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对族群历史要有历史性的认识。也就是说，一群人的血缘传承、语言习俗、名号认同在历史长河中都受着各种因素影响，而在不停的流转变化之中，这些范畴本身不可能恒常稳定，互相之间也没有不变易的对应性。
匈奴单于国本身是挛鞮/虚连题（单于家）、须卜、丘林、呼衍等有限几个部族的联盟所建立的草原游牧汗国，这个核心之外的别部、名王（自然，还有其属民）则既可能是跟核心匈奴类似的族群，也常有其他部族的丁零、鲜卑、羌、西域胡以及中原人。在单于政权不复有号令诸部的实力以后，既可能发生这些别部或主动或被动地使用了汗国的名号，也有本是核心匈奴的采用了别名或成为了其他政权别部的现象。
带着这种观点，我们再来看经历了公元 48 年大分裂以后的匈奴的故事。
内附东汉的南匈奴这支想来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他们主要被安置在山西中部山区，西晋八王之乱中在刘渊的带领下独立，建立了前汉、前赵等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国时代的匈奴政权失败后，这些内地匈奴后裔也并没有迅速被“民族融合”掉，在北朝隋唐，他们仍然大量分布在晋中山地和陕北高原一带，被叫做“步落稽”或“稽胡”，直到唐帝国稳定之后，随着编户齐民化与新的蛮族们被安置到相关地区，消失在历史之中。
北匈奴的去向相比南匈奴来说，实在要飘渺得多。在第一世纪后半叶，北匈奴在连续天灾和汉廷、鲜卑的多重打击下，不再成为蒙古高原的一支势力，仅在北疆草原上偶尔骚扰西域的记录中出现。之后的百余年中，因为东汉放弃经营西域，他们不再出现在汉籍的记录里。
在三世纪成书的《魏略·西戎传》中再次记录了当时的匈奴单于庭，让我们知道仍有一部分匈奴人在北疆-哈萨克草原的额尔齐斯河和七河地区一带又建立了汗国式的统治。不过，它与核心匈奴的关系并不明朗，何况因为游牧汗国本身的联盟性质，如同月氏与西汉郅支单于的旧例一样，这个汗国在多大程度上由中亚草原上历来的伊朗系斯基泰牧民主导实在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它确实被曹魏使者当做一种匈奴。
然后，随着四世纪中期的草原气候剧变，与西晋帝国的崩溃同步，在中亚地区开始有一支又一支被波斯人称作 Xiyon（Xionites，匈尼特人）的蛮族从哈萨克草原向南侵扰。
这些人被印度人称作 Huna，用跨语言译音的标准来看，与“匈奴”的汉语上古音/qhoŋna/完全可以勘同。更重要的是粟特人叫他们 hwn（粟特文转写），与目击刘曜烧毁西晋洛阳城的粟特商人对前汉匈奴的称呼一致。依据这种现象，假设在哈萨克草原建立的那个匈奴汗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使得其治下部族的联盟被周围民族统一称作类似 Huna 的读音，并在他们离散后仍然带向周围，应当是合理的推断。
这些蛮族里既有使用东伊朗语言的寄多罗人（Kidarites，也被叫做红 Huna人），也有叱咤一时，可能使用阿尔泰语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也被称为白 Huna）。他们在当时的中亚和北印度建立了诸多政权，使用字母文字、发行印着国王头像和王号的银币，在血统和文化上都很难说与冒顿单于的后人还有多少直接联系，但他们被称呼的名号确实与汉人所说的「匈奴」，应当是同一词语的对音。
公元 400 年的草原。图中Yuehban（悦般）、Chionites（匈尼特）、Kidarites（寄多罗）、Huns（匈人）都是与“匈奴”相关的部族
可以说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俄草原也有一支部族从哈萨克草原迁徙而来，引发了东欧的民族大迁徙，这就是被罗马基督徒称作上帝之鞭的匈人（Hun）。与匈尼特人对文法的熟稔接受不同，匈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极其落后，比起数百年前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单于国也远远不及。
据罗马人记录，刚在欧洲出现的匈人不会使用铁器、没有毡帐、甚至不食用熟食。但是，以名号、地望、和时间综合考虑，很难相信他们与中亚的匈尼特人没有联系，大概可以推断他们确是中亚匈奴汗国部族联盟的参与者，但是是一支比较边缘的部族。
所以，匈人和名为匈奴的人群之间，就是这种说是阿尔戈之船式的联系都很勉强的关系，然而他们的名字又确实很可能是同一个词。说到这里，想必您已经可以明白民族继承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五世纪中阿提拉在中欧建立的匈人帝国昙花一现，在他死后分崩离析，匈人主力退回了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又形成了名为保加尔人（Bulgars）的部族联盟，七世纪一支保加尔人再次南下巴尔干，并斯拉夫化，成为现代保加利亚民族历史的缘起。留在草原的保加尔人，据研究与仍生活在那里的楚瓦什突厥人有密切的语言学亲缘关系。
而匈牙利人的名字，虽然带有匈字，其实并不来自 Hun 这一称呼。匈牙利的主体民族自称马扎尔人（Magyar），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在 8、9 世纪，Hungary 一名本作 Ungari（不过确乎是受了威名煊赫的 Hun 一名的影响，在后代被错误地加上了 h），指的是古代保加尔人的一部——Onoğurs 人，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认为马扎尔人与 Onoğurs 有传承关系。不过与保加尔人以及 Onoğurs 一名的突厥词源不同，即使今天，马扎尔人使用的仍是一种芬-乌戈尔语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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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单于国本身是挛鞮/虚连题（单于家）、须卜、丘林、呼衍等有限几个部族的联盟所建立的草原游牧汗国，这个核心之外的别部、名王（自然，还有其属民）则既可能是跟核心匈奴类似的族群，也常有其他部族的丁零、鲜卑、羌、西域胡以及中原人。在单于政权不复有号令诸部的实力以后，既可能发生这些别部或主动或被动地使用了汗国的名号，也有本是核心匈奴的采用了别名或成为了其他政权别部的现象。
公元前 2 世纪匈奴周围的国家地区
带着这种观点，我们再来看经历了公元 48 年大分裂以后的匈奴的故事。
内附东汉的南匈奴这支想来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他们主要被安置在山西中部山区，西晋八王之乱中在刘渊的带领下独立，建立了前汉、前赵等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国时代的匈奴政权失败后，这些内地匈奴后裔也并没有迅速被“民族融合”掉，在北朝隋唐，他们仍然大量分布在晋中山地和陕北高原一带，被叫做“步落稽”或“稽胡”，直到唐帝国稳定之后，随着编户齐民化与新的蛮族们被安置到相关地区，消失在历史之中。
北匈奴的去向相比南匈奴来说，实在要飘渺得多。在第一世纪后半叶，北匈奴在连续天灾和汉廷、鲜卑的多重打击下，不再成为蒙古高原的一支势力，仅在北疆草原上偶尔骚扰西域的记录中出现。之后的百余年中，因为东汉放弃经营西域，他们不再出现在汉籍的记录里。
在三世纪成书的《魏略·西戎传》中再次记录了当时的匈奴单于庭，让我们知道仍有一部分匈奴人在北疆-哈萨克草原的额尔齐斯河和七河地区一带又建立了汗国式的统治。不过，它与核心匈奴的关系并不明朗，何况因为游牧汗国本身的联盟性质，如同月氏与西汉郅支单于的旧例一样，这个汗国在多大程度上由中亚草原上历来的伊朗系斯基泰牧民主导实在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它确实被曹魏使者当做一种匈奴。
匈奴等游牧民的家乡——亚欧大草原
然后，随着四世纪中期的草原气候剧变，与西晋帝国的崩溃同步，在中亚地区开始有一支又一支被波斯人称作 Xiyon（Xionites，匈尼特人）的蛮族从哈萨克草原向南侵扰。
这些人被印度人称作 Huna，用跨语言译音的标准来看，与“匈奴”的汉语上古音/qhoŋna/完全可以勘同。更重要的是粟特人叫他们 hwn（粟特文转写），与目击刘曜烧毁西晋洛阳城的粟特商人对前汉匈奴的称呼一致。依据这种现象，假设在哈萨克草原建立的那个匈奴汗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使得其治下部族的联盟被周围民族统一称作类似 Huna 的读音，并在他们离散后仍然带向周围，应当是合理的推断。
这些蛮族里既有使用东伊朗语言的寄多罗人（Kidarites，也被叫做红 Huna人），也有叱咤一时，可能使用阿尔泰语的嚈哒人（Hephthalites，也被称为白 Huna）。他们在当时的中亚和北印度建立了诸多政权，使用字母文字、发行印着国王头像和王号的银币，在血统和文化上都很难说与冒顿单于的后人还有多少直接联系，但他们被称呼的名号确实与汉人所说的「匈奴」，应当是同一词语的对音。
可以说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俄草原也有一支部族从哈萨克草原迁徙而来，引发了东欧的民族大迁徙，这就是被罗马基督徒称作上帝之鞭的匈人（Hun）。与匈尼特人对文法的熟稔接受不同，匈人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都极其落后，比起数百年前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单于国也远远不及。
据罗马人记录，刚在欧洲出现的匈人不会使用铁器、没有毡帐、甚至不食用熟食。但是，以名号、地望、和时间综合考虑，很难相信他们与中亚的匈尼特人没有联系，大概可以推断他们确是中亚匈奴汗国部族联盟的参与者，但是是一支比较边缘的部族。
所以，匈人和名为匈奴的人群之间，就是这种说是阿尔戈之船式的联系都很勉强的关系，然而他们的名字又确实很可能是同一个词。说到这里，想必您已经可以明白民族继承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五世纪中阿提拉在中欧建立的匈人帝国昙花一现，在他死后分崩离析，匈人主力退回了伏尔加河流域。在那里又形成了名为保加尔人（Bulgars）的部族联盟，七世纪一支保加尔人再次南下巴尔干，并斯拉夫化，成为现代保加利亚民族历史的缘起。留在草原的保加尔人，据研究与仍生活在那里的楚瓦什突厥人有密切的语言学亲缘关系。
公元 7 世纪旧大保加利亚衰后，保加尔人的迁移路径
而匈牙利人的名字，虽然带有匈字，其实并不来自 Hun 这一称呼。匈牙利的主体民族自称马扎尔人（Magyar），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在 8、9 世纪，Hungary 一名本作 Ungari（不过确乎是受了威名煊赫的 Hun 一名的影响，在后代被错误地加上了 h），指的是古代保加尔人的一部——Onoğurs 人，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认为马扎尔人与 Onoğurs 有传承关系。不过与保加尔人以及 Onoğurs 一名的突厥词源不同，即使今天，马扎尔人使用的仍是一种芬-乌戈尔语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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