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

政治正确的大故事

文/押沙龙

明代有过一个很出名的大议礼事件。正德皇帝死后无子,只好让他堂弟朱厚熜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按照礼法,嘉靖属于小宗入继大宗,就该尊奉正统,以明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皇叔。但是嘉靖不肯照办,非要尊生父为皇考,说这叫“继统不继嗣”。大臣们坚决不让步,要求必须继统又继嗣。整个朝廷为此斗争了好几年,对峙最激烈时,一次就有十六位官员被廷仗而死,一度闹到政局不可收拾的地步。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后世称嘉靖帝。嘉靖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皇帝,也是明朝皇帝中最任性和倔强的一位。

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挺莫名其妙的。这事情有这么重要么?皇帝称自己生父为皇考还是皇叔,能是个多大的事儿?为这事让人打死了,多冤啊。可当时的文化人绝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比闹蝗灾、发洪水、鞑靼入寇还严重。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决定了你是好是坏,是忠是奸。我们只看到他们的慷慨激昂,但他们的兴奋点,我们几乎完全get不到。

古人的“正统之辩”也是如此。无数文化人都热心争论过这个话题。哪个王朝是正统,哪个王朝是闰统,哪个又是伪统,几乎人人都有高见。辩论不过瘾,还写书。不少文人觉得前人的史书写得不好,自己要推翻重写。他们觉得不好,往往不是因为觉得这些书事实不准确,或者文字不优美,而是觉得它们对正统闰统把握得不好,“体例乖谬”,该写本纪的写了载记,该写载记的写了本纪,政治不正确。朱熹就写过一部流传极广的《通鉴纲目》,而他的写作动机就是对司马光不满,不把蜀汉当正统,反把曹魏当了正统,“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看我给你写个政治正确版。

《通鉴纲目》书页


在现代人看来,这差不多是个伪问题。梁启超就觉得“正统之辩”无聊透顶,“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他把那些热衷于正统、闰统之辩的古代知识分子,一棍子都打成了“陋儒”。现代读者多半会觉得梁启超说得有道理。自古帝王只有成王败寇,哪有正统伪统?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古人想一想,就会觉得情形并非如此简单。我们身处已了之局,回头看帝王时代的正统闰统,自然会有一种荒谬感。但对于局中之人,如果否认了这种区别,又叫他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

黄宗羲在《原君》里,痛斥三代以下的君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所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说得非常痛快淋漓。有时我不免有点奇怪,黄宗羲说的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也符合人类的道德直觉,为什么上千年来就少有人这么说?当然,也许是怕皇帝杀头。但仔细想来,也不尽然。人们需要给自己的世界寻找一种意义,让它区别于完全的荒蛮。如果我真的觉得帝王无非巨盗,正统闰统无非谎言,天下无非唯权是视的丛林,而我又根本没能力想象出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世界的意义何在,文明的意义又何在呢?世界需要一种秩序,如果现实世界没有这个秩序,我们也要在想象中把它构建出来。这种构建不是一种幻觉,它也确实减少了世界的暴力和无序。

 黄宗羲(1610-1695)
 明末清初经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

《人类简史》里有一个说法,国家也好,宗教也好,乃至信贷货币、股份公司,本质上都是一种虚构的故事。这种故事被大家接受,也就变成了现实。如果这个说法正确,那正统闰统、继统继嗣也就是一种大故事。古人对那些问题如此执着,就是因为他们要坚持这个故事的有效性。如果嘉靖不称父亲为皇叔,如果蜀汉和曹魏都可以是正统,这个故事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这些漏洞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足以导致文明观念的崩塌,所以那些读书人才会为维护“政治正确”的故事,不惜以死抗争。而我们之所以不在乎这些问题,无非是因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另外版本的故事而已。

《人类简史》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年11

说完古人的“政治正确”,我想对现在西方的“政治正确”也说两句。“政治正确”这个东西有时确实荒唐,你一句少数族裔的坏话都不说,大街上还是有少数族裔在抢劫偷盗。你把illegal immigrants改称为undocumented immigrants,他们也还是非法移民。你什么宗教都不冒犯唯独开基督教的玩笑,那也无非说明你搞双重标准。但是,这些“政治正确”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恐惧,那是文明对野蛮的恐惧。他们恐惧女性被深深压制的时代,恐惧黑人只能坐在车厢后部的时代,恐惧专家们用颅象学证明白人天然优越的时代。文明本身是一个大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崩塌了却没有另一个更好的故事来取代它,文明就会随之崩塌。

西方自由左派之所以对“政治正确”如此执着,往往就是因为担心这个故事还不够强大,不够深入人心,还必须被精心呵护。这种执着太过执拗,就会变得僵化或者流于荒唐,最后更会激发人心的反弹。但是它背后有其文明的逻辑。我们可以讽刺它,嘲笑它,修正它,但我们不能说它毫无意义。而那些没有沾染上一点“政治正确”的国人,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们的心灵强大到不惧任何野蛮,一种是他们的心灵卑陋到不知何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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