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3日星期二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龙最初只是民间符号的一种,被豢养,当作坐骑,即使汉朝之后被升格成皇权象征物,也是与凤、虎、龟等地位相似,并不突出。那么,为什么后来龙成为了皇权的独尊象征物?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呢?

文/施爱东

无需强调“龙”符号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它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被中外各国广泛认可。

人们自然也认为龙的尊贵地位继承于诸朝代的皇族,任何穿越剧中,皇帝不穿龙袍都被认为不体面。如果见到大臣、官员服饰出现龙形象,必然大逆不道、令人震惊。

其实,中国传统皇家神兽谱系中,龙并不占有独尊地位,白虎、凤凰等都可视为皇家象征。 更早之前,龙更是平易近人,驾龙者十分常见。

这个平凡的神兽能从犀牛、鹦鹉、玄武等复杂的象征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皇权、民族、国家的图腾,很大程度上是中西方交汇的产物。如果不是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遇到了恰当的人,也许我们会成为凤凰的传人。

【龙的奋斗史】

龙的地位与皇权的大小紧密相连。

汉代之前,作为一种想象的动物,龙并没有独尊地位。(详见大象公会《猪图腾,龙的起源?》)。据史籍记载,春秋以前不仅有专业的养龙专业户“豢龙氏”,龙还一度作为人的食物,例如《春秋左传》即有记载“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

春秋时期,龙的功能才稍有变化,更多以坐骑的形象出现,《山海经》中即有“南方祝融,兽面人身,骑两龙”的描述,屈原《九歌》中也九次提及驾龙者。此外,蛇的形象逐渐引入,龙也被引申为人神接触的媒介。
东汉画像石《乘龙升仙图》

龙被升格为皇权象征,首先要感谢汉武帝。

董仲舒“尊儒”后,推崇周礼,其“祭祀”仪式的核心要义,就是使君主成为天神的代言人,这时,作为祭祀符号的龙地位提升,开始有了皇权象征的意味。

但汉朝时期,龙并非为皇权的唯一代表,一同进阶的还有凤、虎、马、龟、雀等动物。同时,并未严格限制大臣贵族们对龙纹的使用,公侯的衮服上,同样饰有龙纹。

梁武帝时期,大臣周捨提议用凤代替百官衮服上的龙,使龙成为皇家专属,但并未形成定制。唐朝亦有类似提议,但众臣抵制,难以实施。

为了拉开皇帝与公侯大臣的差别,礼部官员只得在皇帝衣饰上添加各种金玉珠文,但也使得皇帝衮服冠冕“华而且重”。

什么时候龙才真正成为皇权的专属呢?

答案略微出人意料——元朝。

蒙元成立后,迅速汉化的蒙古人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规定除官办织造外,民间不许用印有日、月、龙、凤的布匹,首次确立了皇权对龙的垄断。

为了显示尊贵,元代商人一方面为了规避惩处,一方面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将龙纹作了变形处理,但仍然保留了龙的大体形象。元延祐元年,中书省再次颁发规定:龙为五爪二角,一二品职官许用金妆饰银螭(减角的龙)头。

明朝也有同样的困扰。明永乐帝后,太监地位的上升使得太监所着的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都与皇帝衮服上的龙纹相差不大。明世宗在登基诏中特别强调: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宦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奏启,今俱不许。

对龙形象垄断权的争夺战,最终在另一个非汉族王朝得到终结——清朝。

龙袍就是清代的发明。清朝将祭祀用的十二章衮服扩充至一个系列,龙袍成为衮服之一。

明代太监的斗牛服,基本看不出龙与牛的差别

皇帝御驾上的龙纹也体现了其使用权的独揽过程:汉武帝时期,龙、白虎、凤凰在车辇上的地位并无差别,南齐时期的御驾上“凤栖于顶,金龙四布于角”,凤的地位甚至比龙还要高。隋文帝重置五辂后,龙凤地位大致相当。到了元朝,龙在御驾上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几乎占据了所有显著位置。而清代,龙纹在御驾上的比例已提升到93%,而凤则降到了0。

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龙并未实现从皇权上升到国别代表的升阶——传统中国只有混沌的“天下观”,并没有空间维度上的国家“观念”。

龙又是怎样成为“国家”的象征呢?

《乾隆年制历代帝王真迹》中的汉高祖刘邦,在后代人想象中,皇帝都是穿龙袍的

【从皇帝到中国】

龙成为国家象征,首先要感谢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利玛窦之后的来华传教士,放弃了最初广泛发展底层教众的计划,确立了优先感化统治阶层的战略。此后,他们热衷于与文人士大夫,或者皇帝身边的达官贵人打交道。

这是一个关键节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时正处明朝 ,龙已经确立皇家神兽中的首要地位。所以,在传教士接触的上层阶层中,龙形象至高无上;而在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体系下,传教士很容易形成“龙=皇帝=中国”的观念。

17、18世纪,西方对于中国普遍存在美好的想象。英国汉学家约翰•韦伯(1611-1672)甚至希望通过龙在中西之间的相似形象,证明中国与西方同根同源,同时期的西方瓷器、家具、建筑上,龙也大量出现。

1687年传教士绘制的《中国传教士孔子》可以看出中西融合的特征,但龙纹依然是重要元素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多久。鸦片战争后,西方震惊于清朝的落后与愚昧,龙也迅速成为腐朽、邪恶与丑恶的象征。

这在19世纪发展迅速的西方漫画上尤为明显。鸦片战中后期,在欧洲最有影响力的英国画刊《笨拙》登出的“满大人”形象画中,龙纹只是众多中国元素的一种,并没有成为国家象征。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征服中国龙”则迅速被融进西方原有的“勇士屠龙”母题,成为漫画创作的新主题。

美国在义和团之前与中国并没有摩擦,但龙在美国仍然没有逃脱被丑化的命运。1870-1900年代“排华主义”兴盛时期,华人劳工被画为猥琐的人头龙身的形象。

《笨拙》漫画 :《我们在中国应该做什么》

甚至曾经崇拜龙的日本也发生了变化。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抛弃了对龙的崇拜,同样将龙作为颓靡中国的象征。义和团运动后,著名的法国明信片《肢解中国龙》中即有了日本人的身影。
1984年日本的《团团漫画》:《鸡与蛇》

法国明信片《肢解中国龙》,断龙首者为日本

【进阶:从国家象征到民族象征】

16世纪以后,将龙作为中国象征的说法仅在欧洲传播,中国普通民众对龙并无归属感,更不会将其视为本民族象征。

从1840年开始,中外海军在通商口岸有不少摩擦,但因中国商船与军舰并无明显标识,吃了许多哑巴亏,最为典型的即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亚罗号事件”。

随后,曾国藩提出:“各处师船,仿照外国竖立旗号之列,概用黄色龙旗,使彼一望即知(为皇家水师),不敢妄动。”但因黄色龙旗与八旗中的正黄旗比较接近,曾国藩将黄色龙旗割去一角,避免僭越之嫌。

真正意义上的国旗确定则要到1888年,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北洋海军章程》“武备”章特列“国旗”条:“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但这一国旗并未飘扬多久就在辛亥革命后被替换为五色旗。

1888年之前的大清军舰龙旗

1888年之后的大清军舰龙旗

帝制时期结束后,龙因具有封建皇权色彩而被冷落。其再次普遍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则要等到1931年后“图腾主义”研究的兴起:外压之下,学界认为需要一个符号来区别于其他民族,有利于团结统一,形成民族认同,抵御外来侵略。

学者认为“图腾主义”不仅可以作为民族国家的代表符号,还可以借以追溯民族起源,给中华民族带来民族自信,用以抵御外族侵略分化。

龙当然能得到众多图腾学者的关注。

首先是在论证中华悠久历史的层面,考古上无法证实的夏朝,图腾学者则可以通过龙图腾提出新的证明。文献学家姜亮夫首先系统论述了龙的图腾意义:“‘夏’字本义一定是个爬虫类的东西,原来一种民族的传说,总要有些物质根据,而洪水的传说和考古学家在北方一带(即夏民族栖息之地)发现多量爬虫二事,即以说明夏民族时以鳞介属为其崇敬之物,因而自命为龙族子孙,是无可疑的了。”

此外,闻一多等人还认为,龙形象的包容性特征恰好符合了上古氏族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逻辑。龙由“虾眼”、“鹿角”、“牛鼻”、“狗嘴”、“鲶须”、“狮鬃”、“鹰爪”、“鱼鳞”、“蛇尾”九种动物所组成——正是以鹿、牛、狗等其他动物作为图腾的民族相互融合后的图腾,由此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处一脉、相互团结的证据。

闻一多认为:“只有先让民众知道他们有共同的来源,民族意识才能产生;近代史学就是善用考古学和民俗学的新方法,发现整个民族和全面文化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用文艺的手段讲述出来,从而达到激发民族情绪的最终目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伏羲考》中,闻一多首先罗列一批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交尾像,并相信在这一半人半兽的时期之前,一定有一个全兽时期作为之后神话创作的母题,而交龙、螣蛇、两头蛇的创作来源就是荒古时代图腾主义的遗迹——龙。

闻一多激情而富于感染力的诗性文字,省去了繁琐的论证过程,深得青年读者喜爱。在论证“龙图腾的优势地位”时,闻一多自豪地写到:“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总之,龙是我们的立国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

人首蛇身之伏羲女娲交尾神象

但当时闻一多的说法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到1949年后《人民日报》将闻一多定义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族革命战士”,才为其学说提供了强力的政治支持。

此外,1980年代对外开放后,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再次成为刚需,《伏羲考》由此开始受到众多关注,被视作中国图腾学的经典著述,其中“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的观点也成为学界共识。

比闻一多更加幸运的是郭沫若,虽然在龙图腾的构建上论述不多,但郭沫若早在1950年代即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学术旗帜,郭沫若在图腾主义相关论文的被引用率上,远非闻一多所能比。

“图腾”及早期图腾学者的被引频率

真正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是“龙的子孙”的,还是侯德健的歌曲《龙的传人》,不过,这首歌最早是有反共背景的。

1978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后,为了舒缓台湾的悲情气氛,侯德健以台湾本位为导向写出了《龙的传人》。之后,《联合报》全文刊发歌词,并由当时的台湾新闻总署署长宋楚瑜亲自改写歌词,将“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改为“姑息的剑”,以便鼓舞士气。好景不长,1983年侯德健叛逃大陆后,《龙的传人》在台湾成为了“禁歌”。

《龙的传人》于1985、1988、2012年三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成为仅次于《难忘今宵》的高频春晚歌曲,由此成为“中华民族意识下一切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

让年轻一代意识到自己是“龙的传人”的,无疑是美国人王力宏

不只是歌曲,香港在1981年就有了《龙的传人》的同名电影,并由周星驰主演。台湾在1991年也推出同名政宣电影,以强调台湾人的“国族认同”。

而在大陆,《龙的传人》则成为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中的重要篇幅。我们作为“龙传人”的观念,也在一代一代的青少年心目中牢牢地树立起来。

关于中国龙,更多内容详见《中国龙的发明》,作者施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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