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单纯以日历来区分是否正朔是有问题的，如按此逻辑，那么今日的中国用的是西方的日历，那岂不是就是说是奉西方为正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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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一年之始，“朔”为一月之始。所谓“正朔”就是新年元旦。自古以来，中国的历法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夏、商、周三朝交替之时，历法也随之变动。即以哪一月为“正月”，亦即以哪一月的第一天“朔”为岁首，这是由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决定的，是为“正朔”。现行农历以寅月为正月，据传是夏朝的正朔，故农历又称夏历。殷继夏，翻前一月，以丑月为正月；周继殷，又翻前一月，以子月为正月。所谓“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是也。
朝廷每年厘定正朔并向所统治的地区和从属的周边政权颁赐历法，宣布正朔，是确定天下一统的大事。《周礼·大宗伯》述太史之职在于“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尚书·甘誓》载夏王启亲征有扈国，其兴师问罪的理由首先就是“怠弃三正”。奉正朔是诸侯认同中央王朝权威的重要标志，有扈氏怠慢废弃，不奉正朔，当然会被认为是挑战上天赋予夏王的权威，《甘誓》讨伐不奉正朔的诸侯就是维护王朝治权，保证天下一统的必要行动。“天子谨于承天，诸侯凛于从王，皆莫大乎正朔”。宣布正朔的特权是拥有上天赋予治权的象征，历日颁赐是王朝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威，制定时间节律的一种象征性统治权力，而接受正朔就是承认王朝的统治权，是认同这种统治秩序的象征。每年重复不断地颁正布朔的象征性仪式不断强化既有的统治格局。颁历日、奉正朔，是中华民族凝聚统一的强力举措，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一统的显著特点。
云南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以后，一直接受中央王朝的历日，奉历代王朝的正朔，从属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
东汉后期，王朝势力逐渐衰微，以致分为魏、蜀、吴鼎鼎足而立的三个政权。云南的大姓势力有的奉孙吴政权的正朔，有的奉蜀汉政权的正朔，凸显不同的政治立场。大姓雍闿在云南据地自雄，蜀汉以都护李严写信给雍闿，晓以“大义”。雍闿回信说：“愚闻天无二主，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既然中原三国鼎立，正朔有三，地处边疆的云南大姓不知奉谁的正朔是好。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大军兵分三路渡过金沙江征讨不奉蜀汉正朔的南中大姓。秋天三路大军在滇池胜利会师，诸葛亮调整云南郡县，以徕降都督统领南中诸郡，颁赐日历。南中各部统一遵奉蜀汉正朔。
晋朝统一天下后，于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在云南设置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直属中央王朝。晋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云南出现“晋弱夷强”的局面，第二年，“夷渐强盛，破坏郡县”，南中大姓和夷帅称强于南中。东晋时，中央王朝已经难于控制南中地区，爨氏称霸云南。今曲靖保存的《爨宝子碑》，立碑年代为大亨四年，岁在乙巳。但是，晋朝并无大亨四年。晋安帝元兴二年壬寅，颁改年号大亨，但第二年依旧为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不再用大亨年号。所谓大亨四年，实际上是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可见东晋已经不能直接统治南中，相互间也很少互通信息，以致南中连晋朝颁布大亨年号而没有使用都不知道。尽管南中与晋朝消息隔阂，但是南中依旧忠诚地奉晋朝正朔，没有自外于晋朝，而是自觉地把南中视为晋王朝的一部分。
隋朝和唐朝初年，爨氏归附，奉隋唐王朝的正朔。隋朝在云南设置南宁州总管府，唐朝先后在云南设置南宁州都督府、縻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总管府和都督府自然奉王朝正朔。
天宝战争后，南诏背弃唐朝与吐蕃结盟，不再奉唐朝正朔，而改用吐蕃历日。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与南诏在点苍山结盟，南诏宣布弃蕃归唐。南诏异牟寻接受唐朝册封，领取使臣颁赐的贞元十年历日。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六月，应南诏的要求，唐廷派由袁滋率领的高级使团出使云南，册封南诏，用以确定南诏的名份，巩固玷苍山之盟规定的双方关系。同年 十月二十七日，在阳苴咩城举行庄严隆重盛大的册封仪式。袁滋宣敕书、读册文。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受册，次受贞元十年历日。南诏及清平官以下稽颡再拜，手舞足蹈，热烈欢庆。庆祝仪式后，异牟寻表示：曾祖父开元中册为云南王，祖父天宝中又蒙袭云南王。在相隔五十年后，“贞元皇帝圣明，念禄微效今又赐礼命，复赌汉仪，对扬天休，实感心肺”。坚定不移地发誓：“子子孙孙永为唐臣”。从此南诏奉唐朝正朔不改。南诏成为唐朝管辖的一个自治区域，称为“云南安抚使司”。
大理段氏与宋朝的关系虽然疏离，但始终推行宋朝历日。今存“大理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的碑文纪年“明政三年岁次辛未。”明政为段素顺年号，他于开宝二年即位，改元明政，则明政三年当宋朝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纪年干支为“辛未”，与宋历相较，完全符合。大理段氏所用历日未见完整详细纪录，但从文献和文物资料的片断纪录，亦可推知其奉宋朝正朔。
大理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日，而有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员。《南诏野史·段寿辉传》载：“宋神宗庚申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即位改元上明，……日月交晦，星辰昼见。寿辉因天变禅位。”今查《宋史·天文志》知元丰三年“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宋史本纪》载元丰三年“十一月己丑朔、日当食、云阴不见。 ”《南诏野史》所记与《宋史》相符，而且中原因云阴未看到这次日蚀，大理观察到“日月交晦，星辰昼见”的天象，这是一次难得的日全蚀的真实纪录。“正朔”是大一统的政治标志，大理始终奉宋朝正朔，说明他们一直把自己视为中国整体的一部份。
元代于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统一云南，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设立云南行省，历经明清两朝，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云南居民称为云南人，云南官民莫不奉中央王朝的正朔，使用朝廷颁布的历日。
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无论是唐继尧时期，还是龙云、卢汉时期，也都按照民国政府的历日行事。有趣的是，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府代表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使用公历纪年，乃将西历1月1日定为元旦，夏历正月初一日定为春节。由于夏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是官、民共同承认和使用的历法，在广大群众中有着极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农民们以夏历节令安排农事，其中有许多农谚也绝非西历所能解释。所以，夏历在人民群众中根本无法废除。至于“过年”庆典，无论城市、农村，一律坚持过夏历年，尽管民国政府在西历元旦让各机关学校放假三天，张灯结彩，勒令市民悬挂国旗，但平民百姓、各商业铺户仍按平常日子看待，既不休息，也不娱乐。即便是政府官员，也只是随机关休息三天，家里无任何庆贺之举。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曾强行推行西历，宣布夏历为“废历”。1929年7月11日，北平发行的《世界日报》报道：“为推行阳历起见，中央禁印旧历。”各级政府、各级官员自然奉民国政府的正朔，按照西历行事。不过，民间，尤其是农村大多还是以夏历安排农事，因此西历夏历对照排印的“皇历”照样通行；夏历年从时间、内容到形式丝毫未变。奉西历为拥护国家统一，行夏历为农事方便而已，两者并行不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用西历纪年，但是西历中的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等都不记入历日之中。在保持中国传统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的同时，增加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等。全国人民都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历日行事，印行的各种日历，大多有夏历对照，尤其注明二十四节气，以便农耕。每一年国务院都会颁布全国统一的节假日通告。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则保持各民族自己的节庆，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星回节和三月街、纳西族的三多节等。
去年，国务院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颁布新的节假日，将部分传统节日增列为法定节假日，丰富了我国法定节假日的文化内涵，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休假福利。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安排生产生活、满足人民群众休假休闲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欢迎。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对200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作出了具体安排。可是，有的地方却借口拉动经济，提出恢复“五一黄金周”，并独立发布“五一”放假全套方案。3月25日上午9时，广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宣布5月1日至7日安排放假。紧接着3月26日11时许，国家权威媒体公布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要求全国上下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根据报道，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于27日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要求全省落实，取消调休。有评论指出：打造粤版“黄金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国家统一与中央权威。
在中国古代，正朔的颁布与接受，包含了王朝建构的统治秩序与天下一统在象征仪式层面的确认，保障这种确认就是王朝权力的体现。历法制定了王朝的时间节律，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在这种节律，即《大宗伯》所谓“正岁年以序事”。厘定和颁布历日实际就是取得建立统一时间坐标的权力，接受中央颁赐的历日就表明承认这种时间坐标，所有的活动也随之纳入这种时间体系中。表面是历法，本质是政治，是国家权威、天下一统。
奉正朔，按照王朝颁布的历日行事，是国家统一、文化认同、民族凝聚、服从中央的要义。云南从汉代开始，就一直接受历代王朝颁赐的历日，谨奉正朔，这无疑是云南始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一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中国“奉正朔”的历史，研究奉正朔的文化，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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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一年之始，“朔”为一月之始。所谓“正朔”就是新年元旦。自古以来，中国的历法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夏、商、周三朝交替之时，历法也随之变动。即以哪一月为“正月”，亦即以哪一月的第一天“朔”为岁首，这是由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决定的，是为“正朔”。现行农历以寅月为正月，据传是夏朝的正朔，故农历又称夏历。殷继夏，翻前一月，以丑月为正月；周继殷，又翻前一月，以子月为正月。所谓“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是也。
朝廷每年厘定正朔并向所统治的地区和从属的周边政权颁赐历法，宣布正朔，是确定天下一统的大事。《周礼·大宗伯》述太史之职在于“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尚书·甘誓》载夏王启亲征有扈国，其兴师问罪的理由首先就是“怠弃三正”。奉正朔是诸侯认同中央王朝权威的重要标志，有扈氏怠慢废弃，不奉正朔，当然会被认为是挑战上天赋予夏王的权威，《甘誓》讨伐不奉正朔的诸侯就是维护王朝治权，保证天下一统的必要行动。“天子谨于承天，诸侯凛于从王，皆莫大乎正朔”。宣布正朔的特权是拥有上天赋予治权的象征，历日颁赐是王朝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威，制定时间节律的一种象征性统治权力，而接受正朔就是承认王朝的统治权，是认同这种统治秩序的象征。每年重复不断地颁正布朔的象征性仪式不断强化既有的统治格局。颁历日、奉正朔，是中华民族凝聚统一的强力举措，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一统的显著特点。
云南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以后，一直接受中央王朝的历日，奉历代王朝的正朔，从属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
东汉后期，王朝势力逐渐衰微，以致分为魏、蜀、吴鼎鼎足而立的三个政权。云南的大姓势力有的奉孙吴政权的正朔，有的奉蜀汉政权的正朔，凸显不同的政治立场。大姓雍闿在云南据地自雄，蜀汉以都护李严写信给雍闿，晓以“大义”。雍闿回信说：“愚闻天无二主，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既然中原三国鼎立，正朔有三，地处边疆的云南大姓不知奉谁的正朔是好。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大军兵分三路渡过金沙江征讨不奉蜀汉正朔的南中大姓。秋天三路大军在滇池胜利会师，诸葛亮调整云南郡县，以徕降都督统领南中诸郡，颁赐日历。南中各部统一遵奉蜀汉正朔。
晋朝统一天下后，于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在云南设置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直属中央王朝。晋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云南出现“晋弱夷强”的局面，第二年，“夷渐强盛，破坏郡县”，南中大姓和夷帅称强于南中。东晋时，中央王朝已经难于控制南中地区，爨氏称霸云南。今曲靖保存的《爨宝子碑》，立碑年代为大亨四年，岁在乙巳。但是，晋朝并无大亨四年。晋安帝元兴二年壬寅，颁改年号大亨，但第二年依旧为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不再用大亨年号。所谓大亨四年，实际上是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可见东晋已经不能直接统治南中，相互间也很少互通信息，以致南中连晋朝颁布大亨年号而没有使用都不知道。尽管南中与晋朝消息隔阂，但是南中依旧忠诚地奉晋朝正朔，没有自外于晋朝，而是自觉地把南中视为晋王朝的一部分。
隋朝和唐朝初年，爨氏归附，奉隋唐王朝的正朔。隋朝在云南设置南宁州总管府，唐朝先后在云南设置南宁州都督府、縻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总管府和都督府自然奉王朝正朔。
天宝战争后，南诏背弃唐朝与吐蕃结盟，不再奉唐朝正朔，而改用吐蕃历日。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与南诏在点苍山结盟，南诏宣布弃蕃归唐。南诏异牟寻接受唐朝册封，领取使臣颁赐的贞元十年历日。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六月，应南诏的要求，唐廷派由袁滋率领的高级使团出使云南，册封南诏，用以确定南诏的名份，巩固玷苍山之盟规定的双方关系。同年 十月二十七日，在阳苴咩城举行庄严隆重盛大的册封仪式。袁滋宣敕书、读册文。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受册，次受贞元十年历日。南诏及清平官以下稽颡再拜，手舞足蹈，热烈欢庆。庆祝仪式后，异牟寻表示：曾祖父开元中册为云南王，祖父天宝中又蒙袭云南王。在相隔五十年后，“贞元皇帝圣明，念禄微效今又赐礼命，复赌汉仪，对扬天休，实感心肺”。坚定不移地发誓：“子子孙孙永为唐臣”。从此南诏奉唐朝正朔不改。南诏成为唐朝管辖的一个自治区域，称为“云南安抚使司”。
大理段氏与宋朝的关系虽然疏离，但始终推行宋朝历日。今存“大理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的碑文纪年“明政三年岁次辛未。”明政为段素顺年号，他于开宝二年即位，改元明政，则明政三年当宋朝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纪年干支为“辛未”，与宋历相较，完全符合。大理段氏所用历日未见完整详细纪录，但从文献和文物资料的片断纪录，亦可推知其奉宋朝正朔。
大理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日，而有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员。《南诏野史·段寿辉传》载：“宋神宗庚申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即位改元上明，……日月交晦，星辰昼见。寿辉因天变禅位。”今查《宋史·天文志》知元丰三年“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宋史本纪》载元丰三年“十一月己丑朔、日当食、云阴不见。 ”《南诏野史》所记与《宋史》相符，而且中原因云阴未看到这次日蚀，大理观察到“日月交晦，星辰昼见”的天象，这是一次难得的日全蚀的真实纪录。“正朔”是大一统的政治标志，大理始终奉宋朝正朔，说明他们一直把自己视为中国整体的一部份。
元代于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统一云南，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设立云南行省，历经明清两朝，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云南居民称为云南人，云南官民莫不奉中央王朝的正朔，使用朝廷颁布的历日。
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无论是唐继尧时期，还是龙云、卢汉时期，也都按照民国政府的历日行事。有趣的是，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府代表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使用公历纪年，乃将西历1月1日定为元旦，夏历正月初一日定为春节。由于夏历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是官、民共同承认和使用的历法，在广大群众中有着极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农民们以夏历节令安排农事，其中有许多农谚也绝非西历所能解释。所以，夏历在人民群众中根本无法废除。至于“过年”庆典，无论城市、农村，一律坚持过夏历年，尽管民国政府在西历元旦让各机关学校放假三天，张灯结彩，勒令市民悬挂国旗，但平民百姓、各商业铺户仍按平常日子看待，既不休息，也不娱乐。即便是政府官员，也只是随机关休息三天，家里无任何庆贺之举。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曾强行推行西历，宣布夏历为“废历”。1929年7月11日，北平发行的《世界日报》报道：“为推行阳历起见，中央禁印旧历。”各级政府、各级官员自然奉民国政府的正朔，按照西历行事。不过，民间，尤其是农村大多还是以夏历安排农事，因此西历夏历对照排印的“皇历”照样通行；夏历年从时间、内容到形式丝毫未变。奉西历为拥护国家统一，行夏历为农事方便而已，两者并行不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用西历纪年，但是西历中的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等都不记入历日之中。在保持中国传统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的同时，增加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等。全国人民都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历日行事，印行的各种日历，大多有夏历对照，尤其注明二十四节气，以便农耕。每一年国务院都会颁布全国统一的节假日通告。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则保持各民族自己的节庆，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星回节和三月街、纳西族的三多节等。
去年，国务院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颁布新的节假日，将部分传统节日增列为法定节假日，丰富了我国法定节假日的文化内涵，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休假福利。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安排生产生活、满足人民群众休假休闲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欢迎。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对200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作出了具体安排。可是，有的地方却借口拉动经济，提出恢复“五一黄金周”，并独立发布“五一”放假全套方案。3月25日上午9时，广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宣布5月1日至7日安排放假。紧接着3月26日11时许，国家权威媒体公布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要求全国上下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根据报道，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于27日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要求全省落实，取消调休。有评论指出：打造粤版“黄金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国家统一与中央权威。
在中国古代，正朔的颁布与接受，包含了王朝建构的统治秩序与天下一统在象征仪式层面的确认，保障这种确认就是王朝权力的体现。历法制定了王朝的时间节律，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在这种节律，即《大宗伯》所谓“正岁年以序事”。厘定和颁布历日实际就是取得建立统一时间坐标的权力，接受中央颁赐的历日就表明承认这种时间坐标，所有的活动也随之纳入这种时间体系中。表面是历法，本质是政治，是国家权威、天下一统。
奉正朔，按照王朝颁布的历日行事，是国家统一、文化认同、民族凝聚、服从中央的要义。云南从汉代开始，就一直接受历代王朝颁赐的历日，谨奉正朔，这无疑是云南始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一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中国“奉正朔”的历史，研究奉正朔的文化，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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