴的想望非常急切，这也是许多俄罗斯菁英的共识，并且相当程度地影响到了俄罗斯的一般民众。在俄罗斯2022年2月侵略乌克兰之后，许多人因为厌恶普丁，所以把这场战争称为「普丁的战争」（Putin’s War），代表这是一个狂人所操弄出来的战祸。然而对于俄罗斯稍有了解的人，会知道这场战争绝非仅是普丁的战争。一般俄罗斯的菁英与民众固然没有参与战争的决定，但是一旦战争开始，他们大多数都是支持战争的，这背后有其深远的原因。

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大国逐霸与东斯拉夫的历史纠结：谈俄乌战争」，这是代表俄乌之战除了有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世界的格局。当今无处不在谈地缘政治，包括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箇中原因是因为企业不能够再待在一个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而地缘政治框架的不稳定，是来自其参量（parameters）正在不断地发生剧烈的改变。那么我们要如何去理解地缘政治的变化呢？目前世界上有三个地缘政治上最不稳定的区域：一个是台海与东亚、一个是俄乌与东欧，最后一个则是以哈与南方。上述所说皆是以欧亚大陆为核心，在其东部、西部与南部各划出一条前线（fronts），在这三条前线上正在——或者是很有可能——发生战争。要了解这些危机与热点，首先需要有一个宏观与全球的框架，使各个现象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理解，并显现出彼此的关联。这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视角，一个全局的、全球的、整体的，甚至于是跨时的视角。其次，我们同时需要掌握住个别冲突的脉络与发展的在地动因。因此，我们也要非常细腻地去看发生冲突的区域，特别是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发生冲突的在地原因，这是由下而上的视角。透过这两个视角，我们才能充分地掌握住地缘政治的冲突及其影响。所以今天便从一个大历史的视角——这是从上而下的，跟一个东斯拉夫历史的视角——这是由下而上的，来理解俄乌战争。

二、科技驱动的大历史

俄乌战争的第一个动因就是科技驱动的大历史（Grand History）。关于科技会驱动历史，我们都耳熟能详。过去历史教科书一直传达这么一种说法，即来自西方的冲击有两波：第一波是大航海时代欧洲和西方的海洋扩张，是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以世界为场域所建立起来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台湾也是在大航海时代与西方第一次接触。对于东方以及在东方跟西方之间的「中间世界」——特别是回教世界——而言，那段时期是接触、是竞争，但不是宰制（dominance）。第二波则肇因于工业革命，其所带来的冲击及影响与第一波的西力东渐迥然不同。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与19世纪之初，是从英国开始，然后往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辐射，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一批新的欧洲及西方强国。之后这些欧西强国又再访东方与中间世界。此次再访出现的是一个宰制的力量，而且刚好这个力量是以盎格鲁─萨克逊诸国作为其核心。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这个宰制力量的发展是从海洋（第一区）到大陆的边缘（第二区），最后再到大陆的核心（第三区）。它是一层一层地从海洋往大陆核心移动的地理渐变（gradation），而人类的历史便随着这三区国家势力的升降而展开。这怎么说呢？

Paul Kennedy的《霸权兴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s from 1500 to 2000）大家肯定不陌生。这本书分析大国从16到20世纪的兴衰，并且发现大国的兴衰都是由于其经济力量，以及工业革命对其国力造成的影响。工业革命在哪开始、波及到什么地方、对于国力造成了什么影响，国际关系就随之而动。这里所显现的是在科技向外扩张的过程当中，政治与国际竞争所产生的回应，因此科技扩张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关系变化的趋动力（driving force）。

在图一中❶所标志的区域就是上述的第一区，即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为主，从英国到美国的海洋区。英美两国的霸业是承续的，英国的霸业结束后便由美国继承。图一❷的区域就是上述的第二区。它是大陆的边缘地区：在欧洲主要是德国，在亚洲则主要是日本。图一❸的区域则是上述的第三区，其为大陆的核心地区。该区域中包含两个主要的大国：其一为俄罗斯，其二则是中国。之所以会形成这三个区，是由于科技的传布就像地震一样，从震央向四方扩展。工业革命在海洋区发轫，其震动先从海洋区扩展到大陆边缘，最后再扩及大陆核心。可以说，地理的邻近性决定了各区受科技力量影响的顺序，也因此在顺序上一定是从海洋开始到大陆边缘，最后再到大陆核心。

第一区就是先行者，它是海洋国家、自由主义者。这些国家可以好整以暇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它们是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基地，民主的滥觞。过去很多学者研究地理区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以及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影响。对于海洋国家，如英国或者是美国而言，它们先天上有巨大水体（water body）的保护。它们所受到的安全威胁远低于一个随时从四面八方感受到威胁的大陆国家，所以海洋国家就有机会去发展一种比较自由主义式（liberal）、比较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体系。而这种体系在政治上就酝酿出了民主体制；在经济上就产生了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长远来说，这个体系产生了它的效用，也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安全状况非常急迫的环境底下，不会有余裕来发展出类似的体系。

第二区是继起者，就是大陆边缘，这些国家是焦急的追赶者，它们需要集中国家的权力以及分散的资本来跟先行者竞争。因为它们是相对落后的、其资本是分散的（scattered capital），所以就必须要透过开发银行、而不是一般的商业银行来从事长期投资，比如铁路化、工业化、重工业化。这些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汲取力比较强的经济体制，以实现快速资本积累，以及相对应的政治体制。所以从法国到德国，就可以看到这一区的特征。它们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现代化的威权主义（modernizing authoritarianism）。

第三区的后起者是大陆核心。这里有在科技上最为落后的历史大国，却又有其大帝国的历史可以缅怀。因为它们在现代科技所带领的国际关系体系里头恰好是最落后的，所以必须诉诸最极端的政治及经济制度，动员最匮乏的资源，以力图超赶。因此我们看到想望与落后的高度落差，成为采取极端制度的背景。大陆核心地区的资本既然十分分散，或者说不存在，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可使大陆核心地区的大国具有强大的汲取能力，使其在短时间内能够积累资本并快速地工业化，最终使其具有国际上的竞争力呢？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皆采取了共产主义作为答案。所以共产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反而发生在相对上最落后的地区。这就产生了一个吊诡，即共产主义实际上并非用来解决平均问题，而是解决国家积累的问题；不是解决阶级问题，而是解决国际竞争问题。苏联及中国大陆的统治者便是藉由共产主义体制，将资源高度地汲取到手中，以进行快速的工业化。在这背后的，就是一种超赶的动机。

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如英国、美国，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大陆边缘的继起者（譬如德国）及其威权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发生了冲突。此两者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第二区的大陆边缘国家，在汲取科技并开始兴起之后，必然会跟老牌的海洋地区霸主产生冲突。以上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依旧看到海洋地区的英、美力量，与大陆边缘地区的德、日力量发生冲突。由于大陆边缘地区的帝国，既向海洋地区，又同时也向大陆核心地区扩张，所以除了与英、美冲突外，也发生了德国进攻苏联与日本侵华。由于具备共同的敌人，这就使得海洋地区与大陆核心地区在二战期间结为同盟。

但是海洋地区与大陆核心地区的联盟是暂时的。二战后，大陆核心地区的苏联及中国大陆皆是共产政权，其意识形态为国家掌控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海洋地区的自由主义意识型态大相径庭。大陆边缘地区，则在战争失败后或是被两分（譬如东、西德），或是纳入海洋地区（譬如日本）。以上正是冷战1.0的格局。而之所以说是冷战1.0，其实便意谓着，我以为现在的世界其实已经进到冷战2.0之中。

冷战1.0结束后，海洋集团的势力大幅扩张。它不仅掌握大陆边缘地区，同时也不断深入大陆核心地区，这就是北约与欧盟的东扩。身处大陆核心地区的俄罗斯试图再起，和西方的海洋势力相抗；同时在亚洲，作为大陆核心地区强权的中国崛起，它不断地试图推开海洋势力的束缚，并发展自身的海洋力量。历史上海洋的科技一波波地传入大陆核心，核心地区的大国由于有广大的人口、丰富的资源、根底雄厚，又有重登强国的想望，因此便用意识形态与国力来抗衡海洋。今天由于美中与美俄的激烈竞争，全球已经进入了冷战2.0。中、俄是大陆的核心大国，美国则带领海洋集团，从大陆边缘到核心的外缘都成为双方竞争的场域。图一中2与3的交界地带，便是冷战2.0下容易爆发战争的地缘战略断层线（geo-strategic fault line）。

所以，近代以来大型战争的根源是科技的传播带来了先行者、继起者与后发者三群国家。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所以先行者处于海洋的地缘区域，继起者处于大陆边缘的地缘区域，后发者处于大陆核心的地缘区域。先行者要保持优势，继起者奋起直追，后发者试图弯道超车、后发先至。当先行者的优势面临全面挑战之际，就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冲突。自工业革命以降，从英国到美国的海洋霸权持续维持着优势的地位，成功应付了大陆边缘地区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基于上述理由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亦然。其后海洋霸权面临后发者大陆核心的挑战，先是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1.0，现在则是冷战2.0。

图二将上述所谈及的战争与冲突以时间轴线加以显示。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到1918年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介于1939到1945年之间。这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是「战间期」（interwar period, 1918-1939）。在此之后，则是介于1947到1991年之间的冷战。 1991年冷战结束后，政治学者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这是指人类已进入政治上自由民主与经济上资本主义（或者说有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时代。这套以自由市场、私有财产与民主制度为支柱的体系，便是人类所可想像的最佳生活体制。由于人类不可能发展出比这个更优越的制度，因此今后人类历史就只会在这个体制内持续进行，也因此是历史的终结。

但是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Michael Pence）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反共演讲，标志出美国已进入一个新冷战的时期，也就是冷战2.0的开始。由于1991年旧冷战结束，2018年新冷战开始，因此在1991到2018年这中间其实是一个两次冷战的战间期。 1991到2018年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所经历的黄金时期。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冷战1.0，而现在我们又要随时担心战争、甚至核战爆发的可能。进入新的冷战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从1991到2018年的这段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或是自由主义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时期，其实只是两个长期的、可能随时会产生人类毁灭战争的冷战之间的战间期而已。这与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战间期是非常类似的。人类历史正走过这段相对平和的时期，开始进入下一个对抗的时代，而背后推动的力量便是科技的扩展。

随着科技扩散，不同地缘区域的强国逐一崛起，以科技与经济力为基础彼此争雄，其竞争的场域包括了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与意识形态。地缘战略断层线就形成于竞争区域的相交之处，产生了如同地壳板块位移与挤压所产生的释放能量效果。地质学上的火山地震，在地缘政治上就是大国争霸所带来的冲突与战争。正如台湾近期频繁的地震一样，生活在地缘战略断层线上的我们，也不断地被地缘政治的板块挤压与摇晃。作为一个断层线上的中小国家，我们必须决定如何站位与承担大国的压力。今天国际社会的局势，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国争霸，小国图存」。

图三是东亚与东欧战略断层线图，以及处在断层线上的国家。从东亚来看，东亚的战略断层线，由北至南始于韩国、经过台湾，最终止于菲律宾。从东欧来看，由北始于瑞典、经由东欧（包括乌克兰），最终止于土耳其。处于东亚断层线上的台湾与在东欧断层线上的乌克兰这两个国家虽然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上却处于极为类似的地位。今日在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将台湾与乌克兰加以比较，就是反映着这个事实。

旧冷战时期美国的力量跨过大西洋，在德国与当时的苏联对抗。冷战后的北约与欧盟不断东扩，使得原本的战略断层线向东位移，来到乌克兰。俄乌战争之后，一方面由于乌克兰事实上已经变成北约的保护国，另一方面又由于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东南部大约乌克兰18%的土地，所以东欧的战略断层线现今位移到乌东俄乌两军对峙之处。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的力量也跨越太平洋到了亚洲，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与红色中国相峙。东亚的战略断层线在过去曾经经历了韩战与越战，而在旧冷战结束后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基本上还是在原本的位置。

许多人记忆犹新，在2021年5月某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是一个位于雷达幕正中的台湾，伴随着醒目的标题：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结果在东欧断层线上的乌克兰于9个月之后先开打了。继乌克兰之后，在欧亚大陆南方的中东也从2023年10月起爆发了以色列与伊朗以及其所支持的「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成员（加萨走廊的哈玛斯、黎巴嫩的真主党、阿赛德统治下的叙利亚、叶门的胡赛武装组织）之间的战争，局势发展愈演愈烈。在南方的战略断层线上，与西方势力相对的伊朗背后，就是站着俄罗斯与中国。在地缘政治断层带上的国家，不会因为大国对抗的能量在其它断层带被释放，就会变得相对安全。近期在乌克兰、加萨与黎巴嫩所发生的战争惨烈无比，这让我们看到今日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一旦发生战争，不但最先进的武器会被使用、人命会被践踏，美好平静的生活也会在一瞬间灰飞湮灭。台湾就恰恰位在战略断层线上，因而不能不从俄乌与以哈的战争来思考如何能够不要走入地缘断层线上战争的覆辙。

三、东斯拉夫的视角

为了要了解俄乌战争，以上我们用宏观的视角讨论了科技的扩展如何成为国际关系的驱动力、海陆先行者与后发者国家间的竞争、东亚与东欧战略断层线的对比，以及台湾与乌克兰的类似之处。除了在全球战略地位上的相似处之外，台湾与乌克兰还有一个特殊的共同点，就是认同与族群问题。在这里我们要从由上而下的视角（地缘政治）切换到一个由下而上的视角（族群与认同）来了解俄乌战争。这个由下而上的视角便是东斯拉夫视角（East Slavonic Perspective）。

大约在西元700年的时候，斯拉夫民族以德聂伯河上游的白俄罗斯为起点，开始朝东、朝西及朝南发展。从这个历史节点开始，就产生了三支斯拉夫人与三种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波兰与捷克等西斯拉夫人比较受西方的影响，它们与西欧有相近的文化与制度传统，同时也信仰天主教并使用拉丁字母。东斯拉夫人与南斯拉夫人主要采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 script），多信仰东正教，与拜占庭关联较深。南斯拉夫人的特殊之处，是有几个世纪土耳其统治的痕迹。乌克兰地处三个斯拉夫人发展方向的交会与竞争之处，受到周遭大国的强力影响，自然也是容易产生冲突的所在。

乌克兰人属于东斯拉夫民族。在公元9世纪到13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Kievan Rus），东斯拉夫人尚未分化为多个民族。他们以南下的维京人为其统治者，建立了留里克王朝（Rurik Dynasty），以基辅为都。这是东斯拉夫三族的共同历史根源。基辅罗斯的幅员非常广阔，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到了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西征，建立了金帐汗国，在1240至1480年之间统治了罗斯旧地。原本基辅罗斯之下的众公国当中，苏兹达尔大公于蒙古人入主后旋即向其臣服，遂成为蒙古统治下的头号王公，并衔令帮助蒙古人收税。因此乌克兰的史家发展出下述的历史叙事：替蒙古人为虎作伥的苏兹达尔公国，后来发展为莫斯科公国，之后又扩张成俄罗斯帝国。在此历史叙事下，俄罗斯人就是背叛罗斯传统、向征服者献媚，并从中获得利益的民族。

蒙古的统治标志着东斯拉夫人的历史发展中心自此移转至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历史叙事中，提及若干在基辅罗斯西部的公国起初并没有臣服于蒙古的统治，因而延续了罗斯的精神，并将乌克兰和其连系起来。不过近期乌克兰的史学家为了淡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多主张基辅罗斯早已飘然远去，而乌克兰人真正的先祖是从15世纪以来在德聂伯河两岸辽阔草原上进行农牧生活的哥萨克人（Cossacks），他们在17世纪建立了札波罗热军（Zaporozhian Cossacks）的军政组织，是乌克兰国家的先驱。相对地，在俄国人追溯自身的历史时，必然回溯至基辅罗斯，其背后的历史寓意是无论大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还是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被俄国人称作小俄罗斯人）皆为罗斯人，都是基辅罗斯的后裔。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历史叙事上的分歧。

当金帐汗国衰微后，今日乌克兰的疆域被波兰与立陶宛占据，成为波立联合（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的一部分。到了17世纪中叶，乌克兰境内的哥萨克人起义反抗波立联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开始寻求各方的协助，希望能建立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哥萨克人于是在不同的强权之间摇摆，以追求独立的地位。它曾经倒向俄罗斯、瑞典、土耳其，甚至又倒回波兰，借此探求获得更有利政治安排的可能性。在此种现实的考虑之下，哥萨克的领袖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向当时的莫斯科沙皇寻求支持以共同对抗波兰人，为此哥萨克方面愿意将其所控制的疆域献给莫斯科沙皇，但同时也要求高度自治。于是两边在1654年达成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Pereyaslav Agreement），成立了抗波联盟。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因为该历史事件深刻地烙印在俄罗斯人的脑海之中，代表乌克兰主动投向俄罗斯的怀抱，东斯拉夫的兄弟又能重聚。由于有此种想像，因此到了1954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雪夫便以纪念300年前的历史事件为由，将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Crimea）半岛赠与乌克兰，以彰显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民族情谊。不过当时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因而此举仅具象征意义。之后苏联瓦解，乌克兰独立，克里米亚遂成为两边争执的导火线之一。对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不同理解（手足来归vs.现实考虑），也成为俄罗斯史观和乌克兰史观的一个关键的冲突点。

从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开始，俄罗斯的力量进入了乌克兰，最初是在与哥萨克人联盟打败了波兰后占有德聂伯河东岸，而与仍然据有德聂伯河西岸的波兰，与占据南部黑海沿岸的鄂图曼帝国形成三分乌克兰之势。到了18世纪，特别是在凯萨琳大帝的时期，俄罗斯南败鄂图曼，西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波兰，大大扩张了在今日乌克兰境内的版图。至于乌克兰最西部的土地，曾经在波兰、奥地利与苏联之间换手七次，最后在二次大战后落入苏联的掌握，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近代乌克兰的领土是俄罗斯与苏联不断扩张的产物。德聂伯河以东的部分在17世纪俄波战争后便已属于乌克兰，它与俄国的渊源足足超过300年，如图四所示。南边的部分是在凯萨琳大帝时代，从鄂图曼土耳其那里夺取的土地，与俄国的渊源则有200年。德聂伯河以西的土地是在18世纪末叶瓜分波兰时，俄国所取得的土地，这块地方与俄罗斯在一起的时间超过100年。而最西边这块在列强间换手七次的土地，在乌克兰整个民族历史当中与俄罗斯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苏联统治的50年。这就是为何东乌克兰人在身分认同及语言上，与俄罗斯有高度的一体感；可是对西乌克兰人而言，俄罗斯是完全的异民族。

历史的发展决定了乌东和乌西接受了不同的史观。乌西的民族主义者持有乌克兰或哥萨克史观，他们将乌克兰历史回溯到豪放不羁的哥萨克人，而俄罗斯则完全是他者。但在乌克兰的东部与南部，却有大批来自俄罗斯的移民，随着工业开发进入乌克兰。乌东俄裔与俄化的乌克兰人，在政治与文化上和俄国亲近，他们许多持的是基辅罗斯史观，或小俄罗斯史观。他们认为自己与俄罗斯人是兄弟，都是罗斯后裔。由于历史的发展，以及接受不同的史观，传统上乌克兰东南部亲俄、西北部仇俄，这也成为乌克兰独立后最大的政治分歧。

那么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从语言的分布状态来看，以俄文为母语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便是最处东南的卢汉斯克（Luhansk）、顿内次克（Donetsk）二省与南边的克里米亚半岛（在行政上包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以及塞凡堡特殊地位市）。这三个地方的居民其母语为俄语的比例超过50%。从全国来看，俄语人口的占比从东南隅向西北递减，到最西部的利沃夫（Lviv）一带达到最低。同样地，俄罗斯裔的人口比例也是在东南部最高，在克里米亚超过半数，而一样地向西北递减。不过相对于俄语人口而言，俄裔的占比较低，这代表有许多操俄语的乌克兰裔。这条东南╱西北的语言族裔区分线在政治上也清楚地显示出来。细观历次乌克兰的总统选举，几乎都可以看到东南部选择主张和俄罗斯和睦相处的候选人，而西北部则支持反俄的候选人，中间地带则较为摇摆。就选举结果来看，代表乌西的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在1991年赢得了第一次的总统大选，接下来是代表乌东的的库契马（Leonid Kuchma ），他赢得了1994年与1999年的总统选举。到了2004年出现了巨大的选举争议，产生了橘色革命，最后是由代表乌西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获胜。在2010年则是亲俄并代表乌东的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赢得总统大选，并带领乌克兰向莫斯科倾斜。因此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可以清楚地看到划分东南╱西北的一条地理的、族群的、文化的与政治的分隔线。

乌克兰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内部虽然有东西之争，又有外部势力的强力干预，但是透过选举机制与政党轮替，一开始还能维持一个脆弱的均衡。不过自从2004年的橘色革命之后，东西阵营的冲突不断扩大，就越来越不是乌克兰脆弱的民主体制所能够承受的了。众所周知，橘色革命是一系列「颜色革命」中的一个，而颜色革命基本上便是由于若干后共国家的新兴民主体制产生了选举舞弊或其他弊端，导致民众大规模抗议示威，试图推翻原有政权，以建立更民主的国家体制。在这当中，美国与西方国家经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支持反对派来对现政府施加压力。颜色革命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第一次出现在2000年的塞尔维亚，第二次是2003年的乔治亚，而2004年就到了乌克兰。

在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当中，透过两次投票，原本是由乌东亲俄的亚努科维奇获得胜选，但是这个选举结果不为其对手代表乌西的尤申科阵营所接受，认为有严重的舞弊做票情事，因而激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最后乌克兰的最高法院裁决原选举无效，并举行了第三轮的投票，而由尤申科胜选，称做橘色革命。在这场剧烈的政治风潮当中，乌西与西方世界认为民意矫正了不公平的选举，但乌东与俄罗斯却将其视为败选者的政变，乌克兰的民主体制因而受到严重的挑战与打击。对于选举公正性的质疑，包括是否有舞弊作票，以及是否发动示威来迫使重选，会侵蚀民主体制的根本。类似的现象，在2021年1月6日就出现在美国的「国会山庄骚乱事件」当中。此一事件影响重大，前总统川普及其支持者认为是对于不公平选举的抗议，而民主党则认为是对于美国民主体制的攻击，甚至是叛变，并应将川普绳之以法。其余波荡漾，更影响到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并使得政治学者担心，一旦主要参选者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有没有可能出现内战。如果选举被认为不公会在美国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可以想见对新兴民主国家的乌克兰而言，橘色革命的冲击与影响更大。

橘色革命10年之后，乌克兰爆发了所谓的「广场革命」（Maidan Revolution），也有人把它称为「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当时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曾经在2004年是尤申科的竞选对手，代表的是乌东亲俄的政治力量。他在2010年胜选后，虽然与俄罗斯保持友善，但也试图拉拢西方，甚至加入欧盟，来振兴乌克兰的经济。普丁为此大为紧张，他对乌克兰软硬兼施，希望能将其拉入由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结果亚努科维奇在快要与欧盟签署联系协议之前，忽然踩了煞车，这造成当时拥欧群众的愤怒，便在基辅广场上进行数月的示威抗议，并与警察产生了冲突。最后亚努科维奇被群众逼走，流亡到俄罗斯，而反对党就成立了临时政府，并且大幅度地向西方靠拢。

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十年之内乌克兰第二次亲俄政权被推翻，莫斯科因此决定诉诸武力来解决。广场革命后，俄罗斯派了特种部队到克里米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自然是决定回归俄罗斯。另外，在俄裔与俄语人口占据相当优势的卢汉斯克与顿内次克两省，透过俄罗斯的直接军事介入，也分别在两省省会与其附近区域成立了两个独立的人民共和国，脱离基辅的掌控。因此在广场革命之后，乌克兰被俄罗斯肢解，失去了在战略与经济资源上都极为重要的三片领土。 2014年之后，由于几个最亲俄的地区已经离开了乌克兰，又因为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使用了武力，因此乌克兰很自然就往西方倾斜，并且越来越反俄。

所以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的背景里头，很清楚有权力与认同的冲突。就权力冲突而言，主要是全球海洋集团与大陆核心集团之间的对抗，乌克兰刚好处在两方势力相互竞争与冲突的地缘断层线之上。就认同冲突而言，可以看到东斯拉夫的历史纠缠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画出了一条文化、族群与政治的分隔线，把整个国家划分为东南与西北的两个半壁。在此种结构之下，国内外的压力不断增加，而乌克兰的政治体制无法负荷。一方面无法在高度对抗的国内政治中维持自由与兼容，一方面也无法在强权之间制订合适的外交政策，展现弹性以维护国家的安全。从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到泽伦斯基，这两位2014年后选出的乌克兰总统都不断地在国内推动去俄罗斯化，以及在国际上进行联美抗俄。在俄罗斯的方面，由于普京大权在握，没有受到任何的权力制衡，因此和战存乎其一念之间。乌克兰在外交政策上不断向西方靠拢，被视为对俄罗斯核心利益的重大危害，俄罗斯必须加以制止；而乌克兰在国内的去俄罗斯化与压制亲俄的政治力量，也被视为侵害俄罗斯的民族利益，是无可容忍的。在战争的内外因素已经齐备的情况下，军力的对比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虽然有2014到2022年的积极备战，乌克兰的军力普遍被认为无法抗拒俄罗斯大军的入侵，但是这个情境很可能随着乌克兰持续获得西方的军事援助，以及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而发生重大的改变。为了抓住俄军现仍可以轻易获胜的机会之窗，普丁遂于2022年的2月24日发动了令举世震惊的乌克兰战争，即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并且持续进行至今。

四、战争的爆发与持续

在2022年2月24日，俄军从北、东、南三面进攻乌克兰：北面进攻基辅（Kyiv）、东面进攻哈尔科夫（Kharkiv），南面进攻赫尔松（Kherson）。但是俄军的进攻不是很顺利，以至于它必须调降其试图控制乌克兰全境的战略目标，而集中力量于东南一隅。

图五上方浅色的这些区块，是战争初期俄军进攻并占领的区域，但它后来撤退了。图右方深色区块是后来俄军集中占领的部分，主要是在东南部，其中以斜线勾勒出来的区域是俄罗斯从2014到2022年间就已经控制住的领土，即克里米亚半岛与卢汉斯克及顿内次克两省的一部分，包含两省的省会。俄军最开始从三个正面沿着1,700公里的边界进行攻击，试图一举占领基辅，迫使乌克兰签订城下之盟。虽然俄军在很多个战线占领了相当部分的领土，可是它的突击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乌克兰并没有被击败。为了集中力量来确保主要的战果，俄罗斯只好在2022年3月从北方的战线撤军。

在俄罗斯准备调整战略姿态的时候，曾经通过土耳其的斡旋，与乌克兰展开和谈，希望能够以撤军来换取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而成为永久中立国，并寻求相关各国的保证。此一和谈最后没有成功，并非俄乌两国缺乏以乌克兰中立换取俄罗斯撤军的意愿，而是保证国难寻，同时战争所带来的灾害与损失也不断扩大，使得和谈益发困难。在土耳其和谈失败后，俄罗斯开始调整其战略目标，专注于其族群利益最高的顿巴斯地区（Donbas即卢汉斯克与顿内次克）与克里米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需要将顿巴斯全境加以占领，一方面需要建立与巩固顿巴斯与克里米亚之间的陆桥（land bridge），也就是札波罗热（Zaporizhia）和赫尔松（Kherson）两省。占领陆桥的意义在于联通顿巴斯与克里米亚两地，使俄国的领土可以直接从东方延伸过来，因而巩固了对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控制。因此从3月以后，俄罗斯一面从北部战线撤军，一面加强巩固对于东南地区的占领，以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为主轴，强化对于陆桥两省的控制。这样的态势，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俄国的最高战略目标（在图六中的目标A）是控制整个乌克兰，让它不成为西方海权联盟的一部分，并且停止去俄罗斯化。如果没有办法达成目标A，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就转为掌控乌克兰东南半壁，也就是重建历史上曾经存在于俄罗斯帝国内的「新俄罗斯」（Novorossia / Новороссия）地区（目标B）。从目标A到目标B，可以称之为俄罗斯战略目标的族群转向。在最初追求目标A的时期，俄罗斯试图控制首都基辅，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然后透过这个政权来控制整个的乌克兰，这是普丁的最高目标。但是由于无法达成，土耳其和谈又失败，乌克兰已经实质上在军事上成为北约的保护国，因此俄罗斯改以本身族群利益作为最主要的考量，也就是试图控制俄裔与俄语人口集中的乌克兰东南半壁，即历史上的新俄罗斯（目标B）。图六中所示中分乌克兰的分隔线，就是前述区分乌东与乌西族群、语言与政治的划分线，目标B便是控制此线以东的东南半壁。再退一步，如果俄罗斯没有办法占领整个新俄罗斯，也就是目标B没有办法达成之时，俄罗斯至少想控制东南四省：卢汉斯克、顿内次克、札波罗热、赫尔松，以及克里米亚，这是目标C。论到最核心的族群价值，就是控制克里米亚与顿巴斯两省（卢汉斯克、顿内次克），这是目标D。

目标D在2014年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达成，然后从2022年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开始，俄罗斯是以A为目标，在没有办法达成的情况下，它就退而求目标C，然后进窥目标B。故而D是俄罗斯最基本的目标，即克里米亚以与顿巴斯，而为了要牢牢控制住这一部分，就必须掌握住札波罗热与赫尔松，也就是目标C。但俄罗斯更大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所控制的乌克兰领土加倍，把整个东南半壁纳入俄罗斯（目标B）。

从2022年4月开始，俄国的行动战略目标便是完成对于区域C的全面占领。在C的几个行政区中，克里米亚半岛（包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与赛凡堡特殊地位市）从2014年就已经被并入了俄罗斯，从2022年7月开始卢汉斯克省的绝大部分也在俄军掌控之下，不过在顿内次克、札波罗热与赫尔松三省则还有相当部分地区仍然在乌军手中。从战事发展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于这三个省分的著重程度是有显著不同的。顿内次克是重中之重，因为这是俄罗斯的核心族群价值，俄军需要把仍在乌军手中40%的土地加以征服，才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实现其发动特殊军事行动、保障俄裔与俄语族群的初衷。由于有此种考虑，从2022年暑期以来，俄军对于顿内次克所采取的就是不计牺牲的强攻。至于札波罗热与赫尔松则主要是作为陆桥，其本身对于俄罗斯的意义没有顿内次克那么大。因此俄军始终没有从札波罗热战线向北发动攻势，以完成对于札波罗热省的完全占领。对于赫尔松，俄军甚至愿意在2022年11月放弃该省位于德聂伯河以西之地，包括省会赫尔松市，以巩固德聂伯河东岸，原因就是东岸构成联系顿巴斯与克里米亚半岛陆桥的一部分。

由于俄国人有完全掌握顿巴斯的执念，因此其作战行动在许多地方并不符合军事上的逻辑，并无法为俄罗斯带来最大的军事利益。然而对于乌克兰而言，也产生了相对应的执念，即一定不能让俄罗斯完全占领顿巴斯。在两种执念相互激荡的情况下，俄乌战争最惨烈的几场战事就沿着顿内次克前线展开，包括巴赫姆特（Bakhmut）之役（2023年6月俄军攻占）、阿夫迪伊夫卡（Avdiivka）之役（2024年2月俄军攻占），以及从2024年7月开始激烈展开的波克罗夫斯克（Pokrovsk）之役等。在这些战役当中，双方都投入了大批精锐部队，不计代价的来进行攻击与防御。

俄乌双方在顿内次克的对峙并非始于2022年。早在2014年乌东两个分离共和国成立了之后，顿内次克前线就成为俄乌相持的主要场域。乌克兰在此修筑了层层的防御攻势，并把附近的城镇改造成现代碉堡，而以最精锐的部队来进行守卫。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在各个东南战线都有大幅的进展，唯独在顿内次克战场用力最深、损失最大，而进展却最小。对于乌克兰而言，顿内次克战线犹如其万里长城，已经固守八年，一旦失陷对于民心士气将有非常大的影响。为此泽伦斯基总统一再以精锐之师增援无险可守的乌军据点，而让西方的战略顾问颇以为不值。

在2024年5月，俄军在东北的哈尔科夫方向对乌克兰展开了进袭，并且在边境地带占领了若干乌克兰的领土。三个月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发动了奇袭，深入俄罗斯境内，并掌控了大片的土地。哈尔科夫与库尔斯克之役并不代表俄乌想要脱离顿内次克的主战场。相反地，双方的动机都是为了攻敌不备，从而期待对手将被迫从顿内次克抽调部队到新战场，从而减少其在主战场的兵力，并稳固己方的态势。因此从2022年到2024年俄乌战争的发展，主要就是沿着顿内次克战线，在这里产生了最大程度的消耗与僵持，而其后所反应的，是一种族群价值的想望。

五、战争的前景

自从2022年11月俄军从赫尔松省的德聂伯河西岸撤退了之后，一直到2024年秋，俄国在乌克兰所控制的领土面积就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动，大约占有乌克兰全境的18%。曾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扎卢兹尼（Valerii Zaluzhnyi）将军就曾经发表评论，认为现在的军事科技水准容易造成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僵持局面，使得攻势方难以突破。事实上如果按照俄罗斯过去的进攻纪录，俄军要占领顿内次克全境还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当然许多不可见的因素都可能影响战争的结局，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内政治变动、美国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程度、俄罗斯是否启用战术核武、俄乌双方的经济持久力与动员政策、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实质支持，甚至俄乌双方政治高层与指挥官的策略与战术等，都有可能改变战场上的权力平衡。不过从过去两年多的发展来看，以上的这些因素都逐渐地收敛与稳定化。因此除非出现不可预期的因素（而这自然是可能的），否则俄乌战争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冻结争议」（frozen conflicts），也就是在长期僵持的情况下，双方预期持续或升高战事无法达致目的，而只会增加损失，因此便逐渐降低冲突的程度，最后达至一种实质和平的均衡。在此种情况之下，双方由于立场差别太大，无法签订和约（乌方无法承认丧失领土，而俄方也已经透过「公投」兼并了克里米亚与东南四省），甚至无法订定停战协定。然而主要的军事行动将会降低，甚至止息。

当然此种冻结争议随时可能因为原先导致均衡的条件变动而无法持续，例如亚赛拜然与亚美尼亚在苏联崩解之时为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 conflict）而产生的争议，于沉寂了29年之后，在2023年重新爆发，而由原处于劣势的亚赛拜然大获全胜，将纳卡地区重新收复，并导致大批的亚美尼亚人逃离家园。两岸之间也是另一个冻结争议，在初期的紧张对峙之后逐渐缓和，可是在2016年之后又重新紧张，而导致战争的机率大幅增加。

俄乌战争的爆发有其地缘政治海陆相争的宏观因素，也有在地的东斯拉夫族群因素。由于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失灵，冲突的力量无法被限制在有序的框架之内，而演成内部动乱与外敌入侵。战争的发展出乎一般预料之外，造成长期的僵持以及无尽的损失，有可能逐步进入「冻结争议」，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排除日后再度爆发成为战争。整体而言，俄乌战争为两岸进行一场预演，有识者应该可以从中汲取重要的经验教训。

吴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转型、民主化与宪政设计、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理论。最近的著作包括《优势政党与民主：亚洲经验的省思》（2017）、《半总统制下的权力三角：总统、国会、内阁》（2017）、《中国再起：历史与国关的对话》（2018）、与《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中小国家在两强间的抉择》（2019）等。

本文注释：

∗ 本文系作者应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专题中心邀请，在「东亚与世界思想座谈会」上的演讲稿。该次演讲由萧高彦教授主持，在2024年6月3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