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吹来宪政的花粉

文/刘刚，李冬君

一、海风吹来宪政的花粉

1796年清高宗禅让，十五子颙琰沐浴着乾隆盛世的余辉登基了。他的平庸似乎证明了这位“十全老人”透支了爱新觉罗后世几代人的秉赋与福祉，清朝要在哪一代才能翻过身且回过神儿来？嘉庆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能牢牢守住老子的这份儿家业就不错了。

怎么守？一个字，“禁”！凡是爹的一朝没有的，都在禁之列。直到1820年嘉庆死去，他都打定了注意，不许唱童谣，不准读小说，消灭邪教组织白莲教。漫长的海岸线，也飘扬着他的最高指示：沿海内迁之渔民禁越30公里界沟，片帆依旧不得入海。海外，无论是插着天使翅膀的传教士，还是带着魔鬼面具的鸦片，都别来烦我。

关好门窗，躲进天朝里，谈不上惬意，却能唯我独尊。哦，别忘了，粤海关还是要留一个通风口的，那是我皇家的银行，内务府的印钞机。这就是嘉庆理想的王权主义牧歌，牧民牧国之歌。

但是，嘉庆的担忧还是发生了。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从这个通风口进入了广州，他是西方派遣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个新教教徒，除了使徒的宗教使命外，他还带来两种西方新精神：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和英国工业革命的科学精神。在美国商人的庇护下，他住进美国商馆，开始冒险学习中文。八年以后，他在“通风口”的对岸马六甲策划了第一份中文期刊。

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终于发行了，英国传教士米怜任编辑。“每月统记传”今语“月刊”之意。其实每期只有10到14页不等，外观仍旧沿袭中国线装古籍样本。撰稿人除马礼逊、米怜外，还有另一个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最初每期印五百本，后来增加到两千本。既然它的读者群定位为华人，那么它的发送范围大概就在南洋华侨一带，或者秘密运到广州和澳门。据说他们想到了更为聪明的办法，就是每逢等到广东省县试、府试、乡试时，由一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信徒搬往考场，与宗教书籍一同免费发放；或者请往来广东、南洋群岛的客商们捎带。到1821年停刊，共出了七卷，印发三万多本。

除了传播主的福音，《察》还很有世俗使命感。它的办刊宗旨说：“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之理。说明除了神理，它还涉猎人道、国俗、新闻、常识、历史、政体等内容。西方中世纪的天主教是旧教，它把目光投向天空，鄙视人的欲望。而基督教则以平视对世俗风情投以注目礼，更用一种同情的目光关心人性，关键这些都是构成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的基本元素。在中国，佛教与禅宗的不同，与之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佛教和禅宗都没有主义而被社会边缘化，最终带有浓郁主义色彩的儒家在世俗化中走向政治主流。

资本有主义，自由主义；资本有精神，平等精神。于是，资本为自己设计了民主政治制度。新教与资本主义宪政制度融为一体。

新教徒米怜在《察》上先后连载三篇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文章。题目为“论亚墨利加列国·论亚墨利加之朝政”，介绍了新兴的美国及美国宪政，同样是他的使命。

“花旗国，其京曰瓦声顿。此国原分为十三省，而当初为英国所治。但到乾隆四十一年，其自立设政，而不肯再服英国。”

其政无王，乃为国内大富大才之人所治，其有两个大议会，第一大议会有一位尚书，或曰总理；又每省出两位大官。总理在任四年，每四年后，必立一新总理者，其各大官在任六年，然后致职而他人当之也。其总理及大官等皆为众百姓所选而立者也。第二大议会者，有大官二百位，即全国内每四万人中出一人入议会，若日后国内之民生多，则每五万人中必出一人入议会。二百大官皆任职两年，亦为各省之百姓所选也。藩国之大事，先送第二大议会商量，再送第一大议会讨论定谕。随后总理签署，通告全国。这样的朝政虽然为似乎不治，到底其甚有次序，而花旗国少有作乱，少有暴虐也。

当这些介绍西方立宪政治的文字，被梁发带进考场，举子们在忙于“彀文”时，是否嗅到一丝海风吹来的咸味儿，不得而知。

不过，1819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编撰一本《地理便童略传》时，已经着意于启蒙灌输了。本书的意趣，似乎是一本启蒙童子的地理学通论，但其中却有不少以问答形式介绍英美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内容。

如，四十四问：英国国政如何？

答曰：出战、约和、建城、军需、铸钱、封官、定生死罪等事，皆归君主意，惟设新律、重粮税，此不归君自定也。惟国内有两大会，一是世代公侯之会，一是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会。但凡要设新律，或改旧律，有事急或加减赋税，则两大会必先商量之，然后奏与君上定意。如此国之大权，分与三分，君有一分，众官一分，百姓一分，致君难残虐其民，诸侯不能行霸，百姓不能作乱也。

六十九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

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其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

显然，这本书直接宣讲的对象恐怕还是往来的商人或华侨，余皆大概也是走《察》的路径，随着商船乘风破浪流进清朝内陆，大概就像今天形形色色携带港版红色书籍过罗湖口岸一样。

海风吹来宪政的花粉，究竟有多少能在晚清的大地上找到栖枝，无法统计。但只要花粉飞过，毕竟要惹痒一些鼻子。

1817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片》中，提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

鼻子痒归痒，孟子早已给这位老将打了免疫强剂，无君无父，明明是夷狄嘛。

当然，除了看到当时广州瓷器画家在外销瓷盘上描绘横越太平洋抵达广州的美国船舶外，这片奏折与那些花粉的命运一样，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响。人们依旧在天下观里忙碌，少量的西来花粉并未刺激天朝的过敏神经。

麦都思可不管那么多，在马六甲正热情地通过《地理便童略传》，向华侨以及清国的南部，输送英国或美国的立宪政治。面对大海，不管天朝把门窗如何紧闭，海风吹来宪政的花粉，还是从窗边儿、门缝悄然沁入，初度润物细无声的春天。

据熊月之统计，1842年以前，传教士在粤海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出版了138种中文书刊，人物传记、宗教106种，占76%，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文化32种，占24%。传教士们以大海为据点，再一次掀起西学的海潮，当立宪的花粉找到合适的柱头时，却引发了一种立宪过敏症，喷嚏纷至沓来，微弱的风媒花未及结果便已枯萎。

立宪过敏了一个多世纪，海风依旧尽吹宪政的花粉，可惜美丽的风媒花在淮北却结出一个枳果。

二、我们确实不是蛮夷

德国传教士郭士腊与其他传教士一样，坚信用汉字运输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中国的大门必将撞开”。

怀揣着这种信念，1833年他在广州创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可是中国本土第一份中文报刊，出自一名传教士之手。从刊名可以看出，它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有血缘继承关系。它们尽管是先后汇聚在一条河床上的，但面对一群庞大的自由饥渴者，它们不过是一股涓涓细流，甚至随时都有被干涸的沙土吞噬的危险，但它们毕竟开始流经并滋润了东方大帝国的某一小块黄土。为触动中国的转型，有滴水之功。

郭士腊曾三次沿中国海旅行考察，用他的话说，他看到的是排外、自大、愚昧的天朝现状。回到广州后，他用英文写一篇文章，发表在1832年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上，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创办《东西洋考》的办刊动机。他说：

“虽然我们与中国人交往已久，但他们仍然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视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地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仿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心理，使华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及思想原则。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我们将以巧妙良善之途径向华人表明我们不是‘蛮夷’，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很多的东西。”

说干就干，郭士腊自任这本杂志的主编，署名“爱汉者”。首先，在每一期的封面上，他都要印上孔子的一句名言，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远虑”者，当然是暗示中国人要多多了解西方文明，不仅如此，还要多多学习西方先进之处；“近忧”者，言外之意是说眼前中国人总把西方人视作“蛮夷”，说明文化里已经潜伏着毒瘤了。从一个旁观的“爱汉者”角度看，不可不谓有先见之明；而“近忧”与“远虑”之喻，亦不可不谓一语击中要害。

带着上帝的使命，在忧患即将起于肘腋之际，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东西洋考》上下功夫。除了封面上的名人名言，他在发刊词上也用足了“名词”，这些“名词”有上帝的影子，但更多则是世俗伦常。诸如“四海一家”、“仁爱”、“尊重”、“好学”、“多问”等，冠冕堂皇之内里，确实语重心长。这些好“名词”是一个文明生存的基本常识，它们就在我们的古典时代的经典里，只怕是后代数典忘祖，在天下观里妄自尊大，鄙睨四夷，自我中心，丧失了“四海一家”、“仁爱”、“尊重”、“好学”、“多问”的平常心。

让郭士腊颇费心思的是内容的编撰，他要打动累积了厚厚一层中世纪优越感的天朝上国的那颗傲慢的心，谈何容易。上帝在天国，主要解决人类的生死问题，而中国人喜言生，恶谈死，热衷于追求世俗功名利禄。郭士腊就让上帝大部分时间待在天国，时而飘来考察一下他的工作就算了。至于宗教内容，与其宣讲僵化的神理，还不如讲讲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新闻、科技、医疗、农业等，还可以提升百姓日用茶饭事的品位水准。这是《东西洋考》与《察》不同的地方，它好像忘记了传教的使命，更多关注世俗世界的风情，天灾人祸、物价涨跌，甚至在市井里捕风捉影一些奇闻逸事，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或关注。

最关键也令郭士腊最为棘手的是，为了避免引起价值观的冲突，他必须非常谨慎小心，尽管他一再声明：“这份刊物将免谈政治”，但是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必然是政治人，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分泌物是随身携带的。随着西方的工艺、科学、思想原则等介绍的深入，郭士腊内心那个不安的西方理念兔子早已经按耐不住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立宪政治制度所能保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而且报刊言论的传播功能，更加让他对这个平台的大部分潜力闲置浪费而感到惋惜，他终于决定介绍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影响他的读者了。为避免一不留神冒出任何一个尖锐词汇触怒了中国人，表面上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客观的面孔，但背后的热情却把他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他把西方文明的本质做成一种文明样式介绍给中国人看，真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首先，翻译无疑让郭士腊吃了不少苦头。左脑英语，右脑汉语，字母对象形，逻辑对想象，西方文明对东方习惯，在天生自由的普世价值中融合了，基于这一点，他相信汉字里的自由元素，用汉语一样原创与自由相关的思想概念。

一不做，二不休，《英吉利国政公会》连载三期，重头介绍英国宪政。他将“上议院”译作“爵房”、“下议院”翻成“乡绅房”，而“国政公会”后来简称为“国会”，以及“批判士”则是“陪审”一词的最初来源。这些美妙的概念，它的价值早已超越词汇本身，而将民主、权利、公正这些为保障人的自由而产生的新的理念输入到中国。到1838年《东西洋考》停刊以前，郭士腊还介绍了作为西方宪政文化渊源的希腊古典哲学，以及西方民主精神之魁：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电闪雷鸣之后，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了。苏格拉底面对悍妇的自我调侃，也许启发了郭士腊。它不能只在广州一带电闪雷鸣，还要像下雨一样，将刊物广泛散发。他请人将这份杂志曾带到北京、南京一带。这份杂志果不负所望，给晚清社会带来了相当的影响，基本达到了郭士腊的预期目标。

郭士腊不仅精通西方语言，还很在行中文、马来文、泰文以及日文。如前所述，他所创造的许多新词汇，使许多中国士大夫可以直接阅读，很快成为它的热心读者。如：徐继畬、魏源、梁廷楠，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引用过这本杂志的内容。而魏源之《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梁廷楠《海国四说》，可谓是在中国人睁眼看西方必读的鼎级启蒙巨著，暂且不论三公的立场观点，但他们都是带着对欧美文明的憧憬使用了这些概念。

魏源写《海国图志》引用《东西洋考》内容有二十八处；徐继畲著《瀛环志略》对于英国国会介绍，明显来源《英国国政公会》之转引，包括赞美华盛顿的议论，与杂志刊载之《华盛顿言行最略》亦有渊源关系；梁廷楠在《海国四说》也有来自《东西洋考》的内容。

宪政文化是立宪制度的温床，制度是硬件，文化是软件，是价值观、信仰、情感以及态度，就这样，郭士腊通过《东西洋考》，让中国人了解到封建极权专制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个世界除了专权、腐败、严厉限制言论及思想自由等敏感词之外，还有自由、平等、博爱等关键词，敏感词是消灭个体，而关键词是鼓励个体思索一个人的选择权，

我有选择的权利吗？有与没有，是主人与奴隶的区别。

郭士腊在等待回报，可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除了徐继畬之外，魏源等人还是称他们为夷狄，而且根本不领他的情，用了他的书，还是骂他是蛮夷，还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作为回击，郭士腊也只好振臂大声疾呼：看看我们的制度吧，我们不是蛮夷，我们确实不是蛮夷。

可你们吃牛肉时是很蛮夷的，就那么一点点三分文明熟，七层生番呀。究竟是不是蛮夷？还得历史说了算……

2013-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