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抗日战争

文/老唐

国人所了解的抗日战争中充满了谎言，现在在海外华人中，这已经不是新闻。因为王康等人的努力，在国内，很多人也知道了抗日战争中的主力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随着历史资料的持续披露，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变得更加清楚，但中文媒体缺乏省视历史叙事逻辑的习惯却丝毫未变。而本文正是要讲一讲，这些史实的逐渐清晰，不但让中共的抗战叙事是谎言一目了然，也让抗日的真实逻辑浮出水面。真相与中国大陆的官方说法是南辕北辙，但同时显示国民党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而普通中国人，以这场战争为民族自豪，实际上是做了人肉盾牌。抗战的真实面目不难理解，但需要你放下从小被灌输的历史叙事框架，要用逻辑来推算一下当时各方到底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一） 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

从时间线上来说，发生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与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前后间距不到7个月。按照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在1931-1936年期间，蒋介石一直忙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而不抗日。然后先有张学良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诺国共第二次合作，很快又有日本主动全面侵华让蒋介石不再能反悔背约，而不得不兑现诺言真正抗日。

这一前一后两次“事变”，似乎也太凑巧了。怎么逼蒋抗日的两件大事，配合得如此紧凑而天衣无缝呢？

答案当然是，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共产党挑动的。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张克侠的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的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于是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张克侠，时为国军29军副参谋长，驻守于北平。此人为西北军冯玉祥旧部，在冯玉祥投靠苏联时代，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应该当时已成为共产国际党员。而日后，1948年，张克侠与何基沣在淮海战役中阵前倒戈，致使国军惨败。何基沣不是别人，正是卢沟桥抗日前线吉星文团长的顶头上司。而吉星文，正是卢沟桥事变时与日军冲突中指挥开枪的军事指挥，所谓“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人。国军被全面渗透，和卢沟桥事变中共产党的作用，在这三个人的关系与历史中，可见一斑。他们所谓的”敌弱我强“，指的是当时日本在华北驻军极少，而前冯玉祥系的宋哲元张自忠等部队数量较大，名义上为国军，实际上是地方军阀。”主动出击“，就是要利用这些军阀部队，挑起与日军在华北的战争，而当时日本与中华民国在华北本来是处于停战状态。战争由谁挑起？这是自招。

好了，有同学要反驳了：卢沟桥事件，本来不就是日本主动挑起的吗？目的就是要全面侵华。但事实是，这个中国官方说法在历史考证中早就证明是虚构的了。战后所有历史考证，都说明日本从来就没有全面侵华的计划，更不要说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中了。当时日本对华的真正战略，下面再细说【1】。

卢沟桥事件是中共要挑起国军和日军的冲突，由此基本清晰。我们再来看看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二次合作的谈判过程与卢沟桥事件的时间线。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官方叙事：“1937年2月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的当天，就以蒋介石委派的国民党代表身份，同周恩来进行会谈…. 在2月底恢复谈判以后，双方意见的主要分歧是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和编制上 …..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和蒋介石进行了首轮直接谈判。1937年6月4日，周恩来登上庐山，自8日至15日在牯岭同蒋介石再次会谈。1937年7月13日至20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一起，在庐山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谈判。1937年8月10日，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第四次谈判。正在这时，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国共谈判到了急切需要迅速解决的关键时刻。在形势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僵持不决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解决。”【2】

也就是西安事变以后，国共谈判上一直难于谈拢，蒋不愿容忍共军在“合作”的名义下搞独立王国扩军。而卢沟桥事变特别是8月13日淞沪抗战的开始，让蒋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条件，以避免两线作战，实际上是入了共产党的彀中也。日后共军在抗战中的表现，所谓“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完全应证了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上是完全必要的。
而西安事变，本来就是中共运作的策反张学良的事件。张错失东北以后，在西北资源匮乏地区觉得需要投靠苏联，而希望借助中共搭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而中共则利用张扣押蒋介石以解除其剿共压力。中共当时鼓动张杀蒋，但被斯大林极其严厉的电报勒令停止杀蒋鼓动，并且要求奉蒋抗日。而这件事当中，牵涉出许多故事，比如“赵家人”这个称号的来历，和所谓的国母宋庆龄早就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党员等内幕。【3】

所以，西安事件和卢沟桥事件，都是共产党运作的逼蒋抗日。一个利用了张学良，一个利用了日本人。后一个事件更是把战争的肇始，栽赃到了日本头上。逼蒋抗日的运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手段，包括全方位的舆论宣传，比如“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全国传唱。舆论战，左派永远是碾压对方的。但全面抗战的开打的整个过程中，都有共产党运作的身影在主导，这点是史料现在披露，而官方叙事从来不讲的。

（二） 蒋介石日记

但37年后全面抗战，还并不完全是共产党就能促成的。共产党设了局，也要蒋介石跳下去才能成功。
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公布以后，有多位研究者研究以后著书立说。其中胡佛研究院郭岱君与几位历史学家合作出版的《重探抗战史》，特别讲了蒋介石在抗战爆发37年前后的心路历程。在这里转述一下主要结论，是相当惊人的【2】:

1. 抗日战争的谋划，蒋介石从1933年就开始了，其深谋远虑和用心良苦之处太多，远非常人所想象，包括：
a. 持久战，早在33年就由蒋百里提出，从自知中国根本不是日军敌手出发，依赖中国广阔国土纵深，以空间来换取时间；同时，采取坚持不谈和，以消耗拖死日本的战略
b. 蒋介石要获得战略纵深，必须夺取当时地方军阀控制的四川作为后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精心策划了围剿红军但放之西窜，进入四川，而国军紧随其后以剿共为名义夺取四川的锦囊妙计，并成功夺取川滇黔作为抗日后方；这就是“以剿共掩饰抗日”的策略
c. 华北平原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而长江流域水网丰富会阻碍日军，所以改抗战方向由从北向南改为从东向西
d. 36年，就制定了计划在上海主动挑起与日军作战，实现上述战争方向改变，同时又以出其不意和争取列强支持试图改变双方实力对比
e. 36年，来自纳粹德国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就说过，炸开黄河以水淹阻挡日本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的进攻
f. 36年10月，在洛阳以蒋介石祝寿为名，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基本完成持久战的作战计划；而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抗战初期，就基本是按照上述这些作战方案实行的

2. 卢沟桥事变之后本已以有停火协议；但首先打破和谈的，是蒋介石；蒋在事变次日7月8日的日记中就写道：“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力，因此决心应战此其时乎”，立刻派4个中央军进入华北；蒋的想法是机会主义的，假如日本没有决心，那么他就可以乘机让中央军重回华北，把西北系军阀重新划入中央属下，推翻《何梅协定》；但这也导致日本强硬派抬头，也向华北增兵，从而冲突进一步扩大

3. 中日全面战争，虽然卢沟桥是导火索，但真正的大战的开始是8月13日的淞沪抗战；而挑起战争的，依然还是蒋介石；从封锁长江，到国军张治中铁军进入上海引发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这也是日本认为标志中日战争真正开始的“大山事件”；以后蒋投入中央军黄埔嫡系德械主力，并由此获得舆论支持，并因此能够以全国动员号令其它军阀桂系川军阎锡山西北军等，也大量投入淞沪抗战；最后国军75-80万军力投入3个月战败，而后又再败于南京，从而完成东西向的抗战格局

4. 这以后才有华北的战斗包括徐州战役、台儿庄战役等。这其中日军参谋部一直约束陆军取得局部胜利后停止追击，但因为国军溃败，而日本各军争功而不听命令继续追击，导致华北和江南两线全面开花；但这里非常重要是：并非日本蓄意侵华要占领华北而开战，而是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开战以后，华北日军才大打出手；也许有人说不对：日军强占了北平；是的，但这是因为7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挑起的广安门事件而引发的，并不是东京的策划和战略

5. 国军本不敌日军对手在战前即为各方所知，即使从31年到37年，蒋介石与德国合作大量装备德械师并用德国顾问做战争策划，开战以后国军的劣势比想象得更大，战损比一比五六甚至一比十到二十；而军事装备国军根本自己没有能力补充，必须依赖他国援助；所以，国民党内部，并不只是汪精卫，而一开始基本是人人主和；但每次中日和谈，最后都是同一个人否决掉，这个人当然就是抗日领袖蒋介石，以至于日本说出“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的狠话；即使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蒋介石的意志最为坚决，以至于日本要打一下“膺惩支那“，然后脱身而出的目的永远无法完成；这种虽败但不讲和的坚持，是持久战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把日本的战争机器拖入永无宁日的泥潭，而最后资源枯竭。

抗日本就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蒋介石苦战到底的策略，最后在二次世界大战开打以后迎来了转机。一个积弱中国的苦撑，四年后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之战。中国由此获得了美国的全面支持。再过四年，美国击败日本，而中国也华丽转身，变成为“战胜国”。蒋介石的豪赌于是终于以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几年内国际形势会有大变，本来就在蒋介石的期望和谋划之中，是唯一取胜的希望。只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显然是无法战胜日本的。

这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郭女士还多次演讲，讲得声情并茂。在中日国力悬殊的情况下，蒋介石苦心孤诣，深谋远虑，为了抗战成功早就多年谋划，其中不乏奇谋密计如纵虎驱羊，以红军为先锋夺取四川作为抗战后方，也不乏忍辱负重每战必败却从不妥协坚持领土完整。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想到过自杀却从未考虑过投降，甚至连割地求和都不答应。这比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以土地换和平，远更为坚强。蒋介石可谓古今可数铁汉之一，非宋高宗赵构可比。而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则通敌并对抗中央，两人的道德操守，似乎是云泥之别。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抗日领袖，蒋介石当之无愧。

但这里要指出，蒋殚精竭虑，制定了全中国抗日计划，但日本当时本来就并没有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因为他们真正的威胁是苏联。对中国全面开战，就要袒露后背，十分危险。其次，蒋的作战计划，在1937年并没有准备好，当时的想法是要装备30个德械师（调整师）才有与日作战能力，但这时真正完备的只有3个德械师（87、88、36师），淞沪抗战一下子就打光了。

（三） 战略混乱的日本

上面讲的抗战史与国人所知大不相同，所以该书才叫《重探抗战史》。但这只是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我们再来看看抗战的另一方主角：日本。难道日本人就完全跟着蒋介石的设计在走吗？

首先，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日方挑起七七事变，日本并不承认。历史证据是支持日方说法的。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历次大战，由日本挑起的都有明确记载日本的策划过程和作战计划。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都有明确作战计划。918事变不是日本内阁或军部策划，而由关东军策划，但其中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策划是有明确记载的可靠证据的。抗战之后，日军进攻东南亚，袭击珍珠港，启动太平洋战争，也是有明确记载其决策和筹备全过程的，包括长期御前会议的讨论。唯独卢沟桥七七事变，根本就没有策划记录，作战计划等，反而有相反的证据。

比如，中方喜欢引用的“三个月灭亡中国论”，证明日本早已谋划灭亡全中国。看似有理，但这句话是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的话，原话叫“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什么时候说的呢？是在七七事变之后，而不是之前，裕仁天皇问是否应该对华用兵时说的，其意思为三个月击垮蒋介石迫使其割地求和。这句话反而说明，日军事前并无用兵计划，而是事后才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要应战的决策。

再比如，事变之前，日军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只有5600人，而国军29军有十万人。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只有3000人，根本没有全面开战的准备。而在8月13日淞沪抗战开始以后，在上海遭受蒋介石全力进攻之后，日军也一再增兵不足，不得不持续多次增兵才结束战事。这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之前的准备状态时根本不同的。

相比之下，中方这边是如何作为的呢？《重探抗战史》，已经相当完整地讲述了。首先，蒋介石早就积极备战。事变之后，又是蒋公主动向华北派兵，主动挑起淞沪抗战，完全是有备而来，这场战争是谁主动，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难道日本就没有灭亡中国的计划吗？他们明明主动夺取了东北制造了满洲国，怎么可能没有灭亡中国的计划呢？
确实没有。原因也可以理解。第一，日本战略家们是知道对华全面作战不利的。中国幅员辽阔，但生产力匮乏，特别是广阔内地缺乏战略资源。陷入长期消耗战从投入产出来讲是不划算的。抗战以后日本消耗的能源橡胶无法补充不得不南进打东南亚就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东亚的格局其实相当清楚。在大清和民国衰落的背景下，就是日俄争雄。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东亚的首要威胁就是俄国苏联，中国它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也无需征服。反而，一旦在中国陷入消耗战，日本要担心苏联偷袭其后背，两线作战，这才是心腹大患。

策划918的石原莞尔说过：对华作战必陷帝国于两端之动荡，对华作战必陷帝国于支离破碎之中。日本1936年8月的《基本国策纲要》说的是：” 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同时，期望向南方海洋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 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苏、美为目标，扩充陆军和海军军备等”。
日本在亚洲的主要威胁和假想敌，是苏联。而对中国，他们的真正策略很好理解。就是经营有着丰富矿藏的满洲，工业建设，同时让中国维持一个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为了防止对苏联和中国两线作战的可能，他们首先一直在中国找代理人，“共同防共”。当然，这个共不是中共，而是苏联。第二，他们在满洲与中国军队之间寻求一个缓冲带，这就是扶植国军西北系29军不听中央号令的企图。特别是，1935年，日本搞了一个《何梅协定》，内容就是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中央军不进华北。这不是一个占领计划，而是一个隔离计划。而掌握华北缓冲带的，就是名义上遵奉中央但客观上是独立王国的国军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张自忠，副参谋长谁呢？张克侠。

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的战略计划至少是有其内在逻辑和自洽性的。

而抗战，对日本起到的效果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日本占领了大片中国土地，而后又在滇缅和东南亚攻城略地，最后甚至一度称霸太平洋，把战争打到了夏威夷中途岛。

但实际上呢？恰恰是相反。日本陷入了战略被动，每一次进攻都是不得已出此下策，最后明明知道是找死，还是主动进攻美国，搞了自杀式进攻。这种疯狂，以前外人以日本军国主义本就疯狂或者非理性的下克上做解释。日本的每一步都是由前一步造成的后果，每一步都是在不得已中继续走下去。

因为对华战争陷入泥淖，日本就必须寻找资源。最后，外汇储备耗尽，同时美国经过一番忸怩之后，最终对日禁运。而在中国找不到石油等战争物资，日本就转而进攻东南亚，从此与英国开战。英美同盟，这样日本就遭到美国全面禁运。日本最后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得不对美开战的境地，不开战资源耗尽必定失败，开战则国力根本不敌。日本再傻，也知道对美开战是没有胜算，在天皇御前会议就谁也不吱声拍板，议而不决了很久。但最终还是走上了自掘坟墓之路，其理由是：不战日本必败；战，或许死中还有一线生机。这就是日本的“死中求存”的绝境策略。太平洋战争这场看起来是横挑强敌的莫名其妙的战争，日本就启动了。

这个推理过程看似奇怪，但在日本看来是很合乎逻辑的。就是因为打不过，才要先发制人博取那极小概率的胜机。这个思路的假设就是我不能退让，不能退出中国，承认当初入侵是错的。既然不能退，那么采取虽险但由我制定的方案作战的主动攻击，反而还有一线可能，比如假如珍珠港偷袭全歼了美国海军，也许他们就认怂了而退出西太平洋的争端呢？否则以客观条件来讲，我毫无胜算。

蒋介石在上海主动挑起淞沪抗战，其逻辑也是一样的，明明打不过，却要先发制人。原因无他，到此时蒋认为早晚必定开战。既然必定开战而且我是弱者，那么我就要把战争打成我设计的那样。我的作战计划此时若不执行，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执行了。主动开战，才有把我的作战计划执行的可能。其思维方式与日本主动开战十分类似。按照这种逻辑打起来的战争，在二战战中还不止是这两例。比如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如果不在苏联准备完毕之前，乘其不备而袭击，德国军队最大的闪电战和分割包围快速击溃敌军主力的二战致胜战术，在苏联巨大的领土空间里就根本得不到实施，而会全部变成斯大林格勒这样的攻坚战。

这一系列走向毁灭的决策，也是在一次次短期战场胜利中做出的。但这只是较小的诱因。寻其源头，在中国陷入长期消耗战而不得停，才是日本战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务实和比较合理的国策，在七七事变以后就因为表面上的“胜利”被放弃了。在夺取更多的中国领土过程中，它反而把自己陷入了战略陷阱，最后进入死地。这其中所谓的日军下克上固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日本落入了蒋介石的套中，这也是确凿无疑的。日本在战略上即不明智，也不成熟。

（四） 黄雀在后的斯大林

但日本的战略混乱和自戕，还远远不止于最后被迫进攻东南亚和进攻美国。首先，打全面中日战争就存在上面说过的需要考虑苏联偷袭其后背的问题。

日本占领满洲本来理论上就有陷入两线作战的危机，这与德国位处欧洲中央要考虑同时与法俄两线作战一样。但日本原来并不担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太弱并无力进攻满洲。日本历史上历次与中华民国谈判条件当中，永远有承认满洲国和防共这两条。因为日本的根本策略是，吞并满洲，但与中国讲和，要中国认识到北方强大的苏联才是中日两国共同敌人的想法。它颇有一厢情愿低想把把华北当作满洲与南京之间的缓冲区，而并不寻求主动开战，或者吞并华北。

而且，分析一下形势，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全面开打，决定抗战胜败最大的决定方，显然就是苏联。特别是日本在中国战局陷入胶着以后，如果苏联出兵，那么根本就等不到进攻美国，日本早就陷入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了。东亚的格局，俄日中三国演义，这就是基本的博弈逻辑。

在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的“不扩大派”反对扩大战争，因为这个三国博弈的推演本来就是相当明确的。

但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并不出兵对日本实行两面夹击，而是选择了对蒋介石进行战争物资支援，但不参战，即使是在1939年诺门坎战役中击败日本，仍然不乘胜追击，依然绝不参战。这就是抗战吊诡的地方了。

决定抗战成败的关键在苏联，蒋介石不是傻瓜，当然早就知道苏联能起的决定性作用，多次苦求斯大林出兵，无果。当日军在华北、长江与国军陷入胶着的时候，苏联如果乘机出兵东北，应该是夺回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满洲的好机会。为什么斯大林看着明摆着的便宜不占呢？到这里，抗战的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了。

看看二战和中国大事的时间线吧：

1935年10月：蒋介石刚完成围剿胜利，把红军赶到了陕北，但苏联不但不支援中共，反而主动与蒋介石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正式请苏联出兵打击日本（这个举措犹如当年甲午之后的大清为了报复日本而签订的清苏密约）
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面临两线作战危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斯大林强迫中共释放蒋介石，并奉蒋抗日，而不是杀蒋奉张学良为国军领导抗日
1937年7月：七七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1937年9月：蒋介石参谋次长杨杰访苏，再次请苏联出兵，斯大林表示：中国至少目前可以顶住，一旦中国挡不住，苏联会考虑出兵
1939年5-8月：诺门坎战役爆发，日军战败，但苏联收手
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苏联德国瓜分波兰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
各位看明白了没有？本来德日结盟的首要目的，就是共同对付苏联。结果斯大林以电光火石的速度，让中日全面开打，然后转身又与德国瓜分了波兰，解除了两线作战的危险，还扩展了疆域。因为要对付蒋介石，日本就无力再想着与苏联作战，任何可能的攻苏计划就破产了。而斯大林然后华丽转身，与日本中立签约，让蒋介石自己去挨揍吧。

有理由猜测，蒋介石根据中日苏在东亚局部的形势，觉得苏联应该会在他挑起淞沪战争以后参加进来形成二打一的局面，也有理由猜测斯大林故意让他觉得这种可能存在，所以才有1937年9月蒋的参谋长访苏再次提出请求苏联出兵的事情。但结果却是蒋失算了，苏联请君入瓮，然后自己作壁上观。

至此，斯大林同志表演了一番步步为营，玩弄全世界于股掌之间的高妙棋局。从一开始1935年面临危险的两线作战，到1941年完成西线夺取了一半波兰，东线让蒋介石带领中国人做了他的人肉盾牌。斯不但完全扭转了形势，而且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可谓四两拨千斤，是真正的博弈高手。而蒋介石和日本，都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间。斯大林的手段，包括诺门坎战役之后的克制，包括对西安事变中中共的打压，逼延安放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抗日，都可谓判断精准，棋高一着。到1941年，希特勒发动的巴巴罗莎计划之前，在整个世界中，可以说斯大林是最大赢家。

而最愚蠢的就是日本。从一开始的联合德国反苏，逐渐在二战进程中变成了跟着德国反英；在东亚，又从联中防共（苏）为起点，却落到了跟苏联签中立协约，然后陷于中国泥潭，再主动进攻英美，自取灭亡。到45年，日本最后见证了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重新夺取满洲的结果，而日本的战略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保住满洲的利益。日本一系列行为，可以说是正好从反面印证了斯大林同志高超的国际政治外交艺术。

行文至此，抗战的历史真相，就基本清楚了。这本就是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蒋介石让日本人走入他的战略节奏，但同时，斯大林又让蒋介石和中国做了苏联的人肉盾牌。斯大林是玩弄代理人战争的老手，后来在50年又让中国与美国开战，最后得益的当然都是苏联。

（五） 忍不住诱惑的领袖与寻求毁灭的”人民”

那难道蒋介石那么笨，就是斯大林的提线木偶吗？上面说到蒋介石其实是明白其中的道理的。他自己就说过：我是在为斯大林在作战。那为什么37年他还是选择了开战？

这其中当然有错判的原因：第一，前面讲过的，他可能错误判断了苏联会出兵。第二，他可能错误估计了也许日本决心不大，那么他可以自己以虚声恫吓，“以战求和”。也就是乘日本下不了决心与他决战，从而达成有限目标，比如：让中央军进驻华北以逐渐把华北的西北军旧部收编回中央，或者把日本驻军从武汉和上海赶走。但因为国军战斗力太差，局部战果都得不到，反而演变成投入越来越大，全面开战。

但可能最大的原因是，蒋本来就想着通过抗战，逼迫地方势力被中央收归其管控，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

蒋在27年北伐胜利以后，逐步完成了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实际上各地依然处于分裂状态。蒋介石需要以剿共为名，才能跟随红军进入四川，把四川建成抗日后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华北和西北，主要仍然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的地盘。山西是阎锡山的。桂系则占领中国中南和广西，蒋的手也插不进去。即使是失去东北的张学良，也独立于蒋行动，与共产党通谋而发西安事变。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情况与中唐十分相似。虽表面上“平定”安史之乱，但依靠的本来就是各路诸侯和史朝义的叛军。战后各地名义上依附中央，但拥有独立财政军事和行政体系。

这就是1935年签的《何梅协定》的背景：日本要中央军退出华北，而宋哲元也甘愿作华北缓冲地带的藩镇之主，在蒋介石与满洲的日本之间博取一个独立的地位。

于是，在七七事变以后，蒋趁机派孙连仲向华北进军，试图借此机会撕毁《何梅协定》。但不料在接下来的国际调停中，7月21日，英国大使发现何应钦确实答应了日方梅津美治郎的条件，从而退出调停。这样，蒋反而陷入被动。也就是说，他弄巧成拙了。中央军北上本是为了申张在华北的中央政府权力，但现在反而在列强眼中坐实了华北割据是有何应钦签过的《何梅协定》所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以后，华北不属于中央就不但是即成事实，而且是有国际列强认可、以及有条约保护的现实了。

就是在这个形势下，蒋在本没有准备好全面抗战的情况下，命令张治中进军上海，启动了他预谋已久的由东向西的苦肉计型抗战计划。而地方派系，迫于舆论压力，也迫于中日全面开战以后，他们在日军进攻下也会地盘不保，参与到了淞沪会战之中。各路军阀被蒋介石成功地绑架上了抗日战争民族大义的旗帜下，投入全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参与到了八一三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才是真正的全面抗战的开始。这里15位高级将领阵亡，30万国军伤亡，其中包括最精锐的中央军德械师，桂系第7军，东北军67军，粤军第4军，宋子文税警部队等。淞沪抗战的结果是中国军队不但损失惨重，而且是全线的大崩溃，然后南京轻易陷落。但同时，各路军阀也就不得不加入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战了。这点上来说，蒋的谋略是成功的。
37年前，在一个藩镇割据的中国，蒋的领袖地位主要是名义上的。但抗战过程中，蒋消耗了地方势力，并依靠控制外国军援（先苏联后美国）和财政，逐步削弱地方军力。抗战结束以后，国军的五大王牌，全部都是蒋的嫡系部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的军事援助，武装了蒋的新一军、新六军、土木系等等，而桂系等没有分到。到45年以后内战开打，地方军阀傅作义、白崇禧等，对共军作战始终出工不出力，甚至最后投降，这也是重要原因。蒋介石挑起的全面抗战，，心里考虑的不光是民族大义，自己的小九九也许更加重要。

当然，这也可以有正面的解读，中国抗战之前是四分五裂的。抗战了，才有全国同声共气，同仇敌忾。八年抗战的牺牲，本来就是塑造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构建过程中必要而且是唯一有效的神话。没有清晰的外部，就没有清晰的内部。只有对日本血战八年，各个地方上的中国人，才会认同他们确实是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因为有日本这个共同的仇敌。

但作为中国的普通人，真的需要抗战吗？

我们先看看，如果中国忍辱负重，需要接受什么吧。1937年7月11日，华北29军与日方达成的停战协定条件：“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令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在芦沟桥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各抗日团体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7月19日的细目：“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军道歉；二、第二十九军从平津、芦沟桥、永定门以东撤退；三、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等停战条件。”

再看看，抗战胜利的成果是什么吧。表面上，打败日本，中国成了胜利者，而且收回了东北和台湾，成了联合国五常，大获全胜，扬眉吐气。实际上呢？造就了强大的苏联，养大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中国沦陷为共产主义地区，享受了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荼毒。其中还有更为可悲的一段插曲，1950年中国再次为斯大林作人肉盾牌，秘密参与韩战偷袭联合国部队，与美国开战差点引火烧身。

拿这两个结果对比，从我这种普通人角度来看，如何选择应该是毫无悬念的。停战条件可以说是太容易接受了。如果杜鲁门听了麦克阿瑟的提议，中国就是第二个吃原子弹的国家。虽然中国侥幸躲过了这次灾难，可后来还是有1969年苏联准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但被美国阻止的第二次危机。靠着美国的选择，两次躲过原子弹，中国人运气不错。但他们不知道统治者错误的选择，曾经让自己离原子弹的距离如此之近，还为所谓的抗战胜利沾沾自喜，骄傲无比。他们忘了本来抗战胜利也是一个神话，依靠的依然是美国出手。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部分研究者说：当时的中国，人民早已再也不能忍受日本的欺负了。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当时中国的舆论，就是如果你不奋起抗日，你就要下台，中国人民就会要求换一个领袖来抗日。

这种说法的鼓动性很强，似乎振奋人心。但真的是这样吗？

抗战开打以后，河南人曾经帮着日军打国军。原因很简单，因为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国军不如日军，第一放开黄河淹了平民，第二国军劫掠百姓，而日军军纪更好。中国近代的历史宣传中，抗日的正义性总是不容置疑的，身为中国人，当然不能接受外国人的统治。但现代中国人忘了，中国传统文明恰恰与这种种族为界限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儒家学说中，统治者是什么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治者对百姓是否仁义。这才是为什么孔子作为商人后裔，却说：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毛泽东虽然是汉人，但他率兽食人，孔子如果活到现在，是一定会在毛与日本之人间，选择日本人的。这也是为什么，汉族士大夫的曾国藩李鸿章，为满清效力剿灭太平和捻军，并无任何不适。

那些总是感叹中国人为什么汉奸那么多的人，其实自己也不见得更加爱国。战争真来了，他们会比普通人更快地成为汉奸而谋求从新统治者那里得到封赏。五四运动的领袖梅思平，打曹汝霖的时候带头在前，等到日军真的来了，他为日本人效力也一样为众人先。这就是中国历代所谓的“清流”、“主站派”一贯的嘴脸。他们在民间，就表现为喜欢放嘴炮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舆论，但日本侵华期间，真正为国家死节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战死的军人和伤亡的平民却是以千万计的。

爱国学生，是不惜牺牲他人来爱国的另一个群体，在中国进行过深入调研的石原莞尔有一针见血的指出： 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所谓的学生抗日运动，明明就是中共的身影潜伏其中。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中共领导的，领袖中有日后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和江青前夫黄敬。

当时中国人民不能再忍让的说法，涵盖的只是知识分子学生人群。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和游行上街就可以爱国了。而真上战场的士兵和普通百姓，是没人去调查统计过他们的意见的。

抗战过去近90年了，作为政治正确，作为民族构建神话，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不可动摇。但它的真相远远没有记忆中那样高大上。中国生灵涂炭，神州焦土，却是打了一场国家领袖蒋介石主动找来打的战争。在民族大义的幌子下，是无数普通人为了国家领袖的私心做了牺牲。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中共说，只有蒋介石才能真正领导中国抗日。如果你在那一刻看到电文，会以为斯大林说的抗日是夺回东北的意思。你绝不会想到，几个月之后，中国就要面临伤亡几千万人的惨重代价去和日本在关内作战。回首往事，你不得不佩服斯大林“未卜先知”，感叹蒋介石甘做提线木偶和引狼入室。

【1】郭岱君，《重探抗战史》，2022
【2】程中原，《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的标志究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年11月28日
【3】西安事变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