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5月，梁鸿站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她看到世界各地的女性把额头顶在古老的城墙上诉说。她也轻轻用额头去触碰粗粝的墙面。那一刻，她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倔强又孤独的少年——“他的精神如此痛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梁鸿写道：“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就像被刀划过一样，痛得浑身发抖。”
她开始追问：我们到底在哪里错过了孩子？
据《2022年中国国民抑郁症蓝皮书》，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30%，青少年患病率15%—20%，接近成人水平。位于北京海淀区黄庄的一家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中心，2024年接到一万两千次咨询，其中71%是未成年。而这些孩子的家长看起来比孩子更焦虑——他们希望孩子尽快好起来，送回学校，就像修复一台出故障的机器。
自2022年起，梁鸿走进北京海淀、滨海市（化名）和丹县（化名），采访休学青少年，了解他们背后的家庭、学校和治疗机构。最终，写下了《要有光》。
她发现，无论是精英家庭、普通中产家庭还是乡镇家庭，都存在相似的困境与焦虑。
在滨海市，梁鸿见到了主动联系她的雅雅。雅雅从小是“别人家孩子”，直到她进入滨海市最好的高中，这里汇集了全市的好学生。她焦虑、恐惧，无法上学，爸爸跪在她面前磕头，叫喊：“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
在北京海淀，吴用质问母亲陈清画：“在历史性的选择中，你们都没有选择我，你让我过度暴露在教育的创伤下······我只有重新开始，一件一件把这些事情克服才能活下去。”
在丹县精神卫生中心，12岁的娟娟胳膊上、小腿脚踝处都有深深浅浅的印子，她喜欢玩游戏，一次次因为游戏和母亲争吵、割腕。
书中遍布受伤、生病的孩子，有时甚至找不到明确原因。非虚构作品的意义，是让你注视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和氛围。正如精神科医生张殊所说：“生病的人在替我们受苦。”孩子是最敏感、最先感到痛的人，像社会的神经末梢，所有问题都在他们身上显现。
以下是青年志和梁鸿的对话：
采访&文|翟锦
编辑|阳少
在滨海市，梁鸿见到了主动联系她的雅雅。雅雅从小是“别人家孩子”，直到她进入滨海市最好的高中，这里汇集了全市的好学生。她焦虑、恐惧，无法上学，爸爸跪在她面前磕头，叫喊：“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
在北京海淀，吴用质问母亲陈清画：“在历史性的选择中，你们都没有选择我，你让我过度暴露在教育的创伤下······我只有重新开始，一件一件把这些事情克服才能活下去。”
在丹县精神卫生中心，12岁的娟娟胳膊上、小腿脚踝处都有深深浅浅的印子，她喜欢玩游戏，一次次因为游戏和母亲争吵、割腕。
书中遍布受伤、生病的孩子，有时甚至找不到明确原因。非虚构作品的意义，是让你注视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和氛围。正如精神科医生张殊所说：“生病的人在替我们受苦。”孩子是最敏感、最先感到痛的人，像社会的神经末梢，所有问题都在他们身上显现。
以下是青年志和梁鸿的对话：
采访&文|翟锦
编辑|阳少
梁鸿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梁庄三部曲”：《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以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等。"
图片
01 一种巨大的疼痛
青年志：这本书的前言写了你在耶路撒冷哭墙处时感受到自己和孩子的痛苦，你在做母亲时有着什么样的境遇和挣扎？这个经历又怎么让你开始关注青少年抑郁的问题？
梁鸿：孩子小时候都很听话，但是当孩子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意识，他不再听话，你们有越来越多的碰撞，你不能再用绝对的权威去压制他了，他要开始反抗了。这都会让你觉得，诶！我一直觉得我妈妈做的还行，怎么突然间好像失效了？
我意识到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痛苦，全球青少年的抑郁率都在增长，我找了美国、日本的数据，也很触目惊心。当然每个文化语境下的问题和原因又不太一样，但呈现的结果就是抑郁率普遍很高。新加坡总理也看到小孩普遍精神萎顿的状态，提出一定要给我们下一代创造相对宽容的环境。
当我在写下那句话的时候，固然有我作为母亲感受到的痛苦，这背后又蕴藏着太多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我想写下那些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氛围。
青年志：当你与老师、校长、家长们接触时，你感受到他们的状态是怎样的？他们各自承受着什么？
梁鸿：大多数的校长老师都很焦虑，觉得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又很难应对。我采访的胡子老师，他在乡村、城郊学校都当过校长，现在是丹县中心小学的校长，这是全县家长趋之若鹜的地方。
当他是一个两千人学校的校长时，半小时的大课间，孩子们可以在操场玩，音乐老师编舞，几个体育老师照顾，大家在操场又蹦又跳，非常的开心。但是一个七千人的学校，他就得琢磨怎么轮换使用操场，一二年级课间微运动，在教室里做眼保健操；三四年级到操场。然后再换过来。
教育部一直在出各种应对政策，比如减负，比如要求孩子们必须有一些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但中心学校人太多，教室不够，他们就只能占用舞蹈教室，搞社团活动时再把教室腾出来，天气好的时候就在室外上。他说超级学校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空地盖成房子。
而且当课外活动变成任务时，也需要老师们牺牲自己的时间，本来三点放学，结果变成五点、六点，孩子在校时间至少有十一个小时（有午餐供应），和教育部原来规定的“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六小时”也是违背的。
家长们也焦虑，我们经常探讨到底哪里出现问题，该怎么办。很多家长觉得这种焦虑和痛苦是无法诉说的，不知道跟谁讲，不知道怎么面对孩子的情绪，不知道该不该给孩子看病吃药？
青年志：采访的过程里，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梁鸿：疼痛，一种巨大的疼痛，还有一种困惑，我们该做点什么？
我虽然看了一些资料和数据，但是接触孩子时依然很意外。孩子们如此鲜活，对世界的认识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在痛苦中如此挣扎，但是家长视而不见。我们对孩子们做了什么？到底给孩子带来了什么？
娟娟才12岁，是我采访里最小的孩子，她被家人判断为游戏成瘾，会割手腕，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我和几个医生去她家里聊天，王振医生注意到娟娟家里的环境，枯燥、单调，没有朋友、书籍、没地方玩。大家原本想化解她和妈妈的矛盾，结果变成对孩子的围攻。她的亲戚是最典型的家长代表，反复从妈妈如何付出、家庭如何艰难、你不学习对不起妈妈这几个角度对她进行入侵式说教，一直在否定和批判她。你感觉孩子像困兽一样，被她自己困住、母亲的话语困住、被家庭的处境困住。
我还原了当时的对话，非常长，我想找到，我们在哪里错过了孩子？当我们对孩子说，你肯定会再要钱的，你作业肯定会写不完的，你肯定会打游戏的，你肯定会熬到3、4点。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孩子了，这是对孩子巨大的不信任。
青年志：相比北京、滨海市的孩子，农村孩子的痛苦似乎更难被清晰地表述和归因、更混沌。为什么会这样？
梁鸿：乡村更加复杂。像在北京和海滨市的很多老师家长都在努力去理解孩子，也会反思自己的问题。但是花臂少年的爷爷，他几乎没有教育的可能。他自身的痛苦已经太深重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少年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生活完全是隔离的，他不知道能怎么办，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花臂少年尽快出院、相亲、找对象结婚。
花臂少年是在贫瘠的、枯燥的环境下长大的留守儿童，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变成精神分裂，我们都不知道，他自己、亲人都说不出来。他曾和几个朋友去上武校，那也是很多留守少年的去处，有时是家长希望学校的“暴力性”可以约束孩子，有时孩子希望学到武艺，到社会上做一个强人。每次聊到这里，花臂少年的语言破碎、混沌，只知道他上武校时每天都在挨打。
王振医生问爷爷你能不能监护花臂少年吃药，如果他能坚持吃药，他或许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但是爷爷没法理解这些。这就是我觉得最痛苦、最绝望的地方。后来花臂少年出院后又回到了精神病院。
现在农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事情还没完，我们没看到还有很多破碎的地方。
青年志：你在采访这些孩子时，是否也会想到自己成长的经历？那一代人的求学与今天的孩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梁鸿：我是初中毕业就考了中专。当时家里很贫穷，我姐姐当年就给我写：上学是你唯一的出路。当时中专老师还是包分配的，有固定的收入，大家都想考上中专，没有那么强的社会氛围告诉你必须成功，因为那时候成功是非常稀少的，能考上中专也很稀少。
那时候上学确实带着功利的动力，但和今天的功利又不一样。我们都是自己想要上学改变命运，不像今天，巨大的学习压力会导致孩子崩溃。
学校也不会像今天一样。比如我写权中的一天，你必须5:30起床，5:50到班，6:05站着背书，7:10吃早饭，只有20分钟，时间按照分秒计算，二十分钟的大课间是抢厕所的高峰期，四百多人抢六个坑位，几乎所有人都有痔疮和便秘。有的学校班里面有监控，你抬头就被罚。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梁庄三部曲”：《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以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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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种巨大的疼痛
青年志：这本书的前言写了你在耶路撒冷哭墙处时感受到自己和孩子的痛苦，你在做母亲时有着什么样的境遇和挣扎？这个经历又怎么让你开始关注青少年抑郁的问题？
梁鸿：孩子小时候都很听话，但是当孩子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意识，他不再听话，你们有越来越多的碰撞，你不能再用绝对的权威去压制他了，他要开始反抗了。这都会让你觉得，诶！我一直觉得我妈妈做的还行，怎么突然间好像失效了？
我意识到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痛苦，全球青少年的抑郁率都在增长，我找了美国、日本的数据，也很触目惊心。当然每个文化语境下的问题和原因又不太一样，但呈现的结果就是抑郁率普遍很高。新加坡总理也看到小孩普遍精神萎顿的状态，提出一定要给我们下一代创造相对宽容的环境。
当我在写下那句话的时候，固然有我作为母亲感受到的痛苦，这背后又蕴藏着太多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我想写下那些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氛围。
青年志：当你与老师、校长、家长们接触时，你感受到他们的状态是怎样的？他们各自承受着什么？
梁鸿：大多数的校长老师都很焦虑，觉得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又很难应对。我采访的胡子老师，他在乡村、城郊学校都当过校长，现在是丹县中心小学的校长，这是全县家长趋之若鹜的地方。
当他是一个两千人学校的校长时，半小时的大课间，孩子们可以在操场玩，音乐老师编舞，几个体育老师照顾，大家在操场又蹦又跳，非常的开心。但是一个七千人的学校，他就得琢磨怎么轮换使用操场，一二年级课间微运动，在教室里做眼保健操；三四年级到操场。然后再换过来。
教育部一直在出各种应对政策，比如减负，比如要求孩子们必须有一些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但中心学校人太多，教室不够，他们就只能占用舞蹈教室，搞社团活动时再把教室腾出来，天气好的时候就在室外上。他说超级学校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空地盖成房子。
而且当课外活动变成任务时，也需要老师们牺牲自己的时间，本来三点放学，结果变成五点、六点，孩子在校时间至少有十一个小时（有午餐供应），和教育部原来规定的“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六小时”也是违背的。
家长们也焦虑，我们经常探讨到底哪里出现问题，该怎么办。很多家长觉得这种焦虑和痛苦是无法诉说的，不知道跟谁讲，不知道怎么面对孩子的情绪，不知道该不该给孩子看病吃药？
青年志：采访的过程里，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梁鸿：疼痛，一种巨大的疼痛，还有一种困惑，我们该做点什么？
我虽然看了一些资料和数据，但是接触孩子时依然很意外。孩子们如此鲜活，对世界的认识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在痛苦中如此挣扎，但是家长视而不见。我们对孩子们做了什么？到底给孩子带来了什么？
娟娟才12岁，是我采访里最小的孩子，她被家人判断为游戏成瘾，会割手腕，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我和几个医生去她家里聊天，王振医生注意到娟娟家里的环境，枯燥、单调，没有朋友、书籍、没地方玩。大家原本想化解她和妈妈的矛盾，结果变成对孩子的围攻。她的亲戚是最典型的家长代表，反复从妈妈如何付出、家庭如何艰难、你不学习对不起妈妈这几个角度对她进行入侵式说教，一直在否定和批判她。你感觉孩子像困兽一样，被她自己困住、母亲的话语困住、被家庭的处境困住。
我还原了当时的对话，非常长，我想找到，我们在哪里错过了孩子？当我们对孩子说，你肯定会再要钱的，你作业肯定会写不完的，你肯定会打游戏的，你肯定会熬到3、4点。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孩子了，这是对孩子巨大的不信任。
青年志：相比北京、滨海市的孩子，农村孩子的痛苦似乎更难被清晰地表述和归因、更混沌。为什么会这样？
梁鸿：乡村更加复杂。像在北京和海滨市的很多老师家长都在努力去理解孩子，也会反思自己的问题。但是花臂少年的爷爷，他几乎没有教育的可能。他自身的痛苦已经太深重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少年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生活完全是隔离的，他不知道能怎么办，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花臂少年尽快出院、相亲、找对象结婚。
花臂少年是在贫瘠的、枯燥的环境下长大的留守儿童，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变成精神分裂，我们都不知道，他自己、亲人都说不出来。他曾和几个朋友去上武校，那也是很多留守少年的去处，有时是家长希望学校的“暴力性”可以约束孩子，有时孩子希望学到武艺，到社会上做一个强人。每次聊到这里，花臂少年的语言破碎、混沌，只知道他上武校时每天都在挨打。
王振医生问爷爷你能不能监护花臂少年吃药，如果他能坚持吃药，他或许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但是爷爷没法理解这些。这就是我觉得最痛苦、最绝望的地方。后来花臂少年出院后又回到了精神病院。
现在农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事情还没完，我们没看到还有很多破碎的地方。
青年志：你在采访这些孩子时，是否也会想到自己成长的经历？那一代人的求学与今天的孩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梁鸿：我是初中毕业就考了中专。当时家里很贫穷，我姐姐当年就给我写：上学是你唯一的出路。当时中专老师还是包分配的，有固定的收入，大家都想考上中专，没有那么强的社会氛围告诉你必须成功，因为那时候成功是非常稀少的，能考上中专也很稀少。
那时候上学确实带着功利的动力，但和今天的功利又不一样。我们都是自己想要上学改变命运，不像今天，巨大的学习压力会导致孩子崩溃。
学校也不会像今天一样。比如我写权中的一天，你必须5:30起床，5:50到班，6:05站着背书，7:10吃早饭，只有20分钟，时间按照分秒计算，二十分钟的大课间是抢厕所的高峰期，四百多人抢六个坑位，几乎所有人都有痔疮和便秘。有的学校班里面有监控，你抬头就被罚。
纪录片《高考》
02“我就是不喜欢弱者，哪怕是我的儿子”
青年志：北京这三个家庭里，无论“鸡娃”还是“放养”，最后都走向了类似的崩塌，好像怎么做都不对？
梁鸿：我为什么坚持非虚构文学，就是因为可以把我们生活内部的复杂性写出来。我希望大家看到并非卷了就不对，不卷就对。而是我们的思维内部有了问题，我们的家庭关系、学校系统、整个社会系统都出现了问题。
就像李风的妈妈文莉秉持快乐教育和放养，但是李风依然厌学休学，他学习不好，不能评优，不能参与班级活动，不被老师重视，他被完全隔离了起来。在家里，因为学习不好，也没人支持他。学校里那么多考试、排名，那就是一种驱逐，李风是被驱逐出来的人，如果全社会以此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标准，除此之外的孩子都被定义成失败者，是不是很可怕？
青年志：在北京海淀这样的地方，家长有资源、有认知，也有反思能力，但孩子依然痛苦，教育的结果依然“失败”。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梁鸿：北京海淀的家长几乎用尽了全力。比如陈清画一直陪着孩子；文莉虽然提倡快乐教学，也有资源让孩子上最好的中学；沈春为了照顾孩子高考，停薪留职三年。但越爱孩子，孩子的痛苦往往越深。我们的爱往往和孩子擦肩而过，甚至是背道而驰。
陈清画的孩子聪明努力，是北大清华的苗子，老师们也很喜欢他。但孩子说：“刷题和思考是相悖的，我刷不下去了。”陈清画和大多数家长的想法是——熬过这三年就好了，考上北大清华，之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她努力推动孩子去读书，哭着说，你要上学，如果不上学，你就是失败的，我作为妈妈也是失败的。吴用说，当妈妈用哭声让他就范时，这是对他极大的背叛。他感受到倾轧式的立场，无力应对，只剩毁灭感。
文学的作用就在这里，让那些日常化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很新鲜。把日常重新擦亮，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在那些残忍的地方。
比如文莉说，李风学习不好，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虽然家长也有责任，但根本上是他的事：“我就是不喜欢弱者，哪怕是我的儿子。”这句话很残酷，但我们心里很多时候也会看不起孩子——为什么明明可以是100分却是98分？为什么在班级是倒数？我们愤怒、失望，也同时在看不起他们。
青年志：海淀的家长反思就像做了一场梦，自己和身边所有朋友都被席卷进去，大家都是聪明人，但个人力量仿佛无法抵抗。为何如此？
梁鸿：可能每个家长都是懦弱的家长，我写这本书，也是在反对自己。
我们面对老师的发言恭恭敬敬，是老师的传声筒；对孩子甚至比老师还严厉，生怕他们不听老师的话。我们在生活中有爱，但是对孩子却更加苛刻，因为在家庭里，他们最弱势，也最容易被控制。
吴用说，本来家庭应该成为一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他在学校累了，回来可以休息一下。可他一进家门，看到的就是妈妈那张担心他写不完作业的脸。这个表情让他就范，家庭成了学校的延续。
沈春的孩子没有考上北大清华，去了国外上学，她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失败了——她没完成母亲的责任。但这个失败也让她反思，过去十年里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身边所有朋友都被席卷进去，太多的焦虑、算计，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整个社会都在编织这场梦：考试机制、自媒体、教育机构、各种升学竞赛班，共同制造出一个狭窄的通道，个人几乎无法抵抗。家长被裹挟其中，又把社会的评判标准原封不动地施加给孩子。
青年志：在这种环境下，即使家长不逼迫孩子，孩子自己也常常会逼迫自己。
梁鸿：心理咨询师说很多优等生都容易焦虑。雅雅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当她到了一个新的高中，那里集中了所有的好学生，她说大家都像怪物一样，她觉得竞争不过，所以一下子就垮掉了。
这是很多孩子都经历过的，也是我们身边所有人告诉你的，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我们必须是前几名，如果一旦掉下去，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精神就没有了支撑。
我还采访过另外几个女孩子，但是因为篇幅原因没有放进去，其中一个女孩子英语特别好，英语老师特别看重她，给她单独布置学习任务，让她每周背一篇新概念课文。看起来是好事，但她学习任务已经很重了，她每天上课看到英语老师就非常紧张，到最后她紧张到不敢上学，不敢见英语老师，休学了一段时间。
这也不是说英语老师不好，而是说我们意识不到这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压力。
02“我就是不喜欢弱者，哪怕是我的儿子”
青年志：北京这三个家庭里，无论“鸡娃”还是“放养”，最后都走向了类似的崩塌，好像怎么做都不对？
梁鸿：我为什么坚持非虚构文学，就是因为可以把我们生活内部的复杂性写出来。我希望大家看到并非卷了就不对，不卷就对。而是我们的思维内部有了问题，我们的家庭关系、学校系统、整个社会系统都出现了问题。
就像李风的妈妈文莉秉持快乐教育和放养，但是李风依然厌学休学，他学习不好，不能评优，不能参与班级活动，不被老师重视，他被完全隔离了起来。在家里，因为学习不好，也没人支持他。学校里那么多考试、排名，那就是一种驱逐，李风是被驱逐出来的人，如果全社会以此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标准，除此之外的孩子都被定义成失败者，是不是很可怕？
青年志：在北京海淀这样的地方，家长有资源、有认知，也有反思能力，但孩子依然痛苦，教育的结果依然“失败”。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梁鸿：北京海淀的家长几乎用尽了全力。比如陈清画一直陪着孩子；文莉虽然提倡快乐教学，也有资源让孩子上最好的中学；沈春为了照顾孩子高考，停薪留职三年。但越爱孩子，孩子的痛苦往往越深。我们的爱往往和孩子擦肩而过，甚至是背道而驰。
陈清画的孩子聪明努力，是北大清华的苗子，老师们也很喜欢他。但孩子说：“刷题和思考是相悖的，我刷不下去了。”陈清画和大多数家长的想法是——熬过这三年就好了，考上北大清华，之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她努力推动孩子去读书，哭着说，你要上学，如果不上学，你就是失败的，我作为妈妈也是失败的。吴用说，当妈妈用哭声让他就范时，这是对他极大的背叛。他感受到倾轧式的立场，无力应对，只剩毁灭感。
文学的作用就在这里，让那些日常化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很新鲜。把日常重新擦亮，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在那些残忍的地方。
比如文莉说，李风学习不好，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虽然家长也有责任，但根本上是他的事：“我就是不喜欢弱者，哪怕是我的儿子。”这句话很残酷，但我们心里很多时候也会看不起孩子——为什么明明可以是100分却是98分？为什么在班级是倒数？我们愤怒、失望，也同时在看不起他们。
青年志：海淀的家长反思就像做了一场梦，自己和身边所有朋友都被席卷进去，大家都是聪明人，但个人力量仿佛无法抵抗。为何如此？
梁鸿：可能每个家长都是懦弱的家长，我写这本书，也是在反对自己。
我们面对老师的发言恭恭敬敬，是老师的传声筒；对孩子甚至比老师还严厉，生怕他们不听老师的话。我们在生活中有爱，但是对孩子却更加苛刻，因为在家庭里，他们最弱势，也最容易被控制。
吴用说，本来家庭应该成为一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他在学校累了，回来可以休息一下。可他一进家门，看到的就是妈妈那张担心他写不完作业的脸。这个表情让他就范，家庭成了学校的延续。
沈春的孩子没有考上北大清华，去了国外上学，她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失败了——她没完成母亲的责任。但这个失败也让她反思，过去十年里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身边所有朋友都被席卷进去，太多的焦虑、算计，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整个社会都在编织这场梦：考试机制、自媒体、教育机构、各种升学竞赛班，共同制造出一个狭窄的通道，个人几乎无法抵抗。家长被裹挟其中，又把社会的评判标准原封不动地施加给孩子。
青年志：在这种环境下，即使家长不逼迫孩子，孩子自己也常常会逼迫自己。
梁鸿：心理咨询师说很多优等生都容易焦虑。雅雅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当她到了一个新的高中，那里集中了所有的好学生，她说大家都像怪物一样，她觉得竞争不过，所以一下子就垮掉了。
这是很多孩子都经历过的，也是我们身边所有人告诉你的，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我们必须是前几名，如果一旦掉下去，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精神就没有了支撑。
我还采访过另外几个女孩子，但是因为篇幅原因没有放进去，其中一个女孩子英语特别好，英语老师特别看重她，给她单独布置学习任务，让她每周背一篇新概念课文。看起来是好事，但她学习任务已经很重了，她每天上课看到英语老师就非常紧张，到最后她紧张到不敢上学，不敢见英语老师，休学了一段时间。
这也不是说英语老师不好，而是说我们意识不到这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压力。
纪录片《高考》
03 生病的孩子在替我们受苦
青年志: 在滨海市，阿叔的补习班成了很多厌学小孩最后的去处。为什么学校、家长、孩子都需要阿叔和这样的空间？
梁鸿：我们需要给孩子喘息的空间，但家庭里往往没有。阿叔作为局外人，提供了一个充分宽容、理解的环境，他站在孩子这边说话，而家长却常常迷茫、无助。不论在丹县、滨海还是北京，几乎所有家长都有带孩子到处看病的经历，却找不到办法，最后才有部分家长来到阿叔这里。
阿叔有一个鲜明、挑衅的观点：与其把时间花在家长身上，不如全部投入孩子。他认为家长的观念过于顽固，不值得教育，也不可能改变。家长总会反驳：“我们难道不够努力？不够受苦吗？我们省吃俭用、放弃工作和社交，把所有时间用在陪伴上，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几乎百依百顺，可就是上学苦一点也受不了。”
阿叔会用愤怒的声音反问：“所以你们就是愚昧，只站在自己角度看问题，永远不改变思维。你真的了解你孩子在想什么吗？”
青年志：在滨海市补习班工作的丰丽，是什么让她觉得必须要逃走？
梁鸿：丰丽在阿叔的补习班待了十来年，是最直接的观察者。补习班一开始招差生，打出去的招牌是能让你考上高中，来这里边补习的几乎都是在班级倒数的学生，她说她在这里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她讲大部分家长会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迁怒孩子，会为一点小事打孩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打小孩是最方便的、最安全的，他们不会反抗，一旦开始打孩子，家长就很难停下来，越打越上瘾——权威得到保证，情绪得到宣泄。
一旦孩子成为差生，家长对孩子的爱就变得非常有限，极端的像丢弃垃圾一样，大部分家长对孩子充满蔑视。他们在叙述孩子时，语言中所潜藏的批判、鄙视以及偏见，让人震惊。成为差生，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家长很难容忍这种失败。
她佩服阿叔，她说我必须要逃走了，因为她要结婚，她说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生孩子，有没有能量做母亲。
青年志：书里写到吴用母亲去找咨询师时，对方说“孩子有问题，父母一定有问题”。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能解释你看到的那些孩子的困境吗？
梁鸿: 我在访问时，几乎所有的心理咨询师都说，有问题的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一对有问题的家长。但这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张殊医生有个观点就是，生病的人在替我们受苦。孩子是最敏感的，承受力也比较差，很难像成人那样忍耐，就像灵敏剂，像整个社会的神经末梢，所有问题都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来。
青年志：为什么很多父母看不到孩子的痛苦？
梁鸿：敏敏在被父母安排复学之前，天天打游戏，她爸把她学习不好、休学归结为玩物丧志，但那时她就在准备自杀。开学前一天她吃药，耳鸣越来越严重、难受，最后她给她爸爸打电话，被送去了医院。在洗胃输液时他爸爸就说，“多洗几次胃她就不闹了。”
直到后来状态不好，敏敏被送去ICU，他才觉得真不对了，有所警醒。但是后来敏敏在医院好转了，她爸就恢复了那种嘲讽的、管理的态度。出院时她走去车上眼冒雪花，蹲在地上，她爸也不扶她，让她自己走过去，他自己拉开车门坐进去。敏敏后来告诉我：“他就是要管理我，让我觉得我错了。对我说话也是阴阳怪气的，说都是玩手机把我玩成这样，要把我的电子设备收回。”
这种嘲讽和控制无处不在——“你不是能吗？你自己去干！”“这家里都是我的，没有你的。”未成年孩子依附于父母，根本无法抗衡，这些话语直接扭断了孩子的坚持。父母常被自身焦虑裹挟，看不到孩子的痛苦，也缺乏支撑能力。
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就很难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也不会有共情，更难有认知和行为上的真正改变。
03 生病的孩子在替我们受苦
青年志: 在滨海市，阿叔的补习班成了很多厌学小孩最后的去处。为什么学校、家长、孩子都需要阿叔和这样的空间？
梁鸿：我们需要给孩子喘息的空间，但家庭里往往没有。阿叔作为局外人，提供了一个充分宽容、理解的环境，他站在孩子这边说话，而家长却常常迷茫、无助。不论在丹县、滨海还是北京，几乎所有家长都有带孩子到处看病的经历，却找不到办法，最后才有部分家长来到阿叔这里。
阿叔有一个鲜明、挑衅的观点：与其把时间花在家长身上，不如全部投入孩子。他认为家长的观念过于顽固，不值得教育，也不可能改变。家长总会反驳：“我们难道不够努力？不够受苦吗？我们省吃俭用、放弃工作和社交，把所有时间用在陪伴上，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几乎百依百顺，可就是上学苦一点也受不了。”
阿叔会用愤怒的声音反问：“所以你们就是愚昧，只站在自己角度看问题，永远不改变思维。你真的了解你孩子在想什么吗？”
青年志：在滨海市补习班工作的丰丽，是什么让她觉得必须要逃走？
梁鸿：丰丽在阿叔的补习班待了十来年，是最直接的观察者。补习班一开始招差生，打出去的招牌是能让你考上高中，来这里边补习的几乎都是在班级倒数的学生，她说她在这里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她讲大部分家长会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迁怒孩子，会为一点小事打孩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打小孩是最方便的、最安全的，他们不会反抗，一旦开始打孩子，家长就很难停下来，越打越上瘾——权威得到保证，情绪得到宣泄。
一旦孩子成为差生，家长对孩子的爱就变得非常有限，极端的像丢弃垃圾一样，大部分家长对孩子充满蔑视。他们在叙述孩子时，语言中所潜藏的批判、鄙视以及偏见，让人震惊。成为差生，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家长很难容忍这种失败。
她佩服阿叔，她说我必须要逃走了，因为她要结婚，她说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生孩子，有没有能量做母亲。
青年志：书里写到吴用母亲去找咨询师时，对方说“孩子有问题，父母一定有问题”。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能解释你看到的那些孩子的困境吗？
梁鸿: 我在访问时，几乎所有的心理咨询师都说，有问题的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一对有问题的家长。但这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张殊医生有个观点就是，生病的人在替我们受苦。孩子是最敏感的，承受力也比较差，很难像成人那样忍耐，就像灵敏剂，像整个社会的神经末梢，所有问题都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来。
青年志：为什么很多父母看不到孩子的痛苦？
梁鸿：敏敏在被父母安排复学之前，天天打游戏，她爸把她学习不好、休学归结为玩物丧志，但那时她就在准备自杀。开学前一天她吃药，耳鸣越来越严重、难受，最后她给她爸爸打电话，被送去了医院。在洗胃输液时他爸爸就说，“多洗几次胃她就不闹了。”
直到后来状态不好，敏敏被送去ICU，他才觉得真不对了，有所警醒。但是后来敏敏在医院好转了，她爸就恢复了那种嘲讽的、管理的态度。出院时她走去车上眼冒雪花，蹲在地上，她爸也不扶她，让她自己走过去，他自己拉开车门坐进去。敏敏后来告诉我：“他就是要管理我，让我觉得我错了。对我说话也是阴阳怪气的，说都是玩手机把我玩成这样，要把我的电子设备收回。”
这种嘲讽和控制无处不在——“你不是能吗？你自己去干！”“这家里都是我的，没有你的。”未成年孩子依附于父母，根本无法抗衡，这些话语直接扭断了孩子的坚持。父母常被自身焦虑裹挟，看不到孩子的痛苦，也缺乏支撑能力。
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就很难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也不会有共情，更难有认知和行为上的真正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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