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6日星期三

广州禁毒这个宣传片,配合花絮一起服用“笑”果加倍!


汝南那么好听,为什么要改成驻马店?


文/邑人电影院

就好像总有人说常山为什么改成了石家庄。其实,并没有改,石家庄一直是石家庄,是常山改成了正定。

常山,原本也不叫常山,而是叫恒山,因为避讳汉文帝刘恒,因此改成了常山。结果,因为赵云,常山爆得大名。

从常山到正定,伴随着州郡与县市之间的交错,常山郡真(正)定府还长时间并存,其他时间又有分立,比较麻烦,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就不展开聊了。到北魏时期,常山变成了真定。然后一直到了清朝,又要避讳雍正帝胤禛,从此改为正定。一直到现在,都叫正定。

石家庄的崛起,是因为京汉铁路。当时要修正太铁路,在车站选址时,因为京汉路与正太路两条铁路交汇,位置重要,需要更大的地盘。有朋友指出,正太路是窄轨,与京汉路的宽轨规格不一样,要想转运货物,必须要将货物卸下来,然后再装到另外一条路的火车上,这就要求新修的车站规模必须要大。而正定位于滹沱河以北,拓展空间小,而且跨河设站投资巨大,于是就将交通枢纽选择了位于滹沱河以南的石家庄。结果,小村庄因为拥有了交通枢纽,快速发展壮大。正牌的正定反而不进则退,发展陷入停滞。

注意,正太铁路,是正定到太原,也就是现在的石太线,那时依旧把石家庄归为正定的。但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两地隔了一条河,相距几十公里,必须得进行区分。于是石家庄是石家庄,正定是正定,不再被混淆,石家庄正式坐大了。

石家庄逐渐发展成了国际庄。正定则只是石家庄的一个郊区县。石家庄短暂叫过一阵子石门,是因为当时的车站位于石家庄村与休门、栗村几个村庄中间,占了它们的地盘。1925 年民国政府取名时从最近的石家庄、休门两个村子各取一字,叫做了石门。但是,本地人不接受这个名字,就好像当初他们不接受这个车站叫正定车站一样。加上国民政府各种混乱,石门这个名字并没有叫起来。直到 1939 年,日伪政权时期才正式设立 “石门市”。然后又到了 1947 年,我军解放了石门,随即就将其还原为了石家庄,表示‌要与旧时代彻底决裂‌。类似于解放察哈尔省会张垣市后,将其还原为旧称张家口,因为张垣是民国政府击败北洋政府后才起的名字,时间很短暂。石家庄正式叫石门,只有 1939 到 1947 年短短的 8 年,弹指一挥间,很短暂的。(谁再提石家庄叫石门,本地人可以去骂他是在为日伪张目,大逆不道。)

类似的还有深圳,原本深圳就是一个小渔村,归属于宝安县。但是,深圳因为靠近香港,快速发展了起来,成为了世界大都会,宝安县反而只是深圳下辖的宝安区。

驻马店同理。驻马店是驻马店,汝南是汝南。驻马店同样是因为京汉铁路的经过,因为交通而崛起。而原本就有的汝南则成为了驻马店下辖的一个县。

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为夺舍,小弟上位,实现逆袭,而不是改名。小弟上位,原来的大哥也就不再是大哥了,反而成为了小弟。就好像希特勒,原本靠拍兴登堡的马屁,获得了信任,然后又在兴登堡的扶持下,顺利登上了总理宝座。结果希特勒一旦上位,马上表现出另外一番面孔。兴登堡反而沦为吉祥物,成为了小胡子的弃物,彻底边缘化。

石家庄、深圳、驻马店,原本都是小村子,看起来不够高大上,但是因为区位优势,后来居上了。深圳的圳,本意是田边的水沟,用作灌溉兼排水的。深圳,就是深水沟,本名很土的。

有留言提到枣庄,也对。枣庄原本就是一个盛产枣子的小村子,在清光绪年间,发现了煤。李鸿章奉旨在那里开设了煤矿,然后开始发展壮大。因矿兴起,枣庄就从一个小村庄慢慢发展成了大都市。隔壁的兰陵,则一直处于原生态的缓慢发展中,慢慢被枣庄夺舍了。

驻马店,倒也改过名。原本,它叫苎麻店。因为那一代古时盛产苎麻,苎麻店就是苎麻的交易集散地。在棉花大规模引进中原之前,麻布是中原地区最主要的服装原料。丝绸属于奢侈品,贵族专属,民间消费不起。棉花引进中国的时间挺早,秦汉时期就有了。但是,直到元朝时期,有了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大幅改进,棉花种植才开始得到推广。再到朱元璋时期,社会变得稳定,棉花才真正得到大规模广泛种植。更舒适性的棉布就此取代麻布成为中国人的主要服装原料,麻布逐渐退出主流,麻的种植变小。对于当下的很多人来说,已经无从分辨苎麻、亚麻、汉麻之间的区别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成都,也叫锦官城,原意是蜀锦的官方交易集散地。还有哈密,看字面就知道与本地特产哈密瓜戚戚相关。我是山东菏泽人,在我老家那里,有村子叫张油坊,也有村子叫竹匠王庄,还有村子叫王菜园,甚至还有一个汉奸马庄,一听这名字就知道那里盛产什么。苎麻店,就是这个道理。(有人问汉奸马庄的真的?当然是真的,因为这个马庄靠近县城,在抗战期间山东是沦陷区,县城里有日本人驻守,那个村庄的人就为日本人做事。于是,就被其他村庄叫做汉奸马庄。当然,他们本村的人只叫本村为马庄,村碑与官方也只称呼其为马庄,这是它的正式名称。但在外人眼里它就叫汉奸马庄,这一标签一旦贴上,就难以撕下来了。)

因为官道从苎麻店经过,在明成化十年,此地成为南北驿站,崇简王朱见泽在此设立驿站。朱见泽是明宪宗朱见深唯一的胞弟,为加强就藩封地汝宁府汝阳(现在的汝南)与北京的沟通,便在此设立了驿站。驿站的设立使其成为交通要道和人员往来频繁之地,因 “苎麻” 之名与驿站功能关联性较弱,故改名为 “驻马店”。而且,因为棉花种植的推广,本地种植苎麻已经成为过去式,“苎麻店” 这名字已经成为空名,也需要根据实际改改了。

音同字异,“驻马” 体现了驿站供人马停留、歇息的功能,“店” 则进一步强调了其作为服务场所的属性,这一名称更符合其作为交通要冲的定位,并一直沿用至今。

北京的胡同众多,也是根据谐音各种该,如 “驴市胡同” 改为 “礼士胡同”,“狗尾巴胡同” 改为 “高义伯胡同”,“笤帚胡同” 改为 “桃竹胡同”,“炊帚胡同” 改为 “吹竹胡同”,“猴尾胡同” 改为 “侯位胡同”,“烧酒胡同” 改为 “韶九胡同”,“猪尾巴胡同” 改为 “朱苇箔胡同”,“何纸马胡同” 改为 “黑芝麻胡同”,“屎壳郎胡同” 改为 “时刻亮胡同”,“猪市口” 改为 “珠市口”,“烂面胡同” 改为 “烂缦胡同”,“烧饼胡同” 改为 “寿屏胡同”,“灌肠胡同” 改为 “官场胡同”,“油炸果胡同” 改为 “有果胡同”,“红厂胡同” 改为 “洪昌胡同” 等。

其他,像合肥,实际上人家是 “淝水之战” 的淝水,因为南淝水与北淝水在这里交汇,故名 “合淝”,结果在演进中,三点水被去掉了,“合淝” 变成了 “合肥”,变成了两个胖子合体,莫名拥有了喜感。要是还叫 “合淝”,气质起码高级一倍。

还有佛山,其实最初叫肥土山,也叫肥山,因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后来因为口音问题,再经过文人的美化,肥山变佛山,瞬间开光,仙气飘飘。

还包括上海,不是因为临海才叫上海的。原本是吴淞江上有两条支流,一条在上游,叫上海浦,另外一条在下游就叫了下海浦。原本,这里是华亭县‌(今松江区)的地界。到了南宋咸淳三年(1267 年)‌,当地设‌立市镇,因靠近上游的那条支流,就被顺口叫作了上海浦。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变成了上海。直到元朝,才正式设立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现在,也是乾坤倒转,松江已经变成上海的一个区了。对了,上海还有一个下海庙,算是保留了一丝历史记忆,对下海浦留下了一点影子。

这种东西没什么好批判的,都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尊重就好了。

微语录精选 0506:七分都是省事儿的


@汪有:网络风向总是变化,我记得前阵子流行一个话题,说当今 “时代最大的红利,就是如果你不想努力了,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躺平,生活成本真的很低,有工业克苏鲁为我们兜底”。
一周之前这都算正能量话题。 ​​​

@饼圈备份录:冷知识:只要大睡特睡就可以降皮质醇、修复前额叶
经历过两天的大睡特睡,之前感觉生活里创业里无解的难题现在都可解了,建议大家都睡觉 ​​​

@九下卫:说相声,三分逗七分捧。
盘核桃,三分盘七分刷。
健身,三分练七分睡。
七分都是省事儿的。 ​​​

@投鱼问道:工业文明时代,汽车代替马车,马夫失业了,但做大了蛋糕,刺激了消费,带来更多地汽车产业链岗位。人工智能时代就不一样了,资源集中头部,普通人岗位少了,需求也少了。 ​​​

@顽强的打工入:前几天看了一个评论,有个姐妹说她记忆里有个总陪她玩但是不爱说话,身上总是暖烘烘的亲戚,后来她长大了亲戚就不来她家了。长大后她问妈妈,妈妈说没有这个亲戚,但是在她幼年时期家里有养一只大胖猫 ​​​

@白留白: 其实这个社会一直都很社达啊,只是不好明面上说出来,太刺伤人了,大部分人的善良都是不跟自己的利益特别是重大利益冲突才展现出来,再加上婚姻本来就是伴随着财产私有制出现的,可以算是人生中一次重大的利益重置了,人本能的展现出自私的一面无可厚非

@牛叔:有个群友当年大学毕业进了服北烟草公司下面公司,虽然有编制觉得工作乏味,辞职当了北漂。刚刚我扎心他说:你看现在北大清华要进入都费劲,你当年的决定约等于考上了北大清华没去读

@幸运响尾蛇:AI 消解了什么?信息勤奋。“我比你更勤奋所以我的信息更全” 这种情况以后不存在了,剩下凸显的是判断力本身。
AI 替代不了什么?品味。品味来自于 “我是谁”,它是被成长环境、市场经历、性格、盈亏经历塑造的反应模式。AI 没有办法下注,没有办法承受亏损带来的后果。 ​​​

@老 talk:上班最大的快乐是两个:与傻逼斗,带薪摸鱼。

数据:中共最高层犯罪率远超社会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出自《孟子‧尽心》,用白话理解,就是智者要远离危险之地。这句话包含两重深意:其一,防患于未然,预先觉察潜在危局,提前采取防范之策;其二,一旦发现身处险境,必须迅速离开,不可因留恋一时之利而葬送自身。

这不仅是避险的技巧,更是洞察时势的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知几其神乎”,能在天下未乱之前看清局势、提前抽身者,才是真正的智者。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每个人认真理解这句话的历史关口。许多人眼前所见的,不过是经济放缓、就业压力骤增、房地产市场崩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然而,这些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一个从内部开始腐烂的政治肌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下崩塌。

通过中共自己公布的官方数据,我们可看到一个怵目惊心的真相:中共这个党,其犯罪腐败,不是从基层往上蔓延,而是从最高层向下渗透,从核心向外蔓延。

这个党,已经坏透了。

一、许家印认罪:一个庞氏骗局终于撕下面具

2026年4月,中国前首富许家印在深圳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对检方指控的八项罪名当庭认罪悔罪。这一幕,被中共官方媒体大肆渲染为“法治中国的胜利”,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看出,这场认罪,绝非正义的伸张,而是一场更大骗局的遮羞布。

许家印的认罪,表面上标志着恒大帝国的终结,实则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商勾结、权力寻租这一畸形发展模式的面纱。恒大累积高达2.4万亿元人民币的负债,早已不是单一企业的经营失误,而是中共权力背书的直接产物。

回顾许家印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见其每一步扩张,都伴随着中共权力的庇护:通过政治站位获取土地,通过制度内身份获取融资,通过与官员的深度捆绑获取政策支持。许家印既是全国政协常委,又担任企业党委书记,多次现身天安门重大政治场合——他的成功,从来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共制度性腐败的产物。

中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或政府,它是一个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邪恶组织。因此,许家印被判八宗重罪,是他高度依附这个犯罪集团的必然结果。他心知肚明,所以才当庭认罪悔罪,毫无怨言——因为他深知,这个系统的规则,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赢者吃肉,输者认罪,中共的法律,不过是强者惩罚弱者的工具。

中国传统文化有云:“善恶终有报,只是早与迟。”许家印一生荣华,最终身陷囹圄,固然是其罪有应得。然而,从上到下,那些掌握更大权力的人,其罪孽只会更深、更重,天道的清算,终将一一到来。

二、潘石屹的反思:一场庞氏骗局的自白

2026年4月15日,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反思”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振聋发聩:中国房地产几十年的发展,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庞氏骗局”。

潘石屹的这番自白,恰恰解释了许家印为何对那八宗罪毫无怨言。因为在这场庞氏骗局中,许家印不过是一颗稍微大一点的棋子。真正的骗局策划者、真正的利益攫取者,至今仍在高位上坐享其成,或者已带着财富悄然出走。

对于中共而言,许家印的定罪,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政治切割——让一个已失去利用价值的人,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羔羊,以此转移民众对真正制度性问题的注意力。这正是中共的惯常手法,中共从来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执政,它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

潘石屹反思了中国的房地产,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又反思了什么?是否认为中共对许家印的定罪判刑,是英明果断之举?是否天真地认为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是否想过,许家印从“市场经济成功典范”沦为“带八宗重罪的阶下囚”,这戏剧般的逆转,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的是:在中共体制之内,没有人是安全的。今天的宠儿,可能是明天的囚徒。即使在2021年恒大债务危机已全面显现之时,许家印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显示其仍在权力保护伞之下。而就在数年之后的今天,他已身陷囹圄。

这种变幻莫测,正是中共统治的本质特征:没有规则,只有强弱;没有法治,只有人治。而人治的顶端,恰恰是腐败最深的地方。

三、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犯罪从最高层开始

接下来,让我们用中共自己公布的官方数据来说话。这是最有力的控诉,因为这些数字,来自中共自己的嘴巴。

数据一:普通社会人群犯罪率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发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2025年中国审查逮捕人数约95.38万人,最终批准逮捕人数约66.4万人。以中共官方公布的14亿人口为基数计算,普通社会人群的刑事犯罪(逮捕)率约为0.04%,即每一万人中,大约有4至5人被逮捕。

数据二:中共党员违纪违法率

根据中纪委官方公布的2025年数据,全年被处分人数约98.3万人,其中党纪处分约72.7万人,政务处分约32.1万人。截至2025年,中共党员总数约9900万人。以此计算,中共党员的“违纪/违法率”约为1%——是普通社会人群逮捕率(0.04%)的25倍。

数据三:中共二十届政治局委员被查比例

在中共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的24名委员中,目前已有3人被查或处理,比例高达12.5%——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出事。这一数字,远高于普通社会犯罪率(0.04%),也显著高于党内平均水平(约1%)。

换句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犯罪率,是普通社会人群的整整312倍,是党员平均水平的12.5倍。这些人,是中共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

数据四: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被查比例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新华社公开通报的逐条统计,在205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中,截至目前已有14人被查或处理,比例接近7%,相当于每14人中就有1人出事——显著高于普通社会犯罪率及党内平均水平。

数据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被查比例

根据公开通报,在中央军事委员会7名委员中,已有5人被查或出现严重问题,比例约为71%。这意味着,中共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超过七成的委员存在严重违纪或违法问题。其犯罪比例,比普通中国老百姓高出整整1775倍。

四、数字背后的真相:从上层开始腐烂的政党

让我们将以上五组数据,做一个清晰的归纳对比:

普通社会人群:犯罪/被逮捕率 ≈ 0.04%
中共全体党员:违纪/违法率 ≈ 1%
中央委员(含候补):被查处率 ≈ 4%〜6%
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查处率 ≈ 12.5%
中央军委委员:被查处率 ≈ 71%

这组数字,呈现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规律:阶层越高,犯罪比例越高。这绝非偶然,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必然结果。

中共的历史,是一部谎言与暴力的历史。中共依靠谎言夺取政权,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在一个以谎言和暴力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政治体制中,越接近权力中心,就越需要更深地参与谎言,就越需要动用更多的暴力手段。因此,越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其内心的堕落与行为的腐败,必然越深、越广、越难以遏制。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这个逻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个本身已从根部腐烂的大树,靠修剪几根枝桠,无法变成一棵健康的树。中共试图靠自身的反腐运动来拯救自身,这在历史逻辑上是荒谬的,在道德逻辑上是虚伪的,在制度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宇宙、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恶力量,它是对人类的一次最大规模的道德清洗。

中共这一政治实体,自其诞生之初,就已被一种邪恶的力量所主导,其本质从来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是要控制人心、摧毁传统、颠覆道德。它的每一次所谓“改革”,不过是在为延续统治寻找新的借口;它的每一次所谓“反腐”,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非出于对正义的追求。

2026年5月5日星期二

侯耀文、石富宽相声:《楼上楼下》


没有设计师,世界如何“拼”出奇迹?《盲眼钟表匠》给我们的5个震撼启示


当你凝视一只猫头鹰在黑夜中精准捕猎,或者观察蝙蝠在复杂洞穴中通过声呐完美避障时,你的内心是否会升起一种近乎敬畏的震撼?

这种极度的精密、复杂、功能明确,很容易触发我们人类的一种本能直觉:如此完美的“作品”,背后必然有一位技艺高超的“钟表匠”。

理查德·道金斯在《盲眼钟表匠》中,用冷峻的逻辑和迷人的文字彻底重塑了这个直觉。他告诉我们:自然界确实有一位钟表匠,但它是“盲眼”的。自然选择没有眼睛、没有预设蓝图、更没有长远目标,但它却能通过漫长岁月的微小累积,锻造出比人类任何工程设计都要精密万倍的生命奇迹。

以下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五个震撼启示,它们将带你穿越直觉的迷雾,领略演化的壮美。

核心洞见一:概率的魔法——是“累积选择”,而非“一次性中奖”

反进化论者最喜欢用一个比喻:指望演化出复杂的眼睛,就像指望一场飓风刮过垃圾场,能凑巧拼装出一架波音747。

道金斯指出,这种逻辑犯了致命的分类错误:它把进化误解成了“一次性随机拼装”。确实,如果靠纯粹随机的概率,复杂生命永远不会出现。但演化的奥秘在于非随机的选择。

他提出了著名的“黄鼠狼程序”:如果让猴子随机敲键盘,想一次性敲出莎士比亚的名句“Methinks it is like a weasel”,概率低到近乎于零。但如果规则变为“累积选择”——每次筛选出与目标最接近的一个字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轮随机变异——复杂的结果很快就会出现。

但这里必须补充一个关键的修正: 自然界并没有一个预设的“莎士比亚金句”。演化不是在朝着某个既定目标(比如“人类”或“眼睛”)前进。自然选择唯一的“目标”,就是个体在此时此刻的生存与繁衍。

核心结论: 复杂适应性不是一次奇迹,而是大量微小可继承差异,在漫长时间里被非随机保存的结果。

核心洞见二:半个眼睛有用吗?——每一个中间阶段的“当下价值”

很多人质疑:像眼睛这样复杂的器官,如果少了一个零件就没法成像,那进化过程中“半个眼睛”有什么用?

这其实是我们在用“现代相机”的逻辑去衡量自然。自然选择从不为了未来的“完美设计”而保留现在的零件。它只关怀当下:这一丁点的改变,是否让这个生命体比昨天多了一丝生存的机会?

在进化的漫长光谱中,“半个眼睛”并不是半个坏掉的照相机,而是一个性能稍弱、但绝对有用的感光系统。从最初只能辨别明暗的感光细胞,到能判断方向的浅凹,再到能初步成像的针孔,每一步微小的提升,都意味着在躲避天敌时多了一分胜算。只要每一步都比上一步稍微有用,这台“盲眼”的机器就会在生存的压力下永不停歇地运转下去。

核心洞见三:穿越“动物空间”——大自然是修补匠,而非工程师

道金斯提出了一个极具哲学色彩的概念:动物空间(Morphospace)。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包含所有可能形态的巨大空间,进化就像是这个空间中一条连续的轨迹。它不能像工程师那样在白纸上重新画图,它必须从已有的、存活着的身体形态出发,一步一个脚印,通过微小的变动向前探索。

这意味着:进化是一场“不能停工大修”的改造工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物体内充满了“ 历史的遗留”——绕路的神经、退化的器官、甚至某些逻辑不通的构造。

我们可以说,每一具生物的躯体,都是一部用血肉书写的种族自传。那些看似不完美的缺陷,正是演化留下的历史墨迹。它证明了生命并非来自全能设计者的预设,而是一个精明的“修补匠”利用旧材料、在历史路径限制下,边运行边改造出来的奇迹。

核心洞见四:螺旋式进化——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

为什么自然界会产生那些看起来“过分精巧”甚至夸张的特征?比如蝙蝠那超越人类雷达的复杂声呐,或者兰花那令人惊叹的诱导结构?

这是因为环境并不是静止的。对捕食者来说,环境就是“跑得越来越快”的猎物;对猎物来说,环境就是“听觉越来越灵敏”的捕食者。

道金斯将其描述为一种螺旋式的军备竞赛(Arms Race)。竞争对手也在不断进化,这导致竞争的“基准线”一直在水涨船高。这种互动式的压力,像漩涡一样推动着生物特征向极端的方向演化。自然界之所以看起来如此精密,是因为每一个幸存者都曾被迫在千万代的生存竞赛中,把自己磨砺到了极致。

核心洞见五:生命之树,而非等级阶梯——人类并非终点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进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梯子,而人类骄傲地站在梯子的顶端。

《盲眼钟表匠》彻底打破了这个迷梦。进化不是阶梯,而是一棵分叉的生命之树。所有的现存生物——从你肠道里的细菌、路边的野草,到深海的游鱼——都是这棵树上平等的、当代的枝条。

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震撼的事实:今天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都拥有同样漫长、同样坎坷的演化史。在那场持续了30亿年的残酷筛选中,它们和你一样,都是从未间断过生存链条的顶级获胜者。细菌并不比人类“原始”,它们只是在不同的分支上,选择了另一条登顶冠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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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在无目的的宇宙中寻找意义

“盲眼钟表匠”的逻辑,揭示了一个深邃的真相:在这个宇宙中,复杂与美并不需要外力的施舍。只要有简单的规则、微小的变异和漫长的时间,美就会自发地从混沌中涌现。

接受了生命是由“盲眼钟表匠”创造的,并不意味着世界变得荒凉。相反,它赋予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尊严:我们不是被某种外力预设好的“成品”,也不是被写死在剧本里的“角色”。

如果宇宙没有预设的目的,如果演化没有终极的目标,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些意外产生的、具有意识的星尘,反而获得了定义自己“目的”的终极自由? 

2026年5月4日星期一

捧杀,通通都是捧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