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云南知青下跪请愿返城。
作者: 黄健民
编者按：一位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上的癌症患者黄建民从昆明寄给本刊他关于当年知青生活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剥夺》。这是一部悲怆的作品，其间充满艰辛和苦难，也不乏生存的意志和思想的闪光。本刊将这部书稿的一部分摘登出来，在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奉献在历史和心灵的祭坛上，并以此回应曾经在部分老知青中甚嚣尘上的“青春无悔”论调。
知青是文革的产物，是文革走到穷途末路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或丢弃。
古代有每年用一对童男童女祭天地、鬼神的罪恶风俗，残酷的是，这是整整一代童男童女，做了文革的牺牲。当父母看着他们带着天真的乐趣手舞足蹈地走向祭台，就痛苦地感到这是一个不需要人性的时代。
“无悔”是对自己的选择的一种反思。当知青却不是自己的选择。对自己剥夺的青春表示无悔，除非是继承了那个时代所培育的扭曲的意识形态。那些丢盔卸甲回到城里的青年们，几年以后喊出了“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这时他们已一扫昔日的那副狼狈，豪气冲天。他们都已结婚成家，人到中年，各得其所。那一场曾被视为劫难的梦已被岁月过滤了，罩上了今天的光环。就像我们的后代，用那令他们神往的大串联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用的是想象，而我们是背叛。大家欢快地交谈着，和当初在旧城相聚一样愉快，但那青春的美丽永远消逝了，他们却像一群没有开过屏的老孔雀，却在追寻那争奇斗艳的场景。他们忘记了，为了一个矿工的职业，为了一个清洁工的岗位，为了一个城市户口，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处心积虑，不惜代价。甚至他们的幸福和痛苦，都维系在上面。我们是用忘记青春的办法来喊出青春无悔的；我们是用“戏说乾隆”的手法来戏说我们的过去。我们不是英雄却装着英雄来炫耀自己的伤疤。我们又像有意在粉饰和掩盖什么，就像要粉饰和掩饰我们做乞丐时的肮脏和屈辱。你们看，英国大诗人是这样描写乞丐的：
……
我们在人世间自由地行走
谁敢说仆从如云的香车，
就比我们走得更加轻快；
我们在香香的乾草上搂着姘头，
谁敢说明谋正娶的夫妻，
就比我们更加恩爱
……
如果乞丐们后来也像知青一样体面地做人了呢？啊，乞丐无悔！知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它不是延安时代传播革命种子的那个知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前那些考不上大学和生活难以为继、在一种虚幻的政治光冕下走向农村的知青、而是政府在政治上焦头烂额、经济濒于崩溃时，对一代人乃至国家，不负责任也最无可奈何的选择。它像政府肌体上的一个盲肠，既无用处，还有隐患。于是我们听到了毛泽东那程式化的没有诚信的号召。跟着就是整个社会的动员，像捉鸡捉鸭一般搜尽了这老大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那种家庭离散的凄惨笼罩了整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要用今天来感谢昨天？我们为什么要用今天的人样来粉饰过去那丧家之犬的状态？我们值得为苦难去唱赞歌吗？那种被时代扭曲的人性我们还要自作多情地去延续它吗？实际最有资格说“青春无悔”的，应该是一直都没有返城的知青。应该站在献出了青春的那块土地上去喊“青春无悔”。但这样的话，他们把这几个字无论喊得怎样如雷贯耳，却像被旷野吞没的呼唤，其他人却像坐在一辆飞驰的列车上听到被抛下的同伴无奈的辞别，山林的寂寞和田野的空旷在等待着他们，而我们飞向城市的心情是何等的轻松和畅快！我们为成功地叛逃而喊出“无悔”的豪言壮语，我们为死去的青春出现的回光返照而激动不已。
我想，评价知青运动的是非，还有几个最简单也最朴实的方法：
一、没有谁再愿意去当知青。那些无后顾之忧的当今的志愿者，在待遇不菲和公平的社会环境下，在“边远地区”坚守一年以上的都凤毛麟角，就很说明问题。
二、知青为了回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只要利用知青回城的心里，什么事都敢对他们做。这点不就说明了知青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会对苦难中的一丝温暖永志不忘，尤其是有一个视我们为“人”的父老乡亲，就像难忘我们在幸福中遇到的劫难一样。我们不能以此来掩盖那一段生活的真实。不管那段落魄的日子跟那里的风景一样被描述得多么美丽，没有哪个知青会把他的儿女送回到那个真实的过去。今天，我们对我们现在誉为父母般的乡亲，保持着一种优势心态，以这种骄傲和自豪回来的时候，那种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太容易了。我们的这种感觉依托的是我们处境的改变。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回访的还是像三十年前一样生活着的乡亲，还有那些作践过我们过去的顶头上司。那种宽容大度给我们一种崇高的美感，也让我们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实际他们现在对我们已没有多少意义，甚至在我们眼里一文不值。我们显示着自己，送他们钱、物品，享受着一种施舍的快乐。我想，假如我们过去来这里是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开辟独立的“青年农场”，如今的回归没有了这些乡亲，我们还有没有这种畅快？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是带着那个过去的伤害留下的屈辱的烙印回来的，我们不知不觉有着一种微妙的要洗涮它的心态。知青运动造就的只会是这样的人。我们要感谢的是今天不是昨天。
我们返城时只有一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急切心理，走得那样迫不待，再没有人想到那些“父老乡亲”，更没有人想到包一把“第二故乡”的泥土。老婆丈夫不要了，儿女成了孽债，“家当”弃之不惜，当了兵团和当地领导的甚至官也不要了，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现在的领导是那样热切地欢迎老知青们旧地重游，甚至百倍地甚于当年。原因很简单：当初来的是一文不名，要他们收养的孩子；如今只要有那么几个有钱有权的城市富豪和高官，就会因这种“血缘”带来意外的财富。而那些曾经真正为知青付出代价的“贫下中农”，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连起码的补偿也得不到。就是知青自己，在怡然自得地接受了他们甚至载歌载舞地又一次真诚的感情付出之后，在他们面前做了最惬意的展示，接着再一次绝尘而去。我们不知道那些曾视知青为没妈的孩子，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乡官小吏，怎样去看那“青春无悔”。我们只感到我们的“父老乡亲”以及我们的青春和苦难被我们的同类出卖了，而且价格低廉。我们甚至会并不恰当地想起那个千古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青春无悔给那些人吧，如果不是知青运动，他们也许一辈子也见不到那么美丽的女人，还莫说占有过她或她们。他们有的没有逃过处罚，判刑了，坐牢了，多少年以后他们又重新构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许才有权利说：青春无悔！甚至会自豪地说：“死也做了个风流鬼！”而我们的那些受害同胞，却不愿去回想那些揪心的日子，或者有意无意在掩饰它，有的至今还活在那个阴影下，甚至在合法的魔爪下，注定要过完痛苦的一生。青春无悔给那些人吧，这些后来成了各界名流的人们，曾在他们面前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甚至任其凌辱。青春无悔应该给那些耀武扬威的人们，他们曾经毫无人性地践踏知青的人格和权利还升了官的人，至今还引以自豪。青春无悔本身就是一种伤痛的呼喊，是触摸着一块疤痕在忸昵作态，是对那些掠夺者的再一次恭维，是曾为自己牵肠挂肚的父母和亲友那份付出所表示的轻贱。那是文革的受害者对文革一句多么由衷的赞美，我们还要让文明来一次倒退么？让你的儿女再重蹈覆辙么？我们同样能找到赞美文化大革命的最充分的理由。比如我们把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的到处随心所欲的串联；甚至把批判教师和走资派、参加武斗的场面，描述成五彩缤纷的人生，又何尝不可呢？
我们不会因为看到鲜花的娇艳去感谢粪便的肮脏和奇臭，我们怎能忘记真的功劳是人、土地和鲜花自身呢？如果我们是被一个骗子拐卖到富贵人家，我们去赞美骗子都会有些不可思议，如果我们被骗到一个又穷又冷酷的人家，还有什么值得赞美呢？有人说知青无非是去当了一下农民，世世代代的农民还没叫苦呢？这让人想起小学生嘲笑同学时用的那个词——弱智。莫非要我们循着这种逻辑把国家主席跟乞丐扯到一起，质问我们男人为什么不可以像女人一样去生孩子。以同样的逻辑还应该提到的问题是，知青算什么，还有右派呢……我们也看到了后来触目惊心的知青的处境，令众领袖们脸面无光，连江阿姨震怒后也批示“杀一儆百”。但这对于一个时代的悲剧又能挽回什么？那些“杀一”的和被“一杀”的本来就是一伙。有几个知青感到出了口气和云开日出的？它更不是雨露和阳光，四周还是一片黑暗。
从后来中央对知青问题的不同意见来看，大多数知青有两种命运：一种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一种就是世代融进了那些穷乡僻壤，像我们重新见到“闰土”一样。知青回到城里让人耳目一新，短短几年的知青生涯锻炼了一代人，可见那是一种怎样非同寻常的力量，“百年树人”呀！而除了苦难，还会是什么呢？没有人再去奢谈政治和理想；对社会的弊端有了认同。如果还有人对你来做什么思想工作，来谈什么思想和主义，要么会感到别有用心，要么在赤裸裸的欺骗，说的是一些口是心非的话；鄙视那些“与人奋斗”的人。这时我们又想起了那句名言：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现在的不再盲从的思想，仅凭这一点，当时就有资格在盈江监狱里度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于是我们看到一种人性的回归，看到一场丑陋的化妆舞会的结束。这种思想的解放，正是后来知青在城市生活中有令人瞩目的优点的根源，可它偏偏是对“再教育”逆反的结果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当知青。我们宁愿不要知青的那些被称道的优点，也不能再让我们的儿女遭受那种扭曲和强迫接受一种不平等。我们希望他们真正获得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中共中央关于知青问题的会议不知开过了多少，整个过程也都如过去对一个问题的处理大同小异：当一种伤害已经持续了很长，发生得很普遍，血泪成河，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才会被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人上书，有人直陈，有人写内参，问题再不解决就要出事了，才有了会议。如果换了对象和场合，说不定又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彭德怀。成千上万的女知青被奸污，她们很多还是来自首都北京，足以看出知青当时是个什么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了江青“杀一儆百”的批示，有了“强奸知青就是强奸我”的传言。法律开始严肃起来，宪法开始捍卫人民的权利，党和政府的关怀体现了出来。“祖国的花朵”凋谢了，“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再升起；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两方都自认倒楣去吧！没有人再会去关心那些无辜者的人生，甚至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有。除了强奸，再没有人过问知青中的其它问题，即便是个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无非也就说说而已，最多发个简报，就算有了结果。中央有过多少会议，在回城之前，对广大知青的来说，有跟没有并没有两样。
感觉是思维的起点。李先念说：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下乡一千多万，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一千多万，花了一百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胡耀邦说：上山下乡是“一举两害”，既害青年，也害国家。林彪说：知青是变相劳改。专家学者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才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纪念知青运动XX周年，知青们的热情还在。没有人去纪念“大跃进”多少周年，没有人去纪念文化大革命多少周年，没有人会纪念“五七干校”多少周年，因为这些运动祸国殃民。倒是有人纪念“知青运动”多少周年，而且都是知青运动的受害人——知青自己！看来倒有点像中国人为了不忘国耻而去纪念“九一八”。但又不像，一个是恨，一个却是爱。甚至有的高论觉得此不失为培养人才的一条道路，就像有人说如果日本占领了中国，中国就会像日本一样富强一样。你一下就觉得丑陋起来。
知青为什么在后来返城后变得“能干”起来，首先是他们思想受到解放然后才是生活的磨炼。这种解放是社会的弊病给他们的伤害造成的，他们变得通情达理，思想开阔。但他们没有必要感谢这种伤害。知青在“知青运动”中似乎没有失去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或者说那个年纪他们应该得到什么，他们竟可怜地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没有想过自己，更没有想过国家，或者想了白想。如果知青是今天才出现，那将是一个怎样深刻的悲剧。这首先是民主自由的思想已不只是百姓认同。宪法给予的人的权利不只是被少数人玩弄于股掌，社会的发展在等待着每一届而不是一代的教育成果等等。如果要毁掉这一切，那简直就是一场屠杀。我们知道，真正要做，中共有这个能力，那会是怎样的一场浩劫。如果事情仍然像过去驱逐一群绵羊一般再次发生了，我们看到的将是父母放弃城市所有的文明，陪驾着自己的独生小皇帝，一次有去无回的悲壮的远征。琴声再也不会响起，所有的期待成了泡影，他们的父母会比我们的父母苦痛苦得多，因为他们更懂得自己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遭到更赤裸裸的践踏。在同样的结果面前，认为应该这样与不应该这样有着根本的不同。就像对同一种行为看成罪恶与不是罪恶的反应决不会相同一样。同时更勇于捍卫自己权利的新一代人，必将与那种逆潮流而动的暴政，展开一场悲壮的搏斗。
我几乎没有看完过一篇知青小说。这个“几乎”差不多等于零。认真地看张曼菱不到三万字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时，已是她发表这篇小说十多年之后，这还因为她和我是在一个县的昆明知青。每一本知青小说，我似乎都翻开过，都觉得它们跟我的知青生活相差太远。我的知青朋友们互相谈到这些书时，大体都说“难看”，“写些什么”。这倒决不是指作者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而是跟我们的经历根本不是一回事。这甚至导致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相同的痛苦不能共鸣。写知青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农场的。我们插队的地方就有农场，那里有不少北京、上海、四川知青。但我们之间几乎是完全隔绝的。当然也有相邻的互有所往来，但这很少，更谈不上思想认识的交流。我们像生活在两个世界，各自有意无意中划地为牢。后来我看到《中国知青梦》，才知道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旁边。我们即使听到的农场知青的事也极为有限，大多是跟他们相邻的插队知青在闲聊时偶然提到的，多半还是打架斗殴和风流故事。例如农场的四十老几的某营长娶了个十六岁的北京知青，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娃娃，五颜六色的尿布像联合国的国旗，挂得到处都是之类。有一次还听到农场知青提的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到农场而要插队？”这先不说我们都是身不由已，我们首先的感觉是：愚蠢！谁会愿意在农场那种体制下生活。只要从农村女知青成“建制”的被强奸就可以看出这点。这在昆明知青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提问题的人好像是从生活有保障这点出发的，而我们却是从自由和权利这个角度做出本能般的反应的。我们的知青小说像那些应景的文章，要么把我们的苦难附着在改天斗地的豪情壮志中，要么把生活中固有的美丽和知青的真实混为一谈。《中国知青梦》我看了几段，已经是我在一本知青小说中看得最多的。这是因为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的不是知青而是故事，跟看其它小说没有多大区别。倒是中央对知青的一些做法，才把我和这本书联系起来。也许如果我不是插队知青而是农场知青或别的什么人，我会把这本书看完。
我们的爱情和孽债，都诞生在一片浮土上。我们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命运和宪法以及政府所有动人的宣言和承诺而痛苦，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命运和世界文明的进程背悖而难受，是在自己从小长大最无奢求的生存都得不到而产生的失望。那些小说和诗歌、音乐，甚至各种过去觉得荒唐的哲学……总之，生活成了老师，让他们的感受、思考驰骋了起来。于是过去的教育变成了美丽的谎言，生活把真相告诉了他们。人们为此感到痛苦的时候，常常是无可奈何的时候。爱情在知青的世界里要容易也更危险得多。因为无论男知青还是女知青，给他们选择的条件并不多，没有了城市那些丰富的诱惑，就像在共同生活在一张风雨飘摇的大船上的清一色年轻人，只要对方的一丝青睐，就可能变成爱情。如果真的有心，你会用过去有过的一面之交或微不足道的一点什么关系，立即化成一张走向爱情的通行证。只是由于前途的渺茫，才使人一边走一边频频回顾。如果有好感，这无疑是一个自由地追寻对方的最好机会。农村给了你最理想的条件，而且单纯而自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知青有着更多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的歌唱，放肆的贬斥时弊……好像知青有了更多的人的权利。那你想，如果一个人被丢进劳改营和疯人院，让他们无论怎样的言行自由，你觉得是好事吗？谁能说清放逐的自由是种什么自由？如果我们来回忆一个毁灭了的世界，无论我们曾在那里有过怎样的喜怒哀乐，那种毁灭的痛苦会紧紧地缠绕着我们，即便是一个快乐的场景，也会使我们感到她像一具美丽的僵尸，让我们的心颤抖起来。我们可以记述她，却丝毫找不回那种快乐的感觉，反而成了一件十分难受的事。小城是埋葬知青青春的墓穴。人们以为只要把手洗干净，就可以还像绅士一样津津乐道地喝着酒去讲那些知青的故事，去回忆那些当了官的知青曾在他们手下俯首贴耳的样子。但总有人会为这个墓穴写上铭文，记录下知青被流放的日子，让人们知道这座小城有过的历史的一页。
成千上万的知青被送进了一个当铺、一个实验场、一个集中营。我们看到今天的志愿者，带着优厚的条件和无后顾之忧的政府的许诺走向穷乡僻壤，但几乎没有人在一年之后还留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了逃避苦难的权利。我们经历的是一个今天的青年看来不可思议的时代，是遭遇了残酷的剥夺还不能呻吟的时代，而且这种剥夺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的下岗或失业，并祸及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是今天的志愿者、是些向贫下中农或者别的什么人拜师学艺的学生，我们会受到如此彻底的剥夺么？德国和日本会为他们在二战中掳掠的劳工进行赔偿，谁会为知青赔偿甚至不再剥夺他们呢？知青本来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有多大？最直接的算法，就是国家从49年建国算起，投入到这几千万人身上的教育费用。这已经是个一想就让人脑袋膨胀的数字。如果再让它从世界发展的机遇角度去看，那又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这种对国家财富的挥霍，称得空前绝后了吧？而对视为国家未来的青年人权利的剥夺和践踏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比经济的影响更深刻和持久的事。
当我们通过苦难、挣扎，又支离破碎地捡回我们被剥夺的权利和尊严时，别人和我们一样会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像憎恨甚至抱怨一个窃取了我们一个不足道的钱包的小偷那样，去对待那些掠夺了我们青春和权利的人，反而送出了“青春无悔”这样的秋波。莫非我们的人性真的被剥夺得那样彻底吗？我们何必为剥夺后的施舍感恩戴德！
《黄花岗》2005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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