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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

共匪当年打出的那一枪,如今命中了自己的眉心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危险的现象。四川青年为了八百块工资烧厂,湖南浏阳烟花企业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以及近两年间频繁出现的大型爆炸、爆燃、纵火、恶性报复企业事件。这些事情里,有些已经明确带有欠薪、劳资纠纷、个人报复背景;有些则被官方归入“安全生产事故”;还有一些,官方始终不公布真实原因。但问题在于:很多事情,即便官方不说,普通人其实也已经开始不太相信了。因为只要稍微在工厂体系里待过的人都知道,正常事故和“有问题”的事故,很多时候味道是不一样的。

当然,本文不是替官方调查下结论的。真正值得看的,其实是另一件事: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会有越来越多人对“工厂被烧”“企业出事”“老板倒霉”这种事情,产生一种隐秘的爽感?为什么很多人嘴上不说,心里却会暗暗觉得:“早该治治这些资本家了。”而这种情绪,恰恰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本身,就是共产党几十年历史叙事的产物。说白了,今天这些越来越危险的社会情绪,本质上就是共匪当年打出去的那一枪,绕了一大圈之后,终于重新命中了自己的眉心。

很多人其实没意识到,共匪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它更接近一种革命帮会。共匪早期为了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经常干些抢劫、绑票之类的事情,这是直接从它们苏共爸爸那儿学的。史达林同志在改名史达林之前叫唆唆·磕巴,它开创式地发明创造了用抢银行和让女党员卖屄来解决革命经费的方式。中共早期好看的女的少,基本上都是些在乡下搞农会活动的乡村破鞋,大城市来的女学生数量稀少,主要领导们自己都不怎么够用,硬挤出来的少数几个女同志还得送去给李德、野坂参三这些共产国际金主爸爸操。再加上当时革命女青年虽然嘴上高喊着妇女解放,但是屄还是夹得挺紧、很封建,它们普遍只能为了爽或者进步才能打开腿。正所谓: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党开。而卖屄既不爽也不进步,所以中共干不了大规模卖屄的买卖。

这里顺便补充一个关于女共匪搞钱的冷知识:它们经常会在改嫁之后,或者直接把自己的孩子卖掉。在各种回忆录和党史材料里都能看到类似的句子:“她忍痛卖掉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为组织换取了一百块钱经费。”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这不过是乱世里的极端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些东西后来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只是被国家机器重新包装了。为什么中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这种事情,长期以来量刑始终偏轻?为什么民间一次次呼吁加重处罚,最后往往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这个体系骨子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把妇女儿童视为不可侵犯的独立个体。它嘴上讲“妇女能顶半边天”,可一旦涉及现实治理,妇女儿童立刻又会被降格成维稳资源、家庭资源、地方资源,甚至某种灰色利益链的一部分。

器官移植相关的问题也是一样。来源模糊,监管模糊,统计模糊,法律模糊。你真要它彻底公开,它马上开始跟你讲“国家机密”“境外势力”“不要影响社会稳定”。因为共匪从诞生开始,就始终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东西:组织利益高于人。在这种逻辑下,人是可以被工具化的。妇女可以,儿童可以,器官可以,劳动力可以,只要组织需要,一切都可以被重新定义。

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特别擅长给这些脏东西换名字。抢劫不叫抢劫,叫筹款;绑票不叫绑票,叫革命工作;鸦片不叫鸦片,叫特货;谎言不叫谎言,叫宣传;屠杀不叫屠杀,叫镇压反革命;人口控制不叫人口控制,叫计划生育;强制劳动不叫强制劳动,叫劳动改造;社会性死亡不叫迫害,叫依法处理。

很多人对“特货”这个词不太熟悉。其实延安时期所谓的“特货”,本质上就是鸦片。共匪在根据地长期存在种植、运输、交易鸦片的问题,只不过它从来不直接说“鸦片”,而是统一称之为“特货”。这个词本身其实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完美体现了共匪的一种核心能力:它从来不是消灭脏东西,它只是给脏东西换个名字。而“特货”这个词尤其阴。因为它既不直接说是什么,又能让组织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它既完成了内部流通,又完成了道德切割。于是鸦片这种东西,一旦被改叫“特货”,好像立刻就不脏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共匪其实非常清楚鸦片这东西不体面,所以它从来不敢把这件事放进自己的神圣叙事里。张思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官方说法里,张思德是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死,并由毛泽东写下《为人民服务》加以纪念。但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张思德当时并不是单纯烧炭,而是在与“特货”有关的熬制过程中出事。这个说法是否能被官方档案彻底坐实,姑且不论;真正有意思的是,官方叙事必须把它固定成“烧炭”,而绝不可能把它说成“处理鸦片”。因为“为人民服务”可以建立圣徒,“熬鸦片”只能暴露生意。共匪当然知道鸦片是什么东西,也知道这东西一旦说破,所谓大生产运动、艰苦奋斗、人民军队的道德光环都会塌一块。所以它必须改名,必须遮蔽,必须把脏东西洗成干净故事。

而这个事情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和今天中国很多事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当年叫“特货”,今天叫“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以前是鸦片,后来是安非他命相关原料,再后来是芬太尼前体。名字换了,本质没变。只要能换外汇、能搞到钱、能维持体系运转,很多东西它其实根本不在乎。

但问题在于,一个单纯靠暴力、利益和组织纪律维持的集团,是很难长期统治大规模人口的。尤其是南昌暴动之后,共匪的人数迅速扩大,而且加入了大量职业军人,它开始面临一个所有武装集团都无法逃避的问题:怎么让一大群天天拿枪的年轻男人,愿意长期替你卖命?很多人其实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而战”,往往比“吃饱饭”更重要。你要知道,军队这种东西,本质上就是一群年轻男人集中在一起,天天学怎么杀人、怎么服从命令。你如果不能给他们一个“值得去死”的理由,那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老子凭什么不去抢?

于是,共匪逐渐发明出了一个更高级的东西:意识形态宗教化。注意,不是宣传,而是宗教化。它开始不再告诉你“你是在抢东西”,而是告诉你“你是在替穷人讨公道”;不再告诉你“你是在造反”,而是告诉你“你是在解放全人类”;甚至不再告诉你“你会死”,而是告诉你“你的死是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它能极大降低组织成本。原本你需要军饷、土地、女人、利益,才能让人卖命。现在你只需要不断重复几句口号,就能让很多年轻人自己产生一种“历史使命感”。

其实现在很多中共自己的宣传视频,已经把这种东西表现得非常直白了。尤其是涉及中小学生的那些“红色教育”视频,经常能看到一群孩子穿着红军时期的军装,道具包上写着“炸药包”,喊着口号,扮演什么“炸碉堡”“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角色。很多中国人对这种画面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觉得“热血”“爱国”“正能量”。但问题在于:一个正常现代社会,会不会把“自爆”“同归于尽”“炸敌人”这种东西,当成儿童教育的一部分?不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底层逻辑,是尽量让儿童远离暴力神圣化。而共产党恰恰相反,它长期以来一直在刻意把“暴力”“牺牲”“同归于尽”“消灭敌人”塑造成一种崇高行为,而且这种灌输,很多时候甚至是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

所以今天很多底层年轻人走向极端,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坏了,而是因为共产党从小就在告诉他们:压迫者该死,同归于尽是英雄行为,抱着炸药包冲上去是光荣的。小时候,他们被教育去炸“碉堡”;长大以后,他们开始自己重新寻找“碉堡”。而在今天很多底层人眼里:工厂是碉堡,老板是碉堡,资本家是碉堡。这时候,他们甚至都不需要重新思考什么,因为那套东西,早就已经被刻进骨子里了。

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我以前教过的学生联系我。这个人当年中途辍学去当兵,后来又重新上大学,学了法律,现在在当律师。一开始聊得还挺正常,一听说我在加拿大,他突然很认真地问我一句:“加拿大这种资本主义国家,难道就没有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吗?”我当时都愣了一下。我说你疯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政客,理论上代表的是自己选区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这里面有工人,有农民,有小商户,有手工业者,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你说的所谓“无产阶级”,同时也包括企业主、投资人和中产阶级。我说问题是: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资本家?有多少钱算资本家?开个奶茶店算不算资本家?开个修车铺算不算资本家?家里有两套房算不算资本家?年收入五十万算不算资本家?

后来这个话题聊得很不愉快。最后我直接跟他说:“以后你也别跟别人说你是我学生,我是你老师什么的。你没从我这儿学到什么东西。课你可能是上了,但你根本没学会怎么思考。你要真喊我老师,我反而觉得挺惭愧的。”

这个事情后来我想了很久。最可怕的地方,其实不是他说错了什么,而是一个受过教育、学过法律、已经进入社会专业领域的人,脑子里居然还停留在“政党必须代表某个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有无产阶级政党”这种革命年代的叙事框架里。这说明共产党几十年的阶级叙事,已经不是普通宣传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世界观污染。

一个正常的、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其实天然会削弱很多极端情绪。你在一个社区待得不舒服,可以搬离这个社区;你在一家公司上班,觉得老板太烂,可以换一家公司;你在一个行业混不下去,可以尝试转行。哪怕你穷,哪怕你失败,至少你会觉得:人生还有别的出口。

可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表面上看起来像市场经济,实际上整个社会结构却越来越缺乏流动性。这里甚至还不只是所谓“阶层固化”那么简单,而是很多人的身份,从一开始其实就已经被半固定化了。户籍、编制、地域、家庭资源、体制身份,这些东西像钉子一样,把一个人牢牢钉在原地。

很多孩子年轻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是“努力改变命运”“奋斗就会成功”那一套叙事,于是拼命读书、考大学、考编、找工作。可等真正进入社会,被现实反复抽打之后,他们才会慢慢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来就不是什么“未来的中产”“未来的精英”。自己其实一直就是那个随时可以被替代、被压榨、被牺牲的底层劳动力,也就是共产党嘴里所谓的“无产阶级”。

问题在于,共产党又长期在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教育这些人。它不断告诉他们:压迫是存在的,资本家是坏的,阶级斗争是正义的,暴力反抗是光荣的。于是,当一个人既失去了正常流动性,又逐渐开始用“压迫—被压迫”的方式理解社会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开始发生变化。他不再把工厂理解成一个提供工作的地方,而会开始把它理解成“压迫自己的碉堡”;他不再把老板理解成普通经营者,而会开始把对方理解成“压迫者”。

我年轻时在看守所里见过一个河南人,是个盗杀耕牛的。具体是四十多头还是五十多头,我现在记不清了。当时我第一眼见他,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杀气。后来年纪大一点才明白,那未必是什么杀气,更像是一种彻底的漠视。因为他自己很清楚,盗杀耕牛做到那个数量,抓住以后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暂时还活着的死人。

这种状态很可怕。不是因为他一定会天天喊打喊杀,而是因为正常人的很多约束,在他那里已经没有意义了。前途没有意义,名声没有意义,惩罚也没有意义。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反正已经没有未来了,他在行为上就很容易进入一种无底线状态。在看守所里他没有办法翻出什么天,是因为一个牢房里关着二三十个人,他很清楚自己打不赢,也出不去,所以只能维持一种隐忍状态下的沉默。可这种人如果被放回社会,手里又刚好有工具、有机会、有目标,那他的破坏力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底层人天然坏”,而是当一个社会一方面不断制造无路可走的人,另一方面又从小给他们灌输“同归于尽是英雄行为”“消灭压迫者是正义”的叙事,最后就一定会出现反噬。中共以为它可以永远垄断暴力解释权,以为只有自己能定义谁是敌人、谁是压迫者、谁应该被消灭。可它忘了,一旦这套逻辑被普通人学会,普通人也会自己重新定义敌人。

而共产党最恐惧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如果它继续维持“反资本”“替穷人说话”这套叙事,它就会继续培养出这种底层暴力心理;但如果它停止这套叙事,它自己的历史合法性又会开始崩塌。于是最后,它只能不断维持一种荒诞状态:真正的问题不能讨论,真正的结构不能分析,真正的根源不能触碰。于是所有愤怒,就只能不断在最表层循环。最后,要么撞向无辜路人,要么烧向某个工厂,要么炸向某个企业,而那个真正制造这一切的东西,却永远躲在后面,继续扮演“人民保护者”。

这才是真正讽刺的地方。共产党当年为了夺取政权打出去的那一枪,几十年后,终于重新飞了回来,然后精准地命中了它自己的眉心。

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

军报突然喊“二心” 军中危机藏不住了?

中共军队,正在进入一个极不寻常的阶段。

两任国务委员、两任国防部长,同日被判死缓;随后,中共军报立刻发文,公开点名“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

这已经不是普通反腐,而是北京正在向外界释放一个极危险的信号——中共军队内部,真正让习近平恐惧的,可能早已不是贪腐,而是“忠诚崩塌”。

过去十多年,习近平几乎把“反腐”变成了一场政治清洗工程。但问题在于:他越清洗,出事的人级别越高;越强调“绝对忠诚”,军中“不忠诚”的迹象反而越密集。

而这一次,终于炸到了最敏感的位置。5月7日,中共军事法院宣布,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双双因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个量刑,极不寻常。因为即便是在习近平十八大后最猛烈的军中大清洗中,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体系,乃至前军委委员房峰辉,最终也只是无期徒刑。而今天,两名前国防部长直接被判死缓。这意味着,北京认定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普通贪腐。

真正不对劲的,是第二天《解放军报》的那篇文章。

军报没有停留在“反腐”层面,而是罕见使用了极重政治措辞:

“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
“着力消除政治隐患。”
“信仰坍塌、忠诚失节。”

注意,“二心”这两个字,在中共政治语境里,从来都不是随便使用。它往往意味着:不是单纯贪钱,而是政治立场出了问题。

换句话说,北京真正要打击的,可能并不是“腐败的魏凤和”和“腐败的李尚福”,而是“政治上不再可靠的魏凤和”和“政治上不再可靠的李尚福”。

而最讽刺的是——这两个人,恰恰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上来的。尤其李尚福。他不仅是习军改后的核心技术将领,更长期掌握装备体系,被认为是习军中“自己人中的自己人”。结果今天,连这种级别的人都被定性为“怀有二心”。

这背后透露出的,不是习近平已经彻底掌控军队;恰恰相反,可能是他对军队,越来越不放心。

旅澳学者袁红冰披露的一段内幕,更耐人寻味。据称,习近平真正震怒的,并非简单受贿,而是魏凤和、李尚福私下对台海战争前景极度悲观。两人认为,一旦对台开战,中共失败概率极高。更严重的是,他们不仅私下议论,还开始为“战争失败后的中国局面”做准备,包括军内与党政系统之间的串联。

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性质就完全变了。因为在习近平眼里,台海问题,早已不只是统一问题。那是他个人权力合法性的最后赌局。

他需要战争,来完成“历史定位”;他需要战争,来为长期执政寻找终极理由;他甚至可能需要战争,来压制内部危机。但偏偏,军队内部越来越多人,未必相信这场仗能赢。而这,可能才是习近平真正的噩梦。因为独裁体制最危险的时候,从来不是外敌压境,而是内部开始“不相信胜利”。

一旦军中高层普遍认为:台海一旦开战,可能不是“民族复兴”,而是“政权豪赌”;那么所谓“绝对忠诚”,就会迅速崩塌。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过去几年不断重复一句话:“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忠诚的人手里。”

问题是——当他连自己亲手提拔的国防部长都不再相信时,说明他怀疑的,已经不只是个别人,而是整个军队。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中共军中震荡明显升级。从火箭军大清洗,到装备系统连环倒台;从苗华、钟绍军体系出事,到张又侠、刘振立风波;再到今天两任国防部长被重判。整个中共军方高层,已经越来越像一种“持续失控状态”。

而这种状态,对习近平而言,比外部压力更危险。因为真正能威胁最高权力的,从来不是网络舆论,也不是国际制裁,而是军队。

所以今天北京最敏感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有没有人反习?”而是:“习近平到底还敢相信谁?”

2026年5月4日星期一

孙权:一个总在合肥吃瘪的人,未必是军事废物


@包特_ExpEcon:孙权
狮子、狐狸和马基雅维利

综合评价:A

孙权是三国里一个特别容易被低估,也特别容易被讨厌的人物。

容易被低估,是因为他在曹刘孙三人里,个人英雄感最低。曹操有横槊赋诗、官渡乌巢;刘备有半生流亡、三顾茅庐、白帝托孤。孙权呢?他的经典画面好像总是别人给他的:周瑜替他打赤壁,鲁肃替他定联刘,吕蒙替他取荆州,陆逊替他烧夷陵。甚至他自己最出圈的形象,很多时候不是 “江东大帝”,而是 “孙十万”。

容易被讨厌,则是因为孙权身上有太多不讨喜的地方。背盟、偷袭、反复横跳、晚年猜忌、二宫之争、逼死陆逊,把江东搞得满地鸡毛。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孙权又是三国里最名副其实的 “君主”。

他不是最强的战将,不是最好的诗人,不是最动人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最清澈的道德人格。但他最懂一件事:权力首先不是用来好看的,而是用来让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活下去的。

这也就无怪他名字里有一个 “权” 字。孙权这一生,几乎把这个字活到了极致。

如果按照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标准来看,孙权可能是曹刘孙三人里最典型的君主型人物。曹操太像创始人,身上有诗人、法吏、军事家、创业主和乱世怪物的巨大混合;刘备太像被人群推出来的罗马皇帝,合法性来自人格信用和民意托付。孙权则更接近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君主:他的核心任务很简单,也很冷,守住江东,延续孙氏,维持均势,在大国夹缝里寻找最大生存空间。

马基雅维利说,君主必须同时学习狐狸和狮子。狐狸可以识破陷阱,狮子可以吓退豺狼;只做狮子,会落入陷阱;只做狐狸,又挡不住豺狼。至于守信,当守信对自己不利,或者原来承诺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时,英明的君主不应该被信义束缚。

如果把这段话放到三国,孙权几乎可以原地开班,反过来教马基雅维利。

他对曹操,可以抗,也可以臣;对刘备,可以结盟,也可以背盟;对关羽,可以求亲,也可以暗中联曹;对陆逊,可以委以重任,也可以在晚年把这位江东压舱石逼到心碎而死。

这就是孙权的复杂之处。

他不是没有感情,也不是没有英雄气。青年孙权有胆,有锐气,也想证明自己。只是他的狮子,永远和狐狸站在一起。他敢打,但不会只为一口气乱打;他会结盟,但从不让盟约成为枷锁;他会信人,但也绝不允许任何功臣集团变成另一个可以架空孙氏的中心。

所以,孙权最适合的评价,或许不是仁主,不是雄主,也不是明君。

而是:权主。

孙权的长相,也很适合这个人物。《演义》说他 “碧眼紫髯”,像个带异域色彩的君主。史书边角里的写法没这么玄,但也说他 “方颐大口,目有精光”。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方脸、大嘴、眼睛亮,不一定好看,但很有存在感。与其想象成江东美男子,不如想象成一个方脸大嘴、眼神很亮、坐在那里就开始算账的人。你未必喜欢他,但很难把他当空气。

孙权对得起名字里的 “权” 字,却未必对得起 “文明” 二字。

一、少年接班:不是被托孤的小孩

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十九岁。

但这个十九岁,不能理解成一个突然被哥哥托孤、从书房里推上王座的小孩。孙权很早就被孙策带在身边历练,十五岁左右已经做过阳羡长。县长在乱世里不是坐办公室盖章的人,而是要处理赋税、治安、豪强、流民和基层武装。一个少年能在这种位置上运转,至少说明他已经开始明白,权力每天都要落在人、钱、粮、刀上。

更重要的是,孙权早年还参加过讨伐山越的军事行动。山越不是普通山贼,而是江东政权长期面对的山地武装和边缘族群问题。打山越意味着孙权很早就接触到江东政治最核心、也最不体面的部分:孙氏要在江东站稳,不只要和曹操、刘表这些外部势力周旋,也要处理本地豪强、山地族群和基层控制。

孙权早年也不是没有独立军事成绩。他接班后不久,就多次进攻江夏黄祖,最终击破黄祖,占领江夏一部。黄祖既是刘表在长江中游的重要屏障,也是孙氏家族旧仇所在。孙权此战有复仇意味,也有战略意义:江夏一开,江东才真正开始向长江中游伸手。

所以,孙权接班时年轻,但并不幼稚。他已经当过地方官,打过山越,攻过江夏,也跟着孙策见识过江东复杂生态。孙策临死前把江东交给他,当然有兄弟继承的现实原因,但也不是把天下托给一个空白小孩。

孙策之死本身也值得多说一句。史书说孙策死于许贡门客复仇,这个说法当然能成立。许贡被孙策杀,门客报仇,逻辑很顺。但汉末乱世里,“某某旧部门客复仇” 也可能只是最方便的表层叙事。孙策死前若真有袭许迎帝的计划,对正在准备官渡决战的曹操来说就是巨大威胁。相比之下,孙权当时虽然已有历练,但地位、胆魄、资源和善后能力都不足以主动操盘弑兄。他最多是孙策之死的客观受益者,而不像幕后主谋。若说背后真有更大的黑手,曹操或郭嘉系统借许贡旧部之名除掉孙策,反而比孙权主动下手更像汉末政治的味道。

当然,这只能作为推测,不能当成定论。比较稳妥的说法是:孙权未必制造了哥哥的死亡,却确实接住了哥哥死亡带来的政治机会。

孙策和孙权兄弟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孙策是用杀戮打下江东的人,孙权是用和解坐稳江东的人。

孙策能力极强,像一把快刀,锋利、漂亮、杀气逼人。但孙策杀人也多,和江东本地大族、地方豪强之间积累了不少血仇。孙策之死本身就说明,江东并不是一个已经被他真正驯服的地方,而是一个被他压住、但地下仍有仇恨流动的地方。

所以孙策把江东交给孙权,其实也是一种政治转向。孙策知道,自己这把刀继续砍下去,江东可能越砍越怕,也越砍越恨。孙权不像他那么锋利,但正因为不那么锋利,反而更适合做和解者。

孙权接班初期,确实走了这条路。他尊张昭,倚周瑜,安抚旧将,吸纳江东士族,慢慢把孙策用武力拼出来的江东,转化成一个可以维持的政权。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孙权式的黑色幽默:陆逊后来娶的是孙策的女儿。孙策当年攻庐江,陆逊祖父陆康败亡,孙氏和陆氏之间本有血仇;孙权后来重用陆逊,又把孙策家的女儿嫁给他。说好,是和解;说坏,是收编。你祖父死在我家刀下,但我把我家的女儿嫁给你,于是你也被缝进孙氏政治网络。孙权的聪明常常就在这里:能把血仇变成姻亲,也能把姻亲变成控制。

这是孙权早年最大的成功。

但问题是,孙权的和解不是制度,只是权术。他能调平各方,却没有真正建立一套让各方长期安心的秩序。等到淮泗旧人逐渐凋零,江东大族根基越来越深,陆逊这样的镇国人物越来越重,孙权内心的不安又会慢慢浮上来。

青年孙权并不是没有英雄气。他做过县长,打过山越,亲自攻过黄祖,赤壁前也敢顶住压力抗曹。那时候的孙权,不是一个只会躲在幕后算计的阴柔少主,而是一个有胆、有锐气、也想证明自己的年轻君主。

只是后来事情慢慢变了。

他被张辽锤过,被关羽吓过,被曹魏长期压过,也被江东大族牵制过。于是他的英雄气慢慢缩了回去,狐狸气越来越重。年轻时,他还敢正面拍板;中年时,他学会在曹刘之间反复横跳;晚年时,他开始把最熟练的制衡术用到自己人身上。

孙权不是天生猥琐。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曾经有英雄气的人,在长期恐惧、挫败和权力游戏里,把自己越活越低。

二、赤壁:狮子第一次露齿

赤壁之战,通常是周瑜和诸葛亮的舞台。演义里更是把孙权写得像一个在降曹和抗曹之间摇摆不定的年轻老板,最后靠诸葛亮、周瑜一通劝说,才勉强硬起来。

但从历史角度看,孙权在赤壁前的决策,应该得到更高评价。

曹操南下的时候,形势对江东非常可怕。刘表刚死,刘琮投降,荆州水军和地盘落入曹操手里。刘备被打得仓皇南逃。曹操带着北方统一后的巨大声望和兵力来到长江边,对江东发出压力。江东内部当然会有大量投降派,这不是他们胆小,而是曹操看起来真的很强。

这个时候,孙权如果选择投降,从个人富贵角度看未必没有路走。曹操需要江东稳定,未必会立刻杀他。很多江东士族和文官也可能觉得,保住家族最重要,何必陪孙氏赌命。

但孙权没有降。

他听鲁肃分析,听周瑜判断,最后拍板抗曹。这里孙权的贡献不在于亲自指挥火攻,而在于他作为君主承担了最终风险。

赤壁不是孙权亲自打出来的,但没有孙权拍板,就不会有赤壁。周瑜再能打,也需要一个敢让他打的主君。鲁肃再有战略眼光,也需要一个愿意接受他战略的主君。

孙权一生常常像狐狸,但赤壁时,他确实像狮子。

当然,他不是为了什么匡扶汉室,也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抗曹的核心理由很现实:江东不能交出去。孙氏不能变成曹操案板上的一块肉。长江天险不能拱手送人。

赤壁之后,曹操统一天下的窗口被关上,三国鼎立真正出现。孙权因此成为三国格局的关键一极。

这个功劳,不能全算在周瑜头上。

三、合肥与濡须口:他不是只会挨打

孙权的军事形象,很大程度上被合肥毁了。

张辽、李典、乐进那一战,几乎把 “孙十万” 三个字刻进了后世笑话里。后来孙权几次北上,也常常打得不漂亮。所以如果只看合肥,孙权很容易显得像一个军事喜剧人物。

但这样看并不公平。

孙权不太擅长的,是离开江东地理优势之后,主动北上硬啃曹魏坚城。他真正擅长的,是守住江东,经营长江防线,利用水军和地形,把北方大军拖进不舒服的战场。

濡须口就是典型例子。

濡须口关系到江东门户,是曹魏南下威胁东吴腹地的重要方向。曹操、曹丕都曾在这个方向给东吴压力,但孙权并没有崩。曹操来,他能依托水军、江防、地形和营垒相持;曹丕来,他也能让魏军陷入跨江作战、补给困难、水陆不协同的麻烦里。

曹丕五路伐吴,更能说明这一点。

曹丕刚刚代汉称帝,需要用南征证明新王朝威严;孙权先称藩后反复,也让曹魏不能不打。但曹魏五路南下,看起来声势很大,实际问题明显:战线太长,水陆转换困难,各路之间难以配合,一旦进入长江防御体系,就会被东吴的水军、要塞和地理条件逐步消耗。

孙权的应对算得上有板有眼。他没有因为曹魏声势浩大就乱,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某一次天才式决战上,而是分区防守,依托长江和各处重镇,让曹魏每一路都很难打出决定性突破。

所以,合肥说明孙权进攻中原的能力有限;濡须口和五路伐吴,则说明孙权守住江东的能力很强。

一个总在合肥吃瘪的人,未必是军事废物。他也可能只是很不适合北上硬啃城池,却很适合守住自己的江。

2026年3月12日星期四

同样是险招:魏延子午谷奇谋被弃,邓艾偷渡阴平却成功,为什么?关键就俩字

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被诸葛亮以 “悬危” 驳回,终成泡影。
而数十年后,邓艾率数千疲兵,偷渡七百里阴平险地,竟一战逼降刘禅,覆灭蜀汉。

同样是剑走偏锋的险招,为何一败一成,天差地别?
答案其实藏在最关键的两个字里 ——配合。
对方的配合。
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从头到尾都在赌曹魏 “主动配合”,每一步都踩着不可控的变数。
而邓艾的偷渡阴平,也是赌蜀汉从上到下 “全程配合”,把所有天险和优势,拱手相送。
魏延不大可能赌就赢;邓艾则运气实在是太好。
今天我们就掰开揉碎了说,这两场三国最著名的险战,到底差在哪。
子午谷奇谋:步步赌曹魏,每一步都是死局
先看魏延的核心构想,字字句句都藏着对曹魏的 “极致要求”,但凡有一步不配合,就是全军覆没的下场。
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份谋划里,魏延需要曹魏配合的,足足有五层,层层都是硬伤。
第一层:赌夏侯楙真的怯而无谋这是奇谋的根基,魏延算准了当时的关中都督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向来 “性无武略,而好治生”,没什么军事才能。
这一点史书确有记载,看似是最稳的一环,却也藏着最大的变数 —— 曹魏不会坐视不管。
第二层:赌十日必到长安,子午谷如今实测约 420 公里,古代步兵极限强行军,一天也就 40-50 公里,十天赶到已是理论上的极限。
可行军哪有一帆风顺?秦岭的恶劣天气、崎岖路况,敌方的零星拦截,哪怕有一点耽搁,十日之期就成泡影。更别说极限强行军的代价:不要辎重粮草、甚至不带攻城器械、士兵大规模掉队、体力透支,就算真的十天赶到长安,五千人已是疲兵,连站稳脚跟都难。
第三层:赌夏侯楙毫无抵抗,弃城而逃。
就算魏延率疲兵赶到,长安是曾经的帝都,城高池深,夏侯楙就算再胆小,手下还有大批谋士属官。只要有一人能劝住他坚守,魏延五千疲兵,无粮草、无重器,别说攻城,连围住长安都做不到,怎么打?
曹操当年被关羽逼得想迁都,都能被谋士劝住,夏侯楙身边,难道就没有一个明白人?
第四层:赌诸葛亮主力二十天必到,全程顺利。
魏延的构想里,自己率轻兵奔袭,诸葛亮主力需从斜谷出兵,二十天内赶到长安汇合。可蜀军北伐,向来缺粮、易被拦截,万一主力被阻、缺粮断草,甚至后主刘禅一道诏书召回,魏延的五千人,就成了长安城下的孤军,只能坐以待毙。
第五层:赌曹魏始终不换将。
坐视险地魏延知道夏侯楙无能,难道曹魏朝廷不知道?诸葛亮一北伐,魏明帝曹叡立刻就做了决定 —— 把夏侯楙召回京城,换了得力大将镇守关中。
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还为尚书。试想一下,魏延克服千难万险,率残兵赶到长安城下,抬头一看,守将早已不是夏侯楙……
那一刻的绝望,可想而知。
五层都是赌局,层层相扣,每一层都需要曹魏 “主动配合”,但凡有一步偏离,就是满盘皆输。
诸葛亮为何驳回?不是保守,而是这份奇谋,根本不是 “险中求胜”,而是 “悬危必败”。

那偷渡阴平呢?其实也是在赌蜀汉全程配合。
邓艾的这个险招,本就是 “死马当活马医”。当时司马昭弑君,朝野震动,急需一场大胜平复内部,钟会率主力被姜维挡在剑阁,进退两难,邓艾才铤而走险,选择了七百里阴平险地,这条路甚至没有正式的道路,只能凿山通道、逢水架桥。
可就是这样一条九死一生的路,邓艾却走通了,原因只有一个:蜀汉全程 “神配合”。
第一重配合:无视姜维预警,阴平无兵把守。
姜维早就看出了阴平的隐患,钟会在关中治兵时,他就立刻给后主刘禅上书,要求派重兵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防患于未然。
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可刘禅的配合,堪称 “致命”。他宠信黄皓,黄皓轻信鬼巫之言,说敌军绝不会来,竟让刘禅压下了这份奏折,满朝文武都不知道阴平的隐患。一道防线,就这么被皇帝亲手撤掉。
第二重配合:江油守将开城投降,送粮送兵。
邓艾率部偷渡阴平,翻山越岭,早已是疲兵,更关键的是 —— 没有后勤,没有军粮。他们打下的第一个城池江油,是唯一的生机,一旦江油坚守,邓艾大军就算不被歼灭,也会饿死在城下。
结果江油守将马邈,比魏延想象中的夏侯楙还 “配合”,直接开城投降。不仅给邓艾的疲兵提供了喘息之地,还送上了城池、粮草和守军,邓艾瞬间恢复战力,有了继续进攻的资本。
第三重配合:成都将领军事能力差。
本土作战仍惨败江油失守后,蜀汉并非毫无还手之力,刘禅派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军抵御,手下还有张飞之子张遵、黄权之子黄崇、李恢之子李球等名将之后,兵力也远胜邓艾的疲兵。
可怜些将领,气节有余,能力不足。本土作战,占尽地利和人和,却被邓艾的远来疲兵打得大败,诸葛瞻、张遵等人全部战死。蜀汉最后的精锐,就这么折损在绵竹。
第四重配合:刘禅贪生怕死,直接开城投降。
绵竹失守,成都无险可守,可此时蜀汉并非无路可走:南方还有重兵,东边可以投奔东吴,只要刘禅坚守几日,姜维率大军回援,胜负尚未可知。
可刘禅的选择,再次 “配合” 了邓艾 —— 直接遣使奉玺投降,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
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从无视预警、弃守阴平,到守将投降、守军惨败,再到后主降城,蜀汉从上到下,把所有的错误都犯了一遍。邓艾的险招能成,与其说是他用兵如神,不如说是蜀汉亲手把江山送了出去。

有人说,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被驳回,是诸葛亮过于保守,错失了北伐的最佳时机。
也有人说,邓艾的偷渡阴平,只是运气太好,碰到了蜀汉的昏庸。
抛开表面的险招和运气,我能看到更核心的真相:
魏延的奇谋,是弱国赌强国的配合,人家不配合就,注定失败;
邓艾的险招,是强国打弱国的破绽,破绽太多了,偶然中藏着必然。
魏延时期的蜀汉,刚刚经历夷陵之败,国力衰弱,北伐本就是以弱攻强,靠的是稳扎稳打、以正合以奇胜。子午谷奇谋,看似奇绝,实则是把本就薄弱的兵力,投入到基本没有胜算的赌局中,一旦失败,蜀汉北伐的家底将瞬间清零,诸葛亮不可能冒这个险。
而邓艾时期的蜀汉,早已是大厦将倾:后主昏庸、黄皓专权、朝纲混乱,只有姜维一人在外苦苦支撑,明知国力衰弱,却不得不九伐中原,耗尽了最后的国力。就算没有邓艾的偷渡阴平,蜀汉的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
邓艾后来自夸,说 “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可明眼人都知道,姜维的 “穷”,从来不是败给了邓艾,而是败给了身后腐朽的蜀汉朝廷。
有识者笑之。姜维到死,都在谋划复国,哪怕被魏军斩杀,仍然用计让钟会、邓艾自相残杀,用生命诠释了蜀汉最后的风骨。
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可一个人的孤勇,终究撑不起一个腐朽的王朝。
凛凛人如在,谁云汉已亡?
可怜我大汉最后的大将军啊。

三国的魅力,从来都不只是奇谋妙计、金戈铁马,更是藏在胜负背后的人心、国力与时代交错的洪流。

2026年3月7日星期六

战争的经济根源


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本文是1944年10月作者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发表的演讲核心内容,2004年由经济教育基金会出版。

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政府的唯一职能是保护财产权,国家的边界划在何处,对民众而言无关紧要。

战争是人类原始的制度。自古以来,人类便热衷于争斗、杀戮与相互掠夺。但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形式,也不代表废除战争的努力违背自然、注定失败

即便为了论证,我们姑且接受军国主义者的观点——人类天生具有争斗与破坏的本能,这些本能与原始冲动也并非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独有的理性与思考能力,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生物的标志。而人类的理性会告诉我们,在劳动分工下开展和平的合作与协作,远比暴力冲突更能让生活变得美好。

我无意赘述战争的历史,只需指出,18世纪现代资本主义来临前夕,战争的性质已与蒙昧时代截然不同。人们不再以消灭或奴役战败者为作战目标,战争成为政治统治者的工具,由规模相对较小的职业军队作战,士兵大多为雇佣兵。战争的目的,是确定由哪个王朝统治某个国家或省份。18世纪欧洲规模最大的几场战争,皆是王位继承战争,如西班牙、波兰、奥地利,最终还有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战争。普通民众对这些冲突的结果大多漠不关心,他们并不在意统治自己的君主是哈布斯堡家族还是波旁家族。

尽管如此,这些持续不断的战争仍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阻碍了人类追求更大繁荣的努力。正因如此,当时的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开始着手研究战争的根源,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自由企业制度下,政府仅承担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免受暴力或欺诈侵害的职能,国家的边界划在何处,对任何国家的公民而言都无关紧要。国家的疆域大小、是否征服某个省份,与个人毫无关系,公民也无法从领土征服中获得任何利益。

但君主或统治贵族则不同,他们能通过扩张疆域提升自身权力、增加税收收入,能从征服中获利。因此,好战的是统治者,而民众始终渴望和平。

由此,早期自由主义者得出结论:在经济自由放任与民治政府的制度下,战争将不复存在。战争会走向消亡,因为其滋生的根源将被彻底消除。18、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坚信,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因此他们确信,人类即将迎来一个持久和平的时代。

他们认为,要让世界沐浴在和平的曙光中,就必须实现经济自由、自由贸易、国家间的友好相处,以及建立民治政府。我想强调这两个条件的重要性:国内外的自由贸易,以及民主制度。而我们这个时代犯下的致命错误,便是抛弃了第一个条件——自由贸易,只片面强调第二个条件——政治民主。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当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与经济自由不复存在时,民主制度也无法长久维系。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坚信,要让世界实现和平,必先让世界实现民主。一战期间,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推翻德国霍亨索伦王室与享有特权的容克地主阶级,就能实现持久和平。但威尔逊总统未能看到,在政府权力日益膨胀的世界里,这一点远远不够。在这样的世界中,战争的经济根源始终存在。

公民能从领土征服中获利吗?

英国著名和平主义者诺曼·安吉尔爵士一再强调,公民无法从本国对某个省份的征服中获得任何实际利益。他指出,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没有任何德国公民从中获利。这一说法完全正确,但那是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的时代,而在政府干预商业的当下,一切早已不同。

举一个例子:橡胶生产国的政府结成卡特尔,垄断天然橡胶市场,强迫种植园主限制产量,将橡胶价格推高至远高于自由市场的水平。这并非个例,全球各国政府都对许多重要的食品与原材料采取了类似政策,对众多行业实施强制卡特尔化,将产业的控制权从私人企业家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诚然,其中一些计划以失败告终,但相关政府并未放弃,他们一心改进实施方法,并相信在当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如今,人们大肆宣扬国际计划的必要性,但要让种植园主种植橡胶、咖啡及其他商品,根本无需任何国内或国际计划。他们选择生产这些商品,是因为这是他们谋生的最佳方式。而在这一语境下的“计划”,永远意味着政府通过行动限制产量、确立垄断价格。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国家能从一场胜利的战争中获得切实利益,这一说法不再是无稽之谈。倘若那些依赖橡胶、咖啡、锡、可可及其他商品进口的国家,能迫使生产国政府放弃垄断行为,其公民的经济福利便能得到提升。

指出这一现状,并非为侵略与征服正名,只是为了说明,诺曼·安吉尔爵士等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大错特错——他们为和平辩护的论据,建立在一个未言明的假设之上:所有国家仍坚守自由企业制度的原则。

诺曼·安吉尔爵士是英国工党的成员,该党主张商业彻底国有化,但其成员却迟钝到未能意识到,商业国有化必将引发一系列经济与政治后果。

德国的案例

我将首先以德国的情况为例,阐释这些后果。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德国自然资源匮乏,仅凭国内资源,既无法养活民众,也无法满足民众的穿衣需求。德国人必须进口大量原材料与食品,并通过出口制成品支付这些急需的进口物资费用,而这些制成品大多由进口原材料生产。在自由企业制度下,德国出色地适应了这一现状。六七十年前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企业家成功建立起效率极高的制造工厂,德国工业在欧洲大陆独占鳌头,产品风靡全球市场。全体德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当时的德国商业体系,本无任何改革的必要。

但大多数德国思想家、政治作家、政府任命的教授、社会党领袖,以及政府官僚,却对自由市场制度嗤之以鼻。他们将其贬斥为资本主义的、财阀的、资产阶级的制度,还将其贴上西方与犹太的标签,对自由企业制度将德国纳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事实怨声载道。

这些群体与政党,都希望以政府对商业的管控取代自由企业制度,废除利润动机,将商业国有化,并让其服从政府的指令。对于一个基本能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一点相对容易做到。俄罗斯占据着地球六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几乎无需从国外进口任何物资。但德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无法摆脱进口,因此必须出口制成品——而这恰恰是政府官僚体系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官僚只能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中生存,根本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如今,纳粹德国的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政府管控商业,但事实是,政府对商业的管控与对外贸易根本无法兼容,社会主义共同体必然以自给自足为目标。而这,正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昔日的泛日耳曼主义,如今的国家社会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原因。国家社会主义者宣称:我们是强大的民族,有足够的力量击溃所有其他国家;我们必须征服所有那些拥有对我国经济福祉至关重要的资源的国家;我们需要自给自足,因此必须发动战争;我们需要生存空间,需要粮食自由。

这两个词汇的含义实则相同,即征服一片疆域足够广阔、自然资源足够丰富的领土,让德国人无需对外贸易,就能过上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生活。“生存空间”一词在海外早已广为人知,但“粮食自由”却鲜有人闻。“自由”即摆脱束缚,而“粮食自由”,就是让德国摆脱必须进口食品的困境——这是纳粹眼中唯一有意义的“自由”。

共产党人与纳粹都认为,他们所指的民主、自由与民治政府的核心,在于建立政府对商业的全面管控。无论将这一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计划经济,都无关紧要,其本质都要求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俄罗斯基本能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但德国不能。因此,走向社会主义的德国,必然奉行“生存空间”或“粮食自由”的政策,也就是侵略政策。

推行政府管控商业的计划,最终必然会导致对国际劳动分工的否定。在纳粹的哲学中,国家间唯一合理的关系就是战争。纳粹的核心人物都引以为傲地引用塔西佗的一句格言——这位罗马历史学家在近两千年前写道,德国人认为,用血汗劳作获得的东西,不如用鲜血夺取来得光荣。1900年,德皇威廉二世将匈奴人奉为德军的典范,这并非口误,而是其有意识推行的政策的浓缩。

依赖进口的欧洲

并非只有德国依赖外国进口,除俄罗斯外,欧洲的人口约为4亿,是美国大陆人口的三倍多,但欧洲不生产棉花、橡胶、椰干、咖啡、茶叶、黄麻,以及许多重要的金属,羊毛、饲料、牲畜、肉类、皮革及多种谷物的产量也严重不足。

1937年,欧洲的原油产量仅为5600万桶,而美国的产量高达12.79亿桶。此外,欧洲的原油产量几乎全部集中在罗马尼亚与波兰东部,而随着当下战争的爆发,这些地区将落入俄罗斯的掌控。制造业与制成品出口,是欧洲经济生活的核心,但在政府管控商业的制度下,制成品出口几乎成为不可能。

这是社会主义的花言巧语无法掩盖的残酷现实。如果欧洲人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坚守久经考验的自由企业制度,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战争与征服。德国人已经尝试了两次,且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但欧洲在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远未意识到经济自由的不可或缺。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及一些较小的国家,要求政府全面管控商业的呼声高涨,在这些国家的政府眼中,倡导经济自由的主张几乎毫无希望。英国工党,以及那些仍错误地将自己的政党称为自由党的英国政客,不仅将这场战争视为为国家独立而战,更将其视为建立政府商业管控体系的革命。英国的第三个政党保守党,总体上也对这些努力表示认同。英国人想要击败希特勒,却又急于将其经济手段引入本国,他们并未意识到,英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将注定英国民众的厄运。英国必须出口制成品,才能从国外购买原材料与食品,英国的出口额每下降一分,民众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一分。

法国、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与英国如出一辙。

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各类生活必需品方面,社会主义政府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公民只能接受政府的分配。但对外贸易则截然不同,外国消费者只会购买质量与价格都具吸引力的商品。在服务外国消费者的国际舞台上,资本主义展现出了更高的效率与适应性。战前欧洲高度的经济繁荣与文明,并非政府机构运作的结果,而是自由企业的成就。那些德国的相机与化工产品、英国的纺织品、巴黎的服装、帽子与香水、瑞士的手表、维也纳的皮革工艺品,都并非政府管控工厂的产物,而是企业家不懈努力的成果——他们始终致力于提升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没有人敢断言,政府机构能成功取代私人企业家,承担起这一职能。

私人经营的对外贸易,是各国私人企业之间的私事。即便产生分歧,也只是私人企业之间的冲突,不会引发国家间的政治矛盾,其争端只关乎迈尔先生与史密斯先生个人。但如果对外贸易成为政府的事务,这些冲突便会转化为政治问题。

试想,荷兰政府选择从英国而非德国鲁尔区进口煤炭,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认为:为何要容忍一个小国的这种行为?1940年,纳粹德国仅用四天就击溃了荷兰的军队,我们不妨再试一次!届时,我们就能无偿享用荷兰的所有产品。

资源的“公平”分配

让我们分析一下纳粹与法西斯侵略者频繁提出的诉求——对全球自然资源进行全新且公平的分配。在自由企业制度的世界里,一个想喝咖啡但自己并非咖啡种植者的人,必须为咖啡付费。无论他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还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公民,都必须为他人提供服务、赚取收入,并将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自己想要的咖啡。对于一个境内不产咖啡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通过出口商品或资源,支付进口咖啡的费用。但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从未想过这样的解决方案,他们想要的,是吞并一个咖啡生产国。而由于哥伦比亚或巴西的公民并不愿意成为德国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的奴隶,这就意味着战争。

棉纺织业的案例,更是极具代表性。一百多年来,棉纺与棉制品制造,一直是所有欧洲国家的核心产业之一。欧洲的气候不适宜棉花种植,却始终能获得充足的棉花供应,唯一的例外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各州的棉花供应因战争中断。欧洲的工业国家不仅能获得满足国内消费所需的棉花,还能获得大量棉花,开展规模可观的棉制品出口贸易。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市场上的原棉供应依然充足,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的外汇管制制度,阻碍了私人企业购买生产所需的全部棉花。希特勒对德国棉制品产业衰落的“贡献”,在于限制其生产,并迫使大批工人失业。希特勒根本不在意这些失业工人的命运,反而将他们送往军工厂工作。

正如我此前指出的,在自由贸易与自由企业制度的世界里,武装侵略不存在任何经济根源。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公民能从征服某个省份或殖民地中获得任何好处。但在极权国家林立的世界里,许多公民可能会认为,吞并资源丰富的领土,能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20世纪的战争,诚然是经济战争,但这些战争并非如社会主义者所言,由资本主义引发,而是由追求政治与经济绝对霸权的政府引发,并得到了这些国家被误导的民众的支持。

这场战争中的三个主要侵略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与日本帝国,终将无法实现其目标。他们已然战败,且自己也心知肚明。但他们可能会在未来再次发动战争,因为他们虚假的哲学——他们的极权主义信条——除了战争,根本不知道其他能改善民众物质生活的方法。对极权主义者而言,征服是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唯一可行的政治手段。

经济思维

我并非说,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所有战争,都是由经济考量驱动的,即侵略者想要以牺牲战败者为代价发家致富。我们无需深究十字军东征,或16、17世纪宗教战争的根源。我想说明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的战争,都是一种特定经济思维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并非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战争。英国人、荷兰人、挪威人与德国人之间,法国人与意大利人之间,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都不存在种族差异;这也并非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战争,毕竟,交战双方都有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更非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战争,一些同盟国(尤其是苏联)自称“民主国家”,这一说法相当值得商榷,而与纳粹德国结盟的芬兰,却是一个由民选政府治理的国家。

我认为近期的战争由经济考量驱动,并非为侵略者的政策正名。将侵略与征服视为实现特定经济利益的手段,这一政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即便在短期内取得技术层面的成功,从长远来看,也永远无法实现侵略者的目标。在现代工业社会的背景下,纳粹以“新秩序”为名规划的社会制度,根本无从谈起。奴隶制并非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倘若纳粹征服了其对手,他们只会摧毁文明,让人类重回蒙昧时代,绝无可能建立希特勒所承诺的千年新秩序。

因此,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新的战争。答案并非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国际联盟,也非设立一个更公正的国际法院,甚至不是组建一支国际警察部队。真正的关键,是让所有国家——至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那些国家——变得热爱和平,而这只有通过回归自由企业制度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想要废除战争,就必须铲除战争的根源。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偶像,是国家。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但绝不应该被神化。它并非神明,而是人类创造的工具。倘若我们将其奉为偶像,就必须在未来的战争中,牺牲我们最优秀的青年。

要实现持久的和平,仅仅在日内瓦为国际联盟设立新的办公机构、新的法院,甚至组建一支新的国际警察部队,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政治理念的转变,以及回归健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2026年3月2日星期一

墙内简体中文圈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军事大V们还在异口同声:“美国不敢入侵伊朗!”




==墙内军事大V合集==

2026年2月20日星期五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拜上帝教暴徒发动宗教战争迫害屠杀7000万信奉传统宗教、民间宗教的清朝老百姓妄图建立所谓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颠覆中华文明。伟大的反宗教迫害革命家救世主圣儒曾国藩组建中华卫道军力挽狂澜打击“太平天囯”极端组织保卫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拯救清朝剩余3亿人民免受邪教荼毒。   

拜上帝教暴徒发动宗教战争迫害屠杀7000万信奉传统宗教、民间宗教的清朝老百姓妄图建立所谓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颠覆中华文明。

大量不肯改信拜上帝教、不肯参军追随他们造反的百姓被屠杀,大量不堪忍受宗教迫害剥夺信仰自由、圣库制度剥夺财产、男女分营离散家庭的百姓自杀,大量被迫参军的百姓死于战场,大量逃亡的百姓被拜上帝教暴徒抓住处死或由于缺衣少粮少药而死在逃亡的路上,大量奋起反抗参加湘军淮军以及团练的百姓牺牲于战场。

拜上帝教暴徒把富庶的江南变成人间地狱,所过之处十室九空,他们遵守十款天条组织严密并组建起太平十字军和圣&战儿童团袭击庙宇,屠戮不肯改信其教不肯当兵造反的百姓。除广西山民,“所据之地,男子一律‘随营’,先动以甘言,再施以威劫。所谓甘言,即传集百姓听‘讲道理’,如有不从,定斩不留。”——史家郭廷以总结。

在武汉掳掠大量百姓充当攻城略地的炮灰之后,拜上帝教十字军号称百万向六朝古都南京发起东征。不久南京沦陷,被改为拜上帝教圣城“天京”。中华文明巨大浩劫开始了,儒释道知识分子皆被杀害,书院寺观文物古迹俱被损毁,南京80万信奉传统宗教、民间宗教的市民亦遭大殃。宗教迫害、圣库制度、男女别营在城破不久即行实施,老百姓“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其闭户仰药悬梁者更不知纪极”,“城初陷时死者盖己不下数十万矣”(参见《金陵省难纪略》)。攻陷南京之后拜上帝教十字军又一支偏师一路烧杀掳掠直扑“罪隶省”直隶(直隶于北京的地区),终被击败。

在拜上帝教暴徒攻陷南京以前南京本地人口有近90万,而15个月后就减为9万!(《金陵癸甲纪事略》称1854年夏南京总人口15.6万其中金陵人9万)80万南京本地人民或死或逃,之后咸丰四年闰七月“金陵寇以乏粮,驱妇女之老而无色者出城,听其自散”任其自生自灭。“(咸丰四年)十二月,贼令各伪官每人娶妇数名,许其自择,不从死者甚夥。” 南京本地人所剩无几,拜上帝教暴徒又从外地掳来大量青年男女。

仁义爱民的中华卫道军湘军在攻打拜上帝教圣城“天京”恢复六朝古都南京解救被掳良民的战役中,在城外设置救难民局救助饥民,良心未泯的十字军将领李秀成说他得知后“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去年至今,各门分<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人之敷<数>”。除了洪秀全宫女之外的被掳良民十余万人被李秀成密令出城,后来洪秀全宫女也全被解救。

中华卫道军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与拜上帝教十字军展开激战,英勇的卫道军虽然疾疫交加,仍顽强地以一敌十抵挡住残暴的十字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收紧了对“天京”的包围圈,经过长期鏖战终于攻克。

据《李秀成自述》,城破前夕,城内不过3万人,除居民外,太平军仅万余人,能守城者三四千人。英人吟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也说:湘军入南京城后杀了大约有3万多人。卫道军杀的这3万多人有1万多人是“太平天囯”的官吏、侍卫和士兵,另外两万人“平民”是“太平天囯”王室成员、官员家属等富户,他们都是发动宗教战争参与迫害屠杀7000万信奉传统宗教、民间宗教的清朝老百姓的凶犯。

在中华卫道军攻克拜上帝教圣城“天京”后的六月十七日凌晨,卫道军统领曾国荃发布了禁止杀戮良民的命令,此后几天,这个告示贴遍了金陵城。军纪严明的卫道军士兵执行九帅的命令,分段搜杀,清剿“太平天囯”极端组织成员,解救被掳良民。赵烈文说湘军所杀之人“妇人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洪秀全宫女等众多王府被掳妇女全得解救,加上之前李秀成放出城外的十三四万寒家男妇,全部被掳良民皆获解救。南京解放后,惨遭“太平天囯”迫害而侥幸逃亡沦为难民多年的南京市民得以重返家园重建家园。

洪杨之乱造成一亿人死亡,而清朝八成以上民众是信奉传统宗教、民间宗教的(参考台湾民众的信仰状况),可以保守估计大约7000万人被拜上帝教暴徒屠杀或者迫害致死。救世主曾国藩深识远略,戡乱有方,拯救了清朝剩余近三亿百姓免受邪教荼毒。在平定洪杨之乱后,他又兴办洋务,实业报国,清朝迎来同治中兴,人口从洪杨之乱后的2.6亿恢复到1887年的3.7亿,至1901年人口更是增长到创记录的4.5亿。

拜上帝教暴徒发动宗教战争妄图建立所谓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迫害屠杀7000万信奉传统宗教、民间宗教的清朝老百姓罪恶滔天人神共愤国法不容!三万万信奉儒家、传统宗教、民间宗教的大清军民紧密地团结在圣儒曾国藩周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加伟大的反宗教迫害卫道战争!

圣儒曾国藩的卫道战争是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人权与神权、自由与迫害的战争。伟大的反宗教迫害革命家曾国藩实是清朝三万万信奉儒家、传统宗教、民间宗教人民的大救星、百姓的保护神,其反恐戡乱、止暴除恶、保卫中华文明、维护国家统一的功勋将永远彪炳青史万古流芳,而发动宗教战争的战犯、实施宗教迫害的恶魔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伟大的圣儒曾国藩万岁!伟大的中华卫道军万岁!在伟大的反宗教迫害反文化侵略卫道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据《金陵省难纪略》记载:

各贼居门写“人人拜上帝,个个上天堂,快来快来拜上帝。”见者惊怪,知无生理。少顷,又传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驱即行,见人家小儿,抢去作义子,名曰带崽,于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有一家数十口者,有同居三四姓者,望衡对字,烈火日夜不绝,水面浮尸,或仰或伏,拥挤莫辩。其闭户仰药悬梁者更不知纪极。数百万生灵,城初陷时死者盖己不下数十万矣。

《金陵被难记》说:(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内城陷,八旗男女老幼皆被杀。十二三既,在大城内外及远近乡村,掳人当兵。农夫匠作及强力少年约数万,胁令上船往攻镇扬。……越日传言,进贡者免差,于是财帛猪羊米粮,贡者络绎不绝。孰知贼即以贡之轻重,分人之贫富,十四五日后,挨门扣户,括取财物,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搜尽。或将全家逐出,盘踞其屋。数日内,居民铺户,寂然一空。于是有举室自缢自溺自焚者,惨不忍言。(《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金陵兵事汇略》:

时城贼待被掳之众若犬马,少壮者纷纷逃亡,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陴击柝,犹不足,则虽老病者亦予役,伺便逃逸者甚众。妇女亦日供奔走操作,惫不得息。贼于湖北、安徽掠得盐米各船皆泊仪凤门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出城,首戴肩负,运入仓中,尚途命童子持鞭驱策,行稍缓,则鞭扑交下。并使女馆削竹签置城外濠沟,跋涉委顿,泥涂颠仆,自寻死与受矢石鞭棰死者无算。

(评曰:太平军虐民如畜,是入南京后的实际情况,完全是对南京平民的“恐怖”,虐之使之,污之辱之,完全凭借暴力手段)。

极端宗教恐怖组织“太平天国”以残酷刑罚对包括无神论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实施宗教迫害有史料《金陵杂记》涤浮道人为证:

“又有词句赞美上帝为天圣父云云,约十余句,令人于早晚两饭时,无论男女孩童,均须诵念。违者即加鞭扑;有谓天父并无者,立将其人五马分尸。该逆之惨毒如此,故破城后男女因不诵逆词,被其鞭扑者甚多,因而自尽者正不少也。”

连英藉长毛呤唎也承认太平军就是一伙裹挟平民的恐怖分子。

在两军混战中清朝官兵也不准乱杀4寸头发以下的太平新兵否则治罪以免错杀无辜。 

以下史料均采自《湖南褒忠录》一书,该书成书于同治初年,由郭嵩焘等人根据湖南各府各州各县上报资料汇编成书,内容比较紊乱,但汇集了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卷帜浩繁,一共二十二册,最末的《殉团》《殉贞》等卷集中记载了太平军及土寇在湖南各地的暴虐行为,连受害人的姓名、遇害时间、地点、原因也一并如实列出。本文为求简洁,略去了大部分受害人的姓名及遇害时间地点。同时尽量摒除土寇,专录太平军。不少记录没有区分太平军及土寇,一概统称为“贼”,由于其内容较具代表性,本文也一并录下来。据书中所载分析,土寇、太平军的暴行几乎没有区别,土寇常常效法太平军,也常常加入太平军,太平军部众被击溃后也常常沦为土寇。

特别提醒的是,这些史料均局限于湖南一省。众所周知,湖南遭受的掳掠在各省中还算是比较轻的。而且,下文所录,只占全书史料的一小部分。

太平军的暴行可分为以下数端:(只罗列太平军对普通老百姓的暴行,故未涉及对清朝官吏、士绅地主的杀戮。)

一、“拉壮丁”,不从者格杀勿论。这一类史料特别多,看起来这是太平军扩充兵员的重要手段。其手段之残忍,较之近现代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錱在江西一战杀死太平军一万余人,被老湘营俘获解散的“胁从”者人数也多达上万。

二、掳掠、奸污、残害妇女。这一类史料也特别多,其状之惨、受害妇女之多,足以彻底颠覆历史教科书中太平军士兵的革命者形象。

三、虐待、残害老人。强迫五、六十岁的老人为其挑担运输,老人力不能任,常被诅骂捶楚致死。

四、杀害佛寺僧侣信徒。太平军所到之处,佛寺里的佛像一概被捣毁。常有僧侣或信徒为保护佛像而惨遭毒手。

五、以残酷手段报复地方团练。剜心、剖腹、斩断手足等等酷刑一应俱全。团勇的妻儿老小也常常遭屠戮,常发生灭门惨祸。

六、勒索抢掠钱米物资,俨然“鬼子进村”的景象。一、“拉壮丁”,不从者格杀勿论。

"皆被掳,胁令入夥,均不从。贼反接将发互相拴系,鞭驱之行。两人乘间投塘死。"

"咸丰二年,粤逆犯省垣(长沙)……被执。贼胁之从,不可。身受十余创而死。年二十三。"

"咸丰四年,粤贼犯境……被掳,胁降不从……且行且骂。贼怒,乱刃交加死之,身无完肤。"

"咸丰九年三月,翼逆石达开犯永州,沿途焚掠,居民惊避。珠圆计无所出,与陈氏侍母(年九十余)于家。贼至,珠圆被擒,以母老哀求侍养,不得。珠圆知不免,袖利刃,行至中途,出不意斫贼。群贼驰救,乱矛交加而死。陈氏知夫死,痛哭侍姑,贼至被逼,乘间投水死。"

"咸丰九年三月,翼逆石达开由江西犯楚……谢某负母出逃,为贼所及。被掳时母年八十,谢某哀求其释,贼不许。谢某固立不动,贼以绳曳行里许。谢某骂不绝口,贼怒,裸而缚诸树,剖腹而死。"

"时负母出逃,遇贼被掳,哀求侍养,不许。旋逃归,为贼追及,被杀。"

负母出逃,遇贼。贼叱之止,母惊踣,贼欲杀之。纯佳哀求释,贼不许。因泣请以身代,贼怒曰:"若辈惯以代死暗胁吾辈!"遂杀之,释其母而去。

"咸丰九年三月,负瞽母逃,被贼追及,推其母于地,掳周某行。周某据地抱木以求释。贼胁以刃,不动,遂被杀。"

"朱某年五十七,父年九十……咸丰十年十一月,贼焚掠乡村,朱某负父以逃……贼追及之,令释父从行,不屈被杀。其父见子死,亦痛哭,逾时气绝。"

"因耕被掳,不从。贼砍其头,血流被面,仍不从贼。以刀刺其背,洞穿而死。"

"被贼掳,愤骂不屈。贼怒,断其足而死。"

"被掳不从遇害。"

"被掳,贼使供役,大骂,被杀。"

"均被掳,不屈而死。"

"负母而逃,遇贼被掳,不忍弃母,愤与贼斗……遇害。"

"弃妻子负母匿山中,绝食三日,母饥甚,昭僖出求食。遇贼,逼从不屈,骂不绝口。贼怒,割其腿肉烹食之。骂贼益厉,贼剖其腹、断其肘而死。"

"七人皆被掳,逼令负担,不从遇害。"

"被掳不屈身死。"

二、掳掠、奸污、残害妇女。

主要有如下数端:

1、子被掳,母抱哭不肯去,被杀。

2、夫被掳,妻抱哭不肯去,被杀。

3、父母为贼所伤,子女以身卫之,被杀。

4、颇有姿色,不堪逼淫,被杀,甚至有被分尸刨腹者。

5、不堪逼淫,自杀:跳水、自缢、跳崖、服毒。

6、怀有身孕,不堪逼淫,被刨腹掏胎。

"贼逼污,拒骂不从,以瓦缶击贼,被杀。"

"匿山中,被贼搜及,痛骂不已,母子均被杀。"

"与夫同被掳,夫骂贼被杀,氏骂益厉,遂同遇害。"

"遇贼逼污,不从。贼怒缚之柱上,以乱刃砍之,背无完肤,一足断。"

"夫被掳,王氏号哭往救。贼见王氏,释夫,将逼奸。王氏大骂,贼怒,支解之。"

"因子被掳,奔救,遂被杀。"

"骂不受辱,被贼剖腹而死。"

"是役,或因贼逼污不从骂贼、或因遇贼即骂、或因贼至其家而骂,受害者则有……(以下为人名)等四十四人。"

"负子携女避之。途遇贼,为所逼,不从,母子俱投水。"

"夫妇均被掳,贼杀夫,欲污徐氏。徐氏哭骂不从,贼并杀之。"

"大骂不止,贼砍其首而死。"

"逼奸不从,辱骂之,贼断其腰而死。"

"因贼杀其子,且哭且骂,为贼所杀。"

"适孕数月,不能远行……逼奸不从,大骂,遂被杀。"

"率孙女三人及侄女幼子同避入岩洞。贼诱之出,不从。贼积薪洞口薫之,皆死。"

"厉骂不从,被贼肢解。"

"贼强解其衣,周氏咬其手而骂愈厉。贼断其舌,周氏喷血讵诅,二贼以乱矛丛刺之,乃绝。"

"某女,年十五……抵死抗拒不从。贼怒,断腕剖腹而死。"

"适孕……见姑周氏遇害,抱尸痛哭大骂。贼怒,剖孕而死。"

"夫被掳,氏痛哭大骂,追从数里。贼刃夫,氏夺刀伤贼,贼怒杀之。"

"弛其下衣,欲污之。父突出丛苇中愤诅,被杀。女乘机投水,贼连戳数枪而死。"

"咸丰十年正月朔,石逆(注:石达开)股匪窜入县属……以孕在家,未及避。贼至,逼淫不从,以石击之,骂声不绝。贼缚之,剖其胎而死。"

"石逆犯县境……贼数千围村,氏被执,逼污不从,大骂遇害。"

"夫妇及二女均不及避。一贼擒其次女,欲污之,不从,贼扭之益坚。至崖边,女遂力扭贼,齐坠崖而死。时长女亦被掳,见其**,背方负六岁儿,亦力扭贼投崖,贼不能脱,亦死。他贼见二贼死,怒夺梁氏手中三岁儿投崖下,梁氏递死起扭一贼从半坡滚而下,遂死于山脚。"

"李氏……年五十三。贼至,氏背负一孙、手抱一孙……被贼牵臂索金银,夺二孙掷水中。氏大哭投水死。"

"行至河岸,跃身投河,水浅不能沉。贼以长矛刺之死。"

"贼至,掳其夫。氏力挽其夫,哀号不释。贼怒,并其七岁子、三岁女皆杀之。"三、虐待、残害老人。

"咸丰二年七月,贼至(长沙),杀其子,自福骂贼不休。贼并杀之,年八十。"

"年六十,贼逼之负担,以老辞,强之,不从被杀。妻罗氏痛哭投水死。"

"母年八十余,目瞽。咸丰九年贼犯境……贼掳何某行,以母老辞,贼杀其母。何某痛哭大骂,贼并杀之。"

"骂贼死者,熊某年八十四、余某年七十二、田某年八十六(贼褪其上下衣,以刀捶之数十,至死骂不绝口)、周某年八十二、何某年八十余与妻田氏同殉、钟某年七十二、谢某年七十七身被七刃。"

"年八十余,骂贼被杀。"

"见贼拷打七旬祖父,大骂被杀。"

"释放贼所掳妇女,被杀。"

"夫妇均老……夫被贼逼其负担,夫佢偻不能胜。林氏心伤之,以首触石破裂,血如泉涌,日曛而殒。"

四、焚毁佛寺,杀害僧侣。

"某庵住持……贼扰及山门,上人端坐佛前诵经不辍,为贼所杀。"

"张某,某佛庵司香者。贼入庵毁佛像,张某哭泣求免,遇害。"

"僧仁体负长老匿山中,独归寺守护佛像,贼至被杀。"

"不及远避,遂匿村中古庙,庙神像为岳武穆,乡人奉之最虔。贼入庙毁其像,杨氏窥见之,突出厉声怒骂,为贼所杀。"

五、以残酷手段报复地方团练。

"咸丰五年八月,粤贼陷州城……团勇溃阵,亡者四十余人……村内老幼男妇同死者六十余人,谭氏族遂有因而绝嗣者。"

润玉大骂不屈立遭惨死。祖母李氏,年九十五,因救孙骂贼亦遇害,世父文祥(年七十五)又以救母被戕。同时润玉叔祖(年六十五)、同怀弟、诸子、从兄弟等皆遇害,一门殉义者男妇十六人。

"贼用锁穿骨,牵至贼巢,寸磔死。"

"骂不绝口,贼怒刺面刖足而死。"

"贼怒,斫其手足二十指而死。"

"剖腹剜心而死。"

"以香火薰灼,身无完肤,切齿怒骂而死。"

"贼断其舌,并去其手足,枭首示众。"

"贼以鞭爆绕颈燃之,复剐其胸腹而死。"

六、勒索抢掠钱米物资。

"咸丰九年三月,(石达开)贼蜂拥入村,胁备口粮。一村皆惧,某独瞋目忿骂,贼刺杀之。"

"贼向索钱谷,不与,被杀。"

"因贼掠取家资,争斗而死。"

"贼淫掠乡村,胁为向导。三人皆不从,鞭之,三人皆被杀。

七、间或流露出的一丁点人性或天良:

负母逃,为贼所得。母年七十余,患痿疾,绍梅抱之就便,日三、四,无倦意。贼相顾骇曰:"此孝子也。"劝之降,不从。贼酋疑为侦探,叱斩之。群贼以孝子告,乃释之。给以酒肉银钱,不受。但请送母于乡,贼允之,遂免。

所亲拉之逃,将及城,翻然曰:"吾守土官也。贼至弗能御,乃更不能死耶?"遽还署,衣冠端立以俟。……既死,群贼搜其箧,无所有,惟质劵十余纸。诧曰:"此好官也,谁杀之者?"立斩其人以谢事。

八、几个反抗暴行的烈女子:

"夫妇及二女均不及避。一贼擒其次女,欲污之,不从,贼扭之益坚。至崖边,女遂力扭贼,齐坠崖而死。时长女亦被掳,见其**,背方负六岁儿,亦力扭贼投崖,贼不能脱,亦死。他贼见二贼死,怒夺梁氏手中三岁儿投崖下,梁氏递死起扭一贼从半坡滚而下,遂死于山脚。"

"咸丰五年粤匪犯县境……爱姑年十八……预将贴身衣裤上下纫缝……二十七日,贼入境……匿村侧甘蔗茅蓬中。贼搜及,见其姣好,贼逼淫。爱姑痛骂不从,贼强抱之。爱姑亟力撑拒,相持良久,甘蔗皆披靡。贼不能得志,忿甚,以刀砍击无数而去。贼退,家人殓其尸,见衣裤纫缝如故,泥沙满指甲,前后百余步甘蔗皆死,咸哭其死节之苦云。"

"不及远避,遂匿村中古庙,庙神像为岳武穆,乡人奉之最虔。贼入庙毁其像,杨氏窥见之,突出厉声怒骂,为贼所杀。"

人类的大灾难——全面真实还原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1月11日,37岁的广东人洪秀全在偏僻的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号称“太平天国”。两年后他杀进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杀,席卷大半个中国几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

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

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

洪秀全屡试不第,图谋*河蟹*之前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准备阶段。1844年5月他和惟一的同伴冯云山到广西山区宣传他的“拜上帝”,因为进展不快,生活艰苦,仅仅几个月他就没有耐心而离开了。三年后,等到冯云山历经艰辛在紫荆山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张旗鼓地蛮干,得拜上帝会迅速陷入险境,这个时候他却躲起来了。得知冯云山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他这个教主则以找两广总督救人的借口仓皇逃离广西。冯被其他信徒救出来后,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荆山。这是1851年以前的那个洪秀全,如果不是善于相术的冯云山刻意造神,要把他造成一个人间神,作为造反的旗号,以后的一切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抽肠。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所谓“点天灯”,是把犯人扒光衣服,用麻布包裹,再放进油缸里浸泡,入夜后点燃。 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一方面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

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三十六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八十八人(也有说一百零八人),还有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从此,只有四十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1864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几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旭澜先生说通过现今的暴发户可以窥见洪、杨当年的心思,此语不差。小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说出来了,无非是“吴妈”、钢丝床等,也就是女人、财帛、富贵荣华也。这样的“天国”,到底是谁的“天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金陵癸甲新乐府》的诗集,其中有一首叫做《选女孩》的,就真实描写了当时“非自愿”选美的惨烈场景:“今不幸为女子,尤不幸为女女子。列王传令选王娘,母女相持面如死,巡查勒马立门前,军帅握鞕搜馆里。大者逃出馆外颓垣阴,小者逃入阿母破床底。”所谓女子,是指妇女;女女子,指的是处女,也就是民间所讲的黄花闺女。看来太平天国的王爷中,不乏有奸淫幼女和处女的嗜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古代的帝王是一路货色。

除了洪秀全,拥有女人最多的,是杨秀清。1854年,定都天京不到一年,杨秀清的贞人,也就是王娘,就有三十六人,两年后他临死之前,队伍已经扩充到五十六人。据说杨秀清的好色,远在洪秀全之上。透露这个秘密的,是杨秀清的私人医生。杨秀清的眼睛一直有病,定都天京后,公务繁忙,病情恶化,便重金聘请了一个名医,专门给他治眼睛。据这个医生后来回忆说,杨秀清因为纵欲过度,患有严重的肾虚症状,不得不靠龙眼等壮阳补肾的药物来维持。

除了天王和永安五王,享有这一特权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秦日纲。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恐怕仅次于1938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翻看清代民间笔记,有一个阶段,“被掳”、“(女子)被污”(甚至有许多幼女被污的记录)、“遇害”三个词出现频率最高,往往寥寥数语,无非遇贼、或不从贼,甚至安坐家中,便祸从天降,笔记简单,无痛心疾首状,无悲哭哀号声,却分明看到那尸横遍野的情境,笔记中的“贼”,指向一致:太平

“弃妻子负母匿山中,绝食三日,母饥甚,出求食。遇贼,逼从不屈,骂不绝口。贼怒,割其腿肉烹食之。骂贼益厉,贼剖其腹、断其肘而死”,这只是一个案例。在清代笔记中,有关背着母亲逃入深山,后来被捉到残杀的事件极多,至于众位民间作者见不到及未听说的只会更多。这里所说的贼,是太平天国

清代笔记中有几个案例着实令人发指。“适孕数月,不能远行……,大骂,遂被杀”,“适孕……见姑周氏遇害,抱尸痛哭大骂。贼怒,剖孕而死”,“贼以鞭爆绕颈燃之,复剐其胸腹而死”,将孕妇剖胎而死,这得多丧心病狂?另外,太平天国所到之处,佛寺尽毁,有极多僧侣或士绅为护佛像而被残杀的案例。

在太平天国眼里,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缙绅商人、知识份子等皆被视为“妖”,大肆掳掠屠杀。“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统统杀之。滥杀的后果就是,杨秀清患眼病,悬赏银子一万两求医,结果无人应召,因为医生都被杀了。

“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太平天国的刑法可谓积野蛮无知于大成,其中一条“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读书读不好的,也要杀头,如此可见一斑 。

某年重阳,太平天国诸王突发奇想,干脆搞了个登高观裸奔大会,据《盾鼻随闻录》记载,“重阳日,群贼在钟山设宴,取妇女数百人,尽去衣裤,驱逐下山,赤身**,无处躲藏。群贼在山顶观看,以为笑乐”,此次裸奔大会十分成功,现场彩旗飘飘、鼓乐齐鸣。

同书还有记载,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大书法家何绍基的家乡道州,将其刚去世一年的母亲的尸体从墓葬中挖出来,对尸体的口中撒尿,“复褫去下衣,取牡狗纳只鞭其牝户之内,下体裸露,丑秽难堪”,也就是砍下公狗的生殖器插入女尸下体,并裸露于外。

发生在1856年的一幕幕血腥屠杀,说是“杨韦内讧”,其实更是“洪杨内讧”。这场影响“太平天国”命运至深的自相残杀,起因于东王杨秀清觊觎“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父子为“万岁”。洪密令北王韦昌辉连夜从前线带兵回京,血洗东王府,杀了东王部下将士两万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红。翼王石达开是诸王中最有远见、最能干的一个,被曾国藩他们认为最厉害的对手。他回京指责韦昌辉杀虐太重,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杀石,石连夜缒城逃脱,一家老小全被杀光‘。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下令杀了韦及亲信二百人。从此,“太平天国”就开始由盛转衰,朝末

1863年12月,在面临覆灭时,洪秀全断然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苦求,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小天堂”、安乐窝,并痛斥、诅咒李秀成:“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即将断粮,他号召军民以“甘露”(百草)为食。城破之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没有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书中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但没有说究竟死了多少人。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省,一片劫灰,道?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

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我们的历史常断章取义,如教科书中曾引用马克思的话:“中国X命(指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地雷上,随之将是欧洲。”但教科书没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了解太平天国真相后,又说:“除改朝换代外,他们没抱定什么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当权者的还更厉害。他们的使命就在于奇形怪状的破坏。”

太平天国政权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讲,还是从制度上讲,都是相当落后的,比清政权还落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政教合一的制度,这是古代中国较之于古代欧洲优越的地方。而太平天国,则是典型政教合一体制。一旦成事,岂不是要将中国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稍具理性的知识分子,诸如曾国藩等人又怎么会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呢?

2026年2月18日星期三

政治败坏,战争一定赢不了

接着上篇《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事,再说说石敬瑭治国、真实的石重贵、后晋和契丹的战争、以及事件当事人的最终结局。

1

石敬瑭和桑维翰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固然是做了汉奸,但他们肯定不是和中国土地有仇,专门卖国求荣的。

他们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既然后唐皇帝李从珂要武力解决河东镇,而盘踞云州(大同)的契丹是河东镇唯一能请到的援兵,那么我就以幽云十六州为筹码,请契丹帮我击败李从珂。我得到皇帝权力和天子名分以后,再努力治理国家,等到什么时候国富兵强了,便出兵北伐收复幽云十六州,一雪前耻。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桑维翰给石敬瑭提出五条治国大纲:

“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

字里行间,充满了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意味。

除了明确治国大纲以外,石敬瑭还颁布了很多具体政策 ——

向契丹赎买流落到塞外的中国百姓,让他们回归故乡,和家人团聚。

允许文武百官上书言事,可以施行的立即落实,暂时无法施行的留中不发,绝不会因为言论不当而处罚当事人。

禁止民间铸造铜器、禁止新建佛寺,把宝贵的铜料积攒起来,铸成货币流通天下。

严格限制节度使和州刺史保举官员的数量,减少朝廷财政开支,防止冗官。

流民开垦荒田五顷以上、种满三年再征赋税,那些开荒不满五顷或田满五顷、没有种满三年的,一律不征税。

命左谏议大夫薛融等人,整理后唐明宗时期的政令法规,凡是可以使用的继续使用,凡是不能使用的一概废除。

担心契丹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再图谋西北重镇灵武,石敬瑭命素有威望的前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回归朔方,镇守西北。

………

以上政策涵盖了恢复经济、整顿金融、广开言路、安定社会、重建秩序、国防安全等方方面面。

而在颁布政策恢复经济的同时,石敬瑭还做了另外两件事。

其一是迁都开封,利用开封临近大运河,且 “北控燕赵、南通江淮” 的有利条件,就近接收河北和江淮的财货物资。

其二是对藩镇采取绥靖政策,只要愿意遵奉后晋,哪怕藩镇节度使们再飞扬跋扈,石敬瑭也姑息忍让。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河阳节度使杨光远、天雄节度使范延光等人屡次忤逆,石敬瑭都忍下来了。

他这么做,其实就是以不折腾的态度积蓄国力,为日后收复幽云十六州奠定基础。

可以说,除了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以外,石敬瑭的作为超过了五代十国的很多皇帝,即便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石敬瑭的政治能力也能排在中等偏上。

2

石敬瑭的治国理念,可以概括为 “用时间换空间”,但因为后晋的接班人出了问题,石敬瑭的治国理念最终没有实现。

公元 942 年,石敬瑭去世,其养子石重贵继位。

实事求是的说,石重贵有一定的军事能力。

刚建立后晋的时候,石敬瑭要挥兵南下进取洛阳,但需要留下亲近的人镇守太原,防止被人切断后路。而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石敬瑭的诸位子嗣中,一眼就相中了石重贵。

于是,石重贵以 23 岁的年纪,被石敬瑭任命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得到旁人难以想象的锻炼机会。

数年以后,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举兵进攻河南邓州。

那时,石敬瑭正在邺城,指挥各路兵马打击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坐镇开封的石重贵,便派遣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等人统帅禁军,和申州刺史李建崇会师,到河南叶县讨伐安从进。

这番部署,主力是谁、偏师是谁、在哪里作战,石重贵都规定的一清二楚,所以平叛战争根本没有悬念,朝廷大军一战而胜。

一言以蔽之,石重贵的军事能力是合格的,满足五代十国皇帝的基本要求。

可能正是对自己的军事能力过于自信,石重贵继位以后,便生出讨伐契丹、一雪耻辱、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想法。他和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给耶律德光的第一封奏表,便一改往日风格,称孙而不称臣,并出兵抄了契丹在开封府设立的店铺、货物、钱财。

耶律德光大怒,派人前来交涉。

景延广回了一句:“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天下笑,毋悔也。”

后晋的韬光养晦政策,就此转变为战狼政策。

不忘国耻,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这原本是好事,但石重贵的政治能力实在太差,他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起到 “团结朝野共抗契丹” 的作用,反而不断地排斥异己,让后晋的政治骤然崩坏。

桑维翰不赞同此时和契丹开战,建议石重贵再等等,什么时候有十足的把握了,再出兵讨伐契丹。

石重贵和景延广不同意,把桑维翰排挤出决策层。

石敬瑭去世前,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石重贵和景延广担心,刘知远到开封会影响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便没有召刘知远。

刘知远从此记恨在心,对石重贵离心离德。

石敬瑭曾经借给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三百匹马,一直没有要回来,现在石重贵和景延广开口了,要求杨光远还马。杨光远大惊,以为他们要借此机会发难,随即给耶律德光写信,说 “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

杨光远,投敌了。

至此,后晋朝廷失去最有能力的宰相,政治局面大不如前,河东和平卢两镇脱离掌控,对后晋存亡漠然相待。

那石重贵亲近的是谁呢?

一个是冯皇后的兄长冯玉,此人的能力不太出众,原本只是礼部郎中、盐铁判官,石重贵做皇帝以后,骤然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参与最高决策。结果,冯玉拉帮结派、恃宠弄权,把政事堂搞成卖官鬻爵的地方。

另一人是石重贵的姑父杜重威,此人是成德节度使,参与过一系列平叛战争,但他的军事能力堪忧,每次指挥作战都是遇到困难就想撤退,非得副手极力劝阻,才敢冒险一搏。

以军功晋升为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就非常看不起靠裙带关系晋升起来的杜重威。

让这两个人参与政治和军事工作,后晋的局面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后晋出现了严重的天灾。

《资治通鉴》写道:

“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壖、西距陇坻、南踰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

大旱、大水、大蝗,后晋境内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民不聊生。

总而言之,石重贵是在政治败坏、河东和平卢两镇离心、社会经济崩溃的大背景下,要以河南禁军和河北藩镇的兵力,对虎视眈眈的契丹发起战略决战。

没有侧翼包抄、没有援兵。
没有充实财政,没有号令天下的朝廷。

自从有中国历史以来,这种行动都没有成功的先例。

3

既然石重贵的态度激怒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也想以幽云十六州为基础,进一步深入中原,于是在短短三年间,后晋和契丹便爆发了三场大战。

公元 944 年正月,耶律德光和赵延寿统兵五万南下,兵锋直抵贝州,贝州军民稍微抵抗一番,军校邵珂便打开南门,贝州沦陷。随后,契丹大军收缴了后晋留在贝州的粮草军械,直扑邺城。

邺城是开封的北部门户,一旦丢失,开封就保不住了。

形势危急,石重贵决定御驾亲征,并任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羽林将军潘寰为步军右厢排阵使,统一由御营使景延广指挥,出兵北上抵御契丹。

不久后,石重贵抵达澶州,耶律德光的从弟耶律麻荅,也在博州刺史周儒的接引下,渡过黄河,接应平卢节度使杨光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晋和契丹的第一次交锋便爆发了 ——

契丹将高行周、符彦卿等人包围在澶州北部的戚城,石重贵亲自统兵救援,才把他们捞出来,但皇甫遇等人沿河东进,在博州的马家渡附近击败耶律麻荅,斩首、俘虏万余人。

“晋兵薄之,契丹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垒,拔之。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

后晋获得一次小胜。

3 月,耶律德光见不能速胜,便统帅十余万兵马到了澶州以北,准备和石重贵决战。然而,后晋军队摆开阵型以后,契丹骑兵打了整整一天都打不动。

“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亦出阵以待之。契丹主以精骑左右略阵,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阵之东偏,不克。苦战至幕,两军死者不可胜数。”

耶律德光见状,只能统兵北归,但全权指挥后晋军队的景延广不敢追击,放任契丹骑兵在沧、德、深、冀等州烧杀抢掠,繁华的河北成为一片白地。

“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

后晋和契丹的第一次战争,结束了。

从这场战争可以看出来,后晋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契丹骑兵的战斗力反而很一般,两军正面对垒,契丹骑兵的胜算并不大。后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即藩镇和朝廷不是一条心,上上下下都为自家利益打算,不能团结合作,给了契丹深入中原的机会。

4

第一场战争过后,景延广见识到契丹骑兵的阵容,为之前的轻狂自大感到后悔,担忧国破身亡,开始日夜纵酒,一蹶不振。

而石重贵担心契丹再次南下,也着手调整人事 ——

召回桑维翰,任命为中书令兼枢密使,全权负责后晋的日常政务,号称 “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 经过数月时间,桑维翰便让后晋政务逐渐恢复正常。

命泰宁节度使李守贞讨伐杨光远,清理叛徒。

任命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杜重威为都招讨使,全权指挥十三个节度使,抵御契丹。

表面上看,后晋的朝廷和藩镇都实现了 “一体化”,可以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呢,朝廷的桑维翰有外戚冯玉制衡、藩镇的刘知远和杜重威矛盾重重,他们基本没有团结合作的可能。

刘知远的亲信郭威就说:

“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

可见,刘知远一系的重心根本不在讨伐契丹上,而是准备借石重贵和契丹开战的机会,取石重贵而代之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晋和契丹的第二次战争,也没有实现战略目的。

公元 944 年 12 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再次出兵南侵,驻扎在恒州,前锋赵延寿甚至到了邢州,和后晋的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对峙。

石重贵见耶律德光来势汹汹,为保存实力,便命驻扎在邢州的后晋军队南撤,结果,撤退刚开始,就演变成大溃逃。

“朝廷惮契丹之盛,诏从恩等引兵南却,於是诸军忷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

耶律德光闻讯,立即进至邯郸,张从恩等人又说,契丹兵多、我们兵少,相州城里又粮食不够,我们不如再往南撤,到黄河边的黎阳仓结阵,等待契丹。

这次撤退,又演变成大溃逃,一片混乱。

石重贵见状,知道不能再退了,非得御驾亲征不可,于是在公元 945 年 2 月,石重贵亲自前往澶州,逼退契丹的先锋部队。

此时的耶律德光,仍然没有走出上次南侵失败的阴影,见石重贵亲征,感觉占不到便宜,便带着契丹骑兵北归。

胜利了。

但,没有经过血战的胜利,来得太容易了。

这两次战争,石重贵都逼退了耶律德光,不禁信心倍增,认为大功告成的日子不远了。随后,石重贵下令,马全节等人统兵北上,和成德节度使杜重威会师,趁机打击契丹,一举收复幽州。

而在恒州、定州一带守城观战的杜重威,见契丹大军已经走远,也认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在会师后晋主力以后,出兵攻克了契丹防御空虚的泰州(河北保定)、满城、遂城等地。

此时的耶律德光,已经走到古北口,准备回塞外了,但听到后晋收复泰州的消息,便调转兵锋,统帅八万骑兵南下,来和后晋的杜重威等人决战。

杜重威见耶律德光来了,又放弃泰州,向西南的定州撤退。

就这样,杜重威慢慢撤退、耶律德光猛烈追击,最终,耶律德光将杜重威统帅的后晋军包围在白团卫村,并切断后晋军的粮道,准备将其困死、渴死、饿死,然后进取开封。

“契丹主坐大奚车中,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

如果换做其他时期的军队,遇到这种局面,几乎是没有反击能力的,但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军队经过百年战乱的洗礼,战斗力非常强悍,即便身处严密的包围圈中,仍然具有和契丹一决高下的能力。

当天晚上,白团卫村起了大风,树木折断房屋倒塌,耶律德光随即命骑兵下马,顺风点火,准备利用大风把后晋军烧死,快速结束战斗。

后晋士兵感到恐慌,问杜重威:“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

杜重威说:“俟风稍缓,徐观可否。”

听到这句话,其他节度使们不愿意了,将士们已经缺粮缺水,现在大火也烧过来了,你还要等?还徐观,观个屁。

李守贞、张彦泽、药元福、符彦卿等人都认为,趁着大风大火出击,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他们不等杜重威的命令,便各自统兵出营,逆风迎战契丹。

就这,后晋军都把契丹骑兵一战打崩,耶律德光在乱军中抢到一匹骆驼,才侥幸逃出战场。

“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

后晋和契丹的第二次战争,就此结束。

这场战争再次说明,后晋军的战斗力没有问题,但后晋的政治问题很严重,例如朝廷不能严格号令节度使、节度使们保存实力、裙带关系上位的杜重威能力拙略、刘知远全程观战等等。

后晋士兵遇到这么一群渣滓,真是倒了霉了。

5

后晋和契丹的第二场战争,尽管没有实现战略目的,但确确实实击败了契丹,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

于是,石重贵彻底飘了,开始作死。

他不仅把冯玉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还宠幸到 “事无大小,悉以委之” 的地步,刚把朝政梳理清楚的桑维翰,则被排挤出去,以开封府尹的身份,保留待遇。

石重贵本人,更是骄奢淫逸,达到 “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 的程度。

政治败坏到这种程度,想收复幽云十六州,简直是痴人说梦。

公元 946 年 9 月,耶律德光命三万骑兵侵入河东、万余骑兵深入河北,结果刘知远在河东阳武谷斩首七千级,张彦泽在定州斩首两千级,契丹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耶律德光想出一计 ——

命瀛洲刺史刘延祚向后晋假意投降,以此来激发石重贵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野心,将后晋军队引到两国交界处。

这样一来,后晋军队的战线拉长,后勤补给必然困难重重,契丹骑兵则可以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就近作战,一口吞掉后晋的有生力量。

实事求是的说,耶律德光的计策就是诱敌深入,很明朗、很拙劣,但耶律德光的计策恰恰迎合了石重贵最深层次的渴望,可谓是军事上的美人计。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石重贵,中计了。

10 月,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全权指挥天平节度使李守贞、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永清节度使梁汉璋、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威胜节度使宋彦筠、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洺州团练使薛怀让等人,负责收复幽云十六州。

就这,杜重威仍然觉得兵力不足,要求把朝廷禁军也划拨给他。

石重贵同意了,只留下五百人守卫开封,并颁布了战略计划和战后赏格:

“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有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

后晋军浩浩荡荡的北上,和杜重威会师以后,杜重威根据 “先取瀛莫” 的计划,又带着大军到了瀛洲。

然而,瀛洲是一座空城,杜重威不敢进,随即向西南撤退。等撤到恒州附近的滹沱河畔时,耶律德光直扑而来,把他们包围了,并切断后晋军的粮道和退路。

这次,再没有大风帮助杜重威,也没有人替杜重威主动出击了。

但这次,杜重威也不想击败契丹,而是想以数十万后晋军为原始资本,得到耶律德光的投资,进而复制石敬瑭的成功路径,在契丹的支持下做中原皇帝。

不就是卖国吗?

你石敬瑭能卖,我杜重威卖不得?

正是存在着卖国求荣的心理,所以磁州刺史李谷提议修建浮桥,和恒州城的守军里应外合共击契丹时,杜重威拒绝了。奉国都指挥使王清主动出击,打的契丹连连后退,杜重威也不支援一兵一卒。

时间一长,所有人都清楚了杜重威的想法。

王清临死前就说:

“上将握兵,坐视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

耶律德光,自然也看出来了。

于是在后晋军的粮草即将耗尽时,耶律德光给杜重威写信,承诺册立他做中原皇帝,劝他举兵投降。杜重威见耶律德光明白了他的心意,便带着数十万后晋军,向耶律德光请降。

“契丹主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威喜,遂定计降。”

有了杜重威做示范,后晋的河北州县再没有抵抗意志,纷纷开城投降,耶律德光兵不血刃的得到大半河北。

随后,耶律德光命张彦泽做前锋,统兵两千直取开封。

张彦泽接到命令,不敢有丝毫耽搁,策马奔袭一天两夜,便抵达开封明德门外,石重贵见大势已去,无奈的脱下黄袍、穿起素衫,请翰林学士范质写下降表:

“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於郊野面缚待罪次。”

这场战争,后晋军没有败在战场上,仍然是败给了政治。

6

后晋和契丹的战争结束了,后晋的国祚也随之结束,但参与战争的所有人,都没有得到命运的馈赠。

早年间,张彦泽杀了掌书记张式,被张式的家人告到石敬瑭面前,于是朝野都请求诛杀张彦泽。但石敬瑭只是罢免了张彦泽的节度使职务,改任为禁军将领。

桑维翰二次出山以后,认为张彦泽的军事能力较强,便将其调任为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才得以重新统兵。

然而,此次进入开封,张彦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诛杀桑维翰。

为什么?

因为桑维翰是石敬瑭的开国功臣,耶律德光对他很有好感,现在耶律德光即将进入开封,张彦泽担心桑维翰分走耶律德光的宠爱,故而一杀了之。

随后,张彦泽纵兵掳掠开封的富户,贫民见城中混乱,也冒充张彦泽的士兵,冲入富户家里奸淫掳掠,短短两天时间,开封成为一片废墟。

“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

耶律德光进城以后,听闻张彦泽的行为,非常愤怒,下令将其处死,并剖割心脏祭奠死者。而开封市民见张彦泽已死,纷纷冲上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脑髓。

“市人争破其脑取髓,割其肉而食之。”

一意挑起战争的景延广,则被耶律德光逮捕,问他 “十万横磨剑安在”,然后就准备送回塞外。景延广羞愧难当,在路上自尽而亡。

石重贵亡国之后,数次召集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宣徽使孟承诲等人商议事情,试图唤醒他们的忠诚,复兴后晋。

但,没有一个人理他。

耶律德光进城时,后晋群臣甚至准备让石重贵 “衔璧牵羊”,在开封郊外跪迎耶律德光,但耶律德光觉得 “牵羊礼” 太过侮辱,没有同意后晋群臣的意见。后来,耶律德光封石重贵为负义侯,和冯皇后、冯玉等人一起被安置在黄龙府。

直到 61 岁时,石重贵才去世,仅比赵匡胤早两年。

如果他不那么早的向契丹开战,而是继承石敬瑭和桑维翰的韬光养晦政策,最终成就恐怕不可限量。

耶律德光原本有机会做中原皇帝,可惜他做错了两件事 ——

契丹的吏部尚书张砺建议,“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耶律德光拒绝了。

赵延寿建议,征收中原的赋税,定时定量的给契丹骑兵发军饷,但耶律德光说 “吾国无此法”,严词拒绝,并派出契丹骑兵以 “打草谷” 的名义到处掳掠,以至于郑、滑、曹、濮等州之间的数百里地方,牲畜和人民死亡殆尽。

就连后晋官员帮他搜刮来的财富,耶律德光也舍不得赏赐出去,准备全部运回塞外。

通过这两件事,后晋的文武官员和藩镇节度使都看明白了,耶律德光不准备长期留在中原,也没有能力做中原皇帝。

于是,中原各地逐渐兴起反抗契丹的战争。

公元 947 年 3 月,耶律德光以 “天时转热” 为由,带着契丹骑兵启程北归。路过相州时,屠尽城中的十余万军民,但到了栾城,耶律德光重病,死在杀胡林。

契丹人为了保存耶律德光的尸身,便割开腹部,塞入数斗粗盐,称为 “帝羓”。

5 月,河东的刘知远准备自太原启程南下,经上党(山西长治)进入开封。但郭威说,上党的山路险隘,不利于大军行进,河北久经战乱,藩镇拥兵自重,也不能快速通过,不如从晋州(山西临汾)、绛州出河东,再以洛阳为中转站,兵不血刃的进入开封。

权衡利弊之后,刘知远认为,郭威选择的路线是代价最小、时间最短、路途最顺的,于是他接受了郭威的意见,进入开封建立后汉。

再过八个月,刘知远的长子刘承训病逝,刘知远悲痛过甚,很快就死在开封的万岁殿。

刚刚建立的后汉,顿时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至于杜重威,耶律德光从来没有册立他做中原皇帝的想法,所谓的许诺,只是诈骗而已。

耶律德光南下以后,下令剥夺后晋军的铠甲、器械、战马,让杜重威带着数十万徒手步兵驻扎陈桥。可能是为了安抚他,耶律德光最终给了杜重威一个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中书令的头衔。

等到刘知远进入开封,走投无路的杜重威,再次奉表称臣,但刘知远不信任他,准备将他调离重镇邺城,改任为归德节度使。

杜重威自知理亏,随即起兵造反,仅仅坚持了三个月,杜重威便兵败投降,全家迁往开封。

刘知远临死时,最后一句遗言是:“善防重威。”

史弘肇、郭威等顾命大臣秉承刘知远的遗训,下令处死杜重威全家,任由开封市民吞食杜重威的血肉。

至此,战争的主角们,要么物理性死亡,要么政治性死亡,都死了。

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哪里是那么容易享受的。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死了也好。

老一辈的死干净了,郭威、郭荣、赵匡胤等新一辈,才能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山河。

来源:温伯陵

2026年1月19日星期一

海湾国家为何特反感巴勒斯坦人?

巴以冲突

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中东问题的核心问题也是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也一直被地区大国当作政治工具用于国际场合的博弈。巴勒斯坦人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也长期甘于被利用,因为回报当然也是巨大的,数十年来,巴勒斯坦从联合国和世界各国获得的援助高达上千亿美元,其中海湾国家可能是除美国以外最大的捐赠来源。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加沙战争死伤最严重的时候,土地辽阔的其他周边阿拉伯国家为何没有张开怀抱去接纳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如果是犹太人在哪个国家遇到困难了,以色列哪怕面积再小也会义不容辞的提供最及时最好的措施迎接他们的同胞们。

很多不明事理的局外人经常抱怨,既然海湾国家那么慷慨解囊,为何不更多地团结巴勒斯坦兄弟帮他们建国和打败以色列,这种逻辑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也是对中东问题的彻底无知。原因如下:

一、从兄弟到倒戈:海湾世界的“背叛记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巴勒斯坦人曾是海湾国家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无论在教育、工程还是行政体系中,他们都扮演过知识阶层的中坚角色。那时的海湾社会,普遍尊敬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视其为“阿拉伯民族复兴”的象征。

然而,这种情感基础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被彻底摧毁。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领导人阿拉法特选择支持萨达姆政权。这一决定被海湾国家视为“政治背叛”——他们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候,被昔日的“兄弟”倒戈相向。

战争结束后,科威特驱逐了约40万名巴勒斯坦人,这不仅是政治清算,也象征着信任关系的终结。

正如一位阿联酋外交官所说:“我们曾经把他们看作兄弟,但他们把我们的善意当作提款机。”

阿联酋数十年来无私地向巴勒斯坦提供了上百亿美元的援助,并欢迎巴勒斯坦人到阿联酋免费进行医疗和教育,但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阿联酋驻法国大使1984年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巴黎当众枪杀,原因是因为他们与美帝国主义保持好的关系。

二、理想幻灭:从民族象征到政治包袱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早期,巴勒斯坦人曾代表阿拉伯世界的理想主义——勇敢、坚韧、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抗。但在几十年的政治现实中,这种形象逐渐被复杂的权力斗争和内部腐败所取代。

根据透明国际2023年的报告,巴勒斯坦在全球腐败感知指数中仅得 23分,在阿拉伯地区成为最腐败的国家。一位海湾国家部长曾说:巴勒斯坦政府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他们从来不顾民众死活,只是拿人民当筹码去获得自己的好处和利益。

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SR)的调查显示,约八成巴民众认为巴解政府“存在系统性腐败”。

这种治理困境让海湾国家的政治精英愈发质疑:他们援助的对象,到底是一个民族的未来,还是一群延续权力的政治集团?但质疑归质疑,援助还得继续,因为这是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履行的“道义”,必须让自己的国民和整个世界看到他们是支持巴勒斯坦兄弟的。因为越是底层,越是不明真相,越是具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强烈动机,这也是为何大多数人容易被操弄的重要原因。。

在外交层面,巴勒斯坦领导层在国际谈判中屡屡展示出机会主义倾向——既希望获得西方援助,又畏惧其内部的激进派别如哈马斯;既依赖阿拉伯国家,又时常在关键时刻表态暧昧。

这种“双面姿态”让以务实著称的海湾国家失去了信任。

三、品性与文化:理智与冲动的碰撞

海湾人往往重视稳定、礼仪和社会秩序,而在他们眼中,巴勒斯坦社会的政治文化长期呈现出另一种特质——情绪化、分裂、善变、难以妥协。

巴勒斯坦人在个体层面常被形容为聪明、坚毅、能吃苦;他们曾经在教育、商贸和技术领域确实有出色表现。

但在集体层面,这个民族也表现出一种“固执好斗与内部撕裂共存”的矛盾性格。

他们的民族叙事过于依赖悲情,而不愿面对现实和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受害者心态”在海湾政治文化中并不受欢迎。

阿联酋和沙特的政治哲学更强调“建设而非控诉”——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自我革新的民族,而非永远请求外援的群体。因此,当巴勒斯坦人依旧高喊革命与抵抗时,海湾领导人已经在思考未来科技、能源转型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两者的心理距离,也由此拉大。

巴勒斯坦人相对源自贝都因人的海湾阿拉伯人,更缺乏诚实坦率地品质,他们善于谎言和欺骗,这也让海湾国家鄙视他们。在海湾国家,我常常被当地人提醒要与巴勒斯坦人保持距离,但经常会碰到巴勒斯坦人。

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宁愿与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合作,也不愿意与巴勒斯坦人合作,“因为他们缺乏契约精神,充满欺骗和狡诈”。

四、地缘现实:从反以色列到反伊朗

在20世纪的中后期,阿拉伯团结的核心议题是“反以色列”。而进入21世纪后,这一格局悄然逆转。

海湾国家真正担忧的对象,已不再是以色列,而是伊朗的扩张主义与宗派影响力。

在也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伊朗支持的代理人武装不断挑战海湾国家的安全边界。在过去二十多年,伊朗通过哈马斯、真主党、胡塞、叙利亚政权及伊拉克的民兵武装等恐怖组织频繁制造事端,对海湾和整个中东的地区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普遍认为伊朗是中东的乱源。伊朗和胡塞就曾多次袭击沙特的油田,并对阿拉伯湾和红海的贸易航道构成严重威胁。

与以色列合作,反而成为阿拉伯国家维护地区平衡的现实之选。

在阿联酋的包括主权基金在在内的政府部门,雇有以色列人,但对巴勒斯坦人、伊朗人、土耳其人是绝对禁止的,虽然他们可以在这个国家做生意和生活。原因其实不难明白,尤其是当你了解真相后。

因此,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的是海湾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他们不再愿意为“象征性团结”付出惨重代价,而是要以国家利益重新定义“谁才是真正的盟友”。

正如一位沙特学者在《阿拉伯新闻》撰文指出:

    “我们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但不再盲信他们的判断。信任是一种政治资本,而他们早已消耗殆尽。”

五、理性时代的政治成熟

如今,海湾国家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层次:

    情感上,他们仍然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正当性;
    理性上,他们已不再相信巴勒斯坦领导层能带来和平与秩序。

这并非冷酷,而是一种政治成熟。他们意识到,单靠口号无法重建国家,悲情不能代替治理。

真正值得尊敬的民族,是能从苦难中走出制度与自省的民族。

以色列之所以能在战争废墟中崛起,靠的不是哀叹和卖惨,而是和平、纪律、教育与创新。

而巴勒斯坦若要赢回尊重,也必须在国家制度和民族品格上完成自我革命。

六、写在最后:远离极端,赢得信任

海湾国家对巴勒斯坦的“负面态度”,有时甚至到了厌恶的程度,也是一种理性的疏离。

他们从盲目的兄弟情中醒来,转向了国家理性与战略现实。中东的新秩序,已经不再围绕情绪和宗教,而是围绕科技、治理、和平与合作。

对于巴勒斯坦而言,这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机会——
唯有摆脱内部腐败与分裂,远离极端宗教意识形态,放弃仇恨、重建诚实、纪律与责任感,才能重新赢得周边世界的信任。

说实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曾特别同情巴勒斯坦人,反感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欺凌”,后来了解真相后才发现,我从新闻媒体中得知的与我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切身体会完全不同。

世界不欠你同情,只有自我革新,才能赢得尊重。  作者:撒冷之眸

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

帝国史教科书之外的4条隐秘权力法则


引言:重新思考“帝国”

提起“帝国”,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通常是强大的军队、辽阔的疆土和君主的威严。历史教科书描绘了无数次金戈铁马的征服与扩张。然而,决定一个帝国是长盛不衰还是昙花一现的,往往不是刀剑的锋利程度,而是一些更深层、更反直觉的“权力逻辑”。本文将从亚述、罗马、唐、蒙古、奥斯曼和大英六大帝国的兴衰史中,为您提炼出四条最令人惊讶的统治法则,揭示权力运作的隐秘真相。

1. 恐怖是一种“高效”战略,也是最快的毒药

极端残暴可以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的治国策略。 这一点令人不安,却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以人类最早的军事帝国——亚述帝国为例,史料记载他们“故意宣传自身的残忍”,通过焚毁城市、大规模屠杀来震慑所有潜在的敌人。然而,亚述的恐怖并非纯粹的野蛮,其背后是冷酷的理性。他们首创了行省制度与高效的驿站网络,甚至在后期以大规模人口迁徙取代屠杀,将不同族群打散重组,这无一不显示出其将残暴作为一种可控的统治工具。

同样,蒙古帝国将这一逻辑发挥到了极致。成吉思汗奉行“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原则,他曾因花剌子模君主杀害蒙古使者而发起灭国之战,将中亚名城夷为平地。这种杀一儆百的屠城策略,成为蒙古铁骑加速征服的心理武器,许多城市闻风而降,只为避免灭顶之灾。

然而,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统治极其脆弱。一旦帝国的军事实力出现一丝动摇,积压已久的仇恨就会像火山一样瞬间爆发。当亚述的敌人兵临城下时,那些曾被残酷压迫的属民纷纷倒戈,帝国瞬间土崩瓦解。这种仇恨渗入了被征服者的骨髓与信仰,以至于在他们的圣书中留下了永恒的诅咒:

正如犹太先知所描述,亚述首都尼尼微是“流人血的狮穴”。

2. 最聪明的统治是“放手”:帝国的“外包”治理术

与其用一支疲于奔命的军队去弹压每一寸土地,精明的帝国选择了一种更高明的权力杠杆:将统治“外包”出去。罗马、奥斯曼和大英,这三个看似迥异的帝国,却共享着同一个秘密——权力有时恰恰来自于权力的让渡。

这一策略在不同帝国呈现出迥异却又相通的形式。罗马帝国通过逐步授予公民权,巧妙地将行省精英的野心与帝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数百年后,奥斯曼帝国则以其独创的“米勒特制度”,允许各宗教社群在苏丹的最高权威下实现内部自治;而工业时代的大英帝国,则将此术发挥到极致,通过“间接统治”,利用印度土邦王公和非洲部落酋长作为代理人,以最小的成本维持着庞大的殖民体系。这种“外包”治理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极大地降低了直接统治的行政成本和文化冲突,通过承认并利用地方现有的权力结构,换取了更长久的稳定。这种看似松散的结构,恰恰是奥斯曼帝国长寿的秘诀。正如史家所精准概括的:

“奥斯曼帝国能长期稳定延续,绝非偶然——至少在统治多民族多教派上,奥斯曼人展现了高超的管理艺术。”

3. 终极武器不是刀剑,而是“身份认同”

帝国的终极战场不在辽阔的疆域,而在人心。最牢固的锁链,不是钢铁,而是“罗马人”或“唐人”这个身份本身。

罗马帝国是这方面的典范。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授予帝国内几乎所有自由民罗马公民权。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壁垒。与此同时,罗马在各省兴建城市、市政厅、剧场和浴场等基础设施,传播罗马的生活方式。从此,无论来自西班牙、叙利亚还是北非,只要是帝国精英,都开始以“罗马人”的身份为荣,甚至可以成为皇帝——如图拉真皇帝就来自西班牙行省。这种身份认同极大地增强了帝国的凝聚力。

唐帝国则通过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唐朝政府对外来文化极其包容,史载“胡人、蕃商在社会上地位平等”,各国商人、学者云集首都长安。更重要的是,唐朝皇帝被尊为周边各族的“天可汗”,这象征着他不仅是汉人的君主,更是各民族共同的最高领袖。唐朝没有强迫他们汉化,而是用繁荣的经济、开放的社会和灿烂的文化,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向心力,赢得了“四夷宾服”的声望。

分析可见,通过法律、文化和机遇所建立的共同身份,远比纯粹的武力征服和恐惧统治要持久。它能让被征服者从内心深处拥护帝国秩序,将其视为自己的国家。

4. “日不落”的真相:帝国的引擎是经济模式,而非军队

支撑庞大帝国持续运转的底层逻辑,永远是其经济模式。军队只是维护这一模式的工具。古代与近代帝国在此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逻辑。

罗马帝国的经济引擎是一个巨大的领土市场。它通过修建覆盖全境的道路网,并创立保护私有财产和商业合同的法律体系,将地中海世界整合成一个统一市场。帝国的繁荣建立在对埃及等行省的谷物榨取、发达的农业、自由的贸易和相对公平的税收之上,从而实现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

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一个由资本和贸易驱动的全球网络。其霸权不仅依赖皇家海军,更根植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无可匹敌的生产力。英国扮演着“世界工厂和金融中心”的角色,将广阔的殖民地变为其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皇家海军的核心任务,是保障这一全球贸易航路的安全。帝国的逻辑,至此已从“控制土地和人口”演变为“控制市场和资本”。这套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体系,解释了为何它能以相对较少的人力,维持一个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网络。

结语: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镜鉴

回顾这四条法则,我们可以看到,帝国是一台远比军事征服复杂的权力机器。恐怖是其最粗糙的心理工具,能快速启动却也极易过热自毁;“放手”是一种更精巧的制度设计,通过权力杠杆实现高效治理;身份认同则是最高级的文化软件,能将外部的被征服者转化为内部的拥护者。而驱动这一切的,则是帝国的经济引擎,它最终决定了帝国的形态、力量和寿命。

当昔日的帝国已化为尘土,其权力运作的逻辑却仍在我们身边回响。在今天这个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代,未来的‘帝国’将以何种形态出现?而我们又能从这些古老的兴亡故事中,汲取怎样的智慧来避免重蹈覆辙? 

2025年11月29日星期六

煽动社会“群氓”培养群体暴政,不管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是中国过度防疫,都会持续到全社会反噬为止

@幻想狂劉先生
詹姆斯·麦克莱恩的《日本史》认为日本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的情况下,日本高层执意继续战争,导致日本进行了长达数个月损失巨大的无意义战争。
我个人认为这是作者作为西方人看到的一种表象。
利用有害心智的教育和宣传将国民培养成“群氓”这种玩法,在体量越小、越封闭的环境下越可控,当国家的体量越大,使用这种方法的统治者越容易遭到群氓的反噬和裹挟,从而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
当一架以群氓组成的战争机器在必胜宣传下奋战了数年,这时候战争的始作俑者却贸然宣布战争无法胜利,需要及时止损,必然立即遭到反噬。唯一的方法就是硬着头皮把战争打下去,把愿意继续战争的耗材不断的送上战场消耗,一直到这架狂飙的战车耗尽了所有耐性和力气,在整个国家和全社会耗出了“不能再打了”这种共识,才有可能停下来。
试想如果上百万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狂热到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输的日本兵活着回到日本国内,会怎么对付那些“过早叫停”的“卖国贼”呢?
日本在1945年1月以后进行的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在西方人看来不可理喻的,形同自杀的军事行动,本质上都是在以这种方式“凝聚停战共识”。
西方人写日本,在深度上还是差点意思。 



 

2025年11月3日星期一

三元里抗英:史实与传说


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实与传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清理

你所知道的三元里抗英,可能大部分都是传说

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它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被一代代人传颂,象征着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的英雄气概。但这个我们熟知的故事,甚至包括“平英团”这个知名度甚高的称谓(实为后人所加),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又有多少是后人的想象与传说?本文将基于历史学家茅海建教授的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史实与传说进行辨析,还原一个更为复杂和真实的三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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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惊人的战果?历史记载的巨大差异

在流行的叙事中,三元里民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中英双方的史料记载却相去甚远。

中方文献中,战果数字被不断放大。从广东按察使王庭兰书信中的“歼敌百余名”,到亲历者水勇头目林福祥记录的“歼敌200余人”,再到其他文献中的更高数字,这些说法流传甚广。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方的记录。根据英军司令郭富的报告和麦华生的回忆录,英军在5月30日的战斗中,实际伤亡为死亡5至7人,受伤23至42人。

中方文献中津津乐道的“斩杀英军主将伯麦、霞毕”一事,也并非事实。

  •     伯麦(Bremer): 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当时根本不在广州,早已前往印度。所谓斩获其首级,更像是为了冒领靖逆将军奕山开出的五万银元外加五品翎顶的高额赏格而编造的谎言。
  •     霞毕(Herbert): “霞毕”很可能是指英军前锋舰队指挥官荷伯特(Thomas Herbert),其姓氏的粤语发音与“霞毕”相近。然而,他当时正在省河的英舰上,并未参加陆上战斗,战后还因“功”被封为爵士。


有趣的是,三元里之战中确有一名英军军需副监比彻(Beecher)因中暑和疲劳过度而死。后来的史料中,有人将“霞毕”误植为“毕霞”,进而又将“毕霞”与比彻(Beecher)混为一谈,这恰恰展示了历史传说在流传中是如何被扭曲和附会的。

尽管如此,茅海建教授总结道,以一支装备简陋、未经训练的民众武装,能够取得毙伤英军数十人的战绩,在整个鸦片战争的各次战斗中,已经是“非常足以称道的了”,甚至是“名列第4位的战绩”。

2. 英军撤退:因为害怕百姓,还是另有原因?

流行的说法认为,英军因三元里民众的抵抗而“始知粤人之不可犯”,最终因畏惧而撤退。然而,历史的真相更为复杂。

英军撤退的首要原因是《广州和约》的执行。至6月1日,清政府已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但在英军看来,和约的执行并不完美:其中一百多万并非现银,而是行商开出的期票;清军也并未按约定撤至200里外,而仅仅退了60里。

在和约并未完全履行的情况下,英军为何还迫不及待地撤离?这恰恰凸显了三元里事件的间接作用。它如同一根最后的稻草,加剧了英军当时面临的困境:

    气候与疾病: 广州五月炎热多雨,英军宿营条件简陋,导致士兵大量生病,军需副监比彻(Beecher)的中暑死亡便是一个例证。
    后勤困难: 补给线拉长,仅靠临时“征发”难以满足需求。
    无法休整: 英军自5月中旬以来连续作战,极度疲惫,而三元里民众的持续袭扰让他们无法得到必要的休息。

因此,更准确的结论是:英军撤退主要是因为和约基本执行,但民众抗英所造成的军事和后勤压力,是促使他们宁愿接受一份打折扣的和约也要迅速离开的“催化剂”。将其视为英军撤退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一种夸大。

3. 谁是领导者?一团迷雾的组织真相

关于三元里抗英的领导者,不同史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如韦绍光、邓彰贤、何玉成、林福祥等,这些矛盾的说法背后反映了记录者各自的立场。奕山的奏折归功于官方“义勇”,梁廷栂的著作归功于士绅何玉成,林福祥则自我标榜,而五六十年代的调查则强调农民韦绍光。

与其纠结于某一个具体的名字,不如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茅海建教授分析,能在短时间内动员数万人,必然依赖于当时乡村中存在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深度交织、身份重叠的复杂网络:

    官府背景的**“义勇”**
    乡绅控制的**“社学”**
    下层民众的**“会党”**(如天地会)

这三者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乡绅组织的“社学”一旦得到官方认可,便可摇身一变为“义勇”;一个农民则可能同时拥有社学成员、义勇兵丁和会党兄弟这三种身份。这种组织的融合性,才是理解当时乡村动员能力的关键。

当史料记载士绅何玉成一纸“柬传”便能号令数万人时,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充满历史悬念的问题:这仅仅是其“社学”的号召力,还是背后有天地会这样遍及华南的秘密网络在暗中操作?

因此,重要的不是辨认出某一个唯一的领导人,而是要认识到这次抵抗是官、绅、民多种社会力量在特定情境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因为他们有能力公开组织动员而不引起官府猜忌。任何将领导权完全归于某一个群体的说法,都有失偏颇。

4. “卖国贼”的冤案:被误解的广州知府余保纯

在许多传说中,广州知府余保纯被描绘成一个“汉奸”。正是他在关键时刻出面劝散民众,扼杀了一场可能的大胜,并因此被愤怒的民众赶下台。

然而,历史记录表明,余保纯的行为并非私自决定,而是奉了两广总督祁埙的命令。更重要的是,余保纯的内心意图与“汉奸”形象完全相反。他本是林则徐、琦善、奕山历任大员都倚重的“夷务”专家。当英方要求他出面解围时,余保纯立即向总督建议:调兵协助民众,趁机活捉英方首领义律作为人质,以此要挟英军。这个计策虽未被采纳,但足以证明他“绝非汉奸当属确定无疑”。

他最终成了完美的替罪羊。战后广州举行童生考试,当余保纯坐轿而来时,考生们群情激愤,当众哗然:“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这一生动的场景,深刻揭示了他所蒙受的巨大冤屈。

茅海建教授的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的吊诡之处:

由于余保纯的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三元里等处的民众未遭英军的攻击而失败;由此不仅维持了这一神话的不灭,且推论出这种神话未获神效,只是由于余保纯的破坏。

5. 爱国主义?还是保卫家园?

近几十年来的宣传,常常将三元里事件提升为现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展现。然而,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这种定性或许并不准确。

史料明确记载,民众奋起反抗的直接导火索是英军的暴行:包括“开棺暴骨”、劫掠财物、调戏甚至强奸妇女。茅海建教授对此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类比:如果我们抽去“侵略”这一特定背景,三元里民众的抗争在许多形式上都类似于传统的**“官逼民反”**。它是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其动力源于宗族、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直接侵犯后的本能反抗,而非出自一个现代意义上抽象的“国家”与“民族”观念。

英方的文献为此提供了佐证。在战争期间,仍有许多中国民众向英军出售物资,或为英军充当苦力;甚至在两军交战时,还有成群的民众在远处“看热闹”。这说明,在当时,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念远未深入人心。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三元里抗英客观上是一次爱国行动。它的真正历史价值在于,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开端。它是中国从以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民族主义(“夷夏观念”),经由排外思想这一不可或缺的中间阶段,最终走向拥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的“一系列异变过程中的最初的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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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为何我们需要传说?

回到历史的深处,三元里抗英的史实远比传说要复杂。它既展现了民众保家卫土的血性与英勇,也暴露了那个时代普遍的国家观念的缺失和整个民族的缺陷。传说之所以产生并流传,是因为在一个屈辱的时代,人们迫切需要一盏明灯来寄托希望。 

2025年9月26日星期五

浙江衢州,中国东南的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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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你可能不太了解,但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背后也有一段非常悲壮的历史。

从水系层面来看,发源于安徽休宁县的常山港、发源于浙江仙霞岭的江山港、发源于福建浦城县的乌溪江,三条水系在衢州城区合流成为衢江。衢江流经金华以后,又和新安江合流为富春江,直奔杭州,汇入大海。

而福建浦城县又是闽江的发源地之一,可以顺流而下直抵福州。

通过这一系列水系,浙江衢州便和杭州、福州、皖南建立起直接联系,去哪里都很方便。

(画图水平一般,凑合看吧)

从交通层面来看,晚清政府和南京国府相继修建了株(湖南株洲)萍(江西萍乡)铁路、杭(浙江杭州)江(江西玉山)铁路、玉(江西玉山)萍(江西萍乡)铁路,这三段铁路连接起来,统称为浙赣铁路,贯通浙江、江西、湖南三省。

衢州,又是浙赣铁路的必经之地。

从地理层面来看,衢州位于浙江西部,不仅是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的交界点,而且处于金衢盆地的最西端,三面环山一面平原。

无论外部还是内部,衢州的地理都可谓是上上之选。

正因为衢州的水系、交通、地理条件都很优越,故而衢州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 ——

“控鄱阳之肘腋,制闽粤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东南有事,此其必争之地也…… 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与敌也。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命与敌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美国、日本就围绕衢州爆发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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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9 月 27 日,德国、日本、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正式成立了法西斯侵略集团轴心国,亚洲和欧洲的战争紧密联系起来。

次年 7 月,日本为获得橡胶、石油等战略资源,又出兵南下,占领了印度支那南部地区。

日本的这一行为,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产,并停止向日本出口石油。

日本原本就资源匮乏,国家运转和发动战争的必要资源,几乎都来自外部输入。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口石油,便是切断了日本的主要资源来源,而美国又拥有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导致印度支那南部的资源也难以运回日本。

日本要想打破封锁,继续以战养战,唯一的出路是击败美军,夺取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

于是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海军便偷袭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击毁美军舰艇 18 艘、飞机 180 多架、美军死伤 3500 余人。

此事一出,意味着日本和美国开启了战争状态,美国不能再置身事外,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有了强大的同盟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1942 年元旦,由中英美苏领衔的 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既然美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之一,海军基地又遭到日本袭击,为了给美国民众一个交代,也为了履行反法西斯的义务,那么美国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对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事,实施报复行动。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以空中轰炸的形式,把战争引向日本本土。

经过一番商议、测算、推演,罗斯福最终选定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杜立特中校,执行轰炸日本的任务。

具体的轰炸计划则是,杜立特指挥 16 架改装过的 B—25 轰炸机,每架轰炸机携带四枚五百磅的炸弹,由航空母舰送到日本附近的海面,然后升空轰炸东京等日本大城市。

由于 B—25 轰炸机可以携带的燃油量不足,执行完轰炸任务以后,它们就无法返回美国,因为技术原因,它们也无法在航空母舰上降落。

唯一的办法是,轰炸日本以后,杜立特指挥轰炸机群就近降落到中国。

而美国选定的降落点,便是衢州机场。

美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有三 ——

衢州有 “一地通五省” 的地理优势,战略地位重要,各大水系和浙赣铁路完备,方便补充物资。

衢州周围有三个军的兵力,安全有保障。

衢州机场是中国空军实际控制的跑道最长、设备最完备、距离东海最近的机场,现在是中国空军第十三总站,管辖福建全省以及浙江、江西、安徽的部分机场,非常方便空军行动。

正是以上三个原因让美国选中了衢州,当然,中国也同意美国降落衢州。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2 年 4 月 2 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大黄蜂号航母支队,载着 16 架 B—25 轰炸机和 80 余名突袭队员驶离旧金山,在夏威夷北部海面会和企业号航母支队以后,便向日本驶去。

4 月 18 日清晨,美国航母支队抵达日本以东 1200 公里的海面,但尚未到达计划时间,美国的航母支队便被日本发现,B—25 轰炸机群被迫提前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城市。

轰炸结束以后,轰炸机群继续向西,飞往衢州。

其实在此之前,美国向中国通报了轰炸计划,中国也在衢州做了充足的准备,只要轰炸机群降落衢州,就能得到食物和油料补给,然后飞往重庆,编入陈纳德的飞虎队,就地参加中国抗战。

然而,轰炸机群提前起飞,打破了中美两国的原定计划,美国的航母支队又没有即时向中国通报 “提前起飞” 一事,这就导致美国轰炸机群降落衢州的时间点,和中国准备接应的时间点,出现了偏差。

结果就是,轰炸机群在傍晚时分进入中国领空以后,中国方面根本不清楚具体情况,以为是日本飞机来袭,便在浙江、江西等地发出防空警报,进行灯火管制,轰炸机群在漆黑的天空中,无法找到衢州机场的具体方位。

不久后,轰炸机群燃油耗尽,除 8 号机组早已迫降苏联以外,其余 15 架飞机的机组成员纷纷跳伞自救。

最终,6 号机组和 16 号机组成员牺牲 2 人、被侵华日军俘虏 8 人,其余 13 架飞机的机组成员牺牲 1 人,64 人被中国人民救援,送往衢州的空军第十三总站集中。

截至到 5 月 3 日,被中国人民救援且仍然在世的机组成员,都抵达重庆,蒋介石给杜立特颁发了 “三等云麾勋章”,其他成员得到 “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这次行动,便是二战史上有名的 “空袭东京”,也称 “杜立特行动。”

3

实事求是的说,16 架 B—25 轰炸机携带 64 枚炸弹空袭日本,能造成的破坏相当有限,但经过这次轰炸,“日本本土绝对安全” 的神话被打破了。

日本为防止美国再次袭击,被迫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动海军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中途岛,结果美国以损失 1 艘航母为代价,击沉 4 艘日本航母,取得中途岛海战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反法西斯同盟。

可以说,空袭日本的军事意义不大,战略意义极大。

而在中国境内,日本通过美国轰炸机的降落地点,也发现了衢州的重要性,以及衢州机场对日本本土的威胁、衢州水系和浙赣铁路对侵华日军的威胁。

1942 年 4 月 30 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要求侵华日军抽调 80 余个步兵大队,组成将近 10 万人的重兵集团,重点打击第三战区(江浙皖闽)的中国军队,并摧毁衢州一带的航空基地。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根据这项命令,具体拟定了作战计划 ——

58 个大队从杭州向西攻击第三战区,27 个大队从南昌向东攻击第三战区,东西对进,占领衢州、金华一带,打通浙赣铁路。

而为了应对侵华日军的攻势,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拟定了 “金兰衢作战方案”,准备以最少的兵力在浙赣铁路西段抵抗,把主力集中到浙赣铁路东段,利用阵地和水网做持久抵抗,最终和日军在金华决战。

但这一方案汇报到重庆以后,蒋介石不同意在金华决战,下令将王耀武军、王铁汉军、丁治磐军集中到衢州,在衢州和日军决战。

蒋介石非常清楚,衢州是兵家必争之地,衢州机场意义重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衢州。

衢州,就这样成为中日两国争夺的焦点。

此次战役史称 “浙赣战役”,从开始到结束将近四个月。

开始的时候,日军进攻猛烈,中国军队被动防守,但随着日军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兵力不足的问题便显现出来,于是攻守之势转变,各地的小股日军纷纷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只能一步步的缩短防线。

截止到 8 月底,除了金华和义乌以外,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又恢复了战役之前的僵持状态。

这样的结果,看似日军没有完成预定目标,中国守住了浙赣铁路和衢州重镇,但在战役过程中,日军彻底破坏了浙江、江西两省的机场设备,并在沿途散播霍乱、伤寒、鼠疫、炭疽病菌,间接造成 25 万平民死亡。

衢州伤亡,尤其惨烈。

衢州籍历史学家徐映璞在《壬午衢州抗战记》中写道:

“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返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

不过,中国军队也给日军造成 1.7 万余人的伤亡,起到了消磨敌军、持久作战的正面作用。

4

尽管 “浙赣战役” 期间,中国军民死伤数字远超日军,但 “浙赣战役” 的结果也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抗日战争进行到 1942 年,日军已经没有大规模攻城略地的能力,只能驻守交通要道附近的重要城镇,维持已有战果。

中国的持久抗战,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此外,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后,苏联开启卫国战争,在欧洲战场抵抗纳粹德国,美国开启太平洋战场,在空海两线猛攻日本。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形成,日本不仅得不到资源输入,还要遭受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军事打击,发动战争的能力更是一日不如一日。

在这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使下,日本败亡只是时间问题。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 年抗战至此结束。中国战区共划分 16 个受降区、100 处缴械点,专门用来接受日军投降。

而浙江地区的受降点,便是杭州市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第三战区副司令韩德勤,在这里接受了日军代表呈递的投降书、驻地表、花名册、武器清单。

这就是宋殿受降。

为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次年 10 月,宋殿村所在的乡也改名为受降乡,宋殿受降原址,现在也成为 “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浙江受降,永载中国史册。

此后数年,中国风云变幻,曾经携手抗战的国共两党,又一次刀兵相向。

1949 年 4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贵池、芜湖一带渡江南下,然后以每天 56 公里的行军速度迅猛出击。

短短半月时间,第四兵团便解放浙赣铁路东段的上饶、贵溪一带,第三、五兵团解放金华、衢州地区,控制了浙江义乌到江西东乡的 400 公里铁路。

守两浙者受不住衢州,争两浙者争到了衢州。

这样的结果,完全切断了江浙的汤恩伯集团、两湖的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为第三野战军解放江浙、第四野战军解放两湖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此,中国历史逐渐翻开新的篇章,衢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也完成了它最后的历史使命。

来源:公众号:温伯陵

2025年9月13日星期六

朝鲜发展核武的深层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文/马超

朝鲜一再核试,其核武梦想未曾因各国的制裁而停下来,并愈演愈烈;朝鲜为何对核试如此执迷不悟?美国为何只是制裁,而不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本文深入分析以上问题,并对中国应如何应对提出建议。

朝鲜试射导弹飞过日本上空

朝鲜继今年9月3日的第六次核试,紧接着再有9月15日试射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坠入日本以东太平洋。朝鲜的核武梦想一刻未曾因为各大国的制裁而消停下来,并呈现愈演愈烈之态势,大有「任凭众僧忿,我行我素哉」的架势。与之对应的,是各个密切相关国的反应。美韩日应对朝鲜核计划,越来越加强紧密之联盟。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抨击道,平壤宁可「吃草」,也不会就这么放弃核武计画,除非平壤感到安全。中国对朝鲜更进一步的制裁,但从未实施所谓的全面制裁。面对如此多的非议,冒着民生受损的风险,朝鲜为何对核试如此执迷不悟?但朝鲜的一连串行动,相关大国为何又只是制裁,而不采取军事打击?

朝鲜先求安全再求统一

第一, 自身安全的需要。这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的看法。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的军事防御由中国负责,包括派驻军和军事援助,但这个过程中朝鲜心里从未踏实。为了加强自身的独立防卫,悄悄地谋划发展核武器。上世纪50-80年代,前苏联为了遏制中国,也对朝鲜搞核武给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于60年代中期正式开始研制核武器。当下,朝鲜3000多人参与和从事发展核武器这项工作,其中挑大梁的有200多人。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朝鲜的核子试验愈来愈快马加鞭、只争朝夕,就有了1992年金正日第一次核危机。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1992年,中韩建交,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升温,这意味着中国在维持朝鲜半岛稳定上,开始倾向于韩国,并逐步淡化对朝的赞助和防御支持。当然,这也和苏联解体后,冷战思维不复存在,相应的华约体系瓦解有关系。所以,朝鲜更希望自己搞防卫,为达此目的,积极发展最具杀伤力的核武器。 1992年下半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与朝鲜就视察问题出现摩擦。 1993年3月12日,朝鲜第一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另一原因是,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压力不断加大,美韩日间的各种军演不断刺激朝鲜的紧张神经,朝鲜随之加大发展核武器的力度。到2010年,朝鲜则曾表示,美韩联合军演显示了两国是「和平的破坏者,是热衷于将战争带到这片土地上的好战分子」。 2015年的「乙支自由卫士」演习就发生在紧张情势下,最终导致韩国与朝鲜在边境互相开炮。

金家希望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第二,以上是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原因的普遍认知。其实,笔者更深层次的原因猜想和分析是,以武力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是金家三代的终极理想。这边厢,朝鲜现代化水准比较低、体制严重不适应经济发展,又要去统一朝鲜半岛;而那边厢韩国在美国的扶持下迅速发展起来,愈发导致朝鲜用经济统一、产业统一朝鲜半岛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只剩下武力统一这条路。所以朝鲜发展核武器、成为核大国,才有希望最终实现半岛统一这个雄心壮志。军队优先、国防优先,这是最有力的也是最便利的统一办法。

第三,拥核,是朝鲜实现称霸东北亚甚至东亚地区的唯一办法。朝鲜一旦核武合法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获得大国地位,并且通过核武器实现了南北的统一,这样才能使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进而可以实现国力的日益现代化。据测算,一个韩国加上朝鲜的GDP和人口刚好相当于法国的当量。韩国的现代化和国力加上朝鲜的资源,将会是一个堪比法国综合国力的朝鲜半岛。这对于朝鲜来说,才有可能实现称霸梦想。对这个问题不可小觑,那样的话,任何大国小国都要买账,朝鲜向外扩张则成为可能。而相邻相通的国家只有中国,这种情况下,朝鲜觊觎东三省已久的愿望就可能成为现实。

为什么不采取军事打击?

凭美国、俄罗斯、中国的军事实力,用武力解决朝核问题是不要费多大力气的,但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给朝鲜得到了愈演愈烈的机会。挖掘朝核问题除朝鲜之外的相关五方内心深处的利益考量,对理解当下态势是有帮助的。

美国:二战以后,美国承担韩国的防务,保障韩国的安全。据测算,美国2017年在韩国承担的防卫费是17亿美元,是韩国自己出的防卫费的2倍。近10多年来,美国由于自身的国力下降,在韩国的驻军一直呈递减态势,原因就是美国不想因为韩国拖累自己。

如果美国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就有可能使中俄等大国卷入这场纷争,上世纪50年代就是明显的例证。美国更为担心的是,军事手段可能让中俄联手,联合起来对付美国。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其国力难以支撑的。有专家预测,打这场战争需要100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这在美国当下的国力、财力都是难以承担的。最重要的是,要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就必须要用武力推翻金氏政权。推翻后,由谁来承担统治朝鲜的任务?前车之鉴,有如在伊拉克除掉萨达姆之后,中东陷入乱不可遏的尴尬局面。美国不想看到也不想再被拖入类似的纷争乱局。

美国企图用军事力量解决朝核问题

美国不愿意出头,是由于力不从心,美国国力在衰退,在走下坡路,不像二战以后那么强盛,加之国内在很多国际事务中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态度的可怕之处是,有可能使朝鲜抓紧向核大国的方向发展。朝鲜一旦合法拥有核武器,将彻底打破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世界可能回到一战、二战那样的混乱状态,结果是全球无序。

韩国:对朝鲜核试各种深恶痛绝,朝鲜拥核受威胁最大的是韩国。但是,用武力解决朝核也是韩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美国一旦对朝鲜动武,势必在朝鲜半岛燃起熊熊战火,朝方甚至会直接对有美国利益存在的韩国发起进攻。无论是哪种情形,韩国的国家安全都会受到直接损失,韩国国民也会再次深受战争的侵害。仅从经济上考虑,朝鲜半岛如果一旦打起仗来,对韩国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国际资本甚至是国内资本都会纷纷逃离,这对于刚经历过政治动荡、经济上还没喘过气来的韩国来说,这个时候燃起战火,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如果用武力解决朝核问题,有可能使更多的朝鲜人流离失所,向韩国涌入难民潮。从韩国的地理和经济条件来看,其整体实力并未达到可以接纳并承受如此之重的难民潮。也有人说,韩国可以借此武力打击的机会去统一朝鲜半岛。其实,就韩国目前的国力和治理能力恐怕一时也是有不小难度的。仅从体制来说,二战以来,南北方实行的是不同的体制,统起来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日本:在武力解决朝核问题上,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是不能发展军力的,后来搞了一些所谓的「自卫力量」。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迅速成为经济大国,但是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分量仍然较轻,这是日本极右翼势力所不能忍受的。曾几何时,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十分膨胀,这种野心一直没有泯灭,尤其是近年来军国主义复活的势头愈发明显。但理性地看,就日本目前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要实现军国主义复活这个目标也有很大的难度,由于一直在美国的防御体系之下,日本本身的军力、实战的能力发展起来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属于积蓄力量的阶段,修宪只是刚刚开始。与其用战争手段马上解决朝鲜核问题,倒不如以此为由加快发展军事力量,并使之合法化。这就是日本对朝鲜每一次嚷嚷地最厉害的原因。

另外一点也可能是其考量的一个因素,就是日韩的关系问题。历史上日本曾经占领韩国,留下的战争创伤至今未能治愈,韩国人相当敌视日本人。所以日本不可能希望因为帮助韩国去解决朝鲜的核武问题。反倒希望用朝核问题拖累韩国的发展,所以拖得越久对日本也是越有利。

俄罗斯:如果动武,远东地区势必也卷入战火。俄罗斯目前经济处于低潮,战争对于自身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这方面与上面说的韩国情况相类似,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为了摆脱受制于美欧特别是美国的制约,一心要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进而打破国际石油依赖于美元结算的方式,进而摆脱美国对国际石油价格的控制,以此来减轻美国对俄罗斯石油贸易的定价机制。从目前的态势看,俄罗斯在联手中国瓦解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过程中,是取得了一定进展的。美国支持的逊尼派出现了力量被削弱的趋势,而俄罗斯支持的什叶派力量在上升,当然这只是阶段性势头,要最终改变这一力量对比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俄罗斯也许有一种希望,朝鲜的核试延续下去,以此来分散美国的军事力量。相比较起来,如果朝核问题马上解决,美国到当下的双线作战就会变成单线,力量就更加集中,给俄罗斯继续破除美国主导的中东体系难度就会加大。

中国:最担心的是,朝鲜半岛统一以后对中国存在很大的威胁。如果是韩国来统一朝鲜,势必背后有美国的力量,这种状况就使中国由原本受到的二线的威胁,变成一线。现在这种状况,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中国应主动为东亚地区提供安全与秩序

反过来看,朝鲜拥核,受威胁最大的是中国。金正日历来觊觎东北。 2001年金正日访华时曾向江泽民提出考察东北的要求,江泽民纠正道,作为外国领导人访问是可以的,但不宜提考察。金正日回答道,东北已由毛主席送给了朝鲜,这是其父金日成生前对他讲的。江泽民在惊讶中请前中联部部长朱良查阅相关档案,发现果有此事,虽然金氏父子是断章取义的。这说明朝鲜从未掩饰对中国提出大规模领土要求的野心。

另外一个结局最重要,就是假如美国完全撤出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没有任何军事存在,日本就有可能乘机占领韩国,进而占领朝鲜,实现朝鲜半岛南北方的统一,为名副其实的主导东亚奠定扎实基础。军国主义复活,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真正巨大而又可怕的威胁。

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也同样希望和俄罗斯一起用非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同时默认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同样可以分散美国的战斗力。

解决朝核问题的几种可能

从当下来分析,各方总体上包括联合国是主张非军事手段来解决,通过更加严厉的制裁逐步解决朝核问题,是最有可能的。在加大制裁的情况下,如果朝鲜当局是为老百姓、为国家利益着想,对民生方面的制裁,会不断感觉到强大的压力。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从民生角度考虑,会像金正日时期一样,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炸毁了宁边地区核设施的冷却塔。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俄罗斯真正对朝实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是有可能迫使朝鲜停止核子试验的。基于这种判断,朝核问题的其他五方要联合起来加大制裁,不退让、不留缝隙,朝鲜就有可能妥协。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免会擦枪走火,形成武力冲突,甚至引发战争,但都不能排除非武力解决的可能性。

联合国通过加强制裁北韩议案

从长远来分析,一种可能是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在韩国的军事实力,保留二战以后的防卫体系。但是,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还会僵持下去。另一种可能是,美国逐步从韩国撤军,不再承担朝鲜半岛和东亚地区的战略防务。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这是有可能的,美国大选期间以及特朗普上台之后,多次宣称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应承担100%的防卫费用,并暗示若韩国不分摊更多军费驻韩美军有可能撤离。在美国优先的理念支配下,美国是有可能放弃「世界员警」地位的,并且同时放弃民主党推行的意识形态输出,不再强硬坚持「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

中国应把握朝核问题的机遇

基于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机遇方面来说,可以利用美国退出的机会,主动承担起韩国的防卫任务,同时继续对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使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在中国的主导之下(提供核保护伞),使朝鲜半岛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这对中国是最有利的。从挑战方面来说,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压力是,美军撤出韩国之后留下的真空,日本军国主义可以借机以保护韩国的名义复活。尽管韩国与日本有着不堪回首的历史,对立情绪很重,但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可能接受这个事实。如果日本实现了独立主导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统一,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进程。

因此,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着眼,彻底转变观念,主动为本地区提供安全与秩序等公共产品。这也是成为全球大国的必要风范,「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落实这个伟大目标的具体行动。

2025年9月9日星期二

档案揭秘:1945年日本投降


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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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7日星期日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是调教奴才的艺术

文/ELM

【1】

毛泽东多次热情洋溢地发表“感谢日本侵华”的言论已经成为日渐为人熟知的事实,如何看待理解这句话成为毛粉五毛战螂绕不过去的坎儿,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的“感谢”并不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赞同,而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思。他的言论反映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考量,强调了在逆境中团结的重要性。……。】

或者把这个归功于毛泽东胜利者的语言艺术:

其实毛粉的这个调子已经算是十年以上的陈年老调了,2008年,新华社和北京日报曾经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央党校的李东朗作答,算是对这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问题的标准答案,也是后来的毛粉不断引用和发挥的出发点,主要强调两方面:1,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没有支持肯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意思。2,毛泽东所说的“感谢”日本侵略的表述,是有特定含义的。毛泽东是在玩幽默,玩豪爽,玩气概,基本意思是“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起了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反面教员的作用。

——然后就是意料之中的反转:新华社和北京日报很快都把这篇报道给删掉了,只有转载的凤凰网还留着:

既然这是个容易被坏人和反贼利用来攻击伟大领袖的点,为什么真理部要删掉了?原因只可能是真理部自己都知道自己心虚,因为都知道毛泽东是打心眼里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并帮助他下山摘桃,进占北京,能够在北京看京戏。

【2】

在真理部的教鞭下,毛粉的辩护点主要有两个:
1,毛泽东的原意是日本侵华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团结,所谓的【基本逻辑就是:你没打我,我还是睡狮,感谢你打醒了我,本雄狮醒来了!】。
2,这是毛泽东的高超的语言艺术,是毛泽东在玩幽默。

呵呵,可惜这两个辩护点都不成立。

所谓的“毛泽东的原意是日本侵华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团结”,这句话说其他人其他党派是可以的,但唯独中国共产党除外。很简单,在中共真理部强行在把“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之后,抗战起点就要推回到1931年,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

——1931年,中共干了什么事儿?哦豁,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共继喊出“武装保卫苏联”口号之后,正式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武装分裂中国的篡政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从东北侵略中国。而中共在江西建立武装分裂政权,牵扯中央政府和抗日的力量,策应日本入侵中国。请问中共这是哪门子的“团结抗日”?所以毛泽东说“感谢日本侵华”,中共才能发展壮大,完全是中共的肺腑之言,顺理成章,哪里理解不了?

1931年的两个大事件,日军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中共的苏维埃武装分裂,放在一起,侵华日军和中共匪帮就算不是事前勾结,客观上也是沆瀣一气危害中国。

——非要把中共放在“团结抗日”里面,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就是对毛泽东的无脑跪舔。

【3】

再来看什么是语言艺术。

毛泽东如果偶尔说一次两次“感谢日本侵华”,那理解成玩幽默也未尝不可,但前后说了六七次,而且是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都谈到这个话题,既有对日本人的,也有对美国人(斯诺)的,更有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更别说还有私下表态而没有被计入官方记载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硬要说毛泽东是在玩幽默,“有特定含义”,那实在是太牵强了。——这相当于把对毛泽东语录的解读都导向不可知论:毛泽东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是语言艺术,都可能是玩幽默,都可以反向解读。

这确实是艺术,但这不是正常的汉语语言艺术,而是娴熟的“主子的话总能圆、奴才总能接”的调教奴才艺术。

毛泽东说“反对统一”“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 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单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奴才解读:不是反对统一,是反对国民党的统一,只要是毛泽东共产党统一就没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肉麻吹捧斯大林。——奴才解读:不是吹捧斯大林,而是支持苏联,支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

毛泽东提倡共产共妻: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说:“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将来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奴才解读:这是将来共产主义的形态,是《共产党宣言》里面的伟大设想。

如今轮到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奴才解读:这是胜利者在调侃这些小鬼子:

怎么判断一句话是语言艺术,还是调教奴才的艺术?一个标准就够了:如果这句话所有人都能说,那么它就是语言艺术;如果这句话只有主子能说,别人不能说,说了就会被404或者喝茶,那么它就是调教奴才的艺术。

比如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他们能说,别人也能说,这就是语言的艺术。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只有他能说,别人说了就是汉奸卖国贼,甚至中共真理部自己的媒体提了两嘴都被删掉,这就不是语言的艺术,而是调教奴才的艺术。

奴才的艺术有个特点:就是拼命把主子粉饰成伟大光荣正确,主子说什么都是无可辩驳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