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坤问了一个好问题：我们是否依旧相信每一代中国人会比上一代人生活的更好？

张坤在一季报里发出了灵魂一问：“我们是否依旧相信，每一代中国人会比上一代人生活的更好？”

其实唐僧相信持仓坚定的张坤肯定对这个问题是正面答案的，但是张坤自己没回答另一个问题：“过的更好是一个主观感受，每个中国人过的比上一代更好，会不会一定会在货币化上体现？”

我的父辈一年只能喝得起一瓶 1499 的茅台，我一年能喝 20 瓶 RIO。我的父辈每年可支配收入 30000，喝这一瓶茅台占他年度可支配收入的 5%，我收入 30 万，喝酒占我年度可支配收入的 0.1%。在这种场景下，谁生活的更好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生活的确更好了，但是按照货币化计量数字更小了？这就是我们的思维里面可能一直有的一个误区：货币化计量。

唐僧承认在经济学领域里面不搞货币化计量是不行的，因为很多种类完全不可比，不可比就没法归类统计算总账，很多判断和决策就没法做了。但是完全货币化计量也不行，因为很多时候只是为了 “可比性” 强行拉到一起加总，跟最底层的逻辑毕竟是隔了一层：而隔得这一层在特定情况下就是有可能出问题。

评价消费增长的时候，是不是还只能用货币化这一条路去评价？以前我三年买一台电脑 10000 块，现在我一年买一台电脑 3000 块，3 年算下来才 9000 块钱，那你说我的消费是增长了，还是没增长呢？以前在企业端 10000 块钱的电脑赚了 3000 块，每年 1000 块，现在企业端一台电脑赚 300 块，每年 300 块。用货币一算我的消费妥妥肯定也是下降的，但是真这样么？

是不是用人均能量占有和消耗，来评估消费更合适一点，更符合消费的人的体感？但是由于发电能力和储能能力题的快速提升，单位能源的价格是在持续走低的，货币化计量以后的消费是不是提升的就不好说了。

我们按照衣食住行四大基本需求来拆一下：

在穿衣上面，除了少数模特网红要不断换衣服以外（以后估计也不需要了，AI 直接给你换装就完了），现在人都不怎么出去见人了，那人均衣物占有自然也就提不上去了（保暖需求基本已经不存在了，在家里的话裹个被子算了）。

在吃的层面上，现代人都吃太好了，只要你不准备继续变成超级大胖子，那人均能量占有就是有上限的。

住的方面，人均居住面积提升到一定水平，也就提不上去了，你就是再有钱你还能前半夜后半夜各换一个房间睡？更何况现在房价这个鬼样子投资需求也受压制。

唯一能够说道说道的只剩下行，也就是物理意义上的人的出行半径。以前只有绿皮火车你跑 500 公里就累死人，现在有了高铁里跑两个 2000 公里也不是不行，有了飞机你去个 5000 公里也可以……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能够 “精神旅行”，比如 VR 或者小视频跟着其他人去看看，那肉体的旅行也可以再缩减一下……

在衣食住行全部都接近能量需求天花板，且 24 小时基本上快打满的情况下，你新增一个需求自然就会挤出一个老需求。而且多数情况下新增需求的性价比更高能量消耗更少，比如 “跟着长老去旅行” 只需要唐僧一个人消耗能量，其他人有手机有电有网络看看听听解说就算了，你要放以前肉身去旅行这 3000 个观众就是 3000 倍的能量消耗….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只有星际航行和创新药值得买。星际航行提升生命的广度，创新药提升生命的长度，有了这俩前置条件消费才能起来，否则有可能人类的消费已经被 24 小时的生命总时长和肉体飞行距离的限制带来的能量总消耗锁死了。

总之：如果按照人均能量占有和消耗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离天花板到底还有多高？如果按照单位能量生成的价格来看的话，那以货币计量的人均消费水平还有多少能够提升的空间？衣食住行都到天花板的话，剩下的就只是精神方面的需求，而且还是在 24 小时有效时间约束内的 “需求密度” 的提升才行，要是按照货币计量 “需求密度” 也下来了呢？比如从一小时 200 的线下需求变成一小时 5 块的线上需求……

这个恐怕才是我们真正值得考虑和担忧的问题。

今天要说的基本上说完了，但是看了一下到这里还有点短，男人太短了也不行，就再顺带讲一下另外一个话题：

看到一个新闻说某高校有学生被流浪狗咬了，去质问学校为什么不管管流浪狗？而恰好该学校就是前两年由于保安捕杀流浪猫狗被开除的这个学校。

魔幻的是，要求校方爱护小动物不能随意捕杀流浪猫狗和质问学校为啥不管管流浪猫狗害的学生被咬的声音是同时存在的。你又不能捕杀流浪猫狗，那流浪猫狗自然就多，你还要求猫狗不能咬人，那怎么办？让这些猫狗坐在教室里面找人给他们上思想品德行为操守课么？

这两种声音能同时存在而且还都得到了相当多的用户，这在反映了很多年轻一代的思维缺陷的：只有短链条思维能力，只能解决如果 A，则 A1 的结果，但是 A1 一路推演下去会导致什么样的 An 的多层推理能力是欠缺的。

比如再你琢磨一下：产品便宜、员工福利好、股东利润高且股价高，这本质上是个不可能三角。但是有些自媒体也不讲这个不可能三角：他作为消费者就要求你企业在卖东西的时候要便宜，作为员工讲员工福利的时候员工福利要好，最后他作为股民的时候要求体现在股东上面，利润要高，股价要高。

你要是个上市公司 CEO 我就问你如何同时满足这三者？按照某同学的说法：看起来只剩下打劫外星人一条路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下围棋这种事情已经可以被 “狗” 所替代了，但是唐僧觉得下棋打牌这种娱乐活动还是应该保留，至少作为思维训练的一种游戏这是可以非常有效的锻炼长链条思维模式的：我下完一步以后对手也是要下一步的，而且对手下的一步一定是对他最有利的一步而不是对我最有利的一步，那我再下一步应该要如何应对呢？如此类推……

就像好的投资者可以预判到市场的预判一样，好的棋手可以推算到十几步以后。但是很多人的思路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有 “我打吃，他不管，然后我吃掉他” 这么简单的思维模式。那你打吃以后人家凭啥不管啊！下棋的时候你能一眼识别出这种臭棋篓子，那在生活中你能一眼看出这种 “臭人篓子” 么？

正常人思维下面遇到这种情况下不过的时候是努力多背定式多下棋提升自己的棋艺，但是现在也有很多 “巨婴” 的解决方式是：我打吃，你居然要跑？不行！你跑我就掀棋盘！结果对面抄起棋盘来呼在自己脸上以后懵逼了。

（以上故事可以参考大汉棋圣汉景帝刘启往事：吴王世子在棋局上对刘启大放厥词，刘启也不逼逼直接抄起棋盘就把对方直接当场砸死了）

所以你要定规矩把其他人搞成你的对手的时候，最好要有掀桌子抄棋盘并且打赢的能力。要么唐僧给你个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共同把下棋变成一个娱乐不要在乎棋盘上的输赢，大家一起在棋盘之外把蛋糕做大，这个是唐僧最喜欢的商业模式和为人处世的模式。

但是很显然很多极端 “X” 权是只想分蛋糕并不想做蛋糕的。到这里我都没有说他们只擅长分蛋糕，因为如果只想有权力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走到你的棋盘上来，0 乘多少都是 0，这就连 “擅长” 分蛋糕都算不上，因为就连电信诈骗都好歹给你点甜头呢。

这种去缅北都不是好员工的思维谁信谁傻 X。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唐僧的碎碎念，作者：唐二僧

邓朴方误用傀儡遭反噬

在中共十八大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权力重组中，邓朴方作为邓小平长子、太子党核心人物，其立场和决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胡锦涛、江泽民等各方势力，在“倒薄挺习”的关键博弈中，都需看邓朴方的眼色行事。

邓朴方的算盘打得精明：接班人必须坚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绝不能让“唱红打黑”的毛式动员卷土重来；同时，要坚定维护红色家族的核心利益集团。薄熙来凭借个人魅力、左倾路线和家族联姻野心，被邓视为对这两条红线的双重威胁。相比之下，习近平性情木讷、低调内敛，又是红二代，其父习仲勋曾受毛迫害，看似是最理想的“政治傀儡”。尽管薄熙来当面承诺，但邓朴方始终不信，最终推动各方形成“习上薄下”的共识。

这一选择，当时被视为太子党与改革派的战略胜利：薄熙来的“唱红”被定性为路线偏差，王立军事件成为导火索，薄家利益冲突与陈晓丹联姻更被解读为对邓家历史恩怨的挑衅。邓朴方等人以为，扶植一个“没有个人主见”的习近平，就能延续邓小平路线，永保家族利益稳固。

然而，历史以最残酷的方式狠狠嘲讽了这种“误用傀儡”的自作聪明。习近平上台后，非但未成任人摆布的工具，反而迅速集权，摇身一变为铁腕独裁者。他重拾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动员，强化党的绝对领导与国家主导模式，在内政外交上与邓小平“韬光养晦”、渐进改革的路线彻底决裂。反腐风暴表面肃贪，实则成为清除异己、巩固个人权力的血腥利器，大批红色家族利益网络遭到无情收割，邓朴方等老一辈太子党影响力被系统性碾压边缘化。

最直接、最刺痛的反噬，莫过于邓家掌控的安邦集团被一锅端。 安邦保险曾是邓家重要的金融平台，通过吴小晖与邓家姻亲关系扩张至数万亿元规模的金融帝国。2018年，在习近平治下，安邦被监管部门接管，吴小晖获重刑，集团资产遭全面清理重组。这不仅是金融整顿，更是红色家族核心利益被公开宰割的标志性事件。

更令人唏嘘的是邓朴方本人的遭遇。他不仅被剥夺党内一切职务，个人言行自由也被彻底剥夺。这位昔日太子党中呼风唤雨的“邓家长子”，如今公开场合几无声音，行动备受限制，落差之大，令人扼腕。

而遭习软禁的远不止邓朴方一人。凡可能构成潜在威胁的红色权贵、党内元老及其家族，几乎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昔日盟友转眼成为防范对象。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幕，是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公开逐出会场：前总书记在全球镜头前被工作人员架离座位。这不仅仅是礼遇缺失，更是习近平向党内元老与改革派发出的血淋淋警告——任何潜在挑战者，都将被毫不留情地碾碎。

最致命的反噬，还在于习近平推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事实上开启终身制，并被广泛解读为带有世袭倾向的权力固化。这直接颠覆了邓小平时代确立的“集体领导”“任期制”等防止个人崇拜和终身制的机制。邓朴方等人本想用一个“安全”的接班人守护改革开放共识和家族红利，却亲手扶植出一位大权在握后彻底“恶魔化”的暴君：路线极左、派系血洗、权力高度集中，让昔日盟友与利益集团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太子党内部裂痕彻底撕裂，邓家等传统势力陷入前所未有的绝望境地。

邓朴方等人的悲剧，根源在于严重低估了权力本身的腐蚀性与中共体制的残酷逻辑。在高度集权的铁笼里，任何“傀儡”一旦登上最高位，都会瞬间化身为吞噬一切的恶龙，毫不留情地反噬昔日操控者。薄熙来落马终结了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左派”明星，却亲手打开了通往新独裁的潘多拉魔盒。

今日回看，“倒薄挺习”这场运动，表面是路线与利益的博弈，实则是中共历史上最愚蠢、最致命的一次权力误算。它不仅葬送了邓小平苦心经营的改革开放遗产，更将整个红色家族体系推向被逐步清算的深渊。邓朴方当初那点“远见”，最终成了自己、邓家乃至整个中共体制的致命毒药！

权力斗争的冷酷逻辑，从未改变，也永不会改变。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操控者，最终都将沦为被权力反噬的凄惨弃子。邓朴方的遭遇，不过是这一血淋淋铁律最新、最讽刺的一记注脚。

五十年修成的一条铁路，见证了新中国的昭昭天命

1

1911 年 6 月 17 日，两千余人在成都成立 “四川保路同志会”，并打出 “破约保路” 的横幅，反对清朝以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誓死要保护川汉铁路的主权。

这件事，史称保路运动，直接吹响了清朝覆灭的号角，埋葬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帝制。

1952 年 7 月 1 日，一列火车驶进成都北门火车站，30 万人热泪盈眶，给筑路工人送上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毛主席来了，火车也来了。”

这件事是成渝铁路通车，新中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两件事横跨半个世纪，发生在不同的政权，却都和 “成渝铁路”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那个国家积贫积弱、所有人都怀疑中国能不能修一条自己的铁路、中国能不能发展起来的时候，成渝铁路不仅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也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的答案 ——

我们可以。

2

成渝铁路的起点，要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

那时，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爆发，中国进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资源，英法等国希望在成都和重庆之间，修建一条铁路，连接长江航运。

这条铁路一旦修成，整个长江流域便被外国列强掌控，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得以渗透到中国的大西南。

把守土保国刻在骨子里的中国人民，自然不愿意这件事发生，于是在 1903 年，四川士民向总督锡良提议，由四川人自己修一条铁路，打消外国列强的妄念。

锡良认为，四川独立修铁路，可以，但如果能修一条成都到汉口的铁路，便可以避开长江三峡的航运风险，岂不更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总督锡良便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向朝廷奏请，修建一条川汉铁路，把成都、重庆、宜昌、汉口连接起来。

四川士民计划修建的成渝铁路，便是川汉铁路的西段。

这个建议，朝廷批准了，但因为朝廷财政匮乏，无力调拨修路资金，便拟定了官商合办的方案，允许四川省设立 “租股局”，按照田地亩数向农民摊牌。

四川省的五千万人，自此全部成为川汉铁路的股东。

以交税的方式入股铁路，其实就是朝廷在财政匮乏的时候，通过摊派、加税来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是用农业国家的统治方法运营工业项目的一种取巧策略。

在民心、组织、动员力都极差的清朝，这种方式必然是要出问题的。

事实上，川汉铁路筹备不到三年，因为股东来源错综复杂，川汉铁路总公司就出现了严重的股权纠纷。无奈之下，四川政府退出，将川汉铁路完全转为商办，这才理清股权问题，并筹措到两千万元的修路资金。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方案是合乎情理的。

既然政府没钱，需要从民间集资，那么民间就应该拥有铁路的全部股权，从权责对等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但，转变川汉铁路的性质能解决资金问题，却解决不了清朝政权和社会的顽疾 ——

社会层面，清朝的腐败风气严重，侵吞公共资产成为惯例。于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高层调用三百万修路资金，投入上海股市，试图为自己赚取私财，结果上海股市出现泡沫，三百万本金亏损大半。

政权方面，清朝仍然用原始的 “牧民” 方式治理国家，丝毫没有 “信用” 的概念，面对财政匮乏的危机，朝廷在 1911 年 5 月违背约定，悍然宣布川汉为国有铁路，然后将筑路权抵押给英法德美四国，换取他们的借款合同。

这两件事意味着，川汉铁路的资金被内部蛀虫掏空大半，四川士民的投资被清朝一夜清零。

钱被吞了、路被卖了，无论于公于私，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路运动随即爆发，清朝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却又造成武昌兵力空虚的局面，直接引爆了辛亥革命。

一条没有修成的铁路，就这样覆灭了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

3

追溯清朝灭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川汉铁路引发的连锁反应，但实际上是清朝的统治方式、政府信用、吸纳社会资金的方式严重落后，不仅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更无法带领中国生存发展，被中国人民抛弃了。

这个问题，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同样存在。

民国成立以后，曾经四次重启铁路项目，但每一次都无疾而终 ——

第一次是 1914 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命詹天佑和外国专家一起，重新勘探路线。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德国和美国专家纷纷回国参战，北洋政府也因为没有统一财政、统一市场、以及无法协调各地军阀政客的矛盾和利益，无法独立启动工程。

五年后，詹天佑去世，川汉铁路仍然停留在图纸上。

第二次是 1931 年，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向国民政府提议，整体修建川汉铁路有困难，那就先修川汉铁路的西段，成渝铁路。

国民政府没有异议，他们随即便以 “预征筑路税款” 的名义在四川加税，筹集修路资金。

这种修路方式，和清朝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即便如此，成渝铁路也没有修成，因为刘湘和刘文辉为争夺四川的主导权，兵戎相见，资金和精力都消耗在夺权战争上了，哪有功夫修铁路呢？

第三次是 1934 年，国民政府尾随红军，将势力渗透进四川以后，准备和四川省合作，筹集两千万元资金，修筑成渝铁路。

三年以后，一切准备就绪，国民政府在成都、重庆同时举办了开工仪式，但是开工不久，中国便开始全面抗战，成渝铁路再次陷入困境。

截止到 1949 年 10 月，成渝铁路也不过刚刚完成路基工程，铁轨则是一寸未铺。

从清朝到民国，从川汉铁路到成渝铁路，无数人投入资金、时间、精力，谋划了将近半个世纪，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这是清朝和民国的无能，更是整个旧中国的结构性失败。

4

成渝铁路再次开工，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了。

1949 年 11 月 30 日，重庆解放，小平同志和刘伯承司令随即在西南局会议上，做出 “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 的决策。

为什么？

因为四川盆地被群山万壑包围，陆路进出很不方便，而长江水系在流经重庆以后，便贴着四川盆地的南部边缘向西北流去，并没有把成都和重庆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以成都为核心的四川盆地，便成为和中国核心区若即若离的西南独立板块。

如果不修建成渝铁路，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就难以深入四川，建立起巩固的现代化国家，四川的人口、资金、货物也难以进入中国核心区，获得发展增值的机会。

这便是新中国必须修建成渝铁路的原因。

那时，西南的地方秩序尚未重建、土地改革尚未开始、百万土匪横行、财政捉襟见肘，很多人反对立即修建成渝铁路，但小平同志认为，修建成渝铁路可以让停产的工厂动起来、让失业工人有事做、让四川人民看到新中国的诚意，并且为剿匪和土改奠定基础。

一句话，修建成渝铁路不是劳民伤财的恶整，而是解放四川、建设四川的关键一招。

随后，小平同志向中央汇报了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熟读经史的教员，也敏锐的意识到成渝铁路的重要性，当即拍板同意，并在中央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调拨两亿斤大米做为修路经费。

就这样，成渝铁路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再次启动。

5

想修路是一回事，能不能修成是另一回事，清朝和民国都没有做成的事，新中国又该如何去做呢？

小平同志知道，修铁路的第一道难关是技术，如果没有技术，再多的大米也铺不出一寸铁路。于是，他和刘伯承、贺龙商议之后，做了两个决定 ——

原成渝铁路工程局的技术人员，全部留用。

请回那些被民国政府闲置的老工程师。

他们都是熟悉成渝铁路的人，留下来、用起来，新中国便可以在前数十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行，不用再白手起家。

解决了技术从哪来的问题，修铁路就要进入第二道难关，人从哪里来？

清朝和民国数次谋划修建成渝铁路，因为无法深入基层、不能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便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从基层崛起、拥有超强组织力和动员力的新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容易解决的。

1950 年 6 月，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同月，成渝铁路开工，由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共计三万余人，高举着 “开路先锋” 的旗帜，奔赴重庆九龙坡工地。

随后，西南军区又相继组建五个军工筑路总队，派往成渝铁路沿线工地，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边剿匪、一边修路。

仅仅是这番动员力度，就是旧中国望尘莫及的。

等到抗美援朝爆发以后，大量军队北上，再组建军工筑路队就不现实了，于是西南局下令，由地方政府把复员军人、失业工人、翻身农民、改造对象都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十万人的民工队伍，到工地修铁路。

为什么要组建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队伍呢？

因为小平同志要把修路的工地，变成一所社会改造的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每个工区都有党的指导员和工作组，他们不仅要分配任务，还要和民工同吃同住、组织学习、讲解政策、做思想工作。

而遇到粮食紧张时，指导员要让民工先吃饱。工棚潮湿时，党员干部要把干稻草让给民工铺床。隧道挖到危险处，下达的命令永远是民工先撤，指导员和党员干部留下断后。

正是用这种 “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的工作方法，成渝铁路的工地，成为改造西南的第一批试验场，修路民工，成了西南地区第一批认可新中国的人，以至于他们自发约定，每天下班后义务加班半小时，以劳动报国。

如果说剿匪是清算西南地区的旧社会结构，那么修路便是构建西南地区的新社会结构。

6

现在，技术和人都有了，但修铁路需要的枕木和钢轨从哪里来呢？这两种材料，无论缺了哪一样，成渝铁路都修不成。

其实，早在教员批准成渝铁路项目的时候，就定下” 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 的十六字方针，而在成渝铁路开工以后，西南局的政策和工地的氛围，又重新激发了四川人民对成渝铁路的渴望。

于是，教员的十六字方针，很快变成现实。

据筑路指挥部的估算，全长 505 公里的铁路，需要 125 万根枕木，且必须是质地坚硬的优质木料。

望着这个数字，所有人都发愁，怎么办？

无奈之下，小平同志挂帅的西南财经委员会开了一次 “枕木会议”，号召铁路沿线的人民，进山采集符合要求的木材。

结果，四川人民听到号召以后，一呼百应 ——

农村贫农进山砍树、富人捐献传家的樟木和楠木、青年捐献准备结婚打造家具的木料、白发苍苍的老人捐献寿材，截止到 1950 年 12 月，125 万根枕木就凑齐了。

清朝按田地亩数来摊派加税，铁路没修成。

民国政府屡次以修路的名义加税，铁路还是没修成。

新中国不向四川人民收一分钱，四川人民却主动送上木材、力气乃至性命。

为修建成渝铁路，三个不同的政权造成三种不同的结果，足以说明，唯有新中国有能力整合一盘散沙的旧社会、有资格代表历史正确的前进方向，也唯有新中国是真正受到人民拥护的。

如果说征集木材证明了新中国动员农业社会的能力，那么制造钢轨，便证明了新中国改造工业的能力。

成渝铁路的钢轨，来自重庆的 101 厂。

101 厂源自清朝创办的汉阳铁厂，历经屡次搬迁和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时，101 厂已经到了报废的边缘。它的轧钢机长期不用，零件已经运转不畅，而其核心设备，竟然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购买的一台八千匹马力的蒸汽机。

这些机器装备，还能用吗？

即便能用，它们能造出铁路需要的钢轨吗？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但，东北工业基地距离西南地区太远，运送钢轨根本不现实，西南局修建成渝铁路，只能就地取材，用 101 厂的那些老旧设备来制造钢轨。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局领导 101 厂的技术人员，对轧钢机、蒸汽机等老旧设备进行了大调试、大修复、大改造，用极短的时间便让 101 厂焕发新生，恢复生产。

截止到 1952 年 5 月，101 厂便为成渝铁路提供了 5.6 万吨钢轨，提前完成铁路所需钢轨的生产任务。

成渝铁路做为第一条用国产钢轨修成的铁路，得以顺利完工。

张之洞毕生希望中国自强，但他创办的汉阳铁厂，没能促使中国强大，他购买的先进设备，也没能修成铁路。但新中国用张之洞留下的遗产，仅仅两年时间，就用国产钢轨修成一条成渝铁路。

这是自强精神的延续，这是强国薪火的传承。

7

在技术、人员、木材、钢轨的共同推动下，1952 年 6 月 13 日，成渝铁路便全线贯通，总工期两年，全长 505 公里，总造价 1.9 亿元，挖掘土石方 1460 万立方米、开凿隧道 14 条、修建大桥 28 座、小桥 189 座、涵洞 446 个。

和清朝、民国相比，这样的工程规模和工程进度，堪称神迹。

但，这就是新中国力量。

7 月 1 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30 万人聚集在成都北门火车站，看到列车进站的那一刻，” 共产党万岁” 的口号响彻云霄。

从准备修路到正式通车，成渝铁路走过跌宕起伏的五十年。

前四十六年，成渝铁路受制于旧社会、旧政权、旧制度，进展缓慢，迟迟不能把四川盆地和长江航运联系起来。

后两年，新中国用战火中磨砺出来的强悍组织力和动员力，狂飙突进，不仅重塑了社会结构，更是打破天堑，重塑了中国西南的地理形态。

自古以来的蜀道难，至此变成坦荡通途。

可以说，成渝铁路是我党执政能力的证明，是新中国和人民建立互信的里程碑事件。

当那面写着 “毛主席来了，火车也来了” 的鲜红锦旗在风中飘扬时，那条写着 “破约保路” 的屈辱横幅，终于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

黑暗的中国近代史至此完美落幕，新中国和人民并肩前行，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昭昭天命。

耿同学正面回应：接广告是为了挣钱，骂杰青是为了爽，毕竟水货从不为难水货

耿同学火了，火的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这之前，他没想过自己也有登上热搜的一天。

随着热度而来的，是争议、讨论、还有媒体采访。几乎每个人都想从这个博士肄业却把杰青按在地上锤的年轻人嘴里多挖到一点新的故事。

耿同学社交账号截图

我见到耿同学这天，他上午刚刚结束了一场采访，晚上还有两个媒体在排队。吉林四平没有机场，从最近的长春赶来还需要 2 小时车程，「你们不是第一个来线下的。」

「现在大家来是看得起我，很快这事儿过去了，可能我再求着你们来都没人愿意搭理我了。」耿同学说，「所以趁着这个机会，能多认识几个人就多认识几个人，能多聊就多聊聊。」

以下是他的自述。

接广告是为了挣钱

骂杰青是为了爽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同济王平真的被撤职了。

这么多年来，因为论文问题被撤稿的院长，他好像是头一个。这种打假视频我干过很多次，但历来都没有过这么大动静，这次是真的出圈了。

我之前预想得最好的处理结果，也就是论文撤稿、学生处理一下、老师承认错误。但撤职、降级、罚 24 个月不能申请经费、不能评奖评优，这处罚已经够重了。

热搜也上了好几个，我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上热搜。

最近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一张封面，上面头版是特朗普访华，下面挂着我。看了心里也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但不是每条热搜都是对的。

比如说我「签约 MCN」那条，完全偏离了本意，很多人骂我一火就签 MCN 准备圈钱，但其实那个 MCN 我一年前就签了，现在已经在走解约流程。

微博截图

我看到之后立刻给那个媒体打电话，他们也跟我道了歉。

几乎每一个博主都有过 MCN，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以前不懂事，合约期签得很长，早就有想解约的想法，但对方一直拒绝。现在想想，虽然 MCN 不限制我的内容，但也没带来什么增益，借这个机会摆脱，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

还有人最近在反向打假我，扒我本科的论文。我觉得这是有人故意搞事情，但没有证据。其实差别还是有点大的，放大一点就能看出来明显不重复。

退一万步，就算重复了又怎样？就算造假了又怎样？我本来已经退学，你还把我退学申请给我退了？

还有网上给我贴了一堆标签，「学术界最严厉的父亲」「职业打假人」「学术造假吹哨人」……这都什么破标签，没有一个我喜欢的。

上热搜对我来讲也是个新鲜事，但同时也有恐惧。我不怕热度会变，我怕的是热度的反噬。

我能想象到最坏的情况是，未来哪一天，我可能接的一个广告不是太好、不是太严谨，大家开始揪着这个广告骂我。所以宁可后面声音小一点，但是不要出错，这个比较重要。

但广告还是要接的，我现在主要的收入就是广告。我没有团队，只有助理负责对接一些商业，视频从选题、脚本、拍摄、剪辑都是我自己来。

骂我接广告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没什么解释，我就一句话：接广告是为了挣钱，骂杰青是为了爽。

这事真的刺激，谁干谁仗义。学生们被杰青骂了一辈子，有一天我能反过来骂他，这事别说给我钱，让我花钱我都愿意干。

曝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有些东西比造假更可怕

举报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苏院长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件事。举报材料一旦进入系统，最先行动起来的很可能不是调查，而是通风报信。

5 月 12 日下午，我给上海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学院办公室、经费管理部门都发了邮件，把举报材料和质疑发过去。

当天傍晚八九点，有一个人加我微信，说他是上海交大的——我举报的那篇论文，一作单位是交大，通讯单位是上海大学。

他一开始说得挺委婉：「你能帮忙解决一下舆情问题吗?」后来越说越多就暴露了，承认自己就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他知道我正在查。

没过多久，又有一通河南郑州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我的私人手机上。对方声称是中间人，问我有没有什么需求，要帮我摆平。

问题就在这。我邮箱发给学术委员会的，没有发给被举报人本人，几个小时之后被举报方就联系上我了。这中间到底是谁在通气？这样的学术委员会真的正规吗？

耿同学视频截图

打假这件事肯定会带来一些压力，但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我现在还找不到官方要封我号的理由，又不是干出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总不能堵我门拿砖头来砸我吧，他们也没有这个势力。

必须要说，我现在曝光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实际上在同济院长论文事件之前，我知道肯定有很多小论文是有造假的，但从来没想过，大专家挂在网上的代表作都能假成这个样子。

自从开始做这件事，我收到了太多线索。有湘雅的同学发我他们领域大佬的论文，随便一翻，数据全都是改的，修改痕迹特别明显，小数点后面多少位都是重复的，只有前面不一样。

有人说我蹭热度，只盯着知名学者骂。但实际上是我能爆的只有大佬，只有一区二区的好期刊才会强制要求上传原始数据，三区四区压根没有，我怎么发现？

我手里其实还有好几个杰青的线索，他们造假的数量远超我想象，但短期内不会再大规模举报了，主要是家人比较担心，不想让我继续做。

但不是说完全不爆，我会给这些杰青们一个窗口期，希望你们展示一下自己课题组的管理方案。不是单纯的口头承诺，那东西没用，而是必须能从制度上证明未来你们可以避免造假，那咱也可以相安无事。

也有人说我只盯着杰青，怎么不去骂院士。这个真没办法，院士不怕开水烫，杰青还在渡劫，能罚得动。

真没想做第二个「翟天临」

我比大家想象得更清醒

更早一些时候，骂我的人更多。10 万粉、20 万粉的时候我也会跟人吵架，过了那个阶段就不会了，吵不过来了。

不过这一次，有一个评价我确实比较在意，就是说我成为了第二个「翟天临」。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但它就是发生了，确实给一些同学增加了压力，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但我还是想说，我之所以提出重复实验的建议，不仅是我自己觉得有价值，而且是确实已经有课题组在这样做，是切实可行的。

所谓重复实验，不是给大家额外加任务。我们现在生物学实验的要求本来就是重复三次，这没变。我想要说的是，不要让同一个人去完成这三次实验，而且不需要每个步骤都换人，只需要有一两个关键步骤，找别人重复一下就行。

耿同学视频截图

甚至课题组内重复已经是较为便捷的方式了。如果想更上一层从学院层面筛查，就得等论文发表之后，实验试剂可能也过期了。而在实验中进行的重复，几乎不增加增加额外的成本。

这段时间很多大学都在查原始数据，有人觉得是好的变化，也有人说我只是推动了「造假手段」的提升，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我不觉得自己能改变中国学术圈，但至少短期内是有影响的，至少比都装死强。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对杰青本人的处罚要非常重，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论文出问题了，你前半生努力的、想要评院士的努力就全瞎了。

杰青这个群体是我打得最狠的，也是最有能力和动力去改变现状的人。他们自己又不做实验，管理上加一点工序，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

我猜想，可能十天半个月之后，互联网上可能基本就没有我什么消息了。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热度过去之后，我应该会回去老老实实做科普。最多大家不喜欢我，但骂我的也会少一些。偶尔哪个杰青不听话，我再出来「教育」一下。

为什么现在男生开始不追女生了？

@兔兔有摩卡：说个工作中观察到的现象：优质的男生普遍存在很深的不配得感，在矛盾中内耗久了，已经没精力追求异性了。

工作中和北美、南美、欧洲的男生都接触过，反而感觉国内的男孩子被市场黑化和误解得非常深，越是上进优秀的男生，如果成长环境和出厂设置不搭，人生就像是渡劫。

他们通常都是在恐吓、震荡、畸形的高压竞争中长大的，无论是山河四省还是北上广深，他们的角色多种多样，可能被当做机器 / 宠物 / 奴隶 / 玩具 / 透明人，还会被告知社会需要男人具备的标准是甲乙丙丁，大量的人信以为真，以为个人努力就能逆天改命，兴高采烈地用青春、身体、健康置换文凭和收入，但在懵懂无知和脆弱无助的时候没有被好好爱过，也没人告诉他们大环境根本配不上个人的努力，没见识过感情上头的女生会对异性怎样的无限服从，更没有感受过来自同龄女生和年长女士的包容、体贴和温柔。

说直白点就是，这类外界认为 “优秀的男生们” 从来没有被允许 “不乖”，是被父母亲戚、师长隐性霸凌成长的，他们的长辈本身缺乏相应的修养和道德，和肉体打击相比，这种成长模式也很残忍，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亲密关系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是控制与权威，他们一路走来有太多难以言说的艰难，痛苦程度不亚于战争创伤。

我带团队的时候观察团队里的男孩子，发现他们就算有足够的能力创造财富、勤俭刻苦、循规蹈矩，拥有清教徒般的道德感，但由于成长过程中被迫吸收了过多的负能量和原生家庭阴影（可能连亲情都是利益驱动的），让他们无力完成自我和解（也确实做不到），哪怕长大后接触哲学、艺术和玄学也无力净化心理，满足内心小孩的成长。

导致他们在亲密关系里，有时候好想说点什么，但面对冲突、给予、怀疑、争执、思念时却只能用沉默回应。因为他们的前半生就身处战场，挣扎中已被身边人吸干了精力，属于婚姻的下半场根本无力招架。

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偏偏又需要强大稳定的精神内核⁺，如果没有足够的外界资源贵人介入拉一把，努力只是锦上添花，逆袭只是电影情节，作为女孩子，深深理解现在男生的不易，真实情况下大部分普通男生在巨大的人生随机性里都不能翻盘

所以他们要么稀里糊涂地走入婚姻，cos 长辈的角色（偏偏长辈挺糟糕的），按照他人期许的人设生活。要么一边牺牲自己，一边自我暗示 “好日子会有的”，同时又认为好日子不配自己享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遭受重大打击道心破碎的那类人，这类人如果内心足够强大，通常会进入一种极为 “平和” 的状态，给外人感觉就是 “i 人一个”，非常 “冷漠”，或 “喜欢独处”

虽然他们表面上在现实生活里情绪稳定、人设强大、剑眉星目、举手投足间充满男性魅力（我某一任老板就是这种），但一到夜深人静午夜梦回，就会被记忆带回童年淋湿的自己。

很多人遭受的打击也许不是生死考验，但长久的压抑苦闷、原生家庭的扭曲、亲人狰狞的面孔、群体规则的约束、固化的做题考试思维，或曾被亲情、爱情逼到绝境，年少的他们凭借智慧似乎已经跋涉出了泥潭，但他们连享受物质欲望的能力都丧失了，也不会再盲目地对异性心动和追求，因为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于内心的彻底平静，灵魂深处的呐喊会让他们更愿意内求，而任何打破这种平静的陌生人 / 异性 / 家族长辈，都会招来他们的敌视

世界是不遵循具体标准和规则的，无论是升学、求职、创业、婚姻都是如此，随机性的发展轨迹导致个人的力量在运气、资源和天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大部分优秀的男生把最美好的年华浪费在个人努力上，发自内心地认同并不真实的规则和标准，连满足自己内心的精力都丧失了，又怎会有精力去识别和拥抱真挚的爱意呢？

一个人的身体能有多软？已经超越我对人体构造的想象了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回头看看，你是“我族”吗？

文/半桶水史官

清王朝雍正年间，青海蒙古部落起兵叛乱，大将军年羹尧率军平定叛乱。

当战报传回京城时，如何解决那些蒙古部落就成为清廷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有大臣上奏折要求斩草除根：“蒙古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如尽诛之以绝后患。”
但当雍正帝看完奏折之后，仅仅批了四个字：“迂腐之见。”
随后，雍正帝下了一道影响深远的旨意：归顺者一律安置，反抗者才予以剿灭；最终青海地区诸多蒙古部落得以保全，从此之后百年之内青海再无大规模叛乱。

在历史之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八个字可谓是杀气腾腾，短短八个字就仿佛一柄悬而未落，随时斩下的钢刀！
对清王朝时期的青海蒙古部落如此，对于整个中国封建史中所有的少数民族皆是如此！
比如在西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之中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主张将内迁的少数民族迁回边地，以防其威胁中原统治，成为后世排外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
还有，唐代名臣魏征在《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中有记载：“‌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谏言当时朝廷应该对突厥等北方民族心怀戒备，加以防范为。
宋王朝时期，由于面对辽、金、西夏压力，士人们也常以“非我族类”来排斥北方政权。
另外，在清末时期，维新派人士唐才常在筹备“正气会”时，曾写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种族对立的口号，用以论证推翻满清统治的正当性。

在这种长期和游牧民族相对抗的政治需要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成为古代中国人用来排斥“异族”的理论依据，直到如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在今天仍然被很多人挂在嘴边，打压贬低其他民族。
事实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最早出自《左传》，其原话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这是鲁国大臣季文子劝阻鲁成公背叛晋国、转投楚国时，引用《史佚之志》中的古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口中的“非吾族”指的是当时的楚国；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建立在“华夷之辩”的基础上，由于中原各大诸侯皆是受周天子分封宗亲功臣形成，可以说是“名正言顺”；而南方的楚国则是由本地的土著部落聚合而成，并且楚国南方文化体系相对独立，与周王室礼仪体系并不完全契合。
因此在“华夷之辩”框架内，楚国往往被诸多诸侯被视为“蛮夷”或者“南蛮”。
当然，这种政治上的撕裂，在周成王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赐地于‌丹阳建立楚国，楚国跻身于周王朝的“正式编制”之后，就已经消弭一空了。
因此，在这句话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指的并不是“不是你的人种，就跟你不是一条心”，而真正的含义是“不认同你的文化价值观，就很难真正同心同德”。
说白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的根本原因是楚国和中原诸侯之间的秩序文化之别；“我族”和“异族”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中国古代“华”“夷”之间的区别。

所以讨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本质上就是对于“华夷之辩”另一种说法的讨论。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句话早就阐明了中国古代“华”“夷”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华”脱离了中华礼仪文化体系，那就代表着从“华”变成了“夷”；同理，当“夷”认同中原文化，奉行中华礼仪，那就意味着“夷”成为了“华”。
也就是说，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族”和“异族”本质上就等同于“华”和“夷”之间的关系，“华”“夷”之间的转换，也可以理解为“我族”和“异族”之间同样可以随着文化认同而转变。
比如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但他们行仁义之道，成为了华夏文明之中的圣人，反过来如果华夏诸侯废弃礼义，那就是夷狄。
也比如汉王朝时期，匈奴五汗之一的呼韩邪单于率部南附，与汉人混居，学习中原文化，遵守汉人法度，原本的“夷”最终成为了“华”的一部分，也就是由“异族”转化成为了“我族。”
所以“华夷之辩”的本质，和“我族”与“异族”之间关系的本质，都是文明对野蛮的评判标准，而绝非画地为牢给自己下定义；这两者从来不是封闭的、排他的，而是开放的、可转化的。

最近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质疑：遍数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其中不乏多民族国家，为什么在民族主义泛滥的今日，中国能够始终保持安定和平？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华夏文明从来不是针对血脉语言或者地域来划分种族，而是通过求同存异，不断融合的民族同化能力而实现的。
试想如果以血脉地域语言作为划分标准，那无疑就说明有人从一出生起就应该“高高在上”，有些人则天生就应该被敌视被轻蔑，这种划分方式下，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小算盘；就如按照西方所谓的“民族主义”影响下，巴尔干半岛上的冲突不断一样，有的民族觉得自己底盘小，有的民族想要占据统治地位，有些民族则想建立独属于自己种族“血脉纯净”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西方“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多民族国家怎么可能会安宁和平？
如果只靠血脉来定义“我们”，那这个世界永远只会被切割成无数个对立的碎片；但如果用文化认同来定义，那“我们”就可以无限扩大，任何认同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愿意共同守护这些价值的人，都将成为“我族”。

在当今网络上，很多人借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语，以“爱国”之名行破坏民族感情之实，他们表面是打着“华夷之辩”的传统文化观念，实则是西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另类粉墨登场；他们以基因血脉作为区别“我族”和“异族”的根本区别，不看国家社会大势所趋，仅仅为了自己可怜的一点“民族优越感”就到处打压，寻求存在感。
它们不仅是对于历史词汇的误解，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无知，更是对国家民族政策进行错误解读，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携手发展理念的“逆行浊流！”
当今社会，我们不仅要理解历史上“华夷之辩”中的文化认同，更要在现实社会里认清“我族”和“异族”真正的区别，在现代语境下，中华民族使我们共同的“我族！”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要警醒的，是那些沉溺于西方民族主义不可自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