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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我要讨论的是一个偏理论的问题：红色中国现行的制度，到底属于什么制度？比如说，按经济类型分类，红色中国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算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国家。按治理模式分类，红色中国现在是计划经济模式，还是自由经济模式，或者算是丛林经济模式。按政治类型分类，红色中国现在是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或者算是贵族政体。唯有更加深刻的讨论这些问题，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中国。 在这里，我首先给出我的结论：我将红色中国这种特殊的制度类型，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模式。它最大限度的继承了由列宁发明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又有自己的创新，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不是共和政体，但也不是完全的君主政体，并且它的内部还存在极其严厉的社会等级体系。它从没有过实施真正的计划管理模式，同时它又坚决制止了自由经济的模式。将这些稀奇古怪的因素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帝国主义”模式。
首先，我要讲述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由列宁一手创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是虚构了一个所谓的“公有制”概念。它宣称由国家作为一种实体，实际持有全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实际控制全社会绝大部分的产业。而老百姓放弃这些资源和产业的对价，是由国家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全都由国家承担起来，由政府支付所有的成本。也就是说，原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实施公有制的前提是彻底的全民福利。 当然，到今时今日我们都知道了。将“国家”视为一种实体，一种相对真实的存在，这就是纯粹的胡扯。真正掌控国家的，始终都是少部分的人类罢了。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将资源和产业交到一个虚构的“国家”手里，本质上就是交到少部分的人类手里。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由极少部分权贵垄断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而他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向广大的民众提供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社会福利，保证老百姓不至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向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热量配给、住所和服装配给，这就是所谓的票证制度。 然而红色中国干了一件非常奇葩的事：它在建立起全面的公有制度的同时，完全没有建立全民福利体系的打算。在人口总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农村户籍人口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形式的社会福利，还要反过来承担工农业剪刀差，被剥夺掉任何积累财富的机会，于是只能世世代代进城承担所谓底层“农民工”的角色。至于城市户籍人口，能够真正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同样不值一提。住房福利在1999年就被正式取消了，此后城市居民就一脚踩进了高房价的陷阱里面，永世不能翻身。教育、医疗和养老都被产业化了，相关领域的福利只能说是聊胜于无。无论农民还是市民，事实上都没享受到什么福利。这也就意味着红色中国完成了一件非常残酷的事：顶层权贵拿走了整个国家的资源，但是没有向全体国民支付任何代价，连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代价都不需要支付。比如说，即将被疾病折磨至死的中国人需要打一针止疼针缓解痛苦，但是病人付不起这一针的钱，他能怎么办呢？他只能活活的痛死。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想象中的社会福利体系，能够支撑他体面的死去。搞笑之处就在于，全体中国人都觉得这样理所应当。在长年累月的洗脑之下，中国人是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存在“公有制”这种纯粹只是由列宁党人虚构出来的扯淡制度。顶层的极少数权贵可以打着“国家”的旗号随随便便的拿走任意的资源，不受任何约束，没有任何监督，还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 这种极端扯淡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仅仅只发生在当代的中国。中国古代的帝王们普遍都没能达到这种成就，他们对全国资源的盘剥能力，比不上当代红色中国顶层权贵的百分之一。当年的皇帝们占一座小山包打猎，都要被史官骂足一辈子。今时今日的红色权贵轻轻松松就能拿走千亿级的大集团，连新闻热搜都上不去，极个别的国人就算是看到这样的消息，也会义愤填膺的表示，这都是对领导人的污蔑，他们连其中的任何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相信！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红色中国的治理模式。我直接给出结论：红色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计划经济模式，包括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政治动乱时期，红色中国同样没有真正实施过计划模式。苏联式的计划模式在运行方面极其复杂：苏联组建了规格极高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其下的“总计算中心”，由数以千计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负责计算每一项商品的计划产量以及运输路径。比如要解决自行车的供应问题，总计算中心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数学模型，从采矿问题开始，在哪里采矿，采多少矿，运输到哪里冶炼成钢块，再由哪里打造出第一颗螺丝，由哪里生产出第一台自行车，然后再由哪里配送到全国，最终能够达成一种效率最高且成本最低的生产模型。总计算中心需要通过极其复杂的数学运算，才能给出这样的数学模型。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此制定整体计划，然后逐级分解计划，由各地的计算中心分别计算出自己的执行计划，最终形成一整套可以执行的生产计划网络。为了能够解决规模如此庞大的数学模型的计算问题，总计算中心发展起了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覆盖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各生产单位。到1967年的时候，由该总计算中心发展起来的BESM-6型计算机及其网络覆盖，已经覆盖了全国所有的计划管理部门和重点生产部门。在应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这一块，此时的苏联其实根本就不比美国差。并且因为应用场景更为广泛，所以此时苏联的计算机技术比美国还要强上三分。 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这套东西。中国式的经济计划从来都只是个别人的闭门造车胡编乱造，与现实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从国家计委发出来的第一天开始，就没人理睬。从来没有人把这套计划当回事，更没有人真正去执行这套计划。如果一定要说这套计划还有什么可看之处的话，那就是财政部紧随这套计划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会随之下拨一些财政资金。这些资金能够引起地方官员的一些兴趣。但也仅此而已，事后并没有针对这些资金的实际用途的审计机制。中国式的经济计划全都是垃圾，把它们打印出来都嫌浪费纸张。当然，其原因也非常容易理解：一直到2000年，中国都没能实现工业化，都还处于赤裸裸的农业时代，农业人口占据绝对多数。计划模式仅仅只能针对工业生产，对亿万农民发布计划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所以2000年之前的经济计划，压根就是多此一举。整个国家无非就是在演戏，假装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而到了2001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融入全球化大生产，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域经济竞争”模式，所谓的经济计划就更加扯淡了，压根就没人理睬。这里所说的市域经济竞争模式，指的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展开竞争。每一位地方主官都想尽所有办法拼经济，吸引资金和产业入驻，同时穷尽一切手段遏制竞争对手的产业经济发展。从2002年到2013年的黄金12年里，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其实就只履行了一项职能：调和地方之间的矛盾。省内各市的经济竞争矛盾由省政府调和，跨省的矛盾则由中央政府调和。这就是胡温所称的“不折腾”的真意。 我再强调一次，恰恰就是因为中央这种对经济完全放任的态度，才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黄金12年，来自欧美日韩的投资和产业蜂拥而至，各地的民间资本随之而动，中国的小老板先是单纯的接欧美企业的简单加工的单子，搞三来一补。把技术和商路摸透之后，小老板们就摇身一变，自立自强，反过来抢欧美人的单子，把欧美的企业干到走投无路，最后把整个欧美世界干出了产业空心化问题，欧洲和美国的传统工业区，全都变成了所谓的“铁锈地带”。在这整个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经济计划。比如说佛山的家电和家具产业，中山的灯具产业，东莞的服装鞋袜产业，全都是自己野蛮生长出来的。中央从来没有对这些城市下达过相关的经济计划，这些城市的小老板们也没有拿到过来自中央的一毛钱的财政支持。 如果只看表面的话，2002年到2013年的中国，更像是丛林经济模式。中央政府对一切微观层面的经济问题全都保持撒手不管的态度，放任你们底下的各路牛鬼蛇神展开最残酷的拼杀。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式的产业恶性竞争模式：所有企业的最高经营目标，永远都是要做大做强、唯我独尊，消灭其它所有的竞争对手。从华为到比亚迪，再到任意一家街边的小厂，全都秉持这一理念，并贯彻到企业的每一步生产活动之中。至于有钱一起赚，大家都保持合理的生产规模和利润率，这种相对温和的竞争的理念，在中国压根就不存在。 也就是说，在这黄金十二年里，中国人并没有建立起关于竞争的规则。所有人都处于丛林模式之中，普遍信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我的底线比你更低，那我就赢得理所应当。我把产品里的关键零部件全部替换成了更低强度的钢材，所以我挣了钱，这是我的本事，然后赢家通吃，我一下子就占领了所有的市场。你们这些还有道德底线的竞争者就活该全部破产倒闭。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对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毫无兴趣，认为这个玩意压根就不应该存在。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可以成为那个底线最低的赢家，不仅能在中国赢，走出国门也能赢。这就是黄金十二年里的中国故事——一段短暂的丛林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仅仅只发生在了中国。即便是在欧美工业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匪夷所思的全民无序竞争状态。
各位，你们必须清晰的意识到，当中国人都沉浸在这种比拼谁更没有底线的无序状态的时候，那么，结局其实非常确定了：当红色权贵放弃“不折腾”的原则，以最没有底线的状态横空出世，开始疯狂的掠夺财富和资源，那么，他们将没有任何对手。持续12年的丛林式的无序竞争状态，导致所有人都相互丧失了信任，也无法形成任何相对稳固的经济联盟，更加无法形成自我组织。所以，底层的老百姓在经济层面本身就已经是散沙和颗粒状态，顶层权贵再因势利导，进一步限制老百姓的自我组织，最终导致了今时今日中国人的原子化状态。业主委员会几乎组建不起来，勉强组建起来的也会很快陷入内乱状态。隔壁邻居相互不认识，上下电梯连招呼都不打。企业内部尔虞我诈，同事关系略等于仇敌关系。所有人只要走出校门，都会立刻原子化，与周边的所有人类都没有了任何物理上或者情感上的关联。而这种原子化状态，恰恰是红色权贵们一心要塑造的最佳秩序：唯有原子化的老百姓，才最合适分而治之。将其中的一部分老百姓定义为最下贱的种群，然后剥夺他们的财产，进而消灭他们的生命，毫无疑问，这将是最佳的治理策略。在这样的治理策略之下，红色贵族可以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永恒统治下去，直到永生永世。 于是，到现在这一刻，红色中国的政治模式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演化：顶层的红色贵族基于永恒统治的政治目标，形成了最为稳固的同盟。而底层的老百姓，则是彻彻底底的一团散沙，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只能被分门别类的摆上案板，一团团的接受宰杀。当然了，对于顶层的红色权贵来说，他们的总人数只有两百万人，要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仅仅靠他们自己这点人，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要拉拢一个群体：基层的官僚群体。这批人大概有8000万左右，覆盖了整个公务系统、事业单位，以及垄断型的国有企业。红色权贵必须要与这八千万人形成利益捆绑，所以他们必须保证这八千万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能够长期支持他们的统治。所以，这八千万人接下来一定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工资、加福利、加待遇，当然了，对他们的忠诚度的测试也会进一步升级。比如“禁酒令”这样的忠诚度测试，一定会进一步强化。
总结起来，中国的现行制度特征就是以下几条： 第一，200万红色权贵，联合八千万公务人员，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财富和资源。这算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第二，普通中国人的福利待遇极低，甚至可以说是负福利社会。红色中国放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必须要付出的全民福利代价，同时通过将老百姓原子化，彻底剥夺了老百姓的反抗能力，所以居然维持住了社会的稳定运转，这一点堪称是人类公共管理领域的奇迹。 第三，在决策层面，所有的政治决策权都集中在了顶层的红色权贵手中，普通老百姓不享有任何参与决策的权力。今时今日，所有政治决策都是自上而下，从中央直接发下来，各地机械性的执行。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基层自发的政治探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愿意主动尝试展开任何一项政策试验。 第四，在执行层面，红色权贵下发的决策，必须保证8000万公务人员的利益，尤其是必须保证这其中的500万科长的利益。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道理：科长治国。对科长们的集体利益造成损害的政策，将会被科长们以各种软磨硬抗的方式抵制执行。比如“财政过紧日子”的政策，减少地方债务发行的政策，现在已经全部失败，就是因为这些政策减少了地方基建开支，从而损害了科长们的利益。
这四条综合起来，就是中国式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四大核心特征。财富的高度集中、普通民众的负福利与高度原子化状态、决策层面的顶层极权，以及执行层面的科长治国。这四大特征的相互作用，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方向：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也没有福利，这一点必然会导致中国即将爆发的经济脆断，将会前所未有的惨烈，一定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但是同时，老百姓的高度原子化状态，又意味着整个社会不会泛起什么太大的波澜。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将会老老实实的饿死，根本就不会存在什么有组织的反抗。顶层的红色权贵将会维持非常稳定的政治联盟，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稳定的统治下去。而基层的科长们，将会获得超高的福利待遇，从而坚定的与红色权贵们站在一起。这，就是各位注定要面对的未来。只要中国这四大制度特征依然存续，那么，这个未来就不可改变。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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