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悲苦的光绪】
文/聂作平
5、
在清朝两百多年的十几位皇帝中，人生最悲苦失意者莫过于光绪。他原本是一个聪慧而力图中兴的君王，却因大权旁落，毕生皆为傀儡。这个傀儡皇帝不仅于军国大事没有一丁半点发言权，甚至连宫中的太监们也要在生活上欺负他，常给他冷脸和难堪。
他作为皇帝的惟一存在意义，就是在帝国与洋人的争战中惨败后下罪已诏自我批评，或是以他的名义批准与洋人的和约。
光绪名载湉，虽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但按常理，他原本没有登上帝位的机会。然而机缘巧合，这个不该登上帝位的人不幸登上了帝位。就像在得知儿子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后，载湉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曾痛哭失声并昏绝于地一样，众所周知，他被扶上宝座纯出于慈禧私利的结果，既非他个人之福，亦非这个江河日下的沧桑帝国之福。
自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政变，置咸丰遗诏中确认的肃顺等顾命大臣于死地后，大清帝国的最高权杖便操在慈禧手中，时间近半个世纪。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如此狼狈屈辱，如此不忍细看，很大原因便是这个既昧于传统精神也昧于世界潮流而只知威福自专的满州妇人。
同治十二年（1874年）冬，慈禧的儿子、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去世。尽管清宫留下的医案证明同治系患天花而死，但更多的野史和民间记忆，却认为同治其实是梅毒不治。同治没有子嗣，由谁继承大统便迫在眉睫。
按继承法则，同治的子侄辈都有资格依据其血源亲疏作候选人。当慈禧主持召开核心领导层会议，探讨同治的继承人时，军机大臣文祥就提议说：“从情理上讲，都应为皇上立太子，溥字辈的近支中有几个人选，请择其贤能者立之。”
慈禧闻言，脸色大变，过了好半天才说：“醇亲王之子载湉，甚聪睿，必能承继大统，吾欲立之，为文宗显皇帝嗣。”载湉是同治的堂弟，他本无资格继承同治，但慈禧决定把他作为文宗也就是咸丰的继承人，也就有了继承资格。
慈禧之所以如此做，原因有几个：其一，载湉之母乃是其亲妹；其二，载湉年仅四岁，便于控制；其三，如果立溥字辈也就是同治的子侄为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自然会失去垂帘听政的理由，而一旦立与同治同辈且只有四岁的载湉，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执掌朝政。
基于此，她宁愿自己的儿子绝嗣，也要立与儿子同辈的载湉。
在童年光绪成长为少年和青年的十多年里，如同同治朝的十来年一样，这个老大帝国的最高主宰就是深居宫禁的慈禧。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光绪已经年满十六，按照祖制可以亲政，也就是慈禧应当中止垂帘听政归政于光绪时，慈禧也装模作样地发布了一道旨意，表示要归政光绪。
然而，满朝文武都清楚地知道，对这个嗜权如命的老妇人来说，这旨意只不过是聊以应付舆论的幌子。很快，重臣们纷纷上奏，请求慈禧继续听政。这些重臣中，有一位就是当年因儿子被推上皇位而放声大哭的奕譞。他在奏章中提出，光绪现在还不能亲政，至少得等到二十岁以后。且即便亲政，也必须按照现在的规矩，天天向慈禧早请示晚汇报，重大事情一律听候慈禧圣裁。
醇亲王如此提议，不能仅仅视为虚伪，而是他的一种自保：他深知当年慈禧选中自己的儿子，不过是为了满足她的权力欲望。如今提出归政，也是做做样子，掩人耳目。为了自保，也为了避嫌，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求慈禧继续听政。
果然。慈禧从善如流，欣然接受醇亲王等重臣的建议，“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依照由礼亲王世铎拟定的《训政细则》，慈禧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一句话，光绪仍然没能摆脱傀儡的身份。惟一不同的是，以前住在宫中的慈禧，现在搬到了郊外的颐和园。每天的重要文件，在光绪圈阅之后，都得悉数送往颐和园，由慈禧作最后的圣裁。
这个彼时世界上人口最众多，历史最悠久的老大帝国，就在这种训政模式下继续苟延残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这个拥有比日本多达几十倍人口和地盘的大国，竟然被日本打得全无还手之力，被迫签订了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可以说，真正让中国人觉醒，并感受到豆剖瓜分危机的，不是两次鸦片战争，也不是中法战争，而是甲午中日战争。
其时，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光绪已经二十五岁。对日战争时，他是强硬的主战派，但谁知战事却一败再败，这对年轻气盛的光绪，是一口无法咽下的闷气。两年后，德国强占胶州，亡国灭种的可能似乎正在一步步地化为现实。
光绪力图有所作为，大权却在慈禧手中。这年，他悲愤地对庆亲王说：太后如果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心作亡国之君。庆亲王将光绪的意见转达于慈禧，慈禧“始闻甚怒”，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庆亲王力劝，慈禧勉强同意光绪变法，却又恨恨说道：“由他去办，等到他办不出结果再说。”
好不容易有了部分事权的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策划下，实施了著名的戊戌变法。然而，康梁的变法无疑过于生猛，且颇多条款并不适用于彼时的中国，而过于激进的改革，显然会触及守旧派的既得利益，守旧派便在帝后两宫之间日以挑拔为能事，终至慈禧龙颜大怒。
其实，慈禧本人并无政治见解，她一面暂给光绪权力，一面又撤掉其主要助手帝师翁同龢；一面对新政的某些措施也表示赞许，甚至一度为康有为上书中所言国是日非而动容，一面又听任乃至纵容保守派与光绪对立；她这些自相矛盾的举动，透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她既要完全地控制光绪，不让他因自己的部分放权而成为断线的风筝，更不想让光绪一旦变法成功而受到天下吏民的衷心拥戴。她要的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权，而倘若变法成功，这功劳也必须归于她的头上。
然而，光绪和他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智囊却没能看清慈禧的真实想法――如果维新派把慈禧供奉到维新变法总设计师的牌位上，以此赢得慈禧的真心支持，则戊戌变法完全可能成功，中国此后若干年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庶几也能够避免。
然而历史既是不可逆的，又是不容假设的，真实的情况是，天真的康梁以为凭光绪这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颁布一些变法措施，天下便能焕然一新。书生之误国，近代当以康有为为最。――当光绪已经感受到因守旧派的挑拔而慈禧对自己颇为不满时，他给参赞军机杨锐手书密诏，云“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制肘，而朕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
光绪已然意识到，一旦因变法得罪慈禧，不仅变法无以为续，就是他的帝位，也岌岌可为。他希望智囊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确保慈禧不发难。然而，智囊们的办法却把光绪逼到了死角――谭嗣同夜说袁世凯，希望这位手握重兵并曾对变法表示过支持的军人发动兵变，但袁世凯却径直把这惊天阴谋告诉了守旧派领袖荣禄。
此后，慈禧从颐和园突然回到宫中，光绪被剥夺了一切权力，成为货真价实的木偶。仅仅百日的维新变法，也就此划上一个草率的句号。变法期间的新政，除了开办京师大学堂一条外，余者统统废止。
【实际主宰大清数十年的慈禧太后】
6、
垂帘听政是晚清的最大政治特色。在这种古怪的体制下，当臣工们上朝探讨国家大事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主子，而是三个或两个主子――同治及光绪早期，慈安太后还健在，两个妇人便坐在皇帝后面，她们和皇帝之间，有一层纱幕作屏障。等到慈安去世后――一种说法是被慈禧鸩杀――慈禧便独自坐在光绪背后。
戊戌变法失败，慈禧继续训政，她从颐和园搬回紫禁城，每当上朝时，她便与光绪并排坐在大臣们面前，那道用于掩耳盗铃的纱幕再也没有出场的必要了。臣工们奏对时，已然失去权柄的光绪默然无语，只有慈禧在滔滔不绝地发布最高指示。有时候慈禧似乎觉得皇帝也该说几句，就用手肘推推光绪，光绪只得勉为其难地讲几句。
至于光绪的居所，则被慈禧搬迁到了位于南海的瀛台上，这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地方。这个天朝上国的天子，已经被软禁起来。一次，光绪闲逛到某太监房中，看到几案上有一本《三国演义》，光绪翻了几页，掷书长叹：朕并不如汉献帝也。
然而，即便比汉献帝还傀儡，慈禧也不愿再看到光绪以人君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她打算行废立之事。要废掉光绪，慈禧及手下智囊们的思路是向外界宣称光绪身患得病，尔后天天伪造医案，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当光绪被干掉时，就对外宣称他因病死亡。
在短暂执政期间热衷向西方学习的光绪，一向被洋人视为这个古老的、半开化的国家的开明人士。为此，当京城里风传脸色苍白的光绪极有可能被母后处死的消息时，西方使节纷纷出面警告，宣称任何有关皇帝的不幸事件都将招致干预。在西方强大压力下，朝廷不得不同意由一位法国医生到宫中为光绪看病。这位法国医生的宫中之行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光绪还活着；
其二，光绪龙体有恙，但并没什么要命的大病。
法国医生的宫中之行无疑也意味着，通过制造假医案，伪造皇帝身患重病再将其秘密处死的方案此路不通。
但独裁者一旦决心要干的事，世界上很难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回心转意。慈禧旋即要求各省督抚对废黜光绪的可行性发表意见。在这些封疆大吏中，广有声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坚决反对，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
康梁变法失败后逃往海外，两人利用其巨大影响力，在海外办报结社，倡导保皇，甚至密谋组织义勇将光绪救出紫禁城。这都使得慈禧既恨洋人对康梁乱党的庇护，更恨康梁所要保护的光绪。刚毅乃慈禧的红人，此人到东南诸省巡查时，一边大肆贪污受贿，“括千万发于京师”，一边搜集了大量康梁乱党的证据。这其中，就有梁启超力诋慈禧的《清议报》，慈禧览报大怒，更坚定了废掉光绪的决心。
清朝在皇位的继承法则上，与历朝都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创始于雍政时期的秘密立储。秘密立储的方法是，皇帝当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面，将事先秘密写好的储君名字放入锦匣之中，封存于乾清宫内最高处的正大光明匾。同时又另有一个备份，由皇帝随身携带。除了皇帝本人，再无他人知道储君为谁。
也就是说，自雍正朝以后，清朝不存在太子一说。但是，慈禧为了把光绪拉下皇位，不惜破坏祖制，她于已亥年末，密召多位朝廷重臣，商讨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即太子。这次密议的痕迹之明显，以至于宫中打杂的苏拉们也纷纷传言：“今日换皇上矣。”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已亥建储。
【晚清重臣李鸿章】
7、
慈禧尽管在国内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层，但她对即将实施的废立之事，洋人到底会持什么态度，也心存疑虑。为此，她令荣禄私下找到李鸿章，要求与洋人打交道多年的李鸿章出面，试探洋人态度。
李鸿章因甲午战败而代表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既不幸沦为民众指斥的汉奸，也是朝廷决策失误的替罪羊。此时，他被排挤在权力之外，闲居京郊贤良寺。李鸿章向荣禄提出：我现在处于赋闲状态，和西方使馆没有来往，如果任命我为总督，各国使节必然会来祝贺，到时，“当乘间询之。”
按《拳变余闻》的解释，李鸿章提出外任总督，其实质是这位晚清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深知慈禧一伙草率行废立之事，必然会“京师生变”，出为总督，是其“思避之也。”
不久，李鸿章果然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各国使节前来祝贺时，李鸿章问道：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各国使节的反应是：“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
李鸿章将各国不同意废光绪立溥俊之意回报慈禧，慈禧“乃大恨”，认定这是洋人干涉天朝内政，心里憋了一口恶气。比慈禧还要愤怒的则是载漪，原以为很快就会成为天子的老爹，庶料这些可恶的洋人竟然如此不给脸面，“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
1900年1月7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李鸿章急匆匆地离开京城，前往广州署理两广总督，如愿以偿地离开了他断定即将会大乱的是非之地。
半个月后的1月24日，清廷正式宣布立十五岁的溥俊为大阿哥。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上海电报局总办、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了1231名绅商联名发表通电，反对朝廷立储决定。这些绅商中，包括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经元善的举动引得朝廷大为恼怒，不仅抄了经元善的家，还全国通缉经元善。经元善被迫流亡澳门。当清政府向葡萄牙提出引渡要求时，遭到葡方拒绝。
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风潮，五年之间，这个帝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而这些大事之间，其实都一环扣一环，正如亲历者恽毓鼎所说的那样：“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已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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