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示
文/姜克实
一、从一张有名的照片开始
如果读者对共产党史，对抗日战争史有兴趣或有研究的话，一定能记得这样一张照片。是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为何有名？
1.它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有名的抗日伟绩，“平型关大捷”的战场报道中。被称为“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的照片[1]。
2.它出现在国内最权威的宣传场所中。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丰台区卢沟桥），《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复兴路）《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山西省灵丘县白崖台），以及代表国家，代表共产党的重要媒体中。如《中国广播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谓共产党，国家公认的历史照片。
二、照片内容的分析
此照片是谁的作品，背景是哪里，照片上的主人公又是谁？对此，国内至今似乎还没有过什么认真的研究考证，也许这只是笔者寡闻短见。从照片看，这是一个重机枪分队的一部分战斗场面。左方跪地者为指挥，中间为射手，右者是送弹手。使用的是一挺水冷式重机枪，俗称马克沁，发明来自于英国，但此照片中出现的应是中国仿造的民国24年式重机枪。
也可以读出此天是个晴天，以阳光判断，镜头应该是从南向北。并且不要忽视一个和本文内容有关的最重要情报，即照片底部还映出两个黑影，应是站在后方的两位摄影者同时留下的身影。
地点在何处？也许有人说，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当然是地点是小寨村（山西省，灵丘县）附近。可是再比较以下的两个图面，可以发现此地并不像小寨村的地形。下左图是小寨村的乔沟（伏击战地点），典型的山地沟壑地形，而下右图来自与本照片为同一地段的影像截屏，地形却像一个山东省广阔的河套平原。谁人都可看出，两者并非同一地点。
小寨村伏击地点乔沟和115师伏击日军照片中的战场地形比较
此照片到底来自何处，是否记录的真是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小寨村附近的伏击战？关于此说的任何证据，笔者至今还未能查见。相反，其影像画面不是平型关小寨村伏击战的确凿证据，却可以在1939发行的摄影大师伊文思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中发现。
请先比较一下以下两张映像，照片的异同。
左为伊文思的影像截屏，右为平型关大捷的照片
斗笠顶图案，文字比较（放大照）
左边是伊文思的影像截屏，记录的是1938年4月，国军在台儿庄某地的伏击战，而右边则是我们所熟悉的“平型关大捷”的说明照片，被“公认”为八路军战士在小寨村伏击战场。从服装，射手姿势，机枪的送弹带（发白的直线），和地形上看，我们可以断定其来自一处，虽不是一张照片，却映出的是同一个场景，同一个地点。最关键的判断要素，还应该是右边送弹手的斗笠顶端的图案和斗笠上的四个黑体文字。（ICCV）？
左边的影像出自于1939年发行的记录影片The 400 Million （国内译名《四万万人民》）的镜头里[2]，描写的是1938年4月，台儿庄战场的一个场面，摄影与导演者为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世界著名的记录影片导演。1938年4月4日他和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e）及摄影组3人[3]来到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时，记录下了这个珍贵历史场面。
伊文思1930
同一地点的同一影像，却同时出现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起大事件——“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战”——的影像记录中，出现于国共两党的历史记录里！
抗战的功劳，事后可以平分，但历史的人物与事件却很难一刀两断。到底是谁在“剽窃”谁？
三、推理和判断
是台儿庄的记录《四万万人民》“借用”了平型关的影像，还是实为其反？在此，为了维护共产党的荣誉，尊重多数爱国者的感情，先以前者为假设来进行一下考察，虽然从常识上讲，这是一种非常荒唐，不礼貌的假设。
伊文思的电影如果借用的是共产党的战果纪录，从时间序列来看，似乎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大捷的记录中，不可能出现半年后台儿庄大捷的影像（如果是事实的话），而相反倒是有理可言。
可若真是台儿庄的记录“借用”了平型关的镜头，首先要存在以下两个导致“借用”行为的基本条件。
1.此电影胶卷（并不是照片！），应该在1937年9月25日，由八路军的记者完成摄影于小寨村附近战场。（＝“借用”对象的存在）
2.伊文思在1938年2月来华后的半年中，有机会和共产党（延安）接触，并接受了延安提供的抗日影片。（＝“借用”对象的入手）
很难堪的是，事实正相反。延安在1937年还没有任何拍摄电影影像的设备和器材，而伊文思虽然在来华期间与延安（共产党）有过接触，但不是接受，反而是为获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地区的情况”向延安无偿提供了自己的一部摄影机和部分胶片，以便将来能间接得到来自苏区情况的胶卷[4]。且看下段记录。《伊文思与延安电影团的第一台摄影机》云：
“1938年，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国民党政府不仅限制和监视他在国统区的活动，还对他去延安拍摄的要求百般阻挠。离开中国前，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伊文思设法将一架35毫米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赠予将赴延安的摄影师吴印咸。这就是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延安电影团拥有的第一台摄影机，它拍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记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及延安的生活片断”。[5]
按同一版面的记载，共产党第一部记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开拍时间为1938年10月。也就是证实了接受了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电影事业才正式开始起步的事实。
伊文思等人来华后和共产党接进行过接触的事实，亦可从以下照片中找到线索。这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照片，拍摄地点是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时间为1938年7月[6]，摄影者是和伊文思同行的，世界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e）。这是伊文思一行和共产党有过接触的证据。
1938年7月，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的周恩来（左），叶剑英（右）Robert Cape拍摄
1938年2月17日卡帕来华的入境签证，4月4日来到台儿庄杨家楼
伊文思可能在此时，将他的一部35MM的摄影机和数千米胶片赠送给延安，而卡帕，也有可能在此时，将在武汉冲洗出的自己的台儿庄摄影照片的一部分，赠给了叶剑英或周恩来。
可以这样推测，那张有名的抗日战士的照片是罗伯特·卡帕的作品，于是年8月28日，和伊文思的一台“埃姆”35 MM电影摄影机一起被党的摄影先驱者袁牧之和吴印咸辗转带到了延安[7]。作为一个摄影组成员，卡帕和伊文思总是同时行动，而伊文思摄影机中的镜头，几乎都可以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时出现，如果比较一下伊文思的The 400 Million和卡帕的来华间的照片集[8]，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下面仅举一例为证，即4月7日，日军撤退后，两人在台儿庄城北拍摄的日军坦克残骸。左图是伊文思的影像的截屏，右图是卡帕的照片。
在背后拍摄的伊文思（左侧身影），在侧面拍照的卡帕（右侧身影）应是此照片的拍摄者
两人在台儿庄战场一起行动，两个镜头经常在同时同地指向同一历史场面。以此判断，前述照片下部映出的两个黑影，有可能就是卡帕和伊文思两人。回过头请再仔细对比一下两个影像的摄影角度，可发现卡帕应是右侧的黑影，照的是战士的侧身（=本照片摄影者，下图），而伊文思的摄影机应架在其左边，照的是战士的背面（上图）。
从以上考察结果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照片上的战士，并不是平型关小寨村的共产党八路军，而应是在台儿庄附近奋战的国民党军队。至少伊文思的记录影片The 400 Million《四万万人民》给我们提供了此结论的证据。
实际上按伊文思本人的回忆，他的作品从构思，选景，拍摄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他的接待主人，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监视和干涉。负责接待的王上校，不仅检查影片内容，恨不得“在拍片的每一项细节上都插上一手”[9]，监视组的杜将军和黄上校也步步随行，千方百计阻止他去往前线，更怕他们去苏区，延安。过多政治排场的要求，也使他很难实现他最想拍摄的“自发性场景”[10]。记者爱博斯坦也记录道：国民党宣传部的“官方的摄影师”（即黄上校）不仅指手画脚地制止拍摄，还要“把别人拍摄的东西用自己的摄影机复制一份，供新闻检查用”[11]。在这样的环境中，伊文思怎有可能去拍摄，或在作品中采用八路军作战的镜头？。
剩下一个问题是还要继续寻找卡帕拍摄了此照片的证据。关于此，笔者调查了卡帕1938年的部分作品，至今还没能找到同样的照片。并且从两人在台儿庄的行动记录中，也很难确定伊文思摄影镜头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按伊文思的记录，至少从4月4日至12日，他的境遇不像能有机会能外出拍摄战斗的场面[12]。
再看一下记录影片和其中的解说。按电影介绍，是由伊文思本人撰稿。
“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军士们爬上石山，他们从后山行军，他们打算从背后进攻日军。（部队扛着和照片中同类的重机枪登山的镜头）我们的侦查兵从山上观察动静（和以上图片内容类似的镜头出现，约两秒，两次）。日军在大路上巡逻，日军在巡逻中。他们看到了我军士兵，但是已经太迟了。（射击场面，以上图片内容在中镜头中出现，约2秒）。”之后接着的是国军收复台儿庄的镜头[13]。
照片上的部队，到底是哪一军的所属？从记录电影和卡帕的照片内容看，摄影组在台儿庄，接触最多的是孙连仲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指挥部（杨家楼），也有过和第31师池峰城部接触过的记录。这张像农民一样的淳朴的脸，正是孙连仲，此照片应该是卡帕为这位威严的将军拍摄的一生中最杰出的一张“自发性场景”[14]的照片！
照片上的重机枪组，像解说词讲的一样，应该是孙连仲某一下属师的“侦查”部队（Scouters）。是为侦查部队的理由，不仅在影片的解说，而且登山行进中出现的大部队的镜头组中，并没有看到斗笠的出现。
也可能有人唱起那适口的“我编斗笠送红军”说这斗笠应是红军，八路军装备的特征。这说法也并不正确。出现在新四军的镜头中并不难理解，若配给晋北的八路，孰不成为疑团？相反，川军的装备，描写往往是斗笠，蓑衣，草鞋，而来自南方的粤军，滇军也是以斗笠为特征的部队。对以桂系为主的李宗仁手下的军队来说，斗笠也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装备。
四、简单的结尾
考察结果可判明如下几点：
一、这张历史照片的场面不是平型关，而是台儿庄。
二、考虑这是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在中国拍摄的500余张照片中的一张。此照片可能于1938年7月，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被赠送给周恩来、叶剑英，随后和伊文思的摄像机一起被带到了延安。
三、照片中的战士是隶属于孙连仲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某师的侦查部队。摄影日为1938年4月4日-19日之间，地点在山东省台儿庄附近的某高地。
由于以上的第二，第三两点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所以关于照片的来龙去脉在此只不过还是一种推理，并不是一个结论，还有继续调查研究的必要。尽管如此，由于关键的第一点（摄影的时间和场所）通过本论已经得到了证实，所以至今被确信不误一种解说，一种常识，一种历史的“定论”就应该在此被推翻。
笔者并不认为这是有意的剽窃，认为它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误会，初期的共产党绝不会像今天一样拥有那么多品行不良的党员！应该是后来的非当事者的某人，在党史中记录“平型关大捷”时，无意中选择了这张保存在共产党档案中的，没有注明，解释，而又十分清晰动人的，世界摄影大师的照片。也难怪出这种错误，此时的第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其他部队同装同饷，从服装上是很难作出判断的。
最后，这场尴尬的历史剧应该怎样收场？笔者不希望共产党将错就错，使其继续出现在抗日战争胜利70年纪念后的平型关大捷展示里；更不希望为此引发出第×次国共论争内战。时隔近80年，是为兄弟，又都是为了打日本，目标一致，所以台海两岸互相包涵一下吧。视为家丑，可悄悄收场，千万不要外扬。
【参考文献】
1.文中卡帕的照片，均来自于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USA
http://www.icp.org/search-results/%22Tai'erzhuang%22/all/all/relevant/5
2.Photography meets Film：Capa，Ivens and Fernhout in China，1938.
3.尤利斯·伊文思《摄影机和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
4.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注释】
[1]图来自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抗战图片/浴血疆场·民族壮歌部/图片五《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
[2]The 400 Million导演、编剧：尤里斯·伊文思、1939年7月，Garrison Film Distributors Inc.
[3]除伊文思，卡帕，摄影助手费恩豪特三人之外，还两名脚夫及国民党派来监视审查的杜将军和黄上校。黄也是一位摄影师，任务是审查伊文思的镜头（李海流《罗伯特·卡帕和他镜头里的台儿庄大战》《文史春秋》2013年第六期，36-38页）。
[4]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98页。
[5]《延安电影团成立》新影网首页，http://www.cndfilm.com/12/
[6]根据据罗伯特·卡帕的照片说明。
[7]马红《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电影团》《档案天地》2012年第10期，34页。
[8]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ICP）.USA.
[9]（荷）伊文思（J. Ivens）著《摄影机和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163页。
[10]和“戏剧性场景”对言。参照托马斯·沃（何艳译）《四万万人民》（1938）与团结电影：介于好莱坞与新闻片之间[加]《电影艺术》第325期，2009年。
[11]前出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98页。
[12]前出《摄影机和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170-180页。
[13]此处按字幕解说文。比英文原文要简略，注意，第一次的斗笠镜头和第二次不并不是一个场景。因为从画面判断士兵的武器是一挺上部带弹仓的捷克式轻机枪。
[14]非人为摆设型。伊文思在日记中承认，很多镜头都是按国民党政府要求拍摄的摆设型场景，而自己希望拍摄的“自发性”战场摄影，却很难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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