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8日星期日
罗懋登《西洋记》所夸大之郑和下西洋规模研究
文/张箭
明代罗懋登的《西洋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历史神魔小说。它对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做了较大幅度的夸大：把下洋人员由2.7万多人夸大到至少十余万人；把下西洋的一次航行日期由一年到两年多夸大到七年多；把下西洋的单向最远行程 —— 本文考为两万三千市里 —— 夸大为十万余里；把下西洋的船队船只数量 —— 本文考为一次最多208艘 —— 夸大为千余艘；把下西洋的铁锚 —— 本文考为最高者九尺 —— 夸大为高八丈多。此外，罗懋登《西洋记》还对锚链绳的粗细、造船木料 —— 圆木的大小及其数量、大宝船的旗帜大小和旗杆高矮、大宝船的桅杆数量做了许多夸大。本文还讨论了《西洋记》所描绘的宝船大小、船上建筑、四大府邸，它们也可能存在夸大等问题。
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已是够大的了，堪称史无前例，盛况空前，中外皆然。不过，明代罗懋登表现下西洋盛举的长篇历史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1)，对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又做了多方面的大幅度的夸大。鉴于海内外史学界和文学界均无对此重要问题予以讨论，甚至连专著中的一章、一节、一目，论文中的一个部分也没有，笔者终于下了决心，仔细通读了上下两册一百回近百万字的《西洋记》。在此基础上撰成此文，庶几利于加深对郑和下西洋这件事和《西洋记》这本书的认识。
对下西洋人数的夸大
下西洋的人员数量在前后七次中有些差异，但大体在两万多人。其中第一次最多，或至少是最多的之一， 为2.7万多人。比如《明史》说：“永乐三年 (1405) 命 (郑) 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2)马欢说：“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事 (译员)、民稍 (艄)、买办、书 (算) 手，通共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者。”(3) 最后一次，即宣德五年 (1430) 那次下西洋也是2.7万多人。 “官校、旗军、火长(按，管罗盘撑舵向之人)、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猫 (锚)、木、搭材等匠，水手、民稍 (艄) 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4)《西洋记》全书只描写叙述了第一次下西洋的故事。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夸大下西洋的人数的。
在〈碧峰图西洋各国，朝廷选挂印将军〉这一回中，讲述了“下西洋用多少官员？用多少兵卒？”即下西洋人员数量。其中最大部分是“雄兵勇士三万名有零”；其次是官员，其中总兵官副总兵官各一员(分挂征西大元帅副元帅之印)，左右先锋各一员，五营大都督五员，四哨副都督四员，指挥官一百员，千户官一百五十员，百户官五百员，管粮草户部官一员；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工匠：观星斗阴阳官十员，通译番书教谕官十员，通事的舍人十名，打干的余丁十名，管医药的医官医士一百三十二名，三百六十行匠人每行二十名(按，则匠人共计7,200人)；最后是宗教人士，即神乐观道士二百五十名，朝天宫道士二百五十名 (5)。以上官员共764人 ；专业人员7,372人；宗教人士500人；雄兵勇士三万名有零。零多少，没交待，只好算三万人。以上共计38,636人。
不要以为38,636人便是这一回所说的下西洋的总人数。仔细阅读《西洋记》后我们发现，后来又增加了750人：“圣上道：‘征取西洋，还要用指挥官一百员，千户官一百五十员，百户官五百员，着兵部尚书逐一推上来看。”(6)这样，下西洋的总人数便为39,386人；再加上法力无边的国师高僧金碧峰长老，神通广大的道士引化真人张天师 (郑和任元帅，王 (可能是景弘)任副元帅)，便共39,388人。这个人数比下西洋的实际 (按最多的算) 27,800人多了1.1万多人，夸大幅度为40.25% 。
不过《西洋记》对下西洋人数的说法是歧异不一的，上述三万九千多人员只是书中的一个说法。书中还有十万人、十多万人的说法。如“圣旨道：‘征进西洋，还用精兵十万，名马千匹，该部知道。’[⋯⋯] 不旬日之间，兵部招了十万雄兵 [⋯⋯] (7)。又如，“万岁爷又传出一道旨意，着兵部官点齐十万雄兵”(8)；王爷 (王副元帅)道：“我和你 (指郑元帅) 今日 [⋯⋯] 率战将百员，雄兵十万，倒不能立功异域，勒名鼎钟 [⋯⋯]”(9)复如金天雷高叫道：“[⋯⋯] 元帅今日统领十万雄兵，出在十万余里之外。 ”(10)
书中又有二十余万人的说法。在〈软水洋换将硬水，吸铁岭借下天兵〉一回中说：“长老道：‘我今领了南朝朱皇帝驾下 [⋯⋯] 军马二十余万，前往西洋抚夷取宝。 ’”(11) 书中又有几十万人的说法：在〈白鳝精闹红江口，白龙精吵白龙江〉一回中，例如三宝“老爷门下有个马太监，[⋯⋯] 他说道：‘咱爷的雄兵几十万，哪里少了这五十多害病的囚军。只请他 (们) 下水便罢！ ’”(12)又如马公(公)(即马太监)道：“国师此行不至紧，我们大小将官和这几十万人马的性命，都在他身上。 ”(13)
书中甚至有百万人下西洋的说法，且这种说法反复出现，多达几十处。如在〈天妃宫夜助天礼，张西塘先排阵势〉一回中，在叙述下西洋所征讨的第一国金莲宝象国时，该国巡逻的小番田田向番总兵报告：“小的职掌巡关，只见沿海一带有 [⋯⋯] 名将千号，大军百万。说是什么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差来什么抚夷取宝。 ”(14)又如该国番王道：“今有 [⋯⋯] 大明国 [⋯⋯] 钦差两个元帅，统领 [⋯⋯] 名将千员，雄兵百万，侵俺社稷。 ”(15) 据统计下洋官兵有名将千员、雄兵百万的说法，在《西洋记》卷三五第廿二回就出现过三次 (第287页，290页，292页)，以后在上册第廿三回至五十回中又出现过十三次 (16)。在下册第五十一回至一百回中，又出现了二十四次 (同上)。且最后一次还非一般的提说和号称，而是讲述返航途中，一次“三宝老爷回到‘帅’字船上，[⋯⋯] 船行无事，传下将令，把这百万的军籍，逐一挨查”(17)。由此可见这百万官兵水手是实实在在有名册军籍齐装满员的。
更有什者，在〈王明致书古俚国，古俚王宾服元帅〉一回中，竟还说下洋人员有几百万。番王道：“传说道什么大明国差下几个元帅、一个道士、一个和尚，[⋯⋯] 有几千员将，有几百万兵，来下西洋。 ”(18) 而汉语中三或三以上才能说几，故几百万至少得解读为三百多万。
综上所述，《西洋记》所说的下洋官兵水手人员等，有三万九千多人、十万十余万人、二十余万人、几十万人、百万人(百十余万人)、几百万人等歧异极大的好几种说法。其中最少的说法，也比历史实际夸大了约40%，反复所说的百万人则夸大了几十倍，最多的几百万则夸大了一百多倍。
对下西洋航行日期的夸大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每一次一般是来回两年。如第一次“永乐三年 (1405) 六月命 (郑) 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五年 (1407) 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都随和朝见”(19)。这次是两年多点。第二次“六年 (1408) 九月再往锡兰山”，“九年 (1411) 六月献俘于朝”(20)。这次是两年多。第三次“十年 (1412) 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以十三年 (1415) 七月还朝”(21)。这次也是两年多。第四次“十四年 (1416) 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 (1419) 七月还”(22)。这次应是十五年 (1417) 初才出发，故来回行期仍为两年多。第五次“十九年 (1421) 春复往，明年八月还”(23)。这次仅离开一年多。第六次“二十二年 (1424) 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郑) 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24)。明成祖逝于永乐二十二年 (1424) 农历七月，故这次往返行期还不到一年。第七次“宣德五年 (1430) 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舡 (船)”，“八年 (1433) 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七月六日到京”(25)。这次也还是两年多。所以，下西洋的平均行期为两年(最长为两年多，最短不到一年)。
《西洋记》对下西洋的航行日期也做了较大的夸大。我们先看看它所说的郑和下西洋舰船队的前往行期。
在征讨木骨都束国的战争期间，有一次神道天师曰：“我们宝船从下西洋，已经五六年矣。经过有二十多国 [⋯⋯]”(26) 在征阿丹国之役中，一次副帅王爷道：“我们离南京已经五载，即今转去，也得周年 [⋯⋯]”(27)按《西洋记》的说法天堂极乐国便是西洋、西海的尽头，西边不再有什么去路。但郑和舰船队离开该国后仍然向西，又走了三个月 (“不觉得三月以来”)(28)。之后，有一次副元帅王爷对元帅郑公公说道：“[⋯⋯]我和你离京已经五六多年，不知征剿几时才是住手 [⋯⋯]”(29) 在此基础上舰船队向西“又去了两个多月”(第1115页)。接着下西洋舰船队向西“又走了一个多月”(第1116页)，便才又遇到陆地，上面有人烟房屋城郭等。于是，下洋舰队官兵来到了《西洋记》所叙述的下西洋征途上的最后一国 —— 鬼城阴曹地府酆都国。按《西洋记》借地狱判官崔珏之口的说法，“天堂国是西海(洋)尽头处”，“酆都鬼国是西天尽头处”(30)。“已到了天尽头处，海尽路处”(31)。这样，肩负着抚夷取宝使命的下洋舰队前往行期加起来约为五年多六年。
明万历年三山道人刻本《西洋记》封面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现存最古老的《西洋记》版本
从鬼国酆都返航，到遇怪异大风，掉了一个军士刘谷贤到海里，“不觉的 (得) 宝船回来(航)，已经一个多月”(32)。接着红罗山山神抓住了吹放大风的风婆娘献上。法僧国师道：“你拿她来做什么？”山神道：“佛爷宝船回棹，已有明月道童、野花行者、芳草行者顺风送行。争 (怎) 奈这个风婆娘不知进退，放了这一日大风 [⋯⋯]”(33)风婆娘认错降服后，山神道：“还要和她讲过，宝船有多少时候在海里行着，她就多 (少) 时候不要发风。”国师道：“大约有周年。”风婆娘道：“以后就死认着这一周年，再不敢发风。”(34)同时被铜柱大王所擒献上的还有协助风婆娘放大风的信风儿。国师审后道：“他今后不再送(风) 信就是。”信风童儿道：“我今后再不送风信来罢。”国师道：“只是周年之内不送，便自足矣！”信风童儿道：“就是 (一) 周年。”(35)处理完风婆娘和信风童儿后，红罗山神和铜柱大王要陪伴国师送宝船队。国师道：“我们海上要走过一周年”。两个齐说道：“岂说这一周年，呼吸喘息之顷耳！”(36)。在神力佑助下宝船队顺风顺水返航，又行了五个月零八日后，回到了撒发国 (37)。返航行驶了八个多月后，宝船队回到了满剌加国。 “国师道：‘既有八个半月，该到满剌伽国。’[⋯⋯] 红罗山神和铜柱大王 [⋯⋯]两个齐说道：‘适来听见佛爷爷问满剌伽国。此处到那里，只消三昼夜工夫。’”(38) 回到满剌伽接上留守人员和货物，搭载上要到中国朝贡的番王一行，又启航上路。一天三宝老爷说道：“来了一年将近(意即回来行驶了将近一年)。” (39) 返航走到接近吸铁岭时，阴阳官回复 (国师) 道：“‘已经共行了十一个多月。’国师道：是好 (像) 到吸铁岭也。道犹未了，铜柱大王禀说道：‘前面已是吸铁岭，止着的一日路程了。’”(40) 按罗懋登的描写，吸铁岭是郑和舰船队出国离境离开中国沿海之后，到进入西洋征讨第一个西洋国家金莲宝象国之前，在中间地带海域所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它绵亘五百里 (41)，能吸走船上的一切铁器包括已钉入船身的铁钉。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船队在各路神仙各种神力的佑助下，如期回到了启航地南京。
三宝老爷在听了蓝旗官的报告“大小宝船已经到了南京”后，一跃而起说道：“今日却也到了南京，这五七年间好担心也。”(42) 正副元帅即回朝进宫复命。万岁爷见之，龙颜大喜，问道：“去了多少年数？”(郑) 元帅奏道：“永乐七年出门，今是永乐十四年，去了七年有余。”(43)
综上所述，《西洋记》描写的一次下西洋的总行期是七年多，其中，去期是六年 (含在酆都国盘桓的时间)，回期是一年多点。这样，《西洋记》就把历次下西洋的实际行期 (最短不到一年，最长两年多)夸大了几倍。
对下西洋行程的夸大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向西航行了多远，离开中国(南京)有多远，最远到达了哪里 —— 这是一个在史学界有分歧的问题。不过，史学界的主流意见一般认为郑和船队分舟宗最远到了麻林 —— 今赤道以南、非洲东北部、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44)。地理界、地图界的主流意见一般也这样认为，只不过西行的最远处再往南靠一点，到了慢八撒 —— 即今肯尼亚的蒙巴萨(Mombasa)(45)。西方汉学界的主流意见一般也认那两地为最远点，如英国著名汉学家米尔斯的马欢《瀛涯胜览》英语注释本，所绘制的地图标示的郑和下西洋航线的最远处便为这两个地点。其中马林迪以北的航线都有表示支航线的点状线相连，但马林迪和蒙巴萨之间无点状线相连(46)。这就是说，西方汉学家的主流代表认为，郑和船队及分舟宗西航的最远点要么是马林迪，要么是蒙巴萨，要么在此两地之间。
我们就以最远的蒙巴萨为西航的终点，看看它离中国、离南京有多远。先说明一下，两个海港之间的航线路程自然是指最短的近乎直线的距离。倘若某船出于搜索、捕捞、旅游、采样等原因，走之字形路线从甲港到达乙港，它实际走过的路程必然大大多于近乎直线的距离。但人们不把它视为两港之间的航线距离，而只视为它的作业航程。据各种世界交通地图，从肯尼亚的南方邻国坦桑尼亚的首都海港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到广州的航海路线全程5,530海里(合10,242公里)(47)，从广州(港)到上海(港)的航 (海路) 线全长912海里(合1,689公里)(48)。南京不靠海，且基本上与上海在同一纬度区域 (偏北一点)。宁沪间很近，本可以不把它们之间的距离计入，但为了滴水不漏预防被诘难，便把它也计入。宁沪间的内河航线距离约为350公里(49)。肯尼亚的蒙巴萨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之间的航线距离，若走沿海航线，穿越奔巴海峡、桑给巴尔海峡，则航线长约400公里；若走外海，绕过桑给巴尔岛、奔巴岛，则长约450公里(50)。
这样一来，下西洋的最远处，或这最远处离中国、离南京有多远，就可以算出来了：即达穗间的距离减去蒙达间的距离加上穗沪间的距离再加上沪宁间的距离，其式子为：10,242公里－450公里+1,689公里+350公里＝11,831公里(合23,662市里)。这就是说，下西洋的船只最远走到离中国约两万(市)里的地方，离中国南京两万三千多(市)里的地方；或者说下西洋船只到达的最远(陆地) 地点距离中国有约两万里，离南京有两万三千多里。
但这个距离历来都被大大夸大了。记录下西洋的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如〈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是这样说的：“[⋯⋯] 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 (1405) 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历番国，[⋯⋯] 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51)《瀛涯胜览》也是这样讲的：“宝船到彼 (按，指古里国)，起建碑亭，立石云：‘(此) 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白皋闻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52) 即下西洋船只所到的地方最远的离中国 (离南京) 有十万余里。或者说，下西洋船队的单向行程或航程最远达到了十万余里。而且明里还比今里大一点，每里合572.4米(53)，而今市里合500米。故明代十万里相当于今天的十一万四千多(市)里(572.4×100000÷500=114,480)。所以，下西洋的亲身参与者和原始文献就已把下西洋的单向行程或航程夸张到四五倍或夸大了三四倍。
而罗懋登《西洋记》对下西洋单向行程—航程的描述首先是继承了这个被夸大了许多的说法。例如，在廷议下洋抚夷取宝，皇上请法僧国师、神道天师出山下洋公干时，圣上问道：“此去西洋有多少路程”?国师长老答道：“十万八千 (里) 有零。”(54) 下洋官兵征讨金眼国之役时期，有一次明军被该国三太子、番将哈里虎击败。郑和元帅要斩几个败军之将，王副元帅求情道：“[⋯⋯]只说我和你，这如今去国十万余里之外，杀之易，得之难。使功不如使过罢。”(55)金眼国败降后，番王被迫献上降书降表贡礼，负荆请罪，求得了赦免和原谅。拜辞时，郑和元帅警告道：“你今后再敢如此，[⋯⋯] 莫说你在十万里之外，就是在百万里之外，千万里之外，取你头如探囊取物。”(56) 到达祖法儿国后，有一次在参观礼拜寺时，马公公说道：“我们来路十万里之外，离家数年之久。到此名山宝刹，能无一言以纪绩乎？”(57) 在攻打银眼国期间，有一次战斗失利，王副元帅要斩败军之将耍狼牙棒的张柏等人，三宝老爷发话宽宥：“依法都该重治。只是念在十万里之外，又是用人之际，[⋯⋯] 姑容他们将功赎罪罢！”(58) 由上可见，书中第一种说法同于原始文献，讲下西洋的单向行程最远距离是十万余里。
然而《西洋记》的描述又是歧异矛盾的。罗懋登在此基础上又做进一步甚至进几步的夸大。例一，下洋舰队兵临木骨都束国时，番王召集群臣殿前廷议怎么应对，有的主和主降，有的主战。番总兵官云幕唓带头主战，他叫道：“我国于 (与) 南朝 (指明朝) 相隔有几十万里之远，今日无故加我以兵，[⋯⋯] 岂不束手待毙乎？”(59)例二，阿丹国兵败降服讲和后，双方首脑会面时番王说道：“二位元帅来此有几十万里之外，岂有这两三个月日的路程就到不得的 (按：指到最西边的天堂极乐之国)。”(60) 可知，罗懋登又把单向行程从十万余里夸大到几十万里。而在汉语里，三和上了三才能说几，故他起码把单向行程夸大到三十万里。这样一来，他和其书就把下西洋最大的单向行程约2.3万(市)里夸张到十三倍或夸大了十二倍。再考虑到明里稍大点，那起码也夸张到十四倍多或夸大了十三倍多。而且，这演义小说极度夸张的说法还影响到严肃的史书。茅元仪《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辑录《郑和航海图》时，他就作序说：“茅子曰：[⋯⋯] 明起于东，故文皇帝 (指明成祖) 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61)
第七回下半回“四路妖精尽扫图” ，三山道人绘画刻板。
对下西洋舰船队船只数量的夸大
需先说明一下，在航海实践中，一条船航行时，若独立行驶，不被搭载在大船上，也不被大船拖曳着前进，便算独立的一艘 (条、只) 船。
这是计算舰船队由多少条船组成的基本原则。那么下西洋舰船队的船只数量有多少艘呢。每次下洋可能有点差异，但大体上是很接近的，这从我们前面考证的下洋官兵水手每次大概都有2.7万多人得到傍证。但每次具体是多少艘船，一手原始资料文献的记载既不统一也不完整。比如，〈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称：“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62)〈瀛涯胜览·宝船与人员〉载“宝船六十三只”。 〈西洋番国志·自序〉曰：“乘驾宝船百艘，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63)《明史·郑和传》说：“造大舶，[⋯⋯]六十二(艘)(只比马欢所记少一艘)。”《殊域周咨录》则称：“(永乐) 七年，命中官郑和等赐其国 (指占城)，和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号 [⋯⋯]”(64)但实际上，郑和舰船队是由各种大中小船只组成的。它达到了两百来艘的庞大规模。首下西洋是用船最多的远航之一。史载：“太宗文皇帝命太监郑和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有余，海船二百(零)八艘，赏赐东南诸番，以通西洋 [⋯⋯ ] ”(65) 又载：“明永乐三年，太监郑和下西洋，海船二百( 零) 八艘集崇明。”(66)所以，下西洋的舰船队一般有两百来艘船。如此一来，平均每船载乘一百多人 (约111人)，也合常理。
而罗懋登《西洋记》对郑和下西洋舰船队的船只数量又做了许多夸大，而且仍是歧异矛盾不统一的。
第一种提法是宝船(或战船)千号。如舰船队到达西洋第一国金莲宝象国海域后，巡关小番田田向番总兵报告：“小的职掌巡关，只见沿海一带有宝船千号 [⋯⋯]”(67) 偶尔也说战船千号，如该国番王有一次说道，今有大明国“两个元帅，统领战船千号 [⋯⋯] 侵俺社稷”(68)。罗懋登在那些地方所说的宝船、战船，泛指下西洋抚夷取宝 (传国玉玺)、征讨降伏西洋各番国的海船 (战舰)。据排查统计，在上册五十回中，提到宝船 (或战船) 千号的地方有十六次，在下册五十回中，提到宝船千号有二十次，合计三十六次 (69)。
第八回下半回“遐迩率宾进贡图”， 三山道人绘画刻板。
第二种提法是宝船千余号和千百号。千百号可大致看成千余号。如“圣驾已到三叉河，[⋯⋯]只见千百号宝船排列如星”(70)。又如，夜不收道：“谢文彬诳言我们宝船一千余号，[⋯⋯] 沿途上不仁不义。”(71) 再如，“好好的一阵风，把千百号宝船，齐齐的打拢在山下来了”(72)。书中千余号 (千百号) 的提法共三次。
第三种提法是宝船一千五百余号。有一次国师长老道：“我和你(指郑和元帅)(率)宝船下洋共有一千五百余号 [⋯⋯]” (73) 又有一次，国师长老对东海龙王道：“我今领了南朝朱皇帝驾下宝船一千五百余号，[⋯⋯] 前往西洋抚夷取宝。”(74) 一千五百余号的提法共两次。
第四种提法是宝船几千号和百千万号。百千万号可大致看成几千号(因它是成百成千成万艘的意思)。如书中的〈铁锚歌〉曰：“噫巇乎，宝船兮百千万艘，征西兮功成唾手。”(75)金莲宝象国番总兵官占的里有一次禀告番王道：“小臣钦差巡逻哈密关，只见沿海一带，平白地到了战船几千号，[⋯⋯]”(76) 又如古俚国番王有一次讲大明国“有几千只船，[⋯⋯] 来下西洋”(77)。几千艘的提法共有三次。
第十七回下半回“铁锚厂真人施能图”， 三山道人绘画刻
第五种说法。在酝酿下西洋抚夷取宝之事期间，法僧国师曾向皇帝呈上了一个介绍西洋十八国和鬼国简况的类似地图的经折儿，又呈上一个需用多少官员、多少兵卒的经折儿，还呈上一个解答皇上“既是水路，虽则是个船只，还用多少？还是怎么样的制度”(78) 问题的经折儿。这实际是幅航海图。 “只见这个经折儿又是大青大绿的故事。青的画得(的)是山，绿的画的是海，海里画的是船，船又分得有个班数，每班又分得有个号数。”(79)据这个经折儿所画所写，计有宝船三十六号(80)，战船一百八十号(81)，坐船三百号，马船七百号，粮船二百四十号，五种类型共计一千四百五十六号船(82)。据这个解答了“过洋用的多少船只，怎么样儿制度”的问题，说清画清了用于下西洋的各型船只及其数量和下洋船队船只总数的经折儿，下西洋舰船队共有1456艘船。这样，便比实际船数多了六倍或相当于实际的船数的七倍。
第十九回上半回“白鳝精闹红江口图”， 三山道人绘画刻板。
综上所述，《西洋记》关于下洋船只的总数有一千艘、千余艘、一千四百余艘、一千五百余艘、几千艘五种说法。上千艘的说法比实际下洋舰船队的船只总数二百零八艘夸大了近四倍，千余艘的说法比实际上夸大了四倍，一千四百五十六艘的说法夸大了六倍，一千五百余艘的说法则比实际夸大了六七倍。几千是个虚数，但汉语中至少三千和三千以上才能说几千。就按最少的三千算，它也比实际夸大了十三、十四倍。
第九十六回上半回“摩伽鱼大张口图”， 三山道人绘画刻板。
对船锚、锚链、造船木料、船旗和桅杆数的夸大
下西洋的大宝船所用的船锚有多大、多重，史书没有明确细致的记载，只能依据有关史料进行相应的计量推算。据参加过下西洋的巩珍描述，郑和船队所用的铁锚“大者高八尺”，重约几千市斤，“其所乘之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83)。严从简则记甚至见过下西洋遗留下来的大铁锚。他称：
按《七修稿》载，淮安清江浦厂中草园地上，有銕(铁)锚数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物。相传永乐间三保大监下海所造。雨淋日炙，无点发之(锈)，视之真如银铸，光泽犹日用于世者。愚意此必良铁为之，故其色精莹如此。举一物之坚巨，而他物可推矣 [⋯⋯] (84)
宋应星还曾记述描画过明代制(大)铁锚的生产情况：“[⋯⋯] 锤法先成四爪，以次逐节接身。若千斤内外者，则架木为棚，多人立其上，共持铁链，再接锚身。[⋯⋯]盖炉锤之中，此物其最巨者。”(85) 宋氏书中所附的〈锤锚图〉，表现的是十五个人在两层楼的工棚内打造特大船锚的情形。其中七人站在二楼上，共手持七根铁链拉动翻转大铁锚；八个人站在地面，其中三人挥大锤锻打，四人用撬棍撬动，一人取筐中干细壁土频撒(86)。据此图，该特大锚约一人多高，或两米多高，或七八尺高。这与前面所引文献记载基本脗合。
这些下洋大宝船用的八九尺高的大铁锚本来已经够大了，它们已撑到了明代和封建时代手工业生产力的极限了。但罗懋登《西洋记》对此又做了夸大。按书中的说法，我们现在列表如下：
据此表可知，《西洋记》中最大的锚，全高为八丈一尺五寸(七丈三尺加八尺五寸)，比巩珍所说的“大者高八尺”夸大了九倍多，比严从简所说的“高八九尺”也夸大了七八倍。
在此说一下锚的形制简况。一般为。上面圆环(锚卸扣)为锚环，锚链绳便穿过此环。中间柱子为锚柱(锚干、杆)，下面平底为锚冠，侧面支臂为锚臂(一般四根)，锚臂尖端为锚爪。罗懋登所说的厅长七丈三尺，即指锚柱(干、杆)长七丈三尺；齿长三丈二尺指锚臂长(三丈二尺)；锚环高八尺五寸指锚环(锚卸扣)的外径长(八尺五寸)。顺便指出，《西洋记》中还透露了所用大铁锚的具体形制特点：“毛毛糙糙就过了一个月，只铸锚的还铸得有四个爪，打锚的只打得一个环。”(87) 由此可知下西洋的宝船用的是很常见的四爪锚， 与《天工开物》描绘的一样。
罗懋登书中没明说那些大铁锚要制作多少个，但书中交待了宝船队的船型和船数，大宝船三十六号，大型战船一百八十号，中型坐船三百号等等(88)。按内在逻辑联系，那一号特大船锚应该是配备特大宝船的，那二号很大船锚应是配备大型战船的，那三号较大船锚应是配备中型坐船的，而一艘船至少配两具锚，一般是船艏两侧各一具(也有配四具的，即船尾两侧也各一具)。书中也曾提到，造大锚的胡钉角曾说：“这个铁锚够用了，每船上尽你放上几根 [⋯⋯]”(89) 这显示每船配锚为两具至四具。设每艘至少配两具，那么那特大船锚也得造72个，很大船锚得造360个，较大船锚得造600个。汉语上了三才能说几。设每船配四具锚，那么所需的大船锚便还要翻倍。
这么多的锚，特别是楼房那么高大的锚(二十几米高，1丈=3.33米)，按明代乃至封建时代的手工业水准和能力根本造不出来。于是罗懋登创作出一个神人胡钉角，他一个人把这么大这么多的锚两月之内就造出来了。神道天师说破了他的身份：“他不是个凡人，而是上界左金童胡定教真人。”(90) 书中还歌曰：“下有真人胡钉钮，[⋯⋯] 且与天地共长久，为送宝船下西洋，铁锚厂里先下手。”(91) 以上所论充分证明当时根本没有那么大的锚，那么大的锚只能是神仙世界里的神话。
2010年8月5日笔者仔细参观了上海世界博览会船舶馆。在该馆旁边有棚的场地内，笔者见到了一个现代大铁锚。锚旁的说明铭牌写道：“此锚用于7.6万吨散装货船，重约六吨，锚杆(厅长)高3.5米。”这就是说，锚杆(厅长)一丈零五寸(350cm÷333cm=1.05丈) 的铁锚一般配备在七万多吨的巨轮上。我曾按郑和宝船的尺寸算出大宝船的吨位为四万多吨(后面还要论及)。这已经不太可能了。但《西洋记》中所描写的大锚，它的锚杆(厅长)达七丈三尺(92)，是这具大铁锚的七倍。以此类推，它所应配备的大船，当为几十万吨的超级巨轮 ——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了与这么大的锚相称，罗懋登也描写和夸大了锚链绳(或锚缆)。 “还要百十根棕缆，每根要吊桶样的粗笨，穿起锚的鼻头来，才归一统”(93)。试想，吊桶般粗的作锚链的绳子(棕缆)有多粗，其直径总得有一尺或一尺多吧。谁见过这么粗的绳子，中国古代出现过这么粗的绳子吗？答案是否定的。可以推论，历史上最粗的绳子恐怕只有杯子般粗，最多碗口般粗便撑到顶了。所以，《西洋记》把作锚链用的棕缆绳的粗细也相应地夸大了七八倍或好几倍。
由于《西洋记》把下西洋的船队的船只数量做了极大的夸大(夸大到1,456艘)，所以，相应地对造船的木料数量及大小(尺寸)也做了夸大。如说“过了工部大堂印信的皇木，大约有几千万多根，一根也没有了”(94)。 “须臾之际，只见水面上几千万根顶大木植随潮而来，直至宝(船)厂下。”(95)“只是那个皇木原是深山之中采来的，俱有十抱之围，年深久，性最坚硬。”(96) 我们先看看所谓“十抱之围”有多粗。一个人伸开两臂，伸直两手，两手中指之间的距离便为一抱。一抱基本上相当于人的身高。考虑到古人要稍矮点，我们设明人的平均身高为1.6米。一抱为1.6米，十抱便为16米，那么造宝船用的大皇木的直径便为5米(16米÷ =5米)，周围为16米。粗既然有5米，那长总得有50米吧，如(5m x 50m)，谁见过有这么粗大的树？即便有极个别的，那么能找出几千万棵来吗，能短时间内在中国的约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出那么多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例如，世界上出木材最多的树为鸡毛松，主要生长在海拔500-1000米的温湿、排水良好的山谷或山地中。鸡毛松是高大、圆直的树种，最高达45米，最大直径仅1.2米。树干很直，树身很圆，没有板根，极少凹凸。几个因素综合起来使得鸡毛松有最大的出木材量，堪称“万木之冠”(97)。
木料的多少在现代是按立方(米)计量。我们看这几千万根大皇木合计起来有多少立方。前面提过，汉语中三及其以上才能说几，因此我们就按下限算三千万根(大皇木)。设每根皇木皆为溜圆且笔直，那么每根大皇木的含木材量最多为 502.7立方米(R2h=3.1416x2.5mx50m=502.7m3)。就算每根为502立方米，那三千万根大皇木的总木材量为150亿立方米(502m3×30,000,000=15,060,000,000m3)。而中国今天年产木材量仅约8000万立方米。例如，2008年我国木材总产量为8,108万立方米(以下简称方)，系历史最高水准。其中，原木产量7,357万方，薪材产量751万方。 2008年全国锯材产量为2,841万方(98)。 2002年全世界木材总产量为33.8439亿方；其中工业用圆木产量为15.8772亿方，薪炭材产量为17.9667亿方 (99)。
由以上分析计算可知，今天全世界的木材年产量都才约34亿方，还抵不上造宝船队用木材量150亿方的零头。所以，《西洋记》把造下西洋船队的木料(材)用量又极大地夸大了。
《西洋记》还对宝船上挂的旗帜做了夸大，且前后牴牾。例如说，郑和元帅、王副元帅、神道天师、法僧国师分别乘坐的四艘大宝船，每艘船上都挂着一面十丈长的大旗(100)。既是旗帜，其长宽比总得有二比一吧。那样，十丈长的旗帜至少得有五丈宽。还有，连旗宽都有五丈，那旗杆也总得二十丈高吧 (见图)。谁见过这么大的旗帜和这么高的旗杆？中国古代出现过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所以，罗懋登讲述的旗帜大小及其所配套的旗杆比实际情况也夸大了许多。
如果说，以上对旗舰帅旗的夸大还在可理喻的范围内，以下对旗帜的夸大便不可理喻了。舰船队抵达西洋第一国金莲宝象国兵临城下时，该国王宫内“只见又有一个细作小番叫作区莲儿，跪着报导：是小番去打听来，打听得南来船上两个大元帅，坐着两号帅字船，就是山么样儿大，就有山来样大。扯着两杆‘帅’字旗号，就有数百丈高，就有数百丈阔”(101)。我们知道汉语中上了三或三以上才能说数。这里就算下限为三，那也是长宽各三百丈大的旗帜。这也太出格离谱了！有谁见过这么大的天文数字般尺寸的旗帜吗？现实生活中有过吗？可以说，古今中外五洲四洋，从来就没有过那么大的旗帜。所以，《西洋记》对大宝船挂的帅旗大小的夸大，到了登峰造极、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西洋记》所说用于下西洋的特大、大、中上、中、中下五种下洋之船，其船桅分别有九、八、七、六、五根(102)。在桅杆数量问题上，《西洋记》又做了较多夸大。因为在世界帆船史上，航海帆船从未有九桅的记录，在16世纪之前从未有超过五桅的船(103)。世界近现代也最多有五至七桅的记录，如1902年下水的德国普鲁森号五桅帆船，1902年下水的美国汤玛斯·劳森号七桅帆船(104)。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九桅的帆船。遍翻王冠伟编著的《中国古船图谱》(105)，杨槱着的《帆船史》，伦佐·罗西编著的《船舶的历史》等书，便会明白这点。因为找不到一幅描画了九桅帆船的古画(1840年以前)。而直接记载下西洋的《郑和航海图》，上面画的宝船只有三桅(这已是常识)，《天妃经》(《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上画的下洋宝船队的各宝船 (共五艘) 也只是三桅三帆(106)。 《郑和航海图》和《天妃经》上的宝船图被诸多论者反覆征引采用(107)。其实《西洋记》中处处有九，比如桅要九根，等待天神下凡要用九张椅子差台，郑和下西洋的经折儿要放到九龙金案上。故实际上“九”字已被当作一种极限的象征。罗懋登取最大的宝船为九桅，无非是想说明郑和宝船之大，不论其桅、锚、锚链、旗 (旗杆) 等都臻于极限。所以《西洋记》描写的大宝船的桅数大概是实际上的三倍，至少是两倍；其它型号的船上的桅数也大概是实际上的两倍或一倍多。
关于下洋宝船的大小与数量问题
以上我们逐一剖析了罗懋登《西洋记》对郑和下西洋规模的夸大，包括对下洋人数、航行日期、下洋行程、下洋船数、大船铁锚、大锚链绳、造船木料、旗舰帅旗、帅旗旗杆、宝船桅数的夸大，并论证了其夸大的程度或幅度很大，往往比实际夸大了几倍至几十倍。下面，我们讨论本文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比较敏感颇有争议的问题，即罗懋登《西洋记》描写的大宝船的大小 (或尺寸、或吨位)及其数量的问题，以便加深认识，廓清迷雾。
前面曾提到，在〈碧峰图西洋各国，朝廷选挂印将军〉这一回，法僧长老曾向皇帝呈上一个经折儿，经折儿里面还“画的是船，船又分得有个班数，每班又分得有个号数”。该经折儿讲清解答了“过洋用的多少船只，怎么样儿制度”的问题。而且该计划经御批照此付诸实行：“请下了金碧峰的宝船图样来，依样画葫芦。图上宝船有多少号数，就造成多少号数；图上每号有多少长，就造成多少长，图上每号有多少阔，就造成多少阔；图上每号怎么样的制度，就依他怎么样的制度”(108)。在“天地协合、鬼神效力”的情况下，在“天神助力”的形势下，尤其是在传说中的建筑工匠、木匠的祖师爷、春秋时的鲁班的神力帮助下，那么多那么大的船不到短短八个月(“不及八个月日”)便造好竣工了。正如这一回的题目：“宝船厂鲁班助力，铁锚厂真人施能”(109)。
下面我们制表看看《西洋记》所述的下洋船队的船只情况 (见下表)。
按罗懋登《西洋记》的描写，在那三十六艘特大船中，有四艘的内部结构、建筑、装修特别庞大复杂和富丽堂皇：
是那(哪)四号宝船不同？第一号是个帅府，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别有书房、公廨等类，都是用雕梁画栋，象鼻挑檐，挑檐上都按了铜丝罗网，不许禽鸟秽污。这是征西大元帅之府。第二号也是(和)帅府一样的 [⋯⋯]，这是征西副元帅之府。第三号是个碧峰禅寺，[⋯⋯]这是金碧峰受用的 [⋯⋯]。第四号是个天师府，[⋯⋯] 这是龙虎山张天师受用的。 (110)
把大元帅府、副元帅府、佛教禅寺、道教洞观搬上大宝船或在大宝船上建造这些建筑，那大宝船得有那么大(长44丈，宽18丈。缺型深，设深为9丈)才有可能。如果大宝船没有那么大，那么所描写的那四大建筑也就要大大缩水了，也就只能理解为小说家的创作、想像和虚构了。
那么，下西洋的大宝船(111) 有没有那么大那么多呢。一部分专家学者是全盘肯定力挺的，因为不仅罗懋登的《西洋记》那么说，其他一手原始文献也那么讲。如曾三下西洋的马欢的《瀛涯胜览》说：“宝船六十三只：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112)还有明谈迁的《国榷》(着于明末清初1621-1656年)，明顾起元的 (1565-1628) 的《客座赘语》，被证明是《瀛涯胜览》早期抄本的《三宝征夷集》，《郑和家谱》以及《明史·郑和传》等。它们之间当然也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如《明史》便说“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者六十二”(113)，其长度只少了四尺，船数只少了一艘，皆微不足道。在上述原始资料一手文献中，只有罗懋登 《西洋记》讲明了在六十二 (三) 艘特大宝船中，长四四丈(四尺)、宽十八丈、九桅的最大宝船为三十六艘。于是，肯定派便认为此说合理，那么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八桅的宝船便自然为二十六(或二十七)艘。这样，大宝船共有62-63艘也似乎合理合情一些了(114)。一部分专家学者是大部分肯定或部分肯定力挺的。他们认为那种特大号宝船 (长四四丈，宽十八丈，设深九丈，九桅) 的确出现过并下西洋抚了夷、取了宝，只不过没有那么多而已，或许只有十几或二十几艘(115)。部分肯定的学者指出，那么大的也有几艘，但只用于在长江或中国沿海航行，供皇帝等乘坐检阅巡视，没用于下洋抚夷取宝(116)。最近又有大部分肯定的新说，即认为那么大那么多的大宝船在最初下西洋时并没有，而是在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时出现的，并的确下洋抚夷取宝(117)。
自然也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对大宝船有那么大(那么多)持否定意见。否定派中最大最著名的代表便是杨槱院士(118)。我也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否定郑和大宝船有那么大 (那么多)(119)。这两篇文章的创新和特点在于：史载大宝船的尺寸只有长度、宽度，没有深度。我按造船法式和一般规则，把它定为至少深九丈 (即长44丈、宽18丈、深9丈)；尺寸是古代的度量法，吨位才是衡量船舶大小的现代度量法。按此尺寸，我计算出大宝船的吨位有四万多吨 (满载排水量)。第一篇从史学角度论证世界上从未有过这么大的木帆船，它造不出来。即便造出来了几艘，也不能下洋抚夷取宝，因为它会漏损、翻沉、折断、散架、解体、倾覆等。第二篇从考古文物遗迹角度，指出现存的文物、遗迹、考古发现均不能证明历史上有过那么大的木帆船。我这篇文章主要是研讨罗懋登的《西洋记》的，就从罗懋登《西洋记》这个新的角度再简单讨论一下这个老大难问题。
罗懋登不是造船技术员、工程师、设计师、工程家，但他是文人、学者、小说家。他在写作《西洋记》之前和之时必然要广泛搜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必然要深入体验生活、调查研究，必然要了解熟悉造船、航海、设计、施工等知识，掌握诸多常识，诸如用料、工期、造价等，他自然会有基本的计算，懂得相似形、按比例缩放、匹配、相称这些基本的原理。懂得他的小说要尽量地自圆其说互相照应。所以，他在他的小说中才讲述了那么多引人入胜、神奇浪漫的故事。要造出那么大那么多的船，就得耗用几千万根特大皇木(我已否定了，不可能找到那么大那么多的皇木)；要有那么大的船就得配那么大的锚，有那么大的锚就得有那么大的锚环，就得有那么粗大的锚链绳(我们也否定了，没有那么大的锚和绳)；在那么大的船上就应挂那么大的旗帜，就得立那么高的旗杆(我们也已否定了，世上没有那么大的旗和那么高的旗杆)。罗懋登还懂得，那么大的船要出海航行，就得有那么多的桅樯(九根)，挂那么多那么大的风帆。这样才能下海出洋，航行时才能保证有能驱动它正常前进行驶的风力(我在前面也予以了否定)。
总之，我们既然证实了《西洋记》所说的与大宝船的匹配相称配套的造船之木料、铁锚、锚链绳、旗帜、旗杆、桅杆数量、船舶数量都比历史实际夸大了许多，那么有一句古语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毛之不附，皮将焉存”。我们也就自然可以推论下西洋的大宝船远没有文献所载的那么大(长44丈、宽18丈、深9丈、4万多吨)。它只在历史文献中存在，在社会生活实践和下西洋的航海行动中并不存在。否定了特大宝船的存在，也自然否定了所谓大宝船上分别有大元帅府、副元帅府、国师禅寺、天师洞观及其建筑、结构等的存在，至少得大大缩水。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于特大宝船它为何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与历史实际脱节，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这里暂不做讨论。
电影电视是最讲究逼真的。 20世纪末的美国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中的道具泰坦尼克号轮船，便是根据历史上冰海沉船的灾难事件，按原船满载排水量4.6万多吨(120) 的75%的吨位，制造的一艘作为道具船的3.5万吨轮船。而中国的电视台曾于20世纪80年代播出过一部二十集大型电视连续剧《郑和》。其中的宝船看起来只有一千多吨，载员一百几十人。到了21世纪首十年，国家电视台又播出了一部五十九集大型电视连续剧《郑和下西洋》。剧中回避了大宝船的尺寸、大小、吨位问题。不过看得出编导的意图是倾向认可长宽深各44丈、18丈、9丈说法的。但问题是剧中从未出现过可以看出船的大小的中(距离)镜头，而只有近镜头、超近镜头或远镜头、超远镜头。如果有中镜头，比如特大船与小船、小艇、小舢板同时在一起；人登上特大船或走(爬)下特大船，换乘小艇登岸的镜头，那也至少能说明道具船中有过那么大的木帆船。所以说直到今天连道具船中也不存在那么大的木帆船，遑论六百年前的明代，遑论出现在下西洋的惊涛骇浪之中。
2010年暑假我游玩了上海世界博览会，仔细参观了规模特别宏大的船舶馆。在船舶馆的馆外有棚地面大厅场地上的“船史大道”上，一字排开放着六个大型玻璃柜，里面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各种有代表性的六艘木船模型，(121) 可惟独没有名气大得多的郑和下西洋的大宝船。这透露出造船界的工程师设计师们、航海界的船长大副水手们，凭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学养，也怀疑或不相信历史上有过那么大的木帆船，于是回避了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论证考辨了罗懋登《西洋记》对郑和下西洋规模的大幅度夸大，包括对下洋人数、航行日期、下洋航程、船只数量、造船木料、大船铁锚、铁锚链绳、船旗和旗杆、大船桅数的大幅度夸大。最后从新的角度谈了对史籍所载大宝船尺寸(大小、吨位)的怀疑和否定意见。我们当然不指望这篇文章就能终结有关的争论，但它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历史实际中的郑和下西洋及其规模，包括宝船大小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方法、理论和资料。总之，既如鲁迅先生之概括：“惟书则侈谈，怪异，专尚荒唐”，“所以仍然是神魔小说之流”(122)；也如季羡林先生之评论：《西洋记》一书是“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有的有所师承，有的凭空肊(臆)造”(123)。通读过《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两部明代小说的读者，再通读《西洋记》便会感到，它们仨都是有真实历史背景的神魔小说，其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的分别是唐僧取经、周文武伐商纣、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故事。所以，我们在把《西洋记》作为明代资料文献研究有关历史问题时，须注意吸取其合理、合情、有据、合逻辑的成分，扬弃其非理性、悖情、无据、荒诞、乖戾的成分。这样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124)，逐步逼近历史的实际。
[附识：文中各计算题曾请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2009级本科生2013级研究生张庭兰审核验算，特此鸣谢！ ]
【注】
(1) 该书成书于万历廿五年 (1597年)。以下简称《西洋记》。
(2) 《明史》卷304〈宦官·郑和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3) 《瀛涯胜览·宝船与人员》，万明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
(4) [明] 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纪录汇编》卷二百二，景明刻本。
(5) 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陆树仑、竺小华校点本，卷三第十五回。
(6) 《西洋记》卷三第十五回。
(7) 《西洋记》卷四第十六回。
(8) 《西洋记》卷四第十八回。
(9) 《西洋记》卷十三第六二回。
(10) 《西洋记》卷十三第六三回。
(11) 《西洋记》卷五第廿一回。
(12) 《西洋记》卷四第十九回。
(13) 《西洋记》卷六第廿八回。
(14) (15)《西洋记》卷五第廿二回。
(16)考虑到节省篇幅和文章的可读性，暂不把它们所在的卷数、回数、页码列出。其中第三十四回第444页说的是“战将一千余员，大兵百十余万”。
(17) 《西洋记》卷十九第九三回。
(18) 《西洋记》卷十三第六一回。
(19) (20) (21) (22) (23) (24)《明史）卷304〈宦官·郑和传〉。
(25) [明] 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纪录汇编》卷二百二。
(26) 《西洋记》卷十五第七五回，页970。
(27) 《西洋记》卷十七第八四回，页1089。
(28) (29)《西洋记》卷十八第八六回，页1113；页1114。
(30) 《西洋记》卷十八第八七回，页1123。
(31) 《西洋记》卷十九第九二回，页1189。
(32) (33) (34)《西洋记》卷十九第九三回，页1202。
(35) (36) (37)《西洋记》卷十九第九四回。
(38) (39) (40)《西洋记》卷十九第九五回。
(41) 见《西洋记》卷一第二回，卷三第十四回，卷五第廿一回。
(42) (43)《西洋记》卷二十第九九回。
(44) 见张传玺主编，张仁忠、王朝中、王援朝编：《中国古代史纲》(下)，隋唐明清 (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326-327，文字和地图。
(45) 见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绘：《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三十三图〈郑和下西洋图〉。
(46) cf. Ma Huan: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J.V.G.Mi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1, p.16 地图。
(47) 参见《世界各国地图册》，星球地图出版社，2005年，〈世界交通图〉（一）；《最新世界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世界交通图〉。
(48) 见《中国地图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3年，第22图〈广东省图〉。
(49) 见《中国地图册》第12图〈沪宁杭地区图〉。内河航线的航程不说海里只说公里。
(50) cf. The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 Comprehensive Edition,London, Times Books Limited, 1982, Plate 92, Africa,East.
(51)福建长乐天妃宫石碑〈天妃之神灵应记〉，剪伯赞、郑天挺总主编，傅衣凌分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991年印刷。
(52) [明] 马欢：《瀛涯胜览·古里国》，冯承钧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53)见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附录(五)〈中国历代亩积、里长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54) 《西洋记》卷三第十四回。
(55) 《西洋记》卷十三第六五回。
(56) 《西洋记》卷十四第六八回。
(57) 《西洋记》卷十六第七八回。
(58) 《西洋记》卷十七第八一回。
(59) 《西洋记》卷十五第七二回。
(60) 《西洋记》卷十八第八六回。
(61) 笔者自制《郑和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长条形连接性卷轴本，2005年。
(62) 〈天妃之神灵应记〉，载上引《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
(63) [明]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1982年印刷。
(64) [明]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占城〉，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65) 嘉靖《太仓州志》卷十〈杂志〉篇，天一阁明代方志选续编第二十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
(66) [明] 张蔚千编，清康熙雍正年重修：《崇明县志》卷十八〈杂志〉篇，全套三十册，刻本线装，出版社、地、时不详，四川大学藏。
(67) (68)《西洋记》卷五第廿二回。
(69) 为省篇幅，也为了可读性，暂不把这三十六次所在卷数、章回、页码列出，下同。
(70) 《西洋记》卷四第十八回。
(71) 《西洋记》卷七第三四回。
(72) 《西洋记》卷十四第六八回。
(73) 《西洋记》卷四第二十回。
(74) 《西洋记》卷五第廿一回。
(75) 《西洋记》卷四第十八回。
(76) 《西洋记》卷五第廿二回。
(77) 《西洋记》卷十三第六一回。
(78) 《西洋记》卷三第十五回。
(79) 《西洋记》卷三第十五回。
(80) 这里所说的宝船，不同于前述宝船千号的宝船，而是专指特大型海船。
(81) 这里所说的战船不同于前述“战船千号”的战船，而是专指主要用于作战的大中型战舰。
(82) 《西洋记》卷三第十五回。
(83) [明]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
(84) [明]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南蛮·占城〉。
(85)[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锤锻〉，《传世藏书·子库·科技卷》，海口：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7年版。
(86) 见《天工开物》卷中〈锤锻〉附“锤锚图”。
(87) 《西洋记》卷四第十七回。
(88) 《西洋记》卷三第十五回。
(89) (90) (91)《西洋记》卷四第十八回。
(92) 明代的营造尺、量地尺，裁衣尺分别合今31.8cm、32.7cm、34.0cm (见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附录（一）〈中国历代尺度演变表〉)，平均32.8cm，只比今尺33.3cm短0.5cm。故基本可忽略不计。
(93) 《西洋记》卷四第十七回。
(94) (95) (96)《西洋记》卷四第十六回。
(97) 参《世界之最》第1册，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2年版，页90。
(98) 参〈2008年我国木材产量增长16.22%〉，“中国木业资源网”，www.Edwood.cn,2010-09-07查阅。
(99) 参〈世界林业发展概况〉，“中国木材保护网”，www.cwp.org.cn,2010-09-07查阅。
(100) 见《西洋记》卷四第十八回。
(101) 《西洋记》卷五第二二回。
(102) 见《西洋记》卷三第十五回，下面还要制表论述。
(103) 参韩胜宝：《郑和之路》，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页49。
(104) 见 (意) 伦佐·罗西：《船舶的历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59。
(105) 参王冠伟编著：《中国古船图谱》，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106) 该文献附有卷首插图的明抄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善本室，我曾亲见。
(107) 我也在〈从考古文物实验辨析郑和宝船的吨位〉一文 (《华夏考古》2005年第4期)，中采用过这两幅图。
(108) (110)《西洋记》卷四第十六回。
(109) 《西洋记》卷四第十七回。
(111) 现在特指那36艘大宝船，因为其他的四班四型船的总数量我们在前面已确证它们被极大地夸大了。
(112) 《瀛涯胜览·宝船与人员》。
(113) 《明史》卷304〈宦官·郑和传〉。
(114) 如陈延杭：〈郑和宝船的长宽尺寸论证〉，《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持这一观点的论著不少，可参朱鉴秋主编：《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1904-200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
(115) 如席龙飞：〈郑和宝船的文献文物依据〉，《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席氏原话为：“这六十二艘船既有大者、中者，也应有小者在内。”页482。
(116) 如郑明〈大号宝船与二千料海船在郑和下西洋舟师中之关系考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
(117) 参席龙飞：〈大型郑和宝船的存在及其出现的年代探析〉，《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18) 杨槱的有关论著颇多，如《帆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66、页88等。有兴趣者可参朱鉴秋主编的《资料索引》。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119) 张箭：〈郑和宝船实际吨位探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从考古文物实验辨析郑和宝船的吨位〉，《华夏考古》2005年第4期。
(120) cf.G.J.Marcus: Titanic,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Chicago, 1980s, Vol.26, p.285.
(121)第一艘是距今1400年的沙船；第二艘是福建丹阳船（福船）；第三艘是〈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汴河客船；第四艘是1846年建成的稽英号木帆船；第五艘是洋务派1864年造出的第一艘木壳蒸汽动力明轮黄鹄号；第六艘是1868年建成的第一艘木壳蒸汽动力明轮军舰惠吉号。
(12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页177，页337。
(123) 季羡林：〈新版序〉，《西洋记》卷首。
(12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970年印刷，页164。
* 张箭，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成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受“九八五”三期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民族创新基地”资助。
东航MU5735——被国家安全“封印”的空难真相
前言：被“冻结”的真相
在民航史上，时间通常是真相的盟友。随着残骸的拼接和黑匣子数据的解码，真相往往会浮出水面。然而，发生在2022年3月21日的东航MU5735空难，却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黑洞”。
2025年中期，当中国民航局（CAAC）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开最终调查报告时，这场悲剧的性质已经从一场技术灾难转向了一场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
第一章：物理数据的“背叛”
2022年3月21日下午，梧州莫埌村的村民目睹了物理学上极其罕见的一幕：一架波音737-800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刺入山林。
1. 自动驾驶与人为干预的博弈
根据国际调查组（含NTSB与波音技术人员）流出的初步研判，MU5735在坠毁前表现出了极高的“受控倾向”。
巡航高度的突变： 飞机在29,100英尺高度平稳飞行时，突然开始俯冲。专业飞行员指出，若非飞行控制系统遭遇极端故障（如水平安定面失控），飞机绝不会展现出如此完美的“垂直弹道”。
黑匣子的无声告白： 华盛顿实验室提取的数据显示，升降舵（Elevators）曾接收到剧烈的下推指令。这意味着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有人在驾驶舱内竭尽全力地让飞机加速撞向地面。
2. “消失”的五号位通话
在坠落的120秒内，广州区调曾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东方5735”，但频道内只有令人绝望的寂静。这种“无线电静默”与2015年德国之翼9525空难（飞行员卢比茨自杀案）表现出的特征惊人一致：拒绝沟通，拒绝挽救，拒绝生还。
第二章：调查报告的“长征”与噤声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Annex 13），空难发生后一年内应发布中期报告，直至最终报告出炉。但MU5735的报告轨迹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递减效应”。
1. 官方话语的策略性收缩
2022-2023年： 官方强调“由于撞击猛烈，残骸识别难度大”，这在技术上尚能服众。
2024年： 二周年通报几乎完全隐去了技术细节，不再提及黑匣子数据修复进度。
2025年： 当家属和律师试图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查看调查报告时，得到的回复是：“该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公开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稳定。”
2. 中美民航合作的裂痕
MU5735发生在中美关系复杂的背景下。美方（NTSB）作为器械制造国的代表，拥有最原始的数据解读权。然而，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中美调查组在“事故定性”上存在巨大分歧：美方倾向于发布“人为因素”导致的故意撞击结论；而中方则坚持需要更多时间验证是否存在极其罕见的系统性机械故障。
第三章：家属——被隔离的哀悼者与维权者
在深度调查中，我们接触到了多位不愿具名的家属。他们的痛楚在过去四年中，被一种高效且冰冷的“维稳机制”小心地包裹起来。
1. “一对一”的关怀与监控
空难发生后，每户家属都配备了一个由政府人员、心理咨询师和东航员工组成的“工作组”。
软性隔离： 这种模式虽然解决了初期的生活需求，但也切断了家属之间的横向联系。一位家属告诉记者：“我们甚至不知道其他131个家庭在想什么，因为我们被要求不要擅自联系。”
网络消音： 在清明节或周年祭时，家属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祭奠视频常因“含有敏感内容”被限制流量或直接删除。
2. 法律赔偿的死胡同
国内诉讼之难： 在没有官方“定性报告”的前提下，法院往往不予立案。若定性为“机械故障”，赔偿额受限于中国民航的限额标准；若定性为“人为故意”，家属本可申请惩罚性赔偿，但这将直接冲击东航的品牌乃至中国民航的安全信誉。
赴美起诉的挫败： 部分家属曾尝试在美国芝加哥（波音总部所在地）提起诉讼。但波音公司利用“方便法庭原则”（Forum Non Conveniens）申请将案件移回中国，理由是事故发生地和主要证据均在中国。
3. 《蒙特利尔公约》下的“无限额赔偿”博弈
在民航索赔领域，《蒙特利尔公约》（下称《公约》）是家属维权的核心武器。中国和美国均为签约国，但“事故定性”直接决定了赔偿金的量级。
1. 赔偿限额的“天花板”与“突破口”
第一梯队赔偿（严格责任）： 无论航空公司是否有错，只要发生伤亡，家属即可获得约12.8万特别提款权（约120-150万人民币）的赔偿。
第二梯队赔偿（无限额责任）： 如果家属能证明空难是由于航空公司的过失、疏忽或故意不当行为造成的，则赔偿无上限。
2. “人为故意”的法律死穴
如果MU5735最终被定性为“飞行员蓄意自杀”，法律定性将发生质变：
对东航的毁灭性打击： 蓄意撞机属于最高级别的“管理失职”。家属有权在美国或中国法院提起惩罚性赔偿，金额可能高达数千万美金/人。这也是为何官方调查报告在“人为因素”上极其谨慎——一旦承认，东航将面临破产级别的法理赔付压力。
举证责任的倒置： 在公约下，若要免除第二梯队的无限赔偿，航空公司必须证明自己“完全没有过失”。但在飞行员心理筛查、驾驶舱监管（如双人值守制度）是否存在漏洞上，东航目前无法自证清白。
第四章：社会学视野下的“真相封印”
MU5735为何不能像大连5·7空难（张丕林纵火案）那样公开定性？
民航安全神话： 中国民航曾保持了超过一亿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承认飞行员蓄意自杀，将对整个行业的政绩和公众信心造成毁灭性打击。
机组管理的漏洞： 深度调查显示，疫情期间民航从业者普遍面临收入锐减、高强度隔离和心理压力。若证实是心理崩溃导致的报复社会，将引发对当时防疫政策和民航管理制度的深度问责。
结语：为了不再坠落的纪念
作为调查记者，我们记录下的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还有132个破碎的家庭在黑暗中摸索真相的过程。
目前，真相被封锁在广西梧州的那片山林残骸和华盛顿的机密硬盘中。 如果没有透明的调查报告，航空安全的闭环就永远无法完成。
2026年2月7日星期六
追赶的真正难点，不在技术本身
刷到个问题：按照马斯克星链这个态势，我们是不是又错过了？
围绕这个问题，各种声音都有。
有人认真列数据、算成本，科普 SpaceX 的单公斤入轨成本已经压到什么程度，我国目前在什么水位，轨道资源和频谱资源的「先占先得」规则意味着什么。
有人从决策机制、风险文化、路径依赖的角度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这类观点通常比较敏感，但确实触及了一些深层的东西。
有人比较乐观，举出电动车、无人机、扫地机器人这些后来居上的例子，认为追赶只是时间问题。
也有人质疑星链被过度神话了，室内没信号、雨衰严重、速度也就 3G 水平，不可能取代地面网络。
还有一种声音带着疏离的调侃，说「从未上路何谈错过」「与普通人无关」。
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大家要么在讨论「差距有多大」，要么在讨论「能不能追上」，但很少有人认真追问一个更前置的问题：当我们说「错过」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
1876 年，贝尔发明电话。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拥有最发达的电报网络，全球海底电缆的三分之二都是英国铺设的。按理说，电话这种东西，英国应该最有优势对吧？
结果呢？电话在美国爆发了，英国却落后了。为什么？因为英国的邮政系统太强大了，既得利益太深厚了。英国邮政把电话视为对电报业务的威胁，用各种政策限制民间电话公司的发展。等英国反应过来的时候，美国的贝尔公司已经成了巨无霸。
但你能说英国「错过」了电话吗？
问题往往是多维度的，很难用一个词概括。因为英国当时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电话本身，而是一整套既有体系的惯性。如果英国当时强行推电话，它需要打破邮政系统的垄断，需要重新分配利益，需要面对大量现有从业者的反对。这些成本是隐性的，但真实存在的。
所以「错过」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追究「该做的没做」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系统如何演化」的问题。哲学一点的讲法叫「发生学」机制。
回到星链。
回顾 SpaceX 这些年的发展脉络。有些数据令人印象深刻：
2025 年，SpaceX 完成了 165 次轨道发射加上 5 次星舰测试飞行，占全球商业发射的 70% 以上。猎鹰 9 号已经完成超过 500 次着陆复飞。星链在轨卫星超过 9000 颗，占全球低轨卫星的 66%。公司估值据说已经逼近万亿美元，可能在 2026 年进行史上最大的 IPO。
同期中国的数据是：2025 年全年发射 92 次，也创了历史新高。两款可回收火箭「朱雀三号」和「长征十二号甲」都完成了首飞入轨，但回收试验都没有成功。两大「万星星座」的在轨卫星数量，只占远期规划的 1% 左右。
如果只看这些数字，差距确实是明显的。但我想说的是，数字只是表象，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数字背后的东西。
SpaceX 成功的核心是什么？很多人会说「可回收火箭」「猛禽发动机」「垂直整合」，这些都对，但还不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我认为是一整套鼓励和保障创新的试错机制。
SpaceX 从 2002 年成立到 2008 年第一次成功入轨，失败了三次。猎鹰 9 号的回收从 2013 年开始尝试，失败了很多次，直到 2015 年才首次成功。星舰到现在试飞了 11 次，5 次失败，6 次成功。刚刚过去的 2025 年试了 5 次，3 次丢了飞船。
假设给马斯克换一个环境，那么这种失败率也许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当然，这里不是要批评谁，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在不同的容错结构下，失败的代价是不一样的。
在 SpaceX，火箭炸了就炸了，复盘、改进、再来。股东可以接受，因为他们投的就是高风险高回报。员工可以接受，因为这是硅谷文化的一部分。NASA 也可以接受，因为他们作为甲方，乐见商业航天降低成本。
但在另一种结构下，几次失败就可能意味着项目彻底下马，可能意味着主管官员被问责，可能意味着整个技术路线被否定。这种情况下，理性的选择是什么？是保守，是求稳，是追求「一次成功」。
这不是对错问题，是人在不同环境下就会做出不同选择的问题。
很多人讨论星链，着眼点都在通信技术本身：能不能取代 5G，速度快不快，信号稳不稳。这些讨论都没问题，但可能忽略了一个更大的图景。
星链对于 SpaceX 来说，首先是一个需求制造器。
你想想看，全球每年的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有多少？撑死了几百颗。这么点需求，养不活一个需要快速迭代的火箭公司。但如果你自己就是最大的需求方呢？如果你计划发射几万颗卫星呢？那你的火箭就可以一周发两三次，就可以不断积累飞行数据，就可以快速验证新设计。
这是一个左脚踩右脚的闭环：卫星需要火箭，火箭需要卫星。
这个闭环一旦形成，就会产生飞轮效应。发射越多，成本越低；成本越低，发射越多。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作用，竞争对手越来越难以进入。
所以当有些人说「星链商业模式存疑」「潜在用户数不够」的时候，可能忽视了这一层。盈利与否固然重要，但对 SpaceX 来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自造需求、自我供给、自我迭代的循环。这个循环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应一下那种乐观的观点。
电动车、无人机、光伏这些领域，我国确实实现了后来居上。这是事实，也是值得骄傲的成就。但我们需要诚实地问一个问题：这些领域的追赶逻辑，能平移到航天领域吗？
我认为不完全能。原因有几点：
第一，航天的试错成本极高。
电动车的迭代周期可以压到两年，一个车型失败了大不了停产换代。但火箭不行。一枚中型火箭的研发周期动辄五年以上，一次发射失败损失几个亿，更别说可能附带的政治代价。这意味着航天领域的试错次数天然就少于其他制造业。
第二，航天存在「轨道先占」这个物理约束。
电动车没有人说「特斯拉把路占完了你就没路走」，但低轨卫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是先申报先占用，物理上轨道高度和倾角是有限的，信号频段是有限的。这不是市场竞争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稀缺性的问题。
第三，航天的技术迭代具有强路径依赖性。
猎鹰 9 号飞了 500 多次，意味着 SpaceX 积累了 500 多次的飞行数据。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次真实环境的测试，这些数据是无法靠地面模拟替代的。这种数据积累本身就是壁垒。你可以很快造出一枚类似的火箭，但你没有办法很快积累同样规模的飞行验证数据。
说这些，不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而是想说：每个领域有每个领域自己的规律和路径，一码归一码。
但话说回来，有人说「彻底错过、没救了」，也不至于。
首先，「错过」这个词暗含着一个假设：存在一条唯一正确的路，我们没走那条路，就完蛋了。但历史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2008 年的时候，有多少人能看清 SpaceX 会成功？别说外界，就连 NASA 内部都有大量怀疑的声音。可回收火箭这条路，当时的主流看法是不经济、不可行的。SpaceX 能走通，除了马斯克本人的坚持，还有一系列偶然因素的配合：2008 年第四次发射刚好成功，不然就破产了；NASA 及时给了 COTS 合同续命；金融危机后火箭发射市场格局松动。
事后看起来必然的事情，当时都是偶然。
其次，我们需要区分「暂时落后」和「结构性出局」。
暂时落后的意思是：同一条赛道上，你跑得慢一点，但赛道还在，规则没变。结构性出局的意思是：游戏规则变了，你被排除在外了。
航天领域目前是什么状态？我们大部分是暂时落后，但有一小部分开始显现结构性出局的风险。
暂时落后的部分包括：可回收火箭技术、发射频次、成本控制。这些东西追起来难，但理论上是可追的。朱雀三号和长征十二号甲虽然回收失败了，但入轨成功了，这说明技术路径是对的，只是需要更多迭代。我国的制造业底子在那里，一旦技术路线验证完成，产能起来会很快。
但有一个部分是真正值得担忧的，就是轨道和频谱资源的先占效应。
低轨卫星的黄金轨道高度大概在 480 到 550 公里之间，这个高度阻力适中、寿命合理、通信延迟可接受。这个区间能容纳的卫星数量是有上限的，不是你想放多少就放多少。SpaceX 已经占了 9000 多颗，而且还在以每年几千颗的速度增加。中国的星网和千帆加起来在轨才一两百颗。
这不是技术差距，这是物理空间的挤占。
频谱也是一样的道理。Ka 波段、Ku 波段这些适合卫星通信的频段是有限的，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则是先申报先协调。后来者不是不能用，但需要跟先占者「协调」，实际操作中就是你得避让他，你得消耗更多燃料来规避碰撞风险。
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地方。不是技术追不上，是空间被占完了。
那怎么办呢？
我啥也不是，不可能像专家一样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可以分享几个思考的角度。
首先，再次重复上面说过的，可以不用「错过」的框架来理解问题。
「错过」暗示有一个最优路线，你没走就完了。但真实世界比这复杂得多。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一样，制度约束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不一样。美国当年大力支持商业航天，有它的原因：航天飞机退役后没有自主载人能力，需要借助商业力量填补空白。我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神舟飞船一直在正常运作。
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做出不同的选择，不一定就是「错过」。可能只是「另一条路」。
当然，这条路后来证明代价比预想的高，那是另一个问题。
其次，关注机制而不是具体项目。
很多讨论都在比较「星链 vs 千帆」「猎鹰 9 号 vs 长征十二号」，这些比较有意义，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产生 SpaceX 的那套机制，能不能被复制或创造出来？
这套机制的核心，是高风险资本愿意进入、失败被容忍甚至被期待、人才可以自由流动、监管为创新让路。这些东西比任何具体技术都重要。
可喜的一面是，2025 年我国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变化。商业航天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了，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了，科创板对商业火箭企业开放第五套上市标准了，蓝箭航天的 IPO 申请也受理了。这些都是信号。
当然，信号能否转换成现实，要看后续的执行。但至少方向是对的。
还有就是，承认有些东西真的会失去。
每个人都有损失厌恶，但我认为实事求是比自我安慰更重要。
低轨道的黄金位置是有限的。频谱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别人先占了，你后面再怎么努力，也拿不回来。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是物理学的问题。
承认这一点，不是消极，而是面对现实。只有面对了，才能想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办。
比如，既然低轨的好位置被占得差不多了，那中轨道呢？高轨道呢？有没有其他技术路线可以绕开这个约束？激光通信、太赫兹频段、更小型化的卫星，有没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我不是专业人士，也没深入研究过，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但我知道，只有先承认问题存在，才能开始寻找解法。
最后再想说一点题外的话。
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讨论，背后其实不只是航天，而是一种更普遍的焦虑：我们是不是在某些关键领域掉队了？我们还能追上吗？如果追不上怎么办？
这种焦虑是真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让很多人习惯了「一定能追上」「一定能超过」的叙事，突然发现在某些领域可能真的有差距、而且差距可能会持续很久，心理上会不适应。
但我们也要明白，一个成熟的社会，不是没有焦虑，而是能正视焦虑。
历史上每个大国都有过落后的时候，也都有过领先的时候。英国在 18 世纪领先，19 世纪末被美国和德国追上。美国在 20 世纪初领先，1957 年被苏联的斯普特尼克震惊。日本在 80 年代看起来要买下全世界，然后失落了三十年。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些起起落落，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都是非常正常的。
没有谁天然应该永远领先，也没有谁天然应该永远落后。
关键是，当你发现自己落后的时候，你做什么？是否认差距、自我安慰？是情绪崩溃、自暴自弃？还是冷静分析、找到机会、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路？
我希望是第三种。
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最后做个总结。
如果「错过」指的是「失去了第一波高速发展红利期」，那确实错过了。SpaceX 在可回收火箭、发射频次、成本控制、轨道占用方面建立的领先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抹平的。
如果「错过」指的是「永久出局、再无机会」，那还没到那个程度。技术是可追的，制度是可改的，资源虽然有限但不是完全没有空间。
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错过」，而是「接下来怎么办」。
这需要诚实面对差距，需要理解差距背后的机制原因，需要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追赶路径，需要给创新者更多的试错空间，需要构建更完备的风险投资市场，而不是动不动就逼着人签「对赌协议」，从而用机制提升对失败的容忍度，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探索和创新。
说到「对赌协议」，这几天闹得很凶的罗永浩和贾国龙事件，也和「对赌协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他们俩都是「对赌协议」的受害者。
所以说，要更多关注机制和环境，因为这比「我们有没有错过」某个具体的机会更为重要影响也更深远。
二十年前，我们仰望星空时想的是「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空间站」。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为什么比 SpaceX 慢了」。
这个问题本身的变化，就是一种进步。它说明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才有资格看见更远处的山峰。
一时落后说明不了什么，但我们必须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星辰大海」是个美好的词。但火箭这东西，从来都是在不断的爆炸声中，才越载越重，越飞越远的。
来源：公众号：你啥也不是
抄袭者更容易进体制内，晋升也更快——一项基于50万篇中国学位论文的研究
文/青苗法鸣
编者按：本文研究了硕、博学位论文抄袭行为者的后续发展。得出的结论为：在统计学意义上，学位论文中抄袭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入职公共部门，并在体制内晋升得更快。与本文研究目的相一致，编者选取本文发布的理由不在于评判。另外，也不在于鼓励抄袭，因为本文的研究存在数据未具体列举、重复率与抄袭之间如何定义的局限；以及对抄袭者研究的另一要素：职业寿命长短；还有随着查重技术提升、查重甚至可回溯更早期文章的此种变量对职业影响的局限。那么，编者发布此文的理由则在于：怀揣好奇心对现象作了解，并分享此文以供读者思考。
原文标题：《抄袭者更容易进体制内，晋升也更快 | 一项基于50万篇中国学位论文的研究》。
文章来源：本文转载自“知社学术圈”。
目录：
一、51.2万篇硕博学位论文，抄袭高度普遍
二、论文重复率高就意味着不诚信吗？
三、研究核心：抄袭者更容易进体制内、晋升也更快
四、“曾抄袭”法官的判决倾向性
五、“溢出效应”
六、补充说明
知社编后记
参考文献
近日，一项研究对中国硕、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抄袭行为进行了追踪分析，并得出结论称：在统计意义上，学位论文中抄袭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入职公共部门，并在体制内晋升得更快；此外，该研究还针对司法系统提出了进一步结论，称这类人如果担任法官，更容易在判决中偏向更强势一方的当事人。
这项研究的亮点在于，它并非依赖态度问卷或主观评价，而是直接回溯已经发生过的学术不端行为，并将其与毕业生后续的职业去向、晋升轨迹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一一对应。正是在这种“从行为到结果”的追踪设计下，研究从多个维度观察到了结论现象。研究似乎在制度层面发问：当不诚实行为在学位授予等关键节点上未被筛除，它是否会沿着组织与权力结构持续积累，甚至一路放大其影响？
该研究由刘庄（John Zhuang Liu）、彭文威（Wenwei Peng）、王绍达（Shaoda Wang） 合作完成，目前以 working paper 形式流传，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亦未正式发表。公开信息显示，彭文威将于 1 月 13 日 在香港大学就该研究进行报告。笔者尝试在不引入额外判断的前提下，对该研究的研究思路与主要发现进行整体介绍。
这项研究的起点其实很简单，甚至有点“扎心”。即：那些在学位论文中抄袭的人，后来都去哪了？
不少研究生在撰写硕博士论文时，都会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试探规则的边界，尝试在论文中掺杂抄袭内容。但是，当这种侥幸真的得以侥幸过关，其学术不端行为带来的影响，真的就会止步于学生时代吗？还是说，它会在之后的求职、晋升乃至掌权过程中，以更隐蔽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
追问这一问题时，研究者没有依赖问卷或访谈，而是走了一条更直接的道路：不听表态，只看行为，去看抄袭者在接下来的道路中实际做了什么。
一、51.2万篇硕博学位论文，抄袭高度普遍
研究生学位论文这个切入口，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极为关键、规则明确、后果清晰的制度节点。对于学位论文而言，抄不抄、怎么抄，从来不是模糊地带；一旦被认定违规，学位、前途都可能不保。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认为：在这一环节选择越界，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信号意义——它不太可能是一时疏忽，而更可能代表当事人在高风险制度约束下作出的真实选择。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再合适不过。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研究团队利用中国知网的官方抄袭检测系统，对50万篇公开可获取的硕士、博士论文进行了系统性查重扫描。该查重并非粗略的关键词比对，而是逐行将论文文本与知网庞大的既有文献库进行匹配。算法能够识别直接复制的抄袭，也能识别改写、拼接等形式的抄袭，还能尽量排除规范引用带来的误判。最终，每一篇论文都被转化为一组量化指标，反映其整体抄袭程度以及抄袭集中在哪些部分。
查重结果显示，在CNKI抄袭检测系统处理的这512366 篇学位论文中，平均重复率为7.7%。该数值是 CNKI 查重系统给51.2万篇学位论文查重后，对所有重复率取平均后的结果。研究人员表示，该统计结果表明，抄袭在中国研究生学位获得者中具有高度普遍性。
二、论文重复率高就意味着不诚信吗？
有人质疑：论文重复率高有没有可能只是因为学术能力不足，或写作训练不充分，而未必一定意味着品行上的不诚实。为回应这一质疑，研究人员专门设计了相对独立的行为验证实验。
验证实验在一次真实的招聘流程中展开。参与者是数百名应聘者。招聘过程中，参与者被要求提交自己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名义上是用于核查其学术能力；然后这些论文被统一进行查重检测。参与者接着被安排进行后续实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调查，主要询问参与者对不诚实行为的态度，例如是否认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说谎是可以接受的”，以及对代写论文等行为的接受程度。
第二部分则是一个带有金钱激励的行为实验。实验要求参与者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掷骰子十次，并自行上报其中出现“六点”的次数；次数越高，奖励越高。由于掷骰过程无人监督，撒谎与否全凭参与者自觉。但在统计意义上，如果某些人报告出明显高于概率水平的结果，就意味着更高的不诚实行为倾向。
该实验结果显示，学位论文重复率越高的个体，在掷骰实验中越容易报告出异常的高收益的结果。而且这一相关性在控制了性别、学历以及多种性格特质之后依然显著。与此相反，问卷中关于不诚实行为的态度回答，则与论文重复率高低之间不存在显著联系。
研究者据此认为，学位论文中的重复率高低，和参与者在无人监管下的诚实倾向有所关联，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个体诚实倾向的一个现实指标。这一结果为下文核心部分的论证奠定了前提。
三、研究核心：抄袭者更容易进体制内、晋升也更快
下面这部分是论文的核心点之一，即毕业生的学位论文重复率与其后续是否进入公共部门以及其在单位内晋升速度的关系。
首先，作者以2014 年至 2022 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及录用的公开名单作为原始样本，约得到34万人的样本。为避免同名误配等系统性偏差，又剔除了出现频率最高的部分常见姓名，仅保留姓名与毕业院校能够形成唯一匹配、且毕业时间早于公务员考试年份的个体；所有存在多重匹配可能的样本均被直接排除。在这样保守的数据处理下，研究人员只得到约6万名可以准确匹配其硕士或博士论文的公共部门从业者（以下均用此称呼）样本。
在比较方式上，研究并未将公共部门从业者与所有未进入体制的人的学位论文重复率进行简单对比，而是采用了更严格的同届对照设计。对于每一位进入公共部门的毕业生，研究者都从同一所高校、同一专业、同一毕业年份的学生中，随机抽取其同学作为对照组，并对两组人的学位论文分别进行查重检测。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令被比较的个体在教育背景、培养环境和毕业时间上高度一致，从而更纯粹的看出重复率差异和职业去向之间的联系。
由此对比发现，毕业后进入公共部门就业的人群，其学位论文重复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具体而言，相较于同校同专业同届的同学，公共部门从业者的论文重复率平均高出约1.2个百分点。参照之前得出的总样本的平均重复率水平（7.7%），这一差异相当于近15%的相对增幅。研究者强调，这一结果在控制了性别、民族背景、是否获得国家奖学金等变量后依然稳健，并在不同年份和不同类型高校中反复观察到。
通常而言，学位论文中的抄袭也存在不同程度之分。对文献综述、研究背景等非核心部分的抄袭虽然同样违规，但往往被视作程度较轻；而在理论框架、支撑性证据和结论等论文核心部分出现抄袭，则被普遍认为性质严重。基于这一常见区分，研究人员进一步细分了论文核心、非核心部分维度，意图弄清楚公共部门从业者高出来的这部分重复率主要集中在哪部分。
结果，当仅以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进行查重分析时，公共部门从业者的论文重复率竟然上升得更加明显。因此，这种重复率的异常就不能以不熟悉学术规范为理由搪塞，而更应当归结为实质性的学术诚信问题。
核心部分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抄袭程度高的毕业生在进入体制后的晋升速度问题。
作者利用依法公开的任职与晋升公告，构建了公共部门从业者入职后的职业轨迹数据，并重点关注个体在入职第五年时所达到的职务层级。为减少制度差异带来的干扰，研究将比较限定在同一政府单位、同一入职年份的公务员内部，从而确保被比较者在任职年限、组织环境和晋升规则上背景接近。
结果显示，在入职后的前五年内，学位论文重复率较高的公共部门从业者，其晋升速度平均快9%—15%。这一关联在进一步控制了性别、毕业院校层级、专业背景、学历层次等因素后依然存在，并在多个公共部门分支中均可观察到。尤其是，在税务、海关等裁量权力空间相对较大的系统中，这一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
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在分析上述关联性（学位论文重复率与进体制和晋升快的关联）时保持了谨慎立场，称观察到的关联性仅是统计意义上的，而非直接的因果推断。但他们也同时指出：至少从可观测结果来看，学位论文中所反映的不诚实行为，并未在公共部门的筛选和晋升过程中受到系统性惩罚。
四、“曾抄袭”法官的判决倾向性
不过，研究到这还只算进行了一半。接下来，研究者选择了一个具体的系统进一步展开研究：司法系统。试问，那些曾在学位论文中作出抄袭行为的人进入司法系统，尤其是担任法官后，他们的判决结果会表现出某种“特征”吗？研究对此得出的结论是，会有一定特征，确切来说，这些曾经抄袭过学位论文的法官，会在判决中更倾向于倒向强势一方的当事人。
在分析结论由来之前，需要补充研究人员特地选择司法系统进行研究深挖的原因。这主要是因为司法系统是在数据上有重大优势，即：法院文书公开程度高，案件结果可量化，很多信息（当事人类型、诉讼请求、审理程序、是否上诉等）在裁判文书里都写得清清楚楚；更关键的是，在同一法院、同一类案件中，案件具体由哪位法官审理，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选择或法官个人意愿，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内部的分案与工作负荷机制。这使得研究人员得以设计出一种珍贵的“准随机性”，为分析争取了空间。（我们会在下文看到这种“准随机性”是如何设计的）
研究者首先把样本做到了“足够大”。他们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了 2014—2022 年间超过 1.4 亿份民事与行政裁判文书，从中整理出法官名录与完整办案轨迹，最终得到约19 万名具有可用办案记录的法官，并用与前文一致的方式将法官与其硕博学位论文匹配起来（参考前文的样本处理）。经过这一套筛选，得到6万余名能够匹配学位论文并获得论文重复率的法官样本。换句话说，此时，研究者不仅知道某位法官过去有没有论文抄袭记录，还能看到他在现实中处理的海量案件及其裁判结果。
但仅仅做出“大样本”还不够。这里分析最大的难点在于：案件本身的特性就有可能会造成判决的倾向性。而如果某些法官总是被有意安排，去处理这类带有判决倾向性的案件，那么就很难将这种判决的倾向性简单归结到法官本人身上。
为了解决这个难点，研究者意图规避开那些被有意安排的案件，想要通过随机分配的案件来统计分析法官判决的倾向性。因为，如果在随机分配案件的情况下，法官的判决仍然具有某种倾向性，那么这种倾向性就不能是来自于案件，而必然出自于法官本身。这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准随机性”的设计。
为了筛选出这种“随机分配的案件”，研究人员利用了法院的工作特性：即法院内部不同法官的工作负荷时有起伏。具体来说，在同一法院、同一业务条线内（例如合同纠纷、公司案件、行政诉讼等），多位法官往往同时在办案。新案件进入法院时，具体由谁来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哪位法官手头相对更“空”，而不是案件本身的特征。研究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逐周计算每位法官的在办案件数量，并根据每一起新案件进入法院的时间，观察审判此案的法官是否恰好是同一业务条线内“案件负荷较低”（比较空闲）的。如果是，那么这个案件就可视作是准随机的，具有分析价值。
于是，通过这个方法，研究人员围绕那些在学位论文存在抄袭行为的法官，收罗到了他们所判决的“准随机分配”案件。
对这些判决的分析显示，研究人员在三类典型情景中观察到了这些“曾抄袭”法官的判决倾向性：其一，在行政诉讼中（公民/企业起诉政府），这类法官的判决更可能偏向政府一方；在商事纠纷中，其判决更可能偏向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其判决更可能偏向规模更大的企业当事人而非规模较小者。
研究给出的量化结果是：在案情和类型相近的情况下，“曾抄袭”法官会更频繁地偏向强势当事人判决，频率大致比其他法官高出一成左右。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判决存在质量与倾向性问题，研究人员额外采用了三个可在判决文书中可评估的指标：其一是上诉率，通常被视为判决更可能存在争议或质量不足的信号；其二是判决中是否更多援引某些更具自由裁量空间的条款（研究人员引述既有研究，称这类条款的使用往往与偏向性裁判相关）；其三是判决文书中“说理部分”的长度（研究人员引述既有研究，称说理更充分往往与判决更扎实相关）。
就这三个额外指标而言：“曾抄袭”法官所审判案件的上诉率高了约3.3个百分点（比基准水平高约18%），更可能使用裁量性条款（比基准水平高约19%），说理部分平均更短（比基准水平少约37个词）。研究者认为，这些指标与前述裁判倾向相互印证，使其“判决存在倾向性”这一判断更具说服力。
最后，研究人员还补足一个相当直观的对照标准：庭审是否被直播。他们指出，上述倾向性判决及判决质量下降的现象，几乎全部集中在“未直播”的案件中；而在直播庭审的案件里，即便仍用同样的识别方法，抄袭记录与判决倾向之间的关联基本消失。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对照，使人们更难把这些判决的存在解释为“法官能力不足”——显然法官能力不会因为是否直播就忽高忽低。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在不同监督强度下的行为差异”的证据。
作为进一步佐证，论文还报告：有抄袭记录的法官在后续年份中，受到反腐调查与纪律处分的概率也更高。这一点在方向上与研究主要发现保持一致。
五、“溢出效应”
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研究人员还发现“曾抄袭”法官周围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所谓溢出，是指个体层面的不诚实行为，会通过工作协作与带教关系，在系统内部向其他人扩散。
研究者利用了司法系统中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稳定的组织结构——“师徒式带教”。在中国法院体系中，新入职法官通常会被分配到由资深法官负责的小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导师共同办案、学习裁判思路和具体操作方式。
研究结果显示，这种高频共处方式来了明显的“溢出效应”。那些跟随过有抄袭记录导师的年轻法官，在大约一年左右的共事后，其判决方式也会明显向导师靠拢，更容易作出偏向强势一方的裁决。量化来看，这种“被导师带出来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大约相当于“自身有抄袭经历”所带来的影响的一半，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溢出”。
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这种溢出并不只发生在法官之间，也延伸到了法官与律师的互动中。研究者进一步将律师与其学位论文的抄袭记录进行匹配，发现了一个颇具指向性的结果：当案件通过前述方式，被“恰好”分配给有抄袭记录的法官时，那些同样存在抄袭记录的律师，反而更容易为当事人争取到胜诉；相反，在学术履历上更“干净”的律师则并不享有这种优势。
六、补充说明
在论文结尾部分，作者强调，他们并未试图将这些发现简化为对个体道德品质的评判，也没有声称“学术不端者必然会在所有岗位上做出不当行为”。他们的研究关注的始终是一个更制度性的命题：当不诚实行为在某些关键节点上没有受到有效惩罚，甚至在筛选与晋升过程中与“成功路径”并不冲突时，它是否会以一种可被统计观察的方式，被不断放大并嵌入到组织运行之中。
此外，论文也并未否定反抄袭制度本身的价值。根据各个高校反抄袭制度在不同时间上线的时间差，研究者得以比较：同期经历过严格查重和未经严格查重的毕业生，在后续职业表现上的差异。比较发现，严格的反抄袭制度仍确实显著降低了学位论文中的抄袭比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毕业生后续的职业行为表现。这表明，反抄袭制度并非完全无效，只是它不足以在制度层面承担起筛选诚信的核心功能。
不过，论文最终并未给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将问题重新抛回制度本身。研究者声称应当对这些解决方案发起进一步追问，不过这些探讨已经远远超出了该研究的范围。
知社编后记：这项研究目前仍处于 working paper 阶段，尚未通过正式的同行评议。文中关于学术不端与公共部门筛选、司法裁判行为之间关系的发现，均基于作者所选取的数据范围和识别策略，而其所得到结论的稳健性和外推性，仍有待学界进一步讨论、验证。
笔者看来，这篇论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尝试将看似“校园内部”的学术行为，与长期职业轨迹和制度运行结果连接起来，并通过大规模行政数据与筛选设计，使一些原本停留在道德讨论层面的议题进入了可量化检验的范围。但不可避免地，论文中的部分结论、解释仍不可避免地依赖推断，有待更多证据加以区分。
知社在此呈现这项研究，意在提供一份值得关注与讨论的学术工作线索，而非为任何具体结论背书。是否接受、如何理解这些发现，仍应留给更广泛的学术讨论与公共讨论。
参考文献
[1]http://www.sdwang.org/uploads/4/4/8/5/44856715/bad_apples_1119.pdf
[2]https://www.hkubs.hku.hk/event/a-few-bad-apples-academic-dishonesty-political-selection-and-institutional-performance-in-china/
手写如何训练大脑：草书之争背后的科学
为什么在AI时代，科学反而建议我们重新“手写”？
1. 引言：被遗忘的笔尖艺术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键盘和触控屏已经成了我们与世界沟通的“标配”。曾几何时，流畅、连贯的草书（Cursive）是每个受教育者的必备技能。然而，随着教育大纲向数字技能倾斜，这一传统正面临危机。早在 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就将草书从基础教育大纲中移除，芬兰、瑞士等国也纷纷效仿，将其降级为选修课。
但在世界的一些角落，笔尖与纸张的摩擦声从未停止。例如法国和巴西，从未中断过手写教学的传统。有趣的是，如今钟摆正加速回转——最近，新泽西州前州长菲利普·墨菲签署法案，要求恢复小学3至5年级的手写课程。这一决策并非出于怀旧的温情，而是基于严谨的神经科学证据：在AI和数字工具越是唾手可得的时代，手写对大脑的“重塑”功能反而越发显得不可替代。
2. 大脑的“超前发育”：笔尖下诞生的阅读通路
印第安纳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Karin Harman James 长期致力于研究精细运动技能如何塑造儿童的认知世界。她进行了一项堪称“发现之旅”的实验：对比学习手写字母与在键盘上敲击字母的孩子。
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研究人员捕捉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瞬间：当那些练习手写的孩子观察字母时，他们的大脑中激活了与成年人阅读时高度相似的区域。相比之下，那些仅在键盘上练习敲击的孩子，其大脑内这一关键区域几乎处于静默状态。
“手写行为似乎真的在帮助孩子们学习如何识别事物。” —— Karin Harman James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a-ha!”时刻：手写不仅仅是记录，它是在物理层面“雕刻”大脑。当孩子用笔尖勾勒复杂的笔画时，他们不仅仅在练习写字，更是在大脑中构建识别世界、理解语言的视觉图谱。这种身体运动与感官感知的深度耦合，是简单的按键敲击无法提供的。
3. “廉价”的敲击与深度的神经雕刻
为什么打字无法产生同样的效果？挪威科技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Audrey van der Meer 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她认为，打字在神经层面显得过于“廉价”。
在打字时，手指进行的只是极其简单的、重复的机械运动。而手写则涉及一系列高度复杂的精细运动模式。我们可以直观地对比两者在神经层面的参与度：
打字（Typewriting）： 仅涉及简单的手指移动，大脑的学习和记忆中心参与度显著较低，更像是一种浅层的信息映射。
手写（Handwriting）： 形成复杂的精细运动轨迹。脑电图（EEG）显示，手写时大脑的电活动高度集中在学习与记忆中心。
van der Meer 指出，手写时丰富的感官运动体验，就像是为大脑提供了无数个“钩子”，将信息牢牢地挂载在长效记忆中。相比于打字时的“数字回声”，手写更像是在神经元之间进行一场充满张力的“物理雕刻”。
4. 从印刷体到草书：关于“认知流利度”的平衡艺术
在手写教育的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印刷体（Print）”与“草书（Cursive）”之争。华盛顿大学的 Virginia Berninger 教授对此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追踪研究。她发现，这两种风格对大脑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小学1-2年级）： 优先教学印刷体（也称 Manuscript writing）。由于儿童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阅读材料都是印刷体，这符合心理学中的“生产力促进感知”（Production facilitates perception）原理——即：亲手创造出某种形式，能让大脑更敏锐地“看见”和理解这种形式。
第二阶段（小学4年级以后）： 草书的优势开始凸显。草书这种连贯的线条不仅提高了书写速度，更显著提升了拼写精度和创作时的思维流畅度。
值得警惕的是，加拿大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研究发现，那些始终坚持单一书写风格（无论是纯草书还是纯印刷体）的孩子，在**句法（Syntax）和词汇产量（Word production）**上的表现明显优于那些在两种风格间中途切换、导致两者都未能熟练掌握的孩子。这意味着，书写练习的连贯性和熟练度，直接决定了语言处理的“认知流利度”。
5. “不进则退”：手写是人类本质的文化留存
除了认知发育上的功能性优势，科学家们还试图从人文视角探讨手写的深远意义。Audrey van der Meer 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不进则退（Use it or lose it）”。如果我们彻底放弃手写，由于大脑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我们可能会永远失去某些与精细运动、深度注意力和复杂构思相关的神经功能。
手写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递工具，它是个性、情感和历史的承载。
“我认为手写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觉得下一代应该能够亲手写一封情书、一首诗，或者至少是购物清单。这本质上是人类特征的一部分。” —— Audrey van der Meer
6. 结语：在键盘时代重塑大脑
科学证据已然明了：手写是训练大脑识别、记忆和深度思考的“捷径”。它不仅是在纸上留下墨痕，更是在大脑的沟壑中刻下认知的回路。
在工具越来越智能、AI 甚至能代劳一切的未来，我们更应该刻意地保留那些能让我们大脑保持“活跃”的原始技能。这不仅是为了让孩子更聪明，更是为了在算法驱动的世界里，守住那份独属于人类的认知尊严。
最后行动（CTA）： 下一次，当你需要深度思考或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时，你会选择冰冷的键盘，还是拿起那支久违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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