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律@大象公会
上世纪80年代末，苏东国家为何急速解体？
这个问题可能招来了史上最多的马后炮——经济学者看见计划经济的弊病，政治学者看见全能体制的不可行，技术决定论者看见的是石油-钢铁帝国输给了电子帝国，军事决定论者看见的是阿富汗战争的持续失血和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威慑……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的人口原因，却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苏联欧洲部分人口在二战后急剧老龄化，劳动力不断萎缩，而晚于苏联二三十年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欧诸国，也在苏联解体二三十年后，经历了不间歇的人口萎缩危机。
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不是本来就和转型道路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原苏联“未富先老”人口问题的延续？
这种施加于苏东国家的“生育诅咒”又是如何产生的？
未富先老的阵营
俄罗斯的人口问题无疑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典型。关于俄罗斯人口，最著名的一张图就是“俄罗斯交叉”。
从图中可以明显读出，早在六十年代，俄罗斯生育率就跌破保持人口稳定的替代生育率水平（平均每个女性生2.1个孩子），八十年代更出现雪崩式的生育率大跳水。反而是剧变后的九十年代，这种直线下降的趋势变得平缓了一些。
如果和财富水平联系起来，俄罗斯就是一种典型的未富先老。在这种格局下，苏俄即便放弃休克疗法，一步转型到位，国势衰落的结局都难说会有多大变化。
这并非俄罗斯的特殊国情。如果把住户年度中位数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定义为富国，把在这个水平线以下的、老龄化水平到了人口负增长地步的国家称为“未富先老”，在世界地图上绘出这些国家的空间分布，结果必会引起某些人的恐慌：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立陶宛、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俄罗斯、古巴…
——所有这些国家都分布在前苏联发起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势力范围，包括远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古巴和白俄罗斯的情形，证明了这些地区的人口负增长与苏联溃败无关，因为这两个国家有幸免于剧变。
有一种观点认为，低生育率是由于女性工作参与率高，它很符合我们的直觉，女性就业率高会降低生育意愿，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鼓励男女平等就业，生育率不高应该是很正常的事。
但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前苏东国家的低生育率并不与此有关。比如古巴劳动力中女性比例约为38%，略低于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39%。而古巴徘徊在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2.5。
生育问题无疑严重拖累了各国发展，那么，为什么前经互会国家普遍出现“未富先老”问题？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几乎所有自然、社会因素都有影响。似乎这个问题很难解答。
但如果仔细分析，答案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复杂。
为何不愿生孩子
传统上，每个民族几乎都有鼓励生育的习俗，它们是高生育率的重要保证。而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打破传统，构建新社会。
首先是宗教。古老的信仰或传统几乎必然包括了鼓励生育的内容，否则它无法在漫长的竞争和灾难过后延续下来。无论是基督教里的神谕“滋生繁衍、遍布大地”还是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加大了种族生存延续的概率。这些鼓励生育的传统并非是泛泛的理念，而是有家族合资供学、寺庙慈幼服务等等现实资源作支持的。
然而，这些护送古老民族延续至今的传统，在苏联及东欧都很快消退。
沙俄时代结束之后，宗教信仰被官方媒介嘲笑、教堂财产被没收充公、成千上万的主教教士被逮捕处决。教堂社区、育儿堂、鼓励生育的箴言都被打压、消失。这在其他东欧国家也很常见。
结果就是生育所需的社会推动力和精神支持同步消失——花费极大代价，忍受超常痛苦生下来的孩子，如果有宗教人士表扬，社区的赞许，亲人的提携，自然会让人觉得有价值不少。
其次是住房。五十年代，当美国正经历“婴儿潮”时，苏联的堕胎数却超过了婴儿出生数。苏联人非常费解，于是官方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询问了两万多名堕胎的妇女为什么不想要孩子。
结果，相当比例的城市妇女给出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原因——“地方不够住”。
中国人对苏联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不会陌生。苏联号称房子国家分，但对象只是“符合政策”的人。苏联除了建设类似中国大陆当年“筒子楼”那样的标准化宿舍（苏联人呼为“火柴盒”）之外，长期以来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六平米，一般普通干部群众要申请房子，家庭现有人均居住面积还必须低于平均水平。
这种制度下，六十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过7.15平方米，农村居民6.13平方米，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有27.87平方米，是苏联的4倍多。
一户居住面积不过20平方米的苏联三口之家，理论上第二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可申请大一点的公寓。然而，住房本来就短缺的苏联，何时能真正分到却是一个大问题。
前苏联既没有一个成熟的房地产市场满足居住空间，而靠公家分房支援生育又不可靠，出现很高的堕胎率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即使理论上计划经济能够按需满足生育所需的一切资源，实际上，它的运转却随国家意志，向军事、工业等方向倾斜，住房的短缺，是生育所需的物质支援匮乏的缩影。
居住面积和生育子女之间的关系早已为人注意，197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研究显示，在一个住房紧张的市场中，居住在公寓中的上层劳工阶层和下层中产阶层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住房更加宽敞的独立房屋住户。
1978年爱荷华大学针对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城市居民的研究则显示，在住宅市场相对宽裕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和住宅性质无关而和房间数有关，房间数越多生育率越高。
2000年克莱姆森大学柯蒂斯·西蒙和罗伯特·田村的研究显示，美国各大城市生育率和房租呈负相关，在房屋租金高于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的城市，如盐湖城、波特兰、休斯顿，总和生育率低于平均水平0.03。而在租金更加昂贵，高于两个标准差的纽黑文、西雅图、丹佛，总和生育率低于平均水平0.06，更说明居住面积和生育率的相关性。
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研究者——到底是高生育率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大房子还是较大的居住空间导致较高的生育率。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答。
但在列宁主义计划体制下的房屋分配制度中，该问题并不存在——由于房产由国家供应，家庭的选择权极其有限，家庭规模庞大则必然面临蜗居的窘境。
公牛税和月经警察
二战后，短短二十多年，苏共领导人就发现这个失去了传统和社区、只有党支部和内务部的社会，难以应付苏德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失。
他们想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对无子女者课以重税，而且从四十年代一直征收到苏联解体。波兰则推行一个更厉害的“公牛税”——“公牛”指不结婚的男人，想让男性都结婚，以此提高生育率。
最有创造力的是罗马尼亚。六十年代，罗马尼亚的生育率也掉到替代水平以下，齐奥塞斯库祭出了史无前例的“月经警察”，他们挨家挨户检查妇女是否来月经，是否怀孕。
这种严厉的强制生育政策行效于一时，但罗马尼亚长期的人口颓势并未随这一奇葩政策而改变。
有意思的是，被列宁主义改造的不那么彻底的一些地区，反而成了生育率提升的希望。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各穆斯林和佛教徒比例较高的加盟共和国保留了较高的生育率，给挣扎在人口负增长中的普京俄国留下人口年龄结构稳定的种子。
最近一两年的联邦人口暂时正增长，颇得力于这些保有较多传统的小加盟共和国。只是宗教的复兴在已经积重难返的苏联也未必能够挽救下滑的生育率——俄罗斯联邦内最大的穆斯林群体鞑靼人其总和生育率并不比俄罗斯族高多少。
目前俄罗斯生育率高的主要是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与其说是宗教鼓励生育，不如说是高加索地区城市化程度较低，在苏联时代受到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较小。
而居住于俄罗斯核心地区的鞑靼族则深度融入苏联体制——鞑靼族在1959年出生率为每千人34.2人，几乎是当时的俄罗斯族的150%，但到了1979年，俄罗斯族和鞑靼族的出生率几乎相同。而在1991年俄罗斯族人口开始负增长后，不过2年，鞑靼族的人口也于1993年开始负增长。
事实上，1989年鞑靼族的总和生育率在俄罗斯诸少数民族中仅高于卡累利阿族和奥塞梯族，低于大量信奉东正教的少数民族，伊斯兰教生育文化并未能帮助他们摆脱生育诅咒的影响。今天，鞑靼人聚居的鞑靼斯坦总和生育率也不过1.4。除了车臣外，俄联邦所有穆斯林人口多数的行政区总和生育率均低于2.1。
不少人认为，穆斯林天然会有较高生育率，但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区的生育率同样未能避免未富先老，甚至人口减少，尤其是一穆斯林为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14年以1.28的生育率位居欧洲倒数第一，全世界倒数第三。
无独有偶，在整个“东方阵营”里，老挝对于社会的改造力度较低——它几乎是唯一一个执政党党员可以信仰宗教的国家，就连在西方也属于非主流的基督教安息日教派都在老挝有相当市场。而这个国家也在人均GDP一千多美元的小康水平上保持了2.2的总和生育率。
和老挝经济发展水平相仿，但“革命比较彻底”的越南，生育率则很早就跌到了2.1的替代生育率水平以下。
古老的传统在所有的现代化社会都慢慢退出社区舞台，它的鼓励养育功能也逐渐被五花八门的“新常态”取代：比如社会对单亲家庭和同居生育的接受和扶助，比如育儿服务职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担负起教会逐步退场后的鼓励养育功能。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完成现代化过程，却率先打破了传统，前苏联东欧和古巴地区还没有演化出足以在养育扶助方面取代社区功能的机制，就动手改造了传统社会。
由此带来的未富先老格局，成为了巨大的社会隐患。
真正老化的社会
“老龄化”是人口专家和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术语之一，它被用来解释楼市的低迷、劳力的紧缺、医疗费用的高企……
然而，通常意义上的老龄化，也就是由寿命增长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并不必然带来以上社会问题。它必须和社会发展的程度相联系。
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体，可以用良好创业和就业环境吸引青壮年龄的移民，以此补足工作年龄人口的不足，如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台湾也在用蒙古、泰国、越南的移民劳工，北京上海也在大量吸收外来工作年龄人口来补足社保的资金来源。
同时，它们还可以用相对宽裕的社会财富（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慈善机构）来提供广泛的母婴服务，缓解生娃贵的问题（比如欧洲）。
而且，较为富裕的国家，平均寿命和健康状况都有提升。很多今天六七十岁退休年龄的人，有着过去四五十岁人的工作能力，在生理意义上并未进入“老年”，继续在经济生活上扮演积极角色。例如日本，退休年龄人口在实际工作人群中占有很大比例。
真正可怕的是“未富先老”，糟糕的就业和创业情况对国外青壮人口没有吸引力；政府财政和依靠捐赠的民间非营利机构，无力为年轻妈妈们解决“生娃贵”、“生娃难”的问题。同时，老人的身体条件也达不到当代日本老人的水平。
发展水平和老龄化水平脱节得越多，情况就越糟糕。假如两者同步，那么现代化提供的一揽子工具足以解决老龄化挑战。但假如现代化因为某些人为因素慢于老龄化，那么现代化非但不能解决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其本身进程还会受老龄化制约而变得更慢，形成恶性循环。
而现在，生育诅咒的危机已经悄悄降临在了中国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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