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
一九四九年年底，国共内战尘埃落定，许多人的生命发生逆转，也有人心如死水。此前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的陈璧君，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服刑。与陈璧君颇有私交的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政协会议上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替其说情。毛泽东应允只要陈璧君写个认罪声明，政府就下个特赦令，将其释放。
宋庆龄与何香凝给陈璧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信很快送到陈璧君手里。陈璧君提笔写了回信：“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
最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此事件中的态度。毛并不是一个念旧的人，很多他的故人都被其折磨致死。然而，毛泽东为何单单对陈璧君网开一面呢？
毛泽东在仕途上的第一个大恩人是陈璧君的夫婿汪精卫。正是汪精卫的提拔，毛才得以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泽东受命代表汪精卫管理中央宣传部——那时，孙文刚刚去世，作为孙文遗嘱起草人的汪精卫炙手可热，出任广东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委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汪身兼数职，无力主持刚成立不久、却非常重要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故而将毛泽东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
从数年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不名一文的临时工，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一级的显赫人物，毛泽东可谓“鲤鱼跳龙门”——毛泽东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甚至在蒋介石之上。不过，表面上的地位与实际的权力并不必然对称。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掌控军权，利用廖仲恺遇刺和中山舰事件，迫使汪精卫辞职并出国考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蒋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成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组织部长，并通过“整理党务案”，清除在国民党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担任了八个月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不得不离开这个职位。
无论如何，毛泽东一定对汪精卫的知遇之恩充满感激。在广州的三年里，毛与汪精卫夫妇密切来往，陈璧君或许在夫婿面前称赞过年轻的毛泽东。北伐军兴，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随之白热化。毛泽东奔赴武汉投效鲍罗廷、汪精卫及唐生智控制下的武汉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五月初，毛出席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此期间，毛与汪精卫应当有不少交集。
七月十五日，内外交困的武汉方面作出了效仿蒋介石实施清共运动的决定，汪毛从此分道扬镳。八月七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毛参与了由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所主导的对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严厉批判，以此作为投名状，顺利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加入中共以来获得的最高职位。
十多年以后，身为延安地方割据政权首脑的毛泽东，派出特务头子潘汉年秘密出使南京，拜会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协调共同对抗在重庆的蒋介石政权之策略。毛蒋乃不共戴天之敌，毛汪之间却有一种奇特的、惺惺相惜的情谊。
无限风光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国民党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作为汪精卫心腹，积极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伍委员之一，他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座位为十伍号。两天之后——一月八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在一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后，三人分别成了延安共产党割据政权、重庆国民党政府、南京日伪政府三方首脑，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三个人都是热衷于权力的野心家，但此刻他们显然无法预见自己的未来。
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的地位得以跃升。据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记录载：“汪精卫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办事，前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许可另请代理，今请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部长案。决议：照准。”
毛泽东不仅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且还列席中常会，进入了权力核心。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常委会上提出：“沉雁冰为秘书。”沉雁冰即日后著名的左翼作家茅盾，中共建政之后出任文化部长。沉雁冰在其自传中提及：“一九二五年年尾，恽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长。”
以毛泽东的资历、学历和影响力等各方面而论，代理宣传部长这个职位如同天上掉下的馅饼。那是国民党的草创时期，还没有成熟的官僚体制严格地论资排辈，而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象，毛遂脱颖而出。毛的文采让汪精卫印象深刻，而毛的第一个启蒙者是梁启超。十七岁的毛泽东在家乡湘潭半新半旧的东山学校就读时，就将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文章“读了又读，直到熟记背诵”。在清朝真的垮台之际，他写了平生中第一篇“大字报”（比文革时“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拿张大字报早了五十五年），贴到学校的墙上，呼吁成立新政府，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却不知道孙中山与康梁势不两立。
中国的史学家通常忽略毛泽东个人发展中的这一阶段，但毛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导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该部的任期，是该部有史以来最长、最稳定的一段时期——他领导该部长达八个月之久。毛泽东就任之后立即进行了很多创新，规范宣传程序，邀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监督宣传的运行，以便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注入命令和纪律。
毛泽东为国民党宣传部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后来他以此为模式一手打造共产党的宣传部，直到今天，中共的宣传部仍然按照毛当初立下的规矩运作：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此前此后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叶楚伧、戴季陶、张道藩等人，大都是旧式文人，而非现代党人，他们有文才，却缺乏组织和管理的能力；惟有毛泽东受过苏俄顾问指点，深知宣传的重要性，一心一意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宣传部打造成一个准军事化的单位。毛向国民党各部门发出指令，个人和组织在公众场合发布的一切宣传材料，都要送交中央宣传部检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汇报、监控和监督，成了国民运动中实施日常纪律的标准程序。在毛泽东看来，自己所担任宣传部长一职的义务，就是分清革命的朋友和敌人，对前者加以称赞，将后者揭露出来并加以嘲讽和约束。
同年十二月初，毛泽东又兼任国民党中央的一份新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毛亲自撰写了这份刊物的发刊词，牢牢地将其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反之，此前那些跟国民党保持密切关系、却时不时发表批评言论的报刊，毛无情地给予打压，撤回经济资助，并运用党纪来惩戒其编辑人员。文人办报刊的传统遂成绝响。
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时间，远远比不上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但在“谎言大师”之维度上，毛泽东丝毫不亚于戈培尔。靠着宣传，毛整肃了党内的竞争对手和不同派系；靠着宣传，毛在内战尚未全面开打时就已战胜了蒋介石；靠着宣传，毛在中共建政之后不断掀起政治运动，甚至发起文革摧毁既有的官僚体系。毛直到晚年还要亲自审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的社论，并亲笔修改其中的措辞。这绝非小题大作。毛清楚地知道，文字可以杀人于无形。就文采而言，毛的秘书们——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毛的文字从不回避底层社会的俚语和粗话，从而极具煽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白话文写作的第一人，不是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和胡适这些学者、文人，更不是自我夸耀的李敖，而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仅要当伟大领袖，还要当伟大导师；不仅要控制人的身体，更要控制人的灵魂。
那段时间，毛泽东在国民党内享受部长级待遇，地位显赫，薪资优越。可是，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财政相当困难，毛泽东居然也遭遇拖欠薪水。二零零八年，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证实，党内已解密的文件发现，党部确曾拖欠毛泽东月薪。泛黄的会计数据仅记载着：“毛泽东薪水为一百二十块大洋。”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毛泽东出任候补中央委员，随后转往上海执行部担任秘书，负责办理党员入党等文书工作，月薪一百二十大洋。而当时仅上海执行部就有毛泽东、邵力子等十五名中共人士。依照《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载，当年大学教授月薪八十大洋，北大、清华教授的月薪则约为一百二十大洋，上海书店店员月薪约六块大洋，白米一担约四块大洋。毛此前在北大图书馆做临时工，月薪仅为八块大洋。换言之，毛的薪水在短短数年间攀升了十五倍，又怎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呢？
不过，国民党欠了毛泽东半年的薪水，一共七百二十大洋。欠薪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研议全面减薪，致使党工罢工抗议，上海党部隔年元旦虽核发薪水，但毛泽东已转往广州党部任职。由此欠下毛泽东半年薪水。最后该笔款项是否如数核拨，目前文件看不出来。毛那段时间并不缺钱，除了国民党方面“明码标价”的薪水之外，毛还能从苏俄那里领到不为人知的丰厚津贴。此前经济困窘的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接到广州来享受小资产阶级的生活。
最幸福的事情，是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滚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支持下，毛泽东又担任了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并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是一个由苏联人资助的项目。毛由此成了与澎湃齐名的农民运动专家，毛当时在党内同志圈的绰号是“湖南王”。
随着北伐军的推进，毛泽东来到国民政府的新首都武汉，继续训练农民运动人员。毛的思想愈发激进，他在培训材料中不加掩饰地写道：“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活活打死。”用恐怖气氛控制人民，这是列宁主义的精髓，毛比那些留学苏联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更深味苏共的权力秘诀。
一九二六年年底，毛来到故乡湖南发动农民运动，他利用“痞子”阶层为其冲锋陷阵，即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挂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就如同前几年希特勒起家的时候，利用德国的城市流氓无产者组成专门从事暴力活动的“褐衫队”一样。毛泽东鼓动翻身做主人的地痞们到地主家小姐少老奶奶的牙床上去打滚——这是赤裸裸地煽动地痞们强暴地主的妻子和女儿。毛知道，若可帮助地痞们解决性饥渴问题，就能将他们吸引到革命阵营这边来。毛的下流和卑劣让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亦感到不齿，陈独秀从此与这名曾经的“五四青年”分道扬镳。多年来，中共官方着手修订毛泽东选集时，保留了这篇重要文章，却删去这段“少儿不宜”的句子。
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指挥地痞们烧杀抢掠，是他青年时代最得意的时刻。“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他找到了夺权的秘诀：中国未来的任何革命都要以农民起义为重。他与地痞们在一起时最为惬意和自如，在北大图书馆、在少年中国学会、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都觉得被那些“大知识分子”所蔑视，因而浑身不自在。在农村，他不再受上级和组织的制约，他突破了法律和一切道德规范，他成了一个说一不二、天马行空的土皇帝。历史学家余英时评论说，毛是集各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想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当历史当狡诈把他送到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
长期以来，中国的乡村有儒家的伦理道德之维系，若非遇到特别残暴的暴君和特别严重的灾荒，地主与农民一般相安无事。大部分勤劳耕作的农民只是希望减租、减税，并不想置地主于死地；毛泽东则想鼓动农民分配地主的浮财甚至残害地主的生命，其前提当然是在农村中制造出农民和地主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仇恨的假象。毛泽东是制造仇恨的大师，他深知，一旦地痞或农民杀了人，有了血债，就会成为他的奴隶，乖乖跟着他走。
在五四时期的北大就认识毛泽东的傅斯年，对毛泽东如何控制底层农民的心灵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傅斯年曾经亲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差点成为被杀戮的对象。一九三零年下半年，傅斯年对他的中共朋友说：“你们共产党人要杀我很容易，要我瞧得起你，则万万做不到。”他还断言“阶级斗争”只是中共用来掩盖它对权力无止境的贪欲的托词，这种对权力对贪欲利用了以下八种仇恨：中国人仇恨外国人；无钱的恨有钱的；老百姓恨官吏委员；一种职业中的不行者恨同职业的行者；薪水少的恨薪水多的；乡下人恨城里人；儿子恨父亲；青年人恨老年人。傅斯年相信，中共善于利用人们潜意识中的情感，人们易于接受任何将他们的仇恨报复愿望正当化的理论，“阶级斗争”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出路。
辛亥革命之后大致还算安定的中国农村，一步步地被毛泽东的仇恨哲学改变。从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杀戮到四零年代的土改，再到五零年代末期的大饥荒，其线索有迹可循。当时，当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向毛报告有人被打死时，毛轻描淡写地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此前，湖南的农运领导人约束暴力，扣押了那些打死人的地痞。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必须造成一个短暂时期的恐怖现象。”于是，地痞们得到授权，更加疯狂地对他们嫉妒的地主阶层施加暴力。由于获得现代武器很不容易，毛发现梭镖是一种很厉害的凶器，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究竟有多少人在这场所谓的农民运动中遭到杀害，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但是，这种滥杀无辜的赤色恐怖模式，从此成为毛泽东一生乐此不疲的权力游戏。这是一种用新的意识形态包装的义和团运动。毛性格中最邪恶黑暗的一面也在此袒露出来，那就是对人的私有财产、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极度蔑视。
不过，毛泽东本人也从鬼门关上走了一圈。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到长沙郊区组织“秋收暴动”。当他为组建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队之间时，有一天被地方民团俘获，多年以后，毛如此回忆当时的场景：他们命令将我押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处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副官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我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泽东洋洋得意地向美国记者斯诺讲述死里逃生的故事，斯诺忠实地记载下这个传奇故事。不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斯诺，不会明白毛没有说出来的话：大难不死，天命所归。其实，历史充满偶然因素，如果那一天民团再度将毛泽东捕获并就地处死，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不会截然不同呢？或者，历史会选中另外一个类似毛泽东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
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向往共产主义的理想才成立的，可是随着毛泽东的崛起，这个理想沦为陪衬，暴力革命和权力斗争成为其宗旨，正如学者韦政通所论：“暴力革命是敌我之争、生死之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这样的过程中，原始的人道关怀，恐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尚未获得权力时，必须不择手段地抢夺权力，有了权力为了巩固权力，就只有不断扩大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夺权、固权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之中，消耗了无从估计的物质和精神的能量，直接受害者是万万千千无辜的人民。”
一九二七年，毛在湖南和江西的一些乡村利用地痞流氓杀戮地主乡绅。四十年代，毛将这套做法普及到“解放区”乃至全中国。等到作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被消灭殆尽，到了五零年代末、六零年代初，此前扬眉吐气的“贫下中农”的厄运便来临了——毛故意制造的大饥荒，导致至少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正在苏联读中学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他随信附了一份希望儿子阅读的书目，一共有二十一种书，其中除了一些当时中学生的文史读本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外，全部都是中国的小说及历史书籍，包括：《精忠岳传》、《官场现形记》、《子不语正读》、《三国志》、《兰花梦传奇》、《峨眉剑侠传》、《小五义》、《续小五义》、《聊斋志异》、《水浒传》、《薛刚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义》、《洪秀全》、《侠义江湖》等。这份书目在中国历代的家训中，绝对是破天荒的，也多少透露出毛自己的兴趣与价值取向。从中大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毛泽东尤其喜欢传奇小说和造反故事。在毛的意识中，对正统士大夫视为历史“负面”人物的重视程度，要超过“正面”人物，对小传统的兴趣又大于大传统。
苏共的夺权之路是利用贫穷的城市工人和从欧战战场败退回国后一无所有、充满怨恨的官兵，中共的夺权之路却无法仿效之——蒋介石、汪精卫及国民党新军阀控制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而共产党孤注一掷发起的广州、南昌等城市暴动都先后失败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加上中共的冒险主义，使得中共付出惨痛代价。一九二七年年底，中共党员从将近五万八千名左右，降到只剩一万人，折损约五分之四。那么，如何才能绝处逢生呢？
瞿秋白、李立三等共产党领袖的选择是，继续靠苏俄的津贴，在城市发动工运；而毛泽东的选择是，像他所心仪的梁山好汉那样“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都集中在国民党占据优势地位的沿海城市，而且数量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的农民多如牛毛，更容易受其摆布。马列主义的教条不能拯救共产党命悬一线的处境，惟有《水浒传》才是一本如假包换、起死回生的教科书。毛读得最多、引用得最多的书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毛从中汲取了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坐上火车，前往湖南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株洲。在那里，他与地方党委同志讨论了暴动计划，并决定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兵力约五千人。他深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在变化多端的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仅仅依靠知识分子来发动工人与农民来组建政党和领导权力，将会是徒劳无功。毛的新的策略是：努力与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性盗匪势力结盟，建立一支能够夺取和维持行政区域的红军。然后，在共产党的军事和行政控制的保护伞下，地方政治得以重组，让农民拥有历史上缺乏的反对地主的集体力量。由此，农民就成为红军源源不断的兵员和财源。
毛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早地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尽管笔杆子必不可少，但枪杆子比笔杆子更重要。毛指出：“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样起义就可起来……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的支持就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黯淡岁月里，毛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枪杆子里出政权。”追求权力、巩固权力、运用权力，形成毛泽东参加共产党后的生命主轴。
然而，当时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只有几百枝枪，根本就是乌合之众。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农民武装有可能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在这个新的时代，血肉之躯不可能对抗钢铁武器，光是白色恐怖就瘫痪了秋收暴动，不是把暴动的农民赶回老家就是送进坟墓。“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在长沙东方一百公里的小镇文家市集结残部七百多人，宣布奔向井冈山。罗霄山脉中部的这块险阻的山区一向就是土匪、叛徒的藏身处，官府的力量有所不及。毛认为它是机动部队的绝佳根据地。当时，袁文才、王佐率领一群土匪占领了井冈山。袁、王属于本地客家人，与本地居民关系紧张，他们组织了“马刀会”，宰制着整个宁冈县十五万人。当时的中国，有很多这样的由土匪代行政府职能的地区，可以说是某种“半无政府状态”。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后，深知强龙必须与地头蛇结盟，便修书给袁、王，请求结盟。关于这一段故事，曾经追随毛泽东的红军将领龚楚（后来的红七军军长）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写：
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毛泽东运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二人帖帖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所委任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冈山立定了脚跟。
然而，毛、袁、王绝非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不久之后，毛泽东就按照《水浒传》中“火并王伦”的情节，着手清除袁文才和王佐。一九二九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要求，“暴动前可以同他们（土匪）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袁文才和王佐的命运即已注定。两人被清除，还有族群矛盾的因素。当时，当地土籍和客籍两族矛盾越发激化，袁文才枪杀了土籍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控制的中共湘赣边区特委枪杀了与袁、王交好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日，袁、王二人及其所部在永新县遭到湘赣特委指挥的部队与彭德怀红五军第四纵队伏击，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亲手枪杀了袁文才，同时被杀的还有袁、王部排长以上干部四十余人。三十多年后，毛重回井冈山，才假惺惺地召见袁的遗孀表示慰问，而袁也获得了革命烈士的身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革命烈士并非被国民党杀害的，而是被共产党杀害的。
毛泽东成为井冈山的最高统治者。共产党的教科书常常渲染毛在井冈山过着茹毛饮血的艰苦生活，近年来中共在井冈山新建党校以培养官员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际上，毛泽东这段时间的生活可谓养尊处优。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吃紧，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栋美丽的八角楼，这栋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被毛的军队强占。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进山里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毛并不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他拥有众多的仆人，用共产党的术语叫“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门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甚至有专门负责为他搜集烟草和报纸的人员。匪首的生活标准，当然是普通匪徒望尘莫及的。后来，当毛在延安建立割据政权，更是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知识分子王实味因为批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而遭致杀身之祸。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率领两千人的残余部队来到井冈山跟毛泽东“会师”。合编的朱、毛部队约有三千人，成为红军第四军，“第四”取自张发奎又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共产党誓言要延续铁军的传统。但是，他们却更改了旗帜：旧有的青天白日旗改为红旗，红旗中间是白色五角大星配以交叉的镰刀、斧头标识。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的实力在毛泽东之上，但玩弄权数朱德根本不是毛的对手，毛成功地实现了“党指挥枪”。
毛泽东很快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土匪头子，当时中国沿海城市的报纸常常出现关于“毛匪”的报道。但毛又不仅仅是传统的土匪，他的背后还有共产党，尽管“蜗居”上海的党中央难以遥控毛的作为，但毛仍然要拉大旗作虎皮，以震慑群雄。红军在打家劫舍、谋求自身生存的同时，其中的党员干部始终向士兵和暂时统治的农民进行宣传，始终铭记共产党纲领中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而且，只要条件允许，红军就没收士绅和地主的土地并且分配给农民，以此来吸引贫苦大众。更重要的是，中共是一个自认为负有历史使命的革命政党，所以在这一个政治前提之下形成的中共武装割据，绝非寻常军阀可以相提并论。中共在其割据区内，根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念，逐步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权力结构。
不过，躲藏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共中央，以及远在莫斯科的后台老板斯大林，对毛的“流寇”做法不以为然。毛不进攻长沙，被中共中央冠以“军事机会主义”的罪名，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其湖南省委委员的资格，毛泽东还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过，由于联络中断，毛泽东直到第二年三月才知道这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并未动摇他对土匪队伍的控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的中共中央再下令免去毛的前敌委成员资格。当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在一份报告中说：“毛泽东的部队只是到处流窜的土匪。这样的领导人不相信广大群众的力量，才陷入真正的军事机会主义。”周认为，毛的部队完全由“地痞流氓”组成。当然，周恩来日后要为他说的真话和对毛的轻视付出沉重代价：周担任中共总理长达二十七年，对毛百依百顺，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未曾得到毛的信任。毛故意拖延批淮医疗小组对周实施癌症手术，完美地达成了对周的谋杀。
苏俄方面并不看好毛和他的游兵散勇。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代表亚伯瑞奇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建立红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这些军队既无基地、又无给养，他们对农民构成极大负担。由于这支军队又一部分出身半土匪，如毛泽东的单位即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会分化，会让农民反对他们。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军队经常跑掉，留下农民应付军阀部队的进攻。”多年以后，直到毛夺取了中国政权之后，斯大林才给予毛迟到的肯定。
此时此刻，毛泽东已部分地脱离了“大老板”的控制，他对于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及莫斯科的命令，大都采取拖延或模糊的方式回应，以达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结果。毛不愿屈居任何人之下，次年朱德率领南昌暴动失败后的残部来到井冈山，尽管朱德比毛年长、也更受官兵爱戴，但毛通过若干巧妙的权力运作，让朱德沦为其配角。红军领袖虽以“朱毛”并称，但朱从未掌握实权，是有名无实的总司令，难怪文革时林彪当面羞辱朱德说：“你一天都没有当过总司令。”一九二七年，毛泽东的性格就已经定型，他已经习惯发号施令。他和许多习惯发号施令的大老板一样，丝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力决定他属下每个人的命运。
此后二十二年，毛的武装斗争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逐渐成为中共的主流路线。他用枪杆子武装被他煽动起来造反的农民及流氓光棍群体，再用笔杆子吸引和麻醉知识分子和学生。由此，毛从农村破落户子弟和城市边缘人，摇身一变成为中共独一无二的领袖，以及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权二十七年的终身独裁者——除了缓缓来临的死神，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他的权力。
无情才是真豪杰，怜子确实不丈夫
毛泽东唯一推崇的文豪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的文章固然失之于刻薄和冷酷，但生活中的鲁迅却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外，保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这在毛泽东看来，大概是“革命不彻底”的体现吧？毛对待亲人的态度是：无情才是真豪杰，怜子确实不丈夫。多年为毛服务的医生李志绥指出，毛缺乏人的感情，从不知道爱、友谊、温情为何物。
毛泽东将他的威权化的父亲视为人生中的第一个敌人，对父亲没有丝毫的感情。但是，即便是对他自己声称感情很深的母亲，亦相当冷酷无情，他的母亲在病逝前希望见儿子一面，毛却不屑一顾，让母亲含恨而终。
对于妻子和情人们，毛更是绝情之极。毛的第一个妻子罗氏，是他的父母为他挑选的、比他大四岁的女子。那时毛年仅十四岁，毛对其毫无感情。一年多之后，罗氏便在毛家患病去世了。
毛自己承认的第一个妻子是杨开慧。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十分赏识毛这个小老乡和私淑弟子，有意促成女儿与毛泽东的婚事，却未料到由此葬送了女儿的幸福乃至生命。
一九二零年年底，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不过，当时并没有官方的法律登记程序，他们也未举办传统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曾经热恋杨开慧的毛泽东，很快在外面结交了两名女友。杨开慧无可奈何地写道：“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由于毛泽东四处奔波，所谓“好男儿志在四方”，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一九二四年，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杨开慧才携毛岸英、毛岸青两子到广州，一家四口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
北伐开始之后，毛离家北上，杨开慧则带着孩子回到湖南长沙。此后，夫妻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一九三零年，毛泽东和彭德怀率军围攻长沙，毛丝毫不考虑此举会危及妻子的安全，也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将妻儿接出来。
守卫长沙的国民党将军何键最痛恨共产党和毛泽东，其父亲曾经毛泽东煽动的暴民抄家并游街示众。为了报复毛泽东，何键逮捕了年仅二十九岁的、绝望的少妇杨开慧，匆匆审讯之后，将其枪决。而毛泽东是间接杀害杨开慧的凶手。
杨开慧生前写过八篇给毛泽东的文章，用蜡纸仔细包好，藏在老屋的泥砖缝隙里。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九零年两次修缮房子时，这些文章才被发现，而那时毛泽东已经死掉了，再也看不到这些文字了——即便能够读到，心如铁石的毛也不会掉下一滴鳄鱼的眼泪。
在这些秘藏半个多世纪的文章中，杨开慧对毛泽东灌输给她信仰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怀疑：“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那么，她需要的是少女时代在教会学校接触的基督信仰吗？
另一方面，杨开慧仍然坚守她的毛泽东的爱，以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何键告诉她，她只要宣布跟毛泽东脱离关系，她就可以免死，她却断然拒绝，毅然赴死。或许，她觉得既然已被毛抛弃，还不如一死了之。杨开慧写道：“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另一方面，她对毛的绝情亦不无哀怨之语：“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她也觉察到毛甚至连亲生儿子也不顾的超级冷酷：“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杨开慧当然永远搞不懂毛泽东，她的殉难不会让毛泽东流下一滴眼泪。而何键企图以枪杀杨开慧来打击毛泽东，也根本达不到其目的。毛早已有了新欢，即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何键帮助他除去杨开慧，反倒让毛不再有对杨开慧的愧疚之心。
毛刚上井冈山时，匪首袁文才为了笼络毛，将一个朋友漂亮的妹妹介绍给他。这个少女就是年仅十八岁的贺子珍，知书识礼，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小名叫“桂圆”，毛比她大十六岁。
贺子珍虽然年纪小，经历却已相当丰富。她的父亲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贺子珍十六岁时就参加永新的工农运动，剪了短发，欢迎北伐军，并当上了县妇女部长。蒋介石清共之后，她被迫逃亡，加入了袁文才的土匪部队。
毛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贺子珍。在袁文才的队伍里，从来没有一个像毛这样见过大世面的革命者。不过，两人结合之后，很快就爆发了矛盾。两个性格倔强的人在一起，必然时常发生冲突。毛只是享受贺子珍那比杨开慧更热情奔放的肉体而已，对她更谈不上温柔和怜惜。后来，贺子珍精神失常，被毛送到苏联养病，毛则趁机与江青勾搭成奸。
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很少想念他与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对两个儿子多年来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也少有关切。“中共领导人对其子女对绝情，不完全出于经济因素。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子女；他们必须专注在主要任务上——革命、内战、解放被压迫的群众。在宏伟的计划中，小孩的眼泪，即使是自己的骨肉，实质上并未受到注意。”后来，毛岸青因被警察殴打而脑子出了问题，而被毛泽东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毛岸英意外地死于韩战中联合国军的一场轰炸，据说是毛岸英执意要生火做蛋炒饭吃才让轰炸机发现了目标——这起意外使得毛泽东无法像北韩的金日成那样在家族内部传承权力直到第三代，也使得中国人免于过北韩人那样更加悲惨的奴隶生活。
至于以后毛泽东在延安遇到来自上海的女演员江青，并不顾同僚的反对而与之结合，那是后话了。江青帮助毛策划了清洗党内高层的文革运动，也像杨开慧那样至死保持对毛的忠心——毛去世后，江青作为“四人帮”的魁首，被送上法庭审判，当庭咆哮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邓小平为了维护毛的地位，将江青作为毛的替罪羊；而江青却一语道破天机——毛一生以破坏者自居，甚至像顽童恶作剧一般破坏自己建立的党。
“破坏论”来自于梁启超。在一九零二年的流亡生涯中，梁启超旅行欧美，观察英、法两国能达成现代性，是因为它们的革命及内战摧毁了旧有的封建系统。梁得出结论，破坏乃再生的契机。此后，毛泽东引用唐代文豪韩语的话对梁启超的“破坏论”作了发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梁启超晚年否定了自己早期的“破坏论”，而毛泽东则以“破坏”为终身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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