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可与编程随想的《扫盲逻辑谬误》相互比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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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暴民是指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平时表现为逆来顺受，得势时表现为专横跋扈。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有：崇尚暴力胜过尊重法律，崇尚权力胜过崇尚权利，崇尚集体胜过尊重个体，崇尚平等胜过崇尚自由。当然，这个群体基本上搞不清权力和权利的区别，更把自由与平等混为一谈。当然，要的就是搞不清楚。
课程标准
初级标准：能娴熟的掌握并使用以下若干词汇。“汉奸”“崇洋媚外”“卖国贼”“走狗”“人民”“爱国主义”“祖国”“神圣”“崇高”“敌对势力”“美国爹”“草泥马”等等。重在词汇积累，运用难度不大，有小学文化程度即可达到该标准
中级标准：能娴熟的掌握、运用以下论断，并能在遭到质疑时，用重复、循环论证、辱骂等方式进行反击。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是党和国家养育了你们”
“既然不能改变社会，那就得学会改变自己”
“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怪社会”
“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在炒作，目的就是为了抹黑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
……重在勇气和胆识，有中学文化程度即可达到标准
高级标准
不但能娴熟的使用初级标准中的词汇、中级标准中的论断，以及初步的反击方式，还能运用转移视线、模糊焦距、创造事实、基本真实但关键事实撒谎等高级手法进行反驳，大学文化程度可达到标准。
转移视线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模糊焦距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创造事实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没有XXX，你连这鸡蛋都吃不上。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很多家都是因为吃隔壁的鸭蛋而导致家庭成员冲突，生活水平下降最终解体。
关键事实撒谎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你不要乱看一些东西，要看一些正面的，人家说鸡蛋难吃都是假的，都是谣言，你看《环球时报》就知道鸡蛋其实还是好吃的。
评价方式
理论评价和实践评价相结合。理论评价是指，能够在口头表达和网络写作中与网评员的立场观点保持一致，这叫合格暴民；实践评价是指，在反日游行等半官方或官方组织的活动中，能冲锋在前，砸车打人在后，这叫优秀暴民；在未来的社会动乱中，一听动员，马上冲上街头，挥拳头、呼口号，打砸抢杀，这叫卓越暴民。
教材
《环球时报》等官媒，《乌有之乡》等民间媒体，还包括部分中小学教材
课时
弹性学制，因人而异，不搞一刀切，达到标准即可毕业。
课程实施方式
学习理论 二、案例教学 三、现身说法
一 学习理论
暴民理论有两大来源，1、暴力革命理论 2、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暴力革命理论解决了形成暴民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崇尚暴力胜过热爱法律。只要目标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包括牺牲法律采取暴力。
有一部未曾公开的纪录片，讲的是文革期间，在中南海里面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情形。暴民们用红宝书扇刘邓耳光，并高呼革命口号。刘少奇驯服地低着头，而邓小平的双手不断颤抖，表现出内心的极度紧张和恐惧。这说明领袖跟普通人一样，都惧怕暴民。国家领导人之所以也会遭遇整肃，关键在于革命党未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化，那时，革命的基因相当强大，革命压倒一切，包括法律。当初。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就是通过暴力而不是法律来达成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轻视法律，需要时抬出来，不需要时收起来。其实，挨整时的刘邓，也未完成基因的转化。
由于有文革的切肤之痛，邓小平上台后，针对文革的暴民政治，提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乏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这时开始，革命党逐渐向执政党方向转化，逐渐开始消解制造暴民的土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溶解暴民的冻土，一缕法制的阳光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法制阳光普照，即任何党派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之下行事。
一旦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暴民便会蜂拥而至。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从国王、贵族到第三等级都不尊重法律。法国贵族崇尚暴力胜过尊重法律，这是他们与英国贵族的一个重大区别，也是法国大革命性价比不如英国革命的原因之一。
在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常常绕过法律程序，进行粗暴的镇压。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记载：“（骑警队）连夜包围可疑的村庄，乘天亮前闯入民宅，不需任何凭证，便逮捕了被指定的农民。遭这样逮捕的人常常长期被监禁而不送审；但是敕令却命令所有被告须在24小时内受审。”破坏法制的结果是，表面上看实现了高效的维稳，实际埋下了定时炸弹，为什么这么讲？这摆明是政府在教育人民，法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武力，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旧制度始终给予下层阶级这种冒险的教育，它一直开办这类学校”。
所以，当贵族们被推翻时，你也别想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几乎所有的的法国贵族都被砍了头，包括国王路易十六。其实，历史上的路易十六根本不是暴君，而是一个性格温和的改革者，但旧制度培养出来的暴民将他以“暴君、人民公敌”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
此外，革命理论容易培养出不妥协的极端气质，一个合格的暴民，必然喜欢走极端，本能的厌恶妥协，这是暴民一旦掌权后往往变得十分残暴的原因之一。总之，践踏法制就是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暴民，中外历史莫不如此。
暴民理论第二个来源是，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认为，离开了集体的个体是没有价值的，如同离开了机器的螺丝钉是没有用的一样。个人这枚螺丝钉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镶嵌在了集体这台机器上。在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而个体的价值和权利则不值一提。
于是，集体主义产生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它不让个人的良心自由地运用，甚至也没有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规则，即道德底线，换句话说，在集体主义道德体系下，人没有道德底线，有的只是集体至上、国家至上。
在动荡年代，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的是什么人？是罗伯斯庇尔，是希特勒，是拥戴他们的千千万万暴民。“以人民的名义没收你的土地”“以革命的名义判处你死刑”，这是非常典型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施暴方式。很多人不理解，以《人权宣言》闻名于世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而同样宣称要捍卫人权的美国革命却温和得多？这就涉及到对“人权”的理解差异。法国的“人权”跟我们百度上的说法一样，叫“RIGHTS OF MAN”,意思是人类的权利，是集体的人权；而美国的“人权”则跟英国传统一致，叫“RIGHTSOF MEN”，意思是个体的人权。
法国革命普遍出现“以人民的名义没收你的土地和财产”的现象，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压倒一切；而在英美革命中，个人权利和财产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保护，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得到了尊重。对“人权”一词理解上的差异，是法国革命与英美革命本质上的差异，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革命路径和发展方向。
集体主义的走向必然是专制和集权，个人主义的走向必然是民主和分权。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结论是：“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而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当然，话又说回来，专制和集权未必一定糟糕，民主和分权未必一定好，这需要细致的探讨。单单就暴民的培养而言，专制社会的效率要高得多，这早已经被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所证明。顺民变暴民，瞬间就完成，比女人换衣服还快。
有了这两大理论做基础，去认识和解释世界，剩下的事情就是取消独立思考。几乎所有的暴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独立思考的欲望和能力。他们普遍喜欢在智力上偷懒，喜欢接受现成的结论，不愿意自己寻找答案。只要与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一致，你可以为所欲为的欺骗他们，他们都相信你。他们尤其喜欢，简单粗暴和煽情的语言，喜欢想入非非，所以勒庞一针见血指出：“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怎样才能取消独立思考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换成另一个问题，怎样让人变傻呢？答：培养他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即除了按照需求输出特定的、唯一的价值取向的信息外，屏蔽其他一切信息，所以，屏蔽信息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其次，灌输，反复灌输两个理论，直到内化为其本能。何谓本能？一听到“美国”两字就恶心，一看到“社会主义”就开心，一听说“爱国”就亢奋，一听说“妥协”就阳痿。
二、案例教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统，百姓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官员，官方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起到示范作用，“只许你州官放火，难道就不许百姓点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体制就是官方开办的一个大学校，你做什么，老百姓就默默地跟着学样。历史上，每每出现暴民们无法无天以至于“天街踏尽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时，我们都只能默默地叹口气，报应啊！这种暴虐往往都是跟官府学的。事实上，社会当中每发生一起不公平的事件，都培养出一批未来的暴民，每发生一起官府带头践踏法律尊严的事件，都会变成未来暴民射出一只利箭。案例教学具有具体生动直观的特点，很容易被人记住，所以培养暴民的效率是很高的。
最近关注度很高的雷洋案，无疑是一个培养暴民的案例。过失致人死亡加作伪证，发生在警察身上叫作“情节轻微”，于是无罪。这个判决有三大危害，一、让人轻视法律。一个人是否有罪，不由法律说了算，而由法律背后的权力说了算。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拥有真理，当一个普通公民得出这个结论时，一个潜在的暴民开始有了雏形。二、人为的把警察与民众对立起来了，仿佛警察拥有特权，人们的不平等感油然而生。接下来人们就会思考，为什么警察有特权？稍一思索发现，因为警察是国家暴力机器，是维稳的工具，掌权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以免政局不稳。这让人的思想认识再次回到革命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枪杆子，什么都是空的。暴力的逻辑再次碾压法律的逻辑，暴民思维基本形成。三、政府公信力遭受损失。“要让每一位群众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这是法治中国题内之义，也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类似雷洋的案例多了，政府信用就一点一点破产，最后，政府在面对危机时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从根本上来说，维稳靠人心而不是暴力，失去人心是维稳工作最大的损失。
雷洋案跟之前的钱云会案、贾敬龙案的不同之处在于，钱云会、贾敬龙是农民，人们的关注是基于道义，而雷洋属于中产阶层，关注者也大多是是中产人士，很大程度上关注是基于兔死狐悲的情感。要知道，暴民并非只出在下层，暴民也可以出在中层，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是律师，在大革命中他们成了暴民的领袖。所以要培养暴民中的领袖，不妨多制造一些雷洋案。
三、现身说法
暴民的基本特征是，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无法无天，不尊重法律，不尊重基本人权。要培养这样的人，光有理论教育和某些案例教育是不够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带头示范，毕竟，言传不如身教，现身说法对暴民素养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在法国大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记载：“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
专制政府的培训起了什么作用呢？大革命前期间，雅各宾派上台后，不仅效仿旧政府轻视私有财产的做法，例如，没收贵族全部土地，强迫农民交出政府所需要的粮食等，还变本加厉地对拒绝服从的人予以惩治。1793年9月17日发布《惩治嫌疑犯条例》，实行恐怖统治，惩罚那些试图捍卫自己的财产而对革命措施提出异议的人士。该条例以定义模糊的“反自由罪”授权指控反革命分子，那些“言辞和著作，偏袒于暴政的人”即被指控为反革命，还有“那些前贵族，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或者女儿、兄弟或者姐妹，以及流亡分子的代理人”，都属于反革命嫌疑犯，这导致留在法国本土的贵族及其亲属几乎全部被处决，狄更斯《双城记》中侯爵侄子达尔奈的命运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对上述历史现象，托克维尔一再强调是专制政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所致。在《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一章中，托克维尔写道：“（革命前）下诺曼底省议会从总督手中接管政府时，发现20年来政府为修路而没收的所有土地的价钱尚未偿还。国家这样欠而未还的债务，在法国的这个小小角落，竟达25万里佛。受侵害的大所有者为数有限；但是由于土地已经非常分散，受损害的小所有者人数众多。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反过来，如果政府一贯尊重个人权利，这对培养暴民工作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英国自1689年光荣革命以来，再没出现过暴力革命，甚至都没出现过一次政变，暴民难以成气候，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政府的现身说法与法国波旁政府恰好相反，英国对个人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的尊重比法国做得好得多。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说：““在英国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一座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都比法国对属于那些最可尊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地产或对法国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要更郑重得多。”显然，英国人对个人权利充分尊重，是导致其培养暴民失败的重要原因。
想要培养更多的暴民吗？路径已经清晰，方法已经明确，请按照上述手册实施。总的来说，专制政治是培养暴民的总课程，是出现动乱风险的源头之一。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专门分析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他断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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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暴民是指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平时表现为逆来顺受，得势时表现为专横跋扈。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有：崇尚暴力胜过尊重法律，崇尚权力胜过崇尚权利，崇尚集体胜过尊重个体，崇尚平等胜过崇尚自由。当然，这个群体基本上搞不清权力和权利的区别，更把自由与平等混为一谈。当然，要的就是搞不清楚。
课程标准
初级标准：能娴熟的掌握并使用以下若干词汇。“汉奸”“崇洋媚外”“卖国贼”“走狗”“人民”“爱国主义”“祖国”“神圣”“崇高”“敌对势力”“美国爹”“草泥马”等等。重在词汇积累，运用难度不大，有小学文化程度即可达到该标准
中级标准：能娴熟的掌握、运用以下论断，并能在遭到质疑时，用重复、循环论证、辱骂等方式进行反击。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是党和国家养育了你们”
“既然不能改变社会，那就得学会改变自己”
“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怪社会”
“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在炒作，目的就是为了抹黑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
……重在勇气和胆识，有中学文化程度即可达到标准
高级标准
不但能娴熟的使用初级标准中的词汇、中级标准中的论断，以及初步的反击方式，还能运用转移视线、模糊焦距、创造事实、基本真实但关键事实撒谎等高级手法进行反驳，大学文化程度可达到标准。
转移视线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模糊焦距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创造事实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没有XXX，你连这鸡蛋都吃不上。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很多家都是因为吃隔壁的鸭蛋而导致家庭成员冲突，生活水平下降最终解体。
关键事实撒谎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你不要乱看一些东西，要看一些正面的，人家说鸡蛋难吃都是假的，都是谣言，你看《环球时报》就知道鸡蛋其实还是好吃的。
评价方式
理论评价和实践评价相结合。理论评价是指，能够在口头表达和网络写作中与网评员的立场观点保持一致，这叫合格暴民；实践评价是指，在反日游行等半官方或官方组织的活动中，能冲锋在前，砸车打人在后，这叫优秀暴民；在未来的社会动乱中，一听动员，马上冲上街头，挥拳头、呼口号，打砸抢杀，这叫卓越暴民。
教材
《环球时报》等官媒，《乌有之乡》等民间媒体，还包括部分中小学教材
课时
弹性学制，因人而异，不搞一刀切，达到标准即可毕业。
课程实施方式
学习理论 二、案例教学 三、现身说法
一 学习理论
暴民理论有两大来源，1、暴力革命理论 2、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暴力革命理论解决了形成暴民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崇尚暴力胜过热爱法律。只要目标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包括牺牲法律采取暴力。
有一部未曾公开的纪录片，讲的是文革期间，在中南海里面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情形。暴民们用红宝书扇刘邓耳光，并高呼革命口号。刘少奇驯服地低着头，而邓小平的双手不断颤抖，表现出内心的极度紧张和恐惧。这说明领袖跟普通人一样，都惧怕暴民。国家领导人之所以也会遭遇整肃，关键在于革命党未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化，那时，革命的基因相当强大，革命压倒一切，包括法律。当初。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就是通过暴力而不是法律来达成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轻视法律，需要时抬出来，不需要时收起来。其实，挨整时的刘邓，也未完成基因的转化。
由于有文革的切肤之痛，邓小平上台后，针对文革的暴民政治，提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乏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这时开始，革命党逐渐向执政党方向转化，逐渐开始消解制造暴民的土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溶解暴民的冻土，一缕法制的阳光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法制阳光普照，即任何党派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之下行事。
一旦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暴民便会蜂拥而至。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从国王、贵族到第三等级都不尊重法律。法国贵族崇尚暴力胜过尊重法律，这是他们与英国贵族的一个重大区别，也是法国大革命性价比不如英国革命的原因之一。
在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常常绕过法律程序，进行粗暴的镇压。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记载：“（骑警队）连夜包围可疑的村庄，乘天亮前闯入民宅，不需任何凭证，便逮捕了被指定的农民。遭这样逮捕的人常常长期被监禁而不送审；但是敕令却命令所有被告须在24小时内受审。”破坏法制的结果是，表面上看实现了高效的维稳，实际埋下了定时炸弹，为什么这么讲？这摆明是政府在教育人民，法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武力，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旧制度始终给予下层阶级这种冒险的教育，它一直开办这类学校”。
所以，当贵族们被推翻时，你也别想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几乎所有的的法国贵族都被砍了头，包括国王路易十六。其实，历史上的路易十六根本不是暴君，而是一个性格温和的改革者，但旧制度培养出来的暴民将他以“暴君、人民公敌”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
此外，革命理论容易培养出不妥协的极端气质，一个合格的暴民，必然喜欢走极端，本能的厌恶妥协，这是暴民一旦掌权后往往变得十分残暴的原因之一。总之，践踏法制就是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暴民，中外历史莫不如此。
暴民理论第二个来源是，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认为，离开了集体的个体是没有价值的，如同离开了机器的螺丝钉是没有用的一样。个人这枚螺丝钉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镶嵌在了集体这台机器上。在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而个体的价值和权利则不值一提。
于是，集体主义产生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它不让个人的良心自由地运用，甚至也没有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规则，即道德底线，换句话说，在集体主义道德体系下，人没有道德底线，有的只是集体至上、国家至上。
在动荡年代，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的是什么人？是罗伯斯庇尔，是希特勒，是拥戴他们的千千万万暴民。“以人民的名义没收你的土地”“以革命的名义判处你死刑”，这是非常典型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施暴方式。很多人不理解，以《人权宣言》闻名于世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而同样宣称要捍卫人权的美国革命却温和得多？这就涉及到对“人权”的理解差异。法国的“人权”跟我们百度上的说法一样，叫“RIGHTS OF MAN”,意思是人类的权利，是集体的人权；而美国的“人权”则跟英国传统一致，叫“RIGHTSOF MEN”，意思是个体的人权。
法国革命普遍出现“以人民的名义没收你的土地和财产”的现象，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压倒一切；而在英美革命中，个人权利和财产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保护，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得到了尊重。对“人权”一词理解上的差异，是法国革命与英美革命本质上的差异，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革命路径和发展方向。
集体主义的走向必然是专制和集权，个人主义的走向必然是民主和分权。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结论是：“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而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当然，话又说回来，专制和集权未必一定糟糕，民主和分权未必一定好，这需要细致的探讨。单单就暴民的培养而言，专制社会的效率要高得多，这早已经被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所证明。顺民变暴民，瞬间就完成，比女人换衣服还快。
有了这两大理论做基础，去认识和解释世界，剩下的事情就是取消独立思考。几乎所有的暴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独立思考的欲望和能力。他们普遍喜欢在智力上偷懒，喜欢接受现成的结论，不愿意自己寻找答案。只要与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一致，你可以为所欲为的欺骗他们，他们都相信你。他们尤其喜欢，简单粗暴和煽情的语言，喜欢想入非非，所以勒庞一针见血指出：“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怎样才能取消独立思考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换成另一个问题，怎样让人变傻呢？答：培养他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即除了按照需求输出特定的、唯一的价值取向的信息外，屏蔽其他一切信息，所以，屏蔽信息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其次，灌输，反复灌输两个理论，直到内化为其本能。何谓本能？一听到“美国”两字就恶心，一看到“社会主义”就开心，一听说“爱国”就亢奋，一听说“妥协”就阳痿。
二、案例教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统，百姓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官员，官方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起到示范作用，“只许你州官放火，难道就不许百姓点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体制就是官方开办的一个大学校，你做什么，老百姓就默默地跟着学样。历史上，每每出现暴民们无法无天以至于“天街踏尽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时，我们都只能默默地叹口气，报应啊！这种暴虐往往都是跟官府学的。事实上，社会当中每发生一起不公平的事件，都培养出一批未来的暴民，每发生一起官府带头践踏法律尊严的事件，都会变成未来暴民射出一只利箭。案例教学具有具体生动直观的特点，很容易被人记住，所以培养暴民的效率是很高的。
最近关注度很高的雷洋案，无疑是一个培养暴民的案例。过失致人死亡加作伪证，发生在警察身上叫作“情节轻微”，于是无罪。这个判决有三大危害，一、让人轻视法律。一个人是否有罪，不由法律说了算，而由法律背后的权力说了算。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拥有真理，当一个普通公民得出这个结论时，一个潜在的暴民开始有了雏形。二、人为的把警察与民众对立起来了，仿佛警察拥有特权，人们的不平等感油然而生。接下来人们就会思考，为什么警察有特权？稍一思索发现，因为警察是国家暴力机器，是维稳的工具，掌权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以免政局不稳。这让人的思想认识再次回到革命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枪杆子，什么都是空的。暴力的逻辑再次碾压法律的逻辑，暴民思维基本形成。三、政府公信力遭受损失。“要让每一位群众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这是法治中国题内之义，也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类似雷洋的案例多了，政府信用就一点一点破产，最后，政府在面对危机时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从根本上来说，维稳靠人心而不是暴力，失去人心是维稳工作最大的损失。
雷洋案跟之前的钱云会案、贾敬龙案的不同之处在于，钱云会、贾敬龙是农民，人们的关注是基于道义，而雷洋属于中产阶层，关注者也大多是是中产人士，很大程度上关注是基于兔死狐悲的情感。要知道，暴民并非只出在下层，暴民也可以出在中层，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是律师，在大革命中他们成了暴民的领袖。所以要培养暴民中的领袖，不妨多制造一些雷洋案。
三、现身说法
暴民的基本特征是，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无法无天，不尊重法律，不尊重基本人权。要培养这样的人，光有理论教育和某些案例教育是不够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带头示范，毕竟，言传不如身教，现身说法对暴民素养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在法国大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记载：“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
专制政府的培训起了什么作用呢？大革命前期间，雅各宾派上台后，不仅效仿旧政府轻视私有财产的做法，例如，没收贵族全部土地，强迫农民交出政府所需要的粮食等，还变本加厉地对拒绝服从的人予以惩治。1793年9月17日发布《惩治嫌疑犯条例》，实行恐怖统治，惩罚那些试图捍卫自己的财产而对革命措施提出异议的人士。该条例以定义模糊的“反自由罪”授权指控反革命分子，那些“言辞和著作，偏袒于暴政的人”即被指控为反革命，还有“那些前贵族，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或者女儿、兄弟或者姐妹，以及流亡分子的代理人”，都属于反革命嫌疑犯，这导致留在法国本土的贵族及其亲属几乎全部被处决，狄更斯《双城记》中侯爵侄子达尔奈的命运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对上述历史现象，托克维尔一再强调是专制政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所致。在《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一章中，托克维尔写道：“（革命前）下诺曼底省议会从总督手中接管政府时，发现20年来政府为修路而没收的所有土地的价钱尚未偿还。国家这样欠而未还的债务，在法国的这个小小角落，竟达25万里佛。受侵害的大所有者为数有限；但是由于土地已经非常分散，受损害的小所有者人数众多。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反过来，如果政府一贯尊重个人权利，这对培养暴民工作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英国自1689年光荣革命以来，再没出现过暴力革命，甚至都没出现过一次政变，暴民难以成气候，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政府的现身说法与法国波旁政府恰好相反，英国对个人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的尊重比法国做得好得多。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说：““在英国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一座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都比法国对属于那些最可尊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地产或对法国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要更郑重得多。”显然，英国人对个人权利充分尊重，是导致其培养暴民失败的重要原因。
想要培养更多的暴民吗？路径已经清晰，方法已经明确，请按照上述手册实施。总的来说，专制政治是培养暴民的总课程，是出现动乱风险的源头之一。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专门分析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他断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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