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缅战争研究（1762-1769）

文/桑干虚舟

1740年，占缅甸南部人口约60％的孟人发动针对东吁王朝的武装叛乱，至1752年3月11日，孟族军队攻占阿瓦内城及王宫，俘虏东吁王朝末代国王摩诃陀摩耶沙底波蒂，东吁王朝灭亡。1757年，盘踞在阿瓦西北部牟河至亲敦江地域间的缅人地方军阀雍籍牙，经过数年战争摧垮孟人政权，基本统一缅甸，建立贡榜王朝。贡榜王朝建立后，没有、也不可能利用大规模内战后社会震荡的窗口期，进入私有资本积累、工艺集成化和聚落城市化的近代化发展路径，反而因循东吁旧制，继续维系“阿赫木旦”役赋模式，将社会治理与资源池调配恢复到原始样态。

“阿赫木旦”字面意思为“服役者”，由其所构成的社会群体，耕种国有土地，战事为王室服兵役，平时提供各种杂役，是国王兵力、财力的直接来源。其他经济面向，农具和耕作方式亦未发展，土地肥瘠有差，生产效率仍维持较低水平；矿石产业较有规模，矿工多来自东大；铸铜工艺水平较高，但因系为王室服务，无法产生商业价值。物流商贸仅限于各城镇间，最多扩展至周边地区间，对外贸易完全受限。也就是说，贡榜王朝对社会治理与资源池调配原始样态的恢复，事实上并未能开辟社会内部矛盾释放通道、提升资源运用效率，与此同时甚至通过“阿赫木旦”维持资源在有限空间内的聚敛消耗。再进一步言，如果贡榜王朝试图在与东吁王朝同构的样态中摆脱东吁王朝覆灭的命运，事实上也仅有战争一途——只有频繁的对外战争，才能掠夺资源、扩大资源池；只有掠夺资源，扩大资源池，才能纠正“阿赫木旦”的内耗，滴灌落后生产环境的巨量需求。是故，1759年起，贡榜王朝于东线针对阿瑜陀耶王国发起暹缅战争，至1767年攻陷阿瑜陀耶城。1775年，缅军一度远征印度曼尼普尔邦。贡榜王朝与清王朝之间的清缅战争，就发生于此之间。

然而，严格意义上说，清缅战争不同于暹缅战争。后者交战国明确、战略目的鲜明。前者虽然概称为“战争”，但是战争爆发前，清王朝和贡榜王朝的势力范围为地方土司所形成的战略缓冲带所阻隔，长期以来并不构成直接敌对关系。战争爆发后，双方的战略目的也甚模糊——既没有见好就收，相向谈判；也没有举行决定性的战役，彻底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边境划界和土司归属问题。因此，清缅战争事实上可视作一场历时较久、有一定规模的边境冲突。不过，便于行文方便，此次研究依然将两国之间的边境冲突称之为清缅战争。如前所述，清缅战争爆发前，暹缅之间已经进入交战状态，是故在研究清缅战争的同时，有必要对暹缅战争予以一定注意。

缅甸贡榜王朝的政治经济一般特点，如上所述。清缅战争爆发前，贡榜王朝内部又发生一系列叛乱。查《缅甸王家御令》内附编年史，1760年5月11日，雍籍牙因征暹染疫，于金瓦村不治。6月6日，其子瑙道基继立。6月27日，贡榜王朝高级将领敏康瑙亚塔叛乱，入踞阿瓦城，至是年12月6日离城被杀。1761年4月28日，瑙道基的叔叔、东吁侯沙多辛加都倡乱，至1762年2月瑙道基率军攻克东吁，始告敉平。1763年11月28日，瑙道基崩于王都实皆，其弟辛骠信于次日继位。可以发现，1760-1763年间，贡榜王朝在实施暹缅战争的同时，被连续内乱搞得十分被动。等到辛骠信继位后，才重新调整战略方针，策定多路出击的战略企图。于1764年10月31日命令各军分向孟屯、勐拉、帕安、安南、永珍（万象）等地发起进攻。观察该布势又可以发现，除勐拉外，孟屯、帕安、安南、永珍（万象）等进攻目标均在暹缅战场，由此可知此时贡榜王朝战略重心仍在东线。

贡榜王朝军队的编制和战术，与其他东南亚地区强权一样，均承袭自印度和东大两大体系，只印度痕迹尤重。贡榜王朝早期重臣列维通达拉所撰之《兵法阵纪》中关于战场布阵的内容，就直接转引自印度文献《兵法论》。其战斗队形，主要有“莲形”、“轮形”和车阵三种基本形式，根据这三种基本形式，还可以衍生出其他变体。主要装备，以宽刃剑为主，鲜少着甲。火器仍不能自给，主要依靠缴获。

清王朝军队的编制、战术、装备，另文《康雍之际清准战争研究（1717—1733）》已经概括，不再赘述。本文在战略层面，仅考察战前清王朝动向和战争全般指导。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王朝完成西进拓征，开始在乌鲁木齐、伊犁屯田垦荒，移民实边。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8月16日，乾隆自圆明园启銮巡幸木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2月5日，乾隆又奉皇太后第三次南巡，至5月27日回銮京师。与大浪迭起的贡榜王朝相较，此时的清王朝和乾隆皇帝倒显得怡然自在。不过换个角度看，这种怡然自在的背后，是对周边战略环境的钝感。就在是年8月，云贵总督吴达善奏报拿获宫里雁，清缅战争的齿轮由此启动。

以宫里雁为首的桂家，是随南明永历皇帝入缅的汉人遗部，嗣后长期在波龙经营银厂。到18世纪50年代，波龙银厂“矿工不下数万，商贾云集”，还拥有一支由厂丁组成的商人武装。桂家坐大后，适逢贡榜王朝因内部动荡无暇北顾，即与木邦土司攻伐臣服于贡榜王朝的掸邦诸土司，结果反为其所败，宫里雁窜至孟连土司辖内乞求内附清王朝。孟连土司刀派春将之缴械后勒索银两，宫里雁的老婆囊占纠众焚劫孟连城，屠杀刀派春家属26人后与宫里雁再走孟坑。云贵总督吴达善于石牛厂诱执宫里雁，将之解至耿马，于1762年12月3日斩杀，传首示众。

吴达善系正红旗陕西驻防出身，长期负责后勤工作。乾隆元年中进士后即任户部主事，乾隆二十年赴巴里坤督理军需，乾隆二十四年本已准备接任陕甘总督，旋因杨应琚由闽浙总督任上西调，“改总督衔管巡抚事”，遂改督云贵，寻兼云南巡抚。都说乾隆治国如无情机器，只问绩效不管其他。那么，有意思的是，派熟悉后勤业务的干部处置错综复杂的边境纠纷，将东南沿海地区的干部调动到“新西兰”地区交流任职，“遣兵购畜”搞得“部署纷烦”，这是部什么机器？能产出什么绩效？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3月22日，吴达善奏报“木梳夷人往抢耿马，现已剿败擒治”。此事发生于1762年12月至1763年1月间，即宫里雁被擒斩后。木邦土司罕莽底堂弟罕黑率兵突袭孟定土司，擒获孟定土司罕大兴。耿马土司罕国楷率兵至石牛厂将罕大兴截回。乾隆闻奏，指示“此等荒僻野夷，鼠窃狗偷，原属不成事体，亦只可如此办理”，讽刺之处在于，居然要求严加审讯无端被劫的罕大兴。吴达善奉命行事，以罕大兴“贼夷擅入抢掳”，“明知故纵，罪无可逭”，将其本人及家眷迁往江宁省城安插。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7月，调吴达善湖广总督，改以刘藻为云贵总督。刘藻履新后，于是年底沿滚弄江沿岸地带设卡驻兵。从1765年5月开始，木邦土司即持续寻衅清王朝，袭扰劫掠刘藻构造的筑垒地域，直到1766年1月底，乾隆终于指示“穷力追擒，捣其巢穴，务使根株尽绝，边徼肃清”。从乾隆反应来看，他根本不屑于厘清边境冲突的肇因，继而作出适当处置。

本来吴达善自行杀掉宫里雁，就没有考虑宫里雁与木邦土司的合作关系，刘藻更是没有抓住问题根子，反而摆出消极防御的态势，徒启木邦土司觊觎。身处决策核心的乾隆，逻辑更是简单，什么木邦土司、掸邦土司、贡榜王朝，直接全烩一锅里“大加惩创”。单凭这一点而言，他身上没有丝毫康熙的影子，倒是颇类其父雍正。

收到乾隆指示后，刘藻即命令副将赵宏榜部扫荡孟连、耿马；命令乌尔登额部守备滚弄江口；其本人负责统筹普洱、思茅等地防御作战。客观说，这个部署还是稳妥的，“由小猛崙进攻九龙江、橄榄坝诸寨，多斩获”，可见也取得一定战果。然而受命担负整控江防御任务的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遇贼败逃”，刘藻又将之矫饰为“贪功轻进”，这就犯了乾隆的忌，“何愦愦乃尔”，将之改任湖北巡抚，命陕督杨应琚接任云督。结果刘藻未能承受住乾隆“若自以为五日京兆，致误事机，必重治其罪”的重压，于1766年4月11日“自刎不殊，宛转于床榻间，七日乃死”。

杨应琚到任后，继续执行刘藻既定方案。到1766年6月时接连控制景栋、孟艮等地，肃清木邦土司。孟烈头人召猛烈及其所属家眷200余人被清军俘虏，除妇女赏给将弁为奴外，其余概行诛戮。孟艮头人召散往依贡榜王朝。到此，清王朝事实上已经“边徼肃清”，完成“大加惩创”，实现乾隆的战略意图（如果有的话）。结果杨应琚明知孟密、孟养、蛮暮等地“悬缅境，内附特空言”，依然“使人诱致”。永昌知府陈大吕还怕他变卦，“为文檄缅，侈言水陆军五十万陈境上，不降即进讨”，终于钓得贡榜王朝“大发兵溯金沙江而上”。1766年10月23日，数千缅军进至新街“登岸攻栅”，赵宏榜率军与之相持两天一夜，终不能支，突围转移至铁壁关。

眼见“荒僻野夷”打上门来，杨应琚“忧悒成疾，痰症遂作”，果然痰得是时候。乾隆遂改以两广总督杨廷璋驰往永昌接办军务。杨廷璋尚未到任，1766年12月，杨应琚命令总兵乌尔登额由宛顶进攻木邦；命令总兵朱仑再出铁壁关，进攻新街；命令提督李时升进驻杉木笼统一指挥。自是月19日起，朱仑部在楞木山与2万余缅军激战数日，互有杀伤，杨应琚即奏楞木大捷，“杀死贼匪约共四千有余”。24日至29日，缅军进攻并攻占铜壁关，焚掠盏达、户撒。1767年1月19日，缅军与清军在陇川交战，陷入相持。战至26日，缅军侦知清军即将完成集结，遂遣使赴朱仑营中讲和，杨应琚尽信不疑，同意讲和，缅军遂趁机攻入猛卯，盘踞此地半月余。2月初，缅军退出猛卯城，适清军李时升部向此地应援，进入猛卯城，缅军遂回指猛卯，于2月3日发起攻城战斗，讵料清军朱仑部续至，与城内清军相向突击，缅军遇挫，转移至底麻江。完成调动清军后，缅军另部旋进占木邦。至1767年3月底，朱仑部清军又转至木邦，缅军不敌，尽焚村寨退走。

至此，统观此时期清缅间诸战斗，清军除韧性较强（与缅军多日持续交战）、焦土政策较彻底外，其余无足称道。不过，《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表3-1“清前期某些年份各直省兵额”显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时，云南有兵48554名。刘藻使用兵力规模，未有明确记载。除去省内各地及滚弄江沿岸驻防兵力，考虑战场环境，赵宏榜部扫荡孟连、耿马时兵力当在数千左右。魏源《圣武记》显示，杨应琚统筹、李时升指挥之木邦-新街进攻作战，两地用兵总计1.4万。与之相较，缅军在楞木山战斗中投入2万余，应系其主力。偷袭猛卯战斗，用兵7000-8000左右，偷袭木邦战斗兵力更少，故为清军所轻易击退。总而言之，按清缅两军用兵最多时计，其兵力比为0.7比1。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清军在被迫采取消极防御的同时，进攻能力明显不足。与缅军形成拉锯，甚至为其所诱致，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必然的。

现在轮到乾隆急眼了，“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1767年3月底，乾隆将杨应琚调回北京，革职交部议处。改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移节永昌专办征缅军务。抽调京师八旗健锐营、火器营兵3000名，及邻省汉土官兵、索伦、厄鲁特等部共3万余名，分批入滇。

6月，明瑞抵达昆明，接上云南巡抚鄂宁即赴永昌。11月，云贵总督明瑞、参赞大臣额尔景额上奏三路进军方案：一路由明瑞亲自指挥，率满兵1000、绿营7000，自宛顶出境，进攻木邦；一路由额尔景额、云南提督谭五格（由贵州提督调任）指挥，率满兵900、绿营7000自铁壁关出境，进攻孟密；一路由领队大臣观音保指挥，率满兵900、绿营3000由山前经孟古、猛浦搜索前进，策应额尔景额部。乾隆批准。嗣后明瑞又调整部署，额尔景额部改由虎踞关出境，观音保部并入明瑞部。清军原拟11月15日分路出师，“会大雨，三昼夜不绝，人马俱立泥潦中，粮糗尽湿”。

缅军战略部署，因应清军来犯，辛骠信决心在八莫西南之老官屯组织防御，命令巴拉敏丁率部于此实施野战筑城。截至战前，巴拉敏丁所部“据点巩固、火器充足、士气高昂”。

12月，明瑞部先行自宛顶出境，于是月底进入木邦。1768年1月18日，明瑞部进至蛮结，19日向缅军所筑木栅工事发起进攻，至21日攻陷全部16处木栅工事，击退缅军。2月初，明瑞部进至隔弄山，经通泽、邦亥，至象孔迷路，粮尽马疲。2月9日，转至孟隆始获埋粮2万余石，12日再转孟密。为确保明瑞部通信及补给畅通，留驻木邦之参赞大臣珠鲁纳分别遣兵前往昔卜、天生桥、通泽开设兵站。

1767年12月，额尔景额部自虎踞关挺进至老官屯，向缅军所筑木栅工事发起进攻，连日不能克，伤亡甚重，额尔景额染瘴身亡，改以额尔登额为参赞大臣。

1768年1月中旬，辛骠信继续追加兵力应援巴拉敏丁，命令左营统帅率军溯伊洛瓦底江至八莫，命令“温吉”（贡榜王朝政务大臣头衔）马哈·西图率军沿伊洛瓦底江西岸向孟密挺进。额尔登额侦知缅军动向，判断缅军有遮断其地面交通线企图，遂引兵向旱塔转移，途中遭缅军巴拉敏丁部跟踪追击，抵达旱塔后，缅军巴拉敏丁部复与之隔河竖栅相对。

2月下旬，缅军马哈·西图部先于清军明瑞部抵达孟密，且清军参赞大臣珠鲁纳亦未能及时完成兵站开设，反为缅军支队驱歼，明瑞部与后方联系中断。2月23日，缅军支队包围木邦，战至当日五更时分攻陷，珠鲁纳自尽，杨应琚之子杨重英被缅军俘虏。2月27日，清军明瑞部开始转移，缅军马哈·西图部跟踪追击，于3月24日将明瑞部包围在勐腊，明瑞部此时兵力仅5000余，就地转入防御。延至3月27日始向宛顶突围，缅军判断清军突围方向，出动500名火枪手控扼某重要隘口，予通过隘口之千余清军骑兵以重创。战至28日，清军突围失败，领队大臣扎拉丰阿、护军统领观音保中枪阵亡，明瑞右臂、胸部中弹，在小猛育自割发辫交家奴携归，将总督印信交给随侍带回永昌，旋自缢树下。清军在浓雾暗夜之中各自奔逃，总兵常青、达兴阿、哈国兴等将佐先后逃回宛顶。

该阶段作战，推测清军之战略目的，系从南北两个方向快速向西楔入缅北纵深地域，搜寻、打击、歼灭缅军主力。观察其战役布势，明瑞将观音保一路并入己军，收窄进攻正面，相对集中兵力，形成主要突击集团，措置尚称适宜。然而战前未组织落实战场情报侦察监视工作，全不掌握缅军防御部署；战役打响后，稍有进展即仓促挺进，直接导致地面交通线过度延伸而无法屏护，后方基地向前开设兵站线，又未能与前方部队沟通协调，为敌所乘在所当然。战役结束阶段，转移途中不注意翼侧警戒，及时迟滞缅军合围；勐腊就地防御三天本身无可指摘，关键在组织突围战斗时盲目蛮干，意志又不坚定，终致完全崩溃，无法收拾。

至于老官屯方向作战，普遍观点均根据清王朝史料，认为额尔登额逃回旱塔后逡巡不救，才致明瑞败绩。事实上，即便明瑞有条件在孟密组织防御，两军直线距离也在100公里以上，额尔登额所部又经长期筑垒地域进攻战斗，已经达到进攻顶点，而且缅军还将筑垒工事推进至该部清军前沿，试问额尔登额如何营救明瑞？

清军战术特点，进攻老官屯较呆板，单纯正面进攻。明瑞率部进攻蛮结筑垒地域时，注意实施两翼包围，集中兵力于一寨发动猛烈攻击，得手后迅速涌入突破口，向余寨发展，倒还算说得过去。

贡榜王朝方面，虽然在战略层面力保老官屯、控扼伊洛瓦底江可称稳妥，但是最高统帅辛骠信显然也没有判断出清军真正的进攻重心。是故，在战役层面，缅军针对清军明瑞部，仅任势而已，并没有先期塑造战场，演出“诱敌深入、遽然合围、分割歼灭”的活剧。不过，在战术层面，缅军于山岳丛林地跟踪追击动作迅速，积极向敌翼侧、纵深钻隙渗透，抢先控制关键地形，基本无可指摘。

1768年4月，轻丧元戎、颜面扫地的乾隆，再度龙骧虎步，捭阖大势，风雷一激、鱼鳖惊慌。命令！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命令！鄂宁补授云贵总督，明德为云南巡抚。命令！抽调京营八旗兵6000名，索伦、达呼尔兵2000名，荆州、四川驻防八旗兵4000名，贵州绿营兵9000名，吉林并福建水师4000名，向滇西开进。嗣后又追加火器营4500名、健锐营2500名。4月14日，命令！福隆安为兵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5月21日，舒赫德抵达昆明，与鄂宁密酌军情。俩人算了笔帐，满汉兵4万需马10余万匹，若作战时间以10个月为限，则兵需米12万石，马需米30万石，总计42万石。云南省内可解决35-36万石。至于战场环境复杂，什么“羊肠鸟道”、“水寒土湿，易患疟疾”等等，相较之下反倒没那么严重——连后勤补给都尚有缺口，还谈什么战场环境。不管严不严重，俩人将商酌结果具折上奏，毫无疑问碰了钉子，乾隆朱批“无耻之见”。这倒罢了，俩人在该折附片中还建议让钱度、哈国兴“设法招致缅夷投诚”，这下连朱批都省了，直接“传旨申饬”，“驰驿作速来京”。但是，微妙之处在于，虽然是年8月鄂宁降补福建巡抚，改以阿桂补授云贵总督，但是钱度也补授广西巡抚，显见并没有因“设法招致缅夷投诚”而受到斥黜。

1769年3月28日，傅恒自京师启程，乾隆御殿赐宴。4月26日，傅恒抵达昆明，于5月上旬前往永昌、腾越等地查看边隘情形。5月25日，傅恒与阿桂、阿里衮会奏战役构想：改以老官屯为主要进攻方向，主力经孟拱、孟养，向老官屯西侧迂回，以福建水师沿瑞丽江而下，进攻老官屯。另以一部向孟密示形。乾隆批示同意该构想。

8月21日，傅恒率清军主力自腾越出发。9月26日，清军傅恒部抵达孟拱，继续向孟养推进。10月17日，清军傅恒部自孟养启程，经南洞干、猛拔，于28日抵达哈坎。至10月29日，水陆清军在八莫完成战役集结，此时傅恒部因长时间远距离开进，需留置兵力屏护地面交通线及重要枢纽，“仅剩官兵二千余名”，清军会师后总兵力1.5-1.6万人左右。

因应清军来犯，马哈·西图于1769年9月中旬率缅军自阿瓦出发，取道通泽、昔卜北上；马哈·提哈图拉率缅军与之隔两日行程，间道东进；左营统帅率缅军迎击戛鸠、孟密方向清军。缅军马哈·西图部仓促遭遇清军，被击败后转移至密铁拉河一线。马哈·提哈图拉部别遣一支队控制萨尔温江上的塔库渡口，缴获大批马骡，继续向木邦挺进，占领后留置部分守军，向八莫侧后机动。至11月底，缅军各部完成对清军的战役合围。

11月18日，清军开始进攻老官屯，缅军“枪炮俱下，烟焰涨天，又从西岸调兵来援，其水师亦从江心冲出”。当晚，清军退出战斗。嗣后双方又连日交战，清军接连使用火攻、炮击、爆破、自杀式冲锋等战术，屡攻屡却，逐渐达到进攻顶点。战至12月初，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等相继染疫身亡，傅恒自己也“腹泻日甚”。12月8日，辛骠信遣使投书，质问大清“尺地何以屡见征伐？往年遣人持书议款，久之未报，今又围老官屯，未审欲如古行事，抑欲战耶”，11日，傅恒回信，提出三项条件：仍前纳贡、送还所掠兵民、毋得扰害土司。13日，马哈·提哈图拉复信傅恒，基本同意三项条件，但蛮暮、木邦土司应属缅甸，清军谈判代表哈国兴拒绝。14日，清缅两军将领订立字据，达成停战。傅恒事前已具奏请罪，疏言“原调兵二万七千，今存者不满一万三千，乘其酋求降，谨以便宜从事”。15日，乾隆批准撤军。16日，傅恒令焚船熔炮，率3000名官兵先行撤退。18日，阿桂完成撤退善后工作，清缅战争结束。

该阶段作战，清军方面，几乎称得上是重蹈覆辙，甚至在水陆协同和攻坚战方面更形局促狼狈。缅军方面，除先期偶有小挫外，基本也是老调重弹，仅对清军后方地域的打击更为有力彻底。

盱衡全般清缅战争，概略统计，清王朝用费13721800余两白银，阵亡官佐526人，兵丁3291人；病亡官佐284人，兵丁4597人。当然，这点损失对清王朝来说，皮毛而已。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帝国总人口212023042人，户部银库实存银76222877两，比上年增400余万两。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765-1769）间，清王朝进口商品总价值1774815两，出口商品总价值4177909两。征缅损失的这点钱、这点人，那还叫个事？

连贡榜王朝都没当回事。1770年1月1日，辛骠信又率军征伐曼尼普尔。

那么研究清缅战争的意义何在呢？

回溯清缅矛盾根源，如前所属，是吴达善、杨应琚等清王朝边疆督抚大员，甚至乾隆皇帝本人，对贡榜王朝的政治体制全无概念，依照传统治理逻辑，片面认为贡榜王朝王权孱弱、土司割据，可以将边疆土司纳入清王朝的朝贡册封体系。然而，依托“阿赫木旦”制度建立起的贡榜王朝，其本质是一个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封建军事官僚集团。该集团本身，无法产出用于维系社会运转的各种政经资源，甚至相反，是将这些资源用于兵役耗材和内部分肥。存在于清缅边境沿线的土司群体，在清王朝当然构成战略缓冲带，但是在贡榜王朝则是令人垂涎的多汁猪排，那么为什么要将边疆土司拱手相送？在此背景下，围绕宫里雁事件，清王朝作出结构性的战略误判，贡榜王朝在身陷暹罗之余，又不得不暂时将战略重心北移，先用叉子把猪排叉柱，终使双方共同进入战争轨道。

战争进行中，清军又面临“火三角”：热带丛林山岳地气温高、易腐败、蚊虫多，造成疾病蔓延；缅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宽广，战略纵深大，一旦进入即被迫前伸补给线；缅军木栅深沟尖桩、壁开射孔，如部队未普遍装备火器，必然一时难下。缅军虽然也受此“火三角”约束，然而其毕竟因长期在此环境中生存，耐受力相对较强；战略纵深大，反而可资其利用，将主力后置；火器方面，缅军使用场合多依托坚固设防据点，进攻时鲜见使用，是故劣势基本得以遮盖。

战争结束后，清缅边境的模糊态势仍然维持，该地区类似土司的地方势力垄断在地资源统治结构，未受影响，长期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说，清缅战争的意义，可称得上是揭示了两大地区强权结构在边疆摩擦时，如何通过政治、军事、外交共同塑造出一种处于稳定状态的地缘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