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看到人民币头像的正面了

人性就是这样的，遇到事先别想着死

@红色小马翘翘脚：我真觉得大家遇到事先别想着死。

听了一个上世纪的案子，有一位一腔热血的女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去支援新疆，那年她只有 15 岁。她干活利索，吃苦耐劳，大家对她的评价都特别高，后来当地缺护士，她就被调去了医院，在医院里她更是努力肯干，获得了非常多荣誉，前途一片光明。

结果因为派系斗争，医院里有几个人突然开始造她的黄谣，说她跟党支部副书记有见不得人的关系，其实这群人是想找借口拉副书记下马，她纯粹是被卷进去牵连的工具人，但那是流氓罪会被枪毙的年代，这种名誉风暴就是冲着逼死人来的。

这阵空穴来风越传越烈，后来不仅是医院里在说，连外面的市民都在传了，她很快从人见人爱的进步女青年，成了大家八卦里的淫娃荡妇。

这事儿后来闹得有多大呢？上级甚至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下来调查。

但真理并没有越查越明。

因为副书记这人正直不阿，上下得罪了很多人，下来的调查组组长竟然也是他的政敌。组长专门找那些造谣的人来当证人，让造谣的人来公审受害者，公审会一轮一轮开，大字报一轮一轮贴，结果越调查水越混，假的直接盖棺成真的。

副书记前途没了，女青年也直接疯了。

甚至女青年发疯也被他们说成是 “态度不端正，装疯卖傻”，知道她有多冤枉的造谣者还直接嘲讽她 “你觉得冤枉你怎么不去死？”

女青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有信仰有理想的人，结果被现实泼了一身脏水，信仰破灭，前途尽毁，好像除了以死明志已经找不到其他出路了是吧？女青年也真想过去死，她留了遗书，但最后她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

她平时要参加民兵队的训练，因为事事争先的性格，她的射击打靶成绩很好。那天她领了枪之后没有去参加训练，而是直接冲进医院，对着带头造谣她的那几个人连开多枪 —— 成绩卓绝，三死一伤。

这样恶性的案件震惊全国，法院立刻判了死刑，但刚好《人民日报》在新疆采访，听说这件事以后就去调查了来龙去脉，为她写了一篇文章，一发出之后群情激奋，全国都在替她喊冤。

她在调查组面前一直诉说她的冤枉，她不停给上级写信表陈自己的冤屈，但都石沉大海，没人在听。结果她把人杀了，一下全国人民都听见她振聋发聩的反抗了，甚至那些跟着一起传谣的同事，也开始说 “做到这个地步，那些事肯定是假的”。她的话终于有人肯认真听了。

后来法院综合各种情况，认为被害者有严重过错，死刑改判 15 年有期徒刑。又由于她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提前释放了。

那时候她也才三十来岁，而害她的那些人坟头草已经六尺高了。

她叫蒋爱珍，曾经是农八师 144 团的模范护士，后来是诽谤事件的受害者，再后来是杀人事件的施害者，出狱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当地医院找到了工作，据说还被评选为了先进工作者。

她有很美满的余生。

中国模式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不认为有什么优越性

文/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觉得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中国的左右与西方的左右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的“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 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另外写了文章，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 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要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上，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造成财政破产。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 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派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在近一两百年的民主制度发展史上，税收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 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 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就透支 得更厉害。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 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 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 个平台，中国的左右派是在一个和西方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 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 “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 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 “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 “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 麻烦。“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 “市长”，他就可以“找”上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 找”，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 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 不受限；“市长” 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 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 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 得流油呢——我讲的“富得流油”是指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的政府捉襟 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得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 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 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 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 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 这些我们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一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 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劣币驱逐良币

现 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的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 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 《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 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让人给他翻译成中文本出版的，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 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 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 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 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他们的民主制 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吗？未必，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 “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 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 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性。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 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让人玩命地干活， 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 体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 可能——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 “必然性”——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当然相 反的趋势也是存在的。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得够多了。尤其在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 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 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对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华生认为改革以 来，中国的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 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 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我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 实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是1978后的几 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种族隔离 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纵向 比，南非黑人的收入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突如其来的，也是一个积“量 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 “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 (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 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 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 (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 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 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 明摆着的吗？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这样的 “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 研究。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的改变作用。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而 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 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自由与福利

总之，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其实按照中国目前的经 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 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我们的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 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改变其实也很简单，无论是自 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 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把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 “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 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 是负福利现象。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 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的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贫困线以下的穷人， 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 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他们进一步提供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 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 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 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的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 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工厂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 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有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 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高往下覆盖。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 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种“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现在的 “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 元，有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 源每人6000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 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程度比过去低了，过去可能是 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如此，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总之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就不要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 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 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 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 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 就有希望了。

为什么湖面结冰后鱼还能活下去？

文/苏澄宇

当严冬降临，湖面被厚厚的冰层封死，切断了与大气的联系，原本水里的氧气被底泥中的微生物和腐烂的水草消耗殆尽。这时候的湖底就像一个密闭的罐头。

此时，绝大多数鱼无法在完全缺氧（Anoxia）下生存。它们需要水中哪怕残留的一点点溶解氧。如果湖底彻底没氧气，就会发生大规模死鱼事件。

但对于这些鲫鱼 [1] 来说，依然可以游来游去。

它们并没有练就什么龟息大法，而是选择了一种更硬核、更朋克的生存方式：喝酒。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把自己变成了一座游动的酿酒厂。

早在 1958 年，捷克科学家 P. Blazka 就发现水缸里的鲫鱼，在完全没有氧气的水里活了两个月 [2]，这看起来完全不符当时的生物化学常识 [3] 。按照常理，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动物细胞只能通过糖酵解来获取微薄的能量，这个过程会产生乳酸。

如果你跑完 800 米腿部酸痛，那就是乳酸在堆积。对于一条被困在冰下的鱼来说，长达数月的乳酸堆积会导致严重的酸中毒，基本上等于把自己腌制入味了。

Blazka 困惑的地方在于，他检测了鱼体内的乳酸含量，并没有达到致死的浓度，但他却测到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没有氧气参与呼吸的情况下，这二氧化碳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个被称为 “二氧化碳悖论” 的谜题困扰了科学界二十多年，直到 1980 年才被解开。

1980 年，来自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Eric Shoubridge 和 Peter Hochachka 通过同位素追踪技术，终于在《科学》杂志上揭露了真相 [4]：这些鱼把代谢产生的乳酸前体丙酮酸，转化成了乙醇 。

是的，就是酒精。

这是一种极为精妙的化学代偿。乳酸是酸性的，堆积在体内会致命，但乙醇是中性的，而且可以通过鱼鳃轻松地排放到周围的水里。这样一来，鲫鱼就避免了酸中毒的风险，代价则是它必须不断地消耗体内的葡萄糖来维持这个低效的能量循环。

为了支撑这种挥霍，鲫鱼必须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库。2016 年，芬兰东部大学的 Matti Vornanen 团队发现，鲫鱼并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有着周密的年度计划 [5]。

随着秋天水温从 18 度降到 4 度，温度的降低作为信号，触发了鲫鱼肝脏内糖原合酶的活性 。它们开始疯狂地囤积糖原，到了入冬前，鲫鱼的肝脏会膨胀到体重的 15% 甚至更多，其中糖原含量高达 30%，这是已知脊椎动物中最高的糖原储存密度 [6] 。

有了燃料，还得有特殊的引擎。2017 年，奥斯陆大学的 Fagernes 团队通过基因组测序揭示了这套酿酒设备的来源。大约 800 万年前，鲫鱼的祖先发生了一次全基因组复制事件 。简单说就是它们的基因多了一份备份。原本负责有氧呼吸的一套酶（丙酮酸脱氢酶）继续维持正常工作，而多出来的那一套备份基因发生了突变，获得了类似酿酒酵母的功能 。这种 “双系统” 配置让它们平时是条正经鱼，缺氧了就变成发酵罐。

在这个过程中，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会飙升。在实验环境下，科学家测得鲫鱼体内的酒精浓度可以达到 50mg/100ml，这在许多国家已经达到了酒驾的标准 。

不过，并不是所有耐缺氧的鱼都选择了这条路。和鲫鱼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丁鱖（Tinca tinca），采取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策略 [7]。

丁鱖

丁鱖没有酿酒的技能，在缺氧时只能老老实实地忍受乳酸堆积。为了活命，丁鱖会进入一种类似昏迷的麻木状态，把新陈代谢降到极低，甚至连脑电活动都几乎停止，像一块石头一样趴在水底不动 。

相比之下，鲫鱼在无氧环境中简直是个运动员。奥斯陆大学的 Göran E. Nilsson 在 1990 年代的研究发现，鲫鱼在缺氧时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甚至还能游动 。这听起来很浪费能量，但这其实是为了生存。在冰封的湖底，如果像丁鱥那样昏迷不动，很容易被逐渐增厚的冰层冻住。鲫鱼保持大脑活跃，利用腺苷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确保它能感知环境，寻找没有结冰的深水区 [8] 。

虽然鲫鱼是耐缺氧的大师，但它们并不是耐冻的大师。如果细胞内的水分真的结成了冰晶，细胞膜被刺破，神仙也救不回来 。它们之所以能在冰湖下生存，是因为它们生活在冰层之下的液态水中，而不是变成了冰棍。

这套酿酒求生的机制在生物医学上也极具价值。人类的中风和心脏病本质上也是组织缺氧，几分钟的缺血就会导致神经元死亡。而鲫鱼的神经元却能在完全无氧的状态下存活数月。Nilsson 教授指出，鲫鱼通过调节神经递质 GABA 来降低神经兴奋性，同时利用糖原储备维持基本的离子平衡，这种策略或许能为人类治疗脑卒中提供新的思路 。

通过将身体转化为一台高效的乙醇生产机器，依靠巨大的肝糖原储备和 “永不关机” 的大脑，鲫鱼在冰湖中存活了下来。

来源：知乎日报

挑起满汉对立的明粉皇汉们绕不开的若干问题（2）：基因

文/ELM

如果说对于中国（中原王朝）来说，清代带来的疆域扩大是个可以存在历史假设的问题：地理条件的变迁，让锦州-辽西走廊-山海关通路得以出现，让东北和华北之间的交通大为通顺。所以，与满清势力南下相对，确实存在另一种历史可能：就是中原王朝（“中国”）的势力向北扩张，将现在的东北地区（主要包括东三省和内蒙东部）纳入中原王朝（“中国”）的疆域，明朝国祚再续三百年。

这个地理变动用来写写虚构小说是可以的，还算有点发挥空间；而明粉皇汉们无法回避的另一个冰冷的事实则没什么虚构空间，也没什么讨论余地的：当下民族划分中的满族和汉族，在基因层面重叠度极高，根本就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换句大白话说：满族和汉族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鼓噪“满族如何”“汉族如何”都只是来人为制造仇恨言论的。

这是现代分子人类学的检测结果，真正体现了历史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类迁移和变动历史。从检测结果来看，在当下所称呼的“中华民族”的范畴里，能通过算法明确识别的只有 8 个：分别是北方汉族、南方汉族、维吾尔族、拉祜族、蒙古通古斯（包含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使用满 - 通古斯语族的族群）、藏缅（如藏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等 17 个民族）族群、壮傣（如壮族、傣族等）族群、苗族。

可以看到，这里并没有满族、回族这样一些文化上颇富特色的民族划分。换句话说，在基因（血脉）的层面上，满族和回族这样一些民族并不存在，仅仅是毗邻民族（如北方汉族）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引申结论：基因检测不能区分满族回族，但能区分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换句话说，满族和北方汉族的差异，比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的差异更小。也就是说：从基因上来说，满族和北方汉族更像是属于一个民族，而南方汉族更像是属于另一个民族。

汉族基因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父系同源，母系分化。不管北方汉族还是南方汉族，父系 Y 染色体都以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 O2-M122 单倍群为主导，占比超 70%。母系基因里，北方汉族的母系线粒体 DNA 里，D4、B4、M9 这些黄河流域农耕族群的单倍群占了约 35%；南方汉族则是 M7、F1、AR9 等长江流域及百越相关的单倍群更突出，加起来快到 50%。尤其是两广地区，百越土著的母系基因占比高达 30%-40%，南北差距一目了然。所以两广地区的本地人在外貌上明显和北方人不一样。

当然，南北汉族的基因也不是完全隔绝的，只是比例各有侧重。北方汉族母系里会有少量南方成分，南方汉族父系里也会掺杂北方基因，北方汉族常测出微弱的蒙古通古斯基因，南方汉族会测出一点壮傣族群痕迹，这都是历次民族变迁和融合留下的痕迹。

说完了汉族，再来看满族。

现代满族的常染色体中，汉族成分占了87%，而能代表其文化传统根源的通古斯基因，仅占 5%-6%。这是父系Y染色体的检测结果：汉族常见的 O 系单倍群（如 O2a2b1a1-M117）占了 87%，通古斯特有的 C 系单倍群只剩 6%。河北、北京一带的满族，检测报告里更几乎全是北方汉族成分。

满族基因的高度汉化，是多种历史原因叠加的结果，例如清代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等旗人制度长期相互通婚，满人与包衣制度下的汉人长期相互通婚等等，近来还有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历史假说：满族的直系来源，是北宋靖康之耻时被女真人掳掠安置到黑龙江五国城的宋朝难民后裔，后来先后经历了女真化和蒙古化。如果是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更容易理解满族只是当今汉族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新的民族。

所以，回到题目的问题：不管是站在哪个民族的立场，挑起满汉对立在性质上都属于凭空捏造和信口雌黄。用捏造的对立来制造敌人，攻击在基因上和自己同源同种的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仇恨言论。除了制造内部消耗、撕裂社会共识、收取智商税、收割或蠢或坏的韭菜之外，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

引申一下，分子人类学还有一个引申结论：民族身份是由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和生活习俗塑造的，并不是由基因和血脉决定的。

政治败坏，战争一定赢不了

接着上篇《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事，再说说石敬瑭治国、真实的石重贵、后晋和契丹的战争、以及事件当事人的最终结局。

1

石敬瑭和桑维翰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固然是做了汉奸，但他们肯定不是和中国土地有仇，专门卖国求荣的。

他们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既然后唐皇帝李从珂要武力解决河东镇，而盘踞云州（大同）的契丹是河东镇唯一能请到的援兵，那么我就以幽云十六州为筹码，请契丹帮我击败李从珂。我得到皇帝权力和天子名分以后，再努力治理国家，等到什么时候国富兵强了，便出兵北伐收复幽云十六州，一雪前耻。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桑维翰给石敬瑭提出五条治国大纲：

“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

字里行间，充满了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意味。

除了明确治国大纲以外，石敬瑭还颁布了很多具体政策 ——

向契丹赎买流落到塞外的中国百姓，让他们回归故乡，和家人团聚。

允许文武百官上书言事，可以施行的立即落实，暂时无法施行的留中不发，绝不会因为言论不当而处罚当事人。

禁止民间铸造铜器、禁止新建佛寺，把宝贵的铜料积攒起来，铸成货币流通天下。

严格限制节度使和州刺史保举官员的数量，减少朝廷财政开支，防止冗官。

流民开垦荒田五顷以上、种满三年再征赋税，那些开荒不满五顷或田满五顷、没有种满三年的，一律不征税。

命左谏议大夫薛融等人，整理后唐明宗时期的政令法规，凡是可以使用的继续使用，凡是不能使用的一概废除。

担心契丹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再图谋西北重镇灵武，石敬瑭命素有威望的前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回归朔方，镇守西北。

………

以上政策涵盖了恢复经济、整顿金融、广开言路、安定社会、重建秩序、国防安全等方方面面。

而在颁布政策恢复经济的同时，石敬瑭还做了另外两件事。

其一是迁都开封，利用开封临近大运河，且 “北控燕赵、南通江淮” 的有利条件，就近接收河北和江淮的财货物资。

其二是对藩镇采取绥靖政策，只要愿意遵奉后晋，哪怕藩镇节度使们再飞扬跋扈，石敬瑭也姑息忍让。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河阳节度使杨光远、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等人屡次忤逆，石敬瑭都忍下来了。

他这么做，其实就是以不折腾的态度积蓄国力，为日后收复幽云十六州奠定基础。

可以说，除了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以外，石敬瑭的作为超过了五代十国的很多皇帝，即便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石敬瑭的政治能力也能排在中等偏上。

2

石敬瑭的治国理念，可以概括为 “用时间换空间”，但因为后晋的接班人出了问题，石敬瑭的治国理念最终没有实现。

公元 942 年，石敬瑭去世，其养子石重贵继位。

实事求是的说，石重贵有一定的军事能力。

刚建立后晋的时候，石敬瑭要挥兵南下进取洛阳，但需要留下亲近的人镇守太原，防止被人切断后路。而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石敬瑭的诸位子嗣中，一眼就相中了石重贵。

于是，石重贵以 23 岁的年纪，被石敬瑭任命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得到旁人难以想象的锻炼机会。

数年以后，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举兵进攻河南邓州。

那时，石敬瑭正在邺城，指挥各路兵马打击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坐镇开封的石重贵，便派遣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等人统帅禁军，和申州刺史李建崇会师，到河南叶县讨伐安从进。

这番部署，主力是谁、偏师是谁、在哪里作战，石重贵都规定的一清二楚，所以平叛战争根本没有悬念，朝廷大军一战而胜。

一言以蔽之，石重贵的军事能力是合格的，满足五代十国皇帝的基本要求。

可能正是对自己的军事能力过于自信，石重贵继位以后，便生出讨伐契丹、一雪耻辱、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想法。他和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给耶律德光的第一封奏表，便一改往日风格，称孙而不称臣，并出兵抄了契丹在开封府设立的店铺、货物、钱财。

耶律德光大怒，派人前来交涉。

景延广回了一句：“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天下笑，毋悔也。”

后晋的韬光养晦政策，就此转变为战狼政策。

不忘国耻，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这原本是好事，但石重贵的政治能力实在太差，他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起到 “团结朝野共抗契丹” 的作用，反而不断地排斥异己，让后晋的政治骤然崩坏。

桑维翰不赞同此时和契丹开战，建议石重贵再等等，什么时候有十足的把握了，再出兵讨伐契丹。

石重贵和景延广不同意，把桑维翰排挤出决策层。

石敬瑭去世前，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石重贵和景延广担心，刘知远到开封会影响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便没有召刘知远。

刘知远从此记恨在心，对石重贵离心离德。

石敬瑭曾经借给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三百匹马，一直没有要回来，现在石重贵和景延广开口了，要求杨光远还马。杨光远大惊，以为他们要借此机会发难，随即给耶律德光写信，说 “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

杨光远，投敌了。

至此，后晋朝廷失去最有能力的宰相，政治局面大不如前，河东和平卢两镇脱离掌控，对后晋存亡漠然相待。

那石重贵亲近的是谁呢？

一个是冯皇后的兄长冯玉，此人的能力不太出众，原本只是礼部郎中、盐铁判官，石重贵做皇帝以后，骤然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最高决策。结果，冯玉拉帮结派、恃宠弄权，把政事堂搞成卖官鬻爵的地方。

另一人是石重贵的姑父杜重威，此人是成德节度使，参与过一系列平叛战争，但他的军事能力堪忧，每次指挥作战都是遇到困难就想撤退，非得副手极力劝阻，才敢冒险一搏。

以军功晋升为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就非常看不起靠裙带关系晋升起来的杜重威。

让这两个人参与政治和军事工作，后晋的局面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后晋出现了严重的天灾。

《资治通鉴》写道：

“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壖、西距陇坻、南踰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

大旱、大水、大蝗，后晋境内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民不聊生。

总而言之，石重贵是在政治败坏、河东和平卢两镇离心、社会经济崩溃的大背景下，要以河南禁军和河北藩镇的兵力，对虎视眈眈的契丹发起战略决战。

没有侧翼包抄、没有援兵。
没有充实财政，没有号令天下的朝廷。

自从有中国历史以来，这种行动都没有成功的先例。

3

既然石重贵的态度激怒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也想以幽云十六州为基础，进一步深入中原，于是在短短三年间，后晋和契丹便爆发了三场大战。

公元 944 年正月，耶律德光和赵延寿统兵五万南下，兵锋直抵贝州，贝州军民稍微抵抗一番，军校邵珂便打开南门，贝州沦陷。随后，契丹大军收缴了后晋留在贝州的粮草军械，直扑邺城。

邺城是开封的北部门户，一旦丢失，开封就保不住了。

形势危急，石重贵决定御驾亲征，并任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羽林将军潘寰为步军右厢排阵使，统一由御营使景延广指挥，出兵北上抵御契丹。

不久后，石重贵抵达澶州，耶律德光的从弟耶律麻荅，也在博州刺史周儒的接引下，渡过黄河，接应平卢节度使杨光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晋和契丹的第一次交锋便爆发了 ——

契丹将高行周、符彦卿等人包围在澶州北部的戚城，石重贵亲自统兵救援，才把他们捞出来，但皇甫遇等人沿河东进，在博州的马家渡附近击败耶律麻荅，斩首、俘虏万余人。

“晋兵薄之，契丹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垒，拔之。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

后晋获得一次小胜。

3 月，耶律德光见不能速胜，便统帅十余万兵马到了澶州以北，准备和石重贵决战。然而，后晋军队摆开阵型以后，契丹骑兵打了整整一天都打不动。

“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亦出阵以待之。契丹主以精骑左右略阵，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阵之东偏，不克。苦战至幕，两军死者不可胜数。”

耶律德光见状，只能统兵北归，但全权指挥后晋军队的景延广不敢追击，放任契丹骑兵在沧、德、深、冀等州烧杀抢掠，繁华的河北成为一片白地。

“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

后晋和契丹的第一次战争，结束了。

从这场战争可以看出来，后晋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契丹骑兵的战斗力反而很一般，两军正面对垒，契丹骑兵的胜算并不大。后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即藩镇和朝廷不是一条心，上上下下都为自家利益打算，不能团结合作，给了契丹深入中原的机会。

4

第一场战争过后，景延广见识到契丹骑兵的阵容，为之前的轻狂自大感到后悔，担忧国破身亡，开始日夜纵酒，一蹶不振。

而石重贵担心契丹再次南下，也着手调整人事 ——

召回桑维翰，任命为中书令兼枢密使，全权负责后晋的日常政务，号称 “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 经过数月时间，桑维翰便让后晋政务逐渐恢复正常。

命泰宁节度使李守贞讨伐杨光远，清理叛徒。

任命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杜重威为都招讨使，全权指挥十三个节度使，抵御契丹。

表面上看，后晋的朝廷和藩镇都实现了 “一体化”，可以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呢，朝廷的桑维翰有外戚冯玉制衡、藩镇的刘知远和杜重威矛盾重重，他们基本没有团结合作的可能。

刘知远的亲信郭威就说：

“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

可见，刘知远一系的重心根本不在讨伐契丹上，而是准备借石重贵和契丹开战的机会，取石重贵而代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晋和契丹的第二次战争，也没有实现战略目的。

公元 944 年 12 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再次出兵南侵，驻扎在恒州，前锋赵延寿甚至到了邢州，和后晋的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对峙。

石重贵见耶律德光来势汹汹，为保存实力，便命驻扎在邢州的后晋军队南撤，结果，撤退刚开始，就演变成大溃逃。

“朝廷惮契丹之盛，诏从恩等引兵南却，於是诸军忷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

耶律德光闻讯，立即进至邯郸，张从恩等人又说，契丹兵多、我们兵少，相州城里又粮食不够，我们不如再往南撤，到黄河边的黎阳仓结阵，等待契丹。

这次撤退，又演变成大溃逃，一片混乱。

石重贵见状，知道不能再退了，非得御驾亲征不可，于是在公元 945 年 2 月，石重贵亲自前往澶州，逼退契丹的先锋部队。

此时的耶律德光，仍然没有走出上次南侵失败的阴影，见石重贵亲征，感觉占不到便宜，便带着契丹骑兵北归。

胜利了。

但，没有经过血战的胜利，来得太容易了。

这两次战争，石重贵都逼退了耶律德光，不禁信心倍增，认为大功告成的日子不远了。随后，石重贵下令，马全节等人统兵北上，和成德节度使杜重威会师，趁机打击契丹，一举收复幽州。

而在恒州、定州一带守城观战的杜重威，见契丹大军已经走远，也认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在会师后晋主力以后，出兵攻克了契丹防御空虚的泰州（河北保定）、满城、遂城等地。

此时的耶律德光，已经走到古北口，准备回塞外了，但听到后晋收复泰州的消息，便调转兵锋，统帅八万骑兵南下，来和后晋的杜重威等人决战。

杜重威见耶律德光来了，又放弃泰州，向西南的定州撤退。

就这样，杜重威慢慢撤退、耶律德光猛烈追击，最终，耶律德光将杜重威统帅的后晋军包围在白团卫村，并切断后晋军的粮道，准备将其困死、渴死、饿死，然后进取开封。

“契丹主坐大奚车中，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

如果换做其他时期的军队，遇到这种局面，几乎是没有反击能力的，但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军队经过百年战乱的洗礼，战斗力非常强悍，即便身处严密的包围圈中，仍然具有和契丹一决高下的能力。

当天晚上，白团卫村起了大风，树木折断房屋倒塌，耶律德光随即命骑兵下马，顺风点火，准备利用大风把后晋军烧死，快速结束战斗。

后晋士兵感到恐慌，问杜重威：“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

杜重威说：“俟风稍缓，徐观可否。”

听到这句话，其他节度使们不愿意了，将士们已经缺粮缺水，现在大火也烧过来了，你还要等？还徐观，观个屁。

李守贞、张彦泽、药元福、符彦卿等人都认为，趁着大风大火出击，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他们不等杜重威的命令，便各自统兵出营，逆风迎战契丹。

就这，后晋军都把契丹骑兵一战打崩，耶律德光在乱军中抢到一匹骆驼，才侥幸逃出战场。

“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

后晋和契丹的第二次战争，就此结束。

这场战争再次说明，后晋军的战斗力没有问题，但后晋的政治问题很严重，例如朝廷不能严格号令节度使、节度使们保存实力、裙带关系上位的杜重威能力拙略、刘知远全程观战等等。

后晋士兵遇到这么一群渣滓，真是倒了霉了。

5

后晋和契丹的第二场战争，尽管没有实现战略目的，但确确实实击败了契丹，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

于是，石重贵彻底飘了，开始作死。

他不仅把冯玉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还宠幸到 “事无大小，悉以委之” 的地步，刚把朝政梳理清楚的桑维翰，则被排挤出去，以开封府尹的身份，保留待遇。

石重贵本人，更是骄奢淫逸，达到 “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 的程度。

政治败坏到这种程度，想收复幽云十六州，简直是痴人说梦。

公元 946 年 9 月，耶律德光命三万骑兵侵入河东、万余骑兵深入河北，结果刘知远在河东阳武谷斩首七千级，张彦泽在定州斩首两千级，契丹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耶律德光想出一计 ——

命瀛洲刺史刘延祚向后晋假意投降，以此来激发石重贵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野心，将后晋军队引到两国交界处。

这样一来，后晋军队的战线拉长，后勤补给必然困难重重，契丹骑兵则可以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就近作战，一口吞掉后晋的有生力量。

实事求是的说，耶律德光的计策就是诱敌深入，很明朗、很拙劣，但耶律德光的计策恰恰迎合了石重贵最深层次的渴望，可谓是军事上的美人计。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石重贵，中计了。

10 月，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全权指挥天平节度使李守贞、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永清节度使梁汉璋、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威胜节度使宋彦筠、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洺州团练使薛怀让等人，负责收复幽云十六州。

就这，杜重威仍然觉得兵力不足，要求把朝廷禁军也划拨给他。

石重贵同意了，只留下五百人守卫开封，并颁布了战略计划和战后赏格：

“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有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

后晋军浩浩荡荡的北上，和杜重威会师以后，杜重威根据 “先取瀛莫” 的计划，又带着大军到了瀛洲。

然而，瀛洲是一座空城，杜重威不敢进，随即向西南撤退。等撤到恒州附近的滹沱河畔时，耶律德光直扑而来，把他们包围了，并切断后晋军的粮道和退路。

这次，再没有大风帮助杜重威，也没有人替杜重威主动出击了。

但这次，杜重威也不想击败契丹，而是想以数十万后晋军为原始资本，得到耶律德光的投资，进而复制石敬瑭的成功路径，在契丹的支持下做中原皇帝。

不就是卖国吗？

你石敬瑭能卖，我杜重威卖不得？

正是存在着卖国求荣的心理，所以磁州刺史李谷提议修建浮桥，和恒州城的守军里应外合共击契丹时，杜重威拒绝了。奉国都指挥使王清主动出击，打的契丹连连后退，杜重威也不支援一兵一卒。

时间一长，所有人都清楚了杜重威的想法。

王清临死前就说：

“上将握兵，坐视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

耶律德光，自然也看出来了。

于是在后晋军的粮草即将耗尽时，耶律德光给杜重威写信，承诺册立他做中原皇帝，劝他举兵投降。杜重威见耶律德光明白了他的心意，便带着数十万后晋军，向耶律德光请降。

“契丹主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威喜，遂定计降。”

有了杜重威做示范，后晋的河北州县再没有抵抗意志，纷纷开城投降，耶律德光兵不血刃的得到大半河北。

随后，耶律德光命张彦泽做前锋，统兵两千直取开封。

张彦泽接到命令，不敢有丝毫耽搁，策马奔袭一天两夜，便抵达开封明德门外，石重贵见大势已去，无奈的脱下黄袍、穿起素衫，请翰林学士范质写下降表：

“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於郊野面缚待罪次。”

这场战争，后晋军没有败在战场上，仍然是败给了政治。

6

后晋和契丹的战争结束了，后晋的国祚也随之结束，但参与战争的所有人，都没有得到命运的馈赠。

早年间，张彦泽杀了掌书记张式，被张式的家人告到石敬瑭面前，于是朝野都请求诛杀张彦泽。但石敬瑭只是罢免了张彦泽的节度使职务，改任为禁军将领。

桑维翰二次出山以后，认为张彦泽的军事能力较强，便将其调任为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才得以重新统兵。

然而，此次进入开封，张彦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诛杀桑维翰。

为什么？

因为桑维翰是石敬瑭的开国功臣，耶律德光对他很有好感，现在耶律德光即将进入开封，张彦泽担心桑维翰分走耶律德光的宠爱，故而一杀了之。

随后，张彦泽纵兵掳掠开封的富户，贫民见城中混乱，也冒充张彦泽的士兵，冲入富户家里奸淫掳掠，短短两天时间，开封成为一片废墟。

“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

耶律德光进城以后，听闻张彦泽的行为，非常愤怒，下令将其处死，并剖割心脏祭奠死者。而开封市民见张彦泽已死，纷纷冲上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脑髓。

“市人争破其脑取髓，割其肉而食之。”

一意挑起战争的景延广，则被耶律德光逮捕，问他 “十万横磨剑安在”，然后就准备送回塞外。景延广羞愧难当，在路上自尽而亡。

石重贵亡国之后，数次召集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宣徽使孟承诲等人商议事情，试图唤醒他们的忠诚，复兴后晋。

但，没有一个人理他。

耶律德光进城时，后晋群臣甚至准备让石重贵 “衔璧牵羊”，在开封郊外跪迎耶律德光，但耶律德光觉得 “牵羊礼” 太过侮辱，没有同意后晋群臣的意见。后来，耶律德光封石重贵为负义侯，和冯皇后、冯玉等人一起被安置在黄龙府。

直到 61 岁时，石重贵才去世，仅比赵匡胤早两年。

如果他不那么早的向契丹开战，而是继承石敬瑭和桑维翰的韬光养晦政策，最终成就恐怕不可限量。

耶律德光原本有机会做中原皇帝，可惜他做错了两件事 ——

契丹的吏部尚书张砺建议，“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耶律德光拒绝了。

赵延寿建议，征收中原的赋税，定时定量的给契丹骑兵发军饷，但耶律德光说 “吾国无此法”，严词拒绝，并派出契丹骑兵以 “打草谷” 的名义到处掳掠，以至于郑、滑、曹、濮等州之间的数百里地方，牲畜和人民死亡殆尽。

就连后晋官员帮他搜刮来的财富，耶律德光也舍不得赏赐出去，准备全部运回塞外。

通过这两件事，后晋的文武官员和藩镇节度使都看明白了，耶律德光不准备长期留在中原，也没有能力做中原皇帝。

于是，中原各地逐渐兴起反抗契丹的战争。

公元 947 年 3 月，耶律德光以 “天时转热” 为由，带着契丹骑兵启程北归。路过相州时，屠尽城中的十余万军民，但到了栾城，耶律德光重病，死在杀胡林。

契丹人为了保存耶律德光的尸身，便割开腹部，塞入数斗粗盐，称为 “帝羓”。

5 月，河东的刘知远准备自太原启程南下，经上党（山西长治）进入开封。但郭威说，上党的山路险隘，不利于大军行进，河北久经战乱，藩镇拥兵自重，也不能快速通过，不如从晋州（山西临汾）、绛州出河东，再以洛阳为中转站，兵不血刃的进入开封。

权衡利弊之后，刘知远认为，郭威选择的路线是代价最小、时间最短、路途最顺的，于是他接受了郭威的意见，进入开封建立后汉。

再过八个月，刘知远的长子刘承训病逝，刘知远悲痛过甚，很快就死在开封的万岁殿。

刚刚建立的后汉，顿时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至于杜重威，耶律德光从来没有册立他做中原皇帝的想法，所谓的许诺，只是诈骗而已。

耶律德光南下以后，下令剥夺后晋军的铠甲、器械、战马，让杜重威带着数十万徒手步兵驻扎陈桥。可能是为了安抚他，耶律德光最终给了杜重威一个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中书令的头衔。

等到刘知远进入开封，走投无路的杜重威，再次奉表称臣，但刘知远不信任他，准备将他调离重镇邺城，改任为归德节度使。

杜重威自知理亏，随即起兵造反，仅仅坚持了三个月，杜重威便兵败投降，全家迁往开封。

刘知远临死时，最后一句遗言是：“善防重威。”

史弘肇、郭威等顾命大臣秉承刘知远的遗训，下令处死杜重威全家，任由开封市民吞食杜重威的血肉。

至此，战争的主角们，要么物理性死亡，要么政治性死亡，都死了。

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哪里是那么容易享受的。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死了也好。

老一辈的死干净了，郭威、郭荣、赵匡胤等新一辈，才能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山河。

来源：温伯陵

中华文明有8000年历史？文明的标准是什么？

文/二湘空间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社科院的学部委员、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冯某最近发表的一段文字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时他在参加一个圆桌会议，认为中华文明有8000年历史。

而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做法是更改了文明的定义：现有的国际通用的定义是文字、城市（国家）、青铜器（金属器），而他要改成道德、知识和礼仪，云云。他也确实很用心的推广这套理论，发了一系列文章如下：

图源网络

只可惜鄙人粗粗一查，这张图里的期刊，《中原文化研究》影响因子0.7，《文物季刊》0.4，《江汉考古》0.8，《国际儒学》23年只有0.144，“顶刊”，太难顶了。以我对中科院社科院的人的了解，自己的文章发表在0.1几影响因子的期刊上，无论内容如何，都足以称之为学术污点。冯先生不计较，可谓“礼贤下士”的代表，只可惜对于外人而言，这只能叫自得其乐而已，正经的学术界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些“意义重大”的“结论”。

首先要先说一件事给那些被害妄想狂听：全世界针对文明用的都是文字、城市、青铜器这三个标准，不是说专门用这一个标准来针对中国人。说中华文明能确定的历史有3700年也好，说二里头因为缺乏文字而不能被确定为夏朝和计入中华历史也好，和我们说“印度文明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古希腊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都是这一个标准的产物。如果改变这个标准去延长中华文明的历史，那也免不了会延长其他文明的历史，指望通过改变标准，来让中华文明变得最悠久，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湖南博物馆馆藏  二湘空间拍摄

当然，标准并不是不能变，更不是不能讨论，比如我个人就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标准内加入一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因为真正的文明肯定不止留在物质层面。真要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写成文章，投给正式的学术期刊，人家也会很欢迎，只要有理有据，足够严谨，毕竟这是历史学界的几乎是头等的大事。

只是冯某的标准多少有点搞笑，因为这三点都极其模糊，而不能量化。而且若考虑到他的目的是要延长中华文明被定义确认的时间，那恐怕真的是适得其反。

先说第一点道德。首先我们可以问冯先生：你究竟如何定义道德的产生？你是拿什么标志性事件来界定的？甚至，你究竟如何定义的道德？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任何意义上的最广义的道德，那这很可能要追溯到人类这个物种刚刚产生的时期，甚至还要追溯到我们尚未成为人类的时期，因为在动物之中母慈子孝、家庭责任之类的概念也存在，比如熊、大象对自己的孩子的态度。如果采取最广泛的定义，那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无疑来自于非洲，因为DNA方面的溯源已经确定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追溯到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古猿群，那更是几十万年前的事，远超过冯先生所说的8000年，甚至都不在另外一个量级。类似的，现存的人类，哪怕是某些岛屿上的生番，也是存在着一些基本的道德的，于是结果就是只要有人类，就可以被认为是“文明”，文明将会遍地都是，于全人类范围内都有普适性。这恐怕也不是冯先生想要的。

而如果我们采取“中华道德体系”这样的定义来研究中国文明，情况又会是冯先生所不希望看到的：中国传统道德，特别是在专制年代被奉行2000多年的道德，其实直到孔子等人出现才真正成型，真正能代表中国传统道德的就是儒家的纲常体系，这套体系以孝为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并将孝从血缘关系类比到政治关系上，进而转化成政治哲学。这套体系的出现只可能是孔子以后的事，那要是这样定义，中华文明其实不过2000多年。

知识和礼仪也大体如此。什么样的叫知识？我们如何界定知识的产生，或者说，知识于人群乃至文明中的存在？

湖南博物馆馆藏  二湘空间拍摄

比如我们按照康德的方式，把知识解释成感性直观与运用推理等产生的概念的综合，那我们也很自然的发现，知识的概念也可以追踪到我们这个物种刚刚产生的时刻，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我们的感官接受刺激，接受了表象，就会产生感性认知，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推论，产生了一些概念，便可以认为产生了知性的认知或者说知识，比如一个苹果放到这儿，我们产生了对苹果的概念，能够判断其他的东西是不是苹果，就可以认为拥有了对苹果的知识。那我们就可以说：知识存在于任何时间的任何人当中，甚至也不局限于人类，稍微高等点的动物也可以产生知识。难道猩猩什么的也可以用“文明”一词来形容吗？

显然文明一词不可能存在于几乎所有的高等动物中，也不可能存在于所有人类，所以如果我们把知识当作文明的一个要素，那我们就必须更改知识的定义，让它变得仅存在于特定的高级别人群中，换言之，非这个层次之外的人，或者说这个层次以下的人，根本不能拥有知识或者知性认知，这也就意味着知识会成为“高级别人类”的垄断物，不是“高级别人类”的人则只能用彻底的无知来形容。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但是对于冯先生的理论，却是必须的。

当然，礼仪也是如此。萨满的仪式、巫师的跳神，算不算是一种礼仪？这就叫文明吗？见面握手，打个招呼，当然也是礼仪，于是礼仪一词也自然普适于全人类中的任何个体。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礼仪和皇权专制时代的礼仪是完全不一样的，三跪九叩、礼别尊卑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要是说礼仪代表文明，难道我们把中华文明都抛弃的差不多了？

湖南博物馆馆藏  二湘空间拍摄

所以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不可以讨论乃至更改文明的定义，只是最起码要搞出点靠谱的东西来。冯先生这样定义结论就是只要是人类，乃至不需要是人类，就可以被称之为文明，又何苦至于是冯先生所说的区区8000年呢。因此这样的定义终究只是搞笑。

而且，我也确实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这么热衷于讨论8000年还是1万年，尤其是把这种讨论变得不再只是单纯的史学讨论，而是要扣帽子搞批判。这多少有点阿Q的意思：“我们祖上阔的多了”，可是这有什么用？美国的历史连300年都不到，祖上更谈不上如何如何“阔得多了”，可是该让我们头疼还是让我们头疼。

恐怕还是有一句话要送给这些人，来自顾颉刚全集第一卷，1933年出版的《古史辨第四册自序》第117页：“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