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文/梁启超

一

民族与种族异。种族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一种族可析为无数民族，例如条顿种族析为英、德等民族，斯拉夫种族析为俄、塞等民族；一民族可包含无数种族，例如中华民族含有羌种族、狄种族，日本民族中含有中国种族、倭奴种族。

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一民族可析为两个以上之国民，例如中国当战国、三国、六朝时；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

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史记・楚世家》两载楚人之言曰：“我蛮夷也。”（一为西周时楚子熊渠之言，一为春秋初楚武王之言）此即湖北人当春秋初期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及战国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楚与居一焉，则其时楚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南越王佗自称“蛮夷大长”，此即汉文帝时，广东人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及魏晋以后，粤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满洲人初建清社，字我辈曰汉人，而自称旗人，至今日则不复有此称谓有此观念，故凡满洲人今皆为中华民族之一员。反之，如蒙古人，虽元亡迄今数百年，彼辈犹自觉彼为蒙人而我为汉人，故蒙古人始终未尝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

民族意识，曷为能发见且确立耶？举要言之，则：“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而具此意识者，即为该民族之一员，吾所释民族之意义略如是，今准此以论中华民族。

二

中华民族为土著耶？为外来耶？在我国学界上，从未发生此问题，问题之提出，自欧人也。欧人主张华族外来者，亦言人人殊，或言自中亚细亚，或言自米梭必达美亚，或言自于阗，或言自外蒙古，或言自马来半岛，或言自印度，或言自埃及，或言自美洲大陆。吾以为在现有的资料之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中国古籍所记述，既毫不能得外来之痕迹，若摭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吾非欲以故见自封，吾于华族外来说，亦曾以热烈的好奇心迎之，惜诸家所举证，未足以起吾信耳。

欲知中国何时始有人类，当先问其地气候何时始适于住居。据近年地质学者发掘之结果，则长城以北，冰期时已有人迹；即河南中原之地，亦新发现石器时代之遗骨及陶器等多具，则此地之有住民，最少亦经五万年。若不能举出反证以证实此骨非吾族远祖所遗，则不能不承认吾族之宅斯土已在五万年以上，故所传“九头”“十纪”等神话，虽不敢认为史实，然固足为我族渊源悠远之一种暗示。然则即云外来，亦决非黄帝、尧、舜以后之事。外来说之较有力者，则因有数种为此地稀乏之物，我先民习用而乐道之。例如玉为古代通宝，而除于阗外，此土竟无产玉之区，麟凤龙号称三灵，而其物皆中亚细亚以西所有。然此等事实，认为古代我族对西方交通频繁之证，差足言之成理，径指彼为我之所自出，恐终涉武断也。

复次，中华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据旧史，则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而后世所传姓谱，大抵非太岳胤孙，即高阳苗裔，似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然即以《史记》所纪而论，既已世次矛盾，罅漏百出。后乎此者，弥复难信。且如商、周之诗，诵其祖德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使二代果为帝喾之胤，诗人何至数典而忘，乃反侈陈种种神秘，以启后世“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怪论？故知古帝王之所自出，实无从考其渊源。揆度情理，恐各由小部落崛起，彼此并无何等系属。盖黄河流域一片大地，处处皆适于耕牧，邃古人稀，尽可各专一壑，耦俱无猜，故夏、商、周各有其兴起之根据地。商、周在虞、夏时固已存在，但不必为虞、夏所分封，此等小部落，无虑千百，而皆累千百年世其业。若近代之“土司”，诸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在“群后”中戴一“元后”，遂以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

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此民族意识何时始确立耶？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为起于大禹时代。何故禹时能起此种意识？以吾所度，盖有三因：第一，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言语习惯已成立。第二，遭洪水之变，各部落咸迁居高地，日益密接，又以捍大难之故，有分劳协力之必要，而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勋，遂成为民族结合之枢核。第三，与苗族及其他蛮夷相接触，对彼而自觉为我（注四）。自兹以往，“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于人人之意识中（三代同祖，黄帝等神话，皆从此观念演出），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复次，中华民族既由同一枢核衍出，此枢核最初之发源地，果在何处耶？依普通说，古帝王都邑所在地如下：

吾辈姑据此种传说为研究基础，自然发生下列三个问题：一、何故古帝王皆各异其都，似中国文化并非一元的发展？二、神话时代的包牺、神农，既奠居黄河下游沃壤，何故有史时代的尧、舜、禹三帝，反居山西寒瘠之地？是否吾族发祥，果在高原，前此神话并不足信？三、黄帝、帝喾、尧等，是否起自西北之异系民族（同系中之小异）？而我族文化实自彼等传来，黄河下游，并非最初之枢核？上第一、三两问题，当于第四节附带说明，今专论第二问题。吾确信高等文化之发育，必须在较温腴而交通便利之地，黄河下游为我文化最初枢核，殆无可疑。尧、舜、禹之移居高原，其唯一理由，恐是洪水泛滥之结果。《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其所留史迹之地如历山，如负夏，学者多考定在今山东。夏代诸侯国之见于史者，如有穷、有仍、斟灌、斟寻等，其地亦在河南、山东间。吾侪因此种暗示，可推想虞夏之交，我族一切活动实以此域为中心。中间遭值水祸，去湿就燥，不过一时现象，水土既平之后，旋复其故也。

五

混诸组以成一大民族，皆诸夏同化力为之也，故当先述能为同化主体之诸夏组。诸夏组者，当神话时代，有多数文化相近之部落，已常为互助的接触。至舜禹时，民族意识确立，始渐为联邦式结合，历夏、商两代八九百年，民族的基础益趋巩固。周创封建制度，更施一番锤炼组织。其制度一面承认固有之部落，使在王室名义的支配之下，各行其统治权；一面广封宗亲功臣，与之参错，既钳制其跋扈，亦使各得机会以受吾族文化之熏染。此制度行之极有效。春秋以降，文化遂为各地方的分化发展。晋、齐、燕皆立国于夷狄势力范围内，以多年奋斗之结果，成为泱泱大部。鲁、卫、宋、郑以文化最高之国，尽媒介传达之责任。秦、楚、吴、越皆当时半开化之族，因欲与诸夏强国——齐、鲁等——对抗之故，不能不求得诸夏小国之同情，于是努力自进以同化于我。故在春秋初期，诸夏所支配地，惟有今河南、山东两全省（其中仍有异族），及山西、陕西、湖北、直隶之各一小部分。及其末期，除此六省已完全归属外，益以江苏、安徽二省及浙江省之半，江西省之小部分。及战国末年，则除云南、广东、福建三省外，中国本部皆为诸夏势力范围矣。其次第化合情形，须与下文所述各组之史迹相对照乃能明之。

次论东夷组。东夷自昔有九夷之名，种类盖甚复杂，在春秋前后最著者曰莱夷、曰淮夷、曰徐戎。

莱夷。在山东环海半岛登、莱、青一带地，不知其所自来，以情理度之，或自海外漂流而至也。《史记》称齐太公初封营丘，而莱夷来与争国，则当周初时其族似颇强盛，其国以襄六年灭于齐。然《左传》记孔子相礼于夹谷之会，而齐人欲以莱夷劫盟，是其族至春秋末犹在。但齐之名相管仲即莱人，可知此数百年间，藉齐国文化之权威，莱夷已次第同化，至战国时遂无复痕迹。

淮夷。淮夷始见《禹贡》，知其与我族接触甚早。周初尝侵暴，鲁公伯禽讨之，《书・费誓》所谓“淮夷徐戎并兴”是也。此后渐以臣服，故《诗・江汉》（周宣王时）美之曰：“淮夷来求。”《閟宫》（鲁僖公时）美之曰：“淮夷来同。”虽然，此族至春秋时犹未尽同化，《春秋》于僖十四年记其“病杞”，于昭四年记其“随楚伐吴”，则依然为诸夏以外独立之一族甚明。

徐戎。东部之民，以徐泗间人为最勇悍，至今犹然。故他族皆曰夷，独此族以戎目之。此族初见于经，即前文所引之《费誓》，似是与淮夷相结作难，盖其地本毗连也。至周穆王时而徐偃王极强，旧史谓臣服者三十六国，夷狄称王，自彼始焉（《史记・周本纪》《后汉书・东夷传》）。宣王时大举伐之，《江汉》《常武》两诗，皆歌颂其绩，细绎诗文，似是用淮夷以克徐戎也，故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又曰：“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其记述郑重若是，知为当时一大事矣。此后徐戎侵暴不见于史，惟徐国春秋时尚存，昭十三年乃灭于吴。徐戎强于淮、莱，而衰亡亦较速者，殆以逼近诸夏，不如边远者之能苟延也。

诸夏在黄河下游植基已千余年，在理宜沿海滨南下，直开发长江流域。然而迟之又久者，殆由淮夷、徐戎居中为之梗。所以如此者，或缘淮域一带，湿量过重，夏期酷热，非古代诸夏所克堪，惟土著之民习焉，而其人又悍不易驯，故江、河两带之联属久愆其期也。

大抵东夷当西周时颇为诸夏所患苦，春秋时已渐衰熄，然种别尚存。《论语》记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有夷可居而俗以陋闻，即春秋末诸夷尚未同化之明证也。《后汉书・东夷传》云：“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居为民户。”故自汉以后，此一带无复夷之名矣。

复次论荆吴组。春秋时，楚吴两国本与诸夏为异族，无待说明。两国是否为亲近之族，其族何自出，苦难确考。近世治西南人种学者，或疑楚与今摆夷有系属，既未能举出铁证，只得阙疑。《诗・殷武》云：“奋伐荆、楚，冞入其阻。”知商时此族已与诸夏对抗，其势力不可侮。春秋之楚国，自言其始封祖鬻熊为文王师，吾侪只能以神话观之。管仲责楚人以“昭王南征而不复”，语见《左传》，当是当时一事实，可见周初时楚已甚强。然而彼之君长屡宣言：“我蛮夷也。”（见第一节）是其别有一种民族意识之证据。然则彼此后何故能与诸夏化合为一耶？彼因势力发展之结果，蚕食诸夏，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文）诸夏文化，本高于彼，彼欲统治其所灭之国，遂不得不自进而与之同化。楚人之“用夏变夷”，其最大动机当在是。此后鲜卑、女真、满洲之对我，皆以征服为归化，其先例实自楚开之。春秋中叶以降，楚与晋“狎主夏盟”，自此遂成为中华民族之一主要成分。

《诗・閟宫》称：“荆舒是惩。”舒与荆并举，当亦为古代一大族。《左传》有“群舒”之称，其所建国有舒蓼、舒庸、舒鸠，在今安徽庐、凤一带，后皆见灭于楚。此族盖介于荆与淮夷之间，春秋时已同化终了。

吴俗断发文身，其族系与楚较近，抑与越较近，尚难断定。旧史称其开国之祖为泰伯，虽带半神话的性质，吾辈亦无反证以否认之。果尔，则不能不谓诸夏豪杰以有意识的行动谋开发此地。虽然，自泰伯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吴地实在诸夏文化圈外为独立的发展，后此之加入诸夏，实受楚之影响，且与楚同遵一途径也。

复次论苗蛮组。苗蛮族种类甚夥，今在滇、黔、桂诸省者，细别之不下数十族。经学者研究之结果，区为三大系：曰苗，曰摆夷，曰猓猓（猓猓与羌同族）。古代有“三苗”之称，是否即用此分类，无从悬断。此族来自何地，无可考。惟现在尚有安南、暹逻、缅甸三国，代表彼族之三派，而皆在南服，或者彼族竟来自马来群岛，亦未可知。此族中有一别派号为槃瓠种，学者或以为即“盘古”之异文，然则彼辈或即为此地最初之土著，我族神话，有多数与彼混杂，亦未可知。境内诸异族中，惟此组与我族交涉最早，而运命亦最长。据汉儒说，黄帝所讨伐之蚩尤，即苗首长（郑玄、韦昭等说），此属神话性质，且勿深考。但据《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苗事至再至三，则在古代为我一勍敌可想。《尧典》称“分背三苗”，又称“窜三苗”，《吕刑》称“遏绝苗民”，大抵当尧、舜、禹之际，苗族已侵入我族之根据地，故以攘斥之为唯一大业。《淮南子》称：“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虽袭神话，亦当日时局一种暗示也，经累代放逐之后，其族愈窜而愈南。《韩非子》云：“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其后此根据地所在，略可推见。至春秋时谓之蛮——以其种类杂多，谓之群蛮，其别种谓之濮——亦以其种类杂多，谓之百濮，以现存诸族比推之，蛮殆即苗，濮则摆夷或猓猓也。春秋时，蛮役属于楚，然亦屡叛（《左传》桓十三年、文十六年），濮似颇为楚患，楚尝作舟师以伐之（《左传》文十六年、昭十九年。杜预谓濮夷在建宁郡，晋之建宁在今云南境，春秋时楚之势力似所未及）。战国时，楚吴起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地（今湖南、广西），秦昭王将伐楚，先略取蛮夷，置黔中郡（今湖南及贵州之一部），其后汉武帝通西南夷，蜀诸葛亮奠定南中四郡，此组之根据地，始渐为我有。然对于其人，羁縻而已。故二千年间，叛服靡常，至唐时遂有南诏蒙氏之独立，复蜕为段氏之大理。至元代乃复合于中国，经过情节，当于次节别论之。我族对于此组，素持轻蔑排斥的态度，吸收其成分，视他族为较少，故至今遗种尚存。然亦有数种途径，使其大部分渐次同化于我：

图为清末木孔恭摹绘的《黔苗图说》中的狇狫。[图源：shuge.org]

其一，寇暴内地，留而不归，后遂散为齐民。例如五胡乱时，诸蛮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后周平梁、益，自尔遂同华人（《通典》文）。

其二，华人投入其族，抚有其众，因率以内附。例如桓玄败后，其子诞亡入蛮中，为太阳蛮首，率八万余落附魏，诞子叔兴，复招慰万余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魏书》文）。

其三，略卖为奴婢，渐孳殖成编氓。“僰僮”见《史记・货殖传》，“獠奴”见杜诗，足证汉唐以来，此族奴婢，久成一种货品，如黑奴孳殖于美，浸假遂成为美国国民之一部也。

其四，历代用兵征服，强迫同化。自汉以来，代有斯举，前清两次“改土归流”，尤为风行雷厉，苗蛮之变为汉族，大部分皆循此途。

要之，湘、桂、滇、黔四省之中华民族，其混有苗蛮组之血者，恐什而八九，远者或混化在千年以前，近者或直至现代犹未蜕其旧。此组历史上之著姓，其在苗，则舒氏、彭氏、田氏、向氏；其在摆夷，则蒙氏、孟氏、依氏、岑氏、段氏、冼氏；其在猓猓，则禄氏、安氏、白氏、龙氏、沙氏。至今犹有袭土司不替者。咸同间中兴悍将之田兴恕，即苗族豪宗；前清总督民国南政府总裁之岑春煊，即摆夷阀胄；洪宪亲王之龙济光，即猓猓巨室。俯拾举例，他可推矣。

复次论百越组。此组类亦甚繁，其著见于史者，曰越、曰瓯越、曰闽越、曰南越、曰山越。从人种上观察，百越与群蛮，可云同系，故或亦合称苗越。

越。越王句践自称夏少康之后，不必深考。要之，彼在春秋时尚断发文身，画然与诸夏殊风，无可疑者。其同化于诸夏，大抵与吴、楚同一途径，霸诸夏故为诸夏所化也。战国以后，已无复异族痕迹。

瓯越及闽越。两名似皆始见于《史记》，其君长云是句践之后。闽本人种名，非地名（《说文》：“闽越，蛇种也。”）。汉初瓯、闽为两国，常相攻。武帝建元三年，“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史记・东夷传》文）元封元年，“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越地遂虚。”（同上）据此，则后此江淮间人，混合所谓“蛇种血”者必甚多，而浙东及福建各处，旧种已虚，继居其地者，是否仍昔时之闽族，亦成疑问。吾侪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异，然与荆、吴、苗、蛮、氐、羌诸组亦都不类。今之闽人，率不自承为土著，谓皆五代时从王审知来，故有“八姓从王”之口碑。闽人多来自中原，吾侪亦承认，但必经与土人杂婚之结果，乃成今日之闽人。学者或以其濒海之故，疑为一系之阿利安人自海外漂来者，既无佐证，吾殊无从妄赞，但福建之中华民族，含有极瑰异之成分，则吾不惮昌言也（浙之温、处两州人亦然）。

南越。广东在汉称南越，其土著盖杂摆夷。当在六朝时，冼氏以巨阀霸粤垂二百年。冼，摆夷著姓也，然累代江淮人及中原人移殖者不少。番禺古城，相传为越灭吴时，吴遗民流亡入粤者所建，楚灭越时，越遗民亦有至者（《羊城古钞》所记，其出处待检）。其最重要之一役，则秦始皇开五岭，发谪戍四十万人，随带妇女（《史记》），实为有计画的殖民事业。盖粤人之成分，早已复杂矣。汉武平南越后，亦数次徙其民于江淮，则江淮间人，又含有南越成分也。今粤人亦无自承为土著者，各家族谱，什九皆言来自宋时，而其始迁祖皆居南雄珠玑巷，究含有何种神话，举粤人竟无知者。要之，广东之中华民族，为诸夏与摆夷混血，殆无疑义。尚有蛋族，昔居丛箐间（忘记出何字书，似是《说文新附》），迄未全同化，今已被迫逐作舟居，然亦未澌灭，粤人名之曰“蛋家”，不与通婚。琼崖间有黎人，是否古代九黎之后，不可考。

山越。在今江苏、安徽一带，汉以前无闻，吴孙权时始讨之，凡十余年乃平。最诡异者，黄武五年，大秦（罗马）贾人秦伦至交趾，送诣权，权以所获黟、歙短人男女各十人送伦（《梁书・海南传》）。学者考推此短人当为山越，此真境内怪族之一矣。自尔以后，此族遂不复见，不审有无一部分同化于我。

复次论氐羌组。此组与我族交涉亦甚古，《商颂》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是商时已在羁縻之列。《书・牧誓》记从武王伐纣者，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武王誓师发端语曰：“逖矣，西土之人。”此诸族中，或杂苗蛮，然要以氐羌为多。西土本周发祥地，而氐羌实最初翼从有功者，彼辈或有一部分从周师以入居中原，恐在所不免。此组种类繁多，其同化于诸夏之年代，亦先后悬绝，今略考其所属之各系。

羌族的释比被誉为人神中介者、文化传承者和传播者，是羌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释比作法大都是通过舞蹈来体现的，如羊皮鼓舞。羊皮鼓舞是一种带有古老羌族遗风的、羌族所独有的舞蹈，主要在祭祀活动中进行。图片由摄影师徐献摄于2007年4月，汶川阿尔寨。[图源：scpo.pn]

一、秦系。秦人虽自称出颛顼，而《史记》已称：“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秦之先即所谓在夷狄者也，其最少必有一部分氐羌混血，盖无可疑。但所居为宗周故都，又与晋比邻，世为婚姻，故其同化甚早。春秋中叶，已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分，其后遂统一全国。

二、巴庸系。庸为《牧誓》中“西土”诸国之首，在商周间殆纯为异族。春秋时有庸国，在今湖北竹山县，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共灭之。巴在今四川重庆，巴为食象蛇，诸夏以名其族，殆如目闽人以蛇种，其名凡三见于《春秋传》（桓九、庄十八、文十六），皆与楚有连，战国时灭于秦。此系当为本组中同化之次早者。然至汉时，巴人中一部分尚为独立民族，《后汉书・南蛮传》所谓廪君种，即其人也，亦称为“巴梁间诸巴”。光武时曾反叛，刘尚讨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其后名为沔中蛮。和帝时巫蛮复反，讨平后亦徙江夏。然则今武汉一带，杂巴种多矣。五胡时，巴酋李特，遂据有全蜀，然自此以后，巴人竟全化于诸夏。

三、蜀系。古代神话，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此是否与后此蜀人有连，不可深考。《牧誓》西土之人，蜀居其一，然其名竟不见于《春秋》。《华阳国志》记蜀之先有蚕丛、鱼凫、杜宇诸帝，纯为别系神话，与诸夏殊源。战国时，秦司马错灭蜀，徙秦民万家实之（周赧元年，314B.C.）。蜀人被诸夏之化，盖自此始。秦伐楚，汉定中原，皆发蜀卒，计蜀人以从车入内地流寓同化者当不少。然汉高王巴、蜀、汉中时，南中犹弗宾（《华阳国志》文）。孝文末年（163—157B.C.），文翁为蜀守，垦田兴学，纯然华风矣。右庸、巴、蜀一带，皆春秋时所谓西戎，其土著之民，皆属氐羌组。秦汉以后，以次加入诸夏，其余众则为后此之狭义的氐羌族。

四、狭义的羌系。羌种类繁多，见于史者盖以百计。大约当春秋战国时，种落尝布于秦陇。及秦之强，畏威西徙，其根据地移于甘肃嘉峪关外诸地及青海。汉景帝时，有研种者入居兰州一带（《后汉书・西羌传》：“景帝时，研种留河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之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羌道县。”）。宣帝时，先零种复度大通河而东（同《传》：“宣帝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赵充国以为不可听，后因缘前言，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未几先零遂为寇虐，赵充国击败之，置金城属国（今兰山道境），处降羌三万余人。东汉初，复两次徙置（建武十一年，马援破羌降之，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见《援传》。永平初，窦固击羌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辅。见《固传》），及顺、桓、灵间，遂大为寇钞，劳师三十余年，所费三百六十余亿。厥祸与汉相终始，中间虽屡被斩刈，余种犹盛。晋江统《徒戎论》谓：“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其人大抵皆羌族也。其后大酋姚弋仲用之，建设所谓姚秦朝者，自是关中群羌，侪于诸夏矣。

余羌散居青海、新疆一带者，尚无虑百十种，其著者曰葱茈羌，曰婼羌，曰宕昌羌，曰邓至羌，曰党项羌。党项羌最晚起而最强，唐初渐统一诸部为中国保塞。其后遂奄有甘肃全境，西役属新疆，东割陕西之徼，以建设西夏国，历二百五十年，其末叶遂纯与诸夏同化。《宋史》称：“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又记其：“建国学设弟子员三千，尊孔子为帝。”盖今日秦陇一带之中华民族，其含有姚秦及西夏之成分者，殆什而八九也。

此外群羌，散在陇右及川边迄未同化者尚多，《元》《明》史之四川土司，乃至现在青海、新疆、川边之“番子”，皆其遗种也。

五、狭义的氐系。殷商来享之氐，曾居何地，是否即与后此所谓氐者同族，今皆难确指。《史记・西南夷传》：“自蜀以西，冉駹（今茂县）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皆氐类也。”则汉初氐族，殆散居今四川西川道之全境。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甘肃今县），排其人种，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今甘肃酒泉），或在汧、陇（今陕西汧阳、陇县。鱼豢《魏略・西戎传》文），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国之姓，因与中国错居，故多知中国语（《文献通考・四裔考》文），而其根据地则在仇池（今武都县西北）。魏武帝徙武都诸氐于秦川以御蜀，氐人居关中自此始。其前杨氏、齐氏，汉晋间屡构乱。五胡时，苻坚以氐酋统一中原，文物之盛，为诸胡最。自尔，诸氐什九为诸夏矣。坚败后，仇池余种仍崛强，六朝时杨氏、苻氏之氐乱，间见于史，唐以后无闻。

六、狭义的氐羌族之最初入中国者。前两条所言之氐羌，皆汉以后逐渐同化者，其最初来者，当为春秋时之姜戎——亦称阴戎，或陆浑之戎，或九州之戎。《左传》记周詹桓公责晋人之言：“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戎有中国，谁之咎也？”（昭九年）又记晋范宣子数戎子驹支于朝，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襄十四年）瓜州即今敦煌，在玉门关外，为甘肃极西境。吾离为秦所迫逐，乃西徙此地，则其始似居于今陕西境，其入中国在僖二十二年，《传》所谓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也。伊川，今洛阳，实当时诸夏腹地。秦晋合力从数千里外之甘肃边境，徙此族于王畿所在之河南，未审其目的何在。然徙异族入居内地之政略——汉以后所习行者，实则以此役为作俑。故当认为历史上一大事，此族尝从晋伐秦师于崤，至昭十七年遂灭于晋。然戎子驹支在朝会时赋《青蝇》之诗，知其渐染文化已深矣。西徼诸族同化最早者，当推此系，盖尚在巴、蜀前也。

七、徼外之氐羌。秦、陇、巴、蜀间诸氐羌，至隋唐时同化殆尽。然其余种蟠踞今四川松潘迄雅安一带者尚千余年，《明史》所记四川诸土司是也，至清代犹有大小金川之役。今其人多屏居川边特别区，迄未尽同化。

氐羌组在历史上曾建设四大国：一曰汉时之月氏，似与春秋之阴戎同系，本居敦煌，为匈奴所迫西徙，度葱岭，曾征服中亚细亚及印度，惟与中国交涉甚少；二曰六朝时之吐谷浑，国主虽为鲜卑人，其所统部皆氐羌族，唐时灭于吐蕃，其地即今之青海也；三曰唐时之吐蕃，当其全盛时，东向与中国为敌国，在今则为我藩属之西藏。四曰宋时之西夏，即前文所谓党项羌之遗胤，元以后全入中国。

复次论群狄组。春秋时之群狄，皆西北民族内侵者，大抵匈奴种最多，鲜卑及他种似亦已有，其种别有赤狄、白狄、长狄，有时亦谓之戎。今略推定其与后此北徼诸族之关系，而考其部分同化之迹。

一、匈奴。匈奴与我族交涉最早最密且最久，古代所谓獯鬻（亦作薰粥、荤粥）、玁狁（亦作猃狁、允、）、鬼方（亦作鬼戎）、昆夷（亦作昆戎、混戎、绲戎）、犬戎（亦作畎夷），皆同族异名（今人王国维著有《鬼方昆夷玁狁考》，在“雪堂丛刻”中，考证最精核）。《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是否征信，今难确考。《易》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1300B.C.？）是此族在殷时，已劳征戎，周之先，太王居豳（今陕西邠县），为獯鬻所迫，迁于岐（今陕西岐山县，1260B.C.？见《孟子》）。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见《竹书纪年》。文王初事昆夷，后駾昆夷，见《孟子》及《诗经》（《诗・绵》“混夷駾矣，唯其喙矣”，言混夷畏周之强而惊走也）。武王放逐戎夷于泾洛之北（1134B.C.以后），穆王伐畎戎，取其五王，遂迁戎于太原（今甘肃庆阳县，1001—909B.C.）。见《史记》。而宣王（827—782B.C.）以伐玁狁之绩，号为中兴，《诗》之《采薇》《出车》《六月》及金文中之《小孟鼎》《梁伯戈》《虢季子白盘》《不忌敦》等，皆歌颂其功德，然非久至幽王（771B.C.），终有犬戎灭宗周之祸（771B.C.）。综合古籍所纪，大约匈奴当商周五六百年间，久以秦陇一带为根据地，商之末年，已侵入今陕西关中道之西北境。周初兴时，攘斥之，乃西北徙，居于今陕西之榆林道及甘肃之泾原道，所谓泾洛以北也。及周中衰，此族渐次内侵，宣王时玁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不忌敦》又言“伐之于高陵”，泾阳、高陵皆今县，在长安之东，已到河、渭合流处。盖宗周西、北、东三面，皆在玁狁包围中矣，宣王迫伐之至太原（《诗》：“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薄，迫也。太原即庆阳，非今山西省会），彼族乃稍戢威暴，蜷伏陇西。迨幽王时，遂入居泾渭间，夺取周故京，而周乃东迁洛阳以避之。

入春秋后，我族则称彼为“狄”（或作翟），前文所言，不过专指其居于西徼陕甘间之一部分而已。其实彼族自周初，已在北部山西一带占有根据地，周成王以“怀姓九宗”封唐叔于晋（1115—1079B.C.），此九宗即匈奴邦落（说详下）。故晋人自谓：“在深山之中，戎狄之与居，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传》昭十五年）又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庄二十八年）可见今山西一省，当晋霸未兴以前，殆全属狄族势力范围。春秋初期，此族之西方部落（戎）与北方部落（狄）相呼应，诸夏全体皆受其敝：灭邢（今直隶邢台县，庄三十二年）、灭卫（今河南淇县，闵元年）、灭温（今河南温县，僖十年），伐晋（僖八、十六，宣六、七，成九，定三，哀元年）、伐卫（卫为狄灭，迁于楚丘，今河南滑县，此所伐者，楚丘之卫也。僖十三、十六、二十一、三十一，文十三年）、伐郑（今河南郑州，僖十四、二十四年），侵齐（僖三十、三十三，文四、九、十一，宣三、四年）、侵鲁（文七年）、侵宋（文十年），甚至两次破残京师（僖十一、二十四年）。诸夏根据地之河南、山东，几于无岁无戎狄之难，其猖獗可想。当时为诸夏捍患者，前有齐，后有晋，吾侪试将史迹比次研究，方知桓、文霸业之足贵，方知孔子曷为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

此族部落名称见经传者，赤狄有东山皋落氏（今山西垣曲县），有咎如（今地难确指），有潞氏（今山西潞城至直隶永年，皆潞氏辖境），有甲氏（今直隶鸡泽），有留吁（今山西屯留），有铎辰（今潞安附近）；白狄有鲜虞，有肥，有鼓（今直隶保定道全境及大名道北部，皆白狄辖境）。此皆积年出没于北徼，故谓之狄；其商周以来居西徼久为边患者，则谓之戎；实则皆与后此所谓匈奴者同族也。晋自文公称霸以后，未尝一灭诸夏之国，然及春秋末年，晋之领土，占当时所谓中国者之半。盖因彼百余年间，尽灭群狄，凡狄地及狄人所掠诸夏之地，皆入于晋也。同时秦人亦向西部发展，一面服属西南诸羌，一面攘斥西北诸戎。此族始不复能逞志于内地，然犹散布于西北徼。《史记・匈奴传》所谓“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今甘肃庆阳）、大荔（陕西今县）、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今山西大同东北）、楼烦（今朔州西南）之戎”。盖春秋末，西徼之匈奴，以今甘肃泾原道为根据地，复周武王时之旧观。其最深入一部落，则在潼关以西，长安以东，今之大荔县是也。北徼之匈奴，则屏居雁门关外今朔州、大同一带。逮战国之末，秦赵武功皆极盛，秦灭大荔、义渠，赵灭中山（今直隶正定），各筑长城为塞。今长城所界，西自宁夏，东迄大同，其南殆无复匈奴，商周以来累代为患之獯鬻、玁狁，至此乃告一结束。

此族人与诸夏错居垂千年，其间必有一部分同化于我，此事理之至易推见者。据可信之史料，则此族有姓曰“隗”，而与我族广通婚姻。周襄王有狄后，亦称隗后。晋文公出亡居狄，狄人赠以二女叔隗、季隗，文公娶季隗，以叔隗妻赵衰，生盾，然则后此之赵氏，盖已混狄血之一半。而古金文中之包君鼎、包君盉、郑同媿鼎、芮伯作叔媿鼎、邓公子敦，皆为隗氏作。古器流传至今者如彼其少，而与隗姓有关系者且如此其多，则当时杂婚之盛可想。不宁惟是，据《世本》称陆终取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大戴礼・帝系篇》作女，“鬼”“贵”同声，故亦通作馈，“女”即“女隗”，“女”即“女媿”也）。此虽属神话，抑亦诸夏与诸隗通婚甚早之一暗示矣（《国语・郑语》云：“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是隗本为国名，即鬼方之鬼，古文中地名，后世皆加邑旁为识别，其例甚多）。其后秦始皇时，有丞相隗状，汉有隗嚣，魏有隗禧，其籍贯皆在秦陇间，必为春秋时群狄遗种无疑。不宁惟是，晋初封时，所受“怀姓九宗”，据近世学者所推定，“怀”“隗”同音，则晋之民族，或最初即以诸隗为主要成分。再考晋文公兄弟所自出，则《左传》所记“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骊戎之骊姬生奚齐”，殆无一不杂异种之血。注家谓小戎即阴戎（氐羌组），大戎即狄，“狐”音与“隗”“怀”皆近，则文公母系殆即诸隗，故出亡时处狄十二年，备蒙优待。而舅犯（狐偃）一族在春秋为晋贵阀者，实狄胤也。要之，春秋二百余年中，群狄之次第同化者必不少，而晋实管其枢。今山西、直隶之中华民族，其与匈奴混血，盖在二千五六百年以前矣。

匈奴之部分，化为诸夏，其未化者，经战国秦赵开边之后，远徙塞外，渐次蕃息。至汉而骤强，集合诸部，成一大国，南向与中国争衡，汉武殚国力，从事挞伐，仅乃却之（140—87B.C.）。至宣、成间，匈奴内乱，裂为南北，甘露二年（52B.C.），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遂款塞称臣。其北匈奴至后汉永元三年（88A.C.），为窦宪击攘，越阿尔泰山北遁，至晋武帝宁康二年（374A.C.）卒侵入欧洲，开西方民族大移徙之局。此当于次节别论之。虽当汉与匈奴拒战时，我族吸收匈奴分子计亦不少，其最著者，汉武之托孤大臣金日磾，即匈奴人，而其胤嗣累叶为汉巨阀。南匈奴款塞后，入居西河美稷（今山西汾县、离石一带），历数百年，其种人日日在蜕化之中，然讫未能与我族为一体。晋永兴元年（304A.C.），其酋刘渊倡乱，石勒继之，遂开五胡之局。渊等虽为异族，然渐染中国文化已甚深，即其袭用汉姓，已足为一种暗示。《晋书・渊载记》称其“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盖俨然中国一士大夫矣。其僭位诏令，攀引汉代列祖以自重，尤可发噱。虽出于托名揽望之策略，抑亦可征其“中华的民族意识”早已潜伏也（《渊载记》渊下令云：“昔我太祖高皇帝，……廓开大业，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孝武皇帝拓土攘夷……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我世祖光武皇帝……恢复鸿基……昭烈播越岷蜀……后帝窘辱……宗庙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孤今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乃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渊、勒之族，既恣虐中夏，卒乃假手冉闵以锄刈之，《石季龙载记》称：“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由此观之，兹役以后，内地之匈奴族殆尽。其有孑遗，亦必冒汉族以求自免矣。

二、东胡。汉初形势，雄据塞外者三大族，正北曰匈奴，东北曰东胡，西北曰月氏。匈奴盛时，破灭两族，月氏自兹西徙，而东胡则后此乘匈奴之敝，代之而兴，其与中华民族之关系最复杂，今当分别论之。

甲、汉以前之东胡。东胡盖居于今京兆、直隶北部及奉天、热河间，其初以名通于中国，则曰北戎。《春秋》于隐九年记其伐郑，桓六年记其伐齐，庄三十年记其病燕，是为此族与中国交涉之始。庄三十一年（664B.C.），齐桓公大败之，自是百年间不见于经传。襄四年（569B.C.）无终子嘉父纳款于晋，请和诸戎，无终为今京兆之昌平，实山戎所建国，盖自齐霸既衰，此族渐自立矣。昭元年（541B.C.）晋荀吴败无终，此后亦不复见，似役属于晋，或一部已同化也。战国燕昭王时（311—279B.C.），破走东胡，却之千余里。此族自是始屏居塞外。

乙、乌桓。汉初，匈奴冒顿灭东胡，余类保乌桓山，在今热河北境之阿噜科尔沁旗，因号乌桓（亦作乌丸）。汉武帝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今直隶宣化）、渔阳（今京兆顺义）、右北平（今热河东喀喇沁旗）、辽西（今直隶卢龙）、辽东（今奉天）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121B.C.），东胡复与中国接近自此。建武二十二年（46A.C.），乌桓乘匈奴之敝，大败之，始渐猖獗。东汉末叶，屡为寇暴，建安十二年（207A.C.），曹操亲征破之，首虏二十余万人，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为齐民，东胡中之乌桓一派遂消灭。然燕代一带之中华民族，吸收乌桓分子抑已多矣。唐时犹有乌桓遗民，见《旧书・室韦传》，其所居盖在今黑龙江外。

丙、鲜卑。鲜卑之名，始见《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若《大招》果屈原或景差所作，则此族战国时已通，但恐不足信。诸史为鲜卑立传，始《三国志》及《后汉书》，称为“东胡之支别依鲜卑山者”。据学者所考证，则在今外蒙古以北，俄属伊尔库次克省境，最近赤塔政府所在地也。此族自中世以降，与我族交涉最繁，其最著者为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慕容氏自三国时即已入居辽西，其沐诸夏文化最早。在东方则当五胡时建设前、后、南、北诸燕，在西方则开吐谷浑（青海）。拓跋氏南迁较晚，然创业最强且最久。元魏与南朝中分中国，垂三百年（386—557），孝文迁洛以还（太和十八年，494），用夏变夷，殆底全绩，就中改鲜卑姓为汉姓，尤属促进民族混合之大政策（所改各姓具见《通志・氏族略》。其显著者如拓跋为元，贺鲁为周，贺葛为葛，是娄为高，屈突为屈，叱李为李，高护亦为李，莫卢为卢，拔烈兰为梁，阿史那为史，渴烛浑为朱，破多罗为潘）。盖自魏之中叶，鲜卑的民族意识早已澌灭，纯然自觉为中国人矣。宇文之兴，与慕容相先后，中间经衰落，卒乃承魏之敝，建北周朝。然其官制及公牍，乃悉拟三代，其沉醉华风可想。自余若乞伏秃发，号为“河西鲜卑”，皆五胡时据有凉士，逐渐同化。盖中世诸夏民族之化合，鲜卑人实新加入诸成分中之最重要者也。

丁、契丹。自鲜卑入中原以后，塞外东胡族之代兴者，曰霫，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初为慕容所破，迁松漠间，实今热河东北部一小部落。魏、齐、隋时屡入贡，间亦寇掠。唐太宗时内附，赐姓李。玄宗时，其酋李怀秀，受朝命为松漠都督，安禄山欲徼边功，出兵伐之，怀秀发兵十万与战，禄山大败，是为契丹倔强之始。唐末藩镇拥兵相攻，契丹益坐大，尽并附近奚、霫诸部。五代时，中原无主，而契丹雄据东北，更国号曰辽，政治颇修明，诸镇咸引以为重，后晋石敬瑭至受彼册立为“儿皇帝”，而燕云十六州遂全入其手。宋有天下，威德不及远，成宋辽对抗之势。宋常纳岁币以保和局，澶渊一役，幸而不辱，时论或称为孤注焉。及金崛兴，卒为所灭。辽自建国后，别制契丹文字，东胡人于汉字外别立文字，自辽始也。其原有部落本甚微弱，部民以汉人或东胡人已同化者为多数，故辽室灭亡以后，契丹族亦不复存在。

戊、渤海及女真。周初有所谓肃慎氏者，尝贡石矢，后世考据家谓其地在今黑龙江，信否无从悬断。至南北朝时，有所谓靺鞨者始通中国，或译作勿吉。靺鞨有七部，其最著者曰粟末靺鞨、黑水靺鞨，黑水即黑龙江得名。高丽盛强时，诸靺鞨役属之。唐太宗征高丽，黑水靺鞨曾出兵十五万拒战。高宗时李勣破灭高丽，而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遂建设渤海国，其国王姓大，传十余世二百余年，其疆域有今之奉天、热河全境及吉林、朝鲜之各一部。其黑水靺鞨，唐开元中来朝，置黑水都督，以其酋任之，赐姓名曰李献诚。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隶契丹籍号生女真。生女真始终居今黑龙江地，服属契丹，辽全盛时，贡献不绝。北宋中叶，辽政渐衰，而生女真崛起，先灭辽及西夏，改灭宋，建国号曰金。遂占领中原，与南宋对峙垂百年，卒为蒙古所灭。金建国后，亦自制文字，现居庸关之六体字碑，其中一体即女真文也。金人初内侵时，备极残暴，自迁汴后，全同化于中国。

己、满洲。女真之金为蒙古灭后，其在内地者同化于汉人，其在关外者服属于蒙古。明既灭元，势力直拓于东三省。洪武间，分封韩王于开原，宁王于今喀喇沁新城，辽王于广宁、辽河流域，势力巩固。永乐间，更进及黑龙江，汉族势力之奄暨东北，前此所未有也。其女真之见于《明史》者有三：曰建州女真，以今吉林省城为中心；曰海西女真，在松花江下游；曰野人女真，在黑龙江边徼。满洲者，建州女真中之一小部落，与渤海大氏盖同族，在明廷曾受建州都督金事官号。明政既衰，彼乃崛起，先略定吉、黑两省，次奉天，次热、察两特别区。初建国号曰金，后乃改为清，乘明之乱，入主中夏。最近史迹，犹为吾辈所略能记忆，不必多述。当其初期，创制满洲文字，严禁满汉通婚，其他种种设施，所以谋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余年间，卒由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及其末叶，满洲人已无复能操满语者，其他习俗、思想皆与汉人无异。不待辛亥革命，而此族之消亡，盖已久矣。

综观二千年史迹，外族与我族之关系，以东胡为最频繁，其苦我也最剧，其同化于我也亦最完。前有鲜卑，后有女真，皆数度入主中原，且享祚较永，殆由彼我民族性较接近，易相了解，不期而若螟蛉之有果蠃也。由今观之，过去侵暴，已成陈迹，东胡民族全部变为中华民族之成分，吾侪但感觉吾族扩大之足为庆幸云尔。

三、杂胡。“胡”以匈奴族之自称得名，因此凡塞北诸族，皆被以胡号。其在最初与匈奴对峙者，惟古代之山戎，故命曰东胡。匈奴西徙之后，复有与彼类似之族出现，其族大率抚有匈奴之旧部，而与匈奴不同系，我族因统名之曰杂胡。诸史所谓杂胡，除蒙古外，大抵皆突厥民族，与匈奴同干别支者也。其主要者，曰柔然，曰突厥，曰回纥。

甲、柔然（蠕蠕）。匈奴西徙后，鲜卑南下，居其故地，鲜卑入主中原，而柔然受之，柔然之后为突厥，突厥之后为回纥，回纥之后小部落割据，逮蒙古起而统一之。千余年间，今外蒙古一带统治权之递嬗，大略如是。据《魏史》所述，柔然之先，本拓跋家奴也。当其盛时，辖境西抵焉耆，东及朝鲜，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壤宇埒冒顿，南向与魏争衡。魏筑长城，距柔然也。柔然猖獗垂二百年。其后突厥骤兴，而高车复乘其后，至北周与突厥连和，柔然败残之余，率千余落奔关中，周文帝徇突厥之请，收柔然主以下三千余人斩之，妇稚配为奴隶，此族遂尽。柔然兴亡皆暂，于我民族之化合，影响盖细。

乙、突厥。突厥，今之土耳其民族也。旧史称为平凉杂胡，匈奴别种，在汉时为丁零，南北朝之初为高车，亦称铁勒。盖居于俄属贝加尔湖之东部，逐渐蕃育南下，初臣服柔然，后灭之，奄有其地，至北朝季而极强，齐周争与和亲。隋末之乱，外则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之，内则群雄割据者皆依彼为重。唐高祖亦其一也。及唐太宗大破之，俘其可汗颉利，即高祖所尝臣事者也。颉利亡后，其部众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来归者尚十余万，拓塞内地，自朔州（今山西朔县）、属灵州（今甘肃灵县）以处其人，置两都督统之。其后群臣多言处突厥于中国非是，乃封颉利族子思摩为可汗，赐姓李，悉徙突厥，还故地。高宗席太宗之业，国威最盛，置瀚海、云中两都护府，分领漠北、漠南诸胡，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及玄宗时，突厥内乱，其国遂为回纥所有。突厥兴自西魏大统间，亡于唐开元间（535—735），有国凡二百年。

突厥之一部，自南北朝时分为西突厥。西突厥极强时，跨有葱岭东西，其极西与波斯为界。今欧人称俄属西伯利亚之西南一隅为土耳其斯坦，称我新疆全境为东土耳其斯坦，盖从当时西突厥领土得名。唐高宗时灭之，裂其地为州县，统以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不常所治，最远时曾建置于怛逻私城，即今西伯利亚铁路最终点之浩罕一带地也。西突厥经唐膺惩后，逐渐西徙，九、十、十一、十三世纪间，侵入印度、波斯，遂定居于小亚西亚，更进而居东罗马故都之君士但丁堡，中间与他种混杂，且缘地理上之影响变化，遂形成今日之土耳其民族。

突厥一别部曰沙陀，始附东突厥，继附西突厥，西突厥亡，沙陀内属。安史乱时，先后附回纥、吐蕃，继为吐蕃所破，悉部落归唐，唐赐其酋姓名曰李国昌，命为大同军使，唐末据有今山西全境。黄巢陷京师，国昌子克用屡破之，与巢部将朱温相持，后卒灭朱温，称帝汴京，建国号曰后唐。突厥民族曾入主中原者惟此一支，然历时甚暂，享祚亦短。

丙、回纥。回纥亦高车之一部。隋时始闻，初臣附突厥。唐武后时，突厥衰，而回纥已尽并东北诸部落，乘虚西侵，尽得古匈奴故地。安史之乱，助唐复两京，恃功而骄，部众麋集长安，白昼杀人市中，有司莫敢问。河北数千里，皆受其荼毒。至唐文宗时，为黠戛斯所灭，余众居新疆碛西地。

要而论之，隋唐四五百年间，东胡族甚微不振，其先后纵横于塞北者，若突厥，若回纥，若薛延陀，皆土耳其族，与古匈奴血缘相近。今中华民国五大民族之一——甘肃、新疆一带之回族，皆其胤也。此族始终未尝一度为中国之主权者（沙陀突厥短时间割据，可不必计），其受诸夏民族之同化亦较少。然唐代将帅亦颇有其种人。

丁、蒙古。蒙古于诸族中最后起，颇难确指其所出。旧史多指为铁勒部落之一，然铁勒为土耳其族，衍为今日之回族，渊源历历可征。蒙之与回，分野显然，混为一谈，必无合矣。蒙古名始见于《旧唐书・室韦传》，称室韦部落至众，有蒙兀室韦者，北傍望建河，河即今之黑龙江也。室韦为东胡别部，故蒙古亦可谓为东胡。但起自极北，其文北在鲜卑、女真诸族下，其所统部众，又经千余年间之混合——塞北诸地，累代为匈奴、鲜卑、突厥、回纥等所嬗居，包含异分子甚多。故欧西学者，往往以蒙古族与东胡、突厥鼎峙而三，实则其酋盖别部东胡，其民则东胡、突厥之混种耳。蒙古浡兴后，据中国为中心，以武力统一欧、亚两洲，建设空前绝后之大帝国，其史迹范围甚广，非此所宜喋述。其族颇倔强，不甚受同化，故其帝国瓦解后，仍保持其民族性，居漠南北故地，至今为中华民国五族之一焉。

四、其他诸异族。

甲、乌孙。我国历史上有一最怪异之民族，曰乌孙，不知其所自来，惟知其族当汉初时居今新疆伊犁河两岸。《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下，颜师古注云：“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狝猴。”盖其容貌与当时诸胡皆迥别。六朝时乌孙为蠕蠕所侵，其一部徙居葱岭中，为五识匿国，亦名达摩识铁帝。《新唐书・西域传》谓：“五识匿人碧瞳。”《大唐西域记》谓“达摩识铁帝国民眼多碧绿”是也。其一部徙居唐努乌梁海间，在唐曰黠戛斯，《唐书・回纥传》谓“黠戛斯人长大，赤发，皙面，绿瞳”是也。黠戛斯为古坚昆地，汉时匈奴封李陵为右贤王驻此。唐景龙中，黠戛斯入贡，中宗劳使者曰：“尔国与我同宗，非他部比。”据此，则源出西凉李暠之唐家，似与此族有系属，其同化程度，不知何若也。

乙、塞种。两汉《西域传》屡见塞种之名，注家不知其所指，经近世学者所考证，则塞人即希腊人，殆成定论。此种东方根据地为大夏，在葱岭北西麓，即亚历山大王部将所建设之柏忒里亚国，月氏西徙时灭之。其种人沿葱岭南下入印度，内中一小部分，度岭而东，居乌孙旧地，故《魏书》谓乌孙人杂塞种及月氏种。是今伊犁一带，混希腊血之民当不少也。要之，今新疆境内，民族至复杂，西比利亚及中亚细亚各族皆混焉，而远在欧洲之希腊人，亦其成分之一也。

丙、波斯、阿剌伯、犹太。九世纪时，阿剌伯人所著《旅华见闻录》，称唐末黄巢之陷广州，屠杀外国人十二万，波斯、阿剌伯、希腊人皆有。被杀者数且如此，则广州外国侨民之众可想。唐以来沿海诸地置市舶司，职如今之海关，专司外人互市，其久留不归者，谓之蕃户。蕃户经数代后，往往纯同化于我。宋末有蒲寿庚者，其先本广州之大食蕃户（即阿剌伯），世袭明州（今福州）市舶司，以富倾动一时。南宋之亡，宋遗臣曾依之以谋匡复，寿庚暗通蒙古，宋祚乃陨。而蒲氏终元之世，为市舶司不替。此可证闽粤沿海诸区，杂中亚细亚诸国民不少也。非惟沿海，即中原亦有然。唐制，凡外人侨寓者，悉听其自由奉教建寺，长安景教寺遗迹见于《唐会要》者尚三处，现存之《景教流行中国碑》即其一。波斯祆教寺遗迹亦不少，乃至河南省城今犹有犹太教遗寺，据其碑文，则亦唐时已入居中国。知现时之中华民族，所含西域诸族分子，不知凡几也。

本篇所论述，欲使学者得三种概念：

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

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

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欲令此三种观察证实，宜分两方面观察：第一，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共有几种；第二，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展之原因何在。今综析之。

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族所用程序，略有如下之各种：

一、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式，与我族相接触，不期而同化于我。如春秋时秦、楚、吴、越诸国之同化于诸夏是。

二、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支配之感化之，使其逐渐同化。如对于氐、羌、苗、蛮族屡次之改土归流是。

三、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使我族同化力得占优势向其地发展。如周代封齐于莱夷区域，封晋于赤狄区域，秦徙民万家于蜀，发谪戍五十万人开五岭之类是。

四、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渐次同化。如秦晋徙陆浑之戎于伊川，汉徙百越于江淮，汉魏徙氐羌于三辅，唐徙突厥于塞下之类是。

五、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如近世福建人开拓台湾，山东人开拓东三省之类是。

六、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如鲜卑、女真、满洲诸朝代是。

七、他族之一个一个人或一部落，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历时遂变为中国人。如汉之金日磾，晋之刘渊，唐代大多数之蕃将皆是。

八、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如宋代蒲寿庚之类是。

以上所述，除第四、第六两项外，亦可称为民族化合之普通程序。惟当此等程序进行时，何故我族不为被同化之客体，而常为能同化之主体？何故不裂为二个以上之民族，而常集中为一个民族？其原因盖有数端：

一、我所宅者为大平原，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函盖，难以别成风气。

二、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之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

三、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非惟古代部落观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国家观念亦甚淡泊，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

四、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徙置之结果，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

五、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的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假以时日，同化自能奏效。

六、同姓不婚之信条甚坚强，血族婚姻，既在所排斥，故与他族杂婚盛行，能促进彼我之同化。

七、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达高度，常能以其余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

八、武力上屡次失败退婴之结果，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的发展。

具以上诸因，故能抟捖数万万人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然三千余年殆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其所受苦痛，殆不可以计算，而先民精力之消耗于此间者亦不可纪极。进化所以濡滞，职此之由，今此大业之已成就者则八九矣。所余一二——如蒙、回族未同化之一部分之赓续程功，与夫此已成民族之向上发展，则为人子孙者所当常念也。

〇本文节选自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载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一、二、五节），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