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政改研讨触及党的高层领导制度

中共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基本没有正常过。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党内高层的机构运行仍然算不得正常。所谓党的规则，在中共只有党章。中共十二大后，党章只规定了党代会、中央委员会的会期，和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如何产生，但没有规定多长时间开一次会以及如何运行和表决程序，所以可以说是没有规则，也就谈不上违背规则。此时，虽然和毛时期比，有进步，代表大会和中委会总算是能按期召开了，但常委会、政治局会由于没有规定，所以就还是随领导人的意志，领导人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

在中央常委内部，由于邓小平、陈云的意见经常相左，“两个聋子”（邓小平语）相互很少见面，常委会很难开得起来（当时开常委会没有规律，要看邓、陈的心情。大概每年三至五次）。 党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处理，重大问题报请邓小平、陈云决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都缺少必要的运行规则和程序。胡耀邦辞职后，中央常委中三位老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不管日常事务，前台只剩了赵紫阳一个人。邓小平只好指定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等组成“中央五人小组” （这是一个完全非正式的小组，由邓小平指定，代行常委职能，决策地位比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要高），暂时代行中央常委会的部分职能。为了安排十三大的人事，又成立了一个由薄一波負責的“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这样一来，中央高层机构的运行就更显得没有章法。

早在1984年的时候，赵紫阳就曾经写信给邓小平、陈云，提出趁老一代领导人健在的时候，在中央的政治生活中建立起必要的规则和制度（邓、陈当时就此并未表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后，显然，赵紫阳认为建立这方面制度的时机到了。特别是十三大即将召开，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就把党的高层组织机构改革提上日程，那也许一等又要五年。所以，他要鲍彤组织人“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改革问题”。

1987年1月5日上午，中央政改办按照赵紫阳的要求，开会讨论十三大的改革问题。老鲍交待与会人员：这次讨论的问题，事关中央最高层的改革，只向研讨小组汇报，不向专题小组通报，也不向其他任何领导汇报。综合组要在室内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份“补充汇报提纲”。

这次会上，大家理出了需要列入汇报提纲的九个方面问题：即党代会代表问题、中央委员会问题、顾委问题、政治局问题、常委问题、书记处问题、纪律问题、市管县与地委问题、总的问题。至于不同机构的人数、提名与选举办法、十三大的程序等问题，都归入上述问题。然后，鲍彤决定把这些问题分成三摊，将现有人员分成三组，下午分头研究，由这三个组分别拿出意见。综合组孙方明、吴国光和我分别参加各组讨论，然后进行汇总，并起草“补充汇报提纲”。

当晚，政改办再次开会，各组拿出了初步意见，在会上作了汇报。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重点提出了书记处的改革问题。李丹钢在汇报中说，现在的中央高层，实际上是五层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运行中实际上有两个代替：政治局代替了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委），书记处又代替了政治局，这不规范，也不利于长治久安。书记处会议实际上成了常委会议，议论的问题很广泛，担负了相当多的日常决策。书记处11名成员中 ，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员，并兼任副总理。改革的建议有两条，或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把书记处变成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或是回到八大体制，取消书记处，设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各部去做。

对这两条改革建议，经过大家讨论，最后决定汇报时拿出来的方案是前者，即十三大的书记处回到1943年的党章，成为中央的办事机构，成员人数减少，书记、总书记都不兼任政府职务，由政治局提名，中央全会决定任命，不经选举产生。而政治局要实现年轻化，每届至少应更换四分之一以上。中委的产生，应该实行差额选举，不搞预选。提名办法，大体上由现任中委数人联合提名即可。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人事变动，及中央机构变动，都应该通过中央委员会。有三分之一中委提出要求，即应召开中央全会。同时，要制订中央高层的工作条例，将各中央机构的职权与关系、运行方式制度化。

关于纪检委问题，高山作了汇报，认为，纪委的改革，有三个方案，一是实行1949年时的体制，降格为部；一是改设监察委员会；三是在中委内部，推选一部分中委，成立常设的专门委员会。无论采用哪一种，其职能都要改，实行党政分开，纪委只履行党内纪律检查的职责。至于现在的政府机关各部、群众团体内设立的纪检组都应取消。当时，国务院各部委设立的纪检组有71个，占全部司局级机构的7.8%。鲍彤的意见，一是在国务院成立监察部 ，负责除党纪之外的政纪监察；二是加强机关党委的职能，解决政府机关内部党的纪律检查问题。对中纪委问题，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十三大上大幅压缩委员名额，精简其机构，并将其职能集中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上来。

至于顾委问题，高山说，十三大是新老交替的大会，既要妥善安排老同志，又要有利于新班子工作，建议对中顾委委员资格作明确的限定。经过议论，大家统一的意见是：坚持邓小平1982年讲过的，设顾委是过渡形式，经过10到15年取消的方针。十三大从中委退下来的老同志较多 （当时测算能占到十二届中委的60%左右），统统安排到中顾委也不可能，因此，可以考虑实行两条规定，一是从年龄上加以限制，即除中顾委主任、副主任人选外，超过75岁的一律不再进入；二是资历上加以限制，即只有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或1942年以前入党并担任过省委书记或部长职务的同志，才能进入中顾委。省级顾委也应该参照上述精神作出相应规定。市以下顾委，应该考虑十三大后全部撤销。

关于十三大的代表“比例”问题，大家的意见是，十三大代表名额已经下达，似不宜变动。但考虑到各选举单位尚未召开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建议尽快拟定一个选举规则下发，着重考虑：除各自治区选出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应具体落实外，一律不再“戴帽”下达到选举单位；实行差额报批，差额选举。

十三大的中委选举方式，会上有三种意见。一是由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协商提出差额候选人，经主席团通过，实行差额选举；二是实行差额的条件尚不具备，仍实行等额选举；三是考虑到差额选举对健全党内民主好处甚多，十三大就应有所改革，建议各代表团预选本团中委候选人时实行差额，但在大会选举中实行等额选举。对这三种意见，多数人倾向第一种（即差额报批，差额选举）。
另外，这次会还议到了十三大恢复代表常任制问题、组织大会发言问题、修改党章问题等。

1月6日上午、1月7日下午，政改办又开了两次会，继续讨论了十三大的改革问题。经过数次讨论、修改，十三大改革问题的“补充汇报提纲”基本成型。

然而，就在这个提纲还未及定稿之时，高层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被推到了代理总书记的岗位。中央的工作大都被纳入了反自由化的步调。赵紫阳开始忙于给反自由化划框框，防止扩大化。

反自由化的风潮很快也波及到了政改办。大家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精力，传达，讨论有关文件，进行工作检讨。此后，又很快到了春节放假。当大家的心思重新回到十三大的改革问题上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987年的2月初。

2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的后半段，在中南海继续举行。参加者除赵紫阳等中央研讨小组五位成员及办公室人员外，邓力群、高扬仍然列席。鲍彤代表办公室汇报了关于十三大上的几项改革设想和建议。赵紫阳和其他与会人员还是在汇报过程中开始议论。

在鲍彤汇报到有关中央书记处问题时，赵紫阳说，现在书记处实际上是决策机关。党章讲是的处理日常工作的机关。将来，大问题留在政治局定，至少一个月开一次政治局会 （原来不定期，每年大致3－4次）。现在的书记处就可能成为管理日常党务工作的机关，是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了。这是个设想。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到政治局里，不一定在书记处。书记处成员也不兼政府工作。一个政治局会议，一个常委会议，定大事，书记处管日常党务、意识形态、思想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书记处的就可以大大减少，书记处的人数也可以大大减少 （当时是11人）。中央全会闭幕期间，代表全会、执行全会决定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政治局不必那么多人，列席的也不必那么多 （列席人员不定，每次根据不同议题确定。）。赵紫阳还说，可以考虑书记处设两三人或者三四人，或者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书记处对常委负责，常委对政治局负责，政治局对全会负责。现在最常务的机关是书记处，恐怕这得改。薄一波说，不改不顺，非改不可。

在鲍彤谈到理顺全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关系时，赵紫阳说，要体现全会的领导作用，包括每一个中委的作用，现在我们这点体现不出来。现在是开工作会议多，很难体现全会闭幕期间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对全会负责的精神。赵紫阳又说，中央全会也有个很大的矛盾，十三大中央委员 （十二大中央委员为210人）要做到减少很多，也有相当难度。人多了开会确实有困难，但人能少得了吗？这是个实际问题，候补委员（十二大为138人）大量减少，我赞成。候补就是等着补嘛。

薄一波说，十三大就要把关系理顺，很不容易。现在与十一大、十二大的时候不同，人都老了，这一次要换。要使国际上看到我们是真正废除终身制。要退，或者半退，但有个问题是老的新的接不上，新人要选得准，中委太少了不行。赵紫阳说，中央委员从210人能减到150人，减下四分之一就是很大的进步了，候补中委最高50人，正式加候补200人左右，可以考虑这个方案。可以早一点提出来，先提到一波同志那里（中央人事小组），再提到政治局议一议。

谈到党的领导机关年轻化问题时，薄一波还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今天小平同志讲，中委不能照顾，非选好不行。必须有50岁的、40岁的`，甚至更小一点的。40至50岁之间的更多一些。50岁以上的，要退50%以上。补上的，必须是年轻的。

关于纪律检查委员会，赵紫阳说，可以肯定，不能搞一个与中央平行的机关。中纪委委员起什么作用，讨论案子吗（当时中纪委和现在一样是党政不分的，主要管查案）？薄一波也说，如果真正上了轨道，有两高、监察部、审计署，纪委的职责究竟是干什么？赵紫阳强调，首先是要明确在党政分开与法治的新情况下，中纪委的工作范围是什么，程序是什么？人数在薄老那里研究了，七八十个也可以，主要问题是职责范围，党的纪检部门与两院、监察部门等要分开。要研究工作范围和机构设置的问题，还有工作程序。赵紫阳问，现在每个部都有纪检组，怎么办？邓力群插话说：绝大多数人主张取消。

鲍彤重点汇报了中委选举问题。当谈到差额候选人提名方式时，赵紫阳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一个月前会议的上半段时，研讨小组已经一致同意，候选人实行差额报批），就是在笼子里有选择余地。当谈到中央领导的提名方式时，赵紫阳说，我有一个根本的想法，既不划分选区，又不搞竞选，那为什么要把中央领导人分到下面去提候选人呢 （前几届党代会选会议代表时，中央政治局成员都要分配到各地去“选”，实际是指令性的）？干脆由上届中委提出候选名单不就行了吗？比如把我分到四川，我又不到那里竞选，这有什么意义？如果搞竞选，那干脆划分选区。赵紫阳建议，可以规定，上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名正言顺是下届的当然代表。他强调，凡是需要保证的，就用别的办法保证。选举的就要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要混在一起。现在这种选举，大家都明白是形式，青年人不满意就闹事 （指1986年底的学潮）。

赵紫阳最后归纳大家意见说，中委选举，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由主席团提出候选人，本团提出的中委候选人则只限制在本团工作的人。加在一起，成为整个候选人名单 （此前中央领导人也要分配到各代表团提名，实际也是指令性的）。这一次十三大只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上届中委是不是当然代表的问题，将来可以研究。上面的候选人尽量不要往下分，这可以作为一条原则。

这天的会议除了十三大的议题，赵紫阳还特别谈到了扩大社会民主的问题。他提出，究竟能扎扎实实的干点什么事，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提法，苏联东欧把群众参加管理叫自治，我们提社会主义民主。是不是也用“自治”这个词？要研究。我们要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人民要求民主是一个潮流，我们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以满足。这方面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事？总的指导思想是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我们要有两手，否则基层一些干部就要压制民主，好像所有正当要求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将来在十三大报告中，要有相当的篇幅来讲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怎么搞，在哪些方面要做些什么事。

赵紫阳提出，与此有联系的，是工会问题要好好研究。工厂里，政治工作靠党委一个渠道不行，工会也要发挥作用。工会不能总和本单位的党一致。批判工团主义使我们失去了一个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会成了党的工作部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学校的学生会问题也是这样。党包揽一切看起来好办事，实际上办不到，也对党不利。党政工团各司其职，大方向上一致，相互之间有点矛盾，我看好。有许多利益要协调，绝对一致，群众有意见。完全没有一点矛盾，不一定是好事。

赵紫阳进一步阐述了基层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是个大目标，要把基层民主，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鲍彤插话：一头一脚，一个是党内，一个是基层。）薄一波说，我赞成。我们党在基层，不大注意维护工人的利益，脱离了群众。我同意紫阳的意见，在工厂里工会就是要维护工人利益，就是要为工人说点话。学校里学生会要代表学生利益，只讲官话不行。

赵紫阳又说，现在基层里确实矛盾很多。现在人民对我们党的意见这么多，一是“自由化”的影响，另外基层确实有一些很不象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是很困难的。过去是党委最高，无人监督。现在是厂长负责，也有这个问题，人民受压抑。过去注意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现在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问题。许多事处理不公，人民不满意，还没个说话的地方。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

最后，赵紫阳还补上一句：反“自由化”，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从此不讲民主、不讲自由了。这点要说清楚。薄一波补充说，两方面都要讲清楚。会后，赵紫阳委托鲍彤和办公室按照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向常委的第二次报告》。2月13日，报告稿经过赵紫阳审阅后，以研讨小组五位成员的名义，报送给了中央常委。在10个月以后的中共十三大上，这次会议提出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的意见，除中纪委的党政分开问题、驻国务院各部的纪检组撤销问题等，多数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