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西狩一年多之后，《辛丑条约》的签订，确认了慈禧不会受到列强追究，她仍然是这个垂而不死的老大帝国的最高领袖。现在，她可以怡然自得地起驾回京了。出京之时，慈禧身着布衫，了无长物，回京时，装载箱笼的车辆竟多至三千余辆，这就是太后西行打猎的收获。
她经行的从西安到京师的两千多里路途上，地方官员们忙于为她修筑御道，缮治行宫，“一驿之费，几五万金。”
慈禧以拳乱祸首的身份得到列国谅解，一在于李鸿章以及赫德极力说服各国，二在于同意了列国协商后提出的条约。条约中，有两条重要内容，其一是惩办罪犯。列强最初开列的罪犯名单上，慈禧赫然排在首位。经过斡旋，慈禧的名字去掉了，但必须得有其它一些官员遭到最严厉的处罚，才能平息列强的愤怒。
联军原本要求处死12人，包括端亲王、庄亲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董福祥、英年、赵舒翘、徐承煜、启秀和载澜。最后的处理情况，与原初略有不同：
端亲王载漪因其子为大阿哥，他得以捡回一条性命，与载澜一同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其子溥俊虽是大阿哥，但顽劣无状，“其父戌边，亦无戚容。”返京途中，慈禧将其废黜。
董福祥是职业军人而非政治家，对他的处分最轻：革职。至于刚毅、徐桐和李秉衡，已于此前身死，对他们的处分是夺回原官，撤销朝廷给予的谥评。
此三人中，刚毅系在随两宫赴西安途中病死，他的死，可谓及时地逃避了紧逼而至的审判，保证了最后的尊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于李秉衡，其兵败自杀，也算是相对体面。
徐桐的死，却比较乌龙。
徐桐，汉军正蓝旗人，官拜体仁阁大学士，是晚清帝国这艘风雨飘摇的破船的掌舵者之一。这是一个道貌岸然的高级官员，他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他家住在东交民巷，与洋人的使馆相接，因厌恶见到洋楼，每当他出城时，宁肯绕上一大圈，也不从洋楼前经过。
眼镜是洋人的发明，虽然连雍正晚年都戴眼镜，但徐桐却极其看不惯这泊来之物，他的同事中有人戴眼镜，徐桐见之即不悦。
当此庚子年时，徐已年逾八旬，即便是慈禧召见他，也因他是年劭德勋的老臣，“恒改容礼之”。为此，徐晚年尤其骄横。
这样一颗恶新学恨洋人的花岗岩脑袋，听说世间还有一种叫义和团并以扶清灭洋为已任的义民时，不由大喜过望，“谓中国自此强矣”。尽管义和团大师兄们都是些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位理学大仍亲赠对联一副：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扬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联军入京后，徐桐的儿子、侍郎徐承煜告诉他：您庇护拳匪，夷人来了，肯定不会放过您，您就有失大臣之体，还是赶紧自杀吧，我也随后追随您于地下。徐桐虽过八旬，却一点不想死。在儿子的一再劝告下，只得把颈项放进了儿子为他准备的罗索中。
喜剧的是，父亲自杀后，徐承煜却不准备追侍父亲于地下。他离家潜伏，后来被日军抓获。及至议和事成，徐承煜是为必须处死的罪犯之一。当时，他和启秀关在日军监狱。正法之旨下达时，徐脸色大变，极呼冤枉――不知他是否想起了一年多年许景澄临刑前的那番话？
毓贤此前已发配新疆，赴疆途中，处死他的圣旨下达。刑前，他尚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对联里流露出的意气，不像是一个有罪而被国家正法的罪人，反倒像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劝勉同仁的烈士。也就是说，虽然付出了包括自己的性命在内的惨痛代价，毓贤的思想依然停留在仇洋灭洋的泥沼中未能自拔。
英年与赵舒尧原定为斩监候。此后，下令两人自尽，算是给他们保留了一点大臣的体面。英年自尽无甚可说，赵舒翘却自尽得艰难而屈辱。
赐赵舒翘自尽时，他被关在西安狱中，由在庚子事变中迎驾有功而大获慈禧赏识的陕西巡抚岑春煊监督执行。赵舒翘不相信慈禧真的会赐其自尽，以为随后一定会有另外的旨意到达，他老婆比他明白：你不要再心存幻想了。我们夫妇今天同死吧。
老婆给他递上用于自尽的金子，他勉强吞了少许，过了三个时辰也没死亡的征兆，还在喋喋不休地处分家事，并不断咒骂刚毅，认为是刚毅害了他。岑春煊急于复命，等得很不耐烦，又给了他一些烟土。但吞食烟土两个时辰后，还是不死。接着又上砒霜，这一回终于偃卧呻吟，但到了半夜依然气息不绝。
岑春煊无奈，也顾不得为赵舒翘保留大臣的体面了，他令手下用厚纸蘸上热酒，盖住赵舒翘七窍，这样，命大的赵舒翘终于在恋恋不舍中告别了人世。赵舒翘和徐承煜之流的达官贵人，视人命为蝼蚁，却把他们自己的性命，看得比任何东西都更重。
21、
《辛丑条约》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条，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清（也就是到1940年为止），年息4%，合计9.8亿两。这笔赔款以海关税、厘金、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再加上各省教案赔款，总数在白银10亿两以上。
中国的所有重要收入，除了田赋外，其余全部用于偿还赔款。这是一笔像山一样庞大的债务－－当时中国全年的总收入尚不到白银1亿两。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继续苟延残喘的清政府，沦落成为列强征收赋税的管家。
行文至此，有关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的壮举与结局，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但还想多说几句的是由庚子赔款引出的另一件可能令当事人完全没想到的事情：
这笔庞大的赔款中，俄国占的份额最多，达29%，德国次之，20%，再次是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5.75%和11.25%，日本和美国差不多，一个7.7%，一个7.3%。
1904年，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此人乃发韧于容闳的第四批留美幼童――在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协商赔款到底用黄金还是白银支付时，海约翰无意中表示：庚子赔款实属过多。
作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家，梁诚立即中止和海约翰争论支付方式，而是进一步探讨赔款过多的问题，以便“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在梁诚的努力下，美国方面终于决定向中国返还部分赔款，并与中国方面约定：退还的庚款，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并在国内建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后者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的前身。
十多年间，通过清华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多达1000余人，其中妇孺皆知的便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
美国的此种举动，自然有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就像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说的那样：“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但客观上讲，美国的确希望用这笔溢余的赔款，通过培养一代代认同普世价值的人，进而让他们的对手从蒙昧、排外变得开明、务实。美国的这种意愿，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是巨大推动。
在美国的示范之下，后来另一些国家也纷纷数量不一地向中国退还赔款。如果说庚子拳乱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这些原本来自中国的银子，终于用到了刀刃上，它让为数众多的青年有了亲近现代文明，接受现代教育，确立普世价值的机会。
1956年，台湾重组清华，是为新竹清华大学。直至今天，新竹清华大学每年都还能收到来自美国的庚款支票。
在以美国为首的各国纷纷退还庚款时，惟有一个国家不为所动，一分未予退还，而是用这笔横财发展国内经济，振军经武，并于庚子拳乱三十余年后，对中国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发动了旨在一举吞并的侵略战争。这个国家就是东邻日本。
庚子年之初，当各种谎话连篇的揭贴翻飞如鸽群时，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可以将洋人一举杀尽时，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镇，顷刻之间便成为义和团的大本营。
那时候，哪怕是一个最逆来顺手的草根小民，只要一旦加入了义和团，也敢于向官人和洋人自豪地宣称：俺是洪钧老祖派来的天兵兵将，俺是来拯救这个国家的。
然而，几个月后，当联军进驻，大地就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天津民众纷纷在门首插上了表示归顺投降的白旗，行人上街，也手举白旗，上面写着某某国顺民，某某国良民，至于这某某国，可以写日本，可以写美国，可以写俄国，独独不能写中国或大清。
至于被联军分区驻防的北京，居民们纷纷向洋兵赠送以前只送给父母官的万民伞；而略通外语之人，则一时间身价百倍，一下子从二毛子成为抢手货。其情其景，史家所谓：“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
不仅人民如此，最高统治者亦如是。经历庚子之变后，在慈禧的默许和鼓励之下，原本被她废除的戊戌新政，重又颁行全国――这位铁腕人物此举，一者当然是想通过她一知半解的新政，来挽救大清江山；另一方面，更是想用施行新政的方式向洋人表明，我并非一个蒙昧的不开化之人，恰恰相反，我是改革开放的总策划与总后台，因此，你们没有必要推翻我。
西狩期间，慈禧对光绪态度稍有好转，有时甚至在决定重大事件时还问一问他的意见。等到重返紫禁城，“乃渐恶如前”。临朝听政，光绪如同庚子事变前一样，一言不发，形同木偶。
他打算以这种庸暗的方式示弱，以便救全自保。他还年轻，他明白，只要不被推下皇位，江山迟早得由慈禧手里交还给他，到那时，他便可以像他艳羡不已的明治天皇那样，实施一场旨在中兴与崛起的改革。
然而，事与愿违，他却莫名其妙地早于慈禧一天死去。
其实，即使光绪不死，即使他能顺利地接过慈禧的权杖，他要让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重获生机，也将是一件没有多少胜算的小概率事件。
对这个国祚延续已近三百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只有死亡，才能给它的子民带来重获自由与富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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