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汉人穿的都是胡服

文/官仔发

之前引用《朱子语类》的“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朱熹认为宋代的人穿的几乎都是胡服（不符合《礼记》的服装），似乎有点语出惊人，但其实不然，不仅仅是宋代，而是从民风开放的唐代以来，前后法统相继的若干朝代，汉人穿的基本都是胡服。这是各代的文献就有清晰记载的：

唐代不用说了：

“武德来，妇人著履，规制亦重，又有线靴。开元来，妇人例著线鞋，取轻妙便于事，侍儿乃著履。臧获贱伍者皆服襴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旧唐书·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五·舆服》

五代十国国祚较短，不做考虑，宋代除了朱熹的《朱子语类》，大科学家沈括在自己的著作里也有谈：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𩎃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秋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

而且沈括出于自己的“职业习惯”，还指出了胡服版式设计的原因是“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窄袖、短衣、长靴、蹀躞，这些胡服元素，都已经融入到汉服当中。

元代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时代，在衣着问题上是相当包容的，在“国制”（蒙古传统）的前提下，可以“并从旧俗”：

“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元史·舆服志》

但可想而知，作为正统政权，蒙元对服饰文化影响是十分强烈的，以至于到了明初洪武元年，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发布诏书：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

但其实，且不说朱元璋要求恢复的其实也是来自胡服的“乌纱帽、圆领袍、腰带、靴子”，而且越到后来，明代从上到下的服饰又越来越接近元代的服装了。例如，从《明宪宗行乐图》看，皇帝自己就爱穿两截胡衣、头戴蒙式缀珠大帽，身边内侍也都做这等打扮：

明代中期以后流行的马褂、曳撒（Yesa），甚至是深受现代汉服粉丝喜爱的立领，其实都带有北方民族的影响。尤其是“曳撒”，其名称本身就是蒙古语“Jisün”的对音。

所以，不需要到1644年的清代才有“易服”这个事儿，在此前的历朝历代，唐宋元明，正朔王朝的汉人就已经穿着胡服了。清代的“易服”，只不过是从胡服A易到胡服B。

有评论认为：无论样式怎么变化，汉服的基本形制交领右衽，上衣下裳，宽衣大袖这些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只能说汉服带上了胡服元素，但不能说这就是胡服。篇幅所限，这里不讨论细节问题，只能打个比方，就算这是一杯好酒，从唐代开始，就往水里不断掺水，掺到宋代的朱熹都吐槽“大抵皆胡服”，掺了几百年，一直掺到明清交替，要说里面肯定还有酒精，但是否还能称得上是一杯“好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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