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不仅地方官员如此，中央政府亦如是。而就在他们时剿时抚，其实都没有尽全力而是忙于废立之事时，义和团已悄然作大作强。可以说，如果没有高层实力派人物的庇护、纵容甚至鼓动，我们很难想象，起自于草莽的义和团，竟然会升格为这个东方大帝国的国家行动。
在民众眼里，庚子年的民族英雄群像中，裕禄和刚毅是对义和团进入京津两座大城市并渐成气候的关键性人物。
裕禄乃满州正白旗人，监生出身而做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封疆大吏中排名第一。直隶总督驻保定，天津则为其治下最重要城市，这里既是京师门户，亦是华洋杂处的开埠口岸。
义和团天津方面的领袖为张德成和曹福田。张德成乃船工，曹福田系游勇，由此亦可略窥义和团的构成，确乎由最底层民众所组成。曹福田刚到天津时，为了显示他神通广大，就登上城楼问旁人租界在哪个方向？众人回答说在东南方。
曹福田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身，告诉众人说：洋楼毁矣。一会儿，东南方果然烟火烛天，众人都惊悚不已，以为曹德成真的身藏神技。其实，这种非常低劣的伎俩，甚至还不如陈胜吴广的狐鸣鱼书，但在一个狂热的非常时期，人们发自内心地期望某些旗帜性人物能够拥有超人的本领，便不再去考究种种神迹的真实与否，而是乐于跟风乐于夸饰，集体成为曹大师们的狂热粉丝。
非常有意思的是，与其他义和团首领逢洋必毁不同，曹福田对洋人生产的洋物，采取的是拿来主义。曹福田喜欢骑一匹高头大马，戴一架水镜眼镜，嘴里叨着洋烟卷，长袍上系着红带子，脚登缎靴，身背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拿一根秫秸作指挥棒。
曹福田的室内，高悬关公、赵云、二郎神和周仓的神像。这种令人莞尔的中西合璧，与其说他像一位群众运动领袖，不如说更像以听评书、看地方戏为主要知识积累的北方农民臆想出来的舞台形象。
张德成的总部设在天津郊外的独流镇。某天，他率众绕镇三周，以杖画地，宣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这种哄三岁小孩的鬼话，民众居然深信不疑。其中，固有彼时民众的蒙昧与无知，更多的却是由那种宗教狂热所激荡的盲目崇拜。
不久，义和团抓住几位清朝官员，张德成认为奇货可居，便向这几位官员自炫其术，并让他们转告总督裕禄，云只要给他二十万两饷银，他就能够灭洋。这几位官员回去一报告，裕禄亦深信不疑，并命张德成到天津面见。张德成对裕禄的命令很愤怒，“我又不是你手下官员，你凭什么用总督的威严来指示我？”
放在承平时代，一介草民无论如何不敢这样和封疆大吏对话，但时势不同了，何况在裕禄等人看来，义和团或许就是扶清灭洋的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这样，裕禄命以八抬大轿将张德成抬进督府，并打开中门迎接，以平等的礼仪相见。
第二天，裕禄摆宴为张德成接风。席间，张德成忽然作沉睡状，众人呼之不应。半晌，他打了个哈欠起身，从衣袖里拿出大炮上的机管数根，并告诉众人，刚才他的元神外出，从洋人的大炮里把这些东西窃来，现在洋人的大炮都是些破铜烂铁了。对此，裕禄“深敬之”。
刚毅则是把义和团引入京师的始作俑者。当朝廷对义和团忽剿忽抚，却无论剿还是抚都举棋不定甚至朝令夕改时，刚毅是诱导朝廷从剿到抚直至依靠义和团对抗列强的重要人物。
庚子年夏，刑部尚书赵舒翘被朝廷派去考察义和团，朝廷出于洋人的巨大压力，意图让赵告谕义和团的大师兄们，要求他们自行解散队伍。刚毅怕赵舒翘会伤害义和团的积极性，主动请求他也前去调研。
调研后，刚毅在向慈禧复命时，“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赵舒翘本是依靠刚毅才得以身居高位的，对刚毅的意图心领神会，他“虽见拳民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但回京面见慈禧时，他也打心眼儿里明白，表面上想听取实际情况的太后，其实也希望传说中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的义和团乃是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赵“不以实对。”
就是在裕禄和刚毅这样的高级官员对义和团的神化之下，一方面，义和团自我膨胀，一方面，义和团大批进京。
李鸿章疑惧过的京师将要大乱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
通过刚毅的穿针引线，进入京师的义和团一部携带武器来到宫中，为慈禧等决策者表演了刀枪不入的“真功夫”。眼见为实，慈禧或许真的相信这些和她一样痛恨洋人的子民，真的有护佑这个国家的能力，诚如是，则他们不但不是扰乱地方的乱民，而是朝廷必须依靠的热血民众。
当慈禧下令包括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人员都向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练拳时，上行下效，王公大臣们也纷纷在家设坛，聘请拳民。在这些达官贵人家的神龛上，原本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现在则加上了义和团崇拜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神祗――这些神祗，从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从关云长到诸葛亮，从黄天霸到二郎神，全都一夜之间复活了，而当半数以上的政府正规军也加入拳民组织时，两者间也就没有了天然的界限。
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第一次如此普及地崇尚武术，人们渴望通过修练，能够刀枪不入，能够白日飞升，能够把洋人和所有与洋人有关系的汉奸，统统斩尽杀绝。那时，太平盛世就会从天而降。
9、
现在，义和团已经口含天宪，他们不仅人多势众，不仅被大量愚民认为身怀神技，百毒不侵，而且是领了圣旨，要造洋人的反，纷纷天下，谁攘其锋？于是乎，庚子年夏天的京城，便成了义和团的大本营。在这座大本营里，义和团所干的事不外乎两件：烧、杀。
在义和团之前进入北京的，还有一支从甘肃调来的政府正规军，这就是董福祥率领的甘军。与义和团民众相比，身为高级将领的董福祥并不比他们稍微开化，而对洋人的仇恨，可谓伯仲之间。
1900年6月9日，慈禧命董福祥部移扎城内，董便扬言：“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命义和团为先锋，我军为接应。”次日，慈禧命与洋人不共戴天的载漪负责总理各国事条衙门，“自此都中人人谓拳团可以包打洋人。”
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开始大显身手：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杉被董福祥部杀死；
6月12日起，开始焚烧教堂和教民住宅，以及出售洋物的商行。天皇贵胄载澜亲临一线指挥纵火，大火数日不灭，被焚店铺四千余家，数百年之商业精华化为瓦砾。
对此暴行，义和团在揭贴中，正义凛然地宣称：“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
前后数天，京城被杀害的教徒和为洋人服务的仆役达三百余人，但真正的西方人此时已大多避进了使馆。也就是说，这场轰轰烈烈地以杀洋人相号召的群众运动，是以杀自己的同胞拉开序幕的。
在义和团眼里，活着的教徒本身就有原罪，而死去的教徒，也应掘墓鞭尸――于是乎，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在内的早期来华传教士，他们的墓木早拱的坟墓，均一一掘开。更可怕的是，当奉旨造反的义和团成为庚子年的时尚与主流，“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
据估计，极盛时，京津一带的义和团民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除了烧教堂杀教徒外，“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一旦我是领了圣旨的义和团，而你是我历来所厌恶的仇人，那么即便你从来就不信教，从来就没有与洋人打交道，甚至家里连洋火洋钉也找不到一根，但我要给你扣个灭族的罪名，那就是诬你信教。
也就是说，庚子年的这场群众运动，已经沦为滥杀无辜的利器，在这柄所向披靡的利器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弱势群体，任何被指控与运动相抵触的个体，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杀人刀矛并下，支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义和团的中国特色在于，盲目的群众性造神中，大师兄们以为自己真是刀枪不入的半神，而群众则纷纷附和追随。他们原本都是些任人欺负的庄稼汉，一旦在群体的裹挟之下，便一步步丧失理智，从自认弱势到自认强势，并把对生活的愤怒和失望，归之于洋人及与洋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可以说，从本质上讲，这是一支用自欺欺人的神话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后辈史学家断言他们爱国，其实与爱国完全无涉，即便真的爱国，也是以爱国之名而行祸国之实。
京城里的义和团大肆烧杀之时，城郊的义和团也没有闲着，他们没法找到更多的洋人和教徒，便把一腔革命激情投入到拆铁轨、毁车站、砍电桩、断电线的事业之中。
对于无数的无辜者在这场运动中被杀害，义和团大首领曹福田淡定地说：“死者皆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
后来，义和团失败，曹福田潜回故乡，被当地人绑送告官，在静海被处以凌迟之刑；而张德成也在逃亡途中，被另一群农民砍为肉末。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与恐惧中告别这个世界时，他们是否也自认是劫数中人？
保护驻在本国的外国使节，这是近代以来的国际惯例及国际法原则。义和团本是村夫愚氓，仇恨一切洋人，还算情有可愿，但天朝官员们的识见，其实也并不比义和团民众更高明。当京城里到处都飘扬着“助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奉旨义和团练”的旗帜时，一批善于骑墙观望的投机分子，以为此时可以下注了。
知府曾廉――此人在戊戌变法尚未被中止时，曾上书指认康梁为乱党，理应处死－－联合编修王龙文，向朝廷进献三条妙计，并通过载漪上达天听：“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
――早在二十年前就极力倡导天朝应放下身段，与各国平等交往的郭嵩焘在九泉之下也将难以瞑目了：不仅他当年的远见卓识没有被后来者所听取，而且，后来者中，甚至有人认为他当年与洋人交往过密，还当过驻外使节，连他也该鞭尸。
御史徐道昆的奏章则是地道的梦话：洪钧老祖（这也是义和团喜欢供奉的一个传说中的大仙），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
另一个御史陈嘉言，自称得到了关云长留下的帛书，上面明写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则声称夷人无君无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现在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好时候。
也许，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底层民众的偏激与愚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处于决策层的肉食者们，也被这些偏激与愚昧牵鼻子走，甚至比民众走得还远。
10、
1900年6月，即庚子年农历五月。对义和团和洋人到底该采取何种措施，慈禧主持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四次会议的决议，是以举国之力，向西方十一国宣战――自古至今，中国还从来没有像庚子年那样牛逼过。甚至，数遍列国，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一口气挑战十一国。
只是，没有底气的牛逼，终将付出惨痛代价。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的玩火行动，最终烧掉的是他们自己，而可怜的中国民众，则不幸身为池鱼。如果曹福田之流所谓的这是劫数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庚子年，这是中国人在劫难逃的一年，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对西方的片面仇视如同体内的毒素，终于量变引发质变，这个大帝国疾病来袭，在劫难逃。
四次御前会议，颇有一些令人深省的细节穿插其间，从而也让我们透过这些细节，更能清晰地洞见这个垂而不死的老大帝国的政治运作手法。
1900年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会上，早就大权旁落的光绪深知一旦像载漪等人鼓吹的那样围攻使馆尽杀洋人，将会带来怎样难以收拾的晋果，因此，他一改自变法失败后，每次临朝时都沉默不语的老习惯，率先指斥诸臣不能弹压乱民――乱民者，义和团也。
侍读学士刘永亨上奏称，表示他愿意带着旨意去见甘军首领董福祥，让他率军驱散义和团。然而刘永亨还没说完，光绪也还没来得及答话，一旁的载漪即冷笑着厉声喝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刘永亨不敢接着说下去，光绪也无言以对。
继而，太常卿袁昶请求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拳民乃乱民，实不可恃，即便他们真有所谓的法术，自古以来，也没听说有谁依仗这种东西成就大事。然而就像载漪打断刘永亨一样，这一次，最高统帅慈禧亲自打断了袁昶：“你说法术不足恃，难道人心也不足恃吗？现在中国积弱之极，我们所能依仗的就是人心，如果连人心也失去了，何以立国？”
――其实，庚子年的大清早已失去人心，但即便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也会顽固地相信，民心在他那边，这既是欺人之所需，也是自欺之所需。
1900年6月17日上午，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会议依旧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慈禧主持。慈禧说：“皇帝意在和，不愿用兵，有言和的，今天廷论，可尽言。”
光绪辩解说，“不是不可战，而是我国积弱，用乱民以求一逞，出口恶气，难道这是幸运的事吗？”
载漪打断光绪：“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以赴国难，今欲诛之，人心一解，谁与图存？”
光绪说：“乱民皆乌合之众，洋人武器先进，他们能以血肉之躯相搏斗吗？这简直是以民命为儿戏。”
慈禧眼看载漪理屈词穷，急忙叫另一位宠臣、户部尚书立山发表意见。立山素喜吸洋烟，爱屋及乌，对洋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反感。
他说：“拳民虽无他，然多不效”――那些爱国青年虽然没有其他歪心眼儿，但他们宣称的神技基本不灵验。
话音刚落，一向对义和团迷信的载漪为之色变：“用其心也，何论术乎？”――我们要用的是义和团的民心，不一定要用他们的神技――并进而指责立山是汉奸。其实，立山是满人，即便真的与洋人一心，也只能称为满奸。
两位重臣在庄重的御前大会上争吵不已，慈禧很生气，她发言了：“刚才得到洋人四条照会。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自彼开，国家就亡在旦夕之间。如果拱手让给洋人，我死后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同样是灭亡，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最高领袖话已至此，谁还敢再谈议和，于是都一齐表忠心：臣等愿效死力。还有几位大臣，当场洒下了真真假假的感动之泪。
蹊跷的是，慈禧明明说洋人的照会有四条，但她却只说了三条，还有一条是何内容呢？会后，大臣们从荣禄处得知，那条太后没有宣读的照会是：皇太后归政。让自己退位的照会，慈禧怎么会当众宣读呢？
然而，正是洋人的四条照会，尤其是她不曾宣读的那一条，让她终于下定了和洋人死磕到底的决心。在这次御前会议上，载漪及其追随者侍郎溥良力主对洋人开战，“语尤激昂”。
慈禧受此鼓舞，非常慷慨地宣布：“今日之事，诸大臣都知道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此事前途未卜，如果战争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天都在场，应当理解我的一片苦心，不要归罪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我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慈禧的这番自剖心迹式的陈词，恰恰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任何孤家寡人行独裁之事，都要把它往国家和民族之类的宏大语言上靠。就像那位外国女人说过的“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一样，“国家啊，多少私欲假你之名而行。”
会后，大臣们拥到总理衙门，询问洋人照会一事。然而，异常诡异的是，负责全国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洋人的照会从何而来。此后，才很八卦地获悉，前一天晚上，江苏粮道罗某派其子紧急拜访荣禄，说有机密事告急。见面后，就把所谓的洋人照会交给荣禄。
荣禄看了照会，“绕屋行，旁皇终夜”，第二天赶进宫将照会上奏慈禧，慈禧的反应是“悲且愤。”然而，一个负责地方粮食事务的官员，洋人怎么会把递交这个国家的照会给他？
就好比说美国要干涉中国事务，不把外交文书通过大使馆交给中国外交部，而是把它交给江苏省粮食厅厅长，这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理解。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昧于常识的满朝文武却没人去追究。
一则，真的昧于常识；一则，非常精通常识――因为据说这封洋人照会是载漪伪造的，目的就是激怒慈禧，促使她向洋人宣战。
1900年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召开，但只开了一会儿就不明原因地中断了。这天，被派出查验义和团情况的赵舒翘和刚毅回城，两人向慈禧报告时，均极口夸说义和团的神奇。
事后，慈禧回忆说，刚毅“装出拳匪模样，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余外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处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的话自然不无为自己开脱之处，但在决定这个国家将向何处去时，锦衣玉食的高官们的确扮演了一个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他们知道领袖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于是为了讨一时之宠或泄一时之愤，均选择性失明。他们只看到了义和团这群庄稼汉的所谓民心，却没看到民心之后的世界潮流。
1900年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会上，太后决定宣战，并命许景澄等人到各国使馆，勒令各国使臣务必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光绪还想作最后努力，这位可怜的皇帝此时惟有拉住许景澄的手，对慈禧等人哀求说：“再商量商量吧。”
然而回应他的是太后的斥责：“皇帝放手，不要误了大事。”侍郎联元也劝告说：“法兰西是传教国，衅也是法兰西所挑，即便宣战，也只能向法国宣战，断断没有向十一个国家宣战的道理啊。如果真的这样做，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然而忠言总是逆耳的，在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的独裁者面前，忠言不仅多余，而且像挡车的螳臂一般可笑。
庚子年，民族英雄们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国家投进了火坑，其情其景，让人想起伊索的一则著名寓言：
一个农夫赶着一匹驴子走山路，驴子总往悬崖边上挤，农夫不断地提醒它。但这是一匹有个性的驴子，农夫越提醒，它反而越靠边。终于，驴子一不小心，跌到深谷里摔死了。农夫探出头，对着驴子的尸体无可奈何地说：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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