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各大门户网站刊登一篇署名文章《台媒都替蔡英文感到尴尬:深圳市财政收入已超台湾》。
看完，心中惟有苦笑！
既然官方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都发了台湾与深圳税收对比的这个文章，那我就详细比较一下深圳与台湾的人均GDP和税负，看看到底谁应当为此感到尴尬。
台湾找不到一个大陆随处可见的气派政府大楼
据南方日报1月14日报道，深圳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透露，2016年深圳GDP1.93万亿元；在全面落实各项税费减免政策的基础上，辖区公共财政收入7901亿元，占GDP的40.94%。深圳常住人口1100万人，其中31%有深圳户籍，其他为外来人口，按与台湾可比的常住人口计算，深圳人均GDP为17.5万元，按政府统计口径的人均财政收入为7.2万元。台湾2015年度GDP为167261亿新台币，预计2016年增长1%至约16.9万亿新台币；台湾财政主管部门11日在台北公布的初步统计显示，2016年全年台湾征税22020亿元新台币，超过年初财政预算收入规模。按现时1人民币元兑换4.5749新台币折算，2016年台湾GDP为3.69万亿人民币；财政收入4813亿人民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89%。台湾人口为2350万人，也即人均GDP为15.7万元人民币，人均财政收入为2万元人民币。
2016年深圳的GDP是1.93万亿元，财政收入包括中央拿走的国税是7901亿元，但中国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政府基金和各项纳入预算的收费收入、地方债务，不包括政府卖地的收入。税收、政府基金和收费收入，相当于台湾的税收收入，差别在于大陆统计口径中需扣减地方债务，同时应当列入政府出让土地收益。我没有查到2016年深圳的地方债规模，查到财政部核定的深圳2015年债务限额为332.1亿元，假设2016年规模为400亿，推算出深圳的税收、基金和收费收入为7501亿元；加入深圳去年的土地出让收益1044亿元——这个财政收入最终也会转嫁成深圳常住人口的负担，与社会成员负担相关的财政总收入则为8545亿元，占GDP的44.27%，是台湾的2.47倍。
简单地说，深圳的GDP总量约为台湾的一半（52.3%），但财政收入总额竟是台湾的1.64倍；人均GDP仅比台湾高出11.5%，人均税负却是台湾的3.6倍。若考虑最终转嫁到深圳居民身上的土地出让收益，则人均财政负担更高。
死亡税率、死亡吏率 、民财死亡汲取...
1、死亡税率
去年，天津财大李炜光教授基于对全国四个城市民营企业家的调研，抛出了“死亡税率”的说法，企业界和财经圈就炸了...
李炜光说：“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李炜光还说：“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么个规律，天下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所在吗？”
李炜光死亡税率的说法，加上曹德旺以自己在美国投资办厂的切身经历力陈中国企业的税负比美国重的新闻报道，引发了公众舆论对“死亡税率”与“曹德旺跑了”之间的交叉共鸣，一时间使中国企业的税负问题成为了千夫所指。
然而，“死亡税率”的说法却遭到了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针锋相对；而中国税务总局也接连转载多篇文章，指出“死亡税率”的说法不靠谱，严重误导社会公众。前日，发改委认为“死亡税率”并不高，去年已降1万亿。
对于这些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的批评，李炜光倍觉压力：“反攻来势汹汹。财税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这个问题，面临很大风险，我就是捅了马蜂窝。这个话题是我引起来的，我解释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说了。”
2、死亡税率是不是夸张？让数据说话！
为什么官方认为中国的税负并不高
美国《福布斯》杂志每年发表一个税负痛苦指数，指数越高，一个国家的税负越重。根据《福布斯》的计算，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列出的50个国家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
对此，中国财政部予以痛斥，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污蔑。因为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大约在30%左右，而中国的税负比例还不到20%。2015年中国各种税收收入约12.5万亿元，占GDP总额约18.5%，如此，咱这是世界上税负最轻的国家之一了，不仅不该减税，还应该加税才是。
问题是：官方这里用了小税收的概念取代了大税收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是大税收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收到的那个“各种税收”，也包括了政府的其它各项收入。这次官方驳斥李炜光“死亡税率”的观点，用的也是相同的逻辑。
事实上，中国学界和商界对中国过高的税负有一致的认同，而官方长期以来也一直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来批驳民间对此的指责批评，反正国内绝大部分老百姓也搞不清楚税率高低究竟该如何判断。
中国的宏观税负高在哪里？
税的本质就是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走的部分。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有哪些收入部分组成呢？
1.一般预算收入，包括各种税收和各种收费。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5年中国财政收支统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占GDP比例为22.5%。这就是政府口径里的小税收，政府收入就此打住了吗？当然没有。
2.社保基金收入。
中国的财政收入中不包含这部分收入，而事实上这部分收入是由政府支配和管理的。中国2015年社保基金总收入为4.6万亿元，加上这部分收入，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变成了19.82万亿元。
3.土地出让金。
按照国际标准，土地出让金显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根据财政部统计，2015年，全国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总额为33657.73亿元。加上这个数字，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增加到了23.19万亿元。
4.政府基金和发债收入。
根据财政部报告，2015年，国债收入2.36万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112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8218亿元，加上这些收入，中国2015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增加到了大约26.67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2015年的GDP是67.67万亿元，财政收入约为26.67万亿元，宏观税负比率为39.4%，超过发达国家约10个百分点。
中国的实际宏观税负高在哪里？表面上看似乎纯税率不高，但实际上，政府通过其它各种合法方式从国民的口袋里拿走了收入。占了便宜还卖乖，说我国的税负不高。
隐性的税负
发达国家政府公布的财政收入与实际水平接近，并且公开透明，但我国政府公布的收入统计不完整，游离在外的隐性收入不少，包括规模不小的未纳入政府预算的非税收入、计划生育罚款收入、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赞助费等等。
此外，我们还遗漏了一项很大的隐性的税负收入，就是铸币收入，或者说是发行货币的收入。通常情况下，超量的货币发行被当做是一种铸币税，视同是政府的一种财政收入，同时也是富人掠夺穷人财富的一种隐性的方式。
按照广义货币供应量M2计算，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中国每年印钞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GDP的增长，举世前列，这算不算某种铸币税？无论统计上怎么计算，超发货币带来的负担和成本却完全落在了全体百姓的头上，是由全体人民承担。如果把这个也算进来，2015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新增17.36万亿元，中国的税负水平就是65%。
中国企业的税负超高
现在看看企业的税负问题。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必须缴纳的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这包括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强制性缴费也可以称为“劳务税”。具体说，所谓“劳务税”就是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等劳务管理方面的支出。
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位列世界第12位。
在中国企业68%的总税率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世界劳务税的平均水平仅为16.3%，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劳务税是目前中国企业主受困扰的重要方面。
40%的宏观税负是“死亡税率”吗？
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
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已经接近或超过40%的水平。为什么这个水平是“死亡税率”呢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实际利润率不到10%，40%的税费负担足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对大企业和国企来说，在40%的宏观税负下，即便经济不景气，它们还可以靠国家的资助和保护，勉强支撑前行。但对民营的中小企业来说，高税负必然成为致其于死地的基本因素。
十个中小企业里可能有九个会逃税或者漏税，至少这是人所共知的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什么？除了某些企业主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苛税猛于虎，将企业逼上梁山，这恐怕是一个基本事实。要不就逃税，要不就亏损破产，在这个二选一的残酷事实面前，你有其它选择吗？
税收用到哪里了？
从本质上看，税收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税收最终是用在老百姓身上，即便是超高的税收，也是合理的，高税收最终让国民收益。比如，大家都知道，法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其宏观税负率都超过30%以上，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也占了GDP的大头。
拿2014年的数据比较，法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占GDP的比例约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加拿大是23%，德国是28%，美国是21%。
相比之下，2014年中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只有8%，这个数字比前几年还略有提高。既然中国的税负水平那么高，税收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从过去十几年的平均水平看，各级政府自身就花掉了约四分之一左右的财政收入。
高税负支撑高增长的模式还能持续吗？
过去五年，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当然是税收啦。显然，没有超高的税负率，政府就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大规模的海内外投资。
问题是企业创造的价值就这么多，政府拿去做了投资，企业投资的财源就少了。难道政府会比企业家更懂得投资，其投资效益更高吗？当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证明，总体上看，政府投资的效益最差，政府投资往往受到政绩的影响，而忽略市场的需求。
企业创造的资本被政府长期占用和浪费，企业发展后劲不足，而政府投资必须要靠更高的税收来筹集资本和经费，产生“税负超标—投资推动—增长低效”这三者间的恶性循环。
减税何其难，难于上青天
企业减税刻不容缓。但是，要做到真正减税，谈何容易。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第一庞大的政府，我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各级党务机构的开支、各级各种社会事业团体的开支，这些能减少吗？已经形成的社会负债的还本付息能减少吗？社会安全和维稳的开支能减少吗？国防开支能减少吗？已经承诺了的对外援助能减少吗？已经投资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开支能减少吗？这些都是硬约束，一分不能少。
在许多硬约束的条件下，实际上，企业家们不指望实际上会发生什么真实的减税，只希望不要发生变相的加税。其实，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大多地方政府想到的不是如何通过减税帮助企业渡难关，而是挖空心思在想如何通过增加各种非税收收入的形式对企业加税。一旦政府财税增长缓慢，大多地方税务部门都会给税管员下硬指标，通过查账罚款或者征缴其它费用的形式，从企业身上榨取尽可能的收入。
一句话，政府不变小，税只能越来越重。
3、权力对民间财富的死亡汲取
无论是“死亡税率”还是“死亡吏率”，抑或更致命的隐性税负，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在于权力对民财的过度汲取。当这种汲取超出了民间所能承受的限度时，或可称作死亡汲取。
在中国历史上，死亡汲取的例子不仅屡见不鲜，而且是所有专制王朝都逃不脱的宿命。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发出的“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正是历史上这种死亡汲取的可怕后果；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等成语，则反映出历史上这种死亡汲取的实现方式。
死亡汲取作为历代专制王朝的宿命，印证了英国人阿克顿勋爵的名言：一切权力都有腐败的倾向，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法国人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而死亡汲取正是权力的体制性腐败或系统性腐败的体现，也是权力的体制性滥用或系统性滥用的体现。
虽然死亡汲取历朝有之、史不绝书，但中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死亡汲取却发生在当代，发生在我们身处其中的新中国。
在新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1961)，尽管因饥饿而死（包括因饥饿病死）的确切人数已难以考证——从饿死1千多万到6千多万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依据，但较为折中的说法——3千多万却较受认可，毕竟较为可信的是：河南一个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就达一百万，四川一个涪陵地区饿死人数则达两百万，且当时“人相食”的说法也被中央所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冠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样的时代名称，但导致人相食且几千万人饿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国家对农民的粮食征收和对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政治动员（从农业生产动员到大炼钢铁等政治运动）。因此当时饿死的基本都是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因受国家的粮食保障而鲜有饿死。一份对四川荥经县当事者的访谈记录清楚地揭示出三年自然灾害背后的死亡汲取：
被访人说得很清楚：“那几年荥经风调雨顺”，“是高征购，浮夸风，把粮食都征上去，农民没吃的，饿死人。”
被访人所不知道的是，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严重饥荒的情况下， 1959年中国向国外（主要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粮食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
被访人所在的荥经县属于四川雅安地区，是当时四川饿死人比例最高的县。而且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该县的“自然灾害”比全国其他地方又延长了一年。童梓平、吴阿宁在《大劫难：1959-1962年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中引用了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
《荥经县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三篇，第一章，第一节“人口变动”，第112页表格罗列了以下一串数字：
可见，从1958至1962年，在没有战争、瘟疫和明显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该县人口直减54061人，约减少43.7%，这还没把这期间新出生的人刨除在外。
两位作者曾做出过这样的总结：“1959—1962年荥经大饥荒有三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征：一、饿死人比例居全国之冠；二、风调雨顺；三、有大量库存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是国家的死亡汲取又是什么？
四川本是天府之国，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粮仓，但这三年却成为中国饿死人数量最多的省份。同样，信阳地区本是鱼米之乡，有“北方江南”之称，却成为河南省饿死人数量最多的地区。如果不是国家对粮食和劳动力的过度汲取，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不要以为死亡汲取随着改革开放而被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它其实并未远去。最近网上流传的一篇关于重庆经济真相的文章，其中的一些数据颇为耐人寻味：
在此，该文作者想说的是重庆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及重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我想问的是，这些钱是哪来的？当年的重庆书记锒铛入狱之后，重庆以打黑之名对民营企业进行血腥搜刮的黑幕才逐渐揭开。当时重庆违法建立了“打黑专户”制度，在相关案件终审前，警方就直接把企业的钱款划扣给政府的“打黑专户”，并由专案组接管企业，造成众多遗留的资产债务处置不知所终。那几年重庆究竟以“打黑”之名搜刮了民企的多少财富？至今仍是个迷。
不要以为这种极端的死亡汲取只存在于特定时期的重庆，浙江的吴英案、湖南的曾成杰案的背后，难道没有一些人借权力之手大秤分金的影子？
当然，直接以害命的手段来汲取民财，只是死亡汲取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死亡汲取的常规武器还是那些温水煮青蛙式的合法和非法手段。在此，要说一句让税务总局开心的话：在死亡汲取的十八般武器之中，税务系统的征税（即名义税负）应该是最文明的一种，尽管这其中也可能含有不文明的成分。
显然，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只有在保障民众福祉的前提下才能构成国家能力。如果偏离了保障民众福祉的国家存在价值，财政汲取能力越强，国家能力反而越弱。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正是由于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过于强大，才导致了大饥荒，进而导致国家权威及合法性的急剧滑落，即国家能力的急剧下降。
今天民企的痛，实际上是全中国的痛；当年中国农民的悲剧，实际上是全民族的悲剧！
原文链接
看完，心中惟有苦笑！
既然官方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都发了台湾与深圳税收对比的这个文章，那我就详细比较一下深圳与台湾的人均GDP和税负，看看到底谁应当为此感到尴尬。
据南方日报1月14日报道，深圳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透露，2016年深圳GDP1.93万亿元；在全面落实各项税费减免政策的基础上，辖区公共财政收入7901亿元，占GDP的40.94%。深圳常住人口1100万人，其中31%有深圳户籍，其他为外来人口，按与台湾可比的常住人口计算，深圳人均GDP为17.5万元，按政府统计口径的人均财政收入为7.2万元。台湾2015年度GDP为167261亿新台币，预计2016年增长1%至约16.9万亿新台币；台湾财政主管部门11日在台北公布的初步统计显示，2016年全年台湾征税22020亿元新台币，超过年初财政预算收入规模。按现时1人民币元兑换4.5749新台币折算，2016年台湾GDP为3.69万亿人民币；财政收入4813亿人民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89%。台湾人口为2350万人，也即人均GDP为15.7万元人民币，人均财政收入为2万元人民币。
2016年深圳的GDP是1.93万亿元，财政收入包括中央拿走的国税是7901亿元，但中国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政府基金和各项纳入预算的收费收入、地方债务，不包括政府卖地的收入。税收、政府基金和收费收入，相当于台湾的税收收入，差别在于大陆统计口径中需扣减地方债务，同时应当列入政府出让土地收益。我没有查到2016年深圳的地方债规模，查到财政部核定的深圳2015年债务限额为332.1亿元，假设2016年规模为400亿，推算出深圳的税收、基金和收费收入为7501亿元；加入深圳去年的土地出让收益1044亿元——这个财政收入最终也会转嫁成深圳常住人口的负担，与社会成员负担相关的财政总收入则为8545亿元，占GDP的44.27%，是台湾的2.47倍。
简单地说，深圳的GDP总量约为台湾的一半（52.3%），但财政收入总额竟是台湾的1.64倍；人均GDP仅比台湾高出11.5%，人均税负却是台湾的3.6倍。若考虑最终转嫁到深圳居民身上的土地出让收益，则人均财政负担更高。
死亡税率、死亡吏率 、民财死亡汲取...
1、死亡税率
去年，天津财大李炜光教授基于对全国四个城市民营企业家的调研，抛出了“死亡税率”的说法，企业界和财经圈就炸了...
李炜光说：“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李炜光还说：“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么个规律，天下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所在吗？”
李炜光死亡税率的说法，加上曹德旺以自己在美国投资办厂的切身经历力陈中国企业的税负比美国重的新闻报道，引发了公众舆论对“死亡税率”与“曹德旺跑了”之间的交叉共鸣，一时间使中国企业的税负问题成为了千夫所指。
然而，“死亡税率”的说法却遭到了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针锋相对；而中国税务总局也接连转载多篇文章，指出“死亡税率”的说法不靠谱，严重误导社会公众。前日，发改委认为“死亡税率”并不高，去年已降1万亿。
对于这些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的批评，李炜光倍觉压力：“反攻来势汹汹。财税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这个问题，面临很大风险，我就是捅了马蜂窝。这个话题是我引起来的，我解释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说了。”
2、死亡税率是不是夸张？让数据说话！
美国《福布斯》杂志每年发表一个税负痛苦指数，指数越高，一个国家的税负越重。根据《福布斯》的计算，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列出的50个国家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法国。
对此，中国财政部予以痛斥，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污蔑。因为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大约在30%左右，而中国的税负比例还不到20%。2015年中国各种税收收入约12.5万亿元，占GDP总额约18.5%，如此，咱这是世界上税负最轻的国家之一了，不仅不该减税，还应该加税才是。
问题是：官方这里用了小税收的概念取代了大税收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是大税收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收到的那个“各种税收”，也包括了政府的其它各项收入。这次官方驳斥李炜光“死亡税率”的观点，用的也是相同的逻辑。
事实上，中国学界和商界对中国过高的税负有一致的认同，而官方长期以来也一直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来批驳民间对此的指责批评，反正国内绝大部分老百姓也搞不清楚税率高低究竟该如何判断。
中国的宏观税负高在哪里？
税的本质就是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走的部分。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有哪些收入部分组成呢？
1.一般预算收入，包括各种税收和各种收费。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5年中国财政收支统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占GDP比例为22.5%。这就是政府口径里的小税收，政府收入就此打住了吗？当然没有。
2.社保基金收入。
中国的财政收入中不包含这部分收入，而事实上这部分收入是由政府支配和管理的。中国2015年社保基金总收入为4.6万亿元，加上这部分收入，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变成了19.82万亿元。
3.土地出让金。
按照国际标准，土地出让金显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根据财政部统计，2015年，全国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总额为33657.73亿元。加上这个数字，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增加到了23.19万亿元。
4.政府基金和发债收入。
根据财政部报告，2015年，国债收入2.36万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112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8218亿元，加上这些收入，中国2015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增加到了大约26.67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2015年的GDP是67.67万亿元，财政收入约为26.67万亿元，宏观税负比率为39.4%，超过发达国家约10个百分点。
中国的实际宏观税负高在哪里？表面上看似乎纯税率不高，但实际上，政府通过其它各种合法方式从国民的口袋里拿走了收入。占了便宜还卖乖，说我国的税负不高。
隐性的税负
发达国家政府公布的财政收入与实际水平接近，并且公开透明，但我国政府公布的收入统计不完整，游离在外的隐性收入不少，包括规模不小的未纳入政府预算的非税收入、计划生育罚款收入、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赞助费等等。
此外，我们还遗漏了一项很大的隐性的税负收入，就是铸币收入，或者说是发行货币的收入。通常情况下，超量的货币发行被当做是一种铸币税，视同是政府的一种财政收入，同时也是富人掠夺穷人财富的一种隐性的方式。
按照广义货币供应量M2计算，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中国每年印钞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GDP的增长，举世前列，这算不算某种铸币税？无论统计上怎么计算，超发货币带来的负担和成本却完全落在了全体百姓的头上，是由全体人民承担。如果把这个也算进来，2015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新增17.36万亿元，中国的税负水平就是65%。
中国企业的税负超高
现在看看企业的税负问题。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必须缴纳的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这包括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强制性缴费也可以称为“劳务税”。具体说，所谓“劳务税”就是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等劳务管理方面的支出。
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根据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位列世界第12位。
在中国企业68%的总税率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世界劳务税的平均水平仅为16.3%，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劳务税是目前中国企业主受困扰的重要方面。
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
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已经接近或超过40%的水平。为什么这个水平是“死亡税率”呢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实际利润率不到10%，40%的税费负担足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对大企业和国企来说，在40%的宏观税负下，即便经济不景气，它们还可以靠国家的资助和保护，勉强支撑前行。但对民营的中小企业来说，高税负必然成为致其于死地的基本因素。
十个中小企业里可能有九个会逃税或者漏税，至少这是人所共知的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什么？除了某些企业主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苛税猛于虎，将企业逼上梁山，这恐怕是一个基本事实。要不就逃税，要不就亏损破产，在这个二选一的残酷事实面前，你有其它选择吗？
税收用到哪里了？
从本质上看，税收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税收最终是用在老百姓身上，即便是超高的税收，也是合理的，高税收最终让国民收益。比如，大家都知道，法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其宏观税负率都超过30%以上，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也占了GDP的大头。
拿2014年的数据比较，法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占GDP的比例约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加拿大是23%，德国是28%，美国是21%。
相比之下，2014年中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只有8%，这个数字比前几年还略有提高。既然中国的税负水平那么高，税收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从过去十几年的平均水平看，各级政府自身就花掉了约四分之一左右的财政收入。
高税负支撑高增长的模式还能持续吗？
过去五年，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当然是税收啦。显然，没有超高的税负率，政府就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大规模的海内外投资。
问题是企业创造的价值就这么多，政府拿去做了投资，企业投资的财源就少了。难道政府会比企业家更懂得投资，其投资效益更高吗？当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证明，总体上看，政府投资的效益最差，政府投资往往受到政绩的影响，而忽略市场的需求。
企业创造的资本被政府长期占用和浪费，企业发展后劲不足，而政府投资必须要靠更高的税收来筹集资本和经费，产生“税负超标—投资推动—增长低效”这三者间的恶性循环。
减税何其难，难于上青天
企业减税刻不容缓。但是，要做到真正减税，谈何容易。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第一庞大的政府，我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各级党务机构的开支、各级各种社会事业团体的开支，这些能减少吗？已经形成的社会负债的还本付息能减少吗？社会安全和维稳的开支能减少吗？国防开支能减少吗？已经承诺了的对外援助能减少吗？已经投资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开支能减少吗？这些都是硬约束，一分不能少。
在许多硬约束的条件下，实际上，企业家们不指望实际上会发生什么真实的减税，只希望不要发生变相的加税。其实，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大多地方政府想到的不是如何通过减税帮助企业渡难关，而是挖空心思在想如何通过增加各种非税收收入的形式对企业加税。一旦政府财税增长缓慢，大多地方税务部门都会给税管员下硬指标，通过查账罚款或者征缴其它费用的形式，从企业身上榨取尽可能的收入。
一句话，政府不变小，税只能越来越重。
3、权力对民间财富的死亡汲取
在中国历史上，死亡汲取的例子不仅屡见不鲜，而且是所有专制王朝都逃不脱的宿命。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发出的“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正是历史上这种死亡汲取的可怕后果；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等成语，则反映出历史上这种死亡汲取的实现方式。
死亡汲取作为历代专制王朝的宿命，印证了英国人阿克顿勋爵的名言：一切权力都有腐败的倾向，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法国人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而死亡汲取正是权力的体制性腐败或系统性腐败的体现，也是权力的体制性滥用或系统性滥用的体现。
虽然死亡汲取历朝有之、史不绝书，但中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死亡汲取却发生在当代，发生在我们身处其中的新中国。
在新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1961)，尽管因饥饿而死（包括因饥饿病死）的确切人数已难以考证——从饿死1千多万到6千多万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依据，但较为折中的说法——3千多万却较受认可，毕竟较为可信的是：河南一个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就达一百万，四川一个涪陵地区饿死人数则达两百万，且当时“人相食”的说法也被中央所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冠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样的时代名称，但导致人相食且几千万人饿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国家对农民的粮食征收和对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政治动员（从农业生产动员到大炼钢铁等政治运动）。因此当时饿死的基本都是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因受国家的粮食保障而鲜有饿死。一份对四川荥经县当事者的访谈记录清楚地揭示出三年自然灾害背后的死亡汲取：
余：当时你们3队、4队两个队合在一起办的食堂，这两个队有饿死人吗？你们食堂死了多少人？这两个队死了多少人？而被访人因读高中在学校吃饭（每月有17斤指标的粮食），虽然也饿得浮肿，但却保住一条命。
季：具体数字我不清楚，我早出晚归在上学，只是看到村里的死人太多了。人死的多，他们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天灾，主要是人病。那几年荥经风调雨顺。就是58年秋天雨水多一点，我是早出晚归，也晓得一些情况，没饭吃的，是高征购，浮夸风，把粮食都征上去，农民没吃的，饿死人。
余：你家里有人饿死吗？
季:我家6口人，过“粮食关”，饿死了5口。
因为我读高中，学校每月有17斤指标的粮食吃，才没饿死，也，脸肿得像面盆，腿肿得如同象腿，我要是在家也就饿死啰。【余习广：《荥经惨案调查之<一家人惨死的季恩全说荥经惨案>》】
被访人说得很清楚：“那几年荥经风调雨顺”，“是高征购，浮夸风，把粮食都征上去，农民没吃的，饿死人。”
被访人所不知道的是，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严重饥荒的情况下， 1959年中国向国外（主要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粮食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
被访人所在的荥经县属于四川雅安地区，是当时四川饿死人比例最高的县。而且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该县的“自然灾害”比全国其他地方又延长了一年。童梓平、吴阿宁在《大劫难：1959-1962年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中引用了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
《荥经县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三篇，第一章，第一节“人口变动”，第112页表格罗列了以下一串数字：
两位作者曾做出过这样的总结：“1959—1962年荥经大饥荒有三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征：一、饿死人比例居全国之冠；二、风调雨顺；三、有大量库存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是国家的死亡汲取又是什么？
四川本是天府之国，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粮仓，但这三年却成为中国饿死人数量最多的省份。同样，信阳地区本是鱼米之乡，有“北方江南”之称，却成为河南省饿死人数量最多的地区。如果不是国家对粮食和劳动力的过度汲取，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不要以为死亡汲取随着改革开放而被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它其实并未远去。最近网上流传的一篇关于重庆经济真相的文章，其中的一些数据颇为耐人寻味：
2006年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2451亿，GDP为3486亿，固定资产占GDP的比值为70%。这算是很正常的水平。到2007年，
某位雄心壮志的不厚人物迁任重庆书记，就在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3161亿，GDP为4111亿，投资额占GDP的比值为77%。这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此后重庆就完全陷入了投资依赖之中。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值为79%，2010年就上升到了88%。这大概就是在这位充满话题性的书记治下，重庆实现经济腾飞的真相。
2007年到2010年，4年时间，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从3161亿上升到6934亿，升幅高达119%，而GDP则相应的从4676亿上升到7925亿，升幅也只不过是70%。剧烈上升的投资如同流水一样的花了出去，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只不过是尔尔。
2012年，话题书记锒铛入狱，当年度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9380亿，GDP为11459亿，比值为82%。【月冷蛮荒：《垃圾产能之都：重庆的真相》】
在此，该文作者想说的是重庆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及重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我想问的是，这些钱是哪来的？当年的重庆书记锒铛入狱之后，重庆以打黑之名对民营企业进行血腥搜刮的黑幕才逐渐揭开。当时重庆违法建立了“打黑专户”制度，在相关案件终审前，警方就直接把企业的钱款划扣给政府的“打黑专户”，并由专案组接管企业，造成众多遗留的资产债务处置不知所终。那几年重庆究竟以“打黑”之名搜刮了民企的多少财富？至今仍是个迷。
不要以为这种极端的死亡汲取只存在于特定时期的重庆，浙江的吴英案、湖南的曾成杰案的背后，难道没有一些人借权力之手大秤分金的影子？
当然，直接以害命的手段来汲取民财，只是死亡汲取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死亡汲取的常规武器还是那些温水煮青蛙式的合法和非法手段。在此，要说一句让税务总局开心的话：在死亡汲取的十八般武器之中，税务系统的征税（即名义税负）应该是最文明的一种，尽管这其中也可能含有不文明的成分。
显然，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只有在保障民众福祉的前提下才能构成国家能力。如果偏离了保障民众福祉的国家存在价值，财政汲取能力越强，国家能力反而越弱。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正是由于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过于强大，才导致了大饥荒，进而导致国家权威及合法性的急剧滑落，即国家能力的急剧下降。
今天民企的痛，实际上是全中国的痛；当年中国农民的悲剧，实际上是全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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