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8日星期三

政治败坏,战争一定赢不了

接着上篇《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事,再说说石敬瑭治国、真实的石重贵、后晋和契丹的战争、以及事件当事人的最终结局。

1

石敬瑭和桑维翰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固然是做了汉奸,但他们肯定不是和中国土地有仇,专门卖国求荣的。

他们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既然后唐皇帝李从珂要武力解决河东镇,而盘踞云州(大同)的契丹是河东镇唯一能请到的援兵,那么我就以幽云十六州为筹码,请契丹帮我击败李从珂。我得到皇帝权力和天子名分以后,再努力治理国家,等到什么时候国富兵强了,便出兵北伐收复幽云十六州,一雪前耻。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桑维翰给石敬瑭提出五条治国大纲:

“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

字里行间,充满了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意味。

除了明确治国大纲以外,石敬瑭还颁布了很多具体政策 ——

向契丹赎买流落到塞外的中国百姓,让他们回归故乡,和家人团聚。

允许文武百官上书言事,可以施行的立即落实,暂时无法施行的留中不发,绝不会因为言论不当而处罚当事人。

禁止民间铸造铜器、禁止新建佛寺,把宝贵的铜料积攒起来,铸成货币流通天下。

严格限制节度使和州刺史保举官员的数量,减少朝廷财政开支,防止冗官。

流民开垦荒田五顷以上、种满三年再征赋税,那些开荒不满五顷或田满五顷、没有种满三年的,一律不征税。

命左谏议大夫薛融等人,整理后唐明宗时期的政令法规,凡是可以使用的继续使用,凡是不能使用的一概废除。

担心契丹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再图谋西北重镇灵武,石敬瑭命素有威望的前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回归朔方,镇守西北。

………

以上政策涵盖了恢复经济、整顿金融、广开言路、安定社会、重建秩序、国防安全等方方面面。

而在颁布政策恢复经济的同时,石敬瑭还做了另外两件事。

其一是迁都开封,利用开封临近大运河,且 “北控燕赵、南通江淮” 的有利条件,就近接收河北和江淮的财货物资。

其二是对藩镇采取绥靖政策,只要愿意遵奉后晋,哪怕藩镇节度使们再飞扬跋扈,石敬瑭也姑息忍让。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河阳节度使杨光远、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等人屡次忤逆,石敬瑭都忍下来了。

他这么做,其实就是以不折腾的态度积蓄国力,为日后收复幽云十六州奠定基础。

可以说,除了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以外,石敬瑭的作为超过了五代十国的很多皇帝,即便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石敬瑭的政治能力也能排在中等偏上。

2

石敬瑭的治国理念,可以概括为 “用时间换空间”,但因为后晋的接班人出了问题,石敬瑭的治国理念最终没有实现。

公元 942 年,石敬瑭去世,其养子石重贵继位。

实事求是的说,石重贵有一定的军事能力。

刚建立后晋的时候,石敬瑭要挥兵南下进取洛阳,但需要留下亲近的人镇守太原,防止被人切断后路。而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石敬瑭的诸位子嗣中,一眼就相中了石重贵。

于是,石重贵以 23 岁的年纪,被石敬瑭任命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得到旁人难以想象的锻炼机会。

数年以后,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举兵进攻河南邓州。

那时,石敬瑭正在邺城,指挥各路兵马打击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坐镇开封的石重贵,便派遣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等人统帅禁军,和申州刺史李建崇会师,到河南叶县讨伐安从进。

这番部署,主力是谁、偏师是谁、在哪里作战,石重贵都规定的一清二楚,所以平叛战争根本没有悬念,朝廷大军一战而胜。

一言以蔽之,石重贵的军事能力是合格的,满足五代十国皇帝的基本要求。

可能正是对自己的军事能力过于自信,石重贵继位以后,便生出讨伐契丹、一雪耻辱、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想法。他和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给耶律德光的第一封奏表,便一改往日风格,称孙而不称臣,并出兵抄了契丹在开封府设立的店铺、货物、钱财。

耶律德光大怒,派人前来交涉。

景延广回了一句:“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天下笑,毋悔也。”

后晋的韬光养晦政策,就此转变为战狼政策。

不忘国耻,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这原本是好事,但石重贵的政治能力实在太差,他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起到 “团结朝野共抗契丹” 的作用,反而不断地排斥异己,让后晋的政治骤然崩坏。

桑维翰不赞同此时和契丹开战,建议石重贵再等等,什么时候有十足的把握了,再出兵讨伐契丹。

石重贵和景延广不同意,把桑维翰排挤出决策层。

石敬瑭去世前,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石重贵和景延广担心,刘知远到开封会影响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便没有召刘知远。

刘知远从此记恨在心,对石重贵离心离德。

石敬瑭曾经借给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三百匹马,一直没有要回来,现在石重贵和景延广开口了,要求杨光远还马。杨光远大惊,以为他们要借此机会发难,随即给耶律德光写信,说 “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

杨光远,投敌了。

至此,后晋朝廷失去最有能力的宰相,政治局面大不如前,河东和平卢两镇脱离掌控,对后晋存亡漠然相待。

那石重贵亲近的是谁呢?

一个是冯皇后的兄长冯玉,此人的能力不太出众,原本只是礼部郎中、盐铁判官,石重贵做皇帝以后,骤然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最高决策。结果,冯玉拉帮结派、恃宠弄权,把政事堂搞成卖官鬻爵的地方。

另一人是石重贵的姑父杜重威,此人是成德节度使,参与过一系列平叛战争,但他的军事能力堪忧,每次指挥作战都是遇到困难就想撤退,非得副手极力劝阻,才敢冒险一搏。

以军功晋升为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就非常看不起靠裙带关系晋升起来的杜重威。

让这两个人参与政治和军事工作,后晋的局面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后晋出现了严重的天灾。

《资治通鉴》写道:

“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壖、西距陇坻、南踰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

大旱、大水、大蝗,后晋境内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民不聊生。

总而言之,石重贵是在政治败坏、河东和平卢两镇离心、社会经济崩溃的大背景下,要以河南禁军和河北藩镇的兵力,对虎视眈眈的契丹发起战略决战。

没有侧翼包抄、没有援兵。
没有充实财政,没有号令天下的朝廷。

自从有中国历史以来,这种行动都没有成功的先例。

3

既然石重贵的态度激怒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也想以幽云十六州为基础,进一步深入中原,于是在短短三年间,后晋和契丹便爆发了三场大战。

公元 944 年正月,耶律德光和赵延寿统兵五万南下,兵锋直抵贝州,贝州军民稍微抵抗一番,军校邵珂便打开南门,贝州沦陷。随后,契丹大军收缴了后晋留在贝州的粮草军械,直扑邺城。

邺城是开封的北部门户,一旦丢失,开封就保不住了。

形势危急,石重贵决定御驾亲征,并任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羽林将军潘寰为步军右厢排阵使,统一由御营使景延广指挥,出兵北上抵御契丹。

不久后,石重贵抵达澶州,耶律德光的从弟耶律麻荅,也在博州刺史周儒的接引下,渡过黄河,接应平卢节度使杨光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晋和契丹的第一次交锋便爆发了 ——

契丹将高行周、符彦卿等人包围在澶州北部的戚城,石重贵亲自统兵救援,才把他们捞出来,但皇甫遇等人沿河东进,在博州的马家渡附近击败耶律麻荅,斩首、俘虏万余人。

“晋兵薄之,契丹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垒,拔之。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

后晋获得一次小胜。

3 月,耶律德光见不能速胜,便统帅十余万兵马到了澶州以北,准备和石重贵决战。然而,后晋军队摆开阵型以后,契丹骑兵打了整整一天都打不动。

“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亦出阵以待之。契丹主以精骑左右略阵,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阵之东偏,不克。苦战至幕,两军死者不可胜数。”

耶律德光见状,只能统兵北归,但全权指挥后晋军队的景延广不敢追击,放任契丹骑兵在沧、德、深、冀等州烧杀抢掠,繁华的河北成为一片白地。

“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

后晋和契丹的第一次战争,结束了。

从这场战争可以看出来,后晋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契丹骑兵的战斗力反而很一般,两军正面对垒,契丹骑兵的胜算并不大。后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即藩镇和朝廷不是一条心,上上下下都为自家利益打算,不能团结合作,给了契丹深入中原的机会。

4

第一场战争过后,景延广见识到契丹骑兵的阵容,为之前的轻狂自大感到后悔,担忧国破身亡,开始日夜纵酒,一蹶不振。

而石重贵担心契丹再次南下,也着手调整人事 ——

召回桑维翰,任命为中书令兼枢密使,全权负责后晋的日常政务,号称 “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 经过数月时间,桑维翰便让后晋政务逐渐恢复正常。

命泰宁节度使李守贞讨伐杨光远,清理叛徒。

任命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杜重威为都招讨使,全权指挥十三个节度使,抵御契丹。

表面上看,后晋的朝廷和藩镇都实现了 “一体化”,可以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呢,朝廷的桑维翰有外戚冯玉制衡、藩镇的刘知远和杜重威矛盾重重,他们基本没有团结合作的可能。

刘知远的亲信郭威就说:

“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

可见,刘知远一系的重心根本不在讨伐契丹上,而是准备借石重贵和契丹开战的机会,取石重贵而代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晋和契丹的第二次战争,也没有实现战略目的。

公元 944 年 12 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再次出兵南侵,驻扎在恒州,前锋赵延寿甚至到了邢州,和后晋的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对峙。

石重贵见耶律德光来势汹汹,为保存实力,便命驻扎在邢州的后晋军队南撤,结果,撤退刚开始,就演变成大溃逃。

“朝廷惮契丹之盛,诏从恩等引兵南却,於是诸军忷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

耶律德光闻讯,立即进至邯郸,张从恩等人又说,契丹兵多、我们兵少,相州城里又粮食不够,我们不如再往南撤,到黄河边的黎阳仓结阵,等待契丹。

这次撤退,又演变成大溃逃,一片混乱。

石重贵见状,知道不能再退了,非得御驾亲征不可,于是在公元 945 年 2 月,石重贵亲自前往澶州,逼退契丹的先锋部队。

此时的耶律德光,仍然没有走出上次南侵失败的阴影,见石重贵亲征,感觉占不到便宜,便带着契丹骑兵北归。

胜利了。

但,没有经过血战的胜利,来得太容易了。

这两次战争,石重贵都逼退了耶律德光,不禁信心倍增,认为大功告成的日子不远了。随后,石重贵下令,马全节等人统兵北上,和成德节度使杜重威会师,趁机打击契丹,一举收复幽州。

而在恒州、定州一带守城观战的杜重威,见契丹大军已经走远,也认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在会师后晋主力以后,出兵攻克了契丹防御空虚的泰州(河北保定)、满城、遂城等地。

此时的耶律德光,已经走到古北口,准备回塞外了,但听到后晋收复泰州的消息,便调转兵锋,统帅八万骑兵南下,来和后晋的杜重威等人决战。

杜重威见耶律德光来了,又放弃泰州,向西南的定州撤退。

就这样,杜重威慢慢撤退、耶律德光猛烈追击,最终,耶律德光将杜重威统帅的后晋军包围在白团卫村,并切断后晋军的粮道,准备将其困死、渴死、饿死,然后进取开封。

“契丹主坐大奚车中,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

如果换做其他时期的军队,遇到这种局面,几乎是没有反击能力的,但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军队经过百年战乱的洗礼,战斗力非常强悍,即便身处严密的包围圈中,仍然具有和契丹一决高下的能力。

当天晚上,白团卫村起了大风,树木折断房屋倒塌,耶律德光随即命骑兵下马,顺风点火,准备利用大风把后晋军烧死,快速结束战斗。

后晋士兵感到恐慌,问杜重威:“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

杜重威说:“俟风稍缓,徐观可否。”

听到这句话,其他节度使们不愿意了,将士们已经缺粮缺水,现在大火也烧过来了,你还要等?还徐观,观个屁。

李守贞、张彦泽、药元福、符彦卿等人都认为,趁着大风大火出击,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他们不等杜重威的命令,便各自统兵出营,逆风迎战契丹。

就这,后晋军都把契丹骑兵一战打崩,耶律德光在乱军中抢到一匹骆驼,才侥幸逃出战场。

“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

后晋和契丹的第二次战争,就此结束。

这场战争再次说明,后晋军的战斗力没有问题,但后晋的政治问题很严重,例如朝廷不能严格号令节度使、节度使们保存实力、裙带关系上位的杜重威能力拙略、刘知远全程观战等等。

后晋士兵遇到这么一群渣滓,真是倒了霉了。

5

后晋和契丹的第二场战争,尽管没有实现战略目的,但确确实实击败了契丹,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

于是,石重贵彻底飘了,开始作死。

他不仅把冯玉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还宠幸到 “事无大小,悉以委之” 的地步,刚把朝政梳理清楚的桑维翰,则被排挤出去,以开封府尹的身份,保留待遇。

石重贵本人,更是骄奢淫逸,达到 “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 的程度。

政治败坏到这种程度,想收复幽云十六州,简直是痴人说梦。

公元 946 年 9 月,耶律德光命三万骑兵侵入河东、万余骑兵深入河北,结果刘知远在河东阳武谷斩首七千级,张彦泽在定州斩首两千级,契丹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耶律德光想出一计 ——

命瀛洲刺史刘延祚向后晋假意投降,以此来激发石重贵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野心,将后晋军队引到两国交界处。

这样一来,后晋军队的战线拉长,后勤补给必然困难重重,契丹骑兵则可以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就近作战,一口吞掉后晋的有生力量。

实事求是的说,耶律德光的计策就是诱敌深入,很明朗、很拙劣,但耶律德光的计策恰恰迎合了石重贵最深层次的渴望,可谓是军事上的美人计。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石重贵,中计了。

10 月,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全权指挥天平节度使李守贞、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永清节度使梁汉璋、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威胜节度使宋彦筠、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洺州团练使薛怀让等人,负责收复幽云十六州。

就这,杜重威仍然觉得兵力不足,要求把朝廷禁军也划拨给他。

石重贵同意了,只留下五百人守卫开封,并颁布了战略计划和战后赏格:

“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有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

后晋军浩浩荡荡的北上,和杜重威会师以后,杜重威根据 “先取瀛莫” 的计划,又带着大军到了瀛洲。

然而,瀛洲是一座空城,杜重威不敢进,随即向西南撤退。等撤到恒州附近的滹沱河畔时,耶律德光直扑而来,把他们包围了,并切断后晋军的粮道和退路。

这次,再没有大风帮助杜重威,也没有人替杜重威主动出击了。

但这次,杜重威也不想击败契丹,而是想以数十万后晋军为原始资本,得到耶律德光的投资,进而复制石敬瑭的成功路径,在契丹的支持下做中原皇帝。

不就是卖国吗?

你石敬瑭能卖,我杜重威卖不得?

正是存在着卖国求荣的心理,所以磁州刺史李谷提议修建浮桥,和恒州城的守军里应外合共击契丹时,杜重威拒绝了。奉国都指挥使王清主动出击,打的契丹连连后退,杜重威也不支援一兵一卒。

时间一长,所有人都清楚了杜重威的想法。

王清临死前就说:

“上将握兵,坐视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

耶律德光,自然也看出来了。

于是在后晋军的粮草即将耗尽时,耶律德光给杜重威写信,承诺册立他做中原皇帝,劝他举兵投降。杜重威见耶律德光明白了他的心意,便带着数十万后晋军,向耶律德光请降。

“契丹主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威喜,遂定计降。”

有了杜重威做示范,后晋的河北州县再没有抵抗意志,纷纷开城投降,耶律德光兵不血刃的得到大半河北。

随后,耶律德光命张彦泽做前锋,统兵两千直取开封。

张彦泽接到命令,不敢有丝毫耽搁,策马奔袭一天两夜,便抵达开封明德门外,石重贵见大势已去,无奈的脱下黄袍、穿起素衫,请翰林学士范质写下降表:

“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於郊野面缚待罪次。”

这场战争,后晋军没有败在战场上,仍然是败给了政治。

6

后晋和契丹的战争结束了,后晋的国祚也随之结束,但参与战争的所有人,都没有得到命运的馈赠。

早年间,张彦泽杀了掌书记张式,被张式的家人告到石敬瑭面前,于是朝野都请求诛杀张彦泽。但石敬瑭只是罢免了张彦泽的节度使职务,改任为禁军将领。

桑维翰二次出山以后,认为张彦泽的军事能力较强,便将其调任为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才得以重新统兵。

然而,此次进入开封,张彦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诛杀桑维翰。

为什么?

因为桑维翰是石敬瑭的开国功臣,耶律德光对他很有好感,现在耶律德光即将进入开封,张彦泽担心桑维翰分走耶律德光的宠爱,故而一杀了之。

随后,张彦泽纵兵掳掠开封的富户,贫民见城中混乱,也冒充张彦泽的士兵,冲入富户家里奸淫掳掠,短短两天时间,开封成为一片废墟。

“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

耶律德光进城以后,听闻张彦泽的行为,非常愤怒,下令将其处死,并剖割心脏祭奠死者。而开封市民见张彦泽已死,纷纷冲上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脑髓。

“市人争破其脑取髓,割其肉而食之。”

一意挑起战争的景延广,则被耶律德光逮捕,问他 “十万横磨剑安在”,然后就准备送回塞外。景延广羞愧难当,在路上自尽而亡。

石重贵亡国之后,数次召集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宣徽使孟承诲等人商议事情,试图唤醒他们的忠诚,复兴后晋。

但,没有一个人理他。

耶律德光进城时,后晋群臣甚至准备让石重贵 “衔璧牵羊”,在开封郊外跪迎耶律德光,但耶律德光觉得 “牵羊礼” 太过侮辱,没有同意后晋群臣的意见。后来,耶律德光封石重贵为负义侯,和冯皇后、冯玉等人一起被安置在黄龙府。

直到 61 岁时,石重贵才去世,仅比赵匡胤早两年。

如果他不那么早的向契丹开战,而是继承石敬瑭和桑维翰的韬光养晦政策,最终成就恐怕不可限量。

耶律德光原本有机会做中原皇帝,可惜他做错了两件事 ——

契丹的吏部尚书张砺建议,“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耶律德光拒绝了。

赵延寿建议,征收中原的赋税,定时定量的给契丹骑兵发军饷,但耶律德光说 “吾国无此法”,严词拒绝,并派出契丹骑兵以 “打草谷” 的名义到处掳掠,以至于郑、滑、曹、濮等州之间的数百里地方,牲畜和人民死亡殆尽。

就连后晋官员帮他搜刮来的财富,耶律德光也舍不得赏赐出去,准备全部运回塞外。

通过这两件事,后晋的文武官员和藩镇节度使都看明白了,耶律德光不准备长期留在中原,也没有能力做中原皇帝。

于是,中原各地逐渐兴起反抗契丹的战争。

公元 947 年 3 月,耶律德光以 “天时转热” 为由,带着契丹骑兵启程北归。路过相州时,屠尽城中的十余万军民,但到了栾城,耶律德光重病,死在杀胡林。

契丹人为了保存耶律德光的尸身,便割开腹部,塞入数斗粗盐,称为 “帝羓”。

5 月,河东的刘知远准备自太原启程南下,经上党(山西长治)进入开封。但郭威说,上党的山路险隘,不利于大军行进,河北久经战乱,藩镇拥兵自重,也不能快速通过,不如从晋州(山西临汾)、绛州出河东,再以洛阳为中转站,兵不血刃的进入开封。

权衡利弊之后,刘知远认为,郭威选择的路线是代价最小、时间最短、路途最顺的,于是他接受了郭威的意见,进入开封建立后汉。

再过八个月,刘知远的长子刘承训病逝,刘知远悲痛过甚,很快就死在开封的万岁殿。

刚刚建立的后汉,顿时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至于杜重威,耶律德光从来没有册立他做中原皇帝的想法,所谓的许诺,只是诈骗而已。

耶律德光南下以后,下令剥夺后晋军的铠甲、器械、战马,让杜重威带着数十万徒手步兵驻扎陈桥。可能是为了安抚他,耶律德光最终给了杜重威一个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中书令的头衔。

等到刘知远进入开封,走投无路的杜重威,再次奉表称臣,但刘知远不信任他,准备将他调离重镇邺城,改任为归德节度使。

杜重威自知理亏,随即起兵造反,仅仅坚持了三个月,杜重威便兵败投降,全家迁往开封。

刘知远临死时,最后一句遗言是:“善防重威。”

史弘肇、郭威等顾命大臣秉承刘知远的遗训,下令处死杜重威全家,任由开封市民吞食杜重威的血肉。

至此,战争的主角们,要么物理性死亡,要么政治性死亡,都死了。

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哪里是那么容易享受的。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死了也好。

老一辈的死干净了,郭威、郭荣、赵匡胤等新一辈,才能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山河。

来源:温伯陵

2026年2月17日星期二

中华文明有8000年历史?文明的标准是什么?

文/二湘空间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社科院的学部委员、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冯某最近发表的一段文字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时他在参加一个圆桌会议,认为中华文明有8000年历史。

而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做法是更改了文明的定义:现有的国际通用的定义是文字、城市(国家)、青铜器(金属器),而他要改成道德、知识和礼仪,云云。他也确实很用心的推广这套理论,发了一系列文章如下:

图源网络

只可惜鄙人粗粗一查,这张图里的期刊,《中原文化研究》影响因子0.7,《文物季刊》0.4,《江汉考古》0.8,《国际儒学》23年只有0.144,“顶刊”,太难顶了。以我对中科院社科院的人的了解,自己的文章发表在0.1几影响因子的期刊上,无论内容如何,都足以称之为学术污点。冯先生不计较,可谓“礼贤下士”的代表,只可惜对于外人而言,这只能叫自得其乐而已,正经的学术界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些“意义重大”的“结论”。

首先要先说一件事给那些被害妄想狂听:全世界针对文明用的都是文字、城市、青铜器这三个标准,不是说专门用这一个标准来针对中国人。说中华文明能确定的历史有3700年也好,说二里头因为缺乏文字而不能被确定为夏朝和计入中华历史也好,和我们说“印度文明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古希腊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都是这一个标准的产物。如果改变这个标准去延长中华文明的历史,那也免不了会延长其他文明的历史,指望通过改变标准,来让中华文明变得最悠久,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湖南博物馆馆藏  二湘空间拍摄

当然,标准并不是不能变,更不是不能讨论,比如我个人就希望能够在现有的标准内加入一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因为真正的文明肯定不止留在物质层面。真要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写成文章,投给正式的学术期刊,人家也会很欢迎,只要有理有据,足够严谨,毕竟这是历史学界的几乎是头等的大事。

只是冯某的标准多少有点搞笑,因为这三点都极其模糊,而不能量化。而且若考虑到他的目的是要延长中华文明被定义确认的时间,那恐怕真的是适得其反。

先说第一点道德。首先我们可以问冯先生:你究竟如何定义道德的产生?你是拿什么标志性事件来界定的?甚至,你究竟如何定义的道德?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任何意义上的最广义的道德,那这很可能要追溯到人类这个物种刚刚产生的时期,甚至还要追溯到我们尚未成为人类的时期,因为在动物之中母慈子孝、家庭责任之类的概念也存在,比如熊、大象对自己的孩子的态度。如果采取最广泛的定义,那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无疑来自于非洲,因为DNA方面的溯源已经确定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追溯到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古猿群,那更是几十万年前的事,远超过冯先生所说的8000年,甚至都不在另外一个量级。类似的,现存的人类,哪怕是某些岛屿上的生番,也是存在着一些基本的道德的,于是结果就是只要有人类,就可以被认为是“文明”,文明将会遍地都是,于全人类范围内都有普适性。这恐怕也不是冯先生想要的。

而如果我们采取“中华道德体系”这样的定义来研究中国文明,情况又会是冯先生所不希望看到的:中国传统道德,特别是在专制年代被奉行2000多年的道德,其实直到孔子等人出现才真正成型,真正能代表中国传统道德的就是儒家的纲常体系,这套体系以孝为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并将孝从血缘关系类比到政治关系上,进而转化成政治哲学。这套体系的出现只可能是孔子以后的事,那要是这样定义,中华文明其实不过2000多年。

知识和礼仪也大体如此。什么样的叫知识?我们如何界定知识的产生,或者说,知识于人群乃至文明中的存在?

湖南博物馆馆藏  二湘空间拍摄

比如我们按照康德的方式,把知识解释成感性直观与运用推理等产生的概念的综合,那我们也很自然的发现,知识的概念也可以追踪到我们这个物种刚刚产生的时刻,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我们的感官接受刺激,接受了表象,就会产生感性认知,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推论,产生了一些概念,便可以认为产生了知性的认知或者说知识,比如一个苹果放到这儿,我们产生了对苹果的概念,能够判断其他的东西是不是苹果,就可以认为拥有了对苹果的知识。那我们就可以说:知识存在于任何时间的任何人当中,甚至也不局限于人类,稍微高等点的动物也可以产生知识。难道猩猩什么的也可以用“文明”一词来形容吗?

显然文明一词不可能存在于几乎所有的高等动物中,也不可能存在于所有人类,所以如果我们把知识当作文明的一个要素,那我们就必须更改知识的定义,让它变得仅存在于特定的高级别人群中,换言之,非这个层次之外的人,或者说这个层次以下的人,根本不能拥有知识或者知性认知,这也就意味着知识会成为“高级别人类”的垄断物,不是“高级别人类”的人则只能用彻底的无知来形容。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但是对于冯先生的理论,却是必须的。

当然,礼仪也是如此。萨满的仪式、巫师的跳神,算不算是一种礼仪?这就叫文明吗?见面握手,打个招呼,当然也是礼仪,于是礼仪一词也自然普适于全人类中的任何个体。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礼仪和皇权专制时代的礼仪是完全不一样的,三跪九叩、礼别尊卑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要是说礼仪代表文明,难道我们把中华文明都抛弃的差不多了?

湖南博物馆馆藏  二湘空间拍摄

所以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不可以讨论乃至更改文明的定义,只是最起码要搞出点靠谱的东西来。冯先生这样定义结论就是只要是人类,乃至不需要是人类,就可以被称之为文明,又何苦至于是冯先生所说的区区8000年呢。因此这样的定义终究只是搞笑。

而且,我也确实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这么热衷于讨论8000年还是1万年,尤其是把这种讨论变得不再只是单纯的史学讨论,而是要扣帽子搞批判。这多少有点阿Q的意思:“我们祖上阔的多了”,可是这有什么用?美国的历史连300年都不到,祖上更谈不上如何如何“阔得多了”,可是该让我们头疼还是让我们头疼。

恐怕还是有一句话要送给这些人,来自顾颉刚全集第一卷,1933年出版的《古史辨第四册自序》第117页:“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

为什么再看《琅琊榜》,觉得它的权谋很幼稚?


文/猴子公社

权谋剧最大的幻觉,就是把活人当NPC使唤。

《琅琊榜》里的梅长苏设计个局,得先让A激怒B,B去找C理论,C慌乱中说漏嘴被D听见,D连夜禀报E,E权衡利弊后向F进言……

愣是把一串由ABCDEFG组成的珠子给穿得溜光水滑,仿佛满朝文武都是提线木偶,他们的情绪反应+性格弱点+行动轨迹,全都能按照剧本里事先规划好的在走。

但现实中最不讲理的变量,恰恰是“人”本身。

现实是,你连自家媳妇今晚想吃酸的还是辣的都拿不准,连孩子明天考试会不会拉肚子都搞不定。

可在《琅琊榜》里,一个叫梅长苏的江湖客,却能够算无遗漏的精准操控,一个由几十个活人组成的情绪链条。

我只能说,这哪是权谋,分明是开了全知视角打单机游戏。

真正的系统运行,讲究的是“失控熵增”——步骤每多一层,崩盘概率就呈指数级爬升。

你设计个三步计谋,每步九成把握,最终成功率还有七成三;可要串七步珠子,胜算直接跌破到五成。

为什么?

因为现实专治各种“计划通”——

大家看好的“高考状元”可能会忘带准考证,三十年驾龄的老司机可能会上错高速,你精心安排的心腹可能会突然思乡返乡;

暴雨可能冲垮密道,皇帝可能某天突然心情烦躁多问了半句话……

反正就是,任何一个微小的扰动,都可能像太平洋上的蝴蝶扇动翅膀一样,最后让你在想象中设计完美的那串珠子哗啦散架。

《琅琊榜》里最露怯的设定,是蒙挚这位禁军大统领,能日日出入梅长苏府邸密谈,皇帝竟未对此产生丝毫的实质性戒备——这在真实的权力系统中,就相当于是在自杀好吧。

真实权力系统的容错率,是会低到令人窒息的那种。

明朝“蓝玉案”株连了一万五千人,从公侯到门客无一幸免;

苏武归汉次年,其子卷入谋反案即被处死,连这位十九年持节不屈的忠臣都险遭清算。

这就不是古人残忍,而是系统生存的硬性约束:

关键节点一旦被渗透,往往就意味着系统即将重置。

真实权力系统中的皇帝,若真发现蒙挚这种禁军统领与"前朝余孽"过从甚密,第一反应绝非"这人忠心可嘉",而是连夜换防、彻查三代。

所以真正的老手玩权谋,从不赌“串珠子”,只信“铺摊子”。

曹操从兖州牧混到魏王,二十多年里靠的就不是什么七步连环计上位,而是年年盯着屯田、招流民这些枯燥事。

196年他推行屯田,“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粮食一车车往许都拉,流民一批批编入户籍,势力这才像熬老汤似的,小火慢炖,咕嘟咕嘟往外冒香。

《大明王朝1566》里的严嵩严党与清流缠斗数十年,核心逻辑也就一条:把利益摊在阳光下分赃,让对手不得不跟着节奏走。

这种阳谋看似笨拙,却稳如老狗——你明知他在铺摊子攒实力,却无力阻止,因为他在做的是系统最底层的基建。

而梅长苏那种所谓的“十年精密布局”,在真实系统里就是妥妥的自杀行为。

因为时间本身就是最大的搅局者:三年可能政策转向,五年可能盟友暴毙,七年可能边境起火……

当你还在憋大招的当口,对手可能早用阳谋把摊子铺成铁板一块了。

想当年,李世民搞玄武门之变,压根就没等万事俱备,连宫内的侍卫站位可能都没摸清楚,就赌了个时间差抢先出手了。

为何他这么着急?

因为再拖几天,等李建成的兵马调度停当,死的就是他。

真正的权力高手都明白:完美计划是幻觉,动态校准才是常态。

你先开始第一步,然后根据系统反馈再调第二步——这就像老司机开车一样,哪能提前算好每个弯道该打几圈方向盘?那都是手随路走,眼观六路。

说穿了,影视作品爱拍套娃式计谋,那是因为“步骤越多越显主角聪明”,这样不仅能提高剧情可看性,还能让人获得更高爽感。

可现实里,真正的高手反而追求“单点爆破”。你让尚书栽跟头,与其设计“激怒-泄密-举报-查证”四步连环,不如直接买通他府上倒夜香的杂役——步骤越短,失控概率越低。

最讽刺的是,权谋剧总把胜利归因于“奇谋”,往往却会刻意抹掉权力积累中最糙的那个部分——对琐碎的耐受力。

勾践卧薪尝胆,重点不在“尝胆”这个戏剧动作,而在他得日复一日咽下身为君王却要给夫差牵马的屈辱;

司马懿装病,精髓也不在“装”这个行为,而在他十年如一日的计算咳嗽频率、翻身角度的枯燥。

这些事没有半分智力含量,纯粹是意志力对无聊的碾压。

可影视剧不爱拍这个,因为太丧、太枯燥。

观众也不爱看这个,他们爱看梅长苏炭火一拨乾坤逆转,谁爱看司马懿在榻上数今天咳了几声才符合“将死之人”的生理指标?

说到底了,《琅琊榜》的权谋之所以显得幼维,是因为它把权力系统简化成了智力游戏,却回避了最糙也最硬的真相——

系统运行的本质,是概率与冗余的博弈,不是算计与反算计的舞蹈。

你设计十步连环计,等于主动给系统埋下十倍失控风险;

而高手只做一件事:把第一步的根基夯得死死的,让对手连下嘴的缝都找不到。

AI:《泰坦尼克号》多位主演的今昔对比


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文/何清涟

「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仅仅是从文字描述中去感受,无论怎样,都会显得肤浅、轻飘。

一九六八年道县传来杀人消息
我生长于革命之乡──湖南省,自幼一直接受「红色」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对「革命」充满了崇拜与憧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也以一个孩子的纯洁热情欢迎。

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县、邵阳县相继发生了两次大屠杀,从此以后,我对「文革」的本质有了自己的认识。一九六八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当时年仅十二岁。 「停课闹革命」使孩子们无书可读,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灵去理解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的作者列举了一九六八年四至五月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传单的作者陈述说,一九六八年,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与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所谓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由于道县革命群众组织将屠杀「黑杀队」视为「革命表现」,而「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又为数不少,自然是诛不胜诛。其结果就是传单上所写的: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已经长满了蛆虫……」,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后看到如此惨状,经过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传单上的消息并非传言。一天晚上,我父亲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在道县出差时的所见所闻,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邵阳这边来,如果有可靠的亲戚在外地,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却不敢问父亲。那位朋友走了后,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
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弥漫,邵阳市管下的邵阳县很快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戳「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为了斩草除根,还要将这些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并屠杀。邵阳市与邵阳县城相隔只百余里地,不少人就来自于邵阳县的「二十一种人」家庭。邵阳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经常传来砰啪砰啪的打门声,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与抓人者的喝骂声。所谓「二十一种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终日,唯恐这种不测落到自己头上。白天,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各种信息:某人家里又被邵阳县来的农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在家没被抓走;某人已经被老家来的农民抓回去;某人已经被抓走好多天,家属交了赎金,单位也派人去领人,却没见到人的踪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尽是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结果被几位农民用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后无人收尸,还是几位街坊帮助收的尸,没有钱买棺木,拿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是外出做工,侥幸躲过,但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较幸运: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他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因农民也不认识她,故此没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了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而姚则被农民们抓住将腿生生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闻讯后派人将其抬送医院;还有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里,当他老家几十位农民来他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头头,马上带上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先上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结果一场恶战,邵阳县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四十岁刚出头的刘司机也得以保住一条命。

抓的人多了,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而农民们因无法进入这些单位找人,这些人才算是生命无虞。

我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就是在刘司机的事情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里面避难,每晚住在办公室里,直到半年之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后才敢回家居住。

但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单位没这种条件,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中。在这种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恐怖状态中,邵阳市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人,终日战战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来。

资江河上漂流的无名尸体
邵阳县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成果」。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烦事,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资江河靠城市这边的南岸上每天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则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币做为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有85%左右的人每月工资为三十六元,集体企业则只有三十四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二十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五元,所以这十元钱在当时比较吸引人。

我记得当时正涨洪水,资江河上浊浪滔滔。一些胆大的农民就带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捞,而有些水性好且家里有船的就将船驶至河心打捞。位于资江河畔的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残忍的杀人手段
我当时年仅十二岁,也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谓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死状千奇百怪,充分展现了杀人者对杀人手段的创造性。有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的;也有捆成四足攒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经难于辨认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我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之后,一连几天都做恶梦,吃不下饭,以后再也不敢去资江河岸观看这类惨象。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了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边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本来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见了井底,一直要到过了一晚才又蓄满水。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时赶紧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卫生标准,前来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而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

我曾听一位亲眼看过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这次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体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所谓「黑杀队员」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都还比较「文明」。

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上部是圆柱形,下部平底,呈圆锥状)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杀人者发明出来的「铁板烧」酷刑所致。

女人们的遭遇自然更惨,不少女人死前还要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像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而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去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与猪等。到后来,「红色恐怖」所到之处,竟有这样的威力,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叙述者讲述这些事情时心有余悸,听者也闻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如此同类相残之事。

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
事隔多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拨乱反正」,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

但对一九六八年邵阳县大屠杀以及道县大屠杀却始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组织人调查平反。邵阳曾有人在市中心邮电局门前的墙上张贴过要求追查杀人罪行的大字报,但结果是这些人被当局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名拘留,有的还判了两年刑。据知情者透露,此案难查的原因一是牵涉面太广,参与杀人的人太多,从当时县武装部长到大队书记、大队民兵营长及民兵均涉杀人罪行,如果追查,株连太多。自古云「法不治众」。为了避免动乱,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于被害者多是斩草除根,少数幸存者也有如惊弓之鸟,没有人代为申诉,故此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中,一九六八年邵阳县大屠杀一案均不存在。

但我一直认为,中共当局未为这被杀的数千冤魂平反,还有一个中国人无意正视的原因: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地、富、反、坏、右」本来就是政治贱民与被镇压的对象,他们的生命无论是在当局还是在普通人眼中,本来就有如草芥。

对「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自我毁灭运动,中共当局一直列为学术禁区,不允许研究,至今还只有一些人士通过个人努力在抢救有关「文革」的历史记忆。而已有的一些中共官方允许出版的涉及文革经历的回忆录,至多只看到当时对高干、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这些生命被剥夺的成千上万的政治贱民,却几乎无人提及。

但对于我来说,那次大屠杀所弥漫出来的暴戾之气却一直紧紧压迫我的灵魂。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这几千被残暴剥夺生命的无辜者树立一块文字的纪念碑,让活着的人永远不要忘记这耻辱的一页: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数千无辜者怎样被荒谬残暴地剥夺生命,而中共当局与杀人者又是怎样缺乏检讨罪过的勇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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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谨识:本稿最初以「沉默」之笔名发表于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五日,现略作修改。

注:所谓「二十一种人」,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划为管制镇压对象的二十一类人,笔者至今能够记忆的只有十类,即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匪,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份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军官与士兵、警察、宪兵、特务、土匪等。还有十一种是什么名目,笔者已经不能凭记忆写出。

2026年2月16日星期一

Snow Bear/雪熊


This animation is both heartwarming and informative, beautifully capturing themes of human connection alongside the urgent nee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formance impression:
Director: Aaron Blaise

Snow Bear (2025) on IMDb

2025年岭南狮王争霸赛冠军狮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