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管理大国经济的问题，最近特别热闹。有两件事情值得关注：一是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二是高层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对于第两件事情，我不好也不敢妄议，但对于第一件事情，个人认为，虽然我们一贯地对于欧盟的决定，给以了坚决的反驳，但是，我们却不能再以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欧盟的决定。相反，我们要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检讨自己的不足，以使自己在对待和运用市场经济方面的能力，得到质的提高。虽然，欧盟的经济实在是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比中国的还要尖锐和难以化解，但是，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的作用、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等问题，欧盟绝对堪称我们的老师。
我们首先得承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绝大所数的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以前的苏联和改革开放30多年前的中国所搞的计划经济，是彻底地失败了。市场经济也非完美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它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市场经济无法避免周期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但是，它确实迄今为止是人类发展自身经济的最合适的选择。计划经济则不同，它几乎是一无是处的，它运转的假设和前提是极度理想化的，即经济的管理者是万能的——这显然是无稽之谈。而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假设则更加接近人类的本质，即人性是自私的，所有市场参与的主体都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选择，而非万能的管理者。
说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小学生，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半推半就、无可奈何地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即使我们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彻底失败，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位于深圳等周边地区的人民竟然走到了无饭可吃、无衣可穿的地步，而纷纷冒着被边防战士枪杀的危险逃往市场经济的香港，但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却不敢也不想承认我们其实是在抛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的。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基本上还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因此，对于对市场经济的取舍，我们先是不承认，后来是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直到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才终于决定和承认自己要搞市场经济，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要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加个定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与资本主义搞的市场经济划清意识形态的界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有中国特色的”这个定义逐渐被模糊掉了，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普世的经济管理和运行模式，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抱着虚心和虔诚的心态，来向西方世界学习——别人搞了200多年的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实践深入，经验和教训都是现成的。
中国之所以还是市场经济的小学生还表现在，放眼神州大地，真正初步学到了市场经济真谛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个别地方政府，比如深圳。近期北京和各地方政府都在大力宣传深圳转型升级的经验，以及深圳本身就健康的经济结构、经济活力和创新、创造、创业的能力，就是对于深圳在市场经济之路上的所取得的成功地肯定。为什么说深圳对于市场经济的学习和领悟是最到位的？我想，深圳的做法，与中央政府的做法，以及与其它地方包括上海这样的地方政府的做法，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市场经济：
第一，深圳的经济结构，是以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主体的，深圳的国企在深圳所占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深圳，政府除了能对它所管辖的为数不多的几家国企实施管理之外，她对于华为、平安、腾讯等等民营经济是不可能进行干预的，深圳市政府更多的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弱势”政府，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得非常清楚。相反，除了深圳之外，包括中央政府在内，其它地方的地方政府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从来没有划清过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他们既是监管者，也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市场最深度的参与者，更加要命的是，他们还是市场的裁判员。深圳之外的许多地方政府，口中讲的是市场经济，实际做的却是计划经济，民营经济在中国的更加广阔的地域内，一直很难以批量地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偶发性的个案——因为这些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太强大，他们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居民住房。如此，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如何能在中国更加广阔的土地上产生？更为恶劣的是东北地区的部分政府，对外引资时，对于资本的承诺无所不可，但一旦资金到位后，则关门打狗，对于投资人强取豪夺——缺乏起码的契约精神，是很多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通病。要知道，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根基，是市场经济这座巨大建筑的牢固基础。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大厦最大的威胁，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空话一句，如此而已。
第二，深圳是利用资本市场最为彻底的地方，比如，仅仅一个南山区，就拥有100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深圳的融资结构，更加接近于美国，即有数量众多的企业，其取得资金资源的主要方式，不是来源于银行的间接性、债务性融资，而是来源于股市的直接性的股权性融资，如此，深圳的企业对于传统商业银行的依赖，是全国范围内最小的。这样的结果是，深圳的企业不会因为银行的担保链条而在经济出现危机是大批量地死掉。
第三，深圳地方政府几乎不直接进入到市场中来与企业竞争，她严格遵守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她几乎不搞投资刺激，也几乎不依赖卖地来支撑财政收入。在征地上，深圳也是最为市场化的，她从来是以市场价格的方式，从拥有土地的村民或其他主体来获得土地，你从来没有听到过深圳市政府强征、强拆，她不与民争利，更不会对于人民的土地进行巧取豪夺。相对而言，深圳不但政府富裕，人民也很富裕，尤其是曾经拥有土地的原住民。
第四，深圳的创新，比如国内国际专利的取得，以及研发的投入，90%以上是靠企业，而非政府或科研院所，而且深圳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值，是全国最高的。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无形之手的力量是远远大过有形之手的，甚至于有形之手就很少出手，即使出手也会很小心。但是，在中国，有形之手太过强大，无形之手则太过弱小。以2008年的危机应对为例，当时的中央政府要么是不懂市场经济，要么是不敢担当责任，导致了4万亿的出台。从经济数据，比如GDP的增速，比如暂时的就业率，4万亿出台之后是非常好的；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结果是什么呢？货币超发、产能严重过剩、社会问题频发。就是今年的一季度，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信贷投放，已经比当年的4万亿有过之而无不及，直接的后果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尊严承诺成为了一句空话。是的，美国在危机之后也搞QE，也放水，而且还是连续搞了多轮。但是，美国敢于高货币超发，是有其独有的前提的：
第一，美元是国际货币，它印出来的钱是硬通货，全球都必须接受；真正的市场经济体是不会进行数据造假的，因为统计数据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它必须是真实和可靠的。但是，我们一些政府的数据造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东北某地，在过去一些年每年都搞GDP增速的造假，每年在真实的GDP增速的基础上多加10%的水分，以至于一些年后，该地的GDP总额超过了香港！再比如，今年2月份的全国CPI的数据为2.3%，如果你对照一下实际情况——猪肉在涨、蔬菜在涨、房价在暴涨——这样的数据，可信吗？据此做出的决策，能够正确吗？欧美国家，包括日本，他们搞QE，但是他们有个底线：绝对要控制住物价。日本经济是失去了20年，但日本的物价在20年前和20年后，并没有太大的增长。可是，我们呢？房子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就说居民消费物价，20年前能买一头牛的钱，如今可能还买不到一只鸡。如此的预期之下，居民心里哪里还有安全感？
第二，最大的前提是，美国的资本市场特别强大且有效，美联储超发的货币，大量进入了美国股市，使得美国即使危机深重，但其股市在2009年之后却是在流动性的驱使下连续走牛，大量创业、创新、创造型企业得以在股市上实现了直接性的股权性融资，也就是资金通过股市进入了中国所谓的实体经济，为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我们不同，大量的超发货币，不是进入了股市（股市太不争气），支撑了牛市，服务了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房地产，进入了围绕房地产的钢铁、水泥、有色、煤炭……最终造成了危机更加深重，危机的解除遥遥无期。你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的小学生吗？
人民币国际化是政府，也是人民的梦想，如此持续高通胀和人民币贬值预期下的人民币如果实现了国际化，居民会做出他们最佳的选择——那就是，把人民币全部兑换成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又好长一段时间，政府不再谈人民币国际化的事情了，因为如果在如此条件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币的崩溃和国家的解体。所以你也会看到，因为政府无节操和无节制的货币超发，有渠道、有本事的富人们，早已经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了。去年，作为最接近国际市场的深圳，人民币储蓄存款突然暴涨了2万亿，而深圳经过了多年的积累，此前的人民币存款数据也不过是3.5万亿左右的水平罢了。这说明了什么情况？它说明，政府是堵不住人民币外流的滚滚洪潮的，该出去的，总是会千方百计出去——富人们把人民币存在了深圳的指定帐户上，而他们在香港的帐户上，会多出一笔相应的美元。而作为政府，它除了千方百计地围追堵截之外，只能通过抛售美元的手段，来维护人民币的地位。如果不是朱镕基时代留下外汇储蓄的老底子，人民币早就爆仓了。
人民币贬值和贬值预期的持续存在，是高悬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比一颗核弹高悬在中国人民头顶上还要可怕。所以，政府就突然之间闭上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论调，连亚投行这样英明的举措也不再颂扬了。仅仅在这件事情上，中国这名自以为聪明的小学生，还真的不得不谦虚地向自己的欧美老师学习。凭借中国的实力，本来人民币国际化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偏偏是自己胡乱出牌并自乱阵脚，自己坏了自己的大事，几近自宫。
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人民对于政府的决策是可预期的。但是，我们对于自己政府的政策预期，就是一头雾水了。可预期性，太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都无法置身于市场管理者即政府的政策之外。简单地举个例子，作为一名股市的投资者，我们都希望知道，央行在什么情况下会加息或减息？为什么美国的投资者容易做，巴菲特等一大批股市高手会出现在美国，而非中国？因为作为具备高度独立性的、私立的美联储的出牌思路，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美联储的独立性有多高？就是美国总统，你也是不能干预美联储的决策的。这点，在中国，就根本无法实现了。再比如，证券监管部门，在去年的股灾中的做法，简直就是打打他老爸，也就是中央政府的脸——不是说得很好，可以通过股指期货做空的吗？怎么说变就变，拉上裤子就不认账了呢？
2008年始于美国的危机，本来是别人的危机，别人都还没怎么吃药，我们自己反而先把自己送进病房，不是开刀，就是吃药。200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上不能说不存在问题，但总体上还是健康强壮的；2008年之后，就彻底变了。2008年的时候，中国如果不要慌乱，从容应对，服几幅中药就可解决问题的；至多是长痛不如短痛，借别人的危机，利用关公刮骨疗毒的手法，把自己的身上的脓包顺便处理掉——我想，如果朱相再连任一任总理，事情的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最高经济管理长官，也就朱相一人可圈可点。
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鲜花，是难堪大任的。除了胆大到至于疯狂放贷之外，竟然再找不出他法；问题来时，出牌的手法，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后继者胆子越来越大。结出的苦果，除了你我，还有谁来背负？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问题，早到了必须痛同下决心，拿出当年朱相敢于让百万工人下岗的勇气和担当来，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置之死地而能后生。一个拖字，会把小病，拖成癌症。朱相当年，几乎是让百万劳工裸退，那是无奈之举，国家还穷啊。可今日，国家之富，完全可以给每位下岗的工人数十万买断工龄，如此花钱，既解决了僵尸企业的问题，也使得僵尸企业的工人乐于接受，而不至于弄出乱子，总比把大把大把的钱用在重复建设上更加有效吧？
不得不承认，在市场经济面前，我们还只是小学生。我们期待的是，我们能进阶中学生、大学生和硕士和博士生，而非永远停留在小学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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