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改进”之争

“思想政治工作”或称“政治工作”，是按照列宁斯大林建党思想组建的共产党组织的一大“发明”，后来又被中共推向了极致。按照中共传统的解释，它是指“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按照现代的带有一些贬意的通俗说法，就是对“群众”实行“洗脑”。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仍将其视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作为中央总书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十三大报告各项内容，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的政治对手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攻击，其中一项，就是来自基层干部的一些批评声音说他不抓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旧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并逐渐成为基层党委、党支部的主要工作内容，为此建立了庞大的基层专职“政工干部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成为中共“动员组织群众”，克敌致胜的法宝之一。这个时期比较流行的形式，如组织学习毛的语录和党的文件、干部和群众谈心、读报纸听广播、组织政治学习、向政工干部做思想汇报等。文革中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期，其形式主义发展到顶峰，什么“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一帮一，一对红”、“创五好战士”等流于形式的东西大行其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状态与毛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恶，已经基本流于形式。

面对“不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批评，作为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共产党员，赵紫阳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但是，他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过时，所以，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

1988年4月24日，赵紫阳在和鲍彤谈话时说，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不要搞，当然要加强。但是这个加强，不能走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条新路来。毛主席当年不是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吗？我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我们一方面讲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也得讲理想道德士气。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不能涣散，而是要凝聚起来，要有个中心。现在提党政分开有人说不抓思想政治工作了，这是误解。
赵紫阳说，任何国家都需要同心同德，不能离心离德。过去几年搞拨乱反正批左的东西应该是破，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新的凝聚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民族遗产要研究。过去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要求太空、太高，做不到。要组织一个班子进行研究，总题目就是“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让人感觉党中央只抓物质不抓精神。

5月9日晚，在赵紫阳的住处，中央政改研究室主任鲍彤汇报工作的时，赵紫阳再次谈到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思想工作一定要围绕着四化建设、企业发展等等来搞，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努力要相结合。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要研究怎么能让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点积极性。

探索出一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由此成了十三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高层工作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按照赵紫阳的要求，中央政改研究室决定成立由鲍彤负责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组，成员有陈群林、李元、孙方明、唐欣、周大力、吴国光、吴伟等。

4月26日专题组的分工会，在传达了赵紫阳关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想法以后，鲍彤说，紫阳考虑，如果有可能把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作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大体上用半年时间，看看能不能搞出个文件来，要像过去搞总体设想那样经常向中央领导汇报。

鲍彤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提出党要管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思想政治工作，改造这两个字很有新意。党政分开以后，过去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重新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提高政工干部的待遇、职称、编制、机构等等。我们应该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研究新问题。这个方面的问题现在有用的材料不多，要走出去，搞些调查研究。

 1987年初，深圳报纸率先报道了深圳大学改革学校管理和学生思想工作的经验。4月初，政改研究室派出李元、周大力等几个人赴广东调研，鲍彤向他们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全面了解深圳大学在学生自治自律、党委的工作方式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创新。他们回来后，4月30日，在全室进行了专题汇报，让人大开眼界。

深圳大学是1983年创立的一所新大学，短短几年内，学校就在机构设置、学生管理、团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大专院校前面。这个学校的最大特点，是近60%的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设有学生自律委员会，学生自己解决学习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学生自己有律师、审判员、银行。深圳大学的新闻系，他们自己办一个报纸，老师带着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都是学生值班，连打扫卫生的都是学生，没有专职人员。当时的教职工与学生比例是1：8，而国内其他大学却是4：1。学校的学生导师，不是由学校进行分配，而是由学生自主选择。

这个大学的学生们有一句话，让鲍彤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们印象深刻，学生们说，北京青年过着压抑的生活，而我们这里都是人。北京学生净搞政治，总想当总书记、当总理，我们想当的是基层店经理，并且把它当好。

鲍彤在听了深圳大学思想政治工作汇报之后，连声赞叹。他后来在一次对吴国光谈话中说，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格局的大变化。学校里没有人专门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党委书记是选举的，党委委员是兼职的，党员在学生中形象高大。人人自己教育自己，大家互相教育，这代表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中最宝贵的东西。鲍彤认为，这些试验也不是没有缺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新路子。过去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就是设专职党的干部、专职政治辅导员，就政治论政治，空对空。鲍彤认为，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企业和学校，学校主要是大学。

5月3日下午，专题组开会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计划。在会上，鲍彤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不改造没有出路，群众失望，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现在群众要解决的没有人抓，而群众失望的东西我们无力管，群众喜欢的东西我们却在扭。要群众这样做那样做，搞不好会产生逆反心理，反宣传帮倒忙，好象一讲思想工作就是讲意识形态。现在一谈到思想工作，相当一部分同志有灰溜溜的感觉，一些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本能的反感。思想工作者和对象之间有一种距离，主动的东西少，被动的东西多，支持群众的主动精神少，空洞的、灌输式的与群众的愿望背离的东西多，抽象的东西比具体的东西多。

鲍彤说，过去在社会斗争很简单的情况下，我们一个口号可以把几亿群众动员团结起来。现在社会出现复杂的多元化的情况下，思想工作就不是我们的长处了。深圳的经验很好，它的整个思想工作都是社会业余的，形成网络式的综合体系。而我们现在还是老办法，从上到下灌的系统很强，老路子走不下去了。如果不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出来，人就始终处在压抑状态，这种情况在深圳大学生的发言中已经反映出来。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把一切有用的方面都调动起来，汇集到我们的大目标中去，要研究，不是要思想工作的对象适应我们，而是我们要适应新的对象。

5月4日，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开了一个小型的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座谈会，团中央、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方面的一些领导和干部参加了座谈。会上，鲍彤首先谈了赵紫阳的一些看法。他说，紫阳最近提出了一个新题目叫做“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改造两个字是紫阳说的。讲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一是讲必要性，二是抓什么，三是路子怎么走。不仅要加强，而且要改造，不改造就没有办法加强。老一套的脱离实际没人听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削弱，不能加强。

鲍彤说，新时期要走新路子，靠说教、斗争都不行。这个问题很广泛，是否着重研究一下工厂和学校。现在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好处，如果形成一个文件不行，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各级党委注意也是好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按老路子，恐怕有很多人要搭这班车，队伍、职称、班子、专职人员等等。现在看，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本身就需要改造。有人提出重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方向是兼职化、社会化、群众化，我看不错。政工干部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政治集团，有自己的一套观念，拿这个东西当饭吃，离开这一套就活不下去，别的东西他不会干。这要改，就要首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部分人大概有上百万，成为长期掌握着一定权力、有共同的思维方式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对这个队伍要改造。

鲍彤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过去是我教育你，你是被教育对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分离的。深圳大学改变了这种情况，没有专职的政工干部，每一个学生都是主人，处于能动地位，没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分。谁都是教育者，也都是被教育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划分是过去在秘密斗争状态下形成的。现在大众传媒很发达，一个精神很快就让全国人们都知道了，再讲先知后知的划分显然是不行了。

在5月16日、19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又多次谈到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人的问题都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思想工作不是简单的加强问题，而且还有个改造的问题。毛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要走出一条新路子。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基层党政分开、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如果不以厂长为中心搞是没有前途的。有些党的干部就不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离开生产能起作用吗？有些同志在争，他争的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争权争地位，这一点要解决。

会后，赵紫阳要鲍彤亲自带人去天津海河塑料厂去做一下调研，他听说这个厂的“学问很大”。赵紫阳说，你到那里去看一看，根本分不清哪件事是思想政治工作，哪件事是经济工作。每个经济工作中都有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中，人尽其才，多余的人不开除，但也要下来，在工厂内安排，把工人拥有的地位和厂长权威相结合。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生动活泼，分配、承包、个人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真正使工人当家作主，非常注意个人的志趣和积极性，好多都是自由组合的。对这一点你们要进行调查，总结一下经验。

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赵紫阳在会上正式提出，要搞一个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并将其作为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这次会后，鲍彤亲自带吴国光、周大力等人赴天津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同时，派吴伟等几个人去武汉，到受到赵紫阳赞扬的武汉汽轮机厂同厂长兼党委书记于治安座谈，还去了多家大型企业，同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负责人、普通工人代表、工会代表就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了解了大量第一手情况。

武汉调研归来之后，6月14日鲍彤召开了专题组会议，会上由吴伟介绍了武汉汽轮机厂和其他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变两张皮为一股劲。生产经营的主体是人，人的精神对生产经营影响极大。要调整政工机构，减少专职人员，使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业余化、群众化。会上，鲍彤评论说，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大任务，就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减少相互摩擦。这靠派人去做是不行的。在群众自己的队伍中形成先进力量才能起作用。所以，不能搞专职。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进入5月份以后，中央常委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开始讨论物价闯关问题。赵紫阳提出，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各方面的工作必须为改革创造条件。新时期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要作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把保障价格改革的内容加进去。

6月初，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较小规模的学潮。起因是北大一研究生与社会青年打架，伤重致死。一部分学生借此为由发动游行到公安部。游行中有人提出了要共产党下台，国民党回来，认为中国现在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扬言继续扩大游行规模，并点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在中央常委会上，赵紫阳在提出公开案情，讲清事实，依法处理的同时，也提出要研究北大这类高校如何办，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问题。

6月13日下午，赵紫阳召集胡启立（中央常委，分管宣传工作）、陈希同（北京市市长）、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汪家遒（北京市委副书记）、鲍彤等人开会，讨论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说，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过去一讲加强，就是老一套，一是整人，二是训人，没有人愿意听，恶性循环，没出路。北大学生自己写了一份大字报，我看就很好，讲了北大文化，有十条之多，很多人认为写得不错。许多话为什么不能让群众自己讲，偏偏要让领导去讲？为什么不去武装先进分子，争取中间，孤立少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争取中间，学生中的大多数不是反动的，而是存在糊涂观念。压一压是必要的，但你老去压它，就不行，一有问题就爆发。现在学生中有不满情绪，要正确引导，让学生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向学生说清楚，你们关心改革，搞过了也可能变成干扰改革。要告诉学生，分配问题，要增加透明度，方案要置于学生监督之下，机会均等。走后门找职业，不是改革，是倒退！要像深圳大学那样，让学生接触社会，有机会参加改革，这才是扎扎实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赵紫阳再次告诉鲍彤，思想政治工作是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或是主要议题之一，你们要抓紧工作。

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等几个人，再次谈了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问题，要求尽快拿出文件初稿。

鲍彤主持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组，在7月以后改组为思想政治工作文件起草组，又增加了几位笔杆子，龚育之（中宣部副部长）、陈进玉（中办调研室主任）、吴稼祥（中办调研室政治组组长）等。所起草的这个文件，也初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所以仅仅把文件的适用限制在企业范围，而没有涉及到学校，是因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实行了党政分开和厂长负责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而学校相对之下就要复杂得多，几次学潮的发生，学校里西方思想的影响，学生中相对不成熟的政治意识和情绪，都让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畏难情绪增加。他们对于探索党政分开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的抵触情绪也较大，而过去陈旧僵化的老一套思想工作方式方法在学校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问题，暂时还看不很清楚，也说不很清楚。与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匆忙形成规范，不如允许继续进行探索。为此，鲍彤向赵紫阳建议，可以先搞一个改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问题，待时机成熟后再发文件。赵紫阳同意了。
鲍彤后来在和笔者谈到这件事情时说，如果没有1989年学潮和后来政治改革被迫停止发生的话，我曾经想在深圳大学先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在全国高校进行推广。但是很遗憾，没有了这个机会。

起草组在北戴河对这个“关于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进行了反复修改后，1988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十三大以后的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文件。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首先讨论了概念问题。李瑞环（天津市委书记）提出，是叫“改造”，还是叫“改善”？如果用“改造”，也应该把“加强”放在前面。乔石（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赞成这个意见，并主张用“加强和改进”。不用“改造”这个说法。

赵紫阳接着发言，他说，我做点说明。一开始我就是想用“改造”。政工这个概念在文革中很坏，讲政工很容易让人和专案相联系。这不改造不得了。当然可以照顾一下政工干部的情绪，但这个问题长期不解决对工作不利。所以原则上要讲改造，毛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讲学风，讲改造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既然这样讲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讲改造？我赞成把加强放在前面，但要加强就必须改造。不是要改造政工干部，而是要改造工作。光讲加强，不讲改造，加强不了。瑞环同志多次讲要照顾政工干部的情绪，我一直不完全同意。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会走出一条路来。对赵紫阳的意见，薄一波（中顾委副主任）表示支持，说文革那一套一定要改造。
李鹏（国务院总理）接着发言说，学校当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多方面不适应的问题，比如，是党领导还是方励之（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被说成是“自由化分子”开除出党。六四后流亡美国）领导？民主自由是不是政治问题？“改造”非用不可。要讲改造，有些方法过时无效，就要讲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项专业，政工干部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不然队伍不稳定。

李鹏曾经担任国家教委主任，对大学生的情况较为了解。他这段话表明，他也看到了思想工作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主张“改造”，但他不同意赵紫阳、鲍彤的减少专职政工人员的意见。

接着，杨尚昆（国家主席）、田纪云（国务院副总理）、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等也相继发言，表示赞成“改造”。

尽管“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在政治局通过了，但在后来1988年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个文件时，对于是“改造”还是“改进”的问题还是产生了很大争论，许多中委或候补中委对“改造”这个提法接受不了。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向赵紫阳建议，考虑到争论太大，建议还是不用“改造”这个词为好。赵紫阳考虑，与其在这个字面上来讨论不休，还不如就改成“改进”吧。这样，这个文件的名字在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后，获得全会“原则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