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极端心理学家的预谋
列宁死前看到的机关集权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宁病变的那两三年里，已做了非常扎实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党务的权力，把服从他、完全照他思路办事的机关人员，安排在重要的岗位。随着列宁的去世，这种人事安排加速了。
1923年到1929年，斯大林一步步击败列宁一代近卫军里对他有威胁的诸位，包括托洛斯基与许多他想象中的敌手。斯大林50岁时，权力斗争就已经完结了，他成了当仁不让的接班人。
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不是列宁实践过的，更不是他所设想的自下而上式的，而是拜占庭式的。跟传统西欧和北欧的那种开放性的强调选举与法治的制度不一样，拜占庭式强调宫廷政治，强调权术与谋略。俄罗斯几百年受东正教的影响，源远流长。列宁一代从西欧北欧带回来的那点开放性的人事体制鲜活要素，渐渐被掩埋。
拜占庭式管理：恐惧与收买
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更多地看到人性里面底下的东西。他认为，要想别人听话，最根本的是两手，第一是让人处于恐惧之中，第二是给人足够的私利。他一辈子坚信，一靠恐惧，二靠收买，才能让别人成为可靠的工具。
1922—1923年间，斯大林就开始建立台面和台下两套系统。他让“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机关干部职务列一个现职名单，再列一个后备名单，万一这些人不听话了，成了“内奸、特务、叛徒、暗杀组织者”了，一旦被清洗，马上有替代者。不仅在全联盟的最高层次上，还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重要职务，他都亲手掌握那个“官职表”(Nomenklatura)。
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要职务都配一到两个替代者，官员们随时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员日夜意识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时被替代，谁也不知道。红军领袖之一的乌博列维奇，每次离家上班时都要准备一个日常用品包，因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还能回家。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惧一面。
另一面就是收买。列宁时代，所有高层不能拿高工资。党政、企业等的高层，工资都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列宁规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工资。领导干部的演讲、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通通要拿来交给党的公用基金会，这就是所谓的partmaximum规定。列宁一代领导人的生活，虽然未必很苦，但确实清廉。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讲为什么建立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食堂。1918年，来中央做报告的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因为营养不良，开会中途晕过去了。列宁说，连他都不行了，我们怎么带领人民打赢内战、战胜饥荒呢?那时高级领导层就几十个人，列宁说首先得让这些人吃饱肚子，于是就有了那个特别食堂。
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实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资，斯大林对他最依赖的人给予私底下的收入。这种制度细节只有他及其办公室主任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认，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装的钱，反正很多。斯大林通过信封给钱的，都是帮他做核心操作的人。这钱从不上账不交税。到1930年时，他已全面改变了20年代的工资规矩，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工资，已经涨到比最好的技术工人高30到40倍。别墅、度假、酒、高级食品、小轿车这些短缺物资更不包括在内。
这并不是说要坚持20年代那种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资制度。那很难，但提到这么高，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变成了一种收买制度。工资外收入不算太离谱，很多大公司都有类似做法。但大公司对雇员的物质刺激，要根据人的素质、工作能力、贡献来公平地衡量。大信封的做法则更像黑道老大在给好处，没有公平标准，也没有记录。斯大林的“恐惧”做法是要使人不敢违背其意志，不敢有任何独立的作为。这种恐惧是日常状态，他对所有高官都监听，二把手以下全被监控。
而他的“收买”做法是让人干狠活、干违反党纪国法的坏事。积重难返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就是从这两点延伸出来的。
以庸才小人取代干才贤人
斯大林通过建立起恐惧加收买的负筛选人事制度，把在列宁时代涌现的最有才能的人，一个个地在政治上乃至肉体上消灭了。那些跟列宁非常亲密的同事，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比斯大林突出，都被干掉了。
二战初，德国军队之所以能一下毁掉几十万苏联红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一大半要么被自己的政府干掉了，要么在监狱里。战争期间苏联存亡一线时，有人建议该把监狱里少数幸存的将军放出来，重组红军，后来战功卓绝的罗科索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杰出的战时经济最高管理者沃兹涅先斯基，军工生产和战略物资体系，全部是他在做统筹安排。没有这个奇才，苏联在毁灭性打击后，不可能那么快地组织起战时经济。二战结束后，他也被消灭了。
几乎无人是不可被消灭的——假如他才能卓越又具有独立见解的话。对斯大林绝对听话的庸才和坏人才可能被重用。他用人有个绝招，就是提拔劣迹斑斑、教育程度低、能力差的人干狠事。为何?要把那些正直和优秀的人栽赃成特务、间谍、恐怖活动组织者，没法使用正派的人，只能用劣迹斑斑的人。用苏联最出色的军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的话说，斯大林消灭优秀文武人才过程中最依赖的叶若夫、维辛斯基、乌尔里希、贝利亚、梅赫利斯等，不仅不符合党政高级干部的德才高标准，事实上他们全是普通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恶徒和罪犯。
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的人事格局已经定型了。赫鲁晓夫时代给党政领导当顾问的学者私下问：我们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大国，成批的领导人素质却怎么都这么低?做过六任苏联最高层顾问的阿尔巴托夫总结道：“斯大林体制最沉痛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这个国家置于软弱无能的领导之下，消灭了千百万优秀的人才，使社会肌体失血过多，切断了最有才华的人的出路，却给那些最善于钻营的人的飞黄腾达和官运亨通，铺垫了通道。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体制运作几十年后，常常找不到很优秀的人来代替庸人。这一点可以解释赫鲁晓夫提拔的人，智力水平和管理才能为何如此之低。他们过去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并非是因为出类拔萃，只是听话。他们熬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由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
斯大林的人事做法树立了一个坏样板。到了1960-1980年代，苏联已经难以提拔出列宁一代那样的优秀人才梯队，那样的人才不是提拔出来的。苏联既有的体制惯性之力量，已经把自己的大脑和手脚捆绑得太紧。俄罗斯历史上人才辈出，但斯大林的人事制度却把极为丰沛的人才资源筛选出局，只让三四流的人员管理一个庞然大国，日新月异的局面自然是出不来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摘自2012年5月10日《南方周末》，作者丁学良，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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