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已经知道，生态力（ecological forces）可以塑造动物的社会性，比如不利的气候变化会促进鸟类的合作育雏行为，但其对人类的作用却并不清楚。11月11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新研究[1]表明，这一现象同样也会发生在人类社会——当遭遇环境胁迫（environment duress）时，人们对有道德约束的至高神（moralizing high gods）的信仰会增加，因为这类宗教信仰可能会通过促进合作的方式，提高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力。（有道德约束的至高神：实力非凡的创世神，喜欢干预人间并对人类有较多道德要求，与宗教人类学中对至高神定义不同。以下统称为道德型宗教）
研究者收集了583个跨文化的人类社会群体（部落，村镇，国家等）样本在环境因素、语言史、地理信息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数据，并对这些因素对道德型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分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结果之一是意料之中的：在文化因素方面，如果不同社会间享有共同的文化起源，或属于同一语系，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信奉相同类型的宗教。譬如伊斯兰教在西亚-中欧-北非地区的广泛认同，与同源的古阿拉伯语和诞生于蒙古西侵时代的阿尔泰语系不无关系——彼此从未见过面的维语使用者和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居民可以几乎无障碍的交流[2，3]。即便已经经过较长的时间，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对原始教义的分歧导致了分裂，但他们依然至少信奉同类型的宗教——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不会突然从道德型宗教信仰，转变成无道德要求型宗教信仰，甚至连具体神都没有的自然崇拜。
橙色是6世纪时穆斯林生活的土地，之后开始随着经贸，文化交流等向四周传播。那些地区如今很多依然说着相同的语言并信奉伊斯兰教。图片来源：wikispaces.com
但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在排除上述历史和地理因素后，自然环境也在塑造人类的宗教信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些生理特征有助于人类适应贫瘠的环境，道德规范和对神的信仰也许也为人类文明适应艰苦环境提供了帮助。那些处于缺水少粮环境中的社会群体，更倾向于相信具有道德准则的信仰，因为这种环境需要人们进行更多地社会协作，而这恰恰是具有道德准则的宗教所提倡的。因此这种互助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强关联性表明，环境可能是道德性宗教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
具体来说，对于本身环境条件好的社会，当环境开始多变和不可预测时，对道德型宗教的信仰就会增加——比如新西兰在2011年地震后，直接受灾区的新入教者占总人口比率,要比受到轻微影响的地区高出1.2%，比无关地区则高出近3%[4]；而对长期资源短缺的社会来说，当环境开始趋于稳定时，对道德型宗教的信仰就会增加——因为既然环境已经如此艰难，那么环境变化可能会意味着转机，比如一场倾盆大雨或者温度变得更适宜，而环境趋于稳定则抹杀了这种可能性。
研究中还发现，环境威胁会强化人群内部对规范的执行机制[5]。例如，中世纪天主教世界的异端审判廷认为，不服从其教义的女巫是很多灾难的根源[6]，于是对女巫及象征女巫的家猫进行捕杀，而此时正值14世纪鼠疫（黑死病）大爆发的前夜。在这之后，黑死病作为一种原因未知的环境威胁被单纯解释为上帝的惩戒，这在人群中造成的恐慌又导致民间出现对“女巫”规模空前的举报和私刑风潮。也就是说，人们要消灭可能导致不稳定的未知因素，维护正常秩序，而“不道德“（认为女巫执行活祭）和”淫荡“（原罪之一）正是最常用来粉饰这些恶行的借口。
中世纪欧洲对“女巫”进行审判的场景。图片来源：artron.net
另一个例子则是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的北欧，这里相对于天主教社会却有着更为“宽松”及相比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更加男女平等的社会制度。比如说北欧虽然也有兴旺的奴隶市场（人力资源），战败者或掠夺来的女性是主人和权势者的玩具，普通女性不得成为领主和法官，不得在一些特定地区出现，但除此之外享有相当多的权利和自由——她们也许是最接近现代自由恋爱观并独揽全家钱袋子的古代女性了。法律对这些权益充分保护，甚至有严厉的惩罚来保护她们避开闲人那些多余的“兴趣”[7]。这可能是因为北欧特殊的环境使其宗教对道德有不同的定义——女性抛头露面甚至披坚执锐，不仅表现了本地宗教独特的“社会协作”要求，也是人口不足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8]。与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为主的小农封建社会相反，禁欲，守寡或约束女性这类直接导致人口资源下降、社会生产力下降的“美德”，在农业水平低下的国家是最不道德的。但历史上基督教世界往往以此为借口，盲目或故意地污蔑北欧人民为蛮族。
彼得·尼可莱·阿部 （Peter Nicolai Arbo）的《赫尔薇尔之死》（Hervors død）。北欧的一些女战士被称为“盾女（Shieldmaiden或Óskmeyjar )"或"盔女（Helmmaiden或Hjalmmeyjar)"。她们是战场上可以托付生死的战友，北欧语名字分别取自两位女武神的称号。图中可以看到一名倒下的女战士被战友们拥簇安慰。图片来源：wikipedia.com
最后，研究中并没发现所谓决定性的单一因素。基于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研究及近千例的对比印证，他们认为宗教信仰的地理分布有着明显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者认为，一个社会采用哪种信仰最终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语言史和地理位置等共同决定的。
这个研究非常有挑战，也非常有争议：一方面，它揭示了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模式的冰山一角；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也对固有的观念造成了冲击。研究者还计划继续探讨影响人类产生各种禁忌、割礼及自然栖息地改造等行为的因素，其结果也许会对构建个人信仰体系的基石产生冲击。尽管人们通常会对此类问题极其敏感，但研究者表示压力不大，因为分别来自四个国家、宗教文化背景各异的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和这一研究本身，就是科学和宗教可以和平共处的好例子。（编辑：球藻怪）
参考文献：
Botero C A, Gardner B, Kirby K R, et al. The ecology of religious belief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201408701.
The British Academy, The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Israelites prior to the Rise of Islam
阿利, 汪玺, 张德罡, 等. 哈萨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 (Ⅰ)——哈萨克族的形成, 分布及宗教信仰[J]. 草原与草坪, 2012, 32(4): 80-85.
Sibley C G, Bulbulia J. Faith after an earthquak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igion and perceived health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1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earthquake[J]. PloS one, 2012, 7(12): e49648.
Gelfand MJ, et al.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 33-nation study.Science332(6033):1100–1104.
Ben-Yehuda N. The European witch craze of the 14th to 17th Centuries: A sociologist's perspectiv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 1-31.
http://www.hurstwic.org/history/articles/society/text/women.htm
Thomas DuBois(1993), Nordic Religions in the Viking Ag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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