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晓阮铭其人，中国官方媒体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独分子”等等头衔。他十多年前从美国前往台湾任教，很少回美国，直到2013年年初，这位82岁的退休老人才从台湾“回到”美国定居，于是我以《新史记》记者的名义登门拜访，请他回顾他的人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按中共论资排辈的算法，阮铭堪称“老革命”——他15岁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共，比江泽民的党龄都长，虽然江泽民比他大5岁。阮铭告诉我：江泽民是在大学里入党，我是在高中一年级入党，入党介绍人是一个高三学生，“我的上级是钱李仁，后来当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
中共党章不是规定18岁才能入党吗？年龄这么小、思想尚未成熟，怎么就能入党？阮铭告诉我：那时地下党对年龄没有那么严格，他还知道有一个13岁就入党的党员呢。阮铭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说：入党不限年龄的不是光地下党啊，我也是15岁就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的，年满18岁转正——我是在晋察冀解放区入的党，不过入党时也是秘密的，当时党并未公开。
看来，共产党不守自己订的规矩，源远流长。
阮铭虽然党龄长、资格老，但在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风浪中，饱受颠簸，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两个系的团委副书记（后升任书记），与胡启立、艾知生、何东昌这些后来炙手可热的政要们平起平坐，同堂议事；1958年，他调任《北京日报》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更调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为写了批周扬的一篇文章，颇受陶铸青睐，被钦点担任中宣部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但随着陶铸垮台，阮铭也就一头栽下，被抄家六次。“文革”中着实受了不少罪。
改革开放初期，他应胡耀邦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理论动态》效力，又担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但随着胡耀邦政治上失势，他再次遭遇厄运，受到严厉批判，1987年被开除出党。
阮铭对我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愿受束缚，我说话随便，想到什么就冒出来，那时批评我最多的就是“自由主义”。
他说，自己82个春秋的经历以1988年出国划界，分成两段，两段的分主题，都围绕“自由”：
第一段是在中国的日子：自由的追求与毁灭
第二段是在美国、台湾的岁月：自由的见证与挑战
“自由”确实就是理解阮铭命运和理念的关键词。他在60多年前的1950年夏天，在北京团市委主办的高等院校团干暑期训练班上发言时，讲过一个故事：马克思去世后，美国一家杂志创刊，请恩格斯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回信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话：在他们所期望的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让阮铭深深地折服。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马克思主义有合理成分，脱口而出的例证也正是这句话。他说：“我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被这句话抓住了心！”
阮铭对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搞改革开放的评价，也是以“自由”为准绳。他说：所谓“改革开放”，对外是要开门，对内就是松绑，“市场经济就是要自由，把束缚的绳子解开。”而思想，更不应施加任何束缚。而邓小平恰恰是以权力为施政的圆心，他的左右摇摆，他的倒行逆施，他对党史重大事件的裁决和处理，一切都是围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是自由的敌人。
阮铭的亲身经历很有独特性，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参与者，也是台湾民主走向正轨、政党轮替的见证人。他对我的回忆，也涉及这两部分内容。本篇先刊出关于他谈及中国大陆的部分。
邓小平周期性地左右摇摆
高伐林：阮铭先生，你是中国“文革”之后大转折的亲历者，最敏锐地感受到当时气氛。我读过你的《邓小平帝国30年》等著作，书中你写道，邓小平左右来回摇摆，一年偏向改革派，一年偏向专政派。那段日子我也在北京工作，也亲身感受到中央的风向一年一变，单年左转，双年扳正——邓小平为什么会这样摇摆呢？
阮铭：邓小平左右摇摆，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多年身在高位，邓小平将国家的权力、党的权力，与他个人的权力分不开、分不清了——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党、就是国家。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一样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我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一年一变，其实不离其宗：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人们都说邓小平“三落三起”。这第三次，当他争取复出时，他写信表态：要辅佐华国锋——叶剑英倒是真的要辅佐华国锋，邓小平说要“辅佐”呢，我看是假的！邓小平看不起华国锋。他逼华下台，实际上没有什么正当理由。邓有很强烈的个人权力欲。他说过他不抓权，不想当第一把手，说要让“年轻人”来干，但他又要控制“年轻人”。
现在人们形成一个很错误的印象，说邓小平要改革开放，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实际上哪里是这样？！
对邓小平，如果只看其“南巡讲话”，他当然是讲了倡导改革开放的话。但另一方面的话他也讲得很厉害呀：反和平演变，警告“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提防和平演变中国等等。他自己夸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看看“邓选”第三卷，就很清楚了！1991年之后他还说过：中国绝不能出戈尔巴乔夫。
有人说他“否定毛”，我看他没有“否定毛”；有人说他“否定文革”，我看他也没有“否定文革”——他把“文革”的祸害说成是“大民主”，他“否定文革”其实是否定民主，他把1989年的请愿抗议风潮，也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高伐林：邓小平不是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讲话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阮铭：是的。我写过这段历史，我参与过，知道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跟邓小平有多少关系呢？——全会前开中央工作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工作会议前一段，他在国外，根本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但是他出访回国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整个会场的气氛与他预想的完全不同，胡乔木起草的稿子根本不能用，这才让胡耀邦赶快给他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你提到的那篇讲话稿，后来被称为是“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调的报告”，但这其实是个急就章。而且，仅仅三四个月后，1980年春天，他就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才是他真正心中所想的。
改革开放的历史始终被颠倒
高伐林：那么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并没做出多大贡献？
阮铭：傅高义在《邓小平传》中认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看不能这样讲。邓小平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确实对改革有推动；但是许多事并不是他的功劳，也记到他的帐上了。
例如，在邓小平还没有控制全部权力、还在辅助华国锋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和胡耀邦，还有谷牧这些人，都在华国锋领导下工作，那时就开始搞开放了呀，被陈云批成“洋跃进”——这种批评，我看没有什么道理！陈云批得最厉害的无非就是要引进十几套化工、化肥、化纤成套设备。过去毛泽东自夸我们中国“没有外债”，那时是想借外债也借不到啊！到了华国锋时代，外国愿意借钱、愿意投钱了，当时要投资100个亿，现在看起来，也算不了什么！这些项目，虽然是华国锋最后批准的，但是当时邓小平、胡耀邦都赞成。——胡耀邦就很光明磊落，没有把责任推给华国锋，而是承认自己有份。
高伐林：胡耀邦批评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阮铭：“两个凡是”当然是错的，但是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自己认错了嘛。我对胡耀邦的观感是，他对华国锋很尊重。因为他与华国锋“文革”前就在一起共过事，那时胡耀邦下到湖南，他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很务实，重视生产，重视经济。华国锋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啊，在理论务虚会上，华国锋是支持胡耀邦的，反倒是邓小平打击理论务虚会，让胡乔木起草了那个“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这段历史，我觉得，始终是被颠倒的！
后来陈云向改革开放发难，对特区他都说是“租界”，要废掉，邓小平觉得这样不行，才又偏向改革。但是碰到专政问题，邓小平总是向陈云屈服的：198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1983年的批胡耀邦，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在政治思想领域，党内高层一发生争论，邓小平要么附和陈云，要么一声不吭。
像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的处境，我看，在叶剑英参与中央事务的时候还好一点——叶帅是支持华国锋、支持胡耀邦的。如果华国锋不下台，改革派的处境可能更好一点。回过头来看，胡耀邦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还是在华国锋时期；华国锋被邓、陈搞下去了，党内保守势力马上就把矛头指向胡耀邦了。
这个历史后来又重演了一遍：胡耀邦一下台，他们马上就将矛头指向赵紫阳。
胡、赵自己可能不醒悟，但是我作为旁观者，是很清楚的！
亲历者作证：华国锋并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高伐林：记得把华国锋整下去时，说他的一项错误是多次阻挠邓小平复出。
阮铭：不是这么回事！华国锋并未阻挠邓复出，他主要是强调，“文革”刚结束，震动很大，在全国范围内要让人民转弯，要有一个过程。那时要否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并不容易啊。
真正不愿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汪东兴。我亲耳听见汪说过：“邓小平有什么了不起？他那两下子根本就不行！”汪东兴那时的口气很大，因为他觉得抓“四人帮”是他的功劳——确实也应该说，他与华国锋是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俩首先有这个念头，华国锋才去找叶剑英商量，行动中主要也确实是靠汪东兴的8341部队。所以后来把叶剑英抬得很高，汪东兴就不太服气。后来外面传得更多了，又是王震、又是邓小平……其实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整掉的消息比我们这些人还晚，他得知了，才给华国锋写了两封信——跟给毛泽东写“永不翻案”的信一样肉麻。
高伐林：有一个说法：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
阮铭：是的，现在一般人认为，邓、胡、赵在一起的“三驾马车”，是中国最好的时候——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三个人，每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赵紫阳当时与胡耀邦也有矛盾。当然后来“六四”，赵紫阳遭到那样的打击，有些事现在就不提了。
高伐林：胡绩伟晚年口述写书《胡赵新政启示录》，有人要他在书名的最前面加个“邓”字——“邓胡赵”，说这样国内说不定就可以出版了，但他坚决不肯加这个字。
阮铭：是啊！胡绩伟当然最了解情况，他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嘛！
像吴江这些人都认为，陈云最懂经济，邓小平和胡耀邦都不懂经济。我看，邓小平是不太懂经济，对一切问题他都是从政治着眼，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搞平衡。他自己讲，邓力群是不改革开放的，胡耀邦是不反自由化。但他认为，经济上不改革开放，是可以原谅的，政治上不反自由化，是不能原谅的。所以他不能原谅胡（耀邦）赵（紫阳），却能够原谅胡（乔木）邓（力群）——毛泽东也是这样，对左派就比对右派宽容得多。
他们这一伙势力——主要是陈云、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要陈云出面，向邓小平施加压力，要邓小平支持他们。我后来看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他写得非常清楚，自夸自己的功劳，所以那几年逢单，是他们将邓小平拉过去，跟陈云站在一边了，就是马克思主义；逢双呢，就是邓陈有点不一致了，马克思主义就不行了——邓力群这本书，很能验证我自己亲历的那段岁月。当然，他这本书现在也是不让出版、不让流通的。
高伐林：中共多年来总是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阮铭：对，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邓在政治上是毛的继承人
阮铭：否定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现在不仅是中国的潮流，也是世界的潮流。有人对习近平不满意，说习要将毛与邓都肯定，他们极力要求全盘肯定邓，全盘否定毛。实际上，邓在政治上是继承毛的。
那一年，我受命参加起草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的讲话，把党史理了一遍，要否定所谓“党内11次路线斗争”。那次讲话是由叶剑英出面讲，但精神、内容实际上是由邓小平控制。本来我们起草人对“高饶联盟”，对“反右”，对“反右倾”，都要否定，但是邓小平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只要他有份参与的运动，他都不同意否定。像整高岗、饶漱石，是他和陈云两人去向毛泽东告的状嘛——毛泽东后来都没参加整高岗的会，让刘少奇去主持——邓小平坚持不给高饶平反；对“反右”是最典型的了，邓小平坚持说“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承认“扩大化”，非要留下几个人不平反。只有1959年批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邓小平因为打乒乓球摔坏了腿没去参加，既然跟他无关，他才同意彻底否定。
这些问题，只有到将来公布了历史档案，才能真相大白！
现在中共党史把毛、邓、江、胡这么排下来，胡赵那一段主政的历史，都被勾掉了。傅高义那本书，把胡耀邦写得很不堪，说他“像个蟋蟀跳来跳去”——当然，傅高义花了很大工夫，对邓的许多细节掌握了很多……
胡耀邦这个人胸怀是很宽宏的，他在讲话中、批示中，一直都非常支持赵紫阳的工作——他甚至支持邓力群。邓力群日子最不好过的时候，是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受到上下抵制和批评、最不得人心那一段，连邓小平都对邓力群很不高兴——后来邓小平的态度才又变了。海内外都骂邓力群之际，胡耀邦接见外宾时把邓力群找去一起见，还对外宾介绍说，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理论方面的主管。
“上海不为天下先”
阮铭：当时有人说胡启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为然，说胡启立虽然在团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启立的，是邓小平。胡启立被派到天津去当市长，让邓小平觉得满意，就提到中央来了——邓有这个特点：就从一件事看人。对王兆国不也是这样嘛，邓小平听了汇报说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邓”，就一下把他提到那么高。
胡耀邦就不是这样的。后来王震到党校来，说胡耀邦在党校有个“智囊团”，他发狠要打掉这个“智囊团”。胡耀邦说我哪里有？确实，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软弱的时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够容忍反对自己的人。可是你这么对人家，人家不是这样对你啊，他们是时时、处处挑胡耀邦的毛病！
高伐林：胡耀邦与赵紫阳有时也意见不一？
阮铭：胡耀邦觉得，既然让我当总书记，我不能只管党务——他是非常重视经济的，特别是农村经济、地方经济。当时的经济，讲是讲改革开放，其实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赵紫阳呢，认为自己身为国务院总理，就得统管全国的经济。
胡耀邦到下面各个县，鼓吹发展地方经济，各地当然也巴不得发展，但争先恐后，肯定突破陈云提倡的“计划经济”，赵紫阳也不高兴。这样到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是胡刚当上总书记后主持的第一个会，他没有讲话。那时陈云已经发话批判两个东西了，一个是经济赤字，实际上也批判了赵紫阳，再一个是波兰团结工会。他的矛头对着胡、赵，也是对着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那次会上，邓、赵完全是投降，邓小平让邓力群起草讲话，“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表态说要退、退够！——陈云主张经济零增长。胡耀邦只好不作声，但他心里是不赞成的。
那时我写了关于特区的报告，我主张特区不要放慢，还要加快发展。胡耀邦一看，马上批转下去。后来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们看到了，才松一口气。
陈云、胡乔木他们都是攻击特区的，陈云至死都不去特区。这些问题上，邓小平摇摇摆摆。我写了那个报告之后，陈云对特区仍然反对，邓小平也仍然不吭气。直到1984年，邓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后悔没有将上海定为特区。
那时我跟童大林他们也去了厦门，当时厦门经济很落后，特区也很小——珠海、汕头、厦门……80年代初都是中国很落后的地方。如果要是选在上海这样的从3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管理得最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区，那影响就非同小可！
那年邓小平视察了厦门，又开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会议，胡耀邦找了（我夫人）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来参加北京这个会，阮崇武当时是上海副市长。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谈，说上海要是带头开放，就会大大加速中国经济发展。中午阮崇武就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打电话通气传达耀邦的讲话，但陈国栋是听陈云的呀，他就说了一句话：“上海不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还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动！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来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飞的，14城市本来包括上海呀！陈云的势力控制住上海，动不了，耽误了多少时间！
记得我1988年是从北京经上海到美国的，在上海住在重庆南路。那个时节，上海跟我上中学的时候相比就没什么变化——我离开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后，才面貌大改观。
“总设计师”？搞过什么设计？
我那个特区报告，胡耀邦批给特区会议，但是他们还是听陈云的，不听胡耀邦的，特区会议开过之后，福建的项南给我写信说，他们分明是要限制特区，而不是发展特区。
说到阮崇武，后来调到公安部当部长。1986年那一次学潮，邓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亏胡耀邦不肯。当时阮崇武叮嘱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天安门，邓小平说了，去一个抓一个，不惜流血！后来下起大雪，学生还是去了天安门。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车，把学生送回学校去了。
有人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自己都说：谁设计了？他的“猫论”，“摸论”，哪是设计？改革开放，一是对外开门，就是引进资本、管理；一是对内松绑，市场经济，就是要自由，把束缚的“绳子”解开就好了。要说松绑，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他们起的作用更大。
习仲勋离开广东之后，省委书记吴南生他们就很困难啊，因为陈云给他们念“计划经济紧箍咒”。那时他们做胶鞋，吴南生给我看过一个陈云的批语：胶鞋只许出口，内销一双就是卖国——你看看，他就是这么批的！陈云就是这样的人！
广东后来派了任仲夷去，形势才又好转了。他把秘书雷宇派到海南岛去，也干得很好。但是任仲夷、雷宇、项南，三人都被陈云他们一伙干掉了。
邓对专制派信而不用，对改革派用而不信
高伐林：如果当时胡耀邦态度更坚决一些、反击围攻更强硬一些……
阮铭：邓小平支持胡耀邦，胡就敢讲话；但是只要陈云欺负胡耀邦，邓小平就一言不发。在胡遭受围攻、比较困难的关头，邓小平都不作声。最明显的一次，就是1982年，十二大刚刚开过，陈云他们要把胡耀邦搞掉，开第一书记会议时，邓力群已经布置下去了，准备了很多拱倒胡耀邦的材料，当时是叶帅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他们这么干，邓小平才下令都封存起来了。
陈云很厉害呀，整倒胡耀邦，他是想让邓力群上。邓小平说，邓力群是要把我们往佐拉，往佐拉可以，但是总书记还是要让赵紫阳当。赵紫阳又被整下台了，邓小平还是不让邓力群和李鹏上，另外找来个江泽民。
这就是邓小平！因为他觉得，胡赵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是右的；邓力群也有独立见解，是左的。可以容忍左的，但是不能让他当总书记——这跟当年的毛泽东如出一辙，毛泽东信任江青，但他心里明白：江青他们要是掌权，天下会乱；但又不能信任邓小平，于是就找来个华国锋。
江泽民是很糟糕的，干的时间最长，比邓小平主政的时间还长，造成的腐败最严重。
高伐林：邓力群倒还是敢跟邓小平顶的，我读到，邓小平要他在会上表态，说一句支持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他居然当面拒绝说“我不说”。邓小平也拿他没辙，只说：你不说，有人说。
阮铭：是啊，胡耀邦就不敢当面顶邓小平。他要顶的话，早就完蛋了！这就也说明了，左派可以顶邓小平，右派不能顶他。
他早就要拿下胡耀邦
高伐林：1986年胡耀邦去主持起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想“挖墙角”，把邓力群控制的地盘争夺过来，在意识形态、观念更新等领域争取主动。
阮铭：因为别的都不让胡耀邦搞啊！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都指定赵紫阳来抓。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像1980年那样主张搞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了，而是要搞行政改革，所以交给赵紫阳，搞党政分开那一套。胡耀邦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但他还有幻想，因为他1984年主持搞出来的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扬，所以他想搞一个精神文明方面的决议，跟普世价值接轨，肯定人类的优良传统。搞这样一个决议，也不致于触碰一些政治制度的敏感话题。
高伐林：如果没有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陆定一与邓小平的那场当众争辩，导致邓小平强硬地要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风向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逆转，又连锁反应到1989年？
阮铭：历史的走向，不会有根本不同。如果不发生那一场争论，邓小平可能会按照原来的盘算，到十三大上再拿掉胡耀邦，而不会提早整掉他；但是就拿掉胡耀邦这件事本身而言，是邓小平早就下了决心的——主要还是为权力问题。邓小平对胡耀邦表示：在十三大上自己要全退，胡耀邦表态赞成，还说自己也半退。邓当时也当面许诺了让胡半退，但私下里，他却跟王震这些人讲胡耀邦同意他全退。所以王震才那么大胆，跑到党校去公开地讲：谁让邓小平下台，谁就是“三种人”！（所谓“三种人”，指的是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定下党内清理“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老高注）
还是赵紫阳聪明啊，他一听邓小平这么说，马上回答：你不能退。
高伐林：我听到一个说法，杨尚昆得知邓小平要全退，就说，你要退的话，你放心，我们还不放心呢。杨尚昆是暗指赵紫阳（当时邓是军委主席，赵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杨是军委常务副主席）。
阮铭：这是很可能的。在拱倒胡耀邦问题上，杨尚昆是非常活跃的。胡耀邦被迫辞职，党内反应很强烈，纷纷质问，薄一波就让胡乔木、邓力群赶快炮制材料，把“生活会”上的批斗发言拼凑成胡耀邦的“十个问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来又陆续发下去五个“补充材料”。杨尚昆在军队的传达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说成向邓小平“抢班夺权”，比喻成同林彪一样。杨的讲话稿曾印发军队高级干部，影响极坏，邓小平让他收回——邓虽然对胡耀邦不满意，但是他知道胡耀邦不是这种人，那些说法讲的完全不是事实。我们有亲戚在军队里，得知这些情况。
从蒋介石、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摧残自由
阮铭：我觉得邓小平最开始的设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目的还是要走向“均富”。倒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坏。他跑到华尔街去敲开市钟，把高盛引进中国，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让圈地的地产商发财……中国腐败的高峰，还是江泽民时代。他的儿子、李鹏的儿子也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赵紫阳的子女也有经商的，哪有他们搞的那么厉害？王震、胡乔木的孩子更厉害。
江泽民时代是中共最腐败的时期。说中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是“先进生产力”？过去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当然不全面，但是到了江泽民时代，变成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有资本才创造价值——只有华尔街创造价值。后来爆发金融海啸，我看追祸源就要追到华尔街和江泽民。市场经济并不会自动符合公平正义的准则呀，亚当•斯密就另外写了《道德情操论》，现在的经济自由主义分明就是反自由、反平等的！
高伐林：我注意到，你高度强调自由的意义，你的自传，书名就是“寻找自由”，这或许是你对自己一生经历和志向的高度概括？自传第一部（上下册）的标题又是“自由的追求与毁灭”，你在半辈子生涯中多次经历过蒋介石、毛泽东，以及八十年代邓小平对自由的摧残。
阮铭：我觉得，自由，是所有价值追求的核心，是最根本的价值。我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深深地被他这句话抓住了心：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话有合理成分，这句话我至今非常赞成。
高伐林：是个人本位还是民族本位，是当前国人争论的焦点之一。
阮铭：有个人才有民族，邓小平否定人权，只有国权；否定人格，只有国格。但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如果不建立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就都是假的：不尊重一个一个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尊重整个民族呢？台湾也是这样，国民党搞中国的民族主义，民进党搞台湾的民族主义——互不相让，真打起来怎么解决？只能靠拳头、靠枪炮导弹来解决了！
现在那些经济自由派、新自由主义，我看，都是伪自由主义。自由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不能有了资本的自由，劳工就失去自由。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就没有自由。自由与平等，是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高伐林：你从这个意义上，将自由派与左派的诉求结合起来：应该每个人都平等享有自由权利，才是真正的平等？
阮铭：平等不等于平均——每人的天赋不一样啊，不可能都平均。我说的是，要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罗尔斯说社会对残疾人、对弱势者，要给一些照顾。亚当•斯密主张让市场自动调节，但人性有贪婪的一面、功利的一面，他指出了市场不会自发地产生道德——华尔街这些人就是典型。格林斯潘的书里有一章写到“虚假性繁荣”，美国的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的几十倍，这个就是“虚假性繁荣”“非理性繁荣”。美国应该追究那些公司搞的衍生产品，我看对格林斯潘也应该追究，问题的根子，就在他当权的那些年“非理性繁荣”，他明明知道啊。
【阮铭小档案】
1931年出生于中国上海，15岁（1946年）加入中共。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后并入清华大学，担任机械、水利两系学生党总支书记、团委副书记（后任书记）。1958年调任《北京日报》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调至中宣部，后任调查研究室主任。
“文革”后1977年调至中共中央党校，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起草。1987年，被中共开除党籍。
1988年，前往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做访问研究。1997年到台湾，在淡江大学任教，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至2006年被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他是台湾综合研究院顾问。
着有《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邓小平帝国》、《中共人物论》、《两岸统一百年大计》、《透视总书记》、《民主台湾vs.共产中国》、《从宁静革命到宁静建国》、《历史的错误——台美中关系探源》、《我看台湾与台湾人》等书，以及自传《寻找自由》（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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