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学术高人告诫我做中国政治学学问的护身之法：可以谈具体问题，甚至可以笼统地批判官僚体制，但不要触及党、军队、情报安全机构和具体领导人。最大的忌讳是：绝不点名批评最高领导人。
与余杰的观察有许多共识
从文学领域走进社会政治评论的作家余杰少了这些羁绊，以极大的勇气破除心狱、蔑视成规，完成“独裁者三部曲”：《中国影帝温家宝》、《河蟹大帝胡锦涛》和《中国教父习近平》。如果说，前面两部评论集是在胡温执政行将结束时完成的，所以多少有点盖棺定论的总结意味，但这部新着《中国教父习近平》在习李全面执政的一年内面市，则带有更多的政治预言色彩。尽管对习近平我们还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但丰富的文学和社会学想象力使得作家余杰已经能够见微知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习近平和他执政的本质。对许多盼望中共主动改革、钟情习李新政的良善中国人来说，余杰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一副清醒剂。
认清中共本性，放弃对习幻想，这恐怕是余杰在本书中给读者最大的告诫。从习近平还在浙江和上海做书记时，我就开始关注习近平的言行、政策和升迁轨迹，并发表了不少文字和采访。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与余杰有许多共识和共鸣。尤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习近平全面执政仅仅一年的时间里，余杰就完成了一部翔实的习近平政治评传。所以我很乐意受好友之邀，把我的一些观察与读者分享，以此表达我对余杰新作的支持、欣赏和推荐。
从权力格局看习近平必然接班
二○○七年围绕李克强、习进平能否入常的问题，在李克强受到胡锦涛力挺、被普遍视为“王储”和“太子”的背景下，我认为习更可能会成为抢头标的“黑马”。今天，习近平已经顺利地全面接班，成为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大权转移过程也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来看，习近平的颖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领导人选拔体系里，中共中央委员会是选拔团。里面的权力板块形成的权力格局决定了未来接班人的权力基础。当中国的强人政治逐渐向弱主政治过渡时，一人占据顶端、一言九鼎的等级金字塔决策模式演化到了权力核心为主导的网络化结构和磨合决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有许多小集团（或派系）组成的权力网络中，占位得当，不仅成为连接各个小集团的桥梁型人物（也是网络分析所说的“结构性桥梁”），而且，积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当然为选拔团所青睐。
具体说来，习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例如，他是“太子党”中的佼佼者；同样托父之福，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派系都维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作为清华的毕业生和“博士”，容易被作为工程师治国核心的“清华帮”所接纳。他也享有许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从广东、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亲早期建特区的关系，或他自己的工作经历，都会把他视为宠儿。“上海帮”对习的接纳尤其重要。最后，作为政治局常委里唯一一位真正穿过军装的，而且还有军旅引以为豪的军级“唱红”歌唱家为妻（很长一段时间，习近平是被人们以“彭丽媛的老公”而记住的），军队自然把习近平看作自家人。纵览中央委员会的重量级板块：“太子党”、“上海帮”、军队、“省级利益集团”，胡、赵期间培植的势力和“清华帮”，习近平独占鳌头，就再也自然不过了。
以“黑马”身份冲进并主宰中南海的习近平，让许多人在他身上投射出主观愿许。一个重要的期盼是，他能成为一个开明、朴实的改革领导人，开创一代民主新风，完成中国民主转型。这或许是习近平软实力的巨大蓄水池。但我们很快看到图穷匕首见，习近平上台伊始即拔刀亮剑，倒行逆施。
“弱主政治”留给习近平的机会
中共十八大落下帷幕、习李开始全面接班后，海内外期盼政改的热情再度升温。刚经历过“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温十年，中国再次进入《等待戈多》式的荒诞剧角色中。从“胡温新政”落得个“弱主恶政”。胡、温的“弱主恶政”的局面与邓小平强人下的“开明专制”（所谓“硬国家、软经济”）形成一对矛盾。其实，运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我们很容易解释这一矛盾，民主转型的博弈第一种可能发生在强人专制政权下。以邓小平时期为例，博弈双方是“强人政权”和“弱势反对势力”。从一个有自信的政治强人视角来看，为了持续统治下去，适度的自由化并不会导致翻船，适当给人民松绑会一举两得。“宽松的专制”局面就会随之出现。
随着“强人政治”进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说从邓小平演进到胡锦涛），由于反对力量的强大，弱主可能试图进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对势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远，弱主担心失控，可能反而会放弃部分自由化，龟缩到“收紧的专制”，以避免丧失政权。这解释了为什么胡温起初摆出了“新政”的架势，但很快担心失控翻船（尤其是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后），走到“维稳为上”，反而强化了专制政治。
同样的道理，未来习、李任期，反民主的专制倾向可能成为主色调。在完全的理性原则支配下，要指望一对已为强弩之末的专制者主动进行民主转型几乎是与虎谋皮。期盼“青天明君”横空出世，给中国人带来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恐怕最终又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给了习近平一个成为伟人的机会：如果他有勇气、远见、责任和智慧，顺应民主潮流，避免涂炭生灵，成全中国民主化转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蒋经国，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伟人，甚至两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伟人。或者，他也可以得过且过，继续“抱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如果习近平不作为，并不能因此可以减少民变的发生，他极有可能最终沦为“苏哈托第二”、“萨达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当然，他也可以加大维稳力度，增加对社会的镇压，走回“收紧的专制”。这种“法西斯主义”倾向似乎愈发清楚地成为习近平执政主旋律。但这并非是没有风险的选择。今天中国的形势已经出现风云变幻。仔细分析，维权运动、地下教会、法轮功、访民团体等都游离出了共产专制体系。《零八宪章》运动、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和组织、维权律师等都明确提出了要推动共产党政权解体、国家民主转型。西藏、新疆、台湾和香港也是反对力量的大本营。如果习近平寻求反动，刺激矛盾，激发革命，他极有可能落得“齐奥塞斯库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结局。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大论战。中国的政治生态被“左”、“右”两股力量拉扯。这种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是由当今的执政集团及其施行的各种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全面接班后的一年时间里，习、李试图左右逢源，给左右之争火上加油，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冲突。在中国面临大变革的关键时刻，习、李吹响的是不定的号角。
习、李令人捉摸不定的执政路径反映出了中共最高层深度的神经分裂症。我们知道，人们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而产生意志的意识是由生命经历的重大事件来塑造的。可以说，在习、李和他们的同事中，他们的意识和分析框架立足于两大支点：“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前者让中国人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促成从领导到百姓上上下下形成了“改革、开放”共识。不可否认，“改革十年”是对“文革十年”的否定和对文革后中国集体受伤的诊疗。但习近平和他领导的党中央不这样看。无论是所谓的“六十年一条红线”，还是“不能用一个三十年否认另一个三十年”，反映出的都是一个意识形态分裂症病人的深度问题。
习近平和他的班底对文革并无刻骨的仇恨，其实很容易理解。当今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练就出了兔子般的敏感、狐狸般的狡猾和毒蛇般的残忍。他们善于察言观色、隐忍克制、投人所好、逢场作戏，时刻带着假面具，永远用双重思维来看待分析问题。不为行动、思想中自我矛盾而脸红是他们为人为官的最大本事。“文革”对他们来说，永远是塑造他们人生和世界观的大课堂。与此相比，至少邓小平、朱镕基等领导人还能从“文革”中回忆起亲生经历的痛楚，痛下决心不让它再来。而习、李一代，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恐怕更多的是青春骚动叛逆期的疯狂，从而养成了施虐-被施虐的双重快感。
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来看，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妖孽盛行，专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民粹主义、军国主义、阶级斗争观念、仇外心理都很有市场，甚至大行其道。与“改革”的前奏“真理标准讨论”相比较，上层建筑领域已经坠到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水平。在思想观念大倒退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期盼政治和经济改革能有所突破。
习近平高度集权实行“宪法政变”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越来越少的中国人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它的《决定》而欢呼雀跃，而越来越多的人却对习近平独揽大权忧心忡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无论从设立的目的和方式来看，都是一场“宪法政变”，它全面颠覆了中共自己确立的“八二宪法”。中共完全绕过人大程序，由党代会包办改变了国家机构的设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机构，由国家主席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职务，不仅加剧了原来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带来的党政不分的弊端，而且还进一步削弱了人大和总理的权力地位，把内政、外交、文化、经济的大权统统集中到了国家主席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安全”的概念已经涵盖国家安全、人类安全和经济安全等诸多“新安全”领域。正如中共明确宣示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也就是身兼总书记、党和国家两个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安委主席的习近平大权独揽，而政府、人大、政协、工青妇组织和社会团体都成为被协调的一方。这样的机构变更，远远要大于普京在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玩把戏，不能不说是一场“宪法政变”。
大权集中的习近平有可能成效法另两个搞宪法政变的独裁者：德国的希特勒或日本的东条英机。为什么习近平的宪法政变有如此的危险性，可能把中国引向全面的寡头化和法西斯化？这主要有现今的中共意识形态、领导人的意志和他们的素质所决定的。现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大辩论绝然不同于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当时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今天是左倾僵化保守势力抬头，宣传机器用蒙昧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来抵制启蒙、反对普世价值、压制民主自由。领导人也绝没有让人民自由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意志。习的“两个一百年”把建设民主中国放在了未来两、三代领导人的时间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全面抵制民主化。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把兑现时间定在他死后的承诺人。
更让人不安的是，从王立军、刘志军、薄熙来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不义之人。他们像是一群蝗虫，把过去改革取得的进步，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胡赵治理下取得的政治和社会进步，把法制、人大建设（包括评议、信访、司法监督等制度）都可以顷刻间糟蹋得干干净净。现在，他们又在抛弃公民社会、宪政和普世价值。从吴邦国的“五个不搞”到习近平的“七个不讲”，再到今天的政党违宪，踢开人大制度和政府职权，大搞个人专权、党国暴政，中共党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邪恶的帝国。
三中废相成为干纲独断的专权者
在中共大位上登台亮相一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左右开弓、左右逢源、忽左忽右、宁左勿右，让国内官民和国内外观察家感到扑朔迷离。其实静静地观察和思考，不难发现，六十多年中共权力学从毛邓江胡再到今天习以为常，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这里涉及的根本问题就是“核心”。其实质是，中共最高领导在残忍的权力斗争中，为了获得、巩固和维护自己的权力核心地位，运用左右两手，把左、右派玩弄于自己的掌股之间，让双方互斗，通过用“左”反“右”或用“右”反“左”的不间断政治清洗，使“左”、“右”两派都处于永远的恐惧状态和对最高领导的感恩状态，来营造个人的权力安全堡垒。人们都知道，暴风眼经常是最安全的。中共最高领导惯于在自己身边制造狂风暴雨，自己却稳坐钓鱼台、避风中南海。
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格局下，习近平占据核心地位，使得六十年的中共统治定制成型。习近平是明洪武太祖朱元璋废相后又一位“干纲独断”的专权者。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基本遵循“宰相制”，天子皇帝和宰相形成君相权力分开、辅佐、制约的关系。到了明太祖，“皇帝兼昔日君相二任于一身，独揽国家一切权力，亲理天下军政事务；大小臣工俯首听命。”这一套权力配置构架，其精髓是“事皆朝廷总之”，君权独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废弃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总理的权力上交给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朱元璋第二。
总之，从邓小平的“小康社会”，到胡温的“和谐社会”再到习近平的“中国梦”，无非都是一个痴迷暴力权力、践踏人权民权的党国玩的政治忽悠。余杰会在他的新著中详细为你指点迷津，从而认清识别痴人说梦、避免再次听信梦话。只有告别对党国的期盼，我们才能明白中国诸多问题的总根源就在党国身上，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当然，我们也应有足够的乐观，不要忘记，尽管中共本性难移，尽管近平恶习不改，中国古人的智慧还有另一面：“江山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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