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是一张珍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的黑白老照片：一条肮脏的小河几乎完全干涸，垃圾堆成了一道道从河心通往河岸的斜坡。一群人正从一个黑漆漆的门洞进入城内，沿着垃圾铺成的道路走上河岸。河岸边，一大群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好奇地围观。
资料介绍说，这是庚子年，即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从广渠门外的下水道攻进北京城时发生的神奇一幕。数量远远超过联军的围观者，全都是大清子民，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为了看得更清楚，乃至站到了岸边的垃圾堆上，那种兴奋与怡然，很难想象他们正面临敌军攻陷首都，政府即将崩溃的巨变。
其情其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桩著名的围观事件：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当英国军舰炮击广州城时，岸边的高地上，同样站满了指指点点的中国人。甚至，还有不少勇敢者驾着小船，围追英国军舰――以便向他们兜售蔬菜和水果。
中国人历来喜爱围观，鲁迅曾对这些麻木不仁的看客极为不满，他在其名作《药》里写道：“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的愤怒，大抵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在内。
但对那些站在广渠门下观看联军攻陷首都的百姓来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洋人是来和朝廷打仗的，而朝廷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这个国家彻底丧失信心和信任之后，才会出现这种笑看敌军直捣首都的怪事。
然而，在庚子年那些自以为是的民族英雄眼里，却深信民心是他们可以倚仗、可以用来对抗列强的王牌。
就像一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特大地震，其肇始却仅仅是一系列毫无知觉的小地震一样，庚子年的国变与人祸，其源头，也是一起很普通的偶然性群体事件。
那是庚子两年前的1898年10月。这一年，中国发生的最重大、最震撼的事件，无疑是由光绪支持，却遭到慈禧太后无情剿杀的短命的百日维新。就在一个月前，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血浅法场，刚刚颁行的诸多变法新政，统统予以废除。
不过，对山东冠县一带的农民来说，遥远的京师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变法与否更引发不了他们的关注。这年秋天，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接到传贴之后，携带各种武器――少量是用于打猎的火枪，大量是用于练习武术的大刀、长矛，乃至从土里扒食的锄头――赶往冠县蒋家庄。
发出传贴的是一个叫赵三多的老拳师。冠县以至整个山东，自古民风剽悍尚武，冠县一带盛行梅花拳，而赵三多，就是一个著名的梅花拳高手，据说他的徒弟多达两千余人。可以想象得出，接到传贴后赶往蒋家庄的人流中，有不少就是赵三多的徒子徒孙。
这位年近花甲的老拳师在十月二十六日，聚众达三千人左右，这些人以头帕和长靴作标记，祭旗起义――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乃是与朝廷为敌不同，赵三多不反朝廷，他要反的是洋人，他的旗帜上非常清楚地写道：扶清灭洋。不过，即使他不打算与朝廷为敌，朝廷也无法坐视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体事件。毕竟，大清朝只有《大清律》而无《大清宪法》，赋予赵三多结社集会的自由。
鉴于赵三多是以梅花拳相号召，其他不愿惹火烧身的梅花拳大佬都警告他，要他不得以梅花拳名义起事。赵三多一气之下，打出一个新旗号，这个旗号我们耳熟能详：义和拳。
赵三多在蒋家庄摆拳三天，炫耀了一番势力后，便率众攻打冠县和临清交界的黑刘村教堂和红桃园教堂。赵三多的蒋家庄聚众祭旗，被后来的史家们界定为义和团运动之滥觞。
中国的大多数时期，统治者对人民的宗教信仰，基本采取放任自流政策，即只要不以宗教为外衣，行谋逆造反之实，则政府对你是信道教还是佛教，或者两教都信或都不信，一向不大关心。或者更深层次地说，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远不如西方人虔诚，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就像马嘎尔尼说的那样：“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窃以为很可能就是各自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一边对宗教采取实用主义，我给你烧香，你就保佑我升官发财；一边则虔诚地认为自己乃上帝的选民，有上帝的爱与自己同在。
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随着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播，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保证了传教士在中国租赁和购买土地修建教堂的权利，操着不同语言的传教士们为了他们心中的上帝，纷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企图让这片异教徒的土地，回荡起上帝的福音。
但是，中国国情的土壤，却注定了上帝的种子很难在这里大面积的发芽生根。虽然传教士们费尽周折，但皈依的民众依然屈指可数。为了争取更多信徒，传教士们便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比如向每个皈依者提供130两的生意津贴，又比如当信徒遭到政府迫害或是与其它不信教民众发生纠纷时，传教士常以自身势力施加影响。
这样，不少社会底层人员，便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教堂――显然，他们成为上帝的追随者，与信仰几乎没什么关系。这种信徒，被其它民众蔑视地称为“吃教饭”。用徐中约先生的话说，那就是传教士此举“吸引了弱者和投机者入教，但强者和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却厌恶这些传教士。”
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呈现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中国乡村经济更加凋蔽，民众生计举步维艰。在底层民众眼里，他们只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之路越来越窄，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
“却不知道中外之间达成的利益补偿原则，不知道外国人建厂房开矿山修铁路征用他们的土地，已经在双边或多边政府协议中达成补偿机制，所有损失都由外国政府外国企业通过贸易或税收的方式补偿给了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些失地农民的具体补偿。”（马勇：《1900年中国尴尬》）。
也就是说，由于清政府的不作为，外国人的补偿没能下发给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则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在洋人补偿一说。信息的不对称，使民众对洋人的仇视愈积愈深。与此同时，大量廉价洋货的登陆，则使中国的手工业者走上了绝路，昔日自耕自足的自然经济，终于走到了末路。
此外，即便时光已进入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即便洋务运动已兴起了二十多载，但绝大多数民众依然是愚昧的，无知的――正如后来诗人毛润之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在这些愚昧无知的民众眼里，正是外国人的纷至沓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糟糕：洋人的铁轨毁坏了龙脉，洋人的矿山放走了宝气，基督教的异端邪说冒犯了神圣的孔子。这一切，致使民间三人成虎地虚构了洋人磬竹难书的罪行――而这些所谓罪行，在今天看来，如此荒诞，如此不经，那时却被普通民众认定是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总之，就像运行于地下的岩浆，当其压力越来越大，压制于其上的岩石和土壤无法阻止它时，它必然要冲出地表，而其喷涌之地，则必为地表最薄弱之处。举国汹涌的仇洋情结，也在找寻一个适当的突破口或者说导火索。
充当了突破口和导火索的，是庚子年前后的华北大旱，它使得发轫于赵三多老拳师的义和拳，终于在两年时间的阴燃之后，由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
仇洋排外是贯穿了晚清数十年的经久不息的主题。仇洋排外者以普通民众为大多数，但它还包括了煽风点火的乡绅士子，地方势力人物如赵三多，以及一部分居心叵测的政府官员。
其时，在中外交涉中，一些政府官员以为，义和拳的存在，可以加重与洋人打交道的砝码，故而，尽管朝廷一开始迫于列强的压力而下令各地官员扑杀，但官员们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公开反对。至于朝廷最高决策者如慈禧太后，其实也在对待义和拳问题上首鼠两端，剿抚不定：他们既觉得义和拳对洋人的攻击颇有解气之处，又怕一旦过于放纵，将使局面难以收拾。
对朝廷决策者这种心理的揣摩，以山东巡抚毓贤最为精准。
毓贤是正黄旗汉军，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署理山东曹州。《清史稿》称他“善治盗，不惮斩戮。以巡抚张曜奏荐，得实授。”比他稍晚一些的许指严则在《十叶野闻》中把他称为毓屠户，并认为“清季之酷吏当以贤为举首”――来自正史和野史两个方面的资料都表明，毓贤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鹰派，一个动辄以杀人为终极解决办法的酷吏。
事实上，每个朝代行将结束之际，都会涌现出一批像毓贤一样“不惮斩戮”的酷吏，他们为了求得表面的稳定，不惜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实现快刀斩乱麻的要义，但其结果，一则使民众对政府彻底丧失信任，一则使他们自身也陷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毓贤在曹州任上，因斩杀民众两千余人而声名鹊起，史料没有说明这两千余人到底是些什么身份，但可以肯定不是义和拳。一个代理道台因杀人众多，上峰竟然青眼相加，得以转为实授。这则说明，末世里粗暴简单的行政方式已经取代了治世的沟通和谅解。此后，毓贤快速升任为按察使，不久又代理布政使，也就是管理一省民政的副省长。当李秉衡调离山东后，毓贤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成为这个垂死帝国的封疆大吏之一员。这时候，山东的义和拳已经愈演愈烈了。
尽管西方列强严词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加以打击，但毓贤除了在朱红灯的红灯照起事时曾派兵镇压外，一向都对义和拳采取亲善态度。甚至，就是他认为义和拳名字不佳，亲自改拳为团，称为义和团。义和团亦由是得名。当时，山东的一些义和团队伍，纷纷“团建旗帜，皆署‘毓’字。”一个封疆大吏，居然默许闹事的民众把自己奉为首领，这在其它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但义和团运动，却就在这种异常吊诡的气氛中渐入佳境。
不久，因法国人的严重抗议，清政府不得不将毓贤免职，令袁世凯接任。但被免职的毓贤进京时没受到任何处分：他向朝廷的决策者――包括慈禧、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慈禧第一次亲耳听到的有关义和团的直接信息，应该就是由这位刚从山东免职归来的巡抚讲述的。慈禧不仅亲自赐他一张号称御笔书写，其实为另一妇人捉刀的福字，不久又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这样，毓贤便如同一只培养皿，把这种称为义和团的病菌带到了山西，让山西教民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这是后话。
4、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任何一次农民起义相比，义和团都更像是一场乌合之众的嗜血狂欢。以往的农民起义，不论大小，至少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领导人，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会有统一的行动。但义和团运动却是一盘民族情结的散沙。将这盘散沙暂时瓦合在一起的，是华北民众日益不堪的生存状况和对洋人洋教的刻骨仇恨，而充当瓦合粘合剂的则是荒诞不经的巫术。
在广大的中国北方农村，几乎每一个聚众而居的村庄，都有一两个意见领袖。在山东，这样的意见领袖往往由赵三多这种会武术的拳师充当。义和团的组织形式是以团为单位，相互之间基本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几乎每个自然村都各自设立坛或拳场，由赵三多式的人物出任首领，他们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每团人数少则几十几百，多则成千上万。在这种大量单个的团的基础上，有时也会有几个或几十个团的联合组织，称为总坛，首领称为老祖师。
一百年前的欧美早就进入了由大炮、军舰、机枪担纲的热兵器时代，义和团团民既背离世界潮流，对这些先进武器的了解付诸阙如，但又要鼓舞士气，迷醉别人复自我麻醉，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巫术相号召，相鼓舞。
义和团的每一团或坛，都设有坛宇，并有奉为保护神的神祗，这些神祗五花八门而又自相矛盾，有的团供奉玉皇大帝，有的供奉关公，有的供奉《水浒》中的人物，有的供奉《三国》中的人物，甚至还有供奉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在一个团之内，大师兄是口含天宪说一不二的灵魂人物，每当他有重要命令发布，必然宣称某位神祗依附其身，尔后跳舞升坐，发号施令。其情其景，一如当时民众还记忆犹新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或杨秀清。
义和团赖以吸引大批无知民众、以及后来让朝廷决定依靠它们与列国为敌的法宝，便是巫术。义和团首领们宣称，只要按他们的办法训练，修习一百天后就可以不受子弹伤害，修习四百天后可以平地飞升。至于居于人类与神祗中介地位的大师兄或是老祖师，他们更是具有撒豆成兵，剪纸为马，并招来天兵天将助战的神奇本领。
在符表、咒语和如同中了魔障的跳舞为主的仪式中，原本就热衷于从众的中国底层民众，仿佛一夜之间找到了主心骨。他们的一生之中，第一次如此扬眉吐气，第一次如此天降天任，以为整个世界真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古老的国家也必须依靠他们，才能从洋鬼子的凌辱中得到解放。
可以说，在庚子年的决战到来之前，中国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人就是那些渴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成员。他们通过巫术的方式，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国家的拯救者。
事实上，不仅山东在庚子年前后涌现出一股反洋热潮，在中国的其它省分亦然。在四川，由余栋臣领导的袍哥反洋便是其中之一。当时，余栋臣在其檄文中坦陈其反洋因由：“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奸淫我妇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会，巧取我银钱，小儿视如瓜果，国债重于丘山。焚我皇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立埠，国土欲分。自古夷狄之横，末有甚于今日者。”
其实，余柜臣檄文中所列举的洋人罪行，有许多条都是无知国民昧于世界潮流的臆想之词，但与余栋臣相比，义和团的认识还要等而下之。在他们如天女散花般抛出的各种揭贴中，大抵都是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不外乎“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避刀剑，可避枪炮，……兴大清，灭洋教。”
在义和团看来，不仅洋人个个该杀，便是和洋人稍有联系之人，以及使用洋物之人，也当斩尽杀绝。义和团把洋人称为大毛子，把教徒和从事洋务者称为二毛子，使用洋货者称为三毛子，而所有毛子都只有一条路：去死。――在义和团极尽夸张与扩大的滥杀中，不少人就因身上揣有一盒火柴而被横尸街头。
义和团在进入京师前后，曾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要抓住“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指两年前发起维新变法的光绪；所谓二虎，指从事洋务的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所谓三百羊，指与洋人有关联的在京官员。依义和团的说词，朝廷只有十八个官员才有资格继续活下去――显然，他们就是支持拳民的毓贤之流。庚子年，他们是民众眼里的民族英雄。
1900年，岁在庚子。虽然朝廷注意到了齐鲁大地上起于青苹之末的义和团，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其时，这个国家的主要决策者们在谋划另一桩在他们看来远比招安或剿杀义和团更重要一百倍的大事。
这大事就是换皇帝――废掉傀儡光绪，另立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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