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大家交流的，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对新疆问题的心得，具体谈的是新疆系列恐怖袭击的宗教背景。我先把一些观察和心得简略地与大家分享，争取留一个半小时与朋友们问答交流。
最近，昆明恐怖袭击案和长沙新疆商贩杀人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长沙案的性质与昆明案不同，但相似案件近年频频发生，我想不少人会关心，新疆的暴恐袭击背后有哪些原因？在我看来背后因素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或注意到背后的宗教因素，而我认为，这是最直接的诱发因素。
先说说中国新疆发生的暴恐袭击与国外恐怖袭击的区别。
因为最近的恐怖袭击，不少人开始关注国外的研究，像早几年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重新开始热销，而且，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帕佩教授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似乎也有人在研读，并用来分析中国的暴恐袭击。罗伯特•帕佩教授的研究，其实映证了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的判断。
我这里对罗伯特•帕佩和劳伦斯•赖特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特征梳理做一个简单介绍：他们的看法是，自杀袭击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关系非常微弱，他们的诉求不是宗教诉求而是政治诉求，譬如要求撤军/解除控制，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因素。另外一个特点是，袭击者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甚至可以认为是其社会的青年知识精英，而不是没受教育的狂热分子或社会边缘人群。最典型的是911的制造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想一想，能在美国学习驾驶飞机的人，当然不会是文盲式的狂热分子。
事实上，我在中东长期工作的朋友也从当地社会侧面了解到，当地人并不认为那些人是虔诚的穆斯林，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和做法与穆斯林有很大差别，事实上他们是一群更西化的人。比如他们不会去做礼拜，喜欢喝酒，抽烟，对音乐和影视的审美偏好也明显像是时尚青年。
因为罗伯特•帕佩和劳伦斯•赖特的研究非常出名，所以，我能看到国内一些做科技研究的人，开始套用他们的观点来试图解释甚至找到对付中国暴恐分子的办法。比如：面对自杀式恐怖分子，你要么就干脆利落满足他的根本要求，要么就不给一丝妥协。部分的、渐进的、姿态性的、刻意拖延的妥协，要么会让恐怖分子对政府失去信任，要么会让恐怖分子觉得他们的自杀袭击有用，都只会鼓励他们发动更多的类似袭击。
问题是，中国发生的暴恐袭击，其参与者与国外的典型恐怖分子在所有特征上都是刚好相反的。
我仔细梳理过近二十年来新疆发生或由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大致可以这么认为：他们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完全边缘化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的人，都是宗教狂热分子，并且没有政治诉求。中国网格化管理的维稳体制，不太可能出现罗伯特•帕佩描述的恐怖分子，因为他们更依赖易被监控的现代通讯工具。
中国式的恐怖分子不能描述为罗伯特•帕佩总结的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因为这样的案例极少，最近几年的案例经常是恐怖分子几乎多数被当场消灭，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会导致有去无回。他们的信息封闭和落后，使他们不能改进自己的技术。1990年代新疆发生的爆炸恐怖袭击带有典型制造恐慌的动机，但同期南疆部分手段与近年相似的恐怖袭击，并不带有这种特征，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不能理解“制造恐慌”这个概念。这种手段最低端的恐怖袭击者，恰恰是社会控制能力强大如中国也难于防范的。
比较两者，会发现差异如下：
国外——组织较为严密、成员多受过高等教育人群、彼此依赖现代工具联络、计划周密、高技术手段，有政治主张或诉求。
国内——组织松散或无组织、成员多没受过教育或文盲、成员是熟人或亲戚关系、无计划，多临时行动，无政治主张或诉求。
其实，仔细阅读现关于昆明案的公开报道，也可发现，制造恐怖事件的那五个人，其实是临时起意，而他们仓促行凶的导火索，也许是因为另外三个伙伴被警方抓捕，而警方抓捕他们，也仅仅是觉得他们形迹可疑。其实，他们原本是准备出境参加圣战的。这几乎是两年前和田鄯善一家派出所被袭击的翻版，当时也是一群人参与地下讲经，结果有同伴被警方抓捕，于是这伙人就攻击了派出所。
除了七五时间，最近这几年被官方列为恐怖袭击的案件，几乎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参与者都是地下讲经的小团体。
昆明事件后，官方第一时间宣布他们是分离组织，理由是他们身着统一服装，而证据则是两件有星月标志的黑色的T恤。但是，我个人认为，也许是因为昆明警方并不太了解新疆社会，由此产生了误读。那两件T恤，一件是维吾尔文的『维吾尔』，一件是拉丁文的『土耳其』。它其实是很容易买到的。事实上，现在警方的调查也发现，刀是他们在路上买的，不是什么统一武器。
星月标志，在伊斯兰世界非常普遍，新疆90年代小青年很爱穿着，其背后的心理上对土耳其的崇拜和亲近。但那种T恤的星月编制非常大，更像时尚符号和标志，并且，颜色不会用黑色。而是更时尚的黄色、白色——当然不会用蓝色，因为那就是东突的国旗了。911事件后，官方曾经对此严格管理，不许穿着这样标志的T恤，但我近年在乌鲁木齐依然可以看到。而黑色的T恤，通常是宗教热情更高的人才喜欢的颜色。因为，我在官方展示T恤时，就判断他们不是什么分离主义分子，而是极端恐热的宗教分子，后来官方也公布说，他们原来是打算出国打圣战的。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今天新疆的宗教与社会现状。
因为我说了，这些恐怖袭击背后，都有宗教的因素在里面。而且几乎都是因为参与了地下讲经。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宗教与社会形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民间宗教热潮与官方严厉打压下的撕裂社会。
对新疆宗教复苏热潮的现状和原因，我已在《十字路口的新疆》有过较长篇幅的描述和分析，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篇文章。网上在推荐和转载这篇文章时，一般还将它与我写的另外一篇《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文章放在一起研究。
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反正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我在文章中不太好写的，是官方的应对措施，因为还要考虑到文章能在网上传播，考虑到自己个人的人身安全。
我只用这么一个自然段来描述官方的简单粗暴：“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事实上，官方的管理非常的野蛮粗暴。比如，新疆每一座清真寺都有两个干部承包其思想管理，所有拿国家工资的人，都不得进入清真寺，甚至退休之后，学生也不得进清真寺，并且不允许过斋月。阿訇靠国家发工资养活，根据其待遇，可享受局级阿訇、处级阿訇、科级阿訇之类的不同工资标准。阿訇必须在清真寺讲各种国家政策，从大到民族团结、计划生育，小到听乡长的话种棉花而不是土豆之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购买《新时期阿訇实用工作手册》，看看我们对阿訇的要求和教育是用的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官方阿訇就失去了多数维吾尔族人的信任。但是，宗教需求事实上又存在，并且比任何时代都更迫切。这个原因，我已在《十字路口的新疆》和《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里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于是，地下宗教开始泛滥，或者说复兴。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地下流行的，是沙特传过来的非常保守极端的瓦哈比教派。
对汉族社会来说，今天的普通百姓面临的社会转型的种种痛苦和困惑，官方也是无法向他们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无法安抚他们的。而对一个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遇到困惑，自然是向宗教人士求得解释。维吾尔社会遇到的困惑和痛苦，远远大于汉族社会。他们的渴求更加强烈。其实看清代和民国的文献，很多当地官员都认为，缠回（维吾尔）远比汉回（回族）要温和柔顺，传统上并不是爱惹事的民族。
那么，地下传经的阿訇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中国军队里一个叫戴旭的大校。他看世界的方式，就是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城市的阿訇们看世界的方式。他们心中的阴谋论，比戴旭还多，而且更为荒谬可笑。但他们能提供一种简单直接的解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堕落、不幸、痛苦都是异教徒带来的，只有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社会，才会有和谐宁静。在这些人的心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想法的。只有与异教徒的圣战。
与此同时，官方对地下宗教的打压又极为严厉。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说到，新疆各民族穆斯林女性装扮的宗教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在男性身上看不到。这不奇怪么？因为男人不准留大胡子。一个村里，如果有几个人开始留大胡子，很快就会遭邻居举报，然后警察就来了，把留大胡子的全部抓走，暴打审讯一番后，剃光胡子，羞辱一番送回——如果是为首秘密传经的，还会被会判刑。由于对地下讲经的打击非常严厉，间接上也使得他们变得更为极端，而且一旦沉迷其中，就带有强烈的复仇心态。我觉得，他们仅仅是愚昧的地下宗教信徒，官方说他们是分离主义者，实在是高看了他们。
从目前看，越多的宗教引发的恐怖袭击，官方的打压就会越严厉。目前，新疆正在实施20万干部下基层的活动，这个决心和力量前所未见。而这种压力下，宗教需求或宗教情绪，只会更加强烈。所以，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暴恐袭击的趋势不会衰减，会一直持续恶化。但昆明这种案例是非常特殊的极端现象，恐怖袭击很难在内地发生。在内地的维吾尔族人，大部分都是商贩，这些人极少可能是宗教狂热分子。相反，宗教狂热分子是很鄙视在内地经商的维吾尔族人的。而且，宗教狂热分子确实大部分都没有文化，他们缺少在内地实施恐怖袭击的必要知识和技能。
主持人：谢谢黄老师的分享，下面是提问时间
问：黄老师，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保守化的趋势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其他宗教世界没有看到类似的趋势？
答：我在《十字路口的新疆》里分析过其形成的原因，并且认为，这不是伊斯兰独有的现象，而是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共有的。其实，二战时期的日本的表现就可以认为是一种相似的反应，比如他们三十年代开始宣扬国粹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和反现代民主自由思潮。其实是同一种反应在不同文化基础上的不同表现。
问：中国政府在“宗教政策”上为什么用“堵”而非“疏”的策略？
答：因为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决定了所有共产党都是强烈反宗教的，宗教组织与共产党是同构的。当然也存在地域差别，浙江等地是中国社会观念或政府观念最先进的地区，而新疆则是最野蛮落后的地区，新疆地方政府的野蛮粗暴和落后超乎我们的想象。
问：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吗？汉族维族混校?
答：除非中国的制度发生重大且根本性的改变。汉维混校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的，它没有任何作用。
问：为什么恐怖袭击只发生在维族？在中国受歧视得不止是维族阿，论信仰，很多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相信内心也有受迫害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单单是维族而不是哈萨克之类的搞恐怖袭击？相信除了宗教原因还有其他维族社会因素？
答：维吾尔社会所受的歧视和欺凌是最严重的，而汉族人往往无法感知。在新疆内部，不同民族的权力分配明显有别，哈萨克相对其人口，待遇要明显优于维吾尔族。并且，游牧民族与汉族很少有竞争关系，藏族亦然，而维吾尔族是个定居民族，所有领域都面临这汉族的剧烈竞争压力。
问：当年胡耀邦对于宗教的自由宽容态度，同时允许大规模兴建清真寺，导致了现在民族问题的基础。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恰恰是胡耀邦时期新疆是最平稳的，那个时代虽然有不满甚至是小摩擦，但恰恰没有发生过任何今天常见的社会问题。
问：不同意！胡当政的时候才是恐怖暴力的开始！因为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在我的记忆中89年前没有恐怖事件发生过，但那一年传说中的2路汽车在乌鲁木齐科学院站发生了爆炸，其中死亡的一人是我的邻居。从此此类事件全疆陆续发生。我们放学路过民族学校都不敢走，因为他们会朝我们扔石头...... 黄老师，怎么看？
答：我也是新疆生新疆长，也许我更年长。所谓的胡耀邦的政策，压根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不过是形成过观念冲击而已。指责胡耀邦的人，压根就没有一个人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民族政策变迁史。我小时候生活在兵团，在兵团的学校，都是汉族孩子欺负回族孩子，回族孩子和汉族孩子一起欺负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孩子。放学路上，兵团的孩子会向离开学校回附近农村的少数民族孩子扔石头，我就扔过。为此，我还被一个路过的干部捉住在脑袋上敲了一记。我不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孩子互相欺负有什么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是现在学校里的孩子不会因为民族问题而互相打斗，因为它被上升到了民族情绪。这才是真正荒谬的。小孩子不懂事，人以群分，是自然现象。一个民族的孩子追打另一个民族的孩子，一个单位的孩子追打另外一个单位的孩子，很正常。但今天孩子之间的互相追打也上升到了是否有民族意识，这种泛政治化才可怕。我也认为，公开表达民族情绪，用程序化的、合法途径表达民族情绪和利益诉求，是走向互相融入之道的唯一路径。靠政府计划指令来平衡民族矛盾和利益问题，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回到宗教问题。宗教有非常强烈的社交功能，尤其是，它是一个社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唯一有机会在一起交流的场所。
我看过境外的视频。在巴基斯坦的极端宗教分子正在成批地训练孩子，让他们变成圣战战士，小孩们遥控爆破的都是挂着国徽的警察局和警用车辆等物，谁知道十多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了，中国的社会控制力远远不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可比，外人难入新疆，新疆人难出去。网格化管理还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种管理体制，无法对付那些由普通农民随时引发的袭击。
问：新疆维吾尔族內部各类人群对极端宗教教义的态度和消涨态势如何，內部能产生较强的制约力量吗？各派对官方意识形态态度如何？
答：一部分精英人群只能悄悄担忧，不能公开说话，否则就是坐牢。现在温和的教派都因为党控制严密最终被玩死了，所以极端教派开始在地下泛滥，我怀疑整个新疆维吾尔社会宗教的基本盘已经被改变了。
问：为什么穆斯林会有这么强烈的建立大伊斯兰社会的内心诉求，而其他宗教没有这么强烈？
答：因为历史原因，伊斯兰社会从来都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而其一旦世俗化，又是宗教遭遇粗暴的现代化打压。譬如凯默尔时代的土耳其，他曾处决了大批反对其政策的宗教人士。伊斯兰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王权逐渐从教廷夺取权力的社会变革，是被动迎接新世纪。
问：相信除了宗教原因还有其他维族社会因素吧？
答：今天维吾尔社会的问题，超过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社会问题，其实可以认为它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道德和秩序瓦解的现代困境。
问：黄老师，好像有些狂热宗教分子也是受过教育的啊？中央民族大学那个老师也是这类宗教分子吗？政府的简单粗暴是因素，但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吗？
答：新疆几乎没有出现过受过现代教育的宗教狂热分子，这与回族社会有很大区别，譬如维吾尔社会没有出现过张承志这样的人。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位老师是非常清醒理性的自由主义者。
问：现在很多人说毛的治疆政策很成功，从邓开始的治疆政策，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你怎么看?
答：毛时代对中国的治理，是以野蛮残暴的镇压和对全社会的冻结为基本特征的。毛时代在全国各地都处决了大批“反动分子”，新疆也不例外，毛时代本身就制造了大量民族仇恨的种子。并且，在毛的时代，新疆稳定的时间非常短，大约不超过7年。邓时代新疆的平稳纪录远远超过毛的时代。
还必须老实承认，由于成功的信息封锁，我并不完全了解毛时代新疆、西藏发生过什么，我只知道有过严厉的镇压，最严重的是西藏。看到有文献提到，甚至有解放军军官加入到了西藏叛乱者的一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八十年代才被发现的一个村庄，曾有一个汉人在那里躲藏了二十多年，我们曾采访过这个人，他说，1960年代，他曾参与到叛乱者一边，担任过机枪手。那个村庄叫牙通古孜村，1980年代中英联合科考队抵达前，一直是与世隔绝的，去年我沙漠骑行时路过。但在那个资讯封闭的时代，我们无从得知发生过什么，除了数万人逃亡的伊塔事件。今天这样袭击派出所的事情，在当时是不会被另外一个地方的人知道的。
问：您觉得初级教育的普及是否有益于稳定？尤其是汉化教育。
答：现在正在大力推进教育，但如果教育只是惩罚孩子在学校受苦，却不能增加其就业机会，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即使勉强到了学校，也不愿意读书。中央民族大学的那位老师说过，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必然会导致民族的互相融入甚至融合，但任何政府强力以民族融合为目标的行政手段，都只会收得相反的效果。当汉化教育显而易见是为了消灭其文化时，即使他愿意接受教育也会因此强化仇恨。
问：中亚伊斯兰国家从苏联独立，对新疆也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吧？
答：中亚国家独立当然会新疆有强烈示范——只对维吾尔族而言，因为哈萨克人很多都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但称他们是伊斯兰国家是不准确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都是非常世俗化的国家。
哈萨克人虽然还自称是穆斯林，但对猪肉之类并无禁忌，也很少残留宗教习惯，游牧民族本身信仰就比定居民族淡漠。顺带说一句话，为什么藏族对汉族的态度表现得没有维吾尔族这么激烈。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人几乎不对藏族人构成竞争压力。藏族主要是牧业和传统农业，汉族人几乎无法在西藏定居，他们主要是开矿和做生意，这些商业活动几乎很少有藏族人做。但新疆不然，汉族人大规模移民新疆，全方位与维吾尔人形成竞争关系，并且占据压倒优势，汉族社会自身的优势，加上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使得维吾尔族人的生存空间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逼仄。1990年代中期以前，维吾尔族富豪甚至整体上比汉族更有钱，但今天整个维吾尔社会都被边缘化了。
问：您对未来20年新疆的前景如何判断呢？
答：如果继续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演进，新疆将不可避免的巴勒斯坦化。汉族社会和维吾尔社会都会变得比今天更绝望更极端。今天，新疆的汉族社会同样非常压抑痛苦，整体上信心越来越小。我想，以前只有汉人歧视维吾尔人，不会有人仇视维吾尔人，今天很多人仇恨维吾尔人，将来会越来越多。
问：黄老师怎么看：1）高加索和中东巴勒斯坦伊拉克那些没受过教育的恐怖事件制造者？14岁的黑寡妇同样可以全身绑满炸弹为了自己的信念赴死？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开着飞机撞大楼的精英殉道者有很大不同吗？2）新疆的汉族干部几乎很少有人读过古兰经或者了解穆斯林的所思所想所困，您认为这个因素对他们治疆有影响吗？3）新疆到处都分“民族的”和“汉族的”，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在加深维族的身份认同和影射民族歧视吗？
答：1）巴勒斯坦的自杀袭击者大部分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高加索地区的则与此不同。两者其实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但出于最容易动员的原因，而在表面体现为宗教情感。相比那些撞大楼的精英，他们自身的生活更绝望压抑，而且很多人是被强迫的。2）新疆干部的治疆政策，与他们是否读古兰经关系不大，他们越读会越觉得需要用文明来压制野蛮。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今天的体制，政府无所不管，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体制能长治久安的。3）“民族的”和“汉族的”本身并不一定会强化民族的身份认同，而是这个概念与权力不对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在强调“民族”划分和“民族自治”带来民族问题的人，都忽视了中国有一个成功案例，它恰恰是真正在中国制度框架内实现了民族自治的的地方。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一个颁布了民族自治实施细则的自治地方，这里是民族矛盾和冲突最弱的地区。在新疆，如果有维吾尔人在网上举报说某某店铺或大楼只有汉文标志而没有维吾尔标志，这个人多半会怀疑他是因为民族情绪和煽动民族矛盾被抓起来。在延边，如果城管看到某某店铺只有汉文没有朝鲜文，取缔执法并上电视时，朝鲜族人会说，这太过分了，纯粹是瞎乱闹，人家做生意好好的搞什么搞！
问：现在中央是不是在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比如内地城市一对一帮扶等方法希望改变现状，这个有效果吗?
答：对民生工程的建设上效果很好，而且老百姓会感恩，但在经济上的援助，效果则相反。中央党校靳薇教授谈西藏援助建设的书里可以看到各种总结。经济援助新疆，有一种负面效果是援藏时不会出现的，就是外地大资本对本地小资本的挤出效应。就是外来的大资本越多，本地小资本机会就越少，而且不带来就业机会。
问：目前南疆是否属于失控状态？
答：不是的。对南疆的管理之严是我们内地人无法想象的。我想，日本占据时代的保甲制度也没有它严密。譬如南疆的洛浦县，晚上十点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当地夏季十点半才落日，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宵禁。只不过，这种管理是对人的身体的管制，却无法管理人的思想。
问：我们真的了解新疆那些维族人的“绝望压抑”具体是什么和由何而来吗？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会不会认为自己相对于汉族或者政府中人是“野蛮”的？如果他们自己不认为而汉族人认为他们“野蛮”，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加之宗教信仰地域环境都有很强大的影响，某个民族自治的成功案例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
答：维吾尔社会的分层差比非常之大。不好用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来言说。试以我们熟悉的『塔利班』为例，由不同人群对它的看法，可知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巨大差异。
体制内的官僚、精英，和内地汉族精英一样，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群，是一切野蛮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对非常大数量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塔利浦（塔利班的维吾尔语读法），是有道德、有修养、虔诚可信的人的代名词。还有很多更偏僻落后地方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传说中的榜样群体，更糟糕的是，他们并不知道汉族人和维吾尔精英眼中的塔利班是与他们眼中的塔利班是截然不同的——这在有些时候会造成极具喜剧效果的悲剧。譬如，我知道有漂泊在乌鲁木齐的农村来的年轻人，听了塔利班的传说后，竟然到邮局去给塔利班捐款，汇款地址写的是阿富汗塔利班。他不知道这在主流社会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在新疆这意味这会被判重刑。
主持人：谢谢黄老师，受教了！今晚很有收获，也感谢辛苦组织主持的同学！
黄：感谢大家的热情。再见！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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