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作家约翰·拜伦（JohnByron）、罗伯特·帕克（Robert Pack）联合撰写的《康生传》（顾兆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中，传主被描述成中共党内一个极大的恶魔。他们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来自1980年代中国主流社会对康生一生的认识和评价。正如西方将希特勒称为魔头一样，根据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将康生称为“恶魔”或者“人间阎罗”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不过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对某个政治历史人物所下的一个结论。问题是每个人从来就不是天生的恶魔或者伟人，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为人们所痛恨和唾弃或者爱戴和景仰的人，固然与他的性格、人格、修养、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氛围、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的偶然因素对于他“成长”为恶魔或者伟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康生出身于山东胶东半岛的一个中等地主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成分在康生生活的年代里因其属于剥削阶级而被打入另册，许多人因为这样的家庭出身而受到歧视和批斗，并且被剥夺了基本的做人的权利。其实，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未必就是坏人，著名作家巴金不仅反对封建大家庭对人的压制和暴虐，而且以其人道主义精神创作出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出身于这样家庭的康生应该说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不仅可以在青少年时期得到较好的物质享受，而且还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高雅文化的熏陶，为自己将来成为某个方面的人才奠定了基础，现代历史上许多文化名人和政治人物大体上都是如此。与现代许多历史文化名人不同的是，康生的家庭到他的青少年时期并没有破落衰败下来——一旦败落就可能让人品尝到人间的世态炎凉——，而是比较强盛，而这大大地强化了康生童年时代的特权身份。而且，作为幼子的康生在家里倍受宠爱，进而形成了他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的为所欲为和追求享乐的特性，他不仅交了一批公子哥儿这样的土匪朋友，常常整天地与他们泡茶馆、进戏院、坐饭店，而且还与他父亲的小妾鬼混在一起，以致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获得了“偷香窃玉”的名声，他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无可奈何之下，其父一度将他锁在家里。然而，康生还是没有悔改。为了挽救儿子，父母让康生与同样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一位姓陈的姑娘订亲并结婚。可是这并没有拴住康生的那颗花心，父母只好让他离开家乡到外地闯荡。
康生来到了现代化的城市青岛，这里的一切让他感到眼花缭乱，同时让他看到了西方列强的横行霸道，进而激发了年轻而血气方刚的他的强烈的仇外情绪，这为他后来接受激进的革命思想埋下了伏笔。在这里，康生进了礼贤中学学习，当时的礼贤中学由德国传教士理查德·卫立姆管理，学校的课程既有西方的功利主义知识，也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这里的学生受到了走出校园、讨论政治、阅读报纸等诸多限制，因而康生在这里所接受的是一种“相当狭窄的、受到歪曲的世界观”教育，他头脑中的知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对中国以外别出的发展竟然“一无所知”（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第15页）。很可能是受到长时间限制的结果，中学毕业以后，康生并没有进一步出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去闯荡，而是又回到了他的老家。可是老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富有田园诗意，而是由于德、日列强的入侵而导致社会的失序。所以，康生全家不得不搬迁到了诸城。康生在诸城依然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看戏上，同时他开始吸食鸦片，有时还充当罪犯砍头的看客。这时的康生是很堕落，与共产党所宣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当然，此时的康生虽然堕落，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他阅读了不少富有革命精神和激情的文学作品，并且在与父亲的难以缓和的矛盾冲突中产生了强烈的叛逆情绪，进而催促他摆脱父亲的权威，冲出家庭，出走上海。
1924年，26岁的康生来到了当时中国第一现代大都市上海。他的叛逆情绪和富有革命精神和激情的文学作品赋予他的革命精神使他进入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他的朋友孟超对于他的这个选择或许起着某种推进作用。应该承认，康生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他进入上海大学，没有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去选择中国文学或者英国文学系，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选择了社会科学系。相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培养的是政治宣传人才，那么社会科学系培养的是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进入了上海大学，康生与当时的许多青年人一样，他的那些反抗叛逆精神化为对共产主义思想理论的热烈追求，并且日渐显示出他的某种才干和能力，于是他被吸收进了中国共产党。
其实，将一个有过劣迹的人吸收被认为是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个错误。从理论上讲，中共要对每个党员不断开展各项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不懈地帮助每个党员反思自己，改造自己，纠正错误。当然，要把一个人改造成完人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中共的思想改造，每个党员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至少变得更好，对于革命事业都应该是越来越有帮助。然而，事实却走向理论的反面。当然，这并不是说康生一进入中共党内就干坏事，他也确实在上海担任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和地下工作领导人期间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正因为这些工作使他得到了高层领导的信任而得到提拔和任用。可是他在上海的工作转入地下以后竟然时常进出妓院，或许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地掩护自己的方式也未免不可，而且像康生这样将大量的时间消磨在舞厅和妓院的并不是康生一人，一度担任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如此，更何况这与数十年后一些中共干部包养几个情妇、二奶相比更是算不了什么。而康生虽然生活上有点腐化，但是他并不消沉（也没有理由消沉），反而利用这种特殊的工作机会，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更令人深思的是他的这些劣迹后来一直没有遭到清算，也没有多少改变，就是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不但在北京医院里吸食鸦片，还伙同江青在杭州观看黄色戏剧，更奇怪的是这些在共产党内绝对受到否定和批判的行为在烈火熊熊的“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没有受到丝毫的冲击。
深入研究康生的历史——他虽有劣迹却仍然平步青云，稳做官位不受冲击，——确实很有意义。康生的这种人生幸运不只是非常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更重要的是他非常善于走上层路线。虽然共产党的许多文件教育自己的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每一个在官场上飞黄腾达的人都是依靠走上层路线的；与此同时，像彭德怀那样喜欢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并乐于为群众说话和呼吁的那些人不仅容易被罢了官，而且还可能遭到某种程度的整肃和批判，甚至还可能送了性命。所以，非常聪明的康生似乎早就看出了这条潜规则，他先是因为积极支持李立三，帮助李立三撵走了他在江苏省省委里的对手和批评者而得到了提拔，被任命为江苏省组织部部长，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李立三由于推行冒险主义路线被赶下了台，颇受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的心腹米夫赏识的王明（陈绍禹）被推到了领导岗位，于是康生转向支持王明，并且得到了王明的信任，被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然而，王明与康生之间先前是有冲突的。1930年，王明因“缺乏政治警惕性并严重违背了秘密工作的纪律”在上海被捕，获释后康生代表中央对他进行了惩戒（参见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第56页）。王明与康生虽然当初存在这些过节，但是他与康生却能“求同存异”，这并不是说这两人都很大度，胸怀开阔，不计前嫌，而是他们彼此太需要相互利用了。对于康生来说，他投入到王明的怀抱，不过是找到了新的主子，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对于王明来说，他可以很好地利用康生，让康生来对付反对自己的人，同样可以使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更加稳固。因为王明之所以能爬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全在于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中选对了投靠主子斯大林，用莫斯科中山大学被清洗的革命青年的血为自己的爬升铺平了道路，而且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进行演讲，因而受到了斗争中取胜的斯大林及其心腹米夫的赏识。就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担任的暗探角色来说，正与康生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这两个一丘之貉必然气味相投地走到了一起。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的《康生传》对于这两人的关系快速转变作了这样一针见血的解释：“王明充分意识到，他需要在上海懂得党务和人事的强硬的干部的帮助，而康生是显而易见的选择。王明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康生在处理党内敌人时能够极有效力，到一月三十日中央委员会集合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王明把康生的名字写进了那份中央委员的名单里。更重要的是，他把康生从秘书长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康生从及时改变立场中大大得益。”（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第64页）这两位美国作家的看法是很准确的。这个看法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错综复杂的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不断，为了在派系斗争中获得胜利，只要能为自己所利用，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以前有过多少劣迹，都可以任用，而且往往不是弘扬他的优秀品质，而是利用他人性中恶的东西。人性中恶的东西既然可以被有效地利用来为权力斗争服务，那么它就不可能为受到任何限制，反而在某种漂亮的幌子下受到庇护和鼓励。而且，这充分表明：王明等人虽然满口马克思主义，然而其内心却相当阴暗肮脏，非常阴险毒辣，其道德品质因极其自私而十分恶劣。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党内固然免不了存在这样那样的观点、主张和意见，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和争论完全是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渠道相互协调来解决，其权力更换则以民主竞选的方式实现，而且每个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并且总是处于党内同志的监督和约束之下，这就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和势不两立的彼此恶斗。从理论上讲，大家之所以共同组建自己的政党，就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那么所有的分歧和不同的意见都不过是认识上的差异，很难说哪一方就绝对地掌握了真理，即使强势的一方拥有绝大多数，也未必就掌握了真理，就绝对正确；而极少数的一方未必就完全错误。然而，从历史来看，在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往往只是表面问题，在这表面问题的背后掩藏着的是尖锐激烈的派系斗争，而派系斗争说到底就是权力之争，而每个参与斗争的人所持的帝王心态，都一无例外地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对于那些没有臣服自己的人则坚决斗争，并且将其斗倒批臭，使他在党内没有立足之地。这样，在铲除异己力量之后，自己的权力由于得不到制约而极度速膨胀起来，那么这个政党就可能转化为对自己俯首帖耳的个人帮派集团。为了获得铲除党内的异己力量，不择手段地用人在所难免。康生这样的人正是适应了党内斗争的这种需要，党内斗争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正是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助长了康生的人性恶。
康生本来所从事的地下秘密工作的特长派上了用场，他由对付国民党特务和警察的地下工作者转变为对付党内不同意见者的一只鹰犬。促成他这一转变的是他30年代在莫斯科的一段经历。在莫斯科，康生除了一直给王明抬轿子吹喇叭之外，就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到了一整套残酷清洗和镇压党内不同意见者的手段，从而为他转变为一个双手沾满无数共产党人鲜血的虐待狂铺平了道路。
尽管中国有句古话：“一朝天子一朝臣”，但这句话在康生这里偏偏失效了。王明由于没有领导工农红军战胜国民党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而被撵下了台，毛泽东在贵州的遵义会议上夺得了领导权，但是康生却没有随着王明的垮台而垮台。这不仅在于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非常善于适应那里的环境，而且在于他非常利索地抛弃了王明而转入到毛泽东的阵营里来。为了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康生不仅甩掉了王明，及时与王明划清界限，而且主动撮合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并且以安全首脑的身份为江青作政治担保，从而帮助毛泽东了却了这个心愿。对于康生与王明先前的关系以及康生的为人，毛泽东并非一无所知，心里非常清楚，但是他需要巩固自己地位和权力，实在太需要康生助他剪除异己的一臂之力，何况康生已经向他示好，投入到自己的阵营里来，为他与江青结秦晋之缘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理所当然要好好任用康生，并且时时罩着他，让他在延安整风和肃反运动中充分发挥“才干”。
为了帮助毛泽东“清君侧”，康生利用自己在莫斯科所学到的种种手段，建立起恐怖的相当于秘密警察机构的“社会事务部”（这个名称表面上十分温和），专门对付党内政治思想上的异己分子，动辄将他们打成“特务”、“间谍”或者“托洛茨基分子”，并且利用种种严厉的酷刑对他们刑讯逼供，通过肉体的折磨摧毁其意志，迫使他们承认被指控的一切。更应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对异己力量的清洗并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与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由此而获得了正当的名义和具有迷惑性的合法性。他对党内同志疯狂的迫害可以在“抢救失足者”的名义下进行。这样，他的恶行不仅没有受到公开和普遍的指责，反而被认为他为党的纯洁化作出了贡献。在他配合整风运动展开的疯狂迫害期间，有4-8万党员因此被开除党籍，延安地区就有1千多人被打成是“敌特”而被拘捕入狱，还有1百多人未经审判就被秘密处决。（参见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第182、187页）
对于康生所搞的红色恐怖，党内有些同志就曾表示不满，因为大规模的清洗和整肃已经影响到中共内部的稳定和中共对敌斗争的战斗力。特别是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康生的行为受到了一些代表的控诉和质疑，因而引起了最高领导层的注意和警觉；而且，此时党内的持不同意见者已基本上给清除干净，即使有少数没有被整肃的也会在血腥面前不敢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和看法，只能默默地遵从。整风运动后不久，康生就被调离安全和间谍机构，被派到基层去搞土改工作，使他远离了中共权力核心圈。这种带有疏远意味的调离对康生来说或许是某种程度的打击，他所制造的某些冤案也得到了平反。实际上，康生离开中共最高领导层，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宠爱他的毛泽东来说未必就是坏事。他的调离至少可以减少受迫害者及其同情者对他的怨恨，可以消除由“抢救失足者”运动而引起的某些对最高领导层的不满情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调离，不管康生是否意识到，确实是对他本人也是对最高领导人的一种有效庇护。既然如此，康生不仅没有因此而受到彻底的否定和有力的惩戒，没有因此而付出应有的代价，反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怂恿和纵容。这样，他就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已成祸害，也不可能为自己的恶行而深刻反省和悔改以戒绝自己的劣行，一旦具有相应的条件，他就会故伎重演，继续作恶。
新中国建立最初的日子里，康生暂时过着退隐的生活，借口养病住进了医院，他与公安和反间谍的部门联系也不多。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随着中共与苏共关系的破裂与党内权力斗争的日益加剧，康生感到了自己又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再度出山，充当鹰犬。此时的毛泽东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削弱，正需要康生这样善于采取非常手段的人来帮助自己对付敌手。于是，康生日渐回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极力通过极端的表现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和支持，因而他在斗争彭德怀时非常卖力，表现积极，通过穿凿附会对彭德怀进行栽赃、诬陷、揶揄、嘲讽和羞辱。真正将康生推向魔王地位的是“文革”。其实，早在1960年代初，康生在毛泽东的许可或者支持下就制造了小说《刘志丹》的文字狱，继而迫害哲学家杨献珍，再与江青等人合谋陷害《海瑞罢官》作者吴晗，踩着这些冤屈者的尸骨，康生爬上了“文革小组”顾问的位置，一方面以理论权威的名义为毛泽东的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推波助澜，为毛泽东视若自己生命的“文革”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直接为红卫兵的造反、破坏和批斗行为出谋划策，操纵红卫兵批斗和打倒他所认为的敌人。随着“文革”的全面爆发，康生的威望和权力达到了顶峰，并且在去世时获得了巨大殊荣，由于他在清洗包括刘少奇等人的过程中又为毛泽东立了战功。然而在私下里，有人却称康生为“阎王”（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第396页）。
恶魔康生在他几十年的人生中制造了无数的冤案和人间惨剧，使无数的人陷入恐惧之中，最终他自己也没逃脱恐怖阴影的笼罩。就在他即将离开人世之时，他在神志不太清醒的几个小时里，他那罪恶的灵魂也为恐怖所缠绕，他的嘴里一直嘟哝着：“我绝没有叛变，我绝没有……”（参见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第448页）在现实的世界里，康生以他的罪恶活得却很神气和威武，但是万能的上帝并没有忘记给这个恶魔以应有的惩罚，让他的灵魂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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