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已经见到棺材，掉不掉眼泪都晚了，顾祝同也没有办法，只好顺手提拨一位师长为副军长，希望能起点作用，那位“幸运”的副军长叫陈颐鼎，黄埔三期毕业生。在随后鬼子的进攻中，莫军长果然不孚众望地及时逃窜，把衢州扔下不管，而陈颐鼎则挺身而出，带着大伙坚持了好几天，最后趁夜色及时撤走，给日本人留下一座空城。
同样是军级干部，反差却如此之大，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但考察一下人事档案就会明白，顾祝同任命陈颐鼎当副军长，不是没有原因的。莫与硕是陈诚的土木系出身，却不在陈诚的防区，因此吊儿郎当没有人管，出了事陈诚反而会保；而陈颐鼎人脉不旺，又是南京保卫战的败将，当年是扒着一块门板漂过长江才拣的性命，对守城战有切肤之痛。两个人后来的命运也大相径庭，精明的莫军长五年后因为倒卖军火，被委员长抓了典型枪毙；肯吃亏的陈颐鼎却能率部接收台湾，代表民国政府风光一时，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经过几天血战，鬼子终于攻下衢州。但畑俊六一点高兴的意思也没有，因为他仍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人呢？
很明显，顾祝同的主力又跑了，他打的还是小股阻击部队。
畑俊六只能继续按原计划进攻。七月一号，十一军和一十三军终于在横峰会师，顺利打通浙江到江西的道路，但想象中的国军主力依然没有找到。愤怒的畑俊六抓不到国军主力，于是恼羞成怒，决定做几件事情挽回面子，具体来说，是用野蛮弥补愚蠢。
日本兽军开始在占领区大肆屠杀。衢州城里被杀两万多人，还有五万多人失踪，玉山机场周围九个村的百姓全部被杀绝；鬼子疯狂地破坏了所有的机场，把跑道全部挖成大坑，把近千中国人埋在里面，周围民房也全部炸毁，再引水淹没。为了防止有人放水，日军专门在水闸、河堤等地方埋了地雷，最后又撬走两百多公里铁路，运到沈阳兵工厂当原材料，一直杀到八月中，为了收缩防线，这才开始往回撤。
从表面上看，顾祝同的表现还算合格，他的大军动作迅速，避过了鬼子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但必须要说明的是，顾司令的指挥只能算勉强凑数，合格与否其实不大好说。因为在整场战役里，顾司令的第三战区都在躲避锋芒，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交战；日军撤退时，也没能组织任何反击。鬼子从容地占领了所有目标，然后毁掉机场及一切设备，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而他却毫无反应，只在鬼子撤走后跟进“收复失地”，实在有愧委员长调去的兵力和装备。
鬼子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江西一线的日军终于分批撤回，东线浙江的日军则撤到金华、兰溪一线。在这场大规模进攻里，有二十多万中国平民遇害，浙江和江西的机场被全部破坏，最恶毒的是鬼子撤走时，处心积虑地大面积散布了鼠疫细菌等生物武器，企图制造大规模传染疫病，彻底破坏中国的战争潜力。
从一九三二年起，关东军石井四郎就在东北，开始研制细菌武器。经过十年灭绝人性的所谓研究（用人当试验品），此时的日本细菌弹已经实现了标准化量产，而且有多支部队从事这一见不得人的工作。在东北有关东军六五九部队，南京规模最大，叫荣字一六四四部队，长春是关东军一零零部队，北京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广州波字八六零四部队，还有后来在新加坡搞的冈字九四二零部队，加上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一共七支部队，规模极其庞大。如果仔细探究的话，后来宣传得沸沸扬扬的“恐怖魔鬼”七三一部队，不过是哈尔滨的研究中心而已。
整个抗战，日本不断地在中国播撒鼠疫、炭疽病菌，企图把中国人成片杀光，毁掉中国的抵抗能力。浙江的事情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从浙江到缅甸、东南亚，全世界都在法西斯轴心国面前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自然也不能幸免。事实上，他们的处境比国军还要糟。
一九四二年的第一个坏消息，比往常要早一点：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在二月十二日被日本关东军包围，力战身死。
由于篇幅缘故，长期以来讲内战、讲抗战，没有时间研究东北的抗联，对那些白山黑水坚持抗日的英雄们来说，其实是不大公平的。抗战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但在东北，抵抗日军的战斗从三一年起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东北抗联，是一把插在东北大后方的尖刀。
因为基础比较薄弱，东北的共产党一直发展缓慢，三一年九一八的时候，全东北只有两千名共产党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年十一月份，关东军破获了中共满州省委机关，整个领导层几乎一网打尽，本来就脆弱的党组织遭此打击，干脆变成了瘫痪，可谓出师不利。
关内跟关外，很快成了两个世界。日本人树起界碑，把东北划为所谓满洲国，远在南方山沟的中共派不出军队远征，只能命令共产党员分批潜入，到东北搞抗日斗争，不管是上海中央还是瑞金中央，跟他们联系都十分困难。到后来通讯断绝，不得不全部按苏军进行编制，靠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指令，遥控他们的抗日行动，具体来讲，是王明、康生一伙人在指挥。
以王明的军事水平和政治水准，在关东军面前只能用三个字形容，就是不入流，而他们的对手关东军却是一流。但不入流的领导好歹也是领导，共产党人只能在乱七八糟的命令下，一点点拉拢队伍，组织抗日军队。
刚开始的时候，鬼子还没站稳脚跟，东北民间有抗日义勇军近三十万，正是拉队伍的好时机，但党组织偏偏被破坏，都在忙着重新找铺面开张。好不容易把组织机构重建起来，上海的党中央又发来脑残指令，要求排斥其他非共产党武装，成立“纯正”的红军，于是继续一塌糊涂。等到三三年中期，上面看清形势，决定跟其他义勇军合作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站稳了脚跟，加上不懂如何建设根据地（搞农村工作，当时只有毛泽东在行），整个抗联虽然拉起了几万人，根基却是神散而形也散，永远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虽然一再错过时机，抗联的官兵并没有自怨自艾，他们知难而上，挑起了抗日的大梁。在其他义勇军纷纷失败的时候，抗联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奋起进攻，在重重围剿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而日本人发现义勇军成片改编为抗日民主联军后，也马上出台相关对策，其中最毒辣的有两条，一是把老百姓强行归并成大村集中监管，切断游击队的联系；二是高价收买抗联的叛徒。
刚刚发展起来的抗联，很快就走到了绝境。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抗联战士却无法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零下几十度的晚上为了隐蔽，连火都不能生，大批人马冻死、饿死在冰天雪地里。面对日本日益精锐的关东军集团，抗联几乎是全凭一股精神支撑，在毫无希望的战场上做最后的抗争。
已经见到棺材，掉不掉眼泪都晚了，顾祝同也没有办法，只好顺手提拨一位师长为副军长，希望能起点作用，那位“幸运”的副军长叫陈颐鼎，黄埔三期毕业生。在随后鬼子的进攻中，莫军长果然不孚众望地及时逃窜，把衢州扔下不管，而陈颐鼎则挺身而出，带着大伙坚持了好几天，最后趁夜色及时撤走，给日本人留下一座空城。
同样是军级干部，反差却如此之大，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但考察一下人事档案就会明白，顾祝同任命陈颐鼎当副军长，不是没有原因的。莫与硕是陈诚的土木系出身，却不在陈诚的防区，因此吊儿郎当没有人管，出了事陈诚反而会保；而陈颐鼎人脉不旺，又是南京保卫战的败将，当年是扒着一块门板漂过长江才拣的性命，对守城战有切肤之痛。两个人后来的命运也大相径庭，精明的莫军长五年后因为倒卖军火，被委员长抓了典型枪毙；肯吃亏的陈颐鼎却能率部接收台湾，代表民国政府风光一时，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经过几天血战，鬼子终于攻下衢州。但畑俊六一点高兴的意思也没有，因为他仍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人呢？
很明显，顾祝同的主力又跑了，他打的还是小股阻击部队。
畑俊六只能继续按原计划进攻。七月一号，十一军和一十三军终于在横峰会师，顺利打通浙江到江西的道路，但想象中的国军主力依然没有找到。愤怒的畑俊六抓不到国军主力，于是恼羞成怒，决定做几件事情挽回面子，具体来说，是用野蛮弥补愚蠢。
日本兽军开始在占领区大肆屠杀。衢州城里被杀两万多人，还有五万多人失踪，玉山机场周围九个村的百姓全部被杀绝；鬼子疯狂地破坏了所有的机场，把跑道全部挖成大坑，把近千中国人埋在里面，周围民房也全部炸毁，再引水淹没。为了防止有人放水，日军专门在水闸、河堤等地方埋了地雷，最后又撬走两百多公里铁路，运到沈阳兵工厂当原材料，一直杀到八月中，为了收缩防线，这才开始往回撤。
从表面上看，顾祝同的表现还算合格，他的大军动作迅速，避过了鬼子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但必须要说明的是，顾司令的指挥只能算勉强凑数，合格与否其实不大好说。因为在整场战役里，顾司令的第三战区都在躲避锋芒，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交战；日军撤退时，也没能组织任何反击。鬼子从容地占领了所有目标，然后毁掉机场及一切设备，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而他却毫无反应，只在鬼子撤走后跟进“收复失地”，实在有愧委员长调去的兵力和装备。
鬼子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江西一线的日军终于分批撤回，东线浙江的日军则撤到金华、兰溪一线。在这场大规模进攻里，有二十多万中国平民遇害，浙江和江西的机场被全部破坏，最恶毒的是鬼子撤走时，处心积虑地大面积散布了鼠疫细菌等生物武器，企图制造大规模传染疫病，彻底破坏中国的战争潜力。
从一九三二年起，关东军石井四郎就在东北，开始研制细菌武器。经过十年灭绝人性的所谓研究（用人当试验品），此时的日本细菌弹已经实现了标准化量产，而且有多支部队从事这一见不得人的工作。在东北有关东军六五九部队，南京规模最大，叫荣字一六四四部队，长春是关东军一零零部队，北京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广州波字八六零四部队，还有后来在新加坡搞的冈字九四二零部队，加上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一共七支部队，规模极其庞大。如果仔细探究的话，后来宣传得沸沸扬扬的“恐怖魔鬼”七三一部队，不过是哈尔滨的研究中心而已。
整个抗战，日本不断地在中国播撒鼠疫、炭疽病菌，企图把中国人成片杀光，毁掉中国的抵抗能力。浙江的事情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从浙江到缅甸、东南亚，全世界都在法西斯轴心国面前节节败退，共产党军队自然也不能幸免。事实上，他们的处境比国军还要糟。
一九四二年的第一个坏消息，比往常要早一点：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在二月十二日被日本关东军包围，力战身死。
由于篇幅缘故，长期以来讲内战、讲抗战，没有时间研究东北的抗联，对那些白山黑水坚持抗日的英雄们来说，其实是不大公平的。抗战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但在东北，抵抗日军的战斗从三一年起就没有停过，并在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东北抗联，是一把插在东北大后方的尖刀。
因为基础比较薄弱，东北的共产党一直发展缓慢，三一年九一八的时候，全东北只有两千名共产党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年十一月份，关东军破获了中共满州省委机关，整个领导层几乎一网打尽，本来就脆弱的党组织遭此打击，干脆变成了瘫痪，可谓出师不利。
关内跟关外，很快成了两个世界。日本人树起界碑，把东北划为所谓满洲国，远在南方山沟的中共派不出军队远征，只能命令共产党员分批潜入，到东北搞抗日斗争，不管是上海中央还是瑞金中央，跟他们联系都十分困难。到后来通讯断绝，不得不全部按苏军进行编制，靠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指令，遥控他们的抗日行动，具体来讲，是王明、康生一伙人在指挥。
以王明的军事水平和政治水准，在关东军面前只能用三个字形容，就是不入流，而他们的对手关东军却是一流。但不入流的领导好歹也是领导，共产党人只能在乱七八糟的命令下，一点点拉拢队伍，组织抗日军队。
刚开始的时候，鬼子还没站稳脚跟，东北民间有抗日义勇军近三十万，正是拉队伍的好时机，但党组织偏偏被破坏，都在忙着重新找铺面开张。好不容易把组织机构重建起来，上海的党中央又发来脑残指令，要求排斥其他非共产党武装，成立“纯正”的红军，于是继续一塌糊涂。等到三三年中期，上面看清形势，决定跟其他义勇军合作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站稳了脚跟，加上不懂如何建设根据地（搞农村工作，当时只有毛泽东在行），整个抗联虽然拉起了几万人，根基却是神散而形也散，永远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虽然一再错过时机，抗联的官兵并没有自怨自艾，他们知难而上，挑起了抗日的大梁。在其他义勇军纷纷失败的时候，抗联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奋起进攻，在重重围剿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而日本人发现义勇军成片改编为抗日民主联军后，也马上出台相关对策，其中最毒辣的有两条，一是把老百姓强行归并成大村集中监管，切断游击队的联系；二是高价收买抗联的叛徒。
刚刚发展起来的抗联，很快就走到了绝境。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抗联战士却无法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零下几十度的晚上为了隐蔽，连火都不能生，大批人马冻死、饿死在冰天雪地里。面对日本日益精锐的关东军集团，抗联几乎是全凭一股精神支撑，在毫无希望的战场上做最后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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