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上，新疆几乎从未融入到中原“大一统”文化的氛围中，直至现在。这一点是大多数内陆的汉人所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即使我们从最宽泛的中华文化——汉字文化圈——来界定，也很自然地得到这个结论：新疆，尽管它曾经离汉文化圈的核心（如西安（长安））如此之近，但从来没有被汉文化圈所同化，而是一直保持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
汉字文化圈（来自wiki）
根据日本学者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的定义为指标，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要素包括以下五点：册封体制、汉字、儒学思想、大乘佛教、律令制。共同拥有这五个要素的汉文化几乎涵盖了整个东亚和部分东南亚的辽阔地带。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甚至远到新加坡，都属于汉语文化圈的范畴。虽然这些国家也因为各种原因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如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南字等）和文化传统，但汉字基本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得以通用。东北满族入关以后，甚至不得不全盘汉化，虽然并没抛弃满文文字，但重要文件都必须是满文和汉文双语书写存档。
金庸的《白马啸西风》假借高昌国民的口，做了一个很诗意的回答：“你们汉人的东西都是很好很好的，但是我们都不喜欢。”这个说法很浪漫，但当然只是小说家的说法。
按史籍记载，中国和韩国的文化交流早至箕子朝鲜时代（约前11世纪）就已经开始，中韩作为近邻，地域即近，而与韩半岛相邻的山东半岛也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因此汉文化辐射至韩半岛是可以理解的。中日交流相对来说要稍晚一些，刨除徐福东渡等传说，最早仍可追溯到秦汉，由渔民农夫经韩半岛东渡至日本列岛。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是在隋唐时期开展的。此时的日本，几乎全盘接受了隋唐文化，成就了自己的大化改新。此时的日本，文化尚处于过渡的阶段，因此非常容易接受发展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汉文化。
中韩、中日的文化传播虽然时有中断，但总体来看是比较顺畅的。但是，与之对比的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汉文化不断试图向西传播，却从来没有顺利过。我们可以寻找战乱频繁之类的各种理由，但是从历史本身来看，汉文化西进屡屡受阻的核心原因其实只有一个：新疆（西域）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与汉文化不相上下的、适应当地水土风俗的文化。所以已经很难再被汉文化同化。
对当时的西域的文化发展程度，已经有很多论文予以说明。这里不再赘述。仅仅只从张骞的一个例子来侧面说明：《史记·西南夷传》:“及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看到了来自蜀地的布匹和邛杖，当地人说这是从天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茶马古道（西南丝绸之路）”的第一次官方的正式记载。
茶马古道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经存在有绕过青藏高原的西南夷-天竺-西域的成熟的商业往来地带（可能是通过城邦之间纳贡的形式）。商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说明在这个环绕青藏高原的地带上，物产、文字、数字、运输、货币结算、度量衡等等相关社会元素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文化水平的高度也已经很高。那么面临这样一个本身已经有很高文化水平的区域，汉文化难以渗透也就可以理解了。
再从西岛定生的“汉文化圈”五要素逐一检视：
册封体制：新疆（西域）直到被清政府统一前，几乎一致是城邦与游牧政权杂居的形态，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册封体制，其实就算到了民国，盛世才也算是独霸一方的地方政权，拥有比中央政府高得多的权威。
汉字：当地语言是突厥语系，并不使用汉字拼写。
儒学思想：当地肯定是没有。
大乘佛教：新疆（西域）现行宗教是伊斯兰教。不过历史令人感慨：中国最早的佛教正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传入新疆（西域）的，然后才传入中原的。
律令制：新疆（西域）并不存在中央集权（直到盛世才勉强算一个），而是城邦与游牧政权长期杂居的混合形态。
至于其他的风俗、礼仪、服装等等方面，差异之巨大就更明显了。
当然，张骞时代的西域上的居民，并非是今天的维吾尔人，但是与中原相比毫不逊色的文化却世代相传，被后来的回鹘（今维吾尔）所继承，成为今天新疆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对“新疆从未归属于汉文化圈”这一点认知的差异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造成了这样一种离奇的现状：内陆的汉人承袭了“天朝上国”的文化自负，总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审视新疆的当地居民；而新疆当地居民并不认同这样的“俯视”，并理所当然将这样的“俯视”视同为文化殖民。双方的矛盾自然就逐渐累积到难以调和的程度。这样的文化分裂来源于制度（尤其是中共建政后的政治制度），但它比普通的政治分裂更加难以弥合，因为这是深入到文化根基里的认知错位和分裂。
倘若中央政府的教科书和宣传材料不摆脱这样的“天朝上国”的施舍心态，仍旧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去处理历史问题，那么这样的民族心理隔阂必然还将持续甚至恶化。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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