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有言：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是“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中国的大饥荒也是如此。对大饥荒的呈现和研究，是恢复真实的中国当代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的第一步。担任过毛的秘书、对毛的罪恶有真切体察的李锐指出，“宪政大开张”的前提就是“去毛化”。然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在讲话中频频引用毛的言论和诗词，并将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紧紧捆绑在一起，以此维护党一贯的光荣、伟大、正确。因此，“去毛”不能寄望于官方的良心发现和自我反省，而是有赖于民间水滴石穿、锲而不舍的努力，比如每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勇敢地讲出真相，每一位历史学家严肃地陈述历史事实。
荷兰学者冯客所著之《毛泽东的大饥荒》就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参考的档案文件多达一千多份，有公安部门的机密报告，党内高层会议的详细纪录，未经删节的重要领导人讲话，农村工作研究，大规模死人事件的分析，对死亡数百万人负有责任的干部们的检讨，大跃进晚期派去的特别小组对饥荒真实程度的调查，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的综合报告，秘密意见调查，以及普通群众的上访信等。在此基础上，冯客得出的结论是：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间至少有四千五百万人非正常死亡。有了这本书，毛泽东再也无法逃避历史的谴责，正如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所说：“这是开创性的一流的研究成果，冯客的书将毛泽东发动并主导的一场史上最严重的人祸载入史册。”
大饥荒时代的腐败与暴力
大跃进的失败是过去一百多年间计划经济造成的最惨痛的教训。然而，毛泽东并未从中汲取教训，他要变本加厉地夺回因为大跃进失败而受损的威望和失去的权力。大跃进为文革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对于大跃进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冯客指出：“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若想真正了解共产中国，必须将大跃进放在整个毛泽东统治时代的核心位置来考虑。从更宏观的角度说，现代社会致力于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特别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大跃进是认识毛时代真相的一个横断面。面对当下中国骇人听闻的腐败状况——从科级干部家中居然搜出重量以吨计算的、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很多左派人士呼吁回到“清廉如水”的毛时代去，居然获得一部分民众的认同。然而，毛时代的廉洁就是一个神话和谎言。在大跃进期间，从毛本人到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大食堂的厨师，都是程度不一的腐败分子。冯客发现，当时“腐败渗透到日常生活到每一根纤维，从酱油到水坝一起变质”。毛对民间疾苦毫无同理心，在大饥荒的高潮时期，他仍然命令各地为之修建豪华行宫，并与军队文工团的少女们昼夜淫乐。毛重用的地方官员当然上行下效：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忠实贯彻毛的激进政策，导致四川一省便饿死超过一千万人。面对遍野之饿殍，李井泉无动于衷，心如铁石，照样打麻将、玩桥牌到深夜；他还跳舞、看旧戏，看内部电影，特别喜欢看香港电影；他出门必带私人护士同行。“文革”期间，李井泉被毛抛弃，受到冲击和关押，儿子被打死，妻子在狱中自杀，川人对其恨之入骨，咒之为报应。“文革”结束之后，李井泉却因为与邓小平关系良好，复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仅未受法律制裁，而且成为国家领导人。
那一时期，比腐败和饥饿更可怕的是，灾民们还来不及表达心中的不满，就遭遇到来自官僚和军警有组织的暴力镇压。冯客写道：“大跃进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粗略估计有百分之六到八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处决的——仅此一项至少有两百五十万人。”经过统计发现，全国可能有超过一半的干部经常拳打或棒打他们本该为之服务的百姓。活埋、用滚烫的针头来烙肚脐、全身拨上汽油烧死、把粪便灌进人的喉咙、鼻子里塞满辣椒、把耳朵钉在墙上……在大跃进期间，这些惨绝人寰的酷刑是司空见惯的处罚方式。这就是毛让数千万百姓麻木地坐以待毙而中国社会仍然可以大致保持稳定的秘诀。毛比秦始皇和所有历史上的暴君更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对全民实施了彻底的洗脑式的宣传教育，并控制了深入到每个村庄的专政机器。
如今，薄熙来在短短数年之内就在重庆掀起“小型文革”，习近平以“反日”为幌子唆使民众上演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的打砸抢闹剧，这一切都显示，毛时代并没有过去，大跃进期间的统治术仍然在重复使用。
毛泽东是“好心的杀人者”吗？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战争之王”，他一辈子都处于战争状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击败国民党以及党内竞争对手之后，他又将矛头对准那些对他俯首帖耳的农民。将他拱上皇位的农民，反倒成为他的杀戮对象，让只是屠戮功臣的朱元璋自叹不如，用学者高王凌的话来说就是：“大跃进是一场‘战争’，是建政后农民和政府间的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一方有着全副武装，从武装力量到意识形态，一方则几乎一无所有。”这是一场胜负早已确定的战争：毛一个人大获全胜，数亿农民则家破人亡。
今天，左派为毛辩护的伎俩主要有两个：一是干脆否认大饥荒的事实，或者大大缩小死亡人数和破坏规模；二是在无法驳倒铁的事实的情形下，认为毛是“好心办坏事”，“经是好的，只是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因此毛的错误仅仅是一时“失察”。前一种论点容易用统计数据来驳斥，相比之下后一种论点最具迷惑性。但冯客在本书中指出，毛有获得信息的顺畅渠道，毛从来不曾被下级欺骗，也没有人敢于向他“谎报军情”。
大饥荒的根源并不是“自然灾害”，实际上气象数据显示那几年“风调雨顺”。大饥荒也不是因为粮食匮乏，就在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之时，政府的粮仓中堆满粮食，而且，当局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出口粮食，甚至无偿援助那些亚非拉的“小兄弟”们。这场亘古未有之大饥荒，百分之百源于“人祸”而非“天灾”。毛将中国当作他的私人实验室，亿万国民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其试验品。古代的皇帝听闻民间灾荒的消息，尚且心痛自责、夜不能寐；毛却无耻而冷血地宣称，倘若粮食不够吃，饿死一半人，其它人不就够吃了吗？他的数学成绩很糟，不过这点加减法还是会做的。
毛一手策划了大跃进，他对此后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刘晓波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入狱之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为杨继绳研究大饥荒问题的著作《墓碑》所写的题为《毛泽东怎样杀人》的书评。刘晓波写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首要祸魁毛泽东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红旗’之所以不倒，不仅在于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和封锁灾难信息，更在于当时中国的主流民意认同‘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样的主流民意之下，饿死再多的人，与大跃进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么。”
就杀人之多而言，毛的邪恶超过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但是，不同于在全球范围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希特勒和斯大林，毛在中国依然是左派及愚民顶礼膜拜的偶像，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中性的、甚至带有几许浪漫色彩的文化符号：在波普艺术中，毛的头像被使用的频率仅次于格瓦拉；在许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毛家菜馆”堂而皇之地开张；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毛的铜像与其它民主国家的领袖并肩而立。这种怪现状的出现，正表明包括大饥荒在内的毛的罪恶，仍未大白于天下。
当堕落成为一种习惯，没有人能手洁心清
冯客在这本著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将中共权力中心发生的事件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遭遇结合起来，使之“皮肉相连”。
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毛是翻云覆雨的帝王，但如果没有高效运作的党政体系贯彻其意图，他亦无法作恶多端。刘少奇和周恩来二人在大跃进中负有次要责任，他们轮番驱使党内其它高干支持毛，由此形成的利益链条和派系联盟一直深入到基层农村。中央有一个毛泽东，地方上则有千千万万个小毛泽东。在本书中，有多处呈现了四川、河南、贵州、安徽等大饥荒“重灾区”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在每个重灾区，必定有一个缩小版的“毛式土皇帝”。在封疆大吏这个层面上，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有“四大左狂”之名，他们对毛俯首帖耳，对下级和农民则心狠手辣。大饥荒过后，不仅毛泽东纹丝不动，这些执行毛政策的大小官员也都安然过关，可见他们是一条在线的蚂蚱。
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随着饥荒大面积蔓延，普通人想要求生存，必须依赖各种反常的手段，诸如撒谎蛊惑、私藏欺瞒、行骗偷窃、巧取豪夺、玩弄权术，诸如此类，和国家周旋，并由此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活过来。经过共产党此前长达十年的血腥统治，绝大多数民众已经乖乖驯服、再没有反抗的意志了。既然一个人的吃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挨饿，那么他们只能向更弱者下手。于是，被害者和加害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整个中国的生存准则宛如从弱肉强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拷贝而来。冯客指出：“集体化从不同角度逼迫每一个人作出艰难的道义选择。堕落一旦成为习惯，势必导致大规模的破坏。”毫无疑问，大饥荒给中国人留下道德的废墟和荒原，一直到今天都未能复原。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随着《毛泽东的大饥荒》、《饿鬼》、《墓碑》等力作的陆续问世，大饥荒的真相一天天破土而出，觉醒者越来越多，毛的偶像崇拜摇摇欲坠。从“八九”民运期间用涂料污染天安门城楼上毛像的湖南三勇士，到如今撕毁毛像的河南四青年，人们追求真相、真理和正义的努力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二零一二年十月，河南郑州四位青年公开撕毁毛泽东画像并将照片传到网络上，他们是蔺其磊、姬来松、文刀以及曹小东。此后，他们遭到人肉搜索并收到恐吓电话，有人威胁要杀死他们全家。但更多网民表示，毛泽东是独裁者，撕毛像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称赞四名青年“有勇气、够胆识”。这一事件堪称中国八零后、九零后年轻人精神觉醒的信号。在不久的将来，像《毛泽东的大饥荒》这样呈现真实历史的书籍若能在中国出版，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必将不攻自破。
来源: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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