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雾释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新解（连载三）

文/徐泽荣

第三章 北京竭尽全力为出兵朝鲜备战, 1950年1月—9月

3.1 引言

正如怀廷所指出，“北京的战备方式间接地揭示了其参战决定”, 本文作者也持同样观点。在本章，作者打算回答三组问题：第一，北京的战备是如何开始和加强的？尤其是什么时候确定战争预算的？北京是否事先知道朝鲜战争开始的时间？第二，自从毛泽东决定为可能出兵朝鲜做准备后，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支持和实施这个决定中起了什么作用？第三，在北京的战备中，北京、莫斯科和平壤之间有什么互动？尤其是斯大林于何阶段，以何方式保证向中国入朝作战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什么莫斯科未能在中国军队入朝之前重新装备它们？按照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中国出兵朝鲜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在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之前， 因此，人们会问，为什么在那一天前中国没有出兵？

3.2 春季即往东北集结了七个师

早在1949年12月初动身前去莫斯科之前，毛泽东就建议将第四野战军的两个军调到东北，从事农业生产。 当部队在没有作战任务从而可以进行较长时期休整时，让它们从事农业生产，乃是中共的传统。

在莫斯科，斯大林和毛泽东讨论了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毛泽东意识到部队调动的迫切性。因此，于其1950年1月9日拍发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回电中，毛泽东说他想在十万官兵之上，再增加一个骑兵师，调到东北和热河从事农业生产。

据吴瑞林回忆，四野下属的六万人的42军和第五骑兵师于1950年2月和4月分别接到命令，调往东北。 早些时候或在大约相同时间，四野下属的的第一、第二和第八炮兵师已经撤回东北，因为它们的装备证明不适合在南方水网地带运用。 这些骑兵师和炮兵师人数合为一万人左右。因此，于朝鲜战争爆发前，在东北已有七个野战师，约有七万人，以42军为骨干。 据官方材料记录，在这些部队抵达前，已于1948年9月脱离四野建制的东北军区包括内蒙古军分区，共有部队二十二万人。 将合约三万五千人的164师、166师移交北朝之后，在新调入的七个师抵达之前，东北军区于1950年初期仍有十八万五千人。至1950年春，东北共有部队二十五万五千人。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1950年11月8日的一份报告所指出，这一数字远远超出维持东北境内安全的需要。 就连怀廷在他于1960年出版的的书中也承认，中共部队在东北的军事集结可以作为“中国为出兵朝鲜早做准备的证据”，尽管他一直相信中国没有为朝鲜战争早做准备。

为了证明中国没有为朝鲜战争早做准备，解放军军史专家徐焰声称，于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军区只有二十万人。 显然，他给出的这一数字失准。另外，东北军区的一些边防部队后被编入准备派往朝鲜参战的部队。例如，1950年8月初，东北军区的一个独立师被编入13兵团39军。

至1949年底，显然是根据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再将13兵团的38、39和40军共计十二万人集结到中国中部的河南省，作为战略预备队。 作者将在第五节讨论这次集结与中国备战朝鲜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将42军调到东北不是与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毫无关系一个独立行动。理由如下：首先，正如上面所提到，1950年1月，第三野战军估计美国最多会招募六万至七万日本兵到台湾抵抗解放军。 按此推算，当毛泽东答应金日成，一旦美国派日本军队到朝鲜，中国将出兵支援时，他应估计美国大约会派出类似数量的日军到朝鲜，因为这是当时日本人力资源所仅能承担的。这七个野战师的人数，超过可能派到朝鲜的日本兵人数。

第二，为了证明中国没有为朝鲜战争早做准备，徐焰声称，当时北京打算让42军全军复员。 如果是这样，42军被调东北自然与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没有关系。但是，时任42军军长的吴瑞林在作者对他的一次访谈中，断然否认这一说法。 吴瑞林说，就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50年4月决定将五百三十万人的解放军压缩到四百万时， 他还接到命令，他的部队不许复员一个班。吴瑞林还说，当时42军绝不可能被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 视为可有可无的部队，因为于1949年中，在调往东北半年之前，42军就被指定为中革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当时，42军驻扎在河南省郑州市附近，它的任务被预设为对抗来自东北（经由朝鲜半岛）方向和西南方向的国民党军的威胁，以及可能来自东方的美国军事威胁。吴瑞林强调，这个任务显示了中央政府对42军的充分信任。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于1950年2月中，当42军被调往东北经过北京之时，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接见吴瑞林时，指示他：你既不能忽视经济建设，也不能忽视战斗使命。目前，美帝国主义仍然占据着南韩。我们必须解放那些地区和当地的人民。

第四，1950年6月29日，美国出兵干涉朝鲜两天后，42军最终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往中朝边境部署。1950年7月中，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在沈阳的高岗，指示42军将美军作为假想敌开始军训。

因此，于1950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金日成时，毛泽东已可告诉对方，他已经将近七万人的朝鲜裔中国人部队移交北朝；在东北部署了二十五万五千部队，包括七万野战部队，并命令将十二万部队调到中国中部，以便将来能够迅速将它们调到中朝边境。 这一事实断然否定了郝玉凡和翟志海所言：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日，中国跟美国一样，没有什么思想、行动准备。

3.3 北京事先必知战争爆发时间

于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之前，中共领导层、中革军委或中央人民政府，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于美军仁川登陆之后和中国1950年10月底出兵之前，它们又至少召开了五次类似的会议。作者将在本节以及以后各章描述这些会议。

第一次会议。冈察洛夫等人认为，有足够理由接受多数中国和南韩作者所做出的结论，即毛泽东并不知道北朝发动进攻的时间。 陈兼甚至想象：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这天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日子。他们那天没有任何重大事情的安排。 与冈察洛夫、陈兼和其他许多人的观点不同，来自中国的新揭史料证明，事情恰为相反。

当时在华东军区任职的窦金波透露，1950年6月20日，他和其他将被派往越南的军事顾问奉命赴京集合。巧合的是，当时粟裕也接到要他赴京开会的命令。粟裕专列给挂到他们乘坐的火车上，顾问们于是搭转入专列与粟裕同一车厢前往北京。因此缘故，窦金波有机会得知：鉴于朝鲜局势非常紧张，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中央召唤高级军官赴京讨论如何应对此事。 这些顾问须于1950年6月21日抵达北京。依照原来安排，两天之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会接见他们，但是，他们接到通知，接见被推迟了，因为“当前朝鲜局势非常紧张，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忙碌”。至1950年6月25日，接见再被推迟，因为当天朝鲜战争爆发了。接见最后给推迟到1950年6月27日才实现。 窦金波的回忆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北京如果不是确切知道，至少也是大体了解北朝发动战争的日期。

还有其他证据证明北京曾于6月底召开过这次会议。首先，1950年7月初召开过两次国防会议，两周之后，粟裕即被中革军委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这是打算派往朝鲜的军队。但是，在这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上，都没有粟裕的名字， 说明粟裕没有参加这两次会议。由此可以推断，中央应于早些时候——应于上述6月底召开的这次会议之上——告诉了粟裕他的新的任命。

其次，时任中共东北局高级官员的关山复回忆，1950年7月初，他接到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林枫 的命令，陪同当时在东北军区的几位苏联军事顾问，前往鞍山、沈阳于洪屯、东丰和辽阳，安排修建可供米格战机升降的野战机场，“为抗美援朝空战做准备”。后来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东北修建委员会”，由林枫担任主任，关山复为办公室主任。该委员会存在期间，“支持各地修建了一大批新式机场”。 另据一份中国材料透露，至1950年底，重新修复了东北原来的三十一个日军野战机场。 显然，这些机场是准备给苏联和中国空军共同使用的，因为当时中国空军还很年轻、弱小，不可能单独使用这么多的机场。何况，机场的数量是“一大批”和“三十一个”（两者应属一回事情），这清楚表明使用这些机场的空军是打算到朝鲜参战的，而不仅仅是为了保卫东北——美军地面入侵东北的话，本应在华北、内蒙修建机场。当时，华盛顿发现了这些机场的修建及其用途。正如时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部部长的O·埃德蒙·克拉布所指出，在东北“积极修复和修建机场”，意味着“为苏联空军使用这些机场做准备”。 对于林枫的任命应是由中革军委的6月底会议而非7月1日或10日会议作出的。顺便说一句，后来事实表明，三十一个机场实在是超出需要太多。这证明中方曾错以为苏方会派出几个军而非几个师的空军来掩护中方入朝作战地面部队。

因此，这次会议的确可能是从1950年6月22日到26日召开的。作者将它视作毛泽东1950年5月中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后，召开的第一次与出兵朝鲜有关的会议。

除了这个会议外，还有其他有力的证据证明北京事先知道朝鲜战争发动时间。正如前文所提，1950年7月初，北朝的一支部队乃是通过山东省胶东半岛某处港口运送到南韩的。 很难想象，如果事先不知道北朝战争发动时间，北京会同意北朝利用中国领土运送部队。

最后，一份中国材料透露，北朝人民军夺取汉城后，金日成马上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声称汉城“战役歼灭敌军二万一千人。目前，我军主力已抵达汉江北岸，正向水原、金刚和安东方向发动攻势”。 这份于1950年6月28日拍发的通知北京北朝人民军进展的电报，不像是平壤发给北京的第一份有关战争的电报。也就是说，之前平壤肯定还曾发过一份电报给北京，告诉北京进攻发起的时间。

以上列举的证据足以让我们怀疑此前普遍持有的观点——如陈兼所说——即金日成没有告诉毛泽东和中共他的具体计划和入侵时间。 北京可能不确切知道战争将于1950年6月25日当日爆发，但它肯定知道战争将在1950年6月底爆发。

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我方得知：1950年5月16日——此时距离北朝进攻南韩尚有三十天，周恩来命令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速将大量各种型号的子弹运送到中朝边境上的城市安东。 此前三个月，据载毛泽东曾向金一许诺：我们能够生产弹药，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供应什么。 此段所列二事，乃是迄今为止最能说明北京事先肯定知道朝鲜战争将于1950年6月底爆发的证据，难道还有怀疑吗？修正主义学派应该哑口无言了吧？

3.4 斯氏答应提供有限空中支援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7日，美国派出本国而非日本部队来行干涉，这令北京感到意外。北京用了一周的时间来行确认介入朝鲜战争的确是美军而非日军。 但是，面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莫斯科和北京都不愿意半途而废。斯大林强调北朝人民军必须继续发动，而非停止进攻。 1950年7月初，斯大林致电北京和平壤：英国驻苏大使说，如果北朝将其部队撤回三八线，朝鲜问题将会得到和平解决。我们认为这个请求是无耻的，不可容忍的。你们的意见如何？
周恩来和金日成告诉斯大林，他们完全同意他的不妥协的立场。 1950年8月28日，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斯大林强调：朝鲜人民伟大的解放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金日成就这份电报以及斯大林“慈父般的关怀和援助”，向斯大林表达了衷心的感激。

在得知斯大林关心北朝领导人会如何应付美国空袭时，金日成报告斯大林：他的一些同事感到北朝单独与美国作战会很困难。因此，他们想知道苏联的态度。金日成还希望就如何重组他的军事指挥部得到苏联的建议，并希望得到新的武器供应。斯大林同意提供更多的援助。

莫斯科和北京都不难看出，美国的武装干涉必会拖延战争，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在危急时刻出兵援助北朝，尤其是当北朝人民军于1950年8月初攻抵洛东江便遭到联合国军的阻击而无法前进之后。 《世界知识》1950年8月5日至11日号刊登的一篇文章，反映了北京当时对时局的判断。在评论杜鲁门1950年7月19日对国会致辞，要求扩大军工生产，加强武装部队，增加军费时，这篇文章预测：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北朝人民军能成功地将美军赶出朝鲜领土，也结束不了战争状态。因为美帝国主义会再次发动进攻。

另一篇《世界知识》上的文章承认：美帝国主义匪帮能够投入足够多的军队，延长朝鲜战争。 上一篇文章还安抚读者：如果美帝国主义企图扩大战争，和平民主阵营必将坚决阻止它的侵略行动。

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我方得知：首先，1950年8月28日，北朝驻华大使李周渊私下告诉刘少奇，他日益感到沮丧，因为由于美国的增援南韩以及空中轰炸，朝鲜战争必将延长。刘少奇建议北朝人民军及早后撤。 其次，此时周恩来开始考虑将38军部署到位于边界的图们，以保卫北朝通向苏联的唯一通道。

1950年7月初，周恩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他通报他毛泽东的计划：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穿上北朝人民军的军装入朝参战。北京准备集结三个军（含九个师）共计十二万人到东北。最后，周恩来问他苏联能否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于是，北京和莫斯科共同出兵——前者派出陆军，后者派出空军——的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第一章第1.4节，列出过毛泽东答应出兵朝鲜的四个条件。如今事态发展已经超出上述四个条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上升成为北京出兵朝鲜的主要前提。

斯大林指示罗申告诉周恩来，他认为毛泽东的计划是正确的。斯大林保证苏联将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1950年7月中，斯大林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问毛泽东：你是否决定将九个师部署在中朝边境？如果是，那么苏联将提供一个有一百二十四架米格战斗机的空军师。斯大林还答应培训中国飞行员，并给中国提供战斗机。

毛泽东和斯大林所指的九个师是原来驻扎在中国中部河南省的第四野战军13兵团。这是因为，第一，13兵团正好有九个师；第二，这支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正处于待命阶段；第三，据记录，当毛泽东开始考虑出兵朝鲜时，他最先想到的就是第四野战军，因为这支部队的大多数战士都是东北人。就连朝鲜战争开始前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北朝大使倪志亮，也是从四野选拔的。 第四，另一支中革军委的战略预备队，第一野战军的19兵团， 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13兵团，很可能是作为增援华东军区进行解放台湾的预备队。时任19兵团63军政委的龙道权在我对他的一次访谈中透露，1950年5月或6月初，也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彭德怀指示驻扎在陕西省的19兵团沿陇海铁路从河南洛阳到江苏连云港沿线执行警戒任务，其任务是防备美军可能在华东登陆并向中国内地推进。 而中革军委从来没有指定13兵团将华东和华中作为其预定战斗区域。这种区别应能说明一些事情。再者，将被用来解放台湾的第三野战军于1950年中本身就有四十八个师，六十万人。 它自身的预备队远非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时任13兵团政治部主任的杜平也回忆说，当时13兵团的指战员普遍认为解放台湾没有他们的份。

如果13兵团是被指定担任朝鲜战争的战略预备队，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由于中革军委将13兵团调动到华中的命令是在1949年底下达的， 而毛泽东当时正在莫斯科，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当时就答应了斯大林，在危机情况下，中国将再往东北集结九个野战师，以俟被随时派往朝鲜。

斯大林所提到的一个空军师应该是别洛夫空军师。该师于1950年8月4日抵达东北。 它是第一个投入朝鲜战争，掩护中国地面部队的苏联空军师。该师有一百二十二架米格15歼击机, 以及十六架用于训练和通讯的其他机型，但没有强击机。显然，这支部队是用于截击空中敌机，而不是用于攻击地面敌军。也就是说，别洛夫师没有掩护地面大型战斗的能力。当时，联合国军拥有先是数百架后是上千架作战飞机。因此，那项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莫斯科达成的口头协议便有可能是：北京负责地面作战，莫斯科负责空中掩护后方——仅为后方。毛泽东可能没有完全理解这支空军实力有限，他可能以为这支空军能够担负战线前前后后走廊的空中掩护任务。尽管如此，仍应承认：尽管飞机数量要比敌军少得多，出动苏联空军部队对于北京的心理影响却很重要；而俄罗斯飞行员在朝鲜前线后方确实打得不错。

3.5 夏季又往东北集结了九个师

正如上文所提，朝鲜战争爆发数月之前，解放军就已在东北集结了七个野战师，约合七万人。至1950年6月底，这些部队接到命令：开往中朝边境驻守，准备入朝与美军作战。 北京对于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底爆发并不感到吃惊，但它对于美国出动本国而非日本军队入朝作战，则颇感意外。北京认识到它之前的战备远不足以对抗美军，在得到斯大林提供苏军空中掩护的承诺之后，决定集结更多部队到鸭绿江边。由此可见，已经调到东北中朝边境的42军和其他部队，只是北京下令前往东北集结的大批部队中的一部分而已。

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1950年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主持中革军委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如何支援北朝人民军。在1959年7月7日的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如果危机发生便即出兵朝鲜的决定。这两次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如何实施毛泽东的这一决定。1950年7月13日，中革军委根据上述两次会议的决定，做出了一份关于保卫东北前线的决议。该份决议内容涵盖：在东北部署部队，组织指挥系统，做好后勤准备，补充部队人员，开展政治动员，加强东南沿海战备以及东北大区防空等等。决议还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 显然，东北边防军是中国派往朝鲜的部队的代号，因为没有必要专门成立一个独立的边防军来保卫东北边境，东北军区本身已有约三十万人。东北边防军抵达鸭绿江边后，并没有沿着鸭绿江北岸构筑防卫工事。

以13兵团为骨干，东北边防军下属四个步兵军（38，39，40和42军），三个炮兵师，四个高炮团，三个汽车团，一个反坦克炮团，一个工程兵团，一个骑兵团，总数二十五万五千人。他们奉命须于1950年8月初抵达鸭绿江边。解放军空军将在东北组建三个团，在东北三个地方机场受训，将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1950年7月底，中革军委决定在东北军区成立后勤部，负责东北边防军和东北军区的后勤补给。

这些部队的集结（除了已经在东北的部队外）始于1950年7月10日，至1950年8月5日完成。 后来花了两三周的时间在新的驻地安顿下来。随后，从8月中至10月中，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开展教育、训练、调整和重新装备部队。

思想教育的目的是想让指战员们认识到：（1）美国夺取北朝后，下一个目标是便中国。因此，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出兵朝鲜；（2）中国能够应战，因为美国有其弱点，中国有其优势。各师各团都举行了宣誓大会。据记录，要求赴朝打击美军的决心书如雪片般地“飞入连、营、团、师和军指挥部”。

军事训练均以美军为假想敌手。为了加强此项训练，挑选出了一些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缅甸曾与美军并肩作战的前国民党士兵，来作说明美军有其弱点的见证人。进攻战术的训练乃是针对美军拥有大量坦克的实际情况进行的。

以上两段文字可以说明怀廷的有关论断有错——他曾指出：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后，中国部队才接到赴朝参战的命令；1950年9月底和10月初，只有很少部队知道它们的最终使命。

与此同时，根据中革军委战时部队编制的命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部调整了各部队的组成，提升了它们的装备。例如，成立了独立的火箭炮营、反坦克炮营，和高射机枪营。 13兵团各部武器混杂，需要重新调整。例如，调整之后，38军全部使用日式装备和弹药，39军则使用美式装备和弹药。 中革军委给东北边防军补充了二千五百六十九支步枪和机关枪，五百一十三门火炮，九百辆汽车和其他物资。 东北边防军的许多火炮状况很差，周恩来命令东北军区兵工厂于1950年7月25日之前将它们全部修复。

此外，还动员了二千多朝鲜裔中国人加入东北边防军，担任翻译员和联络员。 例如，38军接收了七百三十五个朝鲜裔中国人人，几乎每个班分到一个。后来他们还担任向导，以及负责安排部队宿营的先遣队员，侦察员和群众工作工作员。

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我方获悉：1950年8月2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指示高岗以及其他干部，应为东北边防军从在华学习的北朝学生中招募无线电员，代替从在朝作战的北朝士兵中招募无线电员。

3.6 战前情报搜集强度浮出水面

北京同时激活在朝鲜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蒋建农在我对他的一次访谈中透露，据未公开发表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中国官方档案记录，1950年3月初，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便开始关注朝鲜局势。通过与高岗的频繁联系，毛泽东希望能把握住朝鲜当前局势的发展。

王大刚当时是位中国驻北朝武官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军官。据他所说，大约就在那个时间即1950年3月，北京开始秘派特工人员潜入南韩，如王以伦、丁盛烈等人，他们以王以伦为首。 作者将在本节稍后继续提供关于这两个特工人员的情况。这与冷战史专家奥特·阿恩·韦斯塔从俄国档案中得出的发现相吻合：1950年7月4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情报部部长邹大鹏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北京已向南韩派出特工人员。

作者曾经做过一份珍贵剪报，不幸的是，在作者出狱之后不久，由于作者家庭成员的疏忽，这份剪报给丢失了。但于出狱一年有半之后，作者再度找到这个报道。齐向文，一位业已谢世数年的老志愿军透露：1950年4月，于朝鲜战争爆发两个月前，或者中国出兵朝鲜六个月前，军部位于辽宁省辽阳市的39军便已派出多达二百七十人的侦察兵，穿上平民衣服潜入朝鲜（可能不仅是北朝，而且是南韩）。至1950年10月底以前，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业已三度进出朝鲜。据我推测，交给他们的任务乃由毛泽东下达，因为时任高岗警卫长的魏宝玉于1993年11月29日在北京告诉作者，从1950年4月开始，毛泽东便愈加频繁地与高岗进行电话联系，向他了解朝鲜军事形势。若无这些侦察兵发回大量情报，高岗如何能向毛泽东提供权威汇告？

在作者对时任42军文化教员的张永枚以及王大刚访谈中，他们分别透露：时任42军参谋军官的宋忠汉曾以中国派驻北朝贸易代表的身份，同新华社记者刘国良跟随北朝人民军前出至釜山，为本国搜集军事情报。

1950年7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听取北朝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周汇报朝鲜军事形势。后者同时要求中国支援武器弹药。

1950年7月底，经由高岗和东北军区批准，吴瑞林带着几个参谋军官扮成乘务员，乘坐火车进入北朝，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地形侦察。他们的路线是从新义州经平壤、熙川、江界到满浦，行经整个北朝西北地区。东北军区将他们携回的地形侦察报告和绘制的地图印发给了东北边防军团一级以上的单位。彭德怀对吴瑞林及其同事的工作非常满意。 北京和沈阳都没有正式通知平壤这次侦察任务。北朝内务部向金日成报告了吴瑞林及其同事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面部和身体特征。金日成认出了他们当中的长者乃是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指示他的下属勿要干涉他们。

吴瑞林和金日成关系特殊。1945年8月初，当金日成领导下的北朝共产党人行将回国建立新政权时，中共中央指示南满局、东南满军区尽力帮助他们。吴瑞林被指定负责这项工作。在辽宁安东，吴瑞林以东道主身份招待金日成和跟随他准备回北朝的人员。吴瑞林整天陪着金日成转，还带他去裁缝店定做军服。 按照中国以及朝鲜文化，这身军服便相当于金日成的“龙袍”，乃为其在朝统治地位的象征；而这件龙袍正是中共通过吴瑞林送给他的。因此之故，吴瑞林应被视为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关系的人物。吴瑞林对金日成的帮助不仅仅有象征性的，还有实质性的。例如，正如上文所提，他于1945年秋将一个一千五百人的步兵团和八百名军校学员移交给金日成，这个由武亭领导的团的官兵以及这八百名学员大多属于朝鲜裔中国人。他们成了北朝人民军的骨干和首批部队之一。另一方面，1946年12月，面对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吴瑞林曾向金日成求助，希望得到弹药供应，金日成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 在这一背景之下，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兼他的老朋友，出现在北朝进行地形侦察，足令金日成坚信，在危机情况下北京必将出兵援助北朝。1952年11月29日，吴瑞林即将率领42军回国，金日成设宴欢送。金日成对吴瑞林回忆道：1950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接到后方一份电报，说有三个人乘火车进来了。其中一个瘦者比划手指指点点，一个胖者在纸上写写画画。看完这份电报，我就猜出是你在进行地形侦察。你的许多战士都是来自邻近北朝的辽东半岛，他们的习俗和朝鲜人相似。这正是最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相信你定会要求参战。我相信中共和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不会（在北朝遇到危险时）袖手旁观。他们什么时候都是说到做到，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驻北朝大使也帮助收集情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北京派出倪志亮，一位时任中南军区军政学院副院长和武汉警备区副司令的解放军高级军官，担任驻朝大使，正如它委任另一位（级别低于倪志亮）解放军高级军官，时任中革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罗贵波，先担任中国驻越南的联络代表，后担任中国驻越大使一样。 （但是，由于生病，倪氏直到1950年8月中才到北朝赴任，而直到那时，他还没有完全康复。 这可能是中国迟迟未在北朝设立大使馆的主要原因。）根据记载，1950年10月1日和2日，倪志亮曾向毛泽东汇报他与金日成的几次谈话内容：今天下午金日成告诉我，在南方前线，他的八个师被截断了。我命令他们毁掉重武器，尽力后撤。形势会变得很严峻，倪志亮继续汇报，金氏认为他将不得不请求援助。

倪志亮的级别之高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1930年代初期，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抗战期间，担任八路军129师参谋长，当时八路军只有三个师。当倪氏担任红四方面军11师师长时，后来成为新中国主席的李先念担任师政委。1955年，倪氏被授予中将军衔。 据说，在他担任中国驻北朝大使之时，倪氏曾受过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说他对金日成态度傲慢。为此倪氏曾经试图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可以推测，如果不曾试图自杀，倪氏会被授予更高军衔。 1991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纪念倪氏的文章，称他乃为“一代名将，英名永存”。 任命一位有经验的将领担任中国驻北朝大使，显示了中国对审视朝鲜战争局势的重视。倪氏的过早逝世给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留下极大空白。如果他能活得久一些，他可能会写下自身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这将比柴成文的回忆更加权威，而公众将会更多地知道他在这方面的作用。

正如上文所提，直至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尚未在北朝设立大使馆。当时在北朝的中国官方机构是由东北地方政府派出的一个贸易代表处。苏联档案材料记录，1950年7月初，斯大林通过什特科夫通知毛泽东，北朝感到在他们国家没有中国代表很不方便，希望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鉴于中国缺乏战争的第一手情报，解放军总参谋部建议派出军事观察团到朝鲜。但是，周恩来选择加快大使馆的设立，这样中国军事专家可以以使馆人员的身份搜集情报。1950年6月底，周恩来任命西南军区情报部部长柴成文担任中国驻北朝临时代办兼政治顾问，率领一批专家赴朝。这批专家共有五人，他们由中革军委情报部从一武官培训班学员中挑选。1950年7月中，随着这些专家抵达平壤，中国驻北朝大使馆正式开馆。周恩来给大使馆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解放军和人民军的联系，了解战场不断变化的情况。”

在作者的对其访谈中，王大刚透露，从1950年7月初至1950年8月，他和他的同事作为使馆官员，负责从四个渠道收集情报。第一个渠道是中共情报系统；第二个渠道是在北朝以及南韩的华侨。1950年，有二十万华人住在汉城。据说，当志愿军夺取汉城后，他们非常高兴，说道：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军队来解放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这么高兴；第三个渠道是新华社记者刘国良，他随同北朝人民军前出至釜山；第四个渠道是被转移到中国后方，曾在解放军中服役的北朝人民军伤病员。王大刚等人离开北京之前，周恩来指示他们，他们在朝鲜“只能听和看，不能说”。出于尚不清楚的原因，北朝人民军总参谋部没有告诉他们多少情况。王大刚7月中抵达平壤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分类点收比例为1:50,000的朝鲜军用地图，共有50套。他从北朝人民军总参谋部得到这些地图，将它们转给解放军总参谋部。 然后，他和另一个武官前往汉城。在那里他们见到几个中国秘密特工，如王以伦和他的外甥，以及丁盛烈。丁盛烈乃为朝鲜裔中国人，几十年后，他曾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第八局局长。几位秘密特工都是由中共中央调查部派出的，不久之前方才到达朝鲜，显然是为了调查战争情况。王以伦的在朝外甥曾被派往仁川从事侦察。这是一个重要迹象，意味着毛泽东早已预见到了美军的仁川登陆。王以伦外甥驾驶一摩托车——摩托车对当时亚洲各国的老百姓来说可是奢侈品，来到汉城与王大刚见面。仁川登陆之后，他无法再到汉城。在丁盛烈帮助之下，王大刚于1950年8月21日或22日在汉城与一南韩名人会面。这位南韩名人预测，美军将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因为当天是当年9月份唯一会涨大潮的日子。王大刚随后用他在中国驻北朝大使馆的发报机，将这一预测拍发给了北京。

3.7 加强战备同时制定军事预算

第四次会议：北京关于出兵朝鲜的第四次会议是于1950年8月4日召开的。这是一次政治局会议。根据记录，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美军会在釜山海边固守待援。如果美帝国主义战胜了北朝，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傲慢，这对和平是不利的。必须加入中国因素。我们必须帮助北朝。如果美帝国主义赢了，它会变得自满自大，并会威胁我们。

第二天，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指示高岗：边防军的所有单位已经集结完毕。它应在9月份头十天做好战斗准备。高岗同志负责于8月中旬召开一个由军师一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告诉他们参战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总的方向。至这个月底，所有单位都应做好准备，等待出动命令。

1950年8月13日，高岗在沈阳召开了由东北边防军师一级以上干部出席的会议。高岗就当前局势和东北边防军的任务做了发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邓华介绍了对付美军的战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的讲话特别强调先发制人打击——这个打击可能会于1950年9月上旬开始：我们是否最好等到美军占领北朝之后，等到他们侵入中国，才去摧毁他们，还是灭敌于国门之外？显然，灭敌于国门之外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更为有利。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朝鲜人民，令朝鲜成为统一的国家。

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响应高岗的讲话。跟高岗一样，他们都主张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采取军事行动。 毛泽东在1950年8月18日他给高岗的电报中，指出他的“讲话是正确的”。

会议作出结论，由于武器、车辆、马匹、后勤和通讯等方面问题，东北边防军目前仍未达到作战要求，因此至1950年8月底，很难做好战斗准备。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在集结东北之前，东北边防军的大部分单位都在从事农业生产，许多装备被改装为农具，军训时间大幅减少，甚至停止，有些大炮的炮筒甚至发现有鸟筑巢。 而且，东北边防军还需大量配备卡车、反坦克炮、司机、医务人员和翻译。 其次，有两个军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在河南从事农业生产时，38军团一级以上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被调到其他部队，甚至转业，每个团只留下了一名有经验的军官。39军的情况更糟：只有三个团的原有团长留任，所有营长都走了。此外，38军和39军的后勤部门和医院都被解散了。 一个月的战备时间显然不够，于是毛泽东于1950年8月18日发布命令，将战备时间下限延长到了1959年9月30日。

以上事实似乎证实了作者的观点：当于1949年12月底和1950年1月初毛泽东答应斯大林他将在东北集结九个师的时候，他没有预料到美国将会出动自身军队涉朝鲜。换句话说，如果毛泽东预计到了美国将会直接出兵，他会早早让13兵团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东北边防军的官兵跟解放军其他部队的官兵一样，都是习惯于在驻军附近地区取得补给，或是从敌军那里缴获物资。因此一开始，他们并无意识到专业后勤部门在现代化武装冲突中的重要性。例如，吴瑞林回忆到，1950年10月中，当彭德怀问东北边防军各军军长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时，他只是提出一个很小的要求：发给他们新的背包带。当时在东北并无多少背包带储存，因此，他的请求被转达给北京，北京马上用火车将背包带运来。“我们知道中央只有很少的军需物资,”吴瑞林说，“因此我们谁也没有伸手，都认为在朝鲜可以自行弄到补给。”

但是，经过仔细研究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发现，解放军的这个传统在朝鲜是不可行的。在于1950年8月底给中革军委和东北军区的一份报告中，他们指出：朝鲜面积很小，物产不丰富，而且两个月的战斗以及敌空军的轰炸消耗和损毁了许多物资。因此，单是给北朝人民军提供补给已经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部队入朝参战，就必须主要从国内输送补给。目前，由于缺乏干部和运输工具，东北边防军的后勤部门是不完善的，无法完成任务。为了保证入朝参战部队的补给，必须首先加强后勤部门。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对的。一份由派往朝鲜做战前调查的五名东北边防军军官提供的的报告指出：食物供应尤其紧缺。马料无法解决。至于蔬菜，只有大白菜和萝卜，且产量很低。 在向中央建议必须首先加强后勤部门的同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特别提出预先运输物资，以及预先在北朝预定作战地区储备战争物资的要求。于是，至1950年9月底，大量战争物资已被储存到了鸭绿江畔。

1950年8月底，中革军委进一步决定在东北军区后勤部之下设立三个分部，每个分部负责在北朝的一条运输线。两个月后，东北军区后勤部门人数大幅增加，由七百人增加到了二千人。

东北边防军需要更多的战备时间看来是中国没能更早出兵朝鲜的第一个原因。

第五次会议。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仅在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二天后，中国就解决了中国可能出兵朝鲜所需战费问题，也就是说，确定了战争预算。根据记录，1950年7月14日，周恩来通知东北的中共领导人和第四野战军的主要领导：由于存在（东北和中国其他地区）货币系统的差异，所有（东北边防军的）战争开支均应由东北人民政府划拨。划拨之后，东北人民政府必须立刻向中革军委和中央人民政府财政委员会报告它为东北边防军划拨的款项，以便（后二者）给出相应的财政拨款。

1950年8月2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8月23日晚上，召集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东北的后勤补给问题。决定采取五项措施：（1）向东北提供粮食、马料和煤炭；（2）当前的开支由四野通过总后勤部向东北拨款；（3）所有超出（原定）国防预算的开支由中央通过东北支付。

但是，这份汇报却没有提到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开支。为1950年8月23日晚上召开的这次会议确定的战争预算到底是多少？战争是否按此预算实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中方材料，作者尚且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不过，由于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刚刚完成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军事行动，人们看到，战争惯性可令中国没有困难地在财政方面重新转入战争轨道。

第六次会议：1950年8月底，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可以说朝鲜战争将被拖延。这与东北边防军的战备相关。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间积极做好准备，一旦形势恶化，我们就会因为准备不足而陷入被动局面。

周恩来继续说：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我们面临一个新任务。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取得突破，将它变成新的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征服朝鲜之后，它的下一步肯定是入侵中国。我们不应将朝鲜问题仅仅视为兄弟国家的问题，或只是与东北利益相关的问题，而应该将它视为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七和第八次会议。950年8月26日和31日，周恩来主持了中革军委两次会议。 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两个月的战斗证明北朝无法解放全朝鲜。联合国军很可能会通过仁川登陆来发动反攻。因此，在朝鲜摧毁联合国军的任务只能由中国来完成。 第二次会议决定：（1）东北边防军应按三个梯队配置。已驻扎在东北的13兵团为第一梯队；华东的三野9兵团和西北的一野19兵团将调到东北南部，分别担任第二和第三梯队。在得到9兵团和19兵团的增援之后，东北边防军将有三十六个师，十一个独立团，人数将达七十万。（2）从四野即中南军区挑选十万名老兵。中国出兵朝鲜后，他们将补充到第一线部队。（3）出兵朝鲜以后，应能达致每年最多能够处理二十万伤病员的医务能力。（4）必须加快“技术部队”的组建，主要通过采购苏联武器来实现这一点。尤其要在本年底组建和训练四个空军团，九个坦克团，十八个高炮团，以及十个军的十个炮兵分队。

上文提到，在1950年8月26日的会议上，周恩来说：我们不应将朝鲜问题仅仅视为兄弟国家的问题，或只是与东北利益相关的问题，而应该将它视为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恩来解释道，美帝国主义无法马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企图发动一个接一个的局部战争，给予第三次世界大战驱动之力。 因此，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扑灭这些局部战争，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爆发。

在这次会议上，北京第一次提出通过朝鲜战争来使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后勤服务得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会议要求各个作战部队、后勤部队必须制定三年实现现代化的方案。周恩来指出，空军、炮兵和装甲兵部队要准备好于1951年春参战。

为什么周恩来特别指定1951年春作为这些部队参战的日期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和10月14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找到答案。在电报中，毛泽东提出在给部队重新装备苏联武器六个月前，即1951年春之前，中国不应对联合国军发动进攻。

从周恩来特别指定参战日期，我们可以推断，早在1950年8月，北京就已打算利用朝鲜战争，采用苏联武器来使解放军实现现代化（至少使三十六个师实现现代化）。

但是，怀廷注意到：于10月和11月入朝参战的中国军队，并没有训练过如何使用俄国武器。入朝的志愿军A集群大部分都是使用他们在四年内战中缴获的日本武器和美国武器。

事实上，志愿军只是于1950年12月才开始重新装备苏联武器的。如果认定中国曾为朝鲜战争早早做了准备，人们很自然就会问：为什么中国不让13兵团于出兵朝鲜之前重新装备苏联武器？

由于缺乏具体资料，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作者猜测，这与上一章提到的中苏两党历史关系有关。作者在上一章提出，鉴于发生于1941年末和1942年初的教训，即毛泽东没有答应斯大林派中共军队拖住日军，保卫苏联远东的要求，曾令斯大林拒绝再向中共提供武器，直至蒋介石投向美国惹怒了他。斯大林可能担心毛泽东最后不会履行出兵朝鲜的诺言。我们从师哲关于1950年10月10日周恩来和斯大林就中国出兵朝鲜问题而举行的会谈的回忆中，看出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当时说，中国要求重新装备其军队，使其正规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无疑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在战争中实现这个目标会比在和平时期更快速、更有效。 斯大林实际上是将中国出兵朝鲜作为苏联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前提。

弄清这一点很重要。正是因为早期参战的中国部队没有重新装备苏联武器而令怀廷和其他修正学派学者认为，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备战，就算有过，也是微不足道的。

第九次会议：1950年5月中毛泽东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后，北京于1950年9月5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关于出兵朝鲜的第九次会议。根据记录，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援助和鼓励朝鲜人民，因为他们曾经出过大力帮助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每个阶段都目睹到了他们的帮助。美帝国主义已经在朝鲜开战。他们还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开战。我们不做准备是不行的。

毛泽东还告诉出席会议的人员，美国只有一个军事优势，那就是它有许多钢铁，但却有三个劣势：（1）它的从柏林到朝鲜的战线拉得太长；（2）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输线太长；（3）其军队的作战能力弱，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毛泽东预测战争将会是持久性的，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核战争。但是，他预测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劣势战而胜之。

1950年9月7日，出于对朝鲜局势的失望，苏共政治局通过一封给什特科夫的信，信中严厉批评了北朝军事领袖和苏联军事顾问，还详细解释了在战斗中应该做什么，如何做。随着朝鲜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持续请求下，斯大林同意派出苏联空军保护北朝。

1950年9月初，柴成文被从北朝召回北京，向北京提交朝鲜战争局势的报告。该报告指出，1950年7月21日大田战役结束后，北朝人民军已无法继续取得胜利。对北朝人民军来说，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与敌军长期作战，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是非常不利的。报告还预测美军会很快就会在仁川或者其他港口登陆。同一天，周恩来召见了他，第二天，林彪召见了他。周恩来问他：如果朝鲜局势变得不利，如果我们必须出兵参战，你认为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林彪则问他：他们（北朝领袖）是否打算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你认为如果我们不出兵，让他们在山区打游击战行吗？ 从周恩来和林彪提出的问题来看，北京当时业已确定：朝鲜战争将会是场持久战争。

出狱以后将近两年，我方获悉：1951年7月19日、10月14日和11月11日，周恩来做过数次努力，向莫斯科争取军事援助，主要是空军和炮兵方面的物资援助。 必须指出，在此之前，周恩来也曾做过数次努力，向莫斯科争取军事援助，但却是一般性地为了增强解放军的战力，以及特别性地为了解放台湾。

3.8 仁川登陆提供诱敌深入机会

1950年7月初，周恩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周恩来让罗申转告莫斯科北京的新观点：日军不会被派往朝鲜——上文曾经指出，北京一直认为美国会派日军而非自身地面部队到朝鲜。周恩来估计，美国将会派出驻扎在日本的十二万名美军中的一半到朝鲜。这些部队可能会首先在南韩的港口登陆，然后沿着铁路线推进。周恩还向这位苏联大使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为了夺取汉城，美军可能会在仁川或者其他港口登陆。因此，北朝人民军应该迅速向前推进，以占领这些港口，并构建坚固的防线，尤其是在仁川。 毛泽东对两栖作战知之甚少，他如何能够预测到了美军将在仁川登陆，作者至今没有得到确切资料以行解释。作者推测：应该是祖籍朝鲜的金无怠，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间谍，预先将麦克阿瑟将军欲在仁川登陆的想法，透露给了北京。

1950年7月末，离开广州前往东北赴职之时，邓华向中革军委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提到：美军有可能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北朝人民军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来自洛东江和西海岸的两面攻击。

据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所说，1950年8月23日，作战部使用与朝鲜实际战争局势相同的军事标示地图，推演战事。根据六个原因，他们预测美军将在1950年9月15日海涨大潮之时在仁川登陆。当天傍晚，雷氏向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了他们的这一预测，据雷氏称，周氏和毛氏都觉得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预测。 毛氏指出，如果真正发生登陆，北朝人民军就会因缺乏机动空间而陷入僵局。 毛氏进而问了雷氏几个问题，包括麦克阿瑟的脾气。毛氏还评论了麦氏的众所周知的狂妄：那很好！那很好！他越是狂妄越是越好斗越好。骄兵必败。

其实文献表明，毛氏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就预计到了美军会在仁川登陆。 雷氏曾经宣称是他最早预测到了美军仁川登陆，自己并且因此受到毛氏夸奖——“我们的娃娃军官都比麦克阿瑟厉害”，应当不合事实。作者曾经前往北京301医院面访雷氏，后者竟说医生再三交代了他：不宜回忆往事！但是他的夫人刘格非却给作者留下了自家住址，似在表达歉意。难道雷氏预感到了戳穿谎言的人我是其一？

然后，毛泽东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指示情报部门密切关注朝鲜、美国、英国和日本；第二，通知斯大林和金日成中国关于美军将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希望北朝人民军从洛东江回撤部队，加强它在仁川的防御；第三，催促东北边防军加快战备，争取在1950年8月或者9月情况危急时投入战斗。据雷英夫所说，周恩来亲自负责实施这三道命令。

1950年8月底，毛泽东在与后来担任苏联驻华大使的苏联学者P·F·尤金的谈话中，提到他预测联合国军将在仁川登陆。 他还预计美国会将它在朝鲜的部队增加三十至四十个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将会是持久的。

1950年8月1日至9月15日，毛泽东两次接见北朝政府的代表。毛泽东告诉客人们朝鲜战争或是以北朝人民军彻底消灭美军而结束，或是出现持久战的局面，他更倾向于相信第二种可能性。美军会加强他们在大丘和釜山的防线，以牵制北朝人民军的主力，同时派出部队在其他地方登陆开展作战。毛泽东提醒北朝：须得注意第二种可能性，须得留有足够的预备队，并且加强仁川—汉城、南浦—平壤地区的防御，这些地区是美军最有可能实施突袭的地方。正如上文指出，毛泽东曾批评北朝人民军没有集结足量的军队，结果敌人得以逃脱，并在大丘—釜山一线构筑防线。如今毛泽东强调，现在北朝不应将全部力量投入前线，应考虑迅速撤退，以便重组部队开辟新的战线。他指出北朝人民军犯了错误，将夺取和守住一城一地而不是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当作首要目标。 毛泽东接见北朝政府代表一事可以从一份中方材料得到证实。这份材料记录，1950年8月底，北朝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周来到北京向中国领导人介绍朝鲜的战争局势。毛泽东向他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建议他的政府采取预防措施。根据记录，毛泽东说道：美国是真老虎，它是会吃人的。

1950年8月底，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曾通过林彪，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提交一份报告。 报告作出结论：北朝人民军已经失去逐个粉碎和歼灭敌军部队的机会。 由于运输线拖得太长，后勤补给十分困难，铁路和车辆因美军轰炸而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它有限的部队被分散在海边和后方防线。更重要的是，美军已得到增援。 报告估计美军下一步或是全力从南向北推进，以少量部队骚扰北朝人民军的后方，或是以主力在北朝人民军后方登陆，用少量部队将北朝人民军主力牵制在朝鲜半岛的底端。在这种情况下，北朝人民军将会腹背受敌，陷入困境。

北京不仅预测了联合国军将在仁川登陆，而且盘算了如何利用这次登陆。上述报告还建议，东北边防军参战的最佳时机，应当是当敌军完成登陆然后深入三八线以北之后。报告解释说，这一选择不仅可以为中国赢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更为有利：因为一旦敌人前出进到了邻近中国的朝鲜北部，半岛的宽度将增大，敌军的兵力将被拉长和拉宽，这将有利于我们的行动。敌军的海军攻击将会减弱，我们的补给线将会缩短。 《世界知识》的军事分析员邓超于其1950年10月13日刊出的文章中，不谋而合地提到：北朝人民军正在有计划地撤退，以便在朝鲜北部山区集中兵力，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一战略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朝鲜崎岖的山区是埋葬帝国主义侵略者理想的坟墓。 的确，朝鲜最北端的山区是中国部队打击联合国军的最佳战场。正如怀廷所说：只有在朝鲜最北部地区，战场才可在山区地带拉得很宽，适合发动突袭战和游击战。半岛往南许多地区只有一百多英里宽，在这些地区，联合国军的海上和空中打击可以限制对方的机动能力。

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和邓超的想法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北朝人民军的撤退与中国军队的参战之间存在某种事先计划好的联系。 而且， 时任39军军长的吴信泉回忆道：如果于8月底或者9月初就进入朝鲜，志愿军肯定会于9月15日美国仁川登陆之前前突到三八线附近。北朝北部是朝鲜半岛最宽的地方，只有四个军的13兵团无法守住这个地区。敌人如果发现志愿军在三八线集结，就有可能选择在咸兴或者南浦而非仁川登陆。这杨就会切断我军的退路，置我军于十分被动地位。

怀廷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向南进军，这种战略方法将失效。新安州—兴南一线以下的半岛地区将会变窄，没有机动余地，联合国军的空中和海上优势将进一步威胁志愿军的行动。

因此，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关于等敌人登陆后深入到三八线以北的地区它才参战的建议，看来是毛泽东不尽早出兵朝鲜的第二个原因。作者将在第四章第五节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联合国军的确于1950年9月15日在仁川登陆，这导致了北朝人民军的撤退和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进军到中朝边境。

3.9 北京针对仁川登陆预先设伏

一开始，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北京希望平壤能够守住它的北方阵地，至少守上一段时间。仁川登陆以后三天，周恩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两位在北京的苏联军事顾问。他建议：（1）如果北朝有一支十万人的预备队可以在汉城和平壤之间展开，那么它就能歼灭在仁川登陆的敌军。如果没有，那么，除了负责坚守防线的部队之外，应将主力撤回北方，脱离与敌军目前战线的接触，然后逐个消灭敌军。(2) 必须秘密组建和储备一支主力部队，以备在决定性的进攻战役中投入使用。

两天后，莫斯科回应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仁川登陆后，北朝即将部队化整为零，分解到团营一级以应付复杂局面，是不明智的。这些部队在完成所负任务之前就会被逐个消灭。莫斯科指出，只有将北朝人民军的精锐部队从主战场调到汉城东部和北部地区，形成坚固防线，平壤才能取得成功。

同一天，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北朝大使，向金日成转交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战争将会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持久战。在战役或者战斗中，应取得绝对的人员优势和火力优势，以包围和歼灭因被截断而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敌军部队。这样就能逐步削弱敌军。 周恩来在信中还可能提到他于1950年9月底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谈到的意见（见本节第一段）。

这时候，北京不得不进一步加强战备。据时任38军115师副师长的程国璠所说，仁川登陆后，东北边防军即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预定开往北朝的火车生火待发。每个人都领有一套替换的北朝人民军军装，以便一接到命令，即刻穿上，乘车进入北朝。
毛泽东吸取了13兵团由农业生产转到军事准备出现不少问题的教训。仁川登陆一天后，他在一份电报中要求全军保证部队保有充足军训时间，减少农业生产时间，须确保“武器不生锈，设备不损坏，斗志不衰落”。 在同一天，在批示云南军区所呈一份关于战士复员的报告上，他指示周恩来：“必须保留骨干。” 仁川登陆两天后，柴成文在回北朝时路经沈阳，高岗将毛泽东给他的信给柴成文看。信中写到：看来出兵朝鲜是不可避免了，因此必须加快战备。

第三和第四个推迟出兵的原因，应是：北京想利用出兵朝鲜之前这段时间开展旨在取得联合国席位的外交活动；同时，北京想看看美国会否在发动反攻后，在三八线上停下来。作者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两个原因。

3.10 小结

中国为可能出兵朝鲜而行备战始于1950年1月，当时它将七个师的部队调到东北，并且激活其在朝鲜的情报工作。但是，在这个阶段，它判断美国将会派出日军而非自身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事实证明，北京预先知道金日成打算于1950年6月底发动进攻的计划，尽管它不一定知道计划的具体细节和进攻的具体日期。美国出兵干涉两周之后，北京意识到它当初的战备不足以对抗美军。在得到莫斯科愿为中国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保证之后，北京马上在东北重建了三十一个米格战机机场，又往东北集结了九个师，并加紧开展各项战备工作。1950年8月，苏联一个空军师抵达东北，北京也最后确定了战争预算。1950年6月底到9月底这约一百天里，在金日成请求北京即刻出兵干涉之前，中央至少举行了九次有关出兵朝鲜的会议，讨论如何支持出兵，如何准备出兵。如此高频率的会议，平均一个月三次，说明中央一级动员程度十分之高。同时，没有任何记录，暗示当时在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中共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对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提议持有任何反对意见。一些“民主人士”可能提出了对与美国对抗的担心，但显然不起任何阻挠作用。 在下一章，作者将介绍在1950年10月的头19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五次同类会议，旨在贯彻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定。

鉴于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所提到的四个出兵前提都成了过去时态，至1950年7月初，北京只能将美军越过三八线作为出兵朝鲜的唯一前提。

北京早已预测到了美军会在仁川登陆；早已打算利用这个登陆；早已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略。近代以来，能够一扫以往屡战屡败颓势，如此从容淡定预先设伏围歼西方军队的中国军队，迄今只有源于中国工农红军的，得到苏联饷械足量奥援的共产党解放军。

第三章尾注：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24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43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222页。
同上。
王波《彭德怀入朝》，43页。
同上。
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 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6页。这个数字可以从下列资料中计算出来：吴瑞林《抗美援朝》，33页，以及沈宗宏和孟照晖主编《中国人民志愿军》，8页。
徐远东主编《新民主主义》，808页。
参看中情局“国家情报预测”，《美国外交关系》第七卷，北朝，1950年；福特《错误的战争》，79页；法拉-霍克利“对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回忆”，《中国季刊》第98期（1984）。（均为英文）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23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6页。
吴信泉《朝鲜战争一千天：39军在北朝》（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8页。
杜平《在志愿军》，7页；赵功德和张明全《中国人民解放军》，90，197和203页。
周军“新中国初期”，68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6页。
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6页。
邓礼峰编著《新中国》，97页。
廖盖隆主编《总论》，92页。
吴瑞林《鸭绿江—嘉陵江：解放战争中的辽南人民子弟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213-218页。
同上，245-246页，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6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4,12和3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9-10和29-30页。
郝雨凡和翟志海“中国入朝”（英文），99页。
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英文），153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25页。
钱江于其《在神秘的战争》记录了这个发现。
同上，49页。
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29页。
廖盖隆主编《总论》，388页。
关山复“豁达大度，顾全大局”，张庆泰主编《忆林枫》(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15-116页。
林虎主编《空军史》,63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02页。
韦斯塔“中苏联盟”（英文），8，15和22页。
陈志斌和孙晓《开国第一战》，45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34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第二卷，394页。
沈志华《毛泽东》，151-155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页。
同上，33和36页。
同上，36页。
同上，37-38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9-10页。
同上。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3和35-36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9页。
姚旭《从鸭绿江》，15页；谭旌樵等《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7页。
宁文“粉碎美帝扩大侵略北朝战争的阴谋”，《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五期（1950年8月5—11日），6页。
福英“师出无名”，《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五期（1950年8月5—11日），21页。
宁文“粉碎美帝”，6页。
《建国以来刘少奇》第二卷，398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第三卷，128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1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82-8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6-37页；师哲于其《在历史巨人》493页也提到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一定是记错了日期，说斯大林是在仁川登陆后才问的；也可参看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43和44页，和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1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36-37页。
张斌等《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三野档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65页。
我于1993年11月5日在广州对龙道权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0-11页。
徐远东主编《新民主主义》，807页；根据徐焰《第一次较量》51页，可以计算出来第三野战军的一个师有一万三千人。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31页。
杜平《在志愿军》，7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38页；邓礼峰编著《新中国》，121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4, 12和14页。
袁伟等主编《毛泽东军事活动》，833-834页；孟照辉“抗美援朝：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军事历史》1993年第六期，4页；《周恩来军事》第四卷，32-40页。
力平《开国总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247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62-64页。
徐焰“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曲折过程”，《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三期，7页；徐焰《第一次较量》，18和210页；王文显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第一卷，449-450页。
吴信泉《朝鲜战争》，12页。
杜平《在志愿军》，25页；吴瑞林《抗美援朝》，19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26页。
杜平《在志愿军》，24-30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6和18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62-65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32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30页。
江拥辉《三十八军》，30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第三卷，199页。
我于1993年11月28日在北京对蒋建农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1-12和16-17页。
我于1993年12月3日在北京对王大刚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24-26页。
韦斯塔“中苏联盟”（英文），8页。
见网络http://bbs.tiexue.net/post2_2911161_1.html.
我于1993年11月4日在广州对张永枚的访谈，以及于1993年12月3日在北京对王大刚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1-12页；24-26页。
《周恩来年谱》（1997）第一卷（1949-1976），55页。
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2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234页。
我于1993年8月29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2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233-234页。
同上，以及234页。
钱江《在神秘的》，10页。
曲爱国“抗美援朝战争纵横谈”，《人物》1992年第五期，10-11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46页。
廖盖隆主编《总论》，471页。
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6页。
秦基伟等“一代名将，英名永存：深切怀念倪志亮同志”，《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2日。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22,29-31,34和36-38页。
我1993年12月3日在北京对王大刚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24-26页；吴信泉《朝鲜战争》，299页。
同上。
孟照辉“抗美援朝”，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54页。
杜平《在志愿军》，19-20页；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7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35页。
同上。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69页。
周军“试论党中央决策我军由解放战争向抗美援朝的战略转变”，《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四期，15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6，18页；齐德学“抗美援朝”，10-11页。
杜平《在志愿军》，21页；江拥辉《三十八军》，30页。
王波《彭德怀》，40-4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69页。
我于1993年9月2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6-8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61页。
同上，63页。
同上，62页；贾启玉主编《伟大的军事家》，487页。

第三章尾注: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24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43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222页。
同上。
王波《彭德怀入朝》，43页。
同上。
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 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6页。这个数字可以从下列资料中计算出来：吴瑞林《抗美援朝》，33页，以及沈宗宏和孟照晖主编《中国人民志愿军》，8页。
徐远东主编《新民主主义》，808页。
参看中情局“国家情报预测”，《美国外交关系》第七卷，北朝，1950年；福特《错误的战争》，79页；法拉-霍克利“对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回忆”，《中国季刊》第98期（1984）。（均为英文）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23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6页。
吴信泉《朝鲜战争一千天：39军在北朝》（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8页。
杜平《在志愿军》，7页；赵功德和张明全《中国人民解放军》，90，197和203页。
周军“新中国初期”，68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6页。
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6页。
邓礼峰编著《新中国》，97页。
廖盖隆主编《总论》，92页。
吴瑞林《鸭绿江—嘉陵江：解放战争中的辽南人民子弟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213-218页。
同上，245-246页，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6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4,12和3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9-10和29-30页。
郝雨凡和翟志海“中国入朝”（英文），99页。
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英文），153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25页。
钱江于其《在神秘的战争》记录了这个发现。
同上，49页。
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29页。
廖盖隆主编《总论》，388页。
关山复“豁达大度，顾全大局”，张庆泰主编《忆林枫》(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15-116页。
林虎主编《空军史》,63页。
福特《错误的战争》（英文），102页。
韦斯塔“中苏联盟”（英文），8，15和22页。
陈志斌和孙晓《开国第一战》，45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34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第二卷，394页。
沈志华《毛泽东》，151-155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页。
同上，33和36页。
同上，36页。
同上，37-38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9-10页。
同上。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3和35-36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9页。
姚旭《从鸭绿江》，15页；谭旌樵等《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7页。
宁文“粉碎美帝扩大侵略北朝战争的阴谋”，《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五期（1950年8月5—11日），6页。
福英“师出无名”，《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五期（1950年8月5—11日），21页。
宁文“粉碎美帝”，6页。
《建国以来刘少奇》第二卷，398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第三卷，128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1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82-8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6-37页；师哲于其《在历史巨人》493页也提到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一定是记错了日期，说斯大林是在仁川登陆后才问的；也可参看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43和44页，和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1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36-37页。
张斌等《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三野档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65页。
我于1993年11月5日在广州对龙道权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0-11页。
徐远东主编《新民主主义》，807页；根据徐焰《第一次较量》51页，可以计算出来第三野战军的一个师有一万三千人。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31页。
杜平《在志愿军》，7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38页；邓礼峰编著《新中国》，121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4, 12和14页。
袁伟等主编《毛泽东军事活动》，833-834页；孟照辉“抗美援朝：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军事历史》1993年第六期，4页；《周恩来军事》第四卷，32-40页。
力平《开国总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247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62-64页。
徐焰“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曲折过程”，《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三期，7页；徐焰《第一次较量》，18和210页；王文显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第一卷，449-450页。
吴信泉《朝鲜战争》，12页。
杜平《在志愿军》，25页；吴瑞林《抗美援朝》，19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26页。
杜平《在志愿军》，24-30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6和18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62-65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32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30页。
江拥辉《三十八军》，30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第三卷，199页。
我于1993年11月28日在北京对蒋建农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1-12和16-17页。
我于1993年12月3日在北京对王大刚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24-26页。
韦斯塔“中苏联盟”（英文），8页。
见网络http://bbs.tiexue.net/post2_2911161_1.html.
我于1993年11月4日在广州对张永枚的访谈，以及于1993年12月3日在北京对王大刚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1-12页；24-26页。
《周恩来年谱》（1997）第一卷（1949-1976），55页。
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2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234页。
我于1993年8月29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2页。
吴瑞林《抗美援朝》，233-234页。
同上，以及234页。
钱江《在神秘的》，10页。
曲爱国“抗美援朝战争纵横谈”，《人物》1992年第五期，10-11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46页。
廖盖隆主编《总论》，471页。
我于1993年9月1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6页。
秦基伟等“一代名将，英名永存：深切怀念倪志亮同志”，《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2日。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22,29-31,34和36-38页。
我1993年12月3日在北京对王大刚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24-26页；吴信泉《朝鲜战争》，299页。
同上。
孟照辉“抗美援朝”，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54页。
杜平《在志愿军》，19-20页；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7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35页。
同上。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69页。
周军“试论党中央决策我军由解放战争向抗美援朝的战略转变”，《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四期，15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6，18页；齐德学“抗美援朝”，10-11页。
杜平《在志愿军》，21页；江拥辉《三十八军》，30页。
王波《彭德怀》，40-4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69页。
我于1993年9月2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见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6-8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61页。
同上，63页。
同上，62页；贾启玉主编《伟大的军事家》，487页。
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62-64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36-37页。
《周恩来书信》，433页；邓礼峰编著《新中国》，125-126页。
力平《开国总理》，247-248页。
同上。
孟照辉“抗美援朝”，5页。
雷英夫“抗美援朝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3年第四期，24-25页；贾启玉主编《伟大的军事家》，468页；《周恩来军事》第四卷；43-50页；以及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37和45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19页；邓礼峰编著《新中国》，18页；齐德学《朝鲜战争》，31页；《周恩来军事》第四卷，51-55页。
孟照辉“抗美援朝”，5页。
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是在复述斯大林的想法。
雷英夫“抗美援朝”（续二），《党的文献》1993年第五期，25页。
同上。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0和560页。
同上；还有541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24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498页。
正如本段第一句所提到的，斯大林的这段话并不排除他有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要求中国立即出兵北朝因素。
孟照辉“历史决策”，324页。
同上。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0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52和58-59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第三卷，66-67,404-405和464-465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页。
罗印文《邓华》，190页。
雷英夫和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158-16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第二版，58页。
雷英夫和陈先义《统帅部》, 114-116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页。
同上，165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和43页。
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9页；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军事史林》1990年第五期，13页。
杜平《在志愿军》，21页。
同上。
姚旭《从鸭绿江》，15页；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52页。
张晖“中美战略决策的较量”，《党史文汇》1988年第六期，36页。
罗印文《邓华》，194-195页。
邓超“美帝战略上的弱点”，《世界知识》第22卷第十七期（1950年8月28日—9月3日），9页；怀廷《中国跨过》，134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22页。
杜平《在志愿军》，22页。
吴信泉《朝鲜战争》，21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34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8-49页。
同上，50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80页，以及第二版70页。
程国璠“伟大的决策：抗美援朝回忆片段”，彭绪一和张义生主编《盛开的金达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20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20页。
同上，还有524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7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