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闯入办公楼，从底楼大厅进入负责接待的闸北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值班室，用匕首刺向4名正在办公的警察：
治安支队教导员张义阶、治安支队警督方福新、后勤保障处机关服务中心主任倪景荣、北站派出所民警张建平，在7秒内4人全部身亡。
随后，杨佳沿消防楼梯到10楼，杨佳接连刺中交巡警支队的2名警察，其中徐维亚毙命，王凌云右肩右胸部被刺伤。
杨佳再经楼梯跑上11楼计算机中心机房，刺中2名警察，其中李珂毙命。
最后，杨佳再次通过消防楼梯到21楼，在政治处刺中3名警察，受伤的2位吴钰骅和李伟均属于督察支队，而孔中卫则是分局纪委监察室主任。
虽然最终七名民警在21楼将杨佳当场合力制服，但已造成6死4伤的悲剧。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杨佳袭警案。
杨佳为什么要疯狂袭警？
2007年10月5日晚上8点半-9点间，杨佳骑着一辆租来的无牌照自行车，行驶至闸北区普善路口，巡逻民警薛耀将其拦下盘查。
警方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提供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影响交通，因此被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他在警局接受6个小时的讯问后，警方判定杨佳的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杨佳在盘查询问过程中一直不予配合，且多次辱骂民警，阻碍正常执法。
事后杨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并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
而闸北分局督察支队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督察支队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杨佳则不予置理。
据了解，杨佳租用自行车为“黑车”，是被人偷盗后转卖的车辆，作为一名普通租用者，杨佳与其并无瓜葛。但是当时闸北分局的民警用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对付杨佳——一顿痛殴。
随着事件的取证调查，闸北分局民警发现杨佳的确没有参与偷车，只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租赁了自行车而已，所以很快释放了杨佳。
然而杨佳在被拘留的期间，闸北分局民警对他很是“照顾”，常常拳打脚踢，杨佳出去以后身体感到不适，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愕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他的性器官受到损害，以后很可能将无法生育。
杨佳很快到闸北分局去讨说法，鉴于有医生证明事实明确，杨佳的态度又十分强硬，闸北分局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此事。
但是杨佳认为赔偿太低，坚决不同意，他三番四次去闸北分局去闹。渐渐地，闸北分局没了耐性，对杨佳开始不理不睬。
据知情者透露，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双方尖锐的矛盾根源由此而来。
杨佳母亲王静梅在采访中则称，杨佳在现场出示了自行车的租赁合同，而薛耀坚持扣车、拒绝出示执法证件，并用下流话骂杨佳，两人因此发生争执，杨佳随后打电话给公安局的督察处，督察处随后派人来到现场，杨佳跟民警前往芷江路派出所，民警高铁军行为粗鲁，杨佳被警察拉到小黑屋殴打。
后王静梅打电话给督察处吴钰骅，要求处理意见回执，未果；杨佳后来又将此事投诉到闸北公安局，要求收到处理意见的回执。
后来上海的周姓警察在北京和杨佳接触，意图以300元私了;3月份，上海的顾姓警察再次与杨佳沟通，赔偿金额变成了1500元，而杨佳和母亲坚持要求执法纪录和处理回执，双方都没有谈妥。
都市快报引用知情者消息称，杨佳租用的自行车是黑车，是被人偷盗后转卖。杨佳后上告闸北公安分局，并提出行政赔偿。最初杨佳要求赔偿3万元，未果。后经多次协商，闸北公安分局最后同意给1.5万元赔偿。
此时提笔反思一起08年杀死了六名警察的刑事案件，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这件事，如果不重新提起，除了杨佳的父母和那六个无辜遇害的警察的家人，恐怕很多人都已经把它淡忘了。
然而，遗忘就意味着漠视，意味着对这起事件背后所浮现的社会情绪的麻木不仁。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所报复的对象不是哪个特定的结有私仇的个人，而是警察这个特定职业的群体。
这也不是一起孤立的刑事案件，而是与万州事件、池州事件、瓮安事件等一系列群体事件一样可以进入历史记忆的社会事件。
尽管这些事件之间看似没有联系，事因也各不一致，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民众对社会的高度不满和对官方的极不信任。这正是需要引起我们全社会尤其是官方深刻反思的地方。
我们知道，杨佳并非一个行为不良的青年，此前更没有任何犯罪前科。相反，生活中的他还是一个安分守己，具有一定的道德感的人。
这样的人，谁能相信他有朝一日会杀人呢？
杨佳杀人，确实有他性格愤激的主观因素。换作他人，从一开始就配合警方的盘查，即使是明显感到警方的选择性执法带有歧视的嫌疑，也默然承受，那么，也就不至于有后来的一连串的后果。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
但是，杨佳是杨佳，他人是他人。杨佳有杨佳的生活经历和现实遭遇。有些遭遇只要有了一次就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信仰和生活态度。这些遭遇和经历不能复制。那么，我们又怎可期待杨佳不成其为杨佳呢？
父母很早离异，本人长期失业，这些固然会给杨佳带来一些心理上的阴影。
然而，要不是上海警方执法盘查留有瑕疵，要不是他被带回派出所后声称遭到警察殴打，而上海警方对此事的调查和善后处理难以取得他的信任，要不是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让他彻底绝望，杨佳又何至于杀人泄愤？
在这起事件中，上海警方的执法瑕疵是有迹可寻的。
而我们官方的很多调查，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介入，初次结论往往都是自证其是，因为拥有了公权力，也就拥有了真相的发布权和诠释权。
但殊不知，偏偏有杨佳之类的小民们，宁愿犯法，也不愿将委屈一辈子背在身上。
也许，杨佳之错就错在他不能像孙中界那样，以一种近乎自残的断指方式唤起社会的关注和官方的良心，也不能像张海超那样冒着生命的危险以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自己受害的事实，证明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官商勾结。
或者毋宁说，杨佳之错就错在比孙中界、张海超们走得更远，更极端。
然而，让一个原本有着更多的人生道路要走的年轻人愤而杀人，不惜以身试法，到底是谁的过错？
今天贯摔怀抱孩子的妇女，再次在上海警方上演，距离上次杨佳刺杀上海警察案，正好过去了整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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