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存在着两种涉及国计民生大事的建设工程模式，一是以中央出政策为主、依靠某地的特殊地理或经济优势、在原地建设经济特区。如深圳特区、浦东特区；一是占用某地、影响整个地理区域、对未来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涉及大量搬迁的工程，如三峡工程。
雄安新区显然不是中央出政策建设经济特区的模式，而是三峡大坝模式。因为雄安新区需要占用三个县的地方，影响京津冀、乃至更大区域，对当地以水系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涉及当地和北京市两方面近千万人的搬迁和生活。
因此，从某种层面上看，两者的消极后果恐怕也是旗鼓相当。三峡大坝一旦出事，将对整个长江流域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而雄安新区在建设过程中一旦出现功能紊乱，将对数百个乃至上千个中国经济、科研、政策决策的神经中枢造成破坏性影响。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对三峡大坝建设工程的实施程序做一简单梳理。当然人们也知道或不知道，三峡大坝工程的最终上马有多少既得利益集团的暗箱操作。我们只以表面文章为看点，检视、对比一下雄安新区的表面文章是如何做的。
长江三峡建造大坝的设想最早可追溯至1919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194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邀请世界知名水利专家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来华考察三峡地区后，萨氏写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毛泽东曾关注三峡修大坝的问题，于是由周恩来主持，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前苏联的水利专家也积极参与。黄万里、李锐等人坚决反对，争论激烈。改革开放后，1983年水利电力部提交了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1985年，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周培源、李锐等许多全国政协委员表示了强烈反对。1986年到1988年，国务院召集张光斗、陆佑楣等412位专业人士，分十四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为配合论证，国家科委也组织了全国三百多个科研单位、三千二百多科研人员进行研讨。1992年国务院将建三峡大坝议案提交给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以求获得法律上的许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继1955年三门峡水电站之后第二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工程建设议案。92年4月3日，人大以67%获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虽然是有史来最低的赞成率，但至少在形式上，三峡大坝的修建获得了合法性。
回过头来再看看雄安新区的建设工程。它是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形式向世界宣布实施的，很有点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光景。当然在当地房地产业也确实像是引爆了一颗小型原子弹。问题是，在习先生反反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的今天，一个涉及“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历史性工程，怎么连个最起码的专家论证和举手表决的程序都不走呢？兴许刚刚开过的人大和政协会议确实严肃讨论过，举手表决过？只是秘而不宣？可全国人民的眼睛、那么多中外媒体的眼睛都时时刻刻盯着两会，怎么可能做到秘而不宣呢？
事实的结果是，此一工程在中央台报道之前确实秘而不宣。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涉及“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决策过程为什么要秘而不宣？一个需要法律程序获得合法性的工程为什么对国法秘而不宣？一个涉及数千万人生活的工程为什么要对国民秘而不宣？一个涉及数万亿的巨大经济工程为什么对百姓秘而不宣？其中的秘密究竟在何处？
同样人们不禁要问，从举手表决到秘而不宣，是否意味着中国国家管理制度在大幅度转变？是先进了还是倒退了？其中的秘密又在何处呢？
原文链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