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乡纪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李素立

在查阅1959年河南商城饥荒的资料时，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一些记载：“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i]；“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ii]。而商城县，“死绝村庄453个”[iii]。

这些村子“死绝”的原因是什么？分布在哪里？范围有多广？现在是否还能找到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带着这些问题，今年7月29日，笔者来到商城县北部的上石桥镇，在一家自行车修理摊上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以此为代步工具，由此开始了20余天的探寻商城“死绝村”之旅。

一、“人都死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这是一年内我第三次来商城采访。根据前两次众多受访者的介绍，我把探寻重点放在饥荒相对严重的上石桥、鄢岗、双椿铺和观庙四个镇[iv]。

在55年后的今天，亲历者绝大多数已离世，健在者也已风烛残年，相当一部分耳背、记忆衰退，甚至神智不清，一个村子能找到三五个可以交流的亲历者已相当不易。除了要打消受访者因骗子猖獗而产生的戒备心理，还要帮助他们克服长期以来因政治高压形成的恐惧心理。很多人还问：人都死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尽管耐心说服，在笔者找到的见证者中，仍有三到四成的人以“记不清了”、“糊涂了”婉拒。7月31日下午在上石桥镇街头，三个干部模样的老汉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说共产党的坏话”。8月4日下午，当年任西李集支书的叶孝友多次对我说，历史不能搞，败坏党的名誉，不能把饿死人的历史往下传[v]。

从7月30日，至8月21日离开商城，共23天[vi]，走访自然村约69个，受访者仅有姓名或叙述可查的就有174人，其中当时担任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干部的29人（加上前两次的，以上三个数字分别为近80、不下200以及31人）。

二、我一度对能找到“死绝村”产生怀疑

在上石桥的两天半时间里，先后去过金刚、杨寨以及河凤桥的新桥等七、八个行政村，得到了一些令人惊骇的饥荒事实，如：

杨寨王门楼80多人，最后剩下20多人[vii]。

新桥霍围子，本有六七十人，剩下不到20人[viii]。

令我意外的是，当问到“附近是否有生产队全部饿死或跑光，因而村子荒废”了时，所有的受访者众口一词：没有。因有人说，鄢岗以前是商城的北大荒，灾情最严重，我便寄希望于能在鄢岗找到一些“死绝村”。

前两次来商城时，我就听到一些当事人谈到鄢岗一带的惨状。“商城县最大的右派”陈庆喜，文革中曾定居鄢岗高台下郭楼。他在笔记中逐户记下了下郭楼“过粮食关”的情况（如图一）：该村1958年时65人，“过粮食关”非正常死亡46人，加上改嫁、投亲靠友的6人，1960年仅余13人[ix]。

图一：陈庆喜老人记录下郭楼死人情况的笔记

在鄢岗，随着采访的深入，一幅幅悲惨的景象随着受访者的叙述复现出来。

徐寨黄楼，原有七八十人，最后剩下十来个人。绝户的4家中，闰天民家一个宅子，5口人死绝。

王胜铎家原来住在工（音）寨，当时这个生产队有210人，最后只剩下18人。王说：“我家原来有7口人，我父母，3个弟弟，1个妹妹。我是老大，当时16了。我父亲饿死了以后，……我妈说，顾大的，不顾小的，生活无法维持，都顾，都是死。……最后我们家就落了我一个”[x]。

西李集朱小店原有100多人，剩下十来个人[xi]。

西李集陈破宅，“过粮食关”前168人，过后就剩57人了。仅受访者提到的死绝户就有9户。村民刘光寿说：“有一天一早上，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埋了六七个人”[xii]。

祈楼敖楼原有136人，剩下49人[xiii]。

刘双楼合昌房原有一百四五十人，剩下60人。绝户12家[xiv]。

以上所列，均为多位亲历者现场讨论提供的信息，且大多经笔者逐户计算核实，内容翔实，可靠程度高。以下是单个当事人的叙述：

祈楼后双塘剩下几个人[xv]。

鲇鱼山炭木桥周后湾，200多人，剩下一二十人[xvi]。

西李集任楼，70多人，剩下10人[xvii]。

西李集李老营，六七十人，剩下20人[xviii]。

徐寨上岗，一百四五十人，活下来的有10多人[xix]。

鄢岗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几家就剩下1个瞎子[xx]。

刘双楼柳林岗，130多人，剩下30多人[xxi]。

徐寨下楼原有47人，剩下叙述者朱逢雨一家5人，后来又搬来两户6人，村里才11人。他们生产队本来有四个宅子，后来并成了一个宅子[xxii]。

以上所列，说明鄢岗为商城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大体名实相符。

但我本来对在鄢岗，尤其是西李集一带找到“死绝村”抱有很大希望的，然而来商城十天过去了，却没有找到一个经得起质疑的“死绝村”——一如在上石桥，这里的被访者也都说，没有听说一个村都死光、跑净的。这真是令人困惑：如果在鄢岗这样的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死绝村”，又能指望到哪里去找呢？

8月3日以后三四天里，我一度对能否找到“死绝村”产生怀疑，进而对此行的价值感到悲观。

4日中午和6日晚上，先后打电话给此前来商城认识的朋友、当地史志工作者柯大全和杨琼。两人都告诉我，商城“死绝”的453个村庄应该是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或生产队。商城的自然村不像北方平原那么大，三五户，甚至一户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子，这样的村子商城叫“宅子”、“塆子”等。一个生产队往往包括几个宅子或塆子。这种说法后来也为多个当事人，以及《商城县志》有关记载证实[xxiii]。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来自黄淮平原的周口，由于从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把生产队等同于村子，所以常提的问题是：附近是否有生产队全部饿死或跑光，因而村子荒废？而如果把“死绝村”理解为自然村，即本地人所谓的“宅子”，那么，当事人实际上已经提到几个“死绝村”了：如前文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就可以认定为一个“死绝村”；朱逢雨提到的下楼四个宅子，只剩下他们一户，那么他们宅子之外的另3个宅子就是“死绝村”。进一步推想，假设一个生产队有几处宅子，因为人们往往是成户地居住在某个宅子，那么剩下30人以下的生产队，如祈楼后双塘、炭木桥周后湾等，就有较大的可能存在着“死绝村”。可惜我不知商城这一特殊“县情”，没有进一步追问和实地调查，挖掘出这些“死绝村”的位置和更具体的情况。

基于此，关于“死绝村”，我以后的提问变为：你们生产队有几个宅子？是否有宅子人死完或跑光，因而没有人了？这才在观念上与当地人接上头。于是，一个又一个“死绝村”纷纷从历史的烟尘深处浮现……

我找到的第一个确切可靠的“死绝村”，是位于鄢岗镇曹寨破楼村后的一片荒地。曾当过中学校长的朱时民说，这里有他们村1959年荒废的三处宅子。第一个大宅子住有蔡大后、蔡大楼等弟兄四家以及祁大海等几家，大约有五六十人，除了蔡大后和祁大海两家搬走外，其他户大都饿死了。其中蔡大楼夫妇一共生了25个孩子，24个饿死了。黄传、黄钊兄弟住着第二个宅子，人死光了。第三个是朱邦忠家的宅子，他们家3口死完了。朱带着我走了一里多路，专程去看了这三个已灭绝的庄子，并拍了照（如图二）。

朱还说，他们附近的曹小洼也有三处宅子没有人了，每户五六个人不等[xxiv]。

图二：朱时民先生现场指认当年灭绝的“蔡大后家的宅子”（后面坟冢处）

三、“死绝村”纷纷浮现

8月9日上午，我来到双椿铺镇。

临近中午的时候，在街头采访双椿铺庙堂80岁的村民陈道本。陈说，他们生产队原有170人，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有六七户绝户。陈本人一大家子30多人，只剩下六七个人。

陈还说：他们队死亡情况只能算第二，最严重的是栗树林。

在陈的指点下，当天下午，我在栗树林找到了78岁的王春发。王说，栗树林过粮食关以前的老门老户已经没有了，现在在这儿的，都是以后搬过来的。村子原来140多人，剩下8个人：

队长严传江和他妻子。严老家是潢川江家集的，61年又搬走了。

黄得富两口子，黄是队长严传江的妻弟。

陈云秀是炊事员。

会计陈英和她爹、妈。

很明显，这8人都是村里的“特权阶层”。王说，正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多吃多占，栗树林在上级拨了粮食，其他生产队开了伙之后，又第二次砍了大锅。栗树林那时有四五个宅子，基本上都空了。

1959年，现在双椿铺村所有的生产队，都属于镇西边的张畈大队。

张畈潘井130多人，剩下29人，村里绝户的有十三四户。叙述者潘传金一家8口，饿死5口。但潘说，潘井三个宅子里都还有人[xxv]。

张畈下畈120－130人，最后剩下23人，圆满的只有四户。其中后寨老张家的宅子，有3户，20多人，一口都没有了。他们的成份高一点[xxvi]。

当时在张畈农业中学上学的白学人说，张畈三个大宅子没有一个人了[xxvii]。

1959年秋，商城粮食总产1.45亿斤，县委却浮夸为3.5亿斤，实际征购7300万斤。11月中下旬，各公社食堂就纷纷开始砍大锅，农民濒于绝境，以王汉卿为首的商城县委不仅不思救灾，反而在省、地委指示下，大搞“反瞒产”。26日，县委第一副书记张念仲集中了包括副县长何善普、公安局长王志刚等在内的104名干部[xxviii]，组成工作队，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据统计，这两个大队原有1060户、4695人，从工作队入村到出村，先后死绝107户，死亡1071人，占总人数的23.7%，其中打死、逼死、扣饭饿死69人，致伤致残39人[xxix]。而在另一份统计中，张畈和龙堂1959年9月分别有2419和2276人，到第二年4月，则有1425和1367人，分别减少994和909人，减少比例达41.1%和40%，其中被打死饿死837和849人[xxx]。

张念仲等反瞒产的，也是我在双椿铺考察的另一个重点——龙堂，也不出意外地找到了“死绝村”。

77岁的刘世巨给我提供了两个“死绝村”的信息，并不顾年迈，带我去实地察看。

一处是龙堂中队的枣林岗，当时住有4户人家，15口人，9人死亡，余下的改嫁或搬走，现在成了一个荒山破岭[xxxi]。

另一处，是刘的原住地闵楼下寨的韩洼宅子（如图三）。刘家搬走后，这个村子还有6户31人，死去20人，其他11人搬走了，整个庄子荒废了[xxxii]。

图三：刘世巨先生在其旧居地韩洼宅子前留影

在龙堂还找到两个“死绝村”：樊楼当时共有四个宅子，毁灭了两个：

一个住着高登云家等3户18口人，死13人，剩下的都走了，宅子废了。

另一个鲍家岗，住着张建新家等3户，16口人，死12人，宅子也空了。现在这个宅子又住人了[xxxiii]。

笔者找到的其他“死绝村”的情况：

鄢岗蔡楼油坊两处宅子毁灭：一处是熊国江家的，一处是刘群龙家的，各有两三户，十多个人[xxxiv]。

双椿铺万楼王春海家的宅子，共有两户8人，活下来1个媳妇1个女儿，都嫁走了[xxxv]。

万楼谢老营子[xxxvi]，当时有137人，砍大锅后剩下37人。四个宅子中，更楼子灭绝了。更楼子1949年前住的都是地主，建的有炮楼和土坯墙，共住有4户。过罢粮食关后，剩下1个女人和4个小孩，走的走，嫁的嫁，宅子空了[xxxvii]。

双椿铺三教洞后湾，原有280多人，剩下70多人。本有6个宅子，3个没有人了：

第一个，吴毓春、吴毓财弟兄的宅子，12口人，都饿死了。

第二个，吴毓荣、吴毓富弟兄的宅子，9口人，没有人了。吴毓荣是生产队长，他和副队长、民兵排长三个人饿的杀牛犊，他被大队干部打死了，副队长和民兵排长被拉去劳改，最后也死了。

第三个宅子，黄力勋家，3个人，死完了[xxxviii]。

鄢岗砂岗枣林岗，本有66人，剩下22人。15户中6户灭绝。村中胡新焕家的宅子没人了。这个宅子有三户人家，14口人，剩下4个人，最后人去宅空。现在住的是1971年修鲇鱼山水库时安置的移民[xxxix]。

鄢岗蔡楼蔡家楼，原有六七户二三十口，剩下两户5人，最后人去村空。蔡家楼另一个宅子徐桥（音），最后还有葛长生等3个人[xl]。

观庙柳大塆徐老塆，本来有六七户40多人，只剩下叙述者柳士民家3口和老朱家3口。柳士民说，邻近的楼房塆死人比徐老塆还要严重[xli]。

观庙梅楼楼板冲，1958年小塆并大塆后有7户39人，其中4户绝户，死35走1人，剩下叙述者柳学魁等3人[xlii]。

观庙王寨村旧王寨，有炮楼、寨墙和水围子。1958年前有7户，成分均为地主，约50余人。1959年除逃走3人外，余者皆饿死。此后再没有住人，成为一片荒地[xliii]。

余集公社大柳树黄老塆，这个塆子地主多，都是瓦屋。人死很多，活着的人跑了，最后成了余集公社的打米场。现在淹在鲇鱼山水库下了[xliv]。

总的来说，在20余天的采访中，可以确定为“死绝村”的有如下村子：鄢岗镇：曹寨破楼蔡大后家的宅子、黄传兄弟家的宅子、朱邦忠家的宅子，蔡楼油坊熊国江家的和刘群龙家的宅子，砂岗枣林岗胡新焕家的宅子。双椿铺镇：张畈栗树林的四五处宅子，下畈后寨老张家的宅子，龙堂的枣林岗，樊楼高登云等家的宅子、鲍家岗，闵楼下寨的韩洼宅子，万楼谢老营子的更楼子。观庙镇：柳大塆徐老塆，梅楼楼板冲，王寨大队旧王寨。这19（或20）处“死绝村”笔者都曾亲自实地踏勘，并拍有照片，证据确凿，资料也比较翔实，且大多有旁证。

另有16处“死绝村”主要根据当事人叙述，未能实地查证，详情可参阅本处注释[xlv]。

研究上述一些证据确凿、资料翔实的“死绝村”，我们可以推断，死亡率在70%以上，或者剩余人口在30以下的生产队有比较大的可能存在着“死绝村”。而且根据常识，这样的村子青壮年劳力普遍匮乏，基本丧失了生产和繁衍人口等功能，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生产队称为“疑似死绝村”或“准死绝村”。那么，上文详细列举到的那些村庄，基本上都可以归于此类。此类村子共有26处[xlvi]。

四、人相食：死人肉；活人肉

在采访过程中，给我造成神经冲击的，不仅是上文那些怵目惊心的数字，还有受访者们说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曾做过县委通讯员的陈德鸿，有一次用自行车带着县委副书记张昆山去西李集，调查那儿的死人问题。他们看到，在路边都有死人，不远一个不远一个，他们从死人身上过去。经过一个乱岗子时，还看到埋的人被扒出来，肉被割去了。还逮着一个吃人肉的，要批斗。但人们饿得东倒西歪，批斗也不了了之[xlvii]。

“双椿铺某大队丢了一头牛，实际上是给老百姓吃了。队长带人去找，找到一家人那里，一个老奶奶正在煮肉。队长问你哪来的肉？老奶奶说，我吃的不是牛肉，我孙女死了，煮着吃。又找一家子，一个男的，年轻人，也在煮肉。队长又问，你的肉哪来的？那人说，我把我女人的屁股割了，煮着吃……大队就报了案，说是破坏尸体，后来法院公审这两个人，判刑。还把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叫去，去接受教育”[xlviii]。

鄢岗徐寨黄楼的张明信十三岁的孩子死了，他架着干柴，烧他小孩的肉吃。最后他们家绝户了[xlix]。

鄢岗冯寨大队的退伍军人付得民死去，其妻吃了他屁股上的肉。女儿死后，这女人又吃了女儿的肉。被发现后，被批斗[l]。

饥饿还使一些人蜕变为野兽，吃起了活人肉。上石桥街头上的郭兴国，出门的时候，失踪了，据说被人吃了[li]。曾被打过右派，下放到上石桥公社的鲍正英说，上石桥大队的一个算命瞎子，因为吃的胖，在上石桥东岗被人杀吃了[lii]。这个算命瞎子不知和郭兴国是否同一个人。

雷前修家住新楼，在余集工作。他听说全家死了，就回来看。天黑走路的时候，被人杀死，肉被割去。朱邦×当时10来岁，家里人都饿死了，他也快死了。他听说，也去割了肉吃，最后保了命。此人现在还健在[liii]。

双椿铺喻家子（老喻家？）的胡名新，木匠，他去古城找表哥，半夜里被几个表嫂和一个表侄杀死，做成了腌肉。第二天，队长找他们家做活，发现他们家有肉，就上报了，说他们杀牛。去搜，看见了手巴掌，才知道是人[liv]。

商城退休教师汪流凯有一个表弟，姓黄，当时十三四岁。因为在家没有吃的，他去在外的哥哥那里。哥哥等了两天没有见他，去找。在上石桥西边的灌河河滩上发现他的尸体。他被人杀了，屁股、大腿上的肉被人割走了[lv]。

鄢岗镇一位不愿具名的女镇民说，他父亲曾在公社当会计，有一次下班，天快黑了，他经过甄油坊，看见一个人关着门杀自己的孩子吃。他去报告，把这人抓起来了……[lvi]

商城二中的胡达文等人曾到家在三里坪葛窑村的同学冯宜甫家中，冯的父亲刚饿死，冯的母亲告诉他们，屋后山上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放在缸里慢慢吃。并说，他们那里，天黑了没人敢走路；两人行路，没人敢走在前面，因为后面的人随时都可能把前面的人杀了充饥[lvii]！

五、“死绝村”背后的人祸

对于大饥荒，刘少奇的结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结论对于“死绝村”也适用。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导致大饥荒发生的，是普遍性的公共食堂、浮夸风、高征购、反瞒产、封锁消息，以及对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和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普遍人权的野蛮践踏。这些都是“人祸”。

其次，就笔者本次调查的四个乡镇而言，“死绝村”、“准死绝村”在鄢岗和双椿铺较多，而以双椿铺最多。在双椿铺，又以龙堂，尤其是张畈为最。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张畈、龙堂是商城县委的反瞒产重点。张念仲和何善普分别负责张畈和龙堂的反瞒产[lviii]。张畈大队24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驻4个县直干部[lix]。龙堂樊楼也驻有3个[lx]。“108将”实际上是以“督战队”的身份，在各队搞反瞒产。据后来官方材料披露，104名干部中，有93名捆、绑、吊、打过干部和群众，有41人致人死命，共打伤3人，打死和逼死7人[lxi]。干部“特殊化风”虽在这时很普遍，商城也有“三天一大两，饿不死司务长；三天一大钱，饿不死炊事员”的说法，但在“督战队”的严密监视下，一些不善于转圜的村干部也像普通社员一样深受其害。张畈副支书余传道、潘井副队长潘传发[lxii]、龙堂生产队长芦百成[lxiii]、分别被“炒盐豆子”打伤致死；张畈下畈的陈忠堂[lxiv]、陈寨大队小队长谢安礼饿死。更多的村干部被“炒盐豆子”、“打硪”[lxv]。村干部们在此强大的压力下更加卖力地反瞒产，他们白天开会，批斗人，研究“敌情”，即谁家藏的有粮食，夜晚就如狼似虎地去搜，直到把社员家里藏的一点粮食搜光刮净。因而，在整个商城县中，张畈、龙堂的反瞒产进行的最彻底最残酷，“死绝村”也最多。

鄢岗虽然没有县里“督战队”的监视，但却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官吏“避籍”的经验，1958年“刮五风”时即开始实行“干部对调”。如徐寨的朱邦涛调到冯寨，土埂的彭卓仁、周寨的刘光富调到徐寨，土埂的叶孝友调到西李集，分别当支书；土埂的正副支书熊德金、周广林则分别来自徐寨和周寨[lxvi]。正是由于离开了本村，没有了乡情的羁绊，加上来自上面的苛酷高压，鄢岗乡村干部实行“高征购”、“反瞒产”才会“雷厉风行”。故鄢岗的灾情要比没有这种土政策的上石桥、观庙两地更严重，“死绝村”也更多。

鄢岗曹寨破楼的队干部和几个成份好的杀了一头猪，诬称地主朱邦镇（22岁）干的，将其送到教养院劳教7天[lxvii]；龙堂胡窝的干部们偷吃了麦种，却栽赃到地主杨允植身上，将其吊在梁上拷打“审问”[lxviii]。张念仲等在双椿铺“私设”的劳教场中，被劳教人员83人中只有25人是“基本群众”，五类分子仅仅因为其身份，和“杀牛犯”、“小偷小摸”等一样被劳教。这83人后来有54人死亡。1959年12月6日，上级已拨粮食了，张念仲却规定“四不准吃”，针对的仍是五类分子、“杀牛犯”等人群[lxix]。这些事例可以说明当时“阶级路线”多么深入各级党官的内心。这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张畈下畈老张家的宅子、万楼谢老营子的更楼子、观庙旧王寨、大柳树黄老塆这些地富居住的宅子在所在村“脱颖而出”，而成为“灭绝村”。

在采访中，笔者多次听到干部们草菅人命的事。如鄢岗肖寨肖油坊的肖百仁二叔7口人，被队干部打死3口：堂哥（16岁）因为拔萝卜缨子吃，堂妹（12岁）因为偷生产队种的菜吃，先后被毒打致死；二叔不知何故被扒光衣服吊在梁上打，最后尸体也没见。还有一个姓王的，因为偷麦吃，被队长逼着自己把手剁掉[lxx]。观庙南洼大榨屋文小塆一位妇女，被队干部余××、张××，一个倒煤油，一个划火柴点火，活活烧死[lxxi]。观庙梅楼楼板冲12岁的少年柳学魁，一次拾到80钢洋，被人举报，其做中队长的父亲一天夜里在自己家里被干部和积极分子“炒盐豆子”活活“炒”死[lxxii]。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搞银元”，和高征购、反瞒产一样，为干部们摧残群众提供了“契机”。“58年夏，乡下人家的铁器、铜器都被拿走了。最后逼啊，谁家有银洋，逼着交银洋，夜晚吊起来打”[lxxiii]。鄢岗西李集的木匠汪春先，因为不给银元，被“打硪”摔残胳膊。那天摔的人比较多，摔一个就“码”（堆）起来，“码”了一个小垛[lxxiv]。双椿铺一位周老汉说，因为要银元，其父被支书汪清指挥一帮人又推又摔，还被罚跪瓷瓦片，临死的时候全身是血；另一位路过的老太太说，她父亲也因为“搞银元”被抬起来摔死（即“打硪”）[lxxv]。

1961年，一份商城官方文件曾列出45个案例，讲述“阶级敌人”（实际是乡村干部）是如何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残害群众的，如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铁丝串耳朵、脸上刻字、缝嘴、铁丝烙肛门、松枝扎阴道、浇煤油烧、火烧婴儿、活埋等。而整个信阳地区打死、逼死8万人[lxxvi]。根据另一份资料，信阳全地区被打致死群众达6.7万余人，被打致残3.4万余人[lxxvii]。

六、暗夜中的几点人性萤光

在鄢岗西李集，颜伟珍老人说，祈楼一个生产队，队长、会计带领群众偷偷把粮食藏到地里。他们生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病死了[lxxviii]。

我问：“是哪个生产队？”

老人答：“不知道是哪个生产队。”

乍一听，我有些激动：在听了那么多干部多吃多占或鱼肉百姓的故事后，竟然听到有这样“另类”的干部！我决定抽出时间，专门去祈楼核实这件事。

8月6日，来到祈楼，从受访者们口中知道，这个生产队叫汪洼，领头的是大队民兵营长杨世湘，还有队长胡长根、副队长汪文先等。杨世湘家过粮食关时住在汪洼。一次开会后，他回去对胡长根等人说，今年有可能饿死人，我们要藏点粮食，不能饿死人。他们分给每家一小缸米，全生产队27户，弄了27个缸，并排深埋在一块田的坎子里，夜里大家去偷吃。规定谁也不能偷别人的，不能烧干饭吃，只能兑野菜喝稀粥。还在草垛里藏了一些粮食，以致开了大伙后，汪洼还能接济邻近的敖寨一些粮食[lxxix]。

由于当事的老人基本上都已故去，受访者们也说不清楚在那饥殍遍野、酷吏催逼的恶劣环境下，杨世湘们为何如此“胆大妄为”，他们是如何应付上级的“反瞒产”压力，村民们又是如何和衷共济，度过那“砍大锅”的一个月的。

观庙镇油坊杨小塆，1959年时归桃园大队，住有杨有寿等四户。队长杨有寿准备充分，事先带领全村人腌了大白菜，加上吃一些野菜、红薯藤，全村没有一个人饿死[lxxx]。

潢川县张集镇樊岗的王指金等村干部，带领群众把粮食藏在稻草里，全村没有一个人饿死。后来有人告密，王指金被迫逃亡[lxxxi]。

杨世湘、杨有寿、王指金们超脱了狭隘、落后的组织性，以大勇和大智拯救乡亲，在那些漆黑的日子里发出了仅有的几点人性萤光。他们的名字值得后人永远记住。

七、大饥荒口述史的最后十年

近年来，一些人出于这种那种考虑，极力缩小、甚至否认那场大饥荒，有教授“研究”出“重大谣言”论，最近更有人提出所谓“探索性质的错误”怪论。实际上，大饥荒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在还有不少当事人尚未谢世，还可以找他们去求证。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学问和智慧，需要的是敬畏生命、直面历史的良知。只要深入那些发生饥荒的乡村，当年那些残酷的事实就会扑面充耳而来。

这里暂切不提以史为鉴的老话，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尽量记下当年先辈们的那些苦难，尽量搜集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他们是如你、我一样有感情和人格尊严的人，不是虫子，不是供某些“伟大人物”进行某种“伟大实验”的小白鼠。与日本靖国神社246.6万余有名有姓的供奉对象（尽管大多是不耻于人类的战犯和军国主义炮灰）相比，我们“历史的羞处”（大饥荒、文革等）始终是一笔糊涂账，甚至连基本史实也搞不清楚，遑论记下每一位死难者的名字！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都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真正的信史不仅需要宏观的历史脉络和数据，也同样需要大量真实、丰富、具体的细节；文献、数据重要，故事、案例同样重要。口述研究，对于大饥荒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实证化，意义重大。我们每挖掘一个真实的案例，就结结实实地给谎言钉上了一枚棺钉。

研究历史，不外乎两种素材，一是历史文献，二是“活的档案”，即亲历者的叙述。在目前档案受控制的情况下，后者的挖掘更显得弥足珍贵。尤其关键的是，前者只要不被蓄意销毁，总有得见天日的一天，而“活的档案”则有“期限”——人的寿命限制。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们正在日益加速凋零——1959年，一个人15岁（一般而言，这是“有价值的口述”者年龄的最下限），现在已经70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凡有志于此研究的同仁们应该抓紧时间。

（李素立，1970年生，现为河南教育学院教师，河南当代史的民间研究者。）

【注释】

1922年，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旅苏归来后出版《饿乡纪程》。本文所谓“死绝村”，只是沿用官方文件的说法，实际是指因人口死亡或外流，而导致“毁灭”的村子。

[i]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1962年7月10日，http://210.43.24.225/Html/？4106.html。

[ii]丁抒：《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开放》2001年三月号。

[iii]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1961年3月30日，http://znzg.xynu.edu.cn/Html/？5605.html。

[iv]前三个当时属于上石桥公社，后一个属于钟铺公社。

[v]叶孝友，91岁，采访于鄢岗镇土埂村黄岗。

[vi]具体行程为：上石桥，7月30－8月1日；鄢岗，8月2－8日；双椿铺，8月9－15日中午；观庙，8，15下午－18；商城县城，8，19－21日中午。

[vii]王前义，78岁；季选芳74岁。采访于杨寨村王门楼，7，31下午。因许多受访者不识字，故一些人名或地名为谐音。文中两三个串联在一起的地名，最末一个为生产队或村民组名，前此一个为大队或行政村名。

[viii]霍永田李家英夫妇，均90岁；李沉有，81岁。采访于河凤桥乡新桥村霍围子，8，1下午。

[ix]陈庆喜，83岁。2013，8，11下午采访于商城县城，另参见陈庆喜笔记本及其回忆录：《七旬回首话往事》，2006年自印本。

[x]闰从珍，75岁；王胜铎，71岁；李太生，82岁。采访于鄢岗徐寨村闰桥街头，8，2下午。

[xi]余启凤，81岁，当时在赵楼当生产队长；余的老伴李庆芳，80岁。采访于鄢岗西李集村朱小店街头，8，3上午。

[xii]陈大金，84岁，1956年起担任生产队长；刘光寿，78岁。采访于西李集村陈破宅村头，8，3下午。

[xiii]朱邦贤，82岁；朱的堂弟，约70余岁，姓名及年龄均不详。鄢岗镇街头，8，6下午。

[xiv]何玲珑，女，73岁；曹先秀，女，69岁；第三位老太太，姓名与年龄均不详。8月6日下午，鄢岗刘双楼村合昌房村民组。

[xv]敖正士，76岁，鄢岗镇街头，8，3上午。

[xvi]鲇鱼山当时属于余集公社。周××，不愿透露姓名，女，74岁。周后塆是其娘家。采访于鄢岗镇街头，8，3上午。

[xvii]黄茂林，74岁，西李集街头，8，3下午。

[xviii]梅锡兆，81岁，时任西李集大队团支书。采访于西李集李老营村民组，8，3下午。

[xix]张国英，女，81岁，上岗是其娘家所在村。采访于鄢岗镇街头，8，3晚。

[xx]鄢瑞荣，女，72岁，东下畈是其娘家所在村。采访于鄢岗镇街头，8，3晚。

[xxi]侯福友，70岁，采访于刘双楼柳林岗村中，8，6下午。

[xxii]朱逢雨，89岁，当时是徐寨大队的仓库保管。采访于徐寨村下楼，8，7下午。

[xxiii]如阮心龙。《商城县志》P512记载：县南山区，峡谷幽深，步履维艰，自然形成小村庄为多，其中一部分为单户村落，几户、几十户的较大村庄较少。丘陵垄岗区，一般数户至10余户较多。

[xxiv]即高德旺家、韩三家、朱邦贵家三处宅子。朱时民，68岁，采访于本村，8，8上午。

[xxv]潘传金，85岁，当时任张畈大队潘井生产队长。采访于8，10上午。

[xxvi]陈道云，71岁。陈为下畈村民，采访于鄢岗陈寨村陈寨居民组，8，15上午。

[xxvii]白学人，69岁，采访于上石桥镇街头，2013，8，19上午。

[xxviii]当地人称之为“108将”。

[xxix]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1961年3月31日，http://znzg.xynu.edu.cn/Html/？5605.html。原文两个大队总人口为4596人，疑误，根据下文两大队人数，改为现数字。

[xxx]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1960年11月4日，http://znzg.xynu.edu.cn/Html/？4465.html。

[xxxi]刘世巨与龙堂村的刘福先医生（67岁）共同回忆讲述。龙堂村刘福先诊所，8，13上午。这处荒地现属于松林村民组。

[xxxii]龙堂村刘福先诊所，8，13上午。

[xxxiii]阮心龙，85岁，1959年时任樊楼等几个生产队组成的生产中队中队长，采访于樊楼村其家，8，13中午。

[xxxiv]彭邦友，71岁；彭邦田，69岁，8，13下午采访于本村。

[xxxv]万学明，73岁，采访于本村，8，10下午。

[xxxvi]谢老营现属于梅山村。

[xxxvii]另一说，谢老营原有150－160人，剩下20－30人。谢安贵，82岁，谢仁涛，46岁；谢台山，68岁。采访于本村，8，11上午。

[xxxviii]雷显平，73岁，8，14下午于砂岗村黄染坊村头。

[xxxix]程道发，70岁，8，14下午于本村。

[xl]严某某，年龄不详，双椿铺街头，8，12上午。

[xli]柳士民，71岁，8，16下午采访于徐老塆。

[xlii]柳学魁，67岁，8，16下午采访于楼板冲。

[xliii]废墟在今范塆北500米处。关于旧王寨人口的另一说法，原有30余人，幸存5人。李呈杰，女，85岁，2014年元月8日上午采访于商城县城关敬老院。赵师贵，75岁，8，17上午周开彦先生协助采访于观庙镇。汪性江，75岁，8，17下午采访于王寨村范塆野外。张礼财，88岁，陈登桂，女，75岁，8，17下午采访于王寨村蔡塆。

[xliv]刘××，65岁，退休干部，采访于商城县城，8，20下午。

[xlv]这16处宅子是：鄢岗镇：徐寨大队黄楼闰天民家的宅子、祈楼大队后双塘、鄢岗大队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徐寨大队下楼的三处宅子、曹寨大队曹小洼高德旺家的宅子、韩三家的宅子、朱邦贵家的宅子、蔡楼大队蔡家楼、徐桥。双椿铺镇：万楼大队王春海家的宅子、三教洞大队后塆吴毓春吴毓财兄弟的宅子、吴毓荣吴毓富兄弟的宅子、黄力勋家的宅子。鲇鱼山乡：大柳树大队黄老塆。

[xlvi]这些“准死绝村”或“疑似死绝村”是：上石桥镇：杨寨大队王门楼；新桥大队霍围子（现属于河凤桥乡）。另外还有：堆塘大队长山头（200多人剩下三四十人，刘永礼，72岁，8，1上午）；英岗（音）（200人剩下不到30人，卢允真，70岁，8，2下午采访于西李集集上）。

鄢岗镇：高台大队下郭楼；徐寨大队黄楼，工（音）寨，上岗；西李集大队朱小店，陈破宅，李老营，任楼；祈楼大队敖楼；刘双楼大队合昌房，柳林岗。另外还有：刘双楼大队北山（蔡大元，74岁，8，8下午。8月5日临近中午，在鄢岗镇赶集的另一位81岁的蔡老汉告诉我，因为要抢救他这个劳力，生产队长和会计亲自抬着他一次去上石桥，一次去双椿铺住院，由此可见这个村子青壮年劳力损失之严重）。砂岗大队南寨（100多人剩下一二十人，“基本上报废了”。唐道祥，74岁，8，13下午）。

双椿铺镇：张畈大队潘井、庙堂（现属于双椿铺村）、下畈。另外还有：梅山大队高庙（180人，最后剩下42人。严辉远，70岁，8，10下午）；张畈大队余老营（现属于双椿铺村）（128人剩下32人。赵一龙，81岁，8，12上午）。

观庙镇：朱楼大队朱楼（80多人剩下15人，黄道银，80岁，经笔者汇总计算，8，17下午）；板庙大队刘小湾（70多口人剩下一二十口人。陈乃明，73岁，8，18中午）；张塆大队张塆（一二百人，剩下不到十人。段衡真，女，77岁，8，18下午）。

鲇鱼山乡：炭木桥大队周后湾（当时属余集公社）。

[xlvii]陈德鸿，79岁，2013，8，18下午，上石桥杨寨村邵夹道居民组其家中。

[xlviii]杨继，80岁，上石桥退休教师，1957年在新乡师范学院物理系被划为右派。7，30下午采访于上石桥镇。

[xlix]闰从珍、王胜铎。

[l]黄茂林，73岁；石国英，女，67岁，8，3下午采访于鄢岗镇街头。

[li]白学人，69岁；沈昌国，74岁；李中成，66岁，2013年8月19日上午采访于上石桥镇。

[lii]鲍正英，84岁，商城城关敬老院，2014，元，8上午。

[liii]朱逢银，84岁，8，5下午于鄢岗镇。

[liv]谢台得，60多岁，8，10采访于双椿铺梅山村谢老营。

[lv]汪流凯，71岁，商城县城，8，19晚。

[lvi]鄢岗镇街头，8，2晚。

[lvii]胡达文：《往事历历涌心头》，文见《岁月如歌忆华年——商城二中首届同学回忆录》，2009年印，P93。

[lviii]何善普：《自我检查》，1962，元，6，http://znzg.xynu.edu.cn/Html/？4496.html。

[lix]王春发；潘传金；艾有周。艾有周，90岁，8，10上午于双椿铺艾寨。1958年任铁路（上石桥）公社副社长，1959年下放蔡店大队做支书。笔者采访他时，已卧病在床，显属风烛残年。

[lx]阮兴龙，8，13中午。

[lxi]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

[lxii]受访者潘传金堂兄。

[lxiii]受访者刘世巨的妻堂兄。

[lxiv]受访者陈道云的“老爹”，即最小的叔叔。

[lxv]商城方言，即打夯。是商城一种比“炒盐豆子”更凶残的酷刑，由四个人分别抓着被害人的四肢往下摔，被害者往往不死即残。

[lxvi]叶孝友；朱逢雨；闰道禄，83岁，1957年后曾任徐寨民兵营长、公安主任、支书等职，8，2下午采访于鄢岗镇街头。

[lxvii]叙述人朱磊为朱邦镇侄子，8，3晚采访于鄢岗镇街头。

[lxviii]杨允植，82岁，8，12上午采访于龙堂村胡窝。

[lxix]“四不准吃”是：（1）富裕农民和有瞒产私分的人不准吃；（2）懒汉二流子不准吃；（3）地、富、反、坏、右不准吃；（4）杀耕牛、杀羊者不准吃。见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

[lxx]肖为笔者在上石桥镇住宿的房东，8，1早上采访于上石桥其家中。

[lxxi]周开彦，75岁，观庙镇退休干部，8，16下午于观庙镇。

[lxxii]柳学魁，67岁，8，16下午采访于楼板冲。

[lxxiii]刘××，65岁，退休干部，采访于商城县城，8，20下午。

[lxxiv]辛天英，女，汪的老伴，90岁，8，3上午采访于西李集街头。

[lxxv]周老汉，77岁，双椿铺官庄村官庄人，8，9上午采访于双椿铺街头其家中。

[lxxvi]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敌人残害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1961，元，15，http://znzg.xynu.edu.cn/Html/？6917.html。

[lxxvii]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

[lxxviii]颜伟珍，女，85岁，采访于8，4上午。

[lxxix]敖国江，73岁，祈楼村卫生所，8，6上午；汪洼村民胡中金、周世秀等，其中周为胡长根儿媳，年龄不详，8，6上午汪洼村外；杨彦新，64岁，杨世湘之子，鄢岗镇其家中，8，6下午。

[lxxx]杨祖礼，75岁，杨有寿之子，雷店村街头；汪润秀，女，65岁，库塆村外；丁宏让，72岁，库塆村外，均采访于8，18上午。杨小塆为库塆村民组下的一个村子。

[lxxxi]王指金之女王瑞菊，48岁，8月11日上午于双椿铺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