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

@阑夕：时报作家 Ezra Klein 写了一篇专栏，说根据他的采访记录，AI 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情况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坏消息是，严重的问题另有其处：

3 月的一份民调显示，70% 的美国人认为 AI 将导致自己的就业机会减少，高于一年前的 56%，还有 30% 的受访者担心即将失业。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AI 公司的老板们一直在频繁发出劳动力市场濒临瓦解的警告：

– Anthropic 的创始人表示，最快不超过 5 年，一半的初级白领岗位就会永久消失；

– 微软的 CEO 则声称，大多数文职工作会在 18 个月以内就被 AI 完全接管；

– OpenAI 发布了一份文件，呼吁实行每周 32 小时工作制，通过降低人类生产力来缓解大规模失业；

– 就在 NYT 的大楼外面，有一家我根本没听过的 AI 公司包下了巨幅广告牌，上面写着「停止雇佣人类」；

我可真谢谢你们了。

如果你对这轮 AI 叙事深信不疑，那么毫无疑问投降就是唯一的选择。

AI 被设计为可以廉价模仿人类在电脑上所能做到的所有行为，但它从来不需要睡觉，也无意组建工会，而且确实在许多任务上表现得比真人更为出色。

所以公司当然乐于用机器取代人类，它们也已经在这么做了，Meta、Oracle、Block 都在努力买断员工工龄，并坦然的把 AI 写为原因。

不过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这些科技公司可能只是处在一轮招聘周期的末尾，同时想对资本市场讲述一个刺激投资人颅内 G 点的故事，AI 行业的大佬们固然是神经网络的专家，但他们未必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专家。

首先，宏观数据没有配合 AI 行业，2026 年 3 月的失业率是 4.3%，去年同期是 4.2%，平均时薪亦保持稳定。

Claude Code 是很牛逼，但软件工程师的岗位需求还在上涨，原因应该不难理解。

主流经济学界也对大规模失业的末日预言持怀疑态度，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Alex Imas 认为，绝大多数讨论 AI 的话题都存在误区：「答案始终取决于什么会变得稀缺。」

– 从人类历史来看，卡路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稀缺的，我们的技能都是服务于寻找食物；

– 农业的发展逐渐解决了食物短缺的问题，然后就轮到商品变得稀缺；

– 工业制造带来了平价商品的海量供给，接着技术变得稀缺了，医生、律师和工程师因为掌握知识而获得高薪；

– 现在我们担忧 AI 会让知识也不再值钱，就像衣服和草莓如今人人都能消费那样，学习的成果也变成了消费品……

但稀缺本身是相对的，AI 可以完成的任务被讨论得太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哪些任务是人们不希望 AI 来做的。

以下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发现：人类的财富越多，他们对于其他人类的需求就会越多，而不是越少。

于是，更有人味、体验或者意义的商品和服务，是一定稀缺的，有来路的衣裳、有调性的食物、能面对面的医生、让人感到被理解的理疗师、了解自己孩子的家教…… 这些社会关系，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是的，AI 剥夺了人类和电脑共事的场景，而人类又被赶去和人类共事。

事实证明，自动化程度越高，我们就越珍视人的温度。以咖啡为例，过去在家做浓缩咖啡很费劲，如今咖啡机已经人手一台。

所以这导致咖啡店倒闭了吗？当然没有。咖啡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咖啡店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咖啡作为商品反而催生了更多对咖啡体验的需求。

这就是稀缺性所赋予的价值。

好了，这是 Alex Imas 的结论，在 AI 的辣手摧花下，人类从事的岗位会进入一个以人性化为标准的时代。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人类劳动力搞不好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1979 年，首款电子表格软件 VisiCalc 在 Apple II 上发布，它能在几分钟内完成过去需要整组会计师花上好几天时间的工作。

当时就有人预言会计师这个行业要无了，然而，此后 40 年间会计师的数量反而增长了 4 倍以上。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会计学教授 Eldar Maksymov 认为：「电子表格软件挖出了潜藏于市场里的财务需求，这种需求之前没被发现，只是因为成本没能降到够低。」

这是「杰文斯悖论」的一派主张，1865 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发现煤炭并没有因为蒸汽机对于生产率的提升而减少消耗，恰恰相反，因为成本更低廉了，煤炭的应用范围更广泛了。

Eldar Maksymov 相信历史的先例，「在大量采用计算机技术的职业群体里，就业增长速度都远超没有采用计算机的职业群体，成本的下跌，对应需求的增长，最终推动就业规模的扩大化。」

简单来说，能力的提升，会让人类意识到还有更多事情可做。

我的经历似乎也验证了这个说法，10 年前我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整个团队只有我一个研究员，现在我已经管理着一整支团队运作节目，而这让我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了吗？

完全没有，我投入准备的精力更繁重了，因为团队带来的信息增量，让我需要消化和思考的时间成倍增长，而我的播客也越做越大了。

我认识的所有热衷于拥抱 AI 的人，如今都比以前更加忙碌，因为他们能做的事情更多了，不是说好的 AI 会让大家摆脱工作享受生活吗？

当然，至于 AI 到底是提升了生产力，还是制造了提升生产力的假象，结论因人而异：

– 慢慢啃完一本难懂的书，远远好于快速吸收十本书的摘要；

– 认真通透的写完初稿，也比编辑五个由 AI 生成的大纲更能激发想法；

我的意思是，效率感本身是值得警惕的，那些把活儿都交给龙虾去做的人我见多了，但说实话，他们的工作质量都是在下降的。

但还是容我岔开话题，沃顿商学院教授 Ethan Mollick 曾提出过他对 AI 的基准测试：它是否比你在当下能够找到的最适合的人类更加优秀？

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 AI 是否胜过顶级的编辑、程序员、心理医生或是旅行顾问，而是它能否优于你在急需帮助时可以联系到的最佳人选。

我想了一下，过去一年里，我确实觉得 AI 要比我身边的人更为出色：

– 我的编辑很博学，但他需要休息，还得分时间给其他作家；

– 我的按摩师也好得没话说，就是一般而言每个星期她只能接待我一次；

– 我也能找到专业的医生，但挂号却很麻烦……

所以或许我已经触及到了被反复警示过的临界点 ——AI 开始有能力取代我生活中的人类角色。

但事实并非如此。AI 越是强大，我越是需要和身边的人交流：

– AI 认为我应该为某个身体症状引起重视，于是我去看了医生，发现只是普通的过敏；

– AI 对我的个人困境发出锐评，然后促使我和心理医生开始了新的对话；

– AI 帮我验证了一个研究思路，这成了我和编辑讨论的一个新选题；

– AI 让视频制作变得轻松了，因此我可以有更多的要求去和剪辑师沟通……

怎么说呢，尽管我不认为经济完全自动化以及大规模失业浪潮是必然到来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概率，AI 是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技术，灵活性和成长性帮它超出了工具的范畴。

更可能的情况是，AI 不会取代所有或者大部分的工作岗位，而是取代其中一部分，但奇怪的是，恰恰是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准备不足。

一个 AI 替代 800 万劳动力的世界，要比替代 8000 万劳动力的世界更难应对，如果真的是那种「大的来了」事件上演，全面重组经济反而有机会「不破不立」。

疫情就是一个例证：那场冲击如此彻底，以致于社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将工人们的不幸归咎于他们自身，于是只好建立了一套前所未有的补贴体系，让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保障。

而当失业影响的范围更小，我们反而更为残忍，美国因为全球化流失的岗位大约有 200 万个，这在整体就业市场里不是太大的数字，但对这 200 万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全国的卡车司机或是营销经理都丢了工作，我们很快就会采取行动，然而如果只是卡车司机或营销经理的失业率翻了 3 倍，那么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暗示这是他们自己的错，给他们几个月的失业保险和培训机会，然后继续对这种结构化的困境视而不见。

另一个现实是，即便 AI 让带有深刻关系的技能变得值钱起来，它同时也会削弱人类学会这些技能的本事。

年轻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已经从 2003 年的 12 小时 / 周减少到 2024 年的 5 小时 / 周，谈过恋爱的高中生比例也从 2000 年的 80% 骤降至 2024 年的 46%，约 1/4 的 00 后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AI 也许是这种社交解体现象的帮凶，它提供了一种数字化的关系模拟，不再让人有动力去体验真实关系里的快乐与痛苦。

如果 Alex Imas 是对的 —— 我相信他是对的 —— 那么我们与他人建立深刻关系的能力，将成为一项核心且高价值的个人资产，而我所担心的，是这恰好也是技术从年轻人身上摧毁的东西。

当我乐观的期待 AI 时代所能创造的未来时，那幅画面充满富足，人类被鼓励过上追随本心的生活，而当乐观被打碎后，世界仍是如此，区别在于财富被垄断，而我们重视的深刻关系，却早就不知道该如何维系。

各种坚果年轻时的样子

重构与祛魅：“汉服”作为现代性神话的谱系学批判

文/熊教主

摘要
近年兴起的“汉服复兴”运动，常以复兴“华夏衣冠”为旨归，将特定服饰建构为汉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本质。本文旨在论证：作为一种“民族服装”的“汉服”概念，并非历史的连续体，而是21世纪初互联网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符号共谋的产物。通过重返历史语境、检视服饰史与考古学材料，并引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本文指出：中国古代衣冠是政权—阶层—功能的符号系统，而非民族标识；汉族本身是文化融合而非血缘或衣冠共同体；“以衣辨族”是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时代错置。进而，以“左衽”禁忌为例，揭示当代汉服话语如何将流动、混杂的历史简化为僵硬的二元符号。认清“汉服”的建构性，并非否定其审美与文化价值，而是旨在驱散笼罩其上的本质主义迷雾，还原华夏文明“混杂性”与“流动性”的真正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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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服”观念的诞生：逆时代的幻象与传统的发明

今天所谓的“汉服”，其概念在古典文献中并无对应词。检索《四库全书》可见，“汉服”一词在古代语境中多指“汉代的服饰制度”。如《辽史·仪卫志》载：“汉服，皇帝通天冠……”此处“汉服”是与“国服”（契丹服）对举的朝代指称，指中原王朝的服饰制度，而非汉族这一人群的专属服装[^1]。作为民族服装的“汉服”概念，诞生于21世纪初的网络论坛。2003年郑州电力工人王乐天身着自制“汉服”走上街头，被汉服运动参与者视为“汉服出行第一人”[^2]。这一诞生时刻表明，“汉服”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我者”身份焦虑的投射，符合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论“被发明的传统”的所有特征——它试图建立与“远古过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编造的”[^3]。

这一现象并非孤立。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常需回溯性地制造统一的象征符号[^4]。人类学家休·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揭示，今天被视为苏格兰民族象征的“格子呢”及其“氏族专属纹样”体系，实为19世纪初的英国商人、浪漫主义作家与高地协会共同“发明”的传统，与古代苏格兰并无实质关联[^5]。日本和服的“传统”定型，也是明治维新后国家建构民族认同的产物。“汉服复兴”的特殊性在于，它试图在一个从未有过统一民族服装传统的文明中，为一种“体系内流变不居，体系间发生断裂”的服饰文化强行锚定一个本质主义原点。这便是其“逆时代幻象”的根本所在。

二、汉族：作为文化过程的共同体，而非服饰民族

“汉族”作为一个族群称谓，定型于汉王朝之后，但其指涉的人群始终是一个开放的文化融合体，而非封闭的血缘或服饰族群。历史学家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明确指出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了许多不同来源的民族成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6]。分子人类学研究为这一论断提供了生物学证据。Wen Bo等2004年发表于Nature的研究表明，现代汉族父系Y染色体包含O-M175、C-M130、N-M231、Q-M242、R-M207等多种单倍群，是漫长历史中持续“混杂”的结果[^7]。这意味着，所谓“纯粹的汉民族血统”本身就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虚妄概念。

维系这一共同体边界的核心，是文字、礼法与共同历史记忆，而非不变的服饰样式。秦汉之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被视为增强国力的军事改革，华夏国家主动采纳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样式以利战事[^8]。唐代“胡帽”“胡旋舞”风行长安，成为开放性帝国的时代符号[^9]。宋代士庶服饰多有仿照契丹“吊敦”“襻带”者，虽朝廷屡颁禁令而“屡禁不止”[^10]。这些历史事实表明，服饰对华夏先民而言是容纳、借鉴与改造的功能性容器，而非严防死守的民族边界。 将“汉人”的文化定义窄化为一件衣服，本身是对其丰富性和包容性的深刻误解。

三、“服装=民族”：一个19世纪欧洲的舶来范式

以统一鲜明的民族服装作为民族身份的外在标识，是19世纪“民族国家”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民族学与民俗学兴起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纷纷整理、甚至是发明自身的“national costume”，以缔结国民情感。诸如挪威的布纳德、希腊的阿玛丽亚裙、德国的蒂罗尔装束等，几乎都在这一时期经历标准化、官方化，并被赋予民族象征意义。这一范式与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核心是“礼”而非“血”，是“文化”而非“种族”，更非“服饰”。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华夏”二字的经典疏解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华。”[^11] 前句论“礼”的普遍秩序，后句论“文”的审美高度。“服章之美”是礼乐文明的审美化表达，其载体极为丰富多元，绝非某一款固定的“民族服装”。孔子所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2]，“左衽”是夷狄生活方式差异的转喻，象征的是文明秩序的颠覆，而非对某一剪裁方式的族群仇恨——对此，本文第四部分将做进一步考证。历代官修正史对“四夷”的记载，也始终以是否“通达文教”为归化标准。因此，用后世民族国家“一件衣服代表一个民族”的范式去追问汉族，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时代错置。

四、服饰史的深层结构、左衽祛魅与体系断裂

批判汉服史观，不能落入另一个极端，即简单地用“历代服饰形态迥异”就否定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同时，也必须直面当代汉服话语中那些被视为“铁律”的符号——尤其是“右衽”——在真实历史中的复杂面貌。这是本议题必须正视的双重复杂性。

（一）深层结构：平面剪裁的长期延续与体系内部的流变

从服装工程的物理形态看，明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服饰，除受外来影响的武备服外，其主线共享着一套“平面剪裁”与“交领右衽”的基因。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中系统论证了中国古代服饰“以平面剪裁为主”的技术传统，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亦通过大量实物与图像证实了这一体系从先秦至明代的延续性[^13]。这是与西方及游牧民族“立体剪裁”体系截然不同的技术—审美范式。然而，这套体系内部迭代变化极其剧烈：

时期 主流服饰形态 特征与来源 学术依据
西周—春秋 上衣下裳、交领右衽 礼制初建，北方农牧交错带元素混杂 《周礼》《礼记》服制记载；金文、早期墓葬服饰遗存
秦汉 深衣、曲裾、袍服 楚风与西北胡服影响下体系成熟 马王堆汉墓出土实物；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魏晋南北朝 裤褶、裲裆、窄袖袍 大规模胡服化，功能主义革命 敦煌壁画、司马金龙墓等出土陶俑
隋唐 幞头、圆领袍、翻领胡服 粟特、突厥风融合的巅峰 唐墓壁画（如章怀太子墓）；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宋明 直裰、襴衫、补服 复古与实用并存，理学精神与官制符号化 《宋史·舆服志》《明史·舆服志》；传世画作

真正导致体系断裂的节点在清初。满清政权以“剃发易服”为国家暴力，强力推行具有满族骑射传统的窄袖、马褂、满式袍服。陈生玺在《明清易代史独见》中详细考证了“剃发令”推行过程中的暴力强制及其引发的激烈反抗，指出这是一次“服饰体系的强制性置换”[^14]。这一事件造成了一次深刻的、充满创伤的文化记忆断层。如今所谓的“汉服运动”，其情感内核正是希望为这条被中断的平面剪裁传统重新接续现代生命。其问题在于，常将体系内部的巨大流变误读为亘古不变的本质——而“左衽”禁忌即是最典型的例证。

（二）祛魅“左衽”：被简化的符号与复杂的历史图景

“汉服必须右衽，左衽即为蛮夷之服或死者寿衣”——这一说法在当代汉服运动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这一二元的二分法更为复杂：左衽在中国古代并非始终是异族或死亡的专有符号，其文化含义因时代、地域、性别和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

首先，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一语，是政治修辞而非服装学定义。它表达的是对文明秩序可能颠覆的深切焦虑，“被发左衽”在此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意象——披散头发、衣襟左掩——象征“礼”的丧失，而非对某个具体剪裁方式的族群仇恨。在更早的先秦语境中，“左衽”最初只是对不同地域服饰的客观描述。《尚书·毕命》所谓“四夷左衽”，并未赋予其价值判断；《战国策·赵策二》更直言：“被发、文身、错臂，左衽之民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衣服是用来方便使用的，左衽右衽，各有各的便利，功能平等[^15]。

其次，胡人穿右衽的考古证据构成了对“左衽=胡人”二分法的直接反驳。中原文物系统的研究显示，乾陵六十一尊蕃臣石人像中，“这些石人像大多身穿圆领紧袖的右衽或左衽武士袍”，而非清一色的左衽[^16]。考古出土的大量唐代胡人俑，呈现高鼻虬须的典型胡人形象，却“身着右衽宽袖至膝长衣”[^17]。如果胡人可以穿右衽，那么左衽又如何能成为胡汉之别的绝对族属标识？服饰样式的采纳在历史上从来是双向、混杂的，而非单向的族属标签。

再次，女性左衽的存在进一步瓦解了“右衽=华夏唯一正统”的神话。明代中后期汉族女性服饰中，左衽与右衽并存是常态。服饰史学者对这一时期汉族女性衣衽方向的专题研究表明，不但明代初期就有女性着左衽的记载，且“明代中后期汉族女性衣衽为左之现象”在地域、阶层、时期分布上有明确规律可循[^18]。左衽对于明代的汉族女性而言，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选择，既非“蛮夷”，也非“死者”。有学者提出，“男左女右”的性别符号可能影响了衣衽方向的择用——男性以右衽为常，女性在某些时期或场合以左衽为尚，形成性别化的服制区分。这一假设虽尚待更充分的证实，但已有的实物与文献已足以表明：交衽方向自古就是一个因性别、地域、时代而异的流动符号，而非一成不变的民族血缘标识。

至于寿衣左衽的民俗，是“民间习俗而非普遍严格执行的礼制”，考古学界已有研究指出，“将左衽严格作为丧服礼制在历史上未必被广泛执行”[^19]。墓葬中左衽形象的出现，可能同时与“对称构图的审美需要”[^20]、“民间习俗”或“特定历史时期服饰制度的混乱”等多种因素相关，绝非一概可用“死人装束”解释。

综上，“左衽=蛮夷/死者”的二元叙事，是对一个流动、混杂、多元的历史现实所做的高度简化和本质主义误读。当代汉服运动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铁律，恰恰是通过人为制造禁忌来强化“我族”边界的现代性操作。

五、“衣冠上国”的本体：文明修辞，非民族制服

古人自称“衣冠上国”，“衣冠”是“文采礼乐”的代称，指代整个国家的高度文明化状态，而非指某一件“民族制服”。《周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意指通过建立服饰等级秩序来确立社会政治秩序，而非确立一种万世不变的民族服装[^21]。无论《尚书》《周礼》还是《礼记》，其中对服饰不厌其烦的规定，均是服务于祭祀、朝会、丧葬的等级符号系统——十二章纹代表天子宫德的宇宙秩序，品官服色区分君臣上下，绶带印囊标识官阶等级——这些符号的功能是区分政治身份，而非标识族群归属。

因此，周人征殷、汉承秦制、唐继隋风，每一代的“衣冠”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政治表达。将这份流动的文明气象，固化为某种特定的“交领右衽”剪裁，并奉为不容更改的民族本质，恰恰是将其从开放的“礼器”降格为封闭的“图腾”。

六、身份焦虑的投射：全球化时代的象征性疗法

我们理解“汉服复兴”作为一场青年文化运动的心理驱动。如同所有现代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经历的认同焦虑，中国在快速现代化和深度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我是谁”的文化追问。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脱嵌”的后传统社会中，个体被迫在生活方式的多重选项中重建自我认同[^22]。“汉服”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可穿戴、可展示、可审美的“过去”符号，成为一种对抗均质化压力、舒缓身份焦虑的“象征性疗法”。

然而，必须警惕的是，这种疗法的深层逻辑若被引向本质主义和排他主义——将“左衽”贬为蛮夷与亡灵、将清代的断裂视为“文化的丧失”、将一部混杂多元的服饰史简化为“汉—胡”的二元对立——便会与其自身追求的文明伟大背道而驰。华夏文明的生命力不在纯度，而在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再造能力，在其融合百川、化生万物的磅礴气度。认清“汉服”神话的建构性，正是为了释放这种创造力，而非将其囚禁在想象的“纯净过去”之中。

七、结语：文明的衣裳，永远是流动的织物

中华文明不是一件凝固的衣服，而是一台持续运转、编织不止的织机。它将语言、礼法、思想、记忆与血脉的丝线交织。从滚滚黄河到茫茫塞北，从商周巫觋到宋明书院，每一根线都来自不同方向。正因为它们不断交织、混杂，才有了“华夏”——有包容之美的“华”，有广阔之大的“夏”。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
汉人从未有过固定不变的民族服装，因为汉族本身就不是一个因不变而存在的民族。

“汉”是一场伟大的文明流动，是不断“化”——化育、化生、融化——的过程，而非封闭“物”的停滞。唯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所凭吊的历史、我们所创造的文化，才能真正拥有面向世界的自信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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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五十五《仪卫志一》. 中华书局, 1974: 905.
[^2]: 参见汉服运动相关记录, 如杨娜.《汉服归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特伦斯·兰杰编.《传统的发明》. 顾杭, 庞冠群译. 译林出版社, 2004: 1-2.
[^4]: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叡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 Hugh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Highland Tradition of Scotland." In Hobsbawm &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5-41.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1.
[^7]: Wen B, Li H, Lu D, et al. "Genetic evidence supports demic diffusion of Han culture." Nature, 2004, 431: 302-305.
[^8]: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中华书局, 1959.
[^9]: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商务印书馆, 2015.
[^10]: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志五》. 中华书局, 1977.
[^11]: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定公十年”疏.《十三经注疏》本.
[^12]: 《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本.
[^13]: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 文物出版社, 2001;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1.
[^14]: 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5]: 《战国策·赵策二》. 何建章注释本. 中华书局, 1990.
[^16]: 陈丽萍. 《乾陵六十一尊石人像相关问题研究》. 见《乾陵文化研究》第2辑. 三秦出版社, 2006.
[^17]: 陈根远主编. 《中国古俑》.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1.
[^18]: 参见服饰史领域关于明代女性衣衽方向的相关研究, 如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等专著中的明代部分.
[^19]: 参见考古学研究中关于墓葬画像左右衽与生死观念关系的讨论.
[^20]: 杨爱国. 《汉画像石中的左衽形象与构图关系》. 见《汉代画像石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97.
[^21]: 《周易·系辞下》. 周振甫译注本. 中华书局, 1991.
[^22]: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夏璐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姚顺宇这哥们说话真的没在留情面，又喷 Anthropic 又喷 OpenAI 又喷各种「老登」

@信号与噪声：花了大半天把张小珺访谈姚顺宇的 4 小时长访听了一遍。

这位去年刚从 Anthropic 跳到 Google DeepMind 的哥们，参与过 Claude 3.7/4.5 和 Gemini 3。他给了很多实诚的头部大模型一线研究员的视角。

访谈信息密度相当高。说几条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1. Google 禁止员工用 Claude Code，但姚顺宇保守估计自己 90% 代码是 AI 生成的。不保守估计 99% 甚至 100%。一个清华加斯坦福的物理博士、顶级大模型研究员都靠 AI 写代码，再有人说自己不能用 AI 写代码，别特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但反过来想，Google 连内部都不让用 CC 和 Codex，员工效率得受多大影响啊，这家公司真挺神奇的。

2. 他离开 Anthropic 的原因里，反对 Dario 反华占 40%。他自己说这不是首要但确实是大原因。他很烦 Dario 那套「我们必须拥有最强模型才能推 AI 安全」的逻辑。圈里敢直接喷半年前老东家的人确实不多。

3. Claude 3.5/3.6/3.7 的命名是个草台班子般的乌龙。Anthropic 早期产品力极弱，「居然管两个模型叫一个名字」，外界为了区分自发叫 3.6，Anthropic 后来跟随社区习惯把下一个叫 3.7。我之前一直以为 3.6 是个跳过的版本号。

4. Claude Code 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开端」。一个叫 Boris 的研究员自己想做提效工具，后来变成 Anthropic 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完全是 bottom-up 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

5. Anthropic 创始团队一个人都没离开。来自 OpenAI 的那批核心是一起打过仗的，这才是 top-down 文化能跑通的根。对比 OpenAI 高管走光，姚顺宇似乎挺鄙视 OpenAI 的企业文化和部分高管。

6. OpenAI 救了 Google 一命。逻辑挺反共识：如果 ChatGPT 一鼓作气把 search 吃了，Google 就完了；正因为做出可能性又没做到极致，反而留了 Google 反击时间。

7. AI 行业最重要的特质不是脑子，是靠谱。原话「那些东西多多脑子，本科生就能干」。一个物理博士说这话，算降维打击，也算给所有想转 AI 的人吃颗定心丸。

8. 他觉得程序员的未来是 1/1000 拿 100 倍工资。不是「程序员消失」，是「极度中心化」。绝大多数失去独特价值，少数顶级爆赚。

9. 他觉得现在很多人说的 Scaling Law 撞墙，多数是自己代码 Bug。原话「修一个 Bug 带来的进展，远大于一些很神奇的技巧」。预训练在过去几个月还在变强，跟外界「预训练已死」的叙事完全相反。

10. 绝大多数 New Lab 都会死。

听完最大的感受是：这哥们说话真的没在留情面，又喷 Anthropic 又喷 OpenAI 又喷各种「老登」。但他敢喷的底气挺清楚，既不在 SSI 那条路上，也不靠 LP 吃饭。他自己原话说的是：「我这个行业又没什么导师又没什么旧友，我当然想喷谁喷谁。」

以及，他在说估计自己也不会在 Google 待太久，把这话在播客里说出来，我觉得国内头部大模型公司可以去抢一波人了。

宇文泰：被低估的赌神式人物，为隋文帝杨坚打下的帝国基础

公元 581 年，隋朝的建立，标志着被命名为 “魏晋南北朝” 的将近 400 年大乱世行将结束，中华第二帝国的大幕开启。

仅仅 8 年后，隋朝灭掉南方的陈朝，重新实现了中国大一统。

千百年来，人们赞赏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雄才大略，却忘记了他建立的王朝的前身，事实上已经为大一统铺好了路。

时间拨回 50 年前，公元 534 年，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出现了三条路径：

南梁 — 南陈；
东魏 — 北齐；
西魏 — 北周。

重返大一统的曙光若隐若现，但最终以哪条路径作为历史的出口，事后看得分明，当时却出人意料。

我们知道，公元 6 世纪的中国以西魏 — 北周 — 隋朝作为历史的出口，重新统一并主导了帝国的走向。杨坚建立的隋朝，实际上继承的是宇文泰家族控制的西魏 — 北周政权，完成的也是宇文泰家族未竟的统一大业。

然而，一开始没有人看好西魏。

假如你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现在让你押注南梁、东魏、西魏三国分立的牌局，你会挑选哪一家作为最后的赢家？

估计有 50% 的人会押注南梁，那是纯正的汉人政权，具有无可替代的正统性；剩下 50% 的人会押注东魏，那里兵强马壮，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是中国北方的核心所在。

没有人会押宝西魏。

当时，东、西魏这对死敌的实力对比尤其悬殊：

东魏占据的是中原最富庶之地，辖下河北一带是粮食和丝绢的高质产地，而西魏的地盘除了关中平原，大部分是贫瘠的黄土高原和沙漠地带；

东魏人口逾两千万，而西魏人口不及千万；

东魏由高欢家族掌控的军队超过 20 万人，而西魏宇文泰掌控的军队不及十分之一；

……

这就是底牌。

▲三国鼎立，西魏国力最弱。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最终的输赢，却因一个赌神式的人物而完全改写 —— 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507—556），通过四场赌局，在最短的时间内由弱变强，实现了对东魏和南梁的逆袭。

西魏 — 北周 — 隋朝 — 唐朝的历史一脉相承，而其背后真正的奠基者，正是传奇人物宇文泰。

宇文泰的第一场赌局，赌的是正统地位。

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拉开北方乱局序幕。在长达十年左右的北魏乱局中，最终杀出了两大权臣家族，一个是高欢家族，一个是宇文泰家族。

高欢（496—547）的崛起比宇文泰更早。532 年，当高欢拥立北魏孝武帝元修登位，自己遥掌朝权的时候，宇文泰还只是关中地区实际控制者贺拔岳底下的一员将领。

534 年，高欢为占领关中，利用关中另一支军队首领侯莫陈悦除掉了贺拔岳。

贺拔岳死后，宇文泰被赵贵、侯莫陈崇等武川镇（北魏六镇之一）豪帅拥立为新首领。

历史学家认为，宇文泰能够在贺拔岳突然遇害的情况下成功接收其军团，主要源于武川豪酋家族的出身、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及在关陇地区四年间积累下来的口碑。

不过，此时的宇文泰远远未能与高欢抗衡。他需要赌一把，与北魏 “傀儡皇帝”—— 孝武帝联手，取得政治合法性。

孝武帝生不逢时，却不甘心接受被权臣操控的命运。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和希望借助不愿降服于高欢的军事势力。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暗通款曲，却又各取所需。

为了让宇文泰尽快率军东下，与高欢决战，孝武帝不断满足宇文泰的各种政治要求。而宇文泰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勤王，而是消灭同在关陇地区的侯莫陈悦，称霸关陇。

宇文泰赌赢了。在 “匡辅魏室” 的旗帜下（尽管还没有任何 “匡辅魏室” 的实际行动），宇文泰以孝武帝的名义调动了各种效忠魏室的政治势力，导致侯莫陈悦的部将李弼等人阵前倒戈，侯莫陈悦被杀，其军队基本被宇文泰吞并。

灭掉侯莫陈悦之后，宇文泰称霸关陇已成定局。孝武帝也在第一时间派使臣慰劳宇文泰，正式承认其享有关陇地区的最高统治权，言外之意还是那句话：亲，赶紧来洛阳打高欢，匡辅魏室呀！

宇文泰精得很，知道自己远非高欢的对手，仅象征性地派了一千轻骑奔赴洛阳，并做出请孝武帝迁都长安的政治表态。

孝武帝随后与高欢公开决裂。高欢从晋阳率军南下，进逼洛阳，孝武帝慌忙带领自己的人马西逃，投奔宇文泰。

这又是宇文泰的一张好牌。通过迎奉孝武帝迁都长安，把高欢置于乱臣贼子的舆论高压之下，自己则成为 “宽仁大度，有霸王之略” 的忠臣。关陇很多豪族死心塌地跟随宇文泰征战，正是基于宇文泰所塑造的政治正统性。这跟当年曹操 “挟天子以令不臣”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事实上，孝武帝与宇文泰的关系并不协调。

孝武帝本质上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年轻人，如同不愿受高欢摆布一样，他亦不会心甘情愿成为宇文泰的傀儡。入关之后，孝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打压限制宇文泰的策略，呈现出杀伐赏赐由己出的势头。

眼看着自己在关陇地区的政治威望受到强有力的威胁，宇文泰决定先下手为强，在 535 年年初秘密鸩杀了年仅 26 岁的孝武帝。

随后，宇文泰改立好控制的元宝炬为帝。而在此之前，高欢以孝武帝弃国逃跑为由，废其帝号，另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北魏从此正式分裂为东、西魏。

从跟随贺拔岳进入关中，到成为西魏政权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仅用了不到 5 年时间，一代 “赌神” 冉冉升起。

▲北朝的一对死敌。图源：纪录片截图

宇文泰的第二场赌局，赌的是改革。

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指向富国强兵，但并非任何改革都能成功。恰恰相反，历史上的改革成少败多，多数时候，改着改着就把一个国家改没了。

离宇文泰最近的一场改革，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这场改革在北魏立国 100 年左右，鲜卑贵族利益板结的时候进行，以汉化为核心。改革者的魄力是有的，但改完了北魏也乱了，不出 30 年就分裂成了东、西魏。

从这个意义上看，宇文泰在西魏的改革，就是一场冒险式的赌博。

没有人意识到这场改革会成功，连改革的推手宇文泰自己心里也没底。他只知道，改革西魏可能会死，但不改西魏肯定会死，所以他选择了相对更有活路的一条路。

这场改革涉及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包。其建立起来的各项制度，成为北周、隋朝、唐朝的制度滥觞，堪称影响深远。史学界认为，隋唐帝国是 “北朝化” 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西魏制度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军事制度上，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以及由此形成的 “关中本位政策”，深刻影响了此后 300 多年的中国历史。

东魏对于西魏的绝对兵力优势和军事压迫，使得宇文泰必须考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使弱势的西魏不被吞并，并迅速变强？

史学大师陈寅恪指出，宇文泰所凭籍的人才、地利远在高欢之下，如果要与高欢抗衡，一则须随顺当时鲜卑反对汉化的潮流，二则要有异于东魏北齐的鲜卑化、西胡化，争取汉化的政策。

鲜卑化与汉化，是北魏以来最为棘手的一对矛盾，宇文泰的厉害之处，是从中找到一条高明智慧的道路，实现了胡汉政策的有效结合。而府兵制则是宇文泰胡汉政策结合最重要的内容。

东西魏分立之时，均以北魏六镇军事力量为基础立国。只是高欢分走了六镇的绝大部分主力，宇文泰仅有武川镇一镇的军力。这成为高欢动辄以强势兵力碾压宇文泰的原因。

▲北魏六镇。图源：最爱历史

宇文泰要改变军力不足的局面，就必须扩大兵力来源。在原来以鲜卑为骨干的军队基础上，一方面不断吸纳各方部队，包括贺拔岳部、侯莫陈悦投降的军队，以及孝武帝西逃的追随者等等；另一方面则持续吸收关陇地区地方豪强的私有兵力，这些地方大族及其乡兵虽以汉族为主，但被宇文泰吸纳后，既为原来的鲜卑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也解决了地方豪族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问题。

由于当时的时代盛行军阀割据，而鲜卑的军队部落属性很强，基本只认各自的头儿，不认中央。宇文泰还亟需解决军权的中央集权化问题。

宇文泰采取了很高明的一招：设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组织结构。

具体而言，八柱国除宇文泰自己和元魏宗室代表元欣之外，其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合计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各领开府二人，每一开府各领一军，合计二十四军。

柱国与大将军的势力相互交错、牵制、制衡，有利于宇文泰进行最终的驾驭。特别是各个柱国，依次被任命为朝廷公卿，身份由边镇将领变成开国元勋、朝廷重臣，逐渐脱离军旅生涯，从而变相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实力，实现军权的初步集权化。

此外，宇文泰将西迁的汉族将领原来的山东（崤山以东）籍贯，一律改为关陇郡望。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此举是为了断绝西迁汉将的乡土之思，并给予大批出身寒微的汉将附会士族高门的机会。

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此构建 “关中本位” 或 “关中正统” 观念，强化本地华戎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从而与山东、江左争中原正统。宇文泰家族很看重立足关中的周朝历史资源，后来自立的政权干脆以 “周” 为国号，这些都是胡汉融合 “关中化” 的体现。

府兵制的创建和完备，在宇文泰手上前后历时 12 年才宣告完成。最终西魏的军队人数翻了一番，府兵达到 5 万人左右；中央对军权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结束了地方割据、私兵林立的状态；而且，府兵制是兵民分离，不纳入地方户籍管理，相比东魏北齐兵民合一的义务兵，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更强。

经过这场赌博式的改革，西魏拉近了与东魏的实力差距，并在某些方面能对东魏进行降维打击。宇文泰又赌赢了。

历史表明，关中本位政策使西魏变弱为强，到北周后，消灭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隋朝代北周后，又南下消灭了陈，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从北周到隋朝再到唐朝，三个朝代的权力更替，实际上是在关陇集团内部进行的，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在同一个婚姻圈内，一堆亲戚之间进行的。追溯这一切的根源，都在宇文泰的改革中埋下了伏笔。

宇文泰的第三场赌局，赌的是真刀真枪的战争。

整军、扩军、军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应对来自东魏的灭国威胁。在军事上抵御东魏，是宇文泰最为艰难的征程。

536 年，东西魏在潼关进行了第一次大战。当时，关中地区遭遇天灾，出现 “人相食” 的惨状，高欢趁机发起战争，兵分三路进逼西魏：

大都督窦泰率上万兵力直趋潼关；司徒高敖曹率军围攻上洛（今陕西商州）；高欢自己率军自晋阳赴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在黄河上造三座浮桥，扬言要西渡黄河。

宇文泰率军进抵广阳（今陕西临潼北），准备迎击。

▲“天下第一关” 潼关今貌。图源：摄图网

面对东魏三路进攻，西魏一些将领建议分兵把守诸道。但如按此部署，则使本来就处于弱势的西魏兵力更为分散，极有可能被各个击破。

宇文泰没有采纳这种主张。

关键时刻，他做了一个赌徒式的判断 —— 他赌高欢造浮桥渡河只是虚张声势，实则要转移西魏的注意力，掩护窦泰从潼关趁虚而入。

高欢的真实打算是否如此，当时西魏各级将领无从得知。但宇文泰的冒险精神，让他决定搏一搏：暂且不管高欢这一路军，先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窦泰再说。

宇文泰放出烟雾弹，扬言欲保陇右，佯装退还长安，暗地里却率六千骑兵东出，日夜兼程，很快抵达小关（今陕西潼关附近）。窦泰听闻宇文泰军突至，惶惧不已，仓促应战。宇文泰则利用有利地形，四面设伏，引诱窦泰部陷入泥淖。这时，宇文泰军千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被俘万余人。窦泰兵败自杀（一说被杀）。

高欢闻窦泰军败，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高敖曹部虽攻陷西魏上洛城，因恐孤军深入，亦弃城而走。

这是西魏阻击东魏的第一次较大胜利。

宇文泰在与高欢的心理博弈中，押中了后者兵分三路的真实目的，最终出奇兵以少胜多击败窦泰，造成东魏军队的全面撤退。一代 “赌神” 真不是盖的。

潼关之战后，宇文泰以攻为守，数次出兵侵蚀东魏领土。

537 年，农历八月，宇文泰主动出击，派兵攻克东魏弘农（今河南三门峡市）等郡，获取大量粮食，缓解了关中饥荒造成的军队补给困难。

高欢听闻弘农丢失，震怒，集结十万大军渡河西击，又派大将高敖曹率兵三万围攻弘农。宇文泰部不过万人，只好从弘农回撤，匆忙入关，至渭水南岸迎战高欢。

双方兵力太过悬殊。西魏诸将认定必败无疑，提议放弃长安，继续西撤。

宇文泰再次 “赌神” 附体。他唯恐西撤引起人心骚乱，决意在渭河南岸坚守。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给他的启示，他又一次断言率领十倍于己兵力的高欢必败。

宇文泰率部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余里。

战前，宇文泰采纳李弼的建议，在沙苑东面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设伏，背水东西列阵，命将士们埋伏于芦苇丛中，届时闻鼓声出击。

高欢率大军跟随到渭曲，以西魏兵少不足为虑，竟指挥大队人马一拥而上，结果兵多塞道。高欢只得下令大军稍稍退却。就在高欢大军进退之间自乱阵脚之时，宇文泰把握时机，击鼓，芦苇丛中的伏兵突起奋击，东魏军队措手不及，纷纷败下阵来。

此战，西魏斩杀东魏军队两万多人，在追击途中，又 “前后虏其卒七万”，高欢主力折损严重，自己狼狈东逃。

西魏取得沙苑大捷后，东魏再无法随意侵入关中。东、西魏的主战场，由此转移到河东（今山西）和河南境内。

之后，538 年和 543 年，洛阳河桥与邙山两场大战，宇文泰皆先胜后败。这表明，西魏军事实力仍弱于东魏，宇文泰打防御战能成功，但主动出击则难以吞下巨象。西魏还得积蓄力量。

546 年秋，东西魏迎来形势逆转的一战。

当时，高欢率军十余万围攻玉璧城（今山西稷山西南）。此地是东魏入侵西魏的必经之处，故高欢志在必得。然而，东魏大军昼夜不息苦攻 50 天，玉璧城在西魏大将韦孝宽的固守下，安然无恙。

最终，东魏大军战死及病故者约七万人，尸首埋成了一座山。高欢攻一座孤城而不克，遂忧愤成疾，解围撤军。回到晋阳不久，547 年，高欢就病故了，时年 52 岁。

几场硬仗扛下来，东魏还是那个东魏，但西魏已不再是那个西魏。

高欢死后 30 年，他的儿子代东魏自立的北齐政权，被宇文泰家族的北周政权攻灭。

什么是弱国的逆袭？这就是。

宇文泰的第四场赌局，赌的是时运。

如果说成功是 90% 的努力加上 10% 的运气，那么，东魏猛将侯景的 “搅局” 就是宇文泰那 10% 的运气。

侯景何许人也？

这么说吧，东魏如果没有高欢，侯景早就称王称霸了。据说，当年沙苑大战后，高欢忿于战败，侯景请求率精锐骑兵数千，直入关中擒斩宇文泰，以雪此奇耻大辱。高欢起初表示同意，但回家和夫人娄昭君提起此事，娄昭君说，以侯景之能，干掉宇文泰后他肯定不回来了。高欢被一语惊醒，当即停止了这个动议。

高欢在世时，侯景拥兵十万，兢兢业业镇守着他的地盘。史称侯景 “专制河南”，即黄河以南直到梁境、洛阳以东直到大海的原北魏的大片领土，都是侯景的地盘。

但高欢病逝仅数日，侯景就造反了。

侯景的地盘，处于东魏、西魏、南梁三国的交界处。这块地虽然不小，但毕竟是四战之地，凭这个自立，独自对抗三国的哪一方，都是很难的事。因此，在举起反旗的那一刻，侯景就张罗着找靠山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西魏。

应该说，侯景的选择是很精明的。身为东魏大将叛归主子的死敌，又求以河南六州内附，这对西魏来说，难道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吗？

宇文泰起初也觉得划算，遂派兵去支援侯景。这时，宇文泰的部将王悦站出来劝谏，说侯景这个人反复无常，高欢一死便叛离，又怎会忠于西魏呢？他只是不愿做被困池中的蛟龙，想利用我们的军事支援罢了。

宇文泰一听，赶紧叫人把派出去的援军追回来。这才避免了一场惹火上身的大祸。

最终，侯景这枚苦果被晚年昏庸的梁武帝萧衍吞食了，酿成历史上著名的 “侯景之乱”。

▲梁武帝萧衍。图源：网络

梁武帝本人被活活饿死，而梁朝原本有统一天下的可能，经此大乱，变成了无力复兴、任人宰割的弱鸡。北齐趁机侵蚀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梁朝国土，西魏更是借机吃成了一个大胖子，成为 “侯景之乱” 中最大的赢家。

在梁朝最强盛时，兵锋几乎直抵长安城外，搞得宇文泰很头大。现在，梁朝崩溃后，梁武帝的子侄们又陷入无尽的内斗，这让宇文泰看到了机会。

551 年，宇文泰夺回汉中要塞。

553 年，西魏军吞并西蜀后，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蜀中土地肥沃，号称天府，人口众多，为西魏提供了巨大的财源与兵力。

554 年，宇文泰派上柱国于谨、大将军杨忠、大将军宇文护等将领以 5 万兵马进攻江陵。江陵是梁元帝萧绎的大本营，而江陵北面的门户襄阳则由萧绎的侄子萧詧控制。萧詧为了灭掉亲叔，不惜向西魏称臣，史称西梁。西魏大军很快攻下江陵，萧绎被萧詧用土袋闷死。从此，荆襄成了西魏的地盘。

不仅如此，连荆襄以南的湘州（湖南）也一度被西魏拿下，只不过名义上属于西梁。

至此，西魏已发展成为三国中的头号强国，综合实力在北齐之上，更不要说后来的陈朝了。

▲借助南朝内乱，西魏 - 北周实现逆袭。图源：网络

回看西魏这段攻城略地的 “爆发史”，从 548 年侯景之乱算起，不过短短六七年时间。但设想，若没有梁武帝昏聩到引入侯景、自我毁灭，宇文泰连关中都出不了，遑论蜀中和荆襄。所以这就叫机运，在宇文泰生命中的最后数年，被他牢牢捕捉到了。

556 年，宇文泰病逝，年仅 50 岁。临终前交代子侄，要完成他未竟的志向。

557 年，宇文泰家族取代西魏自立，建立北周。

20 年后，577 年，宇文泰之子、北周武帝宇文邕攻灭北齐，统一北方。宇文泰生前曾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果不其然。

可惜，578 年，正当宇文邕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全国统一理想的时候，却在出征前夕病逝。

3 年后，581 年，杨坚篡北周自立，建立隋朝，拉开了中华第二帝国的序幕。又 8 年后，隋灭陈，实现中国大一统。此时，距离宇文泰之死，仅仅过去 33 年。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宇文泰、宇文邕父子为隋文帝杨坚打下的帝国基础，杨坚想在立国后短短的七八年内实现大一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离隋朝最近的一次统一历程，是西晋。跟隋朝一样，西晋也是借助前朝奠定的统一基础，分别攻灭蜀、吴，轻松完成统一大业。

有所不同的是，西晋的前身的前身曹操掌权时，本身就是三国中最强大的一方，由其后继者来实现统一，并无多少悬念；而隋朝的前身的前身西魏，立国时却是三国中最弱小的一方，最终在宇文泰父子的主导下能够强势逆袭，成为中国大分裂时期的统一出口，这就确实出人意料了。由此看来，宇文泰不愧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赌神式人物。

或许，宇文泰没有料到北周 — 隋朝的政权更替，但他肯定看到了中国大一统的未来。因为，不管接下来 300 多年的朝代如何变换，历史的进程基本都在他架设好的制度机器下运行而已。

来源：最爱历史

微语录精选 0513：多少人想做自由职业者结果最后变成了自由无业者

@方出神：有时候，人就是在等一个推自己一把的机会，意外，变故，随便一个突如其来又能触动自己的事情，可以说服自己下个决心。可惜的是，大多数人的运气都没这么好，等不来将计就计的新生活，只能将错就错地活下去。

@泼墨 C：去银行，柜台推荐他们的贷款产品，问我有没有资金需求。我诚恳地说：资金需求是有很多，但我没有还款能力！大家都发出了快活的笑声。

@奇思乱想吧：多少人想做自由职业者结果最后变成了自由无业者。
@stage1st 宅社区：大部分人以为的自由职业是什么时候想去赚钱就上一天班，实际的自由职业是每天想着最好去哪上班，上一天也好。

@东东枪: 刘备说，你这青龙偃月刀扁扁的，丈八蛇矛看起来就很立体。
关羽说，因为它是三弟的。 ​​​

@橘玄雅：康熙帝身边有个茶上人（负责皇帝的饮料和点心），叫，fantung……
可以译为范通啥的…… 当然也可以译为……
大家纷纷表示这人不应该当茶上人，转去当饭上人吧…

@唐宁街的猫先生：“如果一开始你就得到了最好的东西，你大概率不会珍惜。因为你以为那只是稀疏平常，凭自己能力触手可及之物，不会认识到那是命运的馈赠，是你，曾经拥有无双的好运气。”

@信号与噪声：二十多岁年轻人最该做的事，不是攒第一个 100 万。不是向上社交、结识贵人，而是把自己当一件产品打磨，花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赚到的钱，去雕琢自己成才。 多数人的顺序是，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先积攒人脉、先努力打工攒钱，利用这些杠杆来实现财富自由。

但多年后回头发现，自己是浪费了那些本该用在自身从 0-1 的时间和精力，去讨好一份根本不在乎自己死活的工作、和看不上自己的人。就算看到机会，自己拼命去接，手也始终短一截，最后落得竹篮打水两头空。

所以，如果不是出生就继承了大笔资源和财富的人，人生资产一定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去积攒：能力资产、人际资产、人力资产，最后才是金融资产。 能力是首要的，决定了你是谁，后面三个都是杠杆，如果没有前面的 1，再多的 0 只是 0。

回顾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相对股价表现

@有限次重复博弈：这张图回顾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相对股价表现，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市场红利并非同时赋予所有科技公司，而是沿着产业堆栈一路向上传导。最早受益的是半导体，接着是设备与基础设施，最后才是软件与服务。

2010 到 2012 年那段期间，最先脱颖而出的是高通、ARM 这类芯片公司。原因很直接：每一部智能手机诞生之前，最先需要的就是处理器、通信芯片和底层硬件 —— 卖铲子的人自然最早开始赚钱。

接下来才轮到三星、苹果这类平台与设备公司受益。当手机开始大规模普及，真正把硬件整合成消费品、推向每一个人手中的企业，便开始接棒成为市场焦点，吃到了设备普及阶段的那波红利。

但最终赢得最久、也收获最大的是软件与服务层。当硬件已经铺开、用户已经在线，价值便会逐渐向应用端集中。谷歌、亚马逊，乃至整个应用生态，最后反而走到了最前面，因为流量、使用时长和变现都发生在那里。

这种顺序放到今天的 AI 周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前的市场格局。眼下最强的是半导体、数据中心、服务器和基础设施，因为算力仍处于大规模扩张期。但如果历史具有参考价值，那么后续真正能把 AI 转化为日常工具与商业模式的软件层，未必不会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