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在通往民主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公民

文/羽戈

韩国电影界对于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仿佛有一种执念。这些年来，以此为主题或背景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不下五部。从早期的《花瓣》，到《那年夏天》《古老的庭院》，2007年金志勋拍出《华丽的假期》，堪称一大转折点，从此电影之于历史的伤口，不再假借爱情的名义旁敲侧击，而以一种鲜血淋漓的姿态秉笔直书；等到2013年，《辩护人》则成了改变国家的电影，推动法院重审釜林事件，还蒙冤数十年的被告人以清白……而今这个电影清单，新增一部：《出租车司机》。

尽管《出租车司机》与《辩护人》皆由宋康昊主演，尽管两部电影的剧情转折有一定相似之处，不过它们的立意与视角全然不同，其区别，正表现于片名，一是出租车司机，一是律师。《辩护人》以韩国第十六任总统卢武铉为原型，属于标准的英雄主义叙事：律师、以及记者、艺术家，往往扮演了一个国家民主转型的先锋角色；最后在法庭之上，满座衣冠，宋佑硕律师一身白衣似雪，那是英雄的颜色。《出租车司机》讲述的则是小人物的故事，哪怕参与了大事件，改写了大历史，金万燮始终是一个小人物，电影开场，他是出租车司机，电影闭幕，他还是出租车司机，甚至在那场伟大的义举当中，他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这虽是主动为之，却也隐喻了小人物的历史命运。

《出租车司机》的最大价值，即呈现了小人物在大历史面前的无知、无力，与觉醒之后的勇气与尊严。所谓觉醒，未必在于他认识到了自由、民主的内涵，而在于他胆敢正视社会的真相，胆敢听从内心的召唤；他无意去做先行者或勇士，而只是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大写而非小写的人，一个挺立而非弯曲的人，一个丰盈而非萎缩的人；他的使命不在抬高人性与国家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与国家的下限；他的方向不是英雄，而是公民——这也是民主转型的方向。

公民这两个字，不仅是身份，还是答案。常常有人问：大时代坚不可摧，小人物命若蝼蚁，我们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我的答案，就是公民，在通往民主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公民。公民与英雄的差距在于，英雄超出了人的本分，公民只是在恪守人的本分。一万个人里，也许只有一个人敢于做英雄，然而所有人都能做公民。

《出租车司机》的电影叙事，不妨称之为公民叙事。这不是一个公民的叙事，而是万千公民的叙事。金万燮是公民，他在光州的同行是公民，战斗在光州前线的民众，无论学生，还是记者，无论老人，还是青年，都是公民。电影没有塑造一个领袖，包括那位勇闯光州的孤胆英雄，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看起来更像陪衬。这无关托马斯·克莱舒曼的演技，而出自导演的刻意安排，用Hinzpeter的眼睛与遭遇，托出了金万燮那一代韩国人的悲情命运。

话说回来，电影里面，金万燮们并不完全明确反抗的意义，他们身上的犬儒甚于勇悍，迷惘甚于坚信。他们一直在追问：这么做能改变什么呢？司机问，记者也问，其实这不是问他人，而是问自己。然而他们终究选择去反抗，哪怕明知以卵击石，改变不了什么。这沉重一幕，在韩国是历史，在中国则是现实。每当被问起‌‌“你们这么做能改变什么‌‌”的时候，我便想起哈维尔的话：‌‌“我们做一件事，并不是因为这么做会产生结果，而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

哪怕退一步，论结果，结合电影与历史，我也有信心回答：小人物之于大时代的力量，犹如涓滴之于潮流，雪花之于雪崩。有些人喜欢引用一句名言，指责小人物的逃避心理：‌‌“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语出波兰诗人Stanislaw Jerzy Lec）其潜台词是，每一片雪花，都得对雪崩负有责任。这不就是雪花的力量么，这不就是小人物的力量么？说到底，可归结为两个字：造势。

从结局来看，光州事件以独裁的胜利、民主的失败而告终，只是这样的成败，仅限于一时。若把视界拓宽到十年、二十年，以至百年，那么显而易见，死伤惨重的韩国民众非但没有失败，反而点燃了胜利的火种。就此而言，光州事件可比作加速器，将韩国民主进程从一档提升到三挡，同时，这是一场社会总动员，唤醒了韩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纷纷投身民主抗争。《出租车司机》的着眼点正在于此，这是一部拍给所有人看的电影。拿中国观众来讲。为《辩护人》感动的可能大多是法律人，为《出租车司机》感动的受众却遍布我们身边，在横行的专制军车面前，我们都是金万燮。

这里要补充一点。民主的成败，并不仅仅该用数量考核，不过单论造势，参与者显然多多益善。这可证之以一个不知出处的说法：‌‌“莫斯科的警察对示威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是一百人，我们会用警棍驱赶你们；如果你们是一千人，我们会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如果你们是一万人，我们会维持秩序并观察你们；如果你们是十万人，我们会选择加入你们的队伍。‌‌”

犹记得三年前看《辩护人》，剧终已是午夜，其间几度泪下。今次看《出租车司机》，则在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傍晚，当出租车碾过满街飘零的传单，当枪声划破光州沉郁的夜空，当谎言盘踞媒体而真相被禁止公开，我的心底却无比平静。此刻反思，我不觉得这是冷漠的表现，更无关乐观或悲观，也许只是因为，与《出租车司机》对应的中国历史，早已沉积于我的记忆，凝固为我的血肉：我们这里何尝没有个体对专政的反抗，何尝没有源自民间的巨大善意，何尝没有无言的勇气与道义，何尝没有用热血、板车和胶卷铸就的传奇？这一切，纵然眼下尚且是历史的尘埃，终将会化作庄严而动人的影像，呈现于世界之前。因为作恶者只有现在，我们却拥有未来。

2017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