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史国史中可知，毛时代的不能“妄议”，较集中的出现过四次：第一次出现在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第二次出现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运动；第三次出现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第四次出现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今天回过头去看，毛时代这四次的不能“妄议”，都导致了共和国巨大的人道灾难。
习近平试图复制毛泽东时代的集权统治
1941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延安整风运动。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向“言必称希腊”的留苏国际派和有苏俄祟拜情结的知识分子发起猛烈进攻。毛说：党内留苏派是教条主义，他们总是“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毛甚至还骂国际派“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于是，毛动员党外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帮助”这些“红色教授”和“首长”们“脱裤子”。
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记述：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青年知识分子王实味，书生气十足，他没有领会毛发动整风的意图和指向，只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开始奋笔疾书，他凭自己对延安的感悟，挥笔在《谷雨》、《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的壁报上，用鲁迅笔法，对延安所存在的等级制、官僚化、抗日后方的歌舞升平等现象进行“冷嘲热讽”。他批评延安等级制是“食分五等，衣着三色”，“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延安出现了一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王还批评说：官僚化的大人物“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欲是神气活现”。王还说，当他想到“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汩中倒下”。而大后方，却是“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想到这些，他就“心脏震动”。
对毛爱说一句“天塌不下来”，王实味也不这么看。王批评说：“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末想到”。针对延安已出现的“黑暗”，王又说：“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王甚至还危言耸听到：“毛的鼓动、号召，让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们早己郁结在心中的愤懑之情爆发出来。”
面对眼里的延安，王实味感到失望，自己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抱着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奔赴延安，然而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竟让中国专制主义浸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里，看上去颇有些“黑暗”。
王实味们的一番“妄议”，在随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因“书生气”十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李锐说：在十多天里，延安就有1400多人，被抢救成了“特务”，并于1947年春，延安保卫部门在转移时，经康生批准，将抢救出来的王实味等“重刑犯”100多人，于黄河边全部处决。
反右运动中的不能“妄议”
1956年，新中国没有因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生机盎然，在经历了一系列“运动”狂飙之后，曾“被运动”的各个群体，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没有因为“春天”的来临而忘了“急风暴雨”对他们从肉体到精神的伤害。急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还导致经济、社会的彻底断裂，致使新中国在6年后，出现了经济的、社会的危机。
就在中共八大制定出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时，社会主义中国却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到处是民怨沸腾，风潮迭起；到处是闹事不休、抗争不断。
在土改运动中得到土地，又在合作化运动中失去土地、失去粮食的农民，不满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让他们更加贫穷，开始组织起来闹退社。
新中国的城市经济建设，在毛泽东不断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反右倾保守中也出现了严峻形势。工业、重工业的大上快上，导致国民经济各领域不平衡，造成工业建设的紧张局面。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请愿，全国总工会反映：1956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工人罢工事件29起，请愿事件57起，共86起。其中，第一季度为6起，第二季度为19起，第三季度为20起，第四季度为41起。罢工请愿的人数，每一起一般为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一、二百人，甚至上千人。
对发生在城乡的闹社闹事风潮，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动”。
为此，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感到要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这对一提不同意见，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而被压抑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如逢甘露，感到春天的来临，唤起了对共产党提意见和参政的热情。著名翻译家傅雷，给他儿子傅聪的信中就说：“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合贯通了的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怀着极大信任，他们都没有想起脖子伸长了，是要掉脑袋的（傅雷夫妇后来双双自杀）。
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为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举行了许多座谈会。
但很快，当毛泽东看到“好大喜功、急攻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等等批评时，就感到不能忍受了。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高级干部看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说要“硬着头皮听”，作好反右派的思想准备。
但是，那些身为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大知识分子，并不知情，还是怀着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的态度，说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右派言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人们奇怪，原本是响应号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怎么出尔反尔，忽然竟变成是“引蛇出洞”的阴谋呢？
毛泽东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整风受到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不要相信。”对他们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也就这样开始了。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所记载，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而这些“右派分子”中，大多是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大业的知识分子，包括从大学教授、小学教师、到大学生，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帽子，顷刻之间，沦为社会贱民，受尽摧残。还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文化部长王蒙、法学权威江平等等，说明许多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精英人才。
七千人大会上的不能“妄议”
1959年，因毛泽东所树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严重违背国民经济发展规律，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为此，党中央在1962年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显然，刘少奇直面严重违背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人的实事，又“妄议”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框框，令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毛泽东不快。
又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妄议”，岂不是抹黑我毛泽东，让我毛泽东在历史上留下污名！是可忍，孰不可忍！仅过四年，一场飓风席卷中国大地，“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因“妄议”党主席遭遇橫祸，还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随刘少奇的被打倒的，还有党、政、军内数万万敢“妄议”三年大饥荒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统统被打倒。据钱文军在《闲话袁庾华的演说》一文中说：“文革中仅‘被迫害致死’的干部便有6万余人。”
曾有一网民悲叹道：这是历史的悲剧。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最后落得枯骨一堆。
文化大革命的不能“妄议”
10年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亿万国人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开始将但凡历史上有“妄议”毛泽东思想、“妄议”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议”无产阶级专政言论的，统统打倒，统统横扫。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8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号召他们《炮打司令部》，还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革命之风，点文化革命之火。”随后，整个中国被席卷进10年浩劫中，在红卫兵运动、挖肃运动、清查内蒙古内人党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等红色暴力运动中，将胆敢“妄议”毛泽东、“妄议中央”的“反革命”统统打倒、整死。
据曾是《光明日报》记者的陈禹山在《一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一文中记述：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1968年的一天，她给一个同事说了她对文革的疑虑，说：“我不能理解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多问题……”，为什么老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所有知识分子都成了“资产阶级”，必须打倒和改造？毛主席难道就不会犯错误吗？
在那个专制暴虐的年代，张志新的独立思考，敢说真话，尽管没有在公众场合讲出来，但也是大逆不道的事。她被那位同事告发了，很快，“张志新问题专案组”成立了，张志新从此被摆上专制主义的祭坛。
1969年9月18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汹汹气势中，38岁的张志新在劫难逃，终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入狱后，军管会要求判死刑立即执行，陈锡联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她被改判无期徒刑。
就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里，狱中的张志新，竟遭受了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她被背上18斤镣铐，脚上还拖着沉重的脚铐；她常常被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她被放纵的男犯人多次强奸、轮奸，直至身心俱裂；她被关在一个仅能坐立的小牢笼里，与外界隔绝，终至精神崩溃。在7年的牢狱之灾后，1975年2月，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在一次省委会上讨论“现行反革命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时，一锤定音，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她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975年4月4日上午，张志新的大限到了，就在“杀了算了”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在未麻醉的情况下，张志新被活生生割断喉管，在痛苦至极中，她竟咬断了自己的舌头。随后，张被推向沈阳大洼刑场执行枪决，刑场执行记录是：“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被枪决时年仅45岁。
在整个文革期间，有2000万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其中，就有数万人因与张志新一样“妄议”而死于非命的。
2016年1月23坡月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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