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飞骏
一、没代表不纳税
1776年7月2日，一群成年人神情坚毅地聚集在费城州议会大楼里。他们是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代表。从如此众多的不同地区聚集而来，他们中有的来自枝繁叶茂的英格兰高地；有的来自潮湿的南卡罗来纳沼泽地；还有的来自弗吉尼亚峻峭崎岖的阿勒格尼山脉和东部沿海积木似的城市。他们出现在费城的原因是在为他们羽翼未丰的殖民地召开“大陆会议”。他们将在此做出一个最重要最危险并将决定性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伟大决定——所有北美殖民地将脱离他们的宗主国大英帝国宣告独立，从而结束由横跨大西洋5000公里外的英王和其议会对他们一个半世纪的统治。
1776年7月4日，所有代表在一份阐述他们与英王分裂原因的文件上签上了他们的名字。这份文件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文献——《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是这样开头的：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我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英国是当时已知世界最为文明富强的国家，也是一个日臻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君主立宪制）。人民享受的自由幸福指数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并非武力征服弱小国家的产物，而是英国移民的拓荒成果，就象香港回归前的深圳与北京的关系一样。所以北美13殖民地的“独立”按中文字面意义理解不是“民族独立”而是“分离”，因为北美13殖民地当时并不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家”，主体民族也是英国人。
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按中国政治逻辑的理解应该接近“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与英国和印度殖民地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等于是未成年的“孩子”宣布脱离“母亲”，且不再对母亲尽反哺义务。
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坚持要脱离“母亲”呢？
是“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没有尽自己的应尽义务吗？
非也！大英帝国为北美殖民地的安全和发展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且不惜与任何对北美殖民地怀有敌意的势力进行战争。为了保佑自己的“孩子”，“母亲”前不久就和法国进行了代价高昂的“七年战争”，把北美殖民地的敌对势力——法国殖民者限制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遥远边界。
是“母亲”把“孩子”当“后娘仔”虐待歧视吗？
非也！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一直把美国的独立归因于英国对殖民地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显然与历史的真相有很大的距离。
北美殖民地人民自由幸福指数并不在英伦三岛的英国人之下，虽然经济和对外贸易受到《航海条例》等一系列保护民族经济法规的限制；但这些限制也同样针对英国本土人，不存在太多的歧视成分。相比之下，让英国本土多数居民付出代价的《谷物法》比加在北美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地区法律更难忍受。更何况英国任命的各殖民总督对执行限制殖民地经济自由的法规并不积极，因为那些总督的“开饭权”掌握在殖民地议会手里，对大面积的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英国“要求所有进出北美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载”之类的规定通常总是被绕过，多数北美海员和商人都是老练的走私犯。所以殖民地经济实质上享有的自由度一点也不在英伦三岛之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羽翼未丰的“少年孩子”决心要脱离自己的“母亲祖国”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代表权”！
“代表权”才是最终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
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之前，北美各殖民地的征税权掌握在各殖民地的民选议会手中，连大英帝国政府任命的各殖民总督也由各地议会“发工资”，发多少工资和什么时候发由殖民地人民说了算，宗主国政府没有权力。这也是多数殖民总督“胳膊肘往外拐”更多站在殖民地人民那一边的主要原因。宗主国议会并没有直接委派税官去北美各殖民地征税，也就是说宗主国并没有利用北美殖民地来丰富政府的“财政收入”。这点很象英国治理香港，来自香港的税收基本都是“自用”，没有移送到英国国库，否则香港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富庶繁华。
英法“七年战争”的胜利改变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
“七年战争”榨干了宗主国政府的国库。战争一结束，英政府就开始遣散海军，并削减海军的军费开支。尽管法国进攻的紧迫威胁已经消除，但北美仍必须驻有英军来守卫新获得的领土和保护现存殖民地。“巴黎和约”签订的同年，在法国皮货商怂恿下，西北印第安人揭竿而起，沿加拿大边界烧杀抢掠，攻击每一座堡垒要塞。殖民地民兵无法征服他们，最后还是依靠英国正规军扑灭了起义。
对于宗主国政府来说，要求殖民地来为这样的“保护”花钱应该合情合理。为了筹措保护北美殖民地的驻军军费，1764年英国议会颁布《糖税法》，规定每进口一加仑糖浆强行征收三美分关税。为了有效征收这笔关税，英政府决定以皇家海军力量来加强缉私。一年后英国政府又颁布《印花税法》，对所有合法文件乃至报纸纸牌进行征税。所有这类物件要求必须贴有税票……
英国政府开始直接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了。
英国政府要求北美殖民地为保护自己的驻军“买单”从情理上看合情合理；但从法理上看却站不住脚。
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看来，英国议会没有与北美殖民地的实力和人数相配的民选代表，所以没有权力向北美殖民地征税。
“无代表不纳税”是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政治常识！
无论是宗主国政府还是殖民地人民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但两者如何达成共识却遇到了现实的困境。
1、保护北美殖民地的驻军军费应该由殖民地“买单”不但英政府认为天经地义；相信多数殖民地人民也认为合情合理。
2、“无代表不纳税”一样合理合法。
3、如果宗主国政府做出妥协，由殖民地议会来征收保护北美驻军的军费又遇上了难以逾越的困难。因为当时北美各殖民地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实体，而驻军保护的又是殖民地整体，在13个殖民地之间分摊军费必然会遇到更大更频繁的争吵。
4、如果北美殖民地驻军军费由宗主国政府买单，宗主国人民无疑就成了冤大头，对英国本土人民显然是不公平的。
…………
所以这是一个双方无法解开的结。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内战就是英国国王为了筹集镇压苏格兰起义的军费向人民征收“吨税”和“磅税”引发的。尽管国王征收的税率很低，但英国议会坚持认为国王没有征税权，可国王又急需钱来打仗，双方都坚持自己的合理要求，于是诉诸战争。越权征税的国王被英国人民俘虏后砍头示众。
现在英国议会也遇上了当年的对手国王那样的困局。
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不祥之兆。
北美殖民地人民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动摇：
1、“无代表不纳税”。
2、“不能开危险的先例”。宗主国政府直接向殖民地征税等于是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今天能成功征收糖税和印花税；明天就会食髓之味征收苛捐杂税。尽管今天的税率低得连最贫穷的人都能承受，但此例一开，明天的税率也许就能高得连富人都难以承受了。
…………
在上述政治理念的支配下，北美殖民地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议《糖税法》和《印花税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两税法”颁布后，麻萨诸塞州率先提出抗议。弗吉尼亚州也紧跟其后行动起来，并通过了5个谴责法令的决议案。暴动的人群在纽约、新港、费城的街道上闹事，掠夺财物。在波士顿，暴动者将一个负责实施印花税法，分发税票的官员的肖像挂在一颗树上。此树后来被称做“自由之树”。9个殖民地代表在纽约反印花税法的大会上碰头，并起草致英王和两个议会的请愿书，请求废除这一侵犯他们利益的法令。沿海城镇以抵制其店铺作为威胁，阻止当地商人进口英国货物……
我理解且支持殖民地人民在原则问题上的执着和较真；但同时也感到英国政府其实很无辜。
面对北美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英国议会在不得己的情况下做出了让步，撤消了两税法令。当消息传到北美时，殖民者拉响了铃铛，掷响了爆竹，鸣响了步枪，甚至砸碎玻璃以示庆祝。
但殖民地人民高兴的太早了。也许是出于维护“面子”的原因，十天后英议会通过了一个公告令，坚持维护其在任何情况下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随后英议会颁布一系列法令，对玻璃、铅、印刷品、纸张和茶叶征收进口税，用以支付殖民地驻军的开销，剩余部分作为殖民地总督的薪金，以便使其能独立于殖民地议会，防患自己人“胳膊肘往外拐”的滑稽剧。
新的征税法令再一次激怒了北美人，北美各城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抗议和骚乱。两个海关官员在波士顿遭到了不满者的袭击。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提案，宣称只有弗吉尼亚议会才有权向弗吉尼亚人征税，并决定停止进口所有英国货物。其余殖民地不久就争相仿效。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出口额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
抗议骚乱持续时间一长，流血事件就不可避免。1770年3月5日，一群暴动者对波士顿议会大楼外的一名哨兵进行挑衅，当其余士兵赶来助阵时暴动者就向他们投掷石头和块冰。一个士兵倒下了，其余士兵据称出于自卫向人群开火，当场打死3人伤8人。
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惨案”！按中国的标准，这一流血事件称为“惨案”确然有点夸张，不但死伤的人数很少，且开枪的一方显然属“自卫还击”性质。
可北美人却不这么理解，只要是掌权的一方伤了人他们就会本能地群情激奋，各地因此发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抗议活动。
在持续性大规模抗议的压力下，英议会再次被迫取消了大多数关税法令，只保留象征性的茶税一项，象征英议会有权向北美殖民地征税。
可北美殖民地人民依旧不依不饶，对纯属象征性的茶税也拒绝接受。他们坚持英议会不能“代表”北美殖民地，没权利在殖民地征收哪怕总量只有一分钱的关锐。
为了抗议象征性的茶税，1773年爆发了“波士顿倾茶案”。一群麻萨诸塞州议会组织的示威群众强行登上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茶船，将船上的茶叶全部倒入大海。
大英帝国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两院议会针锋相对，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北美的高压政策法令，殖民地人民称其为“不可容忍法令”。法令规定封锁波士顿海港和取消麻萨诸塞州自治，作为对其参与“波士顿茶党”的报复。
“不可容忍法令”不但没有使北美人民屈服，相反使分散独立的13个殖民地人民在反抗“高压法令”的共同使命中团结起来。
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卡本特厅召开，13州除佐治亚外均派代表参加。佐治亚没有派代表是因为他们正要求英政府在其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给予军事援助。
费城的代表们建立了一个大陆联合会，负责抵制所有北美与英国的贸易活动。13个州的人民开始象一个“国家”一样实施行动的统一和政策的一致，美利坚合众国的雏形开始形成。
当意识到和平很可能被英军的枪声打破时，北美各城镇开始积极组建自卫武装，组建自己的“时刻准备的人”军团，随时准备拿起武器自卫还击。
1775年4月19日，当驻波士顿的英军主动出击去20公里外的康科德袭击“时刻准备的人”军团的军火库时，北美人民在波士顿郊外的列克星屯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英军被当场打死73人，174人受伤，26人失踪。
北美独立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是一场主要由“代表权”引发的革命战争。
美国人民对“代表权”的执着和尊重，是中国人民至死都难以理解的，也是美国最终能成为世界文明领袖的主要原因。
一个不惜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代表权”的民族，是永远也不可能“被代表”的！
二、妥协和共识是通向阳光未来的阶梯
独立战争的胜利只是北美人民向民主自由迈出了第一步。战争胜利是一回事，但能否把握胜利成果则是另外一回事。
近代世界那些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没能把握好胜利成果。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明甚至发生了大倒退。独立后的国民幸福指数远不如殖民时期。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南部的邻居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不但没有步入当初玻利瓦尔等革命者许诺的自由民主的天堂，而是普遍坠入了军事独裁和武人专制的人间地狱。人民的苦难远远超过殖民地时期。在独立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权力腐败、军事政变和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是多数独立国家周而复始的噩梦。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也一样步拉丁美洲的后尘，甚至比拉美还不如。独立后的非洲各国长期笼罩着饥饿、腐败和血腥的阴云，迄今仍看不到雨过天晴的可信迹象。今天黑非洲人民所受的无限期苦难，使半个世纪前的殖民生活有如逝去的天堂。
…………
北美人民在赢得独立的最初几年，胜利果实也一样很苦涩。
独立后的北美并不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而是十三个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行政实体，和前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很相似。各州不但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独立外交权，州与州之间还互设关卡制造贸易壁垒，无法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紧急危险一过，战争期间形成的团结、互助、合作风气很快成为过去。
指挥独立战争的“大陆会议”（以下简称国会）虽然在战后仍然存在，但权力相当有限。国会不但没有统领军事外交等属于国家的权力，连最基本的征税权也没有；就更不用说管理贸易和制定对13个州均有约束力的法律等国家权力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权无钱的国会根本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战争期间缔结的《邦联条例》虽然在战后依旧有效，但没有一个超越各州之上的强有力权力机构去监督执行它，就算某州违犯了法律处罚也不容易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失去权威效力。更何况《邦联条例》是一个战时条例，根本不适合和平时期变化了的内部形势，对各州起不到有益的约束作用。
独立战争给国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巨额债务，失望不满的情绪在各地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殖民地时期的美好生活。大多数为国作战的士兵在返回家乡之时，突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们把人生最具创造力的黄金时期奉献给了那场伟大的战争，可“国家”没有权力来履行对他们的报偿。战争期间发给他们服役报酬的“土地券”授权他们可以进入那片未经开发的西部疆土，但那里聚居的印第安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武装反击任何白人的入侵。“国家”没有军队和金钱去驱逐他们，单个人的力量当然无济于事。结果越来越多为独立而战的士兵陷入穷困潦倒之中，他们心中郁积的不满与日俱增。当他们的苦难被“国家”忽视时，就团结在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上尉的身边，用武装暴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诉求。
丹尼尔·谢斯原是麻萨诸塞州的农民，参加了那场伟大的独立战争，在决定战争进程的班克山战役和萨拉托加战役中表现英勇履立战功。为此法国远征军总司令拉法叶特侯爵（法国大革命的英雄）送给他一柄宝剑作为嘉奖。战后谢斯手中握有的“土地券”暂时毫无用处，陷入穷愁潦倒的绝境，为了生活纳税被迫变卖所有的财产，包括拉法叶特送给他的那把宝剑。
1786年秋，谢斯为了吸引公众对大量象他一样贫困不堪群体的注意，率领一群农民和退伍军人闯入三所法院，阻止法官听取关于债务的案件。当国家立法机构试图逮捕他们时，谢斯和他的追随者拿起了武器，在最初的抢劫得手后，又向斯普林菲尔德军火库发起了进攻……
谢斯暴动虽然被“国家”征集的正规军镇压，但“国家”并没有欢庆胜利，而是陷入了痛苦的反思。在意识到谢斯起义已唤起广泛支持后，“国家”赦免了包括谢斯在内的所有反叛者，且绝没有“秋后算帐”的阴谋。
虽然谢斯个人的命运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但他的反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使政府在组织结构上的弱点昭然若揭。一场大动乱已在国内拉开了序幕，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国会对这些的干预却出人意料地软弱无力。
谢斯暴动敲响的警钟，使“国家”管理者意识到再也不能象前几年那样继续统治下去了，这个国家的管理方式必须作出重大的变革。
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忧虑很有代表性：“如果我们的政治信条不做一些改变的话，七年来我们以鲜血和财富为代价建立起的上层建筑必将崩溃，我们将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
1787年5月，在华盛顿等开国先贤的倡仪下，来自各州的领导精英们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决定把北美13州联合成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制定一部宪法。
当时北美十三州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发展水平不同，追求各异，各州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一无成功的先例可仿效；二无第三方调整仲裁；三无一个公认的权威人物指导。要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求得共识达成一致，制定一个各方共同遵守的宪法，并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基础坚实的国家谈何容易？
三十年后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也曾利用个人无可挑战的权威制定了一部大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共同遵守的宪法，并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实施宪法的后盾。可这部宪法只维持了短短两年就被各割据势力抛弃，大哥伦比亚也随之分裂为几个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
现在美国制宪精英们遇到的困难比玻利瓦尔大得多，他们能成功吗？
经过127天的痛苦分娩，美国人成功了！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亘古未有的政治奇迹！
美国人之所以能在失望多于希望的逆境下制定并通过一部13州在政治自觉的基础上共同遵守的宪法，并在宪法的框架内自觉联合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一个主要原因是制宪精英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民族责任心，充分利用“妥协”这一政治技巧，在“共识”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签署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情景
《美国宪法》是各方妥协的产物。
“妥协”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没有“共识”的“妥协”等于“投降”。
首先我们来看参加制宪会议代表们的共识：
1、维护自由与财产，视政府为契约。
2、支持共和政体和立宪政体，反对专横而不受限制的政府。
3、接受平衡政府的哲学，赞同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独立的司法机关和设立两院制。
4、认同国家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以个人为基础并对个人行使权力的全国政府。
5、同意授予国会为确保合众国的和谐不因执行州立法而受破坏所需的一切权力。
…………
在上述几项基本的政治问题上代表们很容易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宝贵的“共识”是谈判协商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共识”就没有进一步协商妥协的必要。
12个州55名代表的分歧加起来远比“共识”多得多，但最主要的分歧体现在大州与小州关于议会代表权的分配。
大州以弗吉尼亚为代表，这个新大陆最大的州，人口占新大陆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西部边境线一直延伸至密西西比河。
弗吉尼亚州提出的代表方案类似英国两院制。下院代表名额按人口进行分配；上院议员由下院投票产生。这个方案显然有利于大州，大州人口多分配的代表名额也多，在国会的声音也就大。按这个方案分配代表名额，未来国会里弗吉尼亚人就占了五分之一。这样的国会自然更倾向于维护弗吉尼亚等大州的利益。
“弗吉尼亚方案”自然遭到了以新泽西为首的小州的反对。新泽西提出的方案是各州无论大小，在国会里都拥有同等的代表名额，防止国会忽视或牺牲小州的利益。
“新泽西方案”符合联邦共和的原则；但不符合民主“少数服从多数”的宗旨。
成功的民主国家“民主”与“共和”缺一不可。
大州与小州的利益存在很大的分歧，双方各执己见互不让步。
除非双方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否则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国家。
当政治棋盘遇上困局时，美国制宪先贤充分利用了“妥协”这一政治技巧。
富兰克林如此描述妥协的必要：
“手艺人制作木头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一，不合格，他们就两边各削去一些，让各方严缝，桌子就稳定了。按照这道理，双方都应该放弃一些要求，才能联合起来，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
“在这样一个中间立场上就可以实现折中。如果不能实现折中我们这个会议不仅徒劳而且比徒劳更糟。”
最后康涅狄格州在“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
两院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议会众议院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各州议席，每4万人产生一名议员（后来宪法定稿时，改为每3万人产生1名）；参议院每州2名议员，各州平等，但参议院投票表决时议员每人一票，并由议员各自单独投票，而不是新泽西方案所提出的各州集体投票，一州一票；同时，一切征税和拨款议案沿袭了过去由议会下院提出的规则。
制宪代表们就“康涅狄格妥协案”进行表决，各方在此方案上达成了新的共识。
制宪会议最大的分歧解决了，其余的分歧如北部与南部关于税收和代表权上如何计算奴隶人数；联邦议会管理贸易的权利；总统选举方式；选举人资格；联邦和州的权利划分等问题上一一达成了妥协。
这是一个伟大的妥协！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达成的伟大妥协，不只是一些关于具体制度安排上的妥协，更重要的是两种主要倾向的妥协，一种是适应全国统一市场发展的要求和建立统一国家的趋势；另一种是刚刚建立赢得独立的各州要求保持较大自主权的愿望。因此，所谓伟大的妥协说到底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妥协。
所有55位与会者所代表的十二个州，都为制定此一宪法相互作出过重大妥协，没有任何代表认为这一宪法完整体现了自己的意志并全然感到满意。更重要的是，代表们无人能确信这部宪法能够获得各州的一致批准并付诸实施。
“妥协”的一个最大技巧，就是必须抛弃“乌托邦”式的完美主义，尊重现状和即成事实。
美国的制宪代表们多数是理想主义者，对奴隶制等不平等体制深恶痛绝，因此自然有不少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废奴问题。但奴隶制问题的解决在当时条件下还远未成熟，因为当时南方各州都普遍采用黑奴劳役制。别说此提案在制宪会议上会遭到南方代表的反对，就算南方代表举手通过，宪法在南方各州投票表决时也绝对不可能通过。如果南方各州因为废奴问题一致抵制美国宪法，宪法就不可能获得必要的多数票，美国也不可能成立。所以明智的办法是把这个必然会形成政治死结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提出来。虽然制宪会议上奴隶制悬而未决为大半个世纪后的美国内战埋下了祸根，但总比美国因此难产结果要好得多。新生儿在成长之路上跌倒固然令人悲伤；但总比新生命胎死腹中结果要好些。
优点的极端就是缺点，过分理想完美的方案因为不切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常常坠入邪恶反人性的泥潭。
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和红色高棉柬埔寨的最初目标无一不是极尽理想极尽完美的；可这几个国家最后无一例外都堕落成了反文明反人类的人间地狱。
“乌托邦”式的完美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大敌！
1787年9月，大西洋彼岸，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体现现代文明精神的成文宪法诞生，即将下达美洲新大陆十三个州讨论通过。
“我们，美国人民，为建构更完善的合众国、树立公义、保证国内治安，建设公共国防，增进人民福祉，并稳固我们与子孙后代的自由之福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颁行此宪法。”
1788年6月，新罕布什尔州投了第九票也是最关键的一票，九个州投票通过了新宪法，《美国宪法》正式生效。
这个消息是如此振奋人心，人民的宽慰和热情交织在一起令人心醉。纽约、波士顿和查尔斯顿街道上到处是欢庆的人群游行的队伍。7月4日在费城，17000名狂欢者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举杯同庆。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有百分百的理由接受全人类对他们的千年感恩，感谢他们为战胜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所作的艰苦实践；告诉我们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战胜与生俱来的弱点和劣根性；并为帮助人类战胜自身弱点制定了一套能有效“抑恶扬善、优胜劣汰”的社会体制和一部能卓有成效“把权力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
三、民主战败者的智慧与胸怀
前几年我在不经意中浏览了一个“魔鬼词典”，其中对“英国”一词的定义如下：
英国——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省。
…………
这个定义的意思很明显：英美两国的关系好到不分彼此，差不多象一个国家一样。
这个定义并不夸张，二战后的英美两国确然是“同志加兄弟”，在外交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在国际关系上也保持高度一致。
众所周知，美国人民是通过战争手段从英国的统治下赢得独立的，两国曾在战场上厮杀得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最后何以能够弥合战争的伤痕成为亲密无间的“同志加兄弟”呢？
这要从1783年英美两国签署《巴黎和约》说起。
是大英帝国对叛逆同胞的宽容和智慧化解了“自己人”之间的血海深仇！
美国独立战争本质上是“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战争。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主体民族是英国移民及其后裔，英国军队和北美民兵打仗等于是和自家人兵戎相见。北美人民武装反抗英国政府的统治和我国60年前的“解放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781年10月19日，被美法联军围困在弗吉尼亚约克镇的英国远征军对胜利者举行投降仪式。英军总司令康华利勋爵把他的宝剑呈给美军总司令华盛顿。8000英国远征军放下武器投降！
北美独立战争让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大英帝国丢尽了脸面。这个在国际舞台上所向无敌无往不胜的日不落帝国，居然在一群人数和装备均居绝对劣势的叫花子武装面前一败再败。
英国政府的郁闷是可以理解的。所幸当时的英国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这种丢面子的郁闷没有上升为恼羞成怒和莫名的血海深仇。
从列克星敦枪声到康华利投降为止，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是战败的一方。但战败者当时的实力依旧大出战胜者几十倍。如果继续战斗下去，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对于战败方来说，虽然有足够的实力继续进行战争挽回面子，但继续战斗下去已经没有意义。情况已经很明显，英军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得在北美战场大规模增军，并对北美实行残酷的焦土战术。北美军队为了报复，一万多英军战俘的生命就在危险之中。就算英军最后能侥幸让美国人屈服，北美殖民地也将成为一片焦土。北美殖民地人民身上流着英国人的血，把“自家人”的家园毁掉，同时让一万多战俘成为血腥报复的牺牲品，在“自家人”之间种下不能化解的血海深仇，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胜利”所得将远远大于所失。即便英国政府最后能扑灭反叛保住北美殖民地，在一个仇人遍野的地方也不可能和平统治下去；又不能象对待印第安人那样对“自家人”进行血腥的种族清洗，这块殖民地不但成不了英国的经济后院和战略后盾，相反会成为麻烦滋生地。
道理虽然明摆着，但如果当时英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拥有无限权力的极权统治者就不会那么想。他们会为了至高无上的“面子”把亲者痛仇者快的战争继续下去，就算最终两败俱伤渔翁得利也在所不惜。
在一个人民说了算的民主国家里，就算统治者出于一时糊涂想把这场“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战争继续下去，如果人民不答应也只有干瞪眼。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民意，他们必须尊重民意。
英国当时的民意是“公众坚决反对战争”。
对于英国的多数公民来说，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很多是他们的亲人或朋友；被俘的一万多英军也是他们的亲人或朋友，继续自相残杀的代价是失去更多的亲人或朋友。当初他们支持讨伐叛逆是以为北美不堪一击，不用付出多大代价就能让殖民地人民屈服。现在明摆着这是一场旷日持久死伤巨大的血腥大搏斗，代价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当然会反对把自相残杀的战争继续下去。
在民主国家，没有根基的“爱国口号”很难忽悠人的。国家是多数人利益的集合，“爱国”的本质就是维护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违背多数人利益的“爱国说教”一眼就能看穿是骗子的谎言。
在“公众坚决反对战争”的情势下，英国民选政府只能服从民意与北美进行和平谈判。
英国作为战败的一方，在和谈期间表现出的智慧与远见是专制国家无法理解的。
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战胜力量大出自己百倍的强敌，富兰克林等天才外交家通过艰苦的努力与欧洲大陆的两大军事强国法国和西班牙结为军事同盟。法国政府委派拉法叶特侯爵率领5000名远征军赴北美大陆与美军并肩作战，法、西两国的海军则在大西洋与英国海军直接对垒。约克镇围歼战中，法国海军切断了英军的海上退路，使英国远征军成为瓮中之鳖。
法、西两国当初援助北美并非出于维护自由独立的理想主义精神，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是法、西两国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败于英国，尤其是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败得很惨，丢失了北美大陆的多数殖民地。二是法、西两国在美洲的殖民地都与美国接壤，不可避免存在领土纠纷。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如果属于英国力量就无比强大很难对付，如果和英国分开就容易对付得多，以后在与北美殖民地发生领土纠纷时他们就会处于显著的优势。因此让北美殖民地独立既可报当年败于英国的一箭之仇；又可使北美陷入孤立从而在将来任其宰割。
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战争一结束，法、西两国就不希望北美过于强大，从而削弱他们在美洲的竞争优势。西班牙试图说服英国对新获得独立的北美的领土数量加以限制，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美洲领土旁一个强大竞争对手的崛起。北美殖民地西部是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娜，自然与西班牙的意图一拍即合。
因为法、西两国在谈判桌上的“倒戈”，英国取得了制服北美殖民地的有利地位。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在和谈判桌上得到。
北美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中让英国丢尽了脸面，自然成为英国的主要“敌人”。根据“孤立主要敌人”的常规战略，英国自然会与希望北美殖民地“弱小”的法、两国站在一起，主要打击北美人民。如果北美殖民地拒绝在谈判桌上屈服，法、西两国就会转而站在英国一边重新开战，那时孤立起来的北美就会不堪一击。
但民主的英国没有那样做，这个国家具有专制国家难以理解的远见和智慧。
英国虽然与北美殖民地兵戎相见，但属自家人墙内的“兄弟之争”，不是永远的敌人。法、西两国才是英国永远的竞争对手。如果逞一时之气和“面子”观念迎合法、西两国尽可能削弱北美殖民地，将使北美殖民地在未来与法、西两国的竞争中处于无法挽回的劣势，不是成为法、西两国的傀儡就是被对手吞并。北美殖民地再怎么不好也是“自家人”，把“自家人”送给“永远的竞争对手”虽然眼前能消气解恨，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削弱自己强大敌人。
当时北美殖民地的领土仅限于阿北拉契亚山脉以东，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至密西西比河的广阔未开发处女地与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娜接壤，名义上仍属英国。英国政府出于长远利益的考量，不顾法、西两国的坚决反对，把这块广阔的处女地划给刚刚赢得独立的北美殖民地管辖。这个异常慷慨的举措连参与和平谈判的北美殖民地外交官都深感意外，在没知会法、西两国盟友的情况下单方面与英国在和平条约上签字。法国知道后气得差一点就调转枪口，多亏杰出的外交天才富兰克林的斡旋才没与战时的盟友决裂……
英国的远见令人叹服。当时这块广阔的处女地英国鞭长莫及，没有驻军和殖民，如果不划归北美管辖，未来极有可能被法国占领，合并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法属路易斯安娜殖民地。那样美国的历史就要改写，英国近现代史也一样要跟着改写。
民主英国的智慧和胸怀不是把国家“宁予友邦、不给家奴”的中国满清政府能够理解的，难怪这个政府最后会死无葬身之地。
台湾国民党在关键时刻也一样体现出了英国当年的智慧与远见。当年我党军舰冒险经过台湾海峡去维护南沙群岛主权时，蒋介石下令对处于战争状态下的我军开放台湾海峡，不但没有攻击过往的我党军舰，还下令停泊在不远处的台湾军舰开灯指路。
所以台湾国民党没有重蹈满清统治集团的覆辙，相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写下了光辉一页。
民主英国对待“叛逆同胞”的智慧与胸怀在以后的岁月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二战前期，英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处于中立状态的美利坚合众国率先站出来挽救昔日的同胞，使英国顺利度过了危险期。然后两国军队并肩战斗，把“不可战胜”的纳粹德国击败，保住了英国的强国位置。
民主英国对待“叛逆同胞”的智慧与胸怀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再也不能继承把国家“宁予友邦、不给家奴”的专制思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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