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书来看，作者确实是力求写出一部宏篇巨著的。但是，有几个问题阻碍了这个目标：
始皇嬴政的定位存在矛盾，作者大概是想把他写成“毛泽东式的伟大人物”，所以颂歌不断，但这个本身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始终有焚书坑儒和宠信方士这样和“伟大光辉”沾不上边但又广为人知的污点在。粉饰当然可以，但就存在漏洞和弊端以及暗暗存在的前后矛盾。譬如竟然渲染秦始皇能为了庆祝水渠成功而裸身与众多基层将士一起在渠中洗澡，这显然是毛泽东时代“与民同乐”的写作手法的影响，但这对于一个功业无数的帝王来说，显得太假了。
又譬如，前半部分，说将领赵佗带着几十万老秦人驻扎南越是受阴命于秦始皇，是因为秦始皇要把华夏文明推及天下四方，但后面又说秦始皇发现关中已经罕有老秦人导致无法镇压或有的叛乱，那么这个时候，秦始皇为什么不把赵佗的老秦人军从南越撤回到关中驻防呢？难道当时被视为蛮夷的南越竟会比秦王朝历代根基的关中更为重要？
而用“华夏文明为重”这个借口为秦始皇粉饰实在是莫名其妙，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只可能知道“天下四方”，而不知道后世发明的“华夏文明”这种概念。更何况，书中屡屡借秦始皇的口中说匈奴、胡人并非华夏文明、而当时传统认为是蛮夷的南越却是华夏文明，那么就有一个更大的矛盾无法解释：倘若和秦国素有来往的胡人都被认为是蛮夷而“有华夷之别”，那么秦国根本就不了解的南越为什么就是华夏呢？
后一个问题也涉及到对王翦这个人物的刻划，因为是他主持了对南越的征伐。由于对“南越”和“华夏文明”的关系无法道清，导致书里对王翦的描写也存在颇多矛盾之处。
正是因为“又要把秦始皇写成毛泽东式的伟人、但又实际写不成”，才造成了本书的颇多矛盾之处，导致这部书的可读性低于前几部。
这里不是说要避免作者自己有价值观的代入。价值观的代入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叙述的时候要前后一致，同一个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有内在的一贯性。譬如《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施耐庵站在那个时代的道德观的角度，必然是要把潘金莲写成一个淫妇的，但他的写作态度很现实主义，同样写了“（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这样的文字（《水浒传》第24回），让潘金莲这个人物非常鲜活地立住了，而非全盘粉饰或者全盘否定，一出场就雄才伟略或者一出场就注定淫荡。
此外，作者的认识观的局限性也导致在书里的议论部分（这部分略多，对叙事似无必要）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譬如在谈论到法治的部分，秦始皇（当然是被作者认为正确的那一方）坚持说秦国成法不可变（其实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而且还用法家（李斯）的名义进行强化。这就完全成了对法家和法治的误解了。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说得很清楚：时移则世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才是法制的精髓，是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之前的秦法固然强国富民，但那是秦国还是诸侯时的法制，现在秦国已经统一天下，并且从原来的霸道要转向王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变法，倘若还是坚持原来的秦法，那岂不是让秦国的逻辑很奇怪？更何况，作者一直说秦始皇在各种创新，要开创一个伟大的崭新时代，而崭新时代却忽略了秦国的老传统：变法，岂不是在逻辑上前后矛盾？
因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本书篇幅长而散乱，前后自相矛盾处甚多。作者对秦帝国的感情是一回事，但更加圆满地叙述这个故事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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