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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8日星期六

为什么清朝可以撑到 20 世纪才灭亡?


@小约翰:对自身的反动性有清晰的认知。

这句话绝不是在阴阳怪气,而是对清朝近三百年成功的封建统治的总结,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术登峰造极的封建王朝†,带清赢,就赢在这句话上。

中国人是善于总结的,我们的文化最擅长的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清朝,就是中国总结文化的集大成者。清朝作为一个合法性极低,受人民普遍敌视的殖民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三百年,其原因就在于,带清对于前朝†经验的吸取,对于封建统治认识的深刻,均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大清对于自己的统治,基本可以总结为一个规则怪谈:

统治是所有行为根本目的,维护统治是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
统治需要一支队伍,任何时候都要喂饱他们。队伍越强大,统治越稳固。
统治和国家往往是一体的,如果统治和国家有冲突的时候,抛弃国家。
人是统治的基础,不服从统治的人不是人,是危险因素。
对于危险因素,必须立刻清除,不要心存幻想,不要心存怜悯。

这些话说起来可能很简单,道理也很好懂,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复盘一下中国历史,你会发现,真正能无情的执行这几点的王朝,只有带清。

由于先天性的缺陷,带清像一个体质极差的病人,生活拈轻怕重,精神高度紧张,几乎天天给自己做体检,这种极度小心的态度,反而让他比那些健康但作死的病人(王朝)们活的都长。
首先,是执行力的差距。

从阶级角度讲,所有的封建王朝,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大帝溥仪⁺,都是站在劳苦大众对立面的剥削阶级,其反动性是阶级属性所决定的。阶级暴动(农民起义),是无可避免的,必然到来的,一个理性的封建统治者应该做的,就是在暴动之前积攒足够的镇压力量,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基本盘。

但很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中国封建统治者,都缺乏这种基本盘意识。

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权威来源于暴力,暴力依靠军队,军队需要供养,供养则需要官僚机器来榨取财富。这是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把这一点贯彻到极致的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苏丹⁺十分清楚自己统治权威的来源 —— 军队,所以其统治手段也只有一句话:“让军人发财,其他的事不用管”,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官僚机器,直接搞包税人制度⁺,把税收上来供养军队就够了。

乍一看,这个统治术十分粗糙,可结果就是奥斯曼帝国存在了六百年。然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却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皇帝想不明白。

原因是,我国的儒家文化⁺实在是太强大了,虽然历代王朝的本质都是外儒内法⁺,但儒家的意识形态占据了完全压倒性优势,导致皇帝只要稍微拎不清一点,就会相信一句正确的废话 —— 天子,有德者居之。

在中国历代皇帝里,当仁君成为了一个政治正确⁺,什么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什么 “社稷⁺为重君为轻⁺”,什么 “王与大夫共天下” 等等。历朝历代的士大夫⁺,经过代代洗脑,终于让皇帝相信,他们的统治合法性来自于 “德行”,而德行的评判标准来自于士大夫。所以,我国的绝大多数王朝最后都变成了 “让士大夫发财,其他的事不用管”。

然而,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这其实是不对的。

官僚机构存在的意义,在于供养暴力机器,当官僚本身侵吞了太多财富时,官僚机构就失去了它的价值 —— 官僚本身不具备暴力能力,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也不具备忠诚度。

所谓基本盘,指的是无条件忠于统治者的,具有暴力优势的队伍,而这个队伍并非文官。

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年代,清朝皇帝们并没有悟透这个道理里的阶级因素,但他们的民族特性却歪打正着,由于小族临大国的特性,极大的不安全感让清朝皇帝一直执着的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基本盘。而我国的历史已经多次验证,中国最有价值的暴力基本盘是什么群体 —— 军事地主集团。

从战国的秦军,到唐朝⁺的府兵和藩镇牙兵,到辽金元的军事贵族,到明末的关宁军⁺,军事地主集团一次次的展现出了其惊人的战斗力。而带清则一直致力于供养着自己的军事地主集团 —— 八旗⁺,哪怕最后这个群体已经完全走样变形,但带清还是坚定地维护它。

因为,清朝的皇帝从入关开始就明白,当生死存亡的关头,真正能豁出命的绝不是平时俯首帖耳的文官团体,而是这些割不断关系的老兄弟,哪怕他已经腐朽不堪,哪怕他已经力不能战,但是他忠诚,他能无条件的站在自己这边,而那些新的依附者不能。

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天王苻坚选择了相信新的依附者,他将自己的同族纷纷派到各地,导致都城流传着一句话 ——“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

这句话时刻印在清朝皇帝的心里,导致他们坚定的维持着八旗群体直到最后。

事实证明,这是有用的。

除了暴力优势外,八旗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八旗的存在,导致汉人官僚从始至终没有完全掌控清朝的统治机器,清朝皇帝拥有一套从属于自己的统治系统,可以随时弥补,替代官僚机器。

最终结果就是,明朝看不到的问题,清朝看得到。明朝做不了的改革,清朝做的了,明朝收不上来的税,清朝收的上来。

所以,在明朝亡国的时候,国库穷的能跑耗子,而带清直到灭亡的前财政收入还能屡创新高,区别就在于,清朝皇帝真有一个站位坚定的基本盘,不至于被官僚机器愚弄到死。

第二,除了执行力上的差距外,清朝还有另一个优势 —— 不拿人当人,低人权优势。

对于高合法性王朝来说,皇帝极其在意舆论观瞻,毕竟自己身后还希望获得 “仁君” 的名声。但清朝则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本来的合法性就是负数,你再低还能低到哪去?

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崇祯多次出现了 “剿抚不定” 的问题,在剿灭和安抚之间来回摇摆,严重影响了镇压局面,因为皇帝心中有顾虑,如杨鹤☆提出了 “元气说” 同样影响着崇祯 —— 人民是国家的元气,杀了起义军,没了人民,国家伤了元气怎么办?

这个问题对于清朝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根本区别在于,崇祯是将国家与王朝统一起看的,而清朝将王朝与国家分的非常清楚 —— 什么 TM 元气不元气,任何威胁到政权的人都必须毁灭,其他的不用管。

所以,清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爱屠城的大一统⁺政权,身为政府的清朝屠起城来毫无心理负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政权不能保证,则国家的存在毫无意义,他们像一个客居在别人房子里的过客,只要自己今天过的舒心,他们并不在乎透支房主的水电费账单,毕竟自己随时有可能走。

所以,清朝才能产生曾国藩⁺这种极品,按照曾氏理论 —— 人是一切造反的根源,把人都图图了,就没有人造反了。这一套波波看了都说极端的理论,在清朝居然能公然执行下去,就是因为其与清朝的统治逻辑是高度契合的。而且事实证明,这个理论还真是有用的,人真的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真杀光了也确实有用。

第三,是由于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清朝的统治政策极具灵活性。

由于儒家士大夫的话语权较低,导致儒家意识形态对清朝皇帝的压力很小,而又由于将国家与政权分开看,导致清朝统治者在卖国时毫无心理负担,签起条约毫不手软。

晚唐丢了西域,被唐朝人蛐蛐了上百年,宋朝对金朝称臣,被后人蛐蛐了上千年,嘲讽南宋⁺的作品多的能写本书。我大清丢香港丢辽东丢台湾丢外库页,丢新疆丢东北丢蒙古丢西藏丢滇西,有的全丢有的半丢。赔英法赔日本赔沙俄丢八国联军,然后呢?

也没咋样。

对于清朝皇帝来说,政权是他的账户,国家是他账户里的财产,只要不被销户,财产的数字多寡都是可以谈的,这让清朝在对外政策上有了极大的灵活性。但凡明朝政府能拿出这个态度来,又何至于非要跟后金死磕呢?

在这样的灵活性下,导致清朝成功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熬了整整七十年没有被列强抛弃,毕竟身段如此柔软的统治者,实在太难找了。

当然,以上说的这些,其实只是清朝的一部分成功原因(因为我困了不想写了)但是总体结论是对的 —— 对自身的反动性有认知,绝不既当又立,这才是我带清能续到 1912 的根本原因。

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

1969年苏联与中国关于历史和领土的外交论战


==苏联声明==

 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
新华社八日讯 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
苏联政府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建议,立即采取实际措施使苏中边界局势正常化。苏联政府在声明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呼吁:不要象在达曼斯基岛地区曾发生的那样,在边界上采取会引起纠纷的行动,如果发生分歧,要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解决。
苏联政府曾建议恢复于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开始的并由中国方面中断的协商,以便核定边界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苏联方面曾提出四月十五日或“其他一个对中国方面合适的最近的时间”作为苏中两国代表第一次会晤的可能日期。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了答复。从这个答复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同意举行谈判的建议,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开始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表示反对使用武力。
这样,通向谈判桌的道路似乎正在敞开。
目前苏中关系的尖锐化完全是由中国方面的行动引起的。如果中国政府也认为有必要保持苏中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承认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领土不可侵犯的原则,那末,边界局势将会重新正常起来。事态的这种发展是会符合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且我们坚信,这也是会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一、
苏联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对苏联提出了许多毫无根据的要求,这些要求只有一个用意,就是要给早就由中国方面造成的麻烦增添新的麻烦,这个事实无助于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
看来,中国方面决定对俄中关系史上某些事实作出评价,指望通过断章取义和故意歪曲来造成中国方面所期望的、然而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我们两国边界是怎样形成的概念。
同时,再次把关于所谓“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样称呼确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目前边界的那些条约)的问题提到首位。中国政府企图在消除过去几个世纪造成的“不公平”情况这个臆造的借口下,为他觊觎历来属于苏联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领土提出根据。
中国政府不愿意把一九六四年协商时谈到的核定边界线走向的问题作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讨论题目,而想从中国方面现在解释历史和条约的那种观点出发,来讨论关于新的中苏边界的问题。
不能不注意到,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和宣传中,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要求占有很大的地位。中国领导人今天想得到中国征服者过去某个时候曾经去过或准备去的地方。
这种宣传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这种宣传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它是从颂扬以往封建主的掠夺政策,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版一些教科书和地图就已经开始的,在这些教科书和地图上,其他国家的许多土地都被画成了中国的土地。随后,就开始正式提出领土要求。
从六十年代起,扩张主义野心也公开地指向了苏联方面。中国方面随心所欲地玩弄历史资料或者故弄玄虚,千方百计地制造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所谓领土问题,把两国之间现存的边界说成是有疑义的。这种情况促使我们阐明问题的实际方面。
正如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所指出的那样,苏中边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还在俄罗斯国家同中国的相互关系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两国之间就存在着一个辽阔的、人烟稀少的或实际上无人居住的半空旷和原始森林地带。比如,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国界是以长约四千公里的长城为标志的。众所周知,长城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西南一千多公里的地方。
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俄国移民开发黑龙江流域时,满洲还是一个不依附于中国的独立国家,居住着在民族上与中国人(汉人)完全不同的民族。而且,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本身丧失了独立,并且在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一六四四年)并把清朝统治强加于中国人民之后,成为满洲国家的一部分。直到十九世纪末,满洲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单独的结构——皇帝的封地,禁止中国人移居那里和在那里从事经济活动。
十七世纪末,满洲皇帝康熙对黑龙江流域阿尔巴金督军辖区的俄国移民居住地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远征。在满洲将领给自己皇帝的奏折中就此指出:“……使东北数千里从未入中国之地,咸归版图。”这些俄国土地在一段时间内曾被满洲侵略者占有。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满洲统治者征服了蒙古,灭了厄鲁特人的准噶尔汗国,屠杀了这个国家居民的大部分——一百多万人,臣服了在东土耳其斯坦(喀什噶尔)的维吾尔人的国家。通过这样的途径,便使到目前仍被称为新疆,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新的边界”的广大地区落到了清朝皇帝的统治之下(这里住有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东干人和其他民族)。同时,满洲——中国的扩张伸向西南方和南方。
如果以真正的事实为基础,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对待事实的话,那么,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的。清朝的中国绝不仅仅是某种遭受外来侵略的对象。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满洲——中国的皇帝积极奉行了掠夺性的、殖民主义的政策,把别国和别国人民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并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今疆界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对被压迫民族的强行同化及其肉体上的消灭。但是,中国现在的史料研究工作者从中国皇帝和官吏的所作所为中只找那些可以为其扩张主义野心辩解的“论据”。
许多代以前形成的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反映了并反映着这两个国家人民沿着自然山界和河界的实际居住情况。这条边界全线已经由条约、议定书、地图明确地从法律上规定下来。
确定沿黑龙江为界的瑷珲条约是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按:中俄条约签订的月、日原文用的是俄历,下同)由俄国钦差大臣、总督穆拉维约夫和大清国钦差大臣镇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瑷珲城签订的。正如这个条约的序言中所说的,这个条约是……“为两国彼此永远益生和好,两国所属之人有益……”而签订的。这个条约于一八五八年六月二日由中国皇帝下令批准,于一八五八年七月八日由俄国批准。
一八五八年六月一日,俄国驻华御前大臣普提雅金和中国钦差大臣花沙纳在天津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俄中两国边界未划定部分,应由两国政府派遣信任人员立即就地查勘,“他们将商定边界线”。天津条约接着说:“边界既定之后,登入地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为了执行这个协议,一八六○年十一月二日在北京签订条约,这个条约肯定了早先在瑷珲和天津达成的协议,并确定了沿乌苏里江的边界。北京条约是由俄国全权代表伊格纳切夫和大清国全权代表恭亲王奕诉签订的。双方在北京条约中重申,签订该条约“……以固两国和好、贸易相助及预防疑忌争端……”。一八六一年,又附加了关于交换乌苏里边区边界地图和记文的议定书,作为该条约的组成部分。
所有上述条约象其他确定苏中边界的文件一样,迄今仍然保有两国间的国际文件的效力。由于无法否认这一点,于是中国方面就企图对上述法律文件的合法性散布怀疑,同时还直接加以歪曲。
中国政府的声明断言,似乎表明边界线走向的一八六○年北京条约附图是“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这纯粹是谎话。实际上,换图议定书是一八六一年六月十六日由俄国全权大臣卡扎克维赤和布达果斯基为一方,大清国全权大臣成琦和景淳为另一方签订的。议定书上加盖了俄中两国的官印。
议定书中说,“在将各种文本的地图和记文”,即“作为北京条约附件的两分用俄文和满文书写的边界地图”和“用同样方式书写的四分从乌苏里江到海边的边界地图和记文”“最后核定后”,“这些地图和记文完全相符”。议定书中接着指出,“俄国首席大臣将用俄文和满文书写的一分边界详图交给大清国首席大臣,而大清国首席大臣在接受地图之后,同时将用同样文字书写的同样地图交给俄国大臣。用同样方式还交换了另外四分叙述从乌苏里江到海边边界的地图”。在所有这些地图上,俄国和中国代表都盖了印,签了字。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不顾文件中所记载的事实,说什么“单方面”绘制地图。
中国政府的声明断言,达曼斯基岛(按:即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一八六○年以前,乌苏里江是“中国的内河”。可是,在这里,历史事实也证明不是这样。正如上面指出的,在中国被满洲人征服之前,中国本土的北部边界是沿着长城的,同乌苏里江毫不相干。当时满洲人是住在黑龙江以南和乌苏里江西南八百多公里的辽东半岛和辽河地区。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满洲人用所谓“柳条边”——奉天附近的一条工事和警戒线——作为自己的帝国北部疆界的标志。这条线由国家边防警卫队守卫,满洲的臣民如果越过“柳条边”的界线之外,就被认为是出国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关于满洲帝国军队的记载《八旗通志初集》就证明了这一点。“柳条边”的残迹直到今天还可以看见。因而,对满洲人来说,乌苏里江无论如何不可能、也不曾是一条“内河”。
沙皇俄国和满洲——中国的清帝国之间在滨海地区的国界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确定下来的。根据一八六○年北京条约的规定,乌苏里江被确定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而且根据作为条约附件的一八六一年协定书,江上的“边界线”在地图上是用一条红线标出的。在达曼斯基岛地区,边界线是直接沿中国江岸走的,因而,这个岛位于“边界线”的苏联一侧,它属于苏联,而不属于中国。
众所周知,在国际法中没有一个自行按主航道中心线确定界河上的边界的准则。在签订相应条约时,各国是根据它们认为最合适的、符合情况的办法标界的。在国家关系中有这样的例子,即边界是沿河岸划定,而不是沿航道划定。一八五八年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间签订的条约规定:边界线是沿着圣胡安河的右岸通过的,“尼加拉瓜共和国对这条河的水域拥有完全的占有权和司法主权”。在其他国家之间签订的协定中,也有类似的确定河流边界的做法。
一八六○年俄中北京条约是这些例子中的又一个例子。一九五一年签定的苏中国境河流航行协定也反映了这样一点,即承认边界线不一定同航道相一致。这个协定的第一条说,双方船只在国境河流上沿着主航道航行,“不管国境线在那里通过”。
一九六四年在北京进行协商期间,中国方面提到沿岸中国居民的利益,苏联方面表示愿意迎合中国方面的这个愿望,并表示愿意在互让的基础上,在下列条件下,就划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边界线达成协议,这个条件就是:中国方面也要表示愿意相应地承认苏联居民在边界个别地段上的利益。这本来会是一个以双方都希望消除边界紧张局势和维持边界安宁为基础的合理的协议。
当时之所以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是因为中国代表提出没有根据的领土要求和其他要求而使协商复杂化,这些要求使现行边界的走向以及确定苏中边界的一切条约都成了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声明中,硬说什么俄国无视一八八四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侵占了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然而,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的议定书同中国方面所说的帕米尔地区根本没有关系,这是每一个肯把这个议定书拿来看一看的人都会确信的。俄中两国官员曾在从前的俄国费尔干省和中国的喀什噶尔省之间的天山地区,在从别迭里山口到乌仔别里山口地段从事勘界工作,并在这项工作结束后签订了上述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议定书。帕米尔的划界是一八九四年以换文的方式完成的,当时双方议定,在帕米尔沿着萨雷阔勒岭“不超越各自的位置”。正是这条线,而不是任何别的线一直存在到今天。
从众所周知的事实来看,所谓中国在西段的边界是“在巴尔喀什湖”的说法至少是荒谬的。早在十八世纪初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就建立了俄国的要塞和居民点。北哈萨克斯坦和东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的玉兹(氏族)早在一七三一年和一七四○年就已臣服俄国。
这时,满洲的清帝国正忙于在中亚对现今的新疆地区进行征服,对厄鲁特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居住在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其他民族的反抗进行镇压。清朝占领区的西部边界距巴尔喀什湖数百公里。
满洲人在一七五八年侵占准噶尔以后,开始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游牧区不时进行掠夺性的袭击。无论是在哈萨克斯坦,还是在现今中亚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清帝国的任何军事和民事的政权机关,更不用说这里从来也没有任何满洲居民或中国居民这一点了。
所以,历史事实证明,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更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二、
苏联政府在今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声明中,已经谈到苏联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问题,谈到中国方面企图在这一完全清楚的问题上迷惑社会舆论。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的法令立即废除了沙皇俄国同外国,包括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苏维埃国家的这一步骤表明他决心发展同一切国家,包括同中国的友好、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关系。
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曾指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哪些条约被苏联政府视为不平等条约。
宣布废除了关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和帝国主义国家在镇压“义和团起义”后强加于中国的赔款中应付给俄国的部分的那些条约。苏维埃俄国放弃了所有的这类条约,不管这些条约是同中国签订的还是同第三国就中国问题签订的。
这些建议曾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的照会中予以重申,照会强调指出,苏联政府将始终不渝地奉行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所阐述的原则,并将把这些原则作为中俄两国友好协定的基础。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的苏中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无论在一九一九年宣言中,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苏联同中华民国之间的协定中,都不包含,而且也不可能包含这样的规定:把确定现今苏中边界线走向的条约列为不平等条约或秘密条约。当然,也谈不上废除或修改这些条约。
直至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自己还曾强调指出,苏维埃国家废除了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并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这样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而现在,从中国声明中可以看出,规定中国政策的那些人优先考虑的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列宁法令,而是被吹捧为“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统帅”的成吉思汗、康熙和其他封建主的远征。
中国政府为了使关于中俄边界条约“不平等”的说法有一种近乎情理的表象,竟然故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引语。中国政府任意引用从历史记载的上下文中抽出来的指责沙皇俄国政策的话。例如,从弗·伊·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战争》中引述了一段痛斥沙皇政权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起镇压“义和团起义”(一九○○年的义和团人民起义)的话,来“证明”义和团起义以前四十年就缔结的、以及在弗·伊·列宁的文章中只字未提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个论点。
众所周知,一九一七年完成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不仅结束了沙皇俄国政府对东方人民所奉行的压迫政策,而且以自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各个文件和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类作出了符合各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崭新的阶级政策的榜样。
在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一个文件中,在列宁的任何一次讲话中,都没有把同中国的各项边界条约列为不平等的或是应该修改的条约,列宁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把苏中边界说成是有疑义的。
列宁所领导的争取使苏维埃远东摆脱日本和其他外国入侵者的斗争,已经永远地记入我国人民英雄事迹的史册。苏联粉碎了满洲的中国军阀侵犯我国边界的企图,粉碎了想试探我们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意志和坚定性的日本侵略者的企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中,煞费心机地回避有关中国皇帝扩张主义的反人民政策的一切,这当然决非偶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评价社会现象时丢开阶级态度,实质上力图证实,中国的封建征服者和人民的压迫者是正义的,而所有其余的都是非正义的,企图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沙皇专制的崩溃,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也该毁灭。
如果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声明中所坚持的原则,即领土的国家归属不决定于当地居住的人民,而是决定于对昔日远征的回忆,那么看来拉丁美洲就得归还西班牙王国管辖,美国就得回到大不列颠怀抱。希腊作为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大概就可以索要现今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印度、巴基斯坦、阿联等等。
不久以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里有人还明白,这样提出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一九六○年十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说:“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看来现在中国对此事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谈不上,也不可能谈得上苏联方面有任何破坏边界现状,有任何“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五十年来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帕米尔和天山,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一直守卫着我国同一条边界。这条边界,今天和过去一样是不可侵犯的。要越过苏联边界的任何企图定将遭到毁灭性的回击。
苏联政府不能忽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声明——其实,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其它国家文件——含有大量侮辱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诽谤性的臆造和无中生有的攻击。苏联政府认为这类谎言是不值一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中充满了侮辱和谩骂,这未必能看作是中国方面真心愿意寻求建设性解决争端的证明。
因此,苏联政府还不能不提醒注意下面这个事实:中国当局继续在苏联边界上组织挑衅。与此同时,中国的官方人士和官方机构又开展了目前已遍及中国城乡各地的猖狂的反苏运动。中国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来煽动反苏情绪,向中国人民灌输这样一种说法:似乎苏联想进攻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一切正直的人们都知道,苏联人民正在从事和平的创造性劳动,正在建设共产主义,他们过去没有进攻过任何人,现在也不打算进攻任何人。三、
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政策过去和现在是一贯的;他是建立在长久的远景基础上的。我们没有忘记,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吻合的。苏联主张同中国和睦相处和友好,主张消除有可能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的一切因素。苏联政府用友好、团结和合作的列宁主义国际主义政策来反对那些在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散布不和的人。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一致,是他们战胜帝国主义威胁和直接进攻的保证。
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过关于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个问题曾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方面提出过,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和一九六六年三月,曾建议举行双边高级会晤来详细讨论一切争端。
苏联政府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声明中建议恢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之间的协商,以现行边界条约为基础来讨论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问题。现在苏联政府重申关于进行协商的建议,不言而喻,这种协商是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
苏联方面主张:把双方对没有分歧的边界地段的一致意见肯定下来;在有分歧的个别地段,在条约文件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商对边界走向取得谅解;在由于自然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地段,在确定边界线时,应从现行条约出发,同时遵循互让原则和当地居民在这些地段的经济利益的原则;通过双方签署相应文件的方式把协议肯定下来。
苏联方面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观点,即“在肯定以有关目前苏中边界的条约为基础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为了现在就为即将进行的协商创造切实的和建设性的讨论问题的气氛,必须排除妨碍达到这一目的的一切。因此,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的下列主张表示谅解:双方避免边境冲突,双方边防人员在履行职务时不诉诸武力,不互相开火,而只以和平方式解决在保卫现有国界中发生的问题。同样,必须完全消除双方以任何借口侵犯边界的情况。苏联边防军人和公民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苏联政府希望,对中国边防军人和公民也将发出相应的指示。
苏联政府建议,在最近两三个月内在莫斯科恢复一九六四年中断的协商。具体日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商定。苏联政府任命苏联副部长级全权代表泽里亚诺夫为参加协商的苏联代表团团长。
苏联政府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很快通知我们,上述关于继续协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对他来说是否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使苏中边界局势走向正常化的话,那么这条道路是敞开着的。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 

 外交部文件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1969年10月8日)

(载《人民日报》1969年10月9日第2版)

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的声明,是一个集沙皇俄国殖民扩张史、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修正主义谬论之大成的反华文件。它歪曲历史,背叛现实,颠倒黑白,妄图为沙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领土的罪行翻案,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分裂中国的阴谋制造舆论,为其武装侵犯中国领土的行径进行辩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并坚决予以驳斥。

一、历史真相: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

苏联政府在声明中,竭力为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辩护,把1840年以后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成是“中国企图征服邻国”,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历史事实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而沙俄则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之一。伟大的列宁早就指出:“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

苏联政府竟然宣称,“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中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本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对中国民族政策和历史的恶意歪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的分布和归属,不能作为划分国界的依据。中国历代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行使着有效的管辖,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东段边界:苏联政府声称“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这是对历史的无耻篡改。早在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唐朝就在黑龙江流域设立了行政机构。十五世纪初,明朝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等各级行政机构,1409年设立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是其中的重要标志。十七世纪上半叶,满族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清朝继续对这一地区行使管辖,设官镇守,征兵收税。所谓“柳条边”,是清朝为保护其“龙兴之地”而设置的禁区界限,根本不是国界,苏联政府以此混淆视听,是别有用心。

西段边界:苏联政府宣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归属俄国”,这同样是谎言。公元前,中国汉朝就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八世纪,唐朝在这里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辖范围远达中亚。清朝平定准噶尔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文献和地图也多次证明,中国原西界在巴尔喀什湖。

苏联政府还散布“中国的北部边界在长城”的谬论,这是极其荒谬的。按照这种逻辑,当时俄罗斯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二、谁在奉行扩张主义政策?

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也没有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中国已经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许多国家公平合理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而苏联政府则恰恰相反,它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苏联不仅在蒙古驻扎重兵,对蒙古实行军事占领和控制,还在1968年8月悍然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苏联还在世界各地炫耀武力,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同印度等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企图孤立和包围中国。

苏联政府重弹老沙皇瓜分中国的“宏大计划”,与美、印等反华势力相互配合,阴谋分裂中国,这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威胁。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反华包围圈和控制亚洲国家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苏联的霸权野心。

三、谁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政府在声明中指责中国“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贼喊捉贼。事实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是苏联政府自己。苏联政府复辟了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国际共运中压制不同意见,对“兄弟国家”和“兄弟党”颐指气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进行侵略和颠覆。

苏联政府的行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国际主义原则,是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径。它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外推行霸权主义,已经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世界和平与进步的最大威胁之一。

四、苏联政府真的愿意按照条约解决边界问题吗?

苏联政府口口声声说“愿意以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实际上却拒绝承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否定了中苏边界谈判中已经达成的共识,坚持其侵略立场。

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合情合理的:

1. 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中苏边界的条约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沙俄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2. 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确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

3. 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给对方,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4. 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旧约,勘界立标;

5. 在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从一切争议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

苏联政府的所谓“以条约为基础”,是虚伪的,其真实目的是维持其侵占中国领土的现状,继续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五、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态度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尽管苏联政府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中国政府仍然以大局为重,派出代表团参加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第十五次例会,并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现在,中苏两国政府即将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放弃其侵略野心和霸权主义政策,回到谈判轨道上来,以实际行动表明其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也绝不惧怕战争。如果苏联政府继续坚持其侵略立场,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中国人民将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2026年3月16日星期一

霍尔木兹海峡为何从古至今都被称为连接波斯湾与世界的“门闩”?


文/陈志臻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表面不起眼却极其关键的狭窄水道,被形象地誉为全球能源的“海上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地处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北岸是巍峨的伊朗高原,南岸是阿拉伯半岛的延伸,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约33公里,其中供巨型油轮双向通行的主航道各宽不足3公里。作为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中东产油国石油运输的命脉,每天有2000万桶原油及成品油通过海峡,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近20%及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四分之一。

今天不妨沿着历史的脉络回望这条传奇水道,看看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在数百年的时光中,从连接东西方的香料贸易通道,逐渐转化为当今牵动全球能源安全的石油咽喉。正是这种难以改变的地理格局,使它既成为海湾国家财富的来源,也让这一地区始终暴露在大国博弈与地缘风险的阴影之下,形成繁荣与脆弱并存的复杂命运。

霍尔木兹王国的繁荣与兴盛

早在石油被人类开发与利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就已经因为其优越的地理环境而被商人、冒险者、野心家与国王们所熟知。“霍尔木兹”一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波斯宗教传统。在琐罗亚斯德教中,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在中古波斯语中常被称作“Hormozd”,意为“智慧之主”或“光明的统治者”。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神圣称谓逐渐演变为地名,最初指向伊朗南岸米纳布河口附近的一座港口城市。后来,因内陆战乱与政治动荡,当地统治者将城市迁往波斯湾海峡中的贾伦岛(Jarun),新城沿用了旧城之名,“霍尔木兹”就从一座港口变成了一座海岛城市。这个名字也随之跨越海岸与时代,成为统治波斯湾航道数百年的海上王国的象征。

依照穆卡达西(al-Muqaddasi)的记述所描述的波斯湾。穆卡达西(al‑Muqaddasi,约945–1000)是10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著有“Ahsan al‑Taqasim fi Ma'rifat al‑Aqalim”(通常译作《认识各地区的最佳划分》)。书中对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城市、贸易与航道有系统描述,其中也包括波斯湾地区的港口与海上贸易网络。来源/Lawrence G. Potter (ed.) The Persian Gulf in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75.

迁至海岛后,霍尔木兹更加依赖海洋贸易而非内陆农业,从而逐渐形成典型的海洋商业国家形态。很快,岛城成为印度洋航线上的重要枢纽。来自印度西海岸的棉布、香料与宝石,经常在此卸载;东非沿岸运来的象牙与奴隶,也在港口市场中交易;波斯高原的丝绸与手工业品则从这里装船运往更远的海域。阿拉伯半岛出产的骏马在印度极受欢迎,许多马匹也是经由霍尔木兹出口。各种商品在这里汇聚、再分配,形成繁忙的贸易网络。

15世纪霍尔木兹的控制区。来源/维基百科

霍尔木兹并不依靠广阔的腹地,相反,它更像一座“转运港口”。城市本身规模并不巨大,却控制着大量过境贸易。每一艘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都必须缴纳关税或贸易税,这为王国带来稳定而丰厚的财政收入。随着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港口,霍尔木兹逐渐形成高度国际化的港口社会,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航海者与冒险者汇聚于此。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主要居民,印度商人则控制着部分金融与贸易网络。东非水手、犹太商人以及来自中亚和地中海的旅行者,也经常出现在港口的市集和码头。

霍尔木兹被当时人认为是“财富和奢侈的代名词”,阿拉伯人的一句谚语提到:“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金戒指,那么霍尔木兹就是其上的珍宝”。曾在14世纪到访霍尔木兹的葡萄牙人图阿尔蒂·巴博萨(Duarte Barbosa)也曾说:“这个岛屿和城市的人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这些波斯人高大漂亮,是一个很棒的民族……他们壮实而安逸。”

15世纪初,霍尔木兹也曾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远洋舰队访问的诸王国之一。郑和率领的宝船舰队在第四次远航中将霍尔木兹作为终点之一。随舰出行、担任通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对霍尔木兹社会作出了颇为正面的描述。他写道:

“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所以国人殷富。”


另一位随行成员费信也在《星槎胜览》中记录了霍尔木兹的见闻。他的记述显示,当地社会生活水准相当优越。例如他提到:

“其国傍海而居,聚民为市。地无草木,牛、羊、马、驼皆食海鱼之干。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畜马。田瘠麦广,谷米少收,民下富饶。”

霍尔木兹的政治结构也围绕贸易展开。霍尔木兹的统治者被称为“霍尔木兹之王”,但他们的权力并不像传统陆地帝国那样依赖军队与土地,而是依赖航道和港口。只要贸易繁荣,王国便富足稳定。因此统治者往往采取相对宽松的商业政策,保护外来商人并维持港口秩序,以确保贸易持续运转。

然而,这种繁荣也带着某种海洋世界特有的脆弱。霍尔木兹几乎完全依赖贸易,一旦航道被外来力量控制,城市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16世纪初,当葡萄牙舰队驶入波斯湾时,他们很快意识到,只要控制霍尔木兹,就等于握住了整个海湾贸易的门闩。1515年,葡萄牙人占领这座岛城,在这里建立堡垒,从而开始改变印度洋海上贸易的权力格局。

葡萄牙帝国的远征与“香料之路”

16世纪,葡萄牙成为最早将海权触角伸入印度洋的欧洲强国。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决定以武力夺取印度洋贸易的关键节点。他的战略构想是,只要控制三个海上关口,就能切断穆斯林商人长期经营的贸易体系。亚丁可以封锁红海,马六甲可以掌握东亚贸易,而霍尔木兹则是控制波斯湾的锁钥。

1507年9月,葡萄牙海军统帅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舰队驶入波斯湾。彼时的霍尔木兹王国虽然富庶,却缺乏真正的海军力量。当葡萄牙舰队出现在港口外海时,守城者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方式:高舷战舰、远射程火炮,以及以火力压制为核心的欧洲海战技术。在一次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后,霍尔木兹被迫屈服。葡萄牙人强迫霍尔木兹承认葡萄牙的宗主权,并在岛上开始修建石堡。尽管由于内部矛盾和补给困难,葡萄牙人一度撤离,但这一远征已经改变了波斯湾的政治格局。霍尔木兹海峡第一次进入欧洲海军的视线。

几年后,葡萄牙再次卷土重来。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亲自率舰队返回霍尔木兹。此时岛内政治混乱,贵族之间的斗争使王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葡萄牙人利用这一局势扶植亲葡派国王图兰沙四世(Turan Shah IV),并彻底完成了堡垒建设。从此以后,霍尔木兹王国已经成为葡萄牙帝国的附庸。

然而,这种海上霸权始终带着不稳定的根基。葡萄牙驻军人数有限,他们依赖要塞和舰队维持控制,而广阔的波斯湾沿岸仍然属于当地势力。随着时间推移,新的挑战者逐渐出现。进入17世纪,伊朗的萨法维帝国(Safavid Empire)在沙阿阿拔斯一世(Shah Abbas I)的统治下重新崛起,并决心恢复对波斯湾的控制权。阿拔斯意识到,只要霍尔木兹仍在葡萄牙手中,萨法维帝国就无法真正掌握海湾贸易。因此,他首先在1602年发动反击,夺回葡萄牙控制的巴林岛,试探欧洲人的实力。

17世纪葡萄牙霍尔木兹地图。来源/维基百科

不过,萨法维帝国缺乏强大的海军,而要攻破霍尔木兹的石堡,仅靠陆军远远不够。阿拔斯采取了一种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策略:与另一股欧洲力量合作。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结成联盟,让英国舰队承担海上作战任务,而自己的军队负责陆地进攻。1622年春,这支联军驶向霍尔木兹海峡。英国舰船首先封锁港口,用舰炮轰击葡萄牙堡垒,同时切断补给线。随后萨法维帝国军队在将领伊玛姆·库里汗(Imam Quli Khan)的指挥下登陆,对城市展开围攻。

1622年,抵达波斯湾战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队。来源/苏格兰国家美术馆藏

围城持续了数周,葡萄牙守军躲在石堡厚墙之后顽强抵抗,但港口已经被封锁,舰队被击沉,补给无法进入。炎热的海岛逐渐变成一座孤立的堡垒。最终,1622年5月,葡萄牙守军宣布投降,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宣告结束。

萨法维帝国击败葡萄牙人之后,延续数百年的霍尔木兹王国也随之走向终结。这个曾经掌握印度洋贸易命脉的海上王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霍尔木兹”逐渐退化为一个纯粹的地理名称。波斯湾入口的战略主动权随之转入萨法维帝国之手,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也被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之中;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则借助与萨法维王朝的合作,获得了进入波斯湾贸易的特权。不过,葡萄牙人为控制海上香料贸易所建立的要塞与秩序,还是开创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战略海峡的历史。

1697年萨法维王朝关于霍尔木兹围城的插图。来源/维基百科

大英帝国的介入与统治

葡萄牙人的势力在17世纪逐渐退出波斯湾,但海湾世界并未因此恢复平静。随着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新的海上强权开始把目光投向这片水域。在19世纪以前,英国在波斯湾的主要利益集中在三方面:保护从孟买通往巴士拉的航运线路、维护东印度公司在伊朗与阿拉伯沿岸的贸易,以及保障英国船只与商人的安全。对伦敦与加尔各答而言,波斯湾的意义在于它位于连接欧洲与印度的重要交通环节上,是英国交通网络中的一段海上走廊。随着英国逐渐确立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条航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任何威胁航运安全的力量,都可能对帝国的整体运转产生连锁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开始逐步扩大其在海湾的军事存在。19世纪初,英国官员将阿拉伯海岸部族对商船的袭击视为对印度航线的威胁,并先后在1809年与1819年发动远征,迫使当地统治者签署1820年的《总条约》(General Treaty of 1820)。这一条约名义上是打击海盗,实际上则确立了英国海军在波斯湾的执法权。随后英国建立了常驻的政治与海军体系,例如设立驻波斯湾政治代表(Political Resident in the Persian Gulf),并以布什尔为中心构建行政网络。这些机构的任务不仅是外交协调,更包括情报收集、航道巡逻与贸易保护。波斯湾由此逐渐被纳入英国的战略空间之中。

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位置。来源/天地图

1835年,英国开始实施海上停战协议(Maritime Truce),禁止沿岸酋长国之间进行海上战争,并由英国海军负责监督执行。1853年,这一制度发展为永久停战(Perpetual Maritime Truce),从而使整个海湾航道保持长期稳定。正是在这一阶段,英国逐渐承担起海湾“保护者”的角色,既充当仲裁者,又扮演“海上警察”。

19世纪后期,随着电报、蒸汽船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波斯湾成为连接欧洲、印度与东亚的重要区域。英国在海湾沿岸建立政治代理处与海军基地,形成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洋的连续控制链条。20世纪初,航空交通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网络。英国在巴林、沙迦、科威特等地建立机场,使这些港口同时成为英国航空路线的停靠站。这些设施既服务于民航邮政系统,也承担军事与情报功能,使波斯湾成为英国全球交通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从更宏观看,英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属于其印度防御体系的一部分。19世纪末以来,英国始终担心其他大国在海湾建立海军基地。1903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当(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明确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建立海军据点,英国将把其视为对帝国利益的严重威胁。由此可见,海湾不仅是贸易通道,也是英国安全的前沿防线。英国通过与当地统治者签订一系列排他性条约,排除奥斯曼帝国、德国、法国与沙俄的影响,从而在印度洋西北部建立起一道战略屏障。

可以说,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处于英国势力的庇护之下,英国的舰艇频繁巡弋其间,俨然将其视作“帝国内海”。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后英国国力衰退。1968年,英国宣布从波斯湾全面撤军,结束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直接掌控。英国的退出为美国等新兴强权介入海湾埋下伏笔。

冷战时期,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在中东博弈的焦点之一。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海湾安全的主要担保者,一方面扶持伊朗巴列维王朝等地区盟友,另一方面致力于防范苏联在印度洋和中东的扩张。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赶走了美国的势力,海峡两岸局势随之剧变。进入20世纪80年代,霍尔木兹海峡见证了现代史上最激烈的海上冲突之一——两伊战争期间的“油轮战”。

伊朗和伊拉克的位置。来源/天地图

“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和伊拉克均试图通过攻击对方的油轮和商船来削弱对方的经济支柱。这场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的持久战自1984年起白热化,至1988年8月才最终停火,期间美国趁机逐步介入中东局势,并以“巡防”的名义驻军波斯湾沿岸。“两伊战争”的海上冲突充分证明了霍尔木兹海峡在现代战争与全球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结语

回顾霍尔木兹海峡数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始终未曾改变的事实: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条海峡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无论是中世纪连接印度洋贸易网络的港口航道,还是近代欧洲海权争夺的重要据点,抑或今日全球能源运输的关键通道,这片狭窄的水域始终是不同力量竞逐的焦点。

在石油时代到来之前,霍尔木兹已经因为控制波斯湾贸易而闻名于世。来自印度、东非与波斯高原的商品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更远的市场。进入近代以后,欧洲海权国家意识到,只要控制这一海峡,就能够影响整个波斯湾的贸易秩序。从葡萄牙的要塞,到英国在海湾建立的政治与海军体系,再到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架构,不同国家相继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战略印记。海峡的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扩大。

20世纪石油工业的兴起,使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达到新的高度。波斯湾周边国家丰富的油气资源,需要依赖这条海峡进入印度洋和世界市场。每天大量油轮从海峡航道穿行,使这里成为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的关键节点。正因如此,一旦海峡航运受到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与世界经济都会迅速感受到震动。

霍尔木兹海峡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交汇处。来源/央视新闻

然而,这种地理优势也伴随着明显的风险。对单一海上通道的依赖,使得海湾地区在政治冲突或军事紧张时期格外脆弱。历史上无论是殖民时代的海权竞争,还是冷战时期的大国对峙,乃至两伊战争中的“油轮战”,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海湾国家尝试修建跨沙漠输油管道、发展港口和多元经济结构,以减少对海峡航道的依赖,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难以被替代。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始终处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的交汇处。不同国家在这里往来更替,但海峡本身的地理条件却从未改变。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国际格局的变化,几乎都会在这条狭窄水道上留下痕迹。五百年前,香料船在这里等待季风;今天,超级油轮在这里排队穿越航道。船只的形态改变了,货物的种类改变了,但霍尔木兹海峡在世界交通网络中的位置却几乎没有改变。这条只有数十公里宽的海峡,依然是连接波斯湾与世界的“门闩”。


参考文献:

1.Vosoughi, Mohammad Bagher. "the Kings of Hormuz: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in Lawrence G. Potter (ed.) The Persian Gulf in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Cole, Juan R. I. (1987). "Rival Empires of Trade and Imami Shiism in Eastern Arabia, 1300-180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 (2): 177–203.

3.John Barrett Kelly, Britain and the Persian Gulf. 1795-1880, Clarendon Press, 1968.

4.Nadia El-Sayed El-Shazly, The Gulf Tanker War,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1998.

2026年3月14日星期六

【西方伪史论奇文共赏】《坤舆万国全图》只能且必然是诞生于中国

文/生民无疆

利玛窦(1552-1610年),是中国明末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一个已经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西洋人物。某些人说,是利玛窦给中国送来了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世界地图等等“西学”。其中至关重要的有两样东西:《坤舆万国全图》、《几何原本》。利玛窦之后的西方传教士又知道中国修订了历法云云。这里,专说《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在教会接受完神学教育后,于1578年从欧洲出发,到东方传教。先在印度一带工作多年,1582年(或1581年)抵达中国(记住这个时间,很重要)。此后的经历,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详细描述。简而言之,经过他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结交了中国高官,通过这些高官展示《坤舆万国全图》而塑造了博学多才的形象,从而进入北京城,并获得朝廷俸禄,最终在北京去世。

明末的某些高官(全是基督徒)坚称《坤舆万国全图》(以下简称《坤图》)是利玛窦根据西洋的世界地图绘制的。因此,近些年来,明末基督徒官员的话几乎成了铁板钉钉的结论。

事实上,只要稍加考察利玛窦时代欧洲的天文学水平便知,《坤图》不可能诞生于欧洲。测绘世界地图的基本前提,是拥有准确测定经度、纬度的能力,包括雄厚的天文学知识和齐全的天文观测仪器设备,即强大的天文学基础。没有这一点,一切都无从谈起。


一、1610年欧洲天文学


按照现行西方史,1610年,西欧早已完成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并大大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科技水平,向“启蒙运动”迈进了。

现在,我们继续根据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爱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来考察1610年代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

爱儒略是意大利人,生于1582年,1609年受耶稣会派遣至远东。1610年抵达澳门,1613年到北京。1610年,利玛窦已经死于北京。之后,他在中国各地“游历”,与明末重臣、基督徒李之藻等人交往密切。基于利玛窦等人的初稿,天启三年即1623年,他与明朝官员、基督徒杨廷筠合作完成《职方外纪》。因此,我们假定《职方外纪》所述的欧洲信息截止时间为1610年之前。

爱儒略出生于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启用格里历的这一年。显然,爱儒略应该掌握了欧洲最新最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比利玛窦强许多。

事实似乎确实如此,《职方外纪》说:

    “欧逻巴西北有四大国,曰大泥亚,曰诺而勿惹亚,曰雪际亚,曰鄂底亚。与亚勒马尼亚相隔一海套,道阻难通,西史称为别一天下。南北经度自五十六至七十三,其南夏至日长六十九刻,其中长八十二刻,其北夏至日轮横行地面半年为一昼夜。地多山林,产兽及海鱼极大,异于他方。其大泥亚国,沿海产菽麦,牛羊最多,牛输往他国者岁常五万。海中鱼蔽水面,舟为鱼涌,輒不能行。捕鱼不籍网罟,随手取之不尽也。近二十年内,一国主名地谷白刺格,酷嗜玛得玛第加之学,尝建一台于髙山绝顶,以穷天象;究心三十余年,累黍不爽;其所制窥天之器,穷极要渺。后有大国王延之国中以传其学,今为西土历法之宗。”


大意是:

1. 欧洲西北部,有一个大泥亚国,那里盛产粮食、牛羊,海中的鱼多到了阻塞船舶航行的程度,在那里捕鱼无须渔网,随手抓就行了。

2. 在近20年内,大泥亚国有一个名叫地谷白刺格的诸侯国君,酷爱数学,曾经在一座高山山顶建了一座天文台,用于观测天象。

3. 地谷白刺格专心致志于天文学,已经30多年了。

4.地谷白刺格制作的天文观测仪器,十分精妙。

5. 后来,一个大国的国王聘请他去传授天文学,如今,他成为了欧洲的天文历算的宗师。也就是说,欧洲的天文历算知识,都来自地谷白刺格。

地谷白刺格,即第谷·布拉赫。

值得注意的是,第谷,是《职方外纪》介绍的当时欧洲唯一的天文学家,并他是当时欧洲的天文学宗师:“西土历法之宗”。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欧洲的天文学发展史。据西方传统的说法,大致路径是这样的。

欧洲天文学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直接起源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约90年-168年),据天文学专业教科书《普通天文学教程》:


    “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在他的著作“天学大成”一中有尽的描述。宇宙是有限的,具有圆球的形狀,绕着位于它的中心的球形的地球作均匀的旋转。绕着地球旋转的有月球、太阳和行星,按照次序排列(从地球算起)如下: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

托勒密所构筑的“宇宙体系”,就是以地球为中心,给日、月、金、木、水、火、土这七颗星排列了次序。基于1300年前的托勒密所构筑的“宇宙体系”,欧洲诞生了哥白尼(1473-1543年)。哥白尼的水平大大超越了托勒密,哥白尼说(引自英国W.C.丹皮尔教授《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在运动着的天体中,第一是土星,30年绕日一周。其次是木星,12年一周。再其次是火星,2年一周。第四是每年一周的轨道,我们说过其中包含地球,加上本轮式的月球轨道。第五是金星,9个月一周。水星占第六位,80天一周。处在这些行星中间的是太阳。”


同样是围绕地球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之间的关系,哥白尼建立了新的“宇宙体系”,以太阳为中心,地球和其它六星围绕太阳运转。

哥白尼的“宇宙体系”

令人吃惊的是,哥白尼时代,欧洲没有天文台,那么,“土星30年绕日一周”之类的知识,哥白尼是如何获得的?尽管每天仰望星空,但是,哥白尼一辈子没有见到过水星,那么,他是如何知道水星围着地球转动且“80天一周”?

哥白尼之后,轮到第谷登场了。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哥白尼的学说在天文学上引起了一场革命......不过哥白尼主要是数学家,对于自然知识没有增加好多新的事实。把行星运动的详细情况更精确地记录下来的第一位天文学家,要算是哥本哈根的第谷·布拉埃(Tycho Brahe,1546~1601) 。他并没有采取哥白尼的全部体系,而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运行,而行星则围绕太阳运行。他经过几次迁徙,终于定居在布拉格,并得着约翰·开普勒(John Kepler,1571~1630)参加他的工作,后来就把他的极其珍贵的资料遗留给开普勒。人们常认为开普勒的成绩在于归纳出和证明了行星运动的三个命题或“定律”,这三个定律以后成了牛顿天文学的基础。”

欧洲历史上,第谷是“把行星运动的详细情况更精确地记录下来的第一位天文学家”。话句话说,在第谷之前,欧洲根本就没有靠谱的行星运动的记录。哥白尼的那些数据,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说明哥白尼的宇宙体系基本是拍脑袋的结果。

利玛窦离开欧洲时,欧洲的天文学处于“两无”阶段:一无天文台,二无天文观测数据。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号称满腹经纶的利玛窦,他的天文历算知识,来自何方呢?

第二,罗马教廷组织编制格里历,其人才和技术从何而来?

这两个问题,不知道谁能回答?

按照丹皮尔的说法,第谷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观测天象,并建立了自己的第谷宇宙体系;他把观测数据传给了开普勒,开普勒创造了三个定律;就此,欧洲进入了牛顿天文学时代。

按照科学史家的叙述,第谷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在西方天文学家的笔下,是这样叙述第谷的,《普通天文学教程》:

    “1580—1600年中,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在特别建造的装备完善的天文台里有系统地观测了天体。算然他的全部观测都是用肉眼进行的(当时望远镜还没有发明),但他所测定的行星位置以高度精确闻名。熟知哥白尼体系的第谷,也认为所有我们看得见的行星都在绕太阳旋转。但是他没有决心承认地球的运动,却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所有的行星在绕着太阳旋转而太阳又绕着地球旋转。虽然对教会已作了这样的让步,但第谷仍然招致了一系列的非难,其中的一个说他和恶势力来往;维持天文台的经费被停止了,他不得不离开丹麦。他开始在布拉格创立新天文台,但不久他就去世了(1601年)。他的观测纪录留给他的助手克普勒使用。”

在约20年(1580—1600年,其中还有颠沛流离、扯皮拉筋)的时间里,第谷建立了天文台,系统地观测天体,并建立了“第谷体系”:太阳绕着地球转,金木水火土星绕着太阳转。

天文台的所有观测设备,都是第谷设计建造的。令人吃惊的是,尽管实际观测时间至多15年,尽管全部观测都是用肉眼完成的,第谷竟然观测记录了约1000颗星,并且建立了“第谷星表”,而且“他所测定的行星位置以高度精确闻名”!

令人担忧的是,在15年时间里,实现1000颗星体的观察、测量、计算、记录,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便是每天天气晴好,也必须平均每5至6天完成一颗。

事实上,丹麦的气候条件是这样的:

更令人奇怪的是,有些星体,无论是在丹麦,还是在布拉格,都是无法观测到的。但是,竟然也进入了“第谷体系”。

水星,是“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第谷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枚星体。据说,哥白尼一辈子都没能见到,第谷是如何完成观察、测量、计算、记录的呢?

直到天文学高度发达的1950年代初,在当时航天科技最先进的苏联的大学的天文学教科书中,依然承认并不十分了解水星。据《普通天文学教程》:

    “水星离太阳最近而且是“大”行星中最小的一个;它的直径约为地球直径的0.4倍……恒星周期只有88日。因为它和太阳的大距不超过28°,这个行星几乎经常被黎明或黄昏的微光所淹没,在苏联的纬度很少有机会看到它。因此关于它的性质,苏联人知道得很少……水星的观测十分困难。”

 因为水星离太阳太近,为阳光所淹没,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观测已颇为不易,越往北水星高度越低,就越难以看到。以丹麦所处的纬度,根本就看不到水星。

这个所谓的丹麦的“第谷天文台”,真的存在过?谁爱信谁信。

哥白尼和第谷,二人都没有见到过水星,他们又是凭什么建立“哥白尼体系”、“第谷体系”的呢?

据说,正是基于这些个“体系”,开普勒在演绎出了三个定律,进而诞生了牛顿天文学。

这问题,只能留给专家去解释了。

在中国,早在尧舜时期,便将日、月、金、木、水、火、土合称为“七政”,并建立“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有趣的是,《职方外纪》也如此称呼,还用玻璃建了一个“浑天仪”:

    “意大里亚……更有天文师,名亚而几墨得者……又造一自动浑天仪,十二重,层层相间,七政各有本动,凡日月五星列宿,运行之迟疾,一一与天无二,其仪以玻璃为之,重重可透视,真希世珍也。”

围绕着七颗星体,欧洲天文学史费劲了心思,甚至弄出了上述三个宇宙体系。

不知道爱儒略所说的这个欧洲浑天仪,是采用的哪一个体系?

玻璃制造自动浑天仪,显然是谎言。不知道爱儒略是否了解过:用玻璃做成的齿轮,在相互咬合运转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可能会发生什么?

更大的更关键的事实是:

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也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座天文台。

1675年,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

没有天文台的地方,就不可能诞生天文学,也就不可能诞生地图学、历法。这是常识,无需多说。     

二、“文艺复兴”和1610年的西欧社会真相

据专家说,14至16世纪时,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就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牛人如无所不能的达·芬奇,大多是意大利人。

然而,根据当时欧洲人写当时欧洲事的《职方外纪》,1610年的欧洲并非如此。

在《职方外纪》中,意大利除了是罗马教廷所在地,有几户富豪人家日子过得不错,剩下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信息:

    “温泉,女子或浴或饮,不生育者,育;能育者,多乳。所产铁矿,掘尽,逾二十五年复生;第在本土,任加火力,铁终不熔,之他所始熔。”

(翻译:意大利有一个温泉,如果女人泉水洗澡,或者喝了泉水,不孕不育者,立马能生育;能生育的,便会奶水充足。意大利有一个铁矿,挖尽之后,过25年会再生。这里的铁矿,如果在本地,无论怎样的火力,也不能将其熔化,只要运到外地了,就可以熔化了。)

法国最了不起的东西,便这样的:

    “是国之王,天主特赐宠异。自古迄今之主,皆赐一神,能以手抚人疬疮,应手而愈,至今其王每岁一日疗人。”

(翻译:天主特别关照法国历代国王,使他们都拥有手摸治病、一摸见效的特异功能,但是他们每年只坐诊一天。)

英国最值得一提是,有一座随风飘荡的海岛,岛上风吹草低见牛羊:

    “有小岛无根,因风移动,人弗敢居,而草木极茂,孳息牛羊豕类极多。”

至于希腊,唯一能让人产生兴趣的信息就是:

    “有河水,一名亚施亚,白羊饮之即变黑;一名亚马诺,黑羊饮之即变白。”


(翻译:在希腊,有两条河。一条名叫亚施亚,白毛的羊,饮了这河的水,毛会变黑;另一条河名叫亚马诺,黑毛的羊,饮了这河的水,毛会变白。)

来自欧洲的信息,为什么会是这样?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半原始状态,根本就没有靠谱的人通过靠谱的方式传播靠谱的信息。事实也确实如此,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艺术哲学》:

    “到1550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黏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

    “至于法国,到15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歌德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16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1522年,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伏尔泰《风俗论》:

    “整个欧洲直至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这种腐化堕落状态中,只是经历了可怕的动乱,才得到解脱。”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传教士、意大利人的爱儒略,在向中国人介绍欧洲各国时,排在第一位的,既不是教廷所在地的意大利,也不是希腊,更不是“崛起的大国”英国,而是西班牙(含葡萄牙,下同)。

而且,唯独在介绍西班牙时,全是看起来比较靠谱的文字,没有“手摸治病”、“山洞治病”之类的昏话。爱儒略极力夸耀了西班牙的四多:金银多、能人多、书籍多、奇巧设施多。《职方外纪》关于西班牙的内容摘要如下:

    “欧逻巴之极西曰以西把尼亚……国人极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与亚而加辣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亚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一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余言,尽属奥理。后人绘彼像,两手各持一笔,章其勤敏也。又有一王名亚丰肃者,好天文历法,精研诸天之运,列宿之躔,撰成《历学全书》,世传岁差本原皆其考定,制为一定图象,为今历家大用……又有浑天象,其大如屋,人可以身入于其中,见各重天之运动,其度数皆与天合。相传,制此象者注想十七年,造作三年,曾未重作一轮。

    ……又有书堂,阔三十步,长一百八十五步,周列诸国经典书籍,种种皆备,即海外额勒济亚国之古书,亦以海舶载来贮于此处。其地原系旷野山林,后因造此堂,鸠工住集,七年遂成一城云。以西把尼亚属国,大者二十余,中下共百余。其在最西者曰波尔杜瓦尔,分为五道,向有本王,后因乏嗣,以西把尼亚之君系其昆仲,乃权署其国事焉。……国中共学二所,曰阨物辣,曰哥应拔,其讲学名贤曾经国王所聘,虽已辍讲,亦终身给禄不绝。欧逻巴高士多出此学。近有耶稣会士苏氏著陡禄日亚书,最精最广,超数百年名贤之上,其德更迈于文。”


翻译:

1. 西班牙位于欧洲的最西端。这个国家的人非常爱学习,这里设有大学,在撒辣蔓加、亚而加辣的二所大学,远近前来求学者云集。在这两所学校里,髙人辈出,著作甚富,他们在神学(哲学?)与天文学方面研究最为精深。

2. 很早以前,这里有一名叫多斯达笃的名士,居“俾斯玻”之位,只活了52岁,他所著的书籍之多,如果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计算,平均每天要写36章,每章2000多字,而且全是深奥的道理。因此,后人绘他的像,两手各握一支笔,以赞扬他的勤奋与智慧。

3. 西班牙曾有一个名叫亚丰肃的国王,爱好天文历法,潜心研究天体运行,撰写了《历学全书》。那里世代传说,“岁差”就是他发现并完成计算,并且绘制了图象,后来的欧洲人编制历法时广泛采用他的这一成果。

4. 西班牙人制作了“浑天象”,它和房子一样大,人可以进入于其中,在里面观看各个天体的运动,它们与实际星体运行状况是一致的。相传,“浑天象”制造者,此前花了17年时间冥思苦想,开工建造花了3年,建造期间没有一点返工。

5. 西班牙有一个图书馆,宽30步,长185步,这里收藏有各国的经典书籍,非常完备,即便是希腊的古书,也专门用船运载回来收藏在这里。这个地方原本是旷野山林,后来,因为建造这个图书馆,大批工匠在此居住长达7年,这里就变成了一座城市。

6. 西班牙的属国,大的有20多个,中小属国有100多个。它最西边的属国是葡萄牙,下设五个道,葡萄牙本来一直有自己的国王,后因乏嗣,而西班牙国王是他的兄弟,便代行国王权利。

7. 葡萄牙有阨物辣、哥应拔二所大学。在这两所大学的老师,如果是国王聘请的,即便是不再上课了,也终身享受工资。欧洲的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大多在这两所大学求学过。

8. 最近,葡萄牙的耶稣会士苏氏,他所著的神学(哲学?)书,最为博大精深,水平超过数百年来学者,他的修养更是胜过才华。

显然,上述内容从根本上颠覆了现行的“文艺复兴史”。

17世纪初以前,欧洲的文化、科学、教育的中心在西班牙,而不是意大利、荷兰、法国、英国,或者其它哪一个国家。

当时的西班牙,是欧洲的三大中心:

首先是欧洲的教育中心,人才培训基地。西班牙不仅拥有全球第一的图书馆,而且,欧洲的高层次人才大多是这里培训出来的。根据爱儒略所说:“(西班牙)在撒辣蔓加与亚而加辣二所(共学),远近学者聚焉”,“(葡萄牙)国中共学二所,曰阨物辣,曰哥应拔,其讲学名贤曾经国王所聘,虽已辍讲,亦终身给禄不绝。欧逻巴高士多出此学。”

其次是欧洲的学术中心、科研中心。根据爱儒略所说:“(西班牙)国人极好学……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亚与天文之学尤精。”“(葡萄牙)近有耶稣会士苏氏著陡禄日亚书,最精最广,超数百年名贤之上,其德更迈于文。”无论是天文学,还是神学(哲学),都拥有了不起的成就。

第三是欧洲的经贸中心。根据爱儒略所说:“(西班牙)国中有二大名城,一曰西未利亚,近地中海,为亚墨利加诸舶所聚,金银如土,奇物无数”,西班牙是欧洲联通美洲的枢纽;而欧洲的经贸中心在葡萄牙,“其境内大河,曰得若,经都城里西波亚入海,故四方商舶皆聚都城,为欧逻巴总会之地也。”

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欧洲,西班牙是事实上的中心。

爱儒略所述,有几点是要存疑的。

第一个是关于多斯达笃的著书问题。

按照爱儒略所说,如果多斯达笃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写书,那么,他平均每天要写72000字。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假设他从20岁开始写作、每天一刻不停地写作17个小时,那么,在此后的32年时间里,他平均每天要写11.7万个字,即每分钟要写115个字,这速度,比许多人说话的速度还要快。

这显然是不识数的人编出来的昏话,只能骗不识数的人。

不过,由此可知,在西班牙,有许多来历不明的书籍。

这就引出了关于西班牙的图书馆的第二个问题。

按爱儒略所说,图书馆宽30步,长185步。按明朝的营造标准,1步合1.6米,即西班牙的图书馆宽48米,长296米,面积14208平方米。按照2012年的信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446.2万册;其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正好是西班牙图书馆的2倍。由此推算,16世纪末的西班牙图书馆藏书应该超过220万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是唯一的人文鼎盛数千年的国家,是当时世界图书最多的国家,《明史·艺文志》:

    “(明)宣宗尝临视文渊阁……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

永乐皇帝组织编撰《永乐大典》之后的明宣宗时期,朝廷的图书馆的藏书才“近百万卷”。

按照爱儒略所述,当时的西班牙正在到处收集图书。

在没有历史文献,当时欧洲国王还在“手摸治病”的情况下,西班牙能有100册图书就不错了。

欧洲的邻居是土耳其,这里或许不少图书。但是,土耳其这个庞然大物,当时是欧洲的死敌。双方连通商做生意尚且困难,更别说采购图书了。

自哥伦布之流“大航海”以来,无数的欧洲人来到亚洲。在随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众多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官兵,疯狂收集中国出版的一切书籍,源源不断地传到欧洲。西班牙人门多萨1585年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就记载了这段历史:“因为中国人有大图书馆,价钱便宜”,

    “我们一般叫做中国的这个大国……有关的书籍和史书是被携进马尼拉城,原在中国印刷刊行,并且由该国的译员译为西班牙语。因他已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们留在这些岛上作为居民跟我们一起,遵奉洗礼的戒律,并且逃避为此而受到刑罚惩处。”

西班牙人想法设法弄到中国图书之后,通过加入基督教会的中国人翻译成西班牙文后,源源不断地送回西班牙。

显然,西班牙的图书,主要来自中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天文学的,即“有一王名亚丰肃者……世传岁差本原皆其考定”的问题。按照爱儒略所说,欧洲早就发现并考定了“岁差”问题,以支撑历法编制了。

什么是岁差?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岁”。

在古代,“岁”是特指木星,所以木星也叫“岁星”。木星在太阳系中是仅次于太阳的第二大天体,其亮度仅次于太阳、月亮和金星,运动轨迹基本和太阳运行轨道(黄道)基本相同,大约每经过12年,木星便走完一轮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古人根据每年出现的位置,把这一个轮回划分为十二星次: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木星走完一星次叫一岁,木星走完一圈便是12年。

因此,中国古称12年为一纪,也因此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十二生肖。

但是,木星的运行周期是11.86年一个轮回,这样,慢慢的,木星就会与十二星次错位,86年错位一次。

“岁差”里的“岁”,指的是回归年。假设人站在地球上观看太阳,太阳从上一个冬至回到冬至,在时间上就是一岁。

人们在观测天体运行时,是以钟表在计算时间。而钟表时间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时间。

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时,自身也在运转。事实上,地球如一个极端缓慢运行的陀螺一样在进行自转。假设地球中心是静止的,那么,地轴就绕着垂直于地球轨道平面的直线画出一个锥面,天极绕着黄极画出一个圆,完成这一绕转需要26000年。这样,每一个回归年和钟表时间上一年就有了微小的差距,这个微小的差距就是岁差。岁差不断累积,就导致节气点推迟时间越来越大。

地轴的这种运动,称为“进动”,它使得天极改变着相对恒星的位置。天轴方向改变,天赤道的位置也在改变。天赤道的平面和轴线垂直,与地球赤道面平行。因此,黄道和赤道的交点即二分(春分、秋分)点,也在恒星之间慢慢向西移动。春分点移动的速度:

360°÷ 26000 ﹦50.2″

这就是周年总岁差。

正因为差距微小,所以,不经过专业的天文人员持续几百上千年的观测、记录、比对、分析,是不可能发现的,更不可能掌握其规律,拿出足以应用于历法的计算方法来。

关于岁差的发现与计算,《宋史·律历志》:

    “日度岁差…..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又何承天云:‘《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正仲秋。今以中星校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即尧时冬至,日在须女十度。’故祖冲之修《大明历》,始立岁差,率四十五年九月却一度。虞邝、刘孝孙等因之,各有增损,以创新法……今则别调新率,改立岁差,大率七十七年七月,日退一度,上元命于虚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于今。自帝尧以来,循环考验,新历岁差,皆得其中,最为亲近。”

晋朝时,虞喜经过比对中国古代2700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总结发现了“岁差”现象的存在。稍后,南朝刘宋时期的何承天给出了相应数据。接下来,祖冲之拿出了可靠的岁差计算方法。从虞喜的“每岁渐差”到祖冲之的“始立岁差,率四十五年九月却一度”,经历了约150年时间。此后的天文学家们又一步一步地改进计算方法。

如前所述,当时的欧洲,没有天文台,更不存在靠谱的天文观测数据。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1675年,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其实,这两个天文台也是在几十年后,才进入正常运转。18世纪之前,西班牙完全不具备发现岁差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五星公转一周,金星225天;木星4333天约11.86年;水星约88天;火星687天;土星10760天约29.5年。

就在爱儒略来华之前不久,哥白尼(1473-1543年)宣称:

    “在运动着的天体中,第一是土星,30年绕日一周。其次是木星,12年一周。再其次是火星,2年一周。第四是每年一周的轨道,我们说过其中包含地球,加上本轮式的月球轨道。第五是金星,9个月一周。水星占第六位,80天一周。处在这些行星中间的是太阳。”


五星的数据尚且如此粗枝大叶,“岁差”云云,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三、明末来华传教士的真实水平

关于天文学,《职方外纪》先后编造了四个故事:意大利用玻璃制造自动浑天仪、在见不到水星的丹麦建造观测七曜的天文台、西班牙国王在八字没一撇的情况下“考定岁差”并“制为一定图象,为今历家大用”、西班牙拥有大型的浑天仪。

不难看出,利玛窦、爱儒略等人的天文学知识几乎为零,仅仅知道一些名词而已。

明末来华传教士的天文学皮毛知识,从何而来呢?西班牙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说,西班牙人疯狂采购、翻译之后,运回欧洲的书籍中,包括有这几类:

    “数字及天体运行;行星和星体,它们的周转和特殊影响……数学科学,算术,及运算规则……自然和裁判星相学,研究星相学及掷数字作推算的规则……手相术和面相术,及其他符号和标志,各种的含义……怎样圆梦,怎样在旅行前,或做任何结局不可知的事之前进行占卦。”

基本可以肯定,黄道十二宫、十二星座,不过是从中国搬过去后改头换面的东西罢了。在没有天文台的欧洲能产生“十二星座”,那必然是没过脑子的神话。

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历法改革,启用新历,即当今所谓格里历。那么,格里历来自何方呢?根据《职方外纪》,格里历应该诞生于西班牙。格里历的核心技术,只能是来自于中国的书籍了。

事实上,明末来华传教士们因为水平十分低下,依然处于抄中国书的阶段,而且是囫囵吞枣地抄书。如果稍有发挥,便错误百出。兹举几例。

用玻璃制造自动浑天仪的神话,首先出自利玛窦《天主实义》:

    昔西国有名士亚尔寄氏者,最精星学,曾以玻璃制一天毬,日月五星列宿诸天,及其顺逆、迟速、朔望、交会,一一若天,古今人皆称聪明,世无比者,亦为其略能通达形容大天之一纤耳。

能编出玻璃制造自动浑天仪故事的人,必然是缺乏天文仪器设备常识,对浑天仪一无所知,仅闻其名而信口胡诌,再以讹传讹,贻笑大方。

如果利玛窦胆子小一点,不别出心裁胡乱编造玻璃浑天仪,老实照抄中国书,说欧洲自古有铜铁制作的浑天仪,那么,今天,某些人十之八九会宣称浑天仪出自欧洲了。

利玛窦能抄书,但是水平实在有限,他宣称欧洲也有一年四季,《天主实义》:

    上有天以覆之,万年不朽,无车轮消息,而永旋不辍。日月星辰皆丽之以照耀天地,而因其顺逆之行,以别四时,分昼夜,成岁功。……四时之别,以扶人兽所资,以生四液而保护之。春温以扶血,夏炎以扶黄痰,秋燥以扶黑痰,冬冷以扶白痰也。若自冬之迫寒,俄入夏之猛热,其性相反,物必受害。


利玛窦说,普天之下,世界各地,都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而四季分别对人的生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人们应该顺应季节生活,医生应该按季节给人诊疗。显然,这是彻底的抄袭中国历法和中国医学理论,而且,由于是囫囵吞枣抄袭,故完全脱离了欧洲无四季的气候实际。于是,自利玛窦以下的传教士无不称一年四季,并且开启了按照中医理论与实践伪造西医的工程(详情阅《明末耶稣会士靠剽窃中医,伪造译著,虚构出西洋医学》)。

庞迪我是利玛窦的贴身弟子,稍稍了解了一点中国历史,便想反客为主,用来主宰中国人的精神。他宣称宇宙人类的历史才6806年,《庞子遗诠》:

    自洪水至天主降生,计二千九百五十四载,即天地壮时。自天主降生至今万历庚戌一千六百一十载,此即天地强时也。强斯定矣,其终有时,不可测也,总计自开辟至今,六千八百零六载而已矣。

   天文学即宇宙学,宇即空间,宙即时间。稍稍阅读中国二十四史之历算志便知,庞迪我无天文历算常识。

 《口铎日抄》是中国基督徒仿照《论语》,主要记载爱儒略日常言论的一部书。爱儒略与中国基督徒对话中,如此解释流星:

    先生(艾儒略)谓余曰:“闻中邦有星坠之说,于理然否?”余曰:“向闻斯说,终觉未安也。”先生曰:“如星能坠地,则从来谈星坠者多矣,宜天之星数必加少焉。乃自古及今,并未有减也,夫何疑?”余曰:“师论诚是,然每见夏秋之交,有物员明如星,飞空而灿烂者。俗云:‘流星过度’,未知然否?”先生曰:“此非星也,气也。时至夏秋之交,有油腻之气,其浮散空中者,受烈日所晒,遂着火而明。惟一着则俱着,故似有飞度之象耳。”

爱儒略告诉中国基督徒说:你们中国人总在说流星坠地,那是错的,如果陨石真的是来自天上的星体,那星星就应该越来越少,可天上的星星减少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所谓的流星,其实是“气”,每到夏秋之交,漂浮在天空的动物死尸的油腻之气,因为被烈日暴晒,就会有着火燃烧,并引燃周边的油腻之气,中国人误以为这是流星划过天际。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职方外纪》是由利玛窦、庞迪我、爱儒略等多名传教士接力合作完成的著作。据《职方外纪自序》,《职方外纪》是《坤图》的说明书:

    “吾友利氏齎进万国图志,已而吾友庞氏又奉繙译西刻地图之命,据所闻见译为图说以献......儒略不敏,幸厠观光,嘅慕前庥,诚不忍其久而湮灭也,偶从蠧简得覩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増补以成一编,名曰《职方外纪》”。

从《职方外纪》可知,传教士们的知识与绘制《坤图》所需具备的常识完全不符。

更令人惊奇的是,传教士们对欧洲的地理知识几乎为零。例如,英国首都在哪?不知道;英国有没有城市?不知道;英国国王是谁?不知道;英国有什么物产?不知道。英国有一个如浮萍一般随风飘荡、牛羊遍地的岛?信不信由你。

他们在撰写欧洲部分中,也是照抄中国文献。《职方外纪》卷二,介绍欧洲时:

    “又闻北海滨有小人国,髙不二尺,须眉绝无,男女无辨,跨鹿而行,鹳鸟常欲食之,小人恒与鹳相战,或预破其卵以绝种类。”


     显然,这是抄袭中国文献。请看下面两则:

   《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

    “ 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

唐代杜佑的《通典》卷一九三引《突厥本末记》:

    “突厥窟北马行一月,有短人国,长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头少毛发,若羊胞之状,突厥呼为羊胞头国。其傍无他种类相侵,俗无寇盗。但有大鸟,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为之备。”

《职方外纪》全文并不长,而明显抄袭中国文献之处多多。又如,《职方外纪》卷一介绍“鞑而靼”即西伯利亚时:

    “有长人善跃,一跃三丈,履水如行陆者;有人死不葬,以铁索挂尸于树者”。

我们对照一下以下两则。

《通典》卷一九六:

    “驱度寐,隋时闻焉,在室韦之北。其人甚长而衣短,不索发,皆裹头。居土窟中。唯有猪,更无诸畜。人轻捷,一跳三丈余,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没腰,与陆走不别。”

    “库莫奚,闻於后魏及后周。……其俗,死者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

 再如,中国唐宋以前的文献,一直在谈赴西天取“贝叶梵经”。《职方外纪》卷一谈及“印弟亚”时说:

    “中国之西南曰印弟亚,即天竺五印度也……无笔札,以锥画树叶为书。”

都17世纪20年代了,印度次大陆还在用树叶写字?此时,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偏远的欧洲,都早就普及造纸术了。

    利玛窦等人以如此“地理学”水平,能绘制出“世界地图”?谁爱信谁信。


四、《坤图》不可能出自欧洲

仅从《坤图》就可以看出,这一地图不可能出自欧洲。

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坤舆万国图》有以下特点。

1. 该图最不精确的部分,恰恰是欧洲部分。

按该图,欧洲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一条虫子的形状,比实际面积缩小了一大半,完全不够成其为一个“洲”。

《坤舆万国图》中的欧洲部分

2. 该图中,法国首都巴黎都没有出现;大不列颠、爱尔兰二岛,不仅极其不准确,而且,两个岛上没有任何城市。

《坤舆万国图》中的英国、法国部分

3. 该图中,欧洲的圣地---希腊半岛,极不准确,而且,没有城市。文艺复兴时期晚期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会这样吗!

《坤舆万国图》中的希腊

4. 该图中,罗马教廷所在地的亚平宁半岛的方位,极不准确。天主教徒竟然把精神圣地搞着这样,不可思议。这是欧洲地图中标注最详细的地方。曾有人辩解称,利玛窦故意把欧洲地图弄得不准确、不详细,是为了提防中国。若果如是,为什么偏偏教廷所在地的意大利描述最详细?

《坤舆万国图》中的意大利


5. 该图中,中国的重要城市、各省省会,毫无遗漏,位置准确。

《坤舆万国图》中的中国

6. 该图中,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标注十分详细、准确。这些地方,只有中国人熟悉,而欧洲人从未涉足。

《坤舆万国图》中的西伯利亚东部


7. 该图中,与欧洲各国的地图相反,日本的重要城市,同样是毫无遗漏,排得密密麻麻,比罗马教廷所在地的亚平宁半岛详细许多倍。

日本各岛的地理位置,也比亚平宁半岛精确许多倍。

《坤舆万国图》中的日本


8. 该图中,凡是古代中国比较熟悉的地方,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东非地区,都标志详细,重要城市无一漏网,把地图排得满满的。

总之,详细程度,超过亚平宁半岛许多倍。

《坤舆万国图》中的西亚

《坤舆万国图》中的南亚部分地区


五、20个英文单词,透露出西方天文学的真实源头

世界天文学的祖师爷在哪?也许,得出结论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解开崇洋、恐洋的心结。

1.一年四季

在学习英语不久,我们便都熟知了这四个单词:

1.  Spring :n. 春季,春天。
2.  Summer :n. 夏季,夏天。
3.  Autumn :n. 秋季,秋天。
4.Winter :n. 冬季,冬天。

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欧洲人“春天如何如何”、“秋天如何如何”之类文章,而且,甚至会发现,在中国明朝末年的时候,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还写出了《仲夏夜之梦》的“名作”。

事实上,整个欧洲、北非、西亚地区,根本就不存在春、夏、秋、冬,不存在一年四季的气候。

先说古“巴比伦”的气候:

再看古“埃及”的气候:

再看古“印度”的气候:

事实证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统统毫无关系。

下面说西方文明典型而权威代表地区的气候。

先看古希腊的气候:

再看古罗马的气候:

事实证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也毫无关系。

  再看西班牙的气候:

  再看巴黎的气候:

英国的气候是这样的:

事实证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与西班牙文明、法兰西文明、英吉利文明同样是毫无关系。

那么,英国的一年四季的概念从何而来? 

2.二十四节气

英文词汇中,还出现了中国独有的“二十四节气”。最典型的是这四个:

5.  春分:vernal equinox ; spring equinox;
6.  夏至:summer solstice;
7.  秋分:autumnal equinox ; fall equinox ; autumn equinox;
8.  冬至:Winter Solstice 。

这四个单词,内涵十分丰富,因为,它们属于现代天文学中最基本的词汇,也是中国古代编制历法的核心内容。

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最早诞生于何时?答案是:已不可考。在现存文献中,尧舜时期,便建立了天文台和专职的天文工作队伍,基于广阔地域长期的天文观测而编制了较成熟的历法,有了一年四季,《尚书·尧典》: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帝曰:‘咨!汝羲曁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西周初期,已经有了对二十四节气的详细介绍,《逸周书·周月解》:

    “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气以著时。应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曰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

此前,我们说过,中国传统的历法,博大精深,既包含有太阳(日)历、太阴(月)历,也包含有五行历(金木水火土)。期中的“二十四节气”,便是用于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太阳历。

编制太阳历的主要基准,便是要准确把握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这四个时间点:

冬至日,就是太阳行至南回归线的那一天,从上一个冬至到这一个冬至的时间就是一年;而夏至日则是相反,就是太阳行至北回归线的那一天。

春分日,就是太阳从南回归线往北越过赤道的那一天,当然,从上一个春分到这一个春分的时间也是一年;反之,就是秋分日。

中国古人结合中国大地的实际,将一年的气候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根据天文观测,以“二分二至”为基础,编制了二十四节气,并且给“二分二至”取了符合中国气候实际的名字。

所谓“二分二至”,就是太阳运行的黄道与赤道之间的关系。理清这一关系,观测、记录、计算并掌握“二分二至”的时间,是把握太阳运行规律、编制太阳历的前提。

古天文台遗址,河南登封告成镇

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只适合于中国大地。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河南嵩山地区作为天文观测的“地中”,其临近的郑州的气候是这样的: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英语词汇中,“二分二至”,如此关键的四个“天文学”名词,竟然完整地使用了中国独有的春Spring、夏Summer、秋Autumn、冬Winter概念。

还有其它一些有趣的词汇。如clock,即时钟。读起来,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刻漏”,中国古代的计时器。

 3.天人合一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天地运转与人类生长的规律是一样的,也是不可分割的。《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

大致内容如下:

万物都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春季,是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季节,对应:东方,五行之木,人体的肝;
夏季,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季节,前半部分时间,对应:南方,五行之火,人体的心;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对应:西方,五行之金,人体的心肺;
冬季,是万物藏伏的季节,对应:北方,五行之水,人体的肾。

有趣的是,我们在学习英语时,也发现了这一点:

Spring :n. 活力; vi. 生长;涌出;跃出。
Summer :n. 全盛时期。
Autumn :n. 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
Winter :n. 萧条期 ;vi. 过冬 ;adj. 越冬的。

英语诞生于没有四季的国度,但是,其与四季相关的词汇的内涵,竟然与中文含义高度一致。

更加奇怪的是,英语中的五脏六腑的词汇,也与中医理论高度契合。

9.  Liver :肝脏;生活者(live:v. 生活;生长)。
10.  Heart :n. 心脏;感情;勇气。
11.  Spleen:n. 脾脏;坏脾气;怒气。
12.  Kidney :n. 肾脏;腰子;个性;元气。

在英文中,肝脏,与春季的生长相关;心脏,与感情、勇气相关;英国人的怒火,也与脾脏相关(发脾气);英国人的“元气”、“个性”也在于肾脏。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明末耶稣会士靠剽窃中医,伪造译著,虚构出西洋医学》。

四、神仙体系

古人认为,地上的一切均为天上的意志的表现,因此,天上的与地上的是一一对应。天上的星体,被称为“天官”, 《史记·天官书》正义道:

    “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古代中国敬天法地,慎终追远。如果以当今西化的思维来看,中国自有史以来,便建立了一整套官方的“神仙体系”,《周礼》:

    “(大宗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

这一套体系,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一直传承至清朝末年。

日月金木水火土,中国称之为“七政”。《晋书·天文志》这样描述它们:

    “日为太阳之精,主生恩德,人君之象也……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岁星曰东方春木……人主之象也,色欲明,光色润泽,德合同。……荧惑曰南方夏火……荧惑法使行无常,出则有兵,入则兵散……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听也。”

早在西周时期,便基于这一理论来设置中央政府的机构,以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地官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春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夏官司马“掌建邦国之九法”,以秋官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冬官司空掌国家的之建设。

隋唐以来基于《周礼》所立六部官制,有助于我们较简易地理解上述内容:吏部(天官)、户部(地官、土)、礼部(春官、木)、兵部(夏官、火)、刑部(秋官、金)、工部(冬官、水)。

有趣的是,在英文相关词汇中,我们也能找到似曾相识的一个个“西方神仙”。

13.  日:sun,Apollo太阳神;
14.  月:Moon,月神(Luna)是太阳神的妻子, Diana  黛安娜(女性守护神);
15.  木星: Jupiter,jove朱庇特(主神);
16.  火星:Mars ,战神;
17.水星:mercury 墨丘利神,即智慧之神,同近义词:energy , spirit , soul , mind , genius;
18.  土星: Saturn 农业之神。

略微复杂的是金星。

19. 金星:Venus ,维纳斯(爱与美的女神)。 不过,如果我们稍稍了解一下中国“西王母”的故事,也就释然了。

有趣的是,在英文中,金星又被称作Hesperus,即所谓“黄昏星”。事实上,金星既是“黄昏星”,同时也是启明星。英国人不会连这个也看不到吧?英国人强行称之为“黄昏星”,大约是因为中国将金星定义为“金方即西方之星”了吧。

顺带说一下,无论是在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中,还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意义上,北斗星都是十分重要的。

北斗,中国又称之为:勺子星。在《史记·天官书》便说北斗七星“杓携龙角”云云。

毫不奇怪的是,在英文中,北斗七星也是:一把大的长柄杓。

20.  北斗:Big Dipper 。dipper :长柄勺。 

5.天文学基础词汇

发展天文学,编制历法,首先得有天文台。

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1675年,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

既然是建设了前所未有的天文台,应该取一个前所未有的名字吧?

21.  observatory  :天文台;气象台;瞭望台。

英语中的天文台,是从法语借用过来的。

以前,这里只有瞭望台。在英国人看来,天文台、气象台,与瞭望台没啥区别。

建立天文台的目的,是为了观测天体运行,绘制星图。那么,就应该给星图取一个天文学专业名字吧。

22.  map :地图;天体图。

天上的图,地上的图,都是图,便共用map一个名。

无论是绘制天图,还是地图,都必须依赖几何学。

在英语中,几何学到底是啥意思?

23.  geometry :几何学。geo—metry,即地理测量。

测量之后,最大的工作量是计算。

24.  arithmetic  :算法,算术。arith—metic,即外来的数学。


六、中国是世界天文学的祖师爷

世界天文学到底起源于哪里?

下面只提供一些基本素材,供读者参考。大家自己下结论。 

1.现代天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

这里,我从一部大学天文学专业教科书《普通天文学教程》,摘录以下文字:

(1)天圆(天球)的假设

    “无论在地球表面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看見天空好象是一个巨大的天穹,太阳、月亮、恒星都分布在天穹的内表面。……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星球的距离彼此相差很大,并且事实上也沒有什么固体的圆球;虽然如此,科学上仍然保留这个假想的圆球作为表示天体视运动的辅助工具。在球面上作些假想的点和线,利用它们来确定星球的视位置。”

(2)天极、地球中心的假设

    “由观测可以知道,夜天的形象随时在改变:西方的星座逐渐下落,有的完全落到地平线下;相反地,东方的星座逐渐上升,新的、不久以前还看不見的星座不断地出现。但是星座的形狀并不改变。恒星好象是固定在天的一定位置上,而天穹象一个整个的固体圆球,均匀地在转动着。天穹每天旋转一次,因此这运动叫做周日旋转。假想的天穹的旋转轴线叫做天轴。它通过天球心,也就是通过观测者的眼睛,和天球交于正相对的两点―天极。

    天极在天空的位置很容易由观测决定:如果有一个恒星正好位于天极上,这个恒星便固定不动。事实上并沒有这样的星,但是在小熊座里有一个相当亮的恒星非常靠近两个天极的一个(北极)。用肉眼看来,它的位置似乎永不改变,这个星叫做北极星,由它可以定出天球北极的大概位置。与北极相对,便是天球的南极,在地球的北半球看不見它。恒星由于周日运动画出大小不同的圆圈;离天极较近的恒星所画出的周日圈较小。所有天体的周日圈互相平行,因此被叫做周日平行圈。离天极较近的恒星所画出的圆圈完全在地平线上,这些恒星永不下落。对于北半球的观测者,北极附近恒星的旋转是按反时针方向。”

(3)“地方”的假设

    “竖直线或铅直线就是所在地重力作用的方向,决定了一个基本的方向。铅直线向上延長和天球相交的点做天顶。向下延長得到的交点叫做天底。穿过观测者的眼睛(即天球中心)而且垂直于铅直线的平面叫做地平面。地平面在天球上截出了一个大圆,叫做数学地平或真地平。”

(“天圆地方”,不是愚昧无知,而是科学假设,否则,如何建立东南西北?)

(4)经纬线的假设

    “第二个基本点是北天极。经过天极和天顶作大圆,便得到天子午圈:它和地平圈交于北点和南点。子午面和地平面垂直;它们的交线叫做正午线。南北两点在正午线上。在地平面上通过球心而且垂直于正午线的面线和地平圈交于东点和西点。每个天体每天通过子午圈两次:(1)在天极的南方,这时天体走到最高位置(这叫做上中天)。(2)在天极的北方,这时天体走到最低的位置(这呼做下中天)。和两极距离相等的大圆叫做天赤道。天赤道面和天轴垂直。赤道与地平圈交于东点和西点;它把天球分为南北两半球。恒星的周日平行圈显然和天赤道平行。”

(5)天轴的假设

    “天球的旋转是一种表观的现象,实际上并不是整个天穹由东向西转,而是地球由西向东转的結果。所谓“天轴”和地球的自转轴平行,而天球赤道面和地球赤道面平行。”

(6)纬度的设定

    “在地球表面上任意一点,天极离地面的高度等于该点的地理纬度。”

(7)黄道的假设、黄赤交角的设定

    “太阳除了参加其他天体的周日视运动以外,本身还有周年运动……太阳在它向东的周年运动中,有时向北偏,有时向南偏……古时候已经测定了太阳在恒星间移动的路徑,那是在天球上的一个大圆,称为黄道,它和赤道的交角約23.5°。

    黃道和赤道的交角称为黄赤交角……黃道两旁的恒星在古代就已经被归入12个星座内了。这些星座所处的天空称为黄道带(“动物圈”)。在黄道带的每一个星座里太阳都要逗留约一个月之久……为了准确地决定黃道对赤道的傾角,必须测量一年之中太阳中心正午时的高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或者它的最大和最小的天顶距……很早以前,就已经用这种方法求出黃赤交角来。这个数值的最古的一次测定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由中国天文家周公所做的。黄赤交角随着时间在改变着,但变得很慢。”


(8)时间的假设

    “古代的人们已经采用了昼夜交替的周期来量度时间间隔,以后也采用四季的循环。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反映。地球自转最能满足时间量度的要求(旋转周期稳定,应用方便),因此一昼夜成了时间的基本单位,而时间的量度也成为天文学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可以根据天穹的视运动来判断地球的自转。我们根据春分点或者太阳的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天穹旋转来得出时间的基本参考系,定出了恒星时和太阳时。”

(9)二分二至的设定

    “黃道和赤道的交点称为春分点和秋分点。在黄道上春分点和秋分点间的中点称为夏至点和冬至点。冬至点或夏至点和赤道的角距离,就等于黄赤交角。”

(10)历法的编制

    “较长的时间间隔的参考系統叫做历法。远古的人们就已经用回归年作为长的时间间隔的参考基础,它是季节循环的周期,等于365.2422个平太阳日。但回归年同平太阳日以及平均长度为29.531平太阳日的另一种时间单位—月(月貌的循环周期) —沒有简单的关系。此外,这些单位是彼此无关的,因为每一种都决定于一种和地球或月球的运动有关的自然现象的长短。

    回归年所含的日数不是整数。但我们的生活所根据的年是包含整数(365或366)的平太阳日的历年。含有366日的年叫做闰年,闰年的建立是为了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于回归年的长度,使季节的开始能够在历年中保持不变的位置。”

(11)补充材料

(1)“希腊化”时代的埃及托勒密天文台,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因为,在1500年以前,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所在地,还是茫茫大海。

(2)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也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座天文台。

(3)1675年,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

(4)牛顿:1661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1664年被选为三一学院研究生;1665-1666年间为躲避瘟疫回到农村老家研究行星问题而成就斐然;1693年患神经病。

2、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理论

唐初大天文学家李淳风撰写的《晋书·天文志》: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暨汉太初,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至和帝时,贾选逵系作,又加黄道。至顺帝时,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荚于阶下,随月虚盈,依历开落。其后陆绩亦造浑象。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曰:

    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果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赤道带天之纮,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

    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远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极百一十五度少强。是也日最南,去极最远,故景最长。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昼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南至之后,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

    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极最近,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远,故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应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夫天之昼夜以日出没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益昼,是以春秋分漏昼五十五刻。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术家以算求之,各有同异,故诸家历法参差不齐……

    分黄赤二道,相兴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躔次,用告祸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



引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很早以前,中国的天文学有三大流派:盖天学派、宣夜学派、浑天学派。浑天学派由于其卓越的现实成就,成为近两千多年的天文学界的主导者。(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都必须且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张衡制作浑天仪,上面有内规外规、南极北极、黄道赤道、二十八宿、日月金木水火土星,上面还列有二十四节气。浑天仪以水力驱动运转,各星体运行与实际观测的天体运行完全一致。(仅有理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际观测、科学实验。)

3. 以张衡为代表的历代天文学家,深知宇无极、宙无穷,但是,为了便于工作,他们根据日月星辰运行规律,虚拟了一个宇宙模型。三国时期吴国官员王蕃根据刘洪《乾象历》制造浑仪,并撰写了说明书如下。(通过观测、实验而推导建立的宇宙模型)

4.“譬如卵白,白绕黄也”。如同鸡蛋一样,天包裹着地,天如同蛋壳蛋白,地如同蛋黄。(天是球体,地也是球体)

   5. “斗极,天之中也”,“南极北极,天轴所在,转运所由”。始终高高在上、相对不动的北斗被确定为天的中心,由此,假设一根南北向穿过地心的天轴、地轴,北为北极,南端则为南极。假设地球静止不动,由日月星辰构成的天,围绕这根轴而运转。(地球中心说。地球中心说与太阳中心说的区别,不过是站在不同角度看宇宙罢了。)

   6.  经过测定,太阳东西向运行一个周天,形成365.2462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于是,确定球体的经度,均为365.2462度。(太阳历;经度的来历)

 7. 太阳白天从上面过,晚上从下面过(“天如车轮而转,日月旦从上过,夜从下过”),所以,对地球“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于是,地球被分为上半球、下半球。(据太阳光投射,将地球分为两个半球;现在分为东、西半球)

 8. 南北两极相距182.5度多一点(周天经度的一半;今为180度)。以其中线为赤道,等分为南半球、北半球,各自的纬度为91度多一点。中国古人测量纬度,就是“夜视北极出地高度”,如,据《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阳城即当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唐代测出的是北纬34.4°;按卫星地图该地在北纬34.47°。(赤道、南北半球、纬度)

9. 太阳运行,并不是正东西向的,而是与赤道交叉的一条轨迹,这就是黄道。经过测定,黄道越过赤道南北最远处达二十四度,便往回返,这就是南、北回归线。(黄道,及其与赤道的关系)

10. 太阳自南往北越过赤道时便是春分日,反之便是秋分日,这就是黄赤二道相交处。太阳行至最北处便是夏至,反之便是冬至。(二分二至) 

3.中国传统历法的编制

有了上述基础,开始进入历法编制。

中国的传统的历法,是一个大系统,而不是简单的太阳历,其编制工作十分复杂。

 据《后汉书·律历下》:

“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极建其中,道营于外,琁衡追日,以察发敛,光道生焉。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

    ……历数之生也,乃立仪、表,以校日景。景长则日远,天度之端也。日发其端,周而为岁,然其景不复,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复初,是则日行之终。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为岁之日数。日日行一度,亦为天度。察日月俱发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复会于端,是则月行之终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岁周天之数。以日一周减之,余十二十九分之七,则月行过周及日行之数也,为一岁之月。以除一岁日,为一月之数。

    月之余分积满其法,得一月,月成则其岁大。月四时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无中者为闰月。中之始曰节,与中为二十四气。以除一岁日,为一气之日数也。其分积而成日为没,并岁气之分,如法为一岁没。没分于终中,中终于冬至,冬至之分积如其法得一日,四岁而终。月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尽,四之俱终,名之曰蔀。以一岁日乘之,为蔀之日数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复其初,是以二十蔀为纪。纪岁青龙未终,三终岁后复青龙为元。”



引文的大意是:

1. 有了天文台和基本的设备,就需要大批人员日夜不断地进行天文观测,不断地校准时间,并实时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状态,包括在全国各地立仪、表,以校日景。

2. 确定某一天某一时(比如春分日中午十二点整)为太阳运行的起点,太阳要运行4周天,即1461天,才会准确回到这个起点。这,便是阳历四年一闰的原因。

3. 同样方法观测,太阳要运行19周天,月亮要运行254周天,才会回到起点。这称之为章。

4. 由于太阳19周天(非4的倍数)的时间,不够均衡年历,因此,取日月公约数,则太阳运行76周天即76年,月亮运行1016周天,才能实现日月同时回到最初的起点。这称之为蔀。

5. 以月周天作为年内二级计量单位,每年12个月;以24节气记录太阳日历;以数字(如初一、十五)记录太阴日历,从而建立起完整的阴阳合历。(为什么西历也是一年12个月?)

6. 以天干地支纪年。天干地支是由5个(金木水火土)12生肖(即一个岁星轮回)构成,一个甲子是60年,确保了甲子纪日的轮回。如此,20蔀即1520年,才能完成一个循环。这称之为纪。

7. 历法起始时间为甲子朔旦冬至。要实现其完整循环即五行相代,回到甲子朔旦冬至,则需要3纪即4560年。这称之为元。

这,就是我国历法的“纪元”,在2000年多前的历法规则。它包含着这个宇宙运行规律的大系统。其中,既有四季分明、利于农事的二十四节气,也有易记易察、预告潮汐的月历;既有通俗的甲子纪年,也有高深的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运行规律。 

4.地图与地球仪的基本规则

今天,在全世界,我们看地图、地球仪,统统是:

(1)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2)东西为经、南北为纬,
(3)中分南北者为赤道,
(4)地球仪的北轴对准北极星。

如此等等全球统一的规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基本规则完全一致。

为什么会这样?

其核心在于:北为上,北为尊。这既是我国的天文学规则,也是传统的礼法规则。引用一句简单而权威的话,《论语》: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因此,古代朝堂、衙门一律坐北朝南,皇帝上朝必是“面南背北”。

华夷图,宋朝绍兴六年(1136年)刻。

这就决定了古人在绘制地图时,必然是上北下南。这一文化传统,也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用语中,如:北上天津、南下广州。

 关于地球仪的来源,《隋书·天文上》说:

    “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

    “浑天象者,其制有机而无衡,梁末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轴头入地,注于南植,以象南极。北轴头出于地上,注于北植,以象北极。正东西运转。昏明中星,既其应度,分至气节,亦验,在不差而已。不如浑仪,别有衡管,测揆日月,分步星度者也。”

大意是:

三国时吴国天文学家王蕃说,自古以来,天文学家就制作了浑天仪用于天文学研究。后来又制作了浑天象,用来描述天体与地球的关系。为了简便,便做了一个地球,将日月星辰直接标定在上面,将天地合为一体。

南北朝时南朝的秘书监就有用木头做的浑天象,那是一个很大的圆球,球面标定有二十八宿、三家星、黄道、赤道、天汉,和石氏、甘氏、巫咸三家星图。其南北两端有一个轴,北在上,南在下,可以东西向旋转。在其外装有一个标定节气等数据的横规环。转动时,也基本与实际相符,其功能当然不如浑仪了。

世界地图,无论怎么变,统统是:上北、下南,中分南北者为赤道。

地球仪,无论怎么变,统统是:上北、下南,中分南北者为赤道,

北轴对准北极星。

七、在中国,地图自古以来就是寻常物

 绘制并利用地图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据《尚书·禹贡》可知,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诞生了较成熟的地图。否则,仅凭这篇文字,人们是难以准确掌握天下九州的自然经济人文地理的。

这并不奇怪,更不是臆测。天文学、地理学是孪生兄弟。尧舜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了较成熟的天文历算知识,《史记·五帝本纪》: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

这就是沿用至今的中国传统历法的雏形。这部较成熟的历法的诞生,正是羲和四方观象测影的的结果。没有强大而成熟的天文学、地理学支撑,而能编制历法,那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尚书·禹贡》是一篇典型的全国地图的说明书,也是后世史家撰写《地理志》的范本。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最晚在商朝,地图已经广泛进入实用阶段。据《尚书·洛诰》,三千多年前,西周之初,周公建设洛阳城:

    “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意思说,周公通过占卜初步选定了城址,便画好地图,派使者送给天子审定。

 进入周朝后,地图,被全面应用于国家管理。在经济建设上,《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在周朝,大司徒通过掌握全国地图、人户数据,来协助天子治理国家。地图上,不仅画出了天下九州的边界和距离,而且有各诸侯国和城池及其疆界、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还标注了各地名称、物产等。

可见,早在西周时,中国的地图的管理、绘制、使用,已经高度成熟,与当今没有区别,不同之处仅仅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新技术不断被引入。

 在西周时期,地图已经高度普及,被应用于各方面,乃至于全国各角落了。

地图,被应用于全国的农田管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地讼,以图正之。

    意思是说,如果百姓之间发生土地疆界之争,当地官员就根据国家的地图来裁决。负责处理百姓田间地头之争的,一定是全国最基层的官吏。由于西周时的土地分配是实时变动的,所以,全国地图的实时更新,必然是通过全国各县衙门来实现的。因为百姓们知道衙门有地图,所以才有了这种官司。不难看出,三千年前周朝时,在类似于后世的县衙,就广泛使用地图管理全县的地产了。

    地图,被应用于全国的矿产管理。《周礼·地官司徒下》:

    丱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


 丱(guàn)人是负责管理全国矿山的官员。如果依法允许开采时候采矿,丱人便勘测好采矿地,画好地图授予采矿者。

西周时,朝廷已经建立了规范化的地图管理制度。

朝廷负责全国的地图管理与测绘的,是夏官,类似于兵部、国防部,具体负责的是其下属机构职方氏。《周礼·夏官司马下》: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穀、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

 职方氏,即国家地图局,负责管理天下地图。在周朝职方氏地图上,不仅中国的一切,九州的地理位置、山水、物产、人口等等,一应俱全;而且,周边的四夷八蛮的地盘及其地面的一切,均属职方氏考察记载范围。

 此后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负责管理地图的衙门,均称为职方。

    中国有个著名的成语:图穷匕首见。这个图,指的就是地图。

    《汉书.地理志》曰: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

    最晚在三国以前,中国便已经有了成熟的地图学理论与实践。唐贾耽《进九州图并别录通录表》:

    “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邱》,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邱》乃成败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

   到了唐代,“全国地图”已经是普通不过的东西。广大的文人、武士、商人,乃至于和尚、道士,大都对大唐江山了如指掌。

《太平广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家住江南的陈季卿进京参加进士科考试,立志不中不回家。离家已经十年,一直没考中,钱也花完了,滞留京城靠卖字换取衣食。一次,他到青龙寺去拜访和尚,适逢和尚外出,他在暖阁中等候时,望着墙上的《寰瀛图》(即全国地图)长叹:“如果能从渭水泛舟到黄河,顺路游览一下洛阳,在淮河游游泳,再渡过长江,回到家里,什么功名不功名的,我都无所谓了。”站在旁边的道士对他说:“我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吧。”道士用一片竹叶做成小船,放到图中渭水之上,说:“把目光集中在这船上,就行了。”陈季卿盯着小舟,渭水起了波浪,船也渐渐变大,他登上了船。船从渭水到了黄河,第二天到了潼关,一路游览名胜,处处题诗留念。十多天后,终于到家。见过亲人后,原路返回。后来,陈季卿终于进士及第,功成名就,但他再也不愿做官,遁入终南山访仙修道。

四大皆空的寺院里,也挂着全国地图。

杜甫在成都,当“剑外忽传收蓟北”时,激动不已,立马就规划好回东都洛阳的最便捷的路线: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战国时期秦国的放马滩地图

    汉初,马王堆汉墓的等高线地图(军用地图)

    宋代绘制的禹迹图

   动辄数万平方公里,甚至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图,有等高线,有比例尺,有坐标图,没有强大的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理论与实践,如何完成其测绘?

    在中国,地图应用最现实的伟大成果之一,便是众所周知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说:

    “自是之后(指大禹治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司马迁说,自大禹治水以来,中国的各种水利工程不断。在春秋战国时期,从南方的吴国、楚国,到东方的齐国,从北方的三晋,到西边的秦国,到处都有大型的、卓有成效的水利工程。

    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工程

   秦始皇组织完成的灵渠工程

  隋唐以来的大运河工程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系列水利工程,各类教科书往往简单解释为“挖河”的纯体力性劳作,这是十分错误的。在广袤的大地上,实施如此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事先,必须组织大批技术人员进行地质地貌的勘测,以准确掌握各地地势、各大水系的水位高低,从而精准确定开凿地点,确保水势平稳,如此才能正常通航。总之,其背后是强大的天文学、地理学基础。

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唐朝设有专门负责地图编制、修订的常设机构,隶属于兵部(即国防部)的“职方司”。关于地图测绘管理制度和实践过程,唐代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使我们大致可以还原其管理制度、测绘手段、地图绘制规则、地图使用情况等等。唐朝的地图管理非常规范,达到了每三年更新一次的程度,远远领先于一千年之后的欧洲。

我们知道,唐代的开疆拓土,成绩巨大。每次完成新的开疆拓土行动后,“职方”便派出大批的测绘专家们,随即跟进,绘制地图。

唐代大军征服西域之后,朝廷派出的测绘专家队伍,立即抵达西域,展开了地图测绘工作。唐代宰相杜佑在《通典》中说:

    龙朔元年,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于其国立碑,以纪圣德。帝从之。

《唐会要》对此事做了详细的记载:

    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擒贺鲁以归。……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又以贺鲁平,移安西都护府于高昌故地。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麴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护居遏换城,置月氐都督府。

 唐朝将士消灭西突厥,活捉其首领阿史那贺鲁,控制西域之后,“职方”随即派出王名远等专家,作为“置州县使”,在了解掌握当地风俗、物产、各地人户、历史文化等全面情况之后,形成文字、地图,上报朝廷;朝廷据此对西域进行全面规划,设州置县,实行规范化管理。

值得强调的是,测绘范围还包括南亚次大陆,即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阿富汗和伊朗的部分地区,参阅点击《唐朝的附属国:印度----五天竺》。

王名远是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完成了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实地考察,确定了军政机构、行政区划方案;

二、通过实地考察,摸清了各地的人口、物产等准确信息,确定了赋税标准与内容;

三、完成了《西域图记》,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图”,即地图;二是“记”,即各地风俗、人口、物产、历史沿革等。

王名远一行,所测绘的版图极大:“其(西突厥)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这就是说,包括西突厥所属的地盘、波斯所辖的地盘,大致相当于东起今新疆的和田、西至黑海、南至印度洋的广大地区。

无疑,这是一项包括地理、人口、社会、文化、历史、物产、气候等各方面的普查的系统工程。我们阅读《新唐书》、《旧唐书》、《通典》、《资治通鉴》等,其中关于西域各个属国、州县的人口、物产等方面的数据资料,无不来自这些“职方”专家的辛勤劳动。显庆二年是657年,龙朔元年是661年。可见,王名远完成《西域图记》,花了约三年时间。

以此为依据,朝廷将这里划分成16个都督府,下设80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统属安西都护府领导。

根据《法苑珠林》,我们知道,这些资料送达朝廷之后,朝廷又组织大批专家汇聚京师,结合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地区测绘成果,进行汇编整理,编制了卷轶浩繁、图文并茂的《西国志》。这些,就是朝廷研究制定西域政策的第一手材料。

八、结论

没有天文学作支撑,也不可能诞生经度、纬度概念;没有强大的天文学理论与实践作支撑,不可能拥有测量经度、纬度的技术和能力。

当时世界,只有中国拥有这样的技术和能力。明末,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时,欧洲尚无天文台,因此不可能拥有绘制世界地图必备的天文地理知识和测绘仪器。说《坤舆万国全图》是欧洲人绘制后带来中国,等同于说沙漠上起高楼,海面上竖石碑。

明末来华传教士缺乏天文学常识,完全不可能具备参与天文历算工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