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被中国人歧视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西南部，
都是黄河下游频繁被洪水祸害的地区。
文/戴鹿 周承辉
中国最被歧视的地方，当然是河南，“十亿人民九亿骗，河南人是总教练”这种顺口溜，不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在说，经济并不好过河南的西部省份也同样爱说。
安徽、苏北人好不到哪去。无论是何版本的中国地图炮，安徽总难免与乞丐、小偷挂钩，而苏北人在苏南人眼中则往往被视为扛大包、卖苦力的同义词。
实际上，除了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外，还有个今天已很少被人提起的地域歧视，就是“山东自古出响马”，虽然土匪强盗的名头早有后来者获得，但鲁西南依然是著名的负面新闻高发区。
有心人应当注意到，这四块地区是彼此相连的。
歧视地带
说河南出骗子当然是不公的。实际上，总结最近十年广为人知的诈骗犯罪，根本无法得出“河南出骗子”这样的印象。
中国流行两类诈骗，只吃本地人的集资诈骗不会给外地人留下印象，而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电信诈骗，与河南无缘。这种犯罪活动，需要紧密的社会分工，更易在宗族关系尚存的地方出现。该诈骗模式台湾传入后，先在福建广东落地生根，后由湖南中部地区发扬光大。
上海人轻轻吐出“白完（皖）”二字便可表达强烈歧视，安徽人当然也会辩解，乞讨只是一部分安徽人，并不代表安徽人都是乞丐。而皖南人干脆做切割，其实，那都是皖北人干的，皖南的名片是徽商，我们经济富庶，教育发达，怎么会当乞丐。
如果你看下一中国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遭受歧视的重灾区——豫东、皖北、苏北、鲁西南，会发现它们彼此接壤。也就是说，上面所有的坏印象都源自同一块地方，它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交汇地带。
这片最遭歧视地区，处于黄淮之间，其实也算得上是风水绝佳的帝王之乡。
中国的开国皇帝大多权贵出身，登上皇位，都是几代人的积累。惟有刘邦、朱元璋，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巧的是，他们都出生于黄淮区域，他们赖以打天下的功臣武将，也大多来自故土家乡。
黄淮区域可谓历史上的龙兴之地，如何成为后人眼中的流民发源地？
其实，当年将平民变成皇帝的推手，也正是后来批量制造流民的力量。这一力量就是泛滥的黄河。上述惨遭地域黑的四省交界处，正好与黄河洪泛区高度吻合。
大河的诅咒
黄淮流域之间的四省交汇处，是大片平原地带，本当为宜农作的丰饶地带，不幸的是，汉代之后，黄河水灾频繁，宋以后更加泛滥，这片位于黄河下游的平旷地区成为头号受害者。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些泥沙淤积使黄河成为一条高高在上的悬河，决堤频发。有清一代 260 余年间，不计晚清改道后下游民埝的漫溢决口，仅有案可查的决口次数就达 170 多次。
非洲的尼罗河也会定期泛滥，给两岸带来肥沃土壤，孕育出古埃及文明。但黄河泥沙含量太高，洪水流经之处，土地都被泥沙覆盖，原先的良田迅速盐碱化，粮食减产，使原本就不富裕的黄泛区陷入极度贫穷。
今天，“黄泛区”被狭义地解释为 1938 年 6 月 9 日，为阻塞日军进犯，在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在豫、苏、皖三省形成的洪水淹没区。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淹没的地区还包括今天山东西部和河北东南部。
黄河洪水泛滥，波及的绝不仅是决口处的一两个县。水量很大时，甚至造成河流改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看似频率不高，但一旦发生便会造成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秩序的深远灾难，祸及整个平原。
南宋绍熙五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带来大量泥沙，加剧了淮河下泄不畅的问题，使内涝成为淮河水灾的重要形态。尽管在清朝咸丰五年它再次任性北移至山东，古淮河的河道也已经被其用废。
这个世界罕见的高频天灾地区，尽管曾是中国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但频繁的水患导致经济极为脆弱。稍大一点的水灾，无论贫困之家还是累世殷实富户，家产都会在洪水中荡然无存。
家园毁荡，人民只有外出逃难，或南下过江，或西进陕甘，往往只能以乞讨、偷盗或打工方式糊口。实际上，很多灾民是三种角色并行不误。这难免会给外地人留下深刻印象：某某地方人都是乞丐、小偷、苦力、强盗。
迟至八九十年代，还有黄泛区的父母为孩子定亲时，还会特意询问对方姑娘，有没有跟随父母外出乞讨的经历。如果没有，他们就会担心未来的孙子孙女：你连讨饭都不会，将来洪水来了，你孩子可咋办？
比这更严重的，是社会秩序的脆弱。辛勤耕作—积累资金—增购田产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下游边是行不通的。
洪水过后，地貌大变，原有的地界、田界无影无踪，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或者谁抢到就是谁的。当人们见惯了财物易手，连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都难以稳定维护时，人们对产权能有多少尊重？
稳定的社会信用自然也无法建立起来。洪水一到，亲戚、朋友、债主、仇人，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逃荒或迁居外地。在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选择短期策略。
假如一个人不幸生在黄泛区，他应该选择怎样的生存策略？显然，积蓄财产和经营名声这种长期经营策略不会成为优选，只考虑眼前短期利益才符合理性，以及尽快逃离。正如安徽官府那番无可奈何的评论：“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
浪花淘尽英雄
今天已经很少再有“山东自古出响马”的说法。但这段历史并不遥远。
1923 年 5 月 6 日，上海至北京的第 2 次特别快车，在山东临城与沙沟地段被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拦截，除一名英国人负隅顽抗被击毙外，绑走外国旅客 19 人，中国旅客 100 余人。它被称为民国第一案。
除了提出巨额补偿，孙像梁山好汉一样希望招安。当时活跃在山东 30 个州县的民间武装约有三万多人，枪支两万多，临城劫车案和平解决，让他们跃跃欲试。
孙美瑶的先辈梁山好汉，也是黄泛区的产物。五代到北宋末，黄河三次决口，洪水在梁山脚下汇集成一片辽阔水域，成为宋江等梁山好汉的革命根据地。
地理环境上，大平原不适合以英雄好汉为业，但短期生存策略下，民风自然争强好斗，一旦手中有积累，农民不是购买农具、土地，而是采购长矛、刀剑、甚至火枪，进可伤人，退亦可自保。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魏源是湖南隆回人，当地多宗族械斗，他口中的难于治理可见当地民风。
孙美瑶的山大王之路也是一个缩影。孙氏原为山东枣庄凫城镇白庄村的书香门第、殷实之家，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还是前清秀才。但孙家时常被土匪勒索敲诈，孙父甚至被绑架。1918 年，孙氏兄弟一怒之下变卖家产，购买武器、联络各路“竿子”，筑寨于抱犊崮，很快聚集数千人。1920 年组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孙美珠任总司令。
任何地方都有土匪，黄泛区地贫人穷，盗匪丛生也不奇怪。但这里土匪的特色在于，他们是“匪民一家”，当土匪并不是背叛社会，而是家庭经济的一个有益补充。
美国历史学家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中写道，黄泛区土匪通常与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她援引一位外国记者在河南的报导：“我倾向于认为，百姓与土匪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百姓正是那帮匪徒的父母兄弟姊妹，而土匪们会尽量把剽掠成果托人捎带回家。”
裴宜理指出，黄泛区盗匪如麻的根本原因，是当一户人家的粮食常常不足以养活全家。于是，多余的儿子就变成“光棍”，自寻出路。有的光棍会去打工、乞讨、当兵，有的则会入“捻”为匪。
“捻”是当地方言，用捻线成绳的比喻，形容一群人聚成一个帮派。小捻子只有几个人，偷窃、盗墓、偷割庄稼。大捻子有数十人至数百人，绑架、敲诈、收保护费、收买路钱。更大的捻子则成千上万，动辄跨县连郡，攻占城池，变成官府文告中的“捻匪”。最大的捻匪首领张乐行，鼎盛时统兵二十万，控制几十个县城，是豫东皖北事实上的统治者。
彪悍好斗的民风，加上亦民亦匪的传统，使黄泛区人民成了中原的“游牧民族”：经济落后，但战斗力极强。和平时期他们只能小股剽掠，一俟天下大乱，他们就成了逐鹿九鼎的强劲候选人。
元朝末年，朱元璋能够消灭各路诸侯，一统天下，他的淮右老乡团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到清朝末年，捻军虽不如南边的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也同样取得不俗战绩：他们击毙了蒙古名将、八旗军统帅僧格林沁亲王。
盗匪与革命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反动统治阶级污孙美瑶为匪，虽然毛主席在 1926 年 12 月的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中称之为革命团体，陈独秀、马林等都肯定了孙美瑶，但新中国成立后，孙美瑶很长时间依然被视为普通土匪。
1997 年，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到枣庄调研时，视察了孙美瑶当年扣押人质的抱犊崮，称孙美瑶为“王佐式人物”（王佐，井冈山农民领袖，加入红军被误杀），认为对临城劫车案“要重新认识”。
当年 12 月召开“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案研讨会”上，正式认定了其革命性质。“文革”中被平毁的孙美瑶被重新修建，枣庄抱犊崮公园的山路上修建了山东建国自治军纪念碑。孙的乡亲们终于又可以公开以孙为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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