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讨论者错误地把自己当成了议员，把讨论当成了拉票。大量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表面上往往是借着那些“正义”“善恶”之类幌子的“义愤填膺”，实则是因为言语上占不了期望中上风之后的恼羞成怒。
如今我们非常热衷于讨论，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给予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当我们每天都有机会与天南海北那些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就各种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时，我们参与讨论的热情也的确会被大大激发。
但正如你沮丧地看到的那样，这些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经常是以攻击和谩骂收场的，而相互攻击和谩骂的人经常素昧平生，极有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交集。
我们没有任何恩怨，但却因为相隔千山万水的一言不合而变得冤家对头似的。这真令人难过，而且难过得毫无意义。
这足以说明，我们虽热衷于讨论，但却不善于讨论。
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个开放社会，缺乏有意识的公共空间规则训练，尽管我们都认为自己很聪明，所知甚多。
然而，那些原本应该心平气和并且有助于我们增长见识的讨论是如何一次次被带进臭不可闻的阴沟里的呢？根据个人观察，我认为它们大多与以下两种错误但又十分有杀伤力的论辩方式有关。
“动机论”
第一种，我称之为“动机论”。就是古人所说的“诛心之论”。
我有一次在一个媒体人居多的微信群里看到两个群友气愤地相互痛斥对方“傻×”，起因是两人中的一人发表了某一个观点，另一个不同意，他指责前者“虚伪”，理由是前者在某一家党报工作，因此不可能讲普通老百姓讲的真话。
动机论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思维方式，当一些人反驳另一些人的观点时，他们常常不是去说明后者的观点在基本事实、价值导向和逻辑链条等方面有什么问题，而是去猜测和质疑后者“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观点。
他是不是试图通过发表这个观点来捍卫或者牟取一些什么“特殊利益”？当然，通常是不可告人的肮脏利益。
不应否认，人的价值、立场、观点很难不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赖以生存的当下处境的影响。有句俗话叫做“屁股指挥脑袋”，就是关于它的最生动的概括。然而，把关于“脑袋”的讨论转变为关于“屁股”的讨论，那就使讨论完全失去了客观性。
首先，“屁股”对“脑袋”究竟有多大的决定成分？它究竟是如何影响“脑袋”的？……这些问题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论关系。恩格斯一生都在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中共创建时的主要领导人中也几乎没有一个出自工人和贫农家庭，他们大多是家境殷实的知识分子、大教授……
其次，社会事务中的许多问题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说得上有绝对的对和错，它们的答案往往本来就取决于不同人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
动机论者总是近乎无意识地预设，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所怀有的动机都是卑劣的，只有己方的动机是高尚的，一心为全社会谋利。但他们忘了，他们自己也注定是社会中的某一特殊群体，没有什么人能够成为“普遍人”。
动机论以机械而又主观的思维看待他人，注定会陷入逻辑上的死胡同——只要对方反唇相讥：那么你持这种观点又代表了什么不可告人的肮脏利益？动机论者常常哑口无言，进而恼羞成怒。
动机论的更大危害在于，它与阴谋论只有一层窗户纸之隔，因而非常容易滑向阴谋论。
如果说动机论多少还是有一些客观根据的话，那么阴谋论就可以无边无际地把想象和猜测发挥到任何地方和程度了。因此，阴谋论者总是可以把任何匪夷所思的奇怪逻辑说圆。
最近几年我听到过的最让眼镜跌碎一地的一则阴谋论是关于央视前主持人柴静的。
两年多前，当她的《苍穹之下》上线后，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个群友信誓旦旦地说，柴静之所以做这部纪录片，是因为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即将向国民开征一种叫“环境污染税”的新税种，而柴静的这部片子是在为它造势。抛出这一猜测之后，这位群友便以各种恶毒的污言秽语痛骂柴静，足足刷了一刻钟的屏……
我当时有点忍无可忍，就问了他一句：“你这么骂柴静的所有理由都只是基于你之前的这个猜测。你不觉太过分了吗？且不说你的这个猜测毫无依据，即便国家真的开征‘环境污染税’，你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柴静的片子与它有关系？”他的回答是：“你等着看吧，时间会证明一切”……言语中一付先知似的自得以及对我这个后知后觉者的怜悯。
然而阴谋论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没有根据。当一个人把争论问题的根据建立在对对方内心的猜测上时，他可以任意猜测而不需要拿出任何根据，因为对方也不可能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内心没有那样想过。
过去10多年里阴谋论思维风靡神州大地，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它已超越了本文的范畴。
我认为，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阴谋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有多少深刻的真知灼见，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很简单，然而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头脑很简单。于是，缺乏各方面专业知识工具的他们不得不一头钻进各种诡谲的阴谋论中，以便在听众面前让自己显得很高明的样子。
“资格论”
我在社交媒体上曾经无数次遇到下述的相同情况——
当我就某一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后，不同意我观点的人会对我说：“你最好先到我们这里（这个行当）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再发言……”
如果将这句话翻译得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你没有资格就这个问题发言，”或者至少是：“你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没有什么价值”。
这种“资格论”不像上面讲到的“动机论”和“阴谋论”那么可恶，但比它们更加有说服力，因为它更符合一般常识。不是有句话吗：“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资格论”丝毫不比“动机论”和“阴谋论”更站得住脚。
因为我没当过老师，就不能对教育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我没当过医生，就不能对医疗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因为我没做过生意，就不能对经济问题发表点看法……按照这样的逻辑，因为我没当过市长，所以我就没有资格对城市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发表意见；因为我没当过总理，所以我就没有资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出见解……
如此的话，像我这样的媒体评论员每天就只能就媒体行业内部的问题发表评论了。进一步说，甚至连这都不可能：因为我只做过财经记者，而没做体育记者，所以我也没有资格对一篇体育新闻的好坏发表评论……
“资格论”的第一重谬误在于，它混淆了言论与行动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资格”（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资格）只存在于需要实际行动、特别是需要行使某种特别权力的领域。
比如说，国家要通过某部法律，我不是人大代表，自然没有资格去人民大会堂投票；教育部要修订中小学教材，因为我不是专家委员会的成员，自然没有资格对这事发挥什么影响……然而，针对这类公共事务发表观点，根本不存在有没有“资格”问题。是人就有权利说话，至于他说得对还是不对，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而且，恐怕也没有哪个人和哪个机构能够决定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
“资格论”的第二重谬误在于，它将人类知识等同于直接的个体经验知识。但实际上，人类不仅有经验知识，还有演绎知识；即便是经验知识本身，我们从个体的具体生活实践中获得的也是极少数，我们的大量经验知识来自于前人和他人。
是的，我没有当过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但我或许学习和研究过政治、法律等许多相关知识，我还可能通过媒体和其他人了解了大量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政府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具备很有见地的观点。事实上，像我这样并不置身其中的人还非常有可能比置身其中的人看到得更多、更远。人们经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上面的“资格论”主要是针对发言者的“专业资格”，还有另一种“资格论”也非常有市场，它的重点是质疑发言者的“伦理道德资格”。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些正能量满满的好人好事，旁边有人提出一些疑惑和不同意见，于是就有人义正辞严地质问：你自己从未为**做出过任何贡献？却热衷于站在一边说风凉话……
循着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要批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自己必须十全十美，或者至少在这一类事情上做到十全十美。例如，只要我们自己没有参与过大量的慈善救助事业，我们就没有“资格”批评政府在某些救灾事务方面的不足；只要我们自己不是优秀共产党员，就没有“资格”评判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风……
然而，俗话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圣人。于是，按照上面这种逻辑，每当社会上出现一些丑恶现象，我们就只能一语不发，并立刻反求诸己，去反省自己身上存在的类似缺点并加以改正。
对人，而不是对事
“动机论”和“资格论”有一个强烈的共同点，那就是将讨论“事”转变为讨论“人”。如此，则一次次的讨论以不欢而散乃至问候对方母亲告终，自然也就难免了。以前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谆谆教诲是，说话做事要“对事不对人”，就是针对这种错误思维方式的。
问题在于，今日国人在讨论问题时为什么那么容易从“对事”转为“对人”呢？我认为这与许多中国人讨论问题时预设的初衷不正确有很大关系。
对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从各自不同的价值立场、现实利益和知识结构出发，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因而也是多元而复杂的，很难说哪一个结论绝对正确。
当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时，我们的正确目标应该是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获得思想上的启发，增进对问题的认识，帮助自身提高。高质量的讨论总是开放的，因为大多数讨论并不需要决策，所以不需要强求“共识”。高质量的讨论总是伴随着大量认真的倾听。
但我现在发现，那些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观点的大V小咖中，有太多人参与讨论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说服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他们希望的是说教，而不是讨论，因此他们根本不懂得“倾听”的价值。
而当他们感觉到用符合常识与逻辑的理性方式不能说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对话者时，如果他们仍想要占领舆论的制高点时，便会不假思索地祭出“对人不对事”这一招杀手锏——如果你成功地贬低了一个人，那么他的观点自然也就变得没有价值。
但这不是讨论。用我的话来说，如今许多讨论者错误地把自己当成了议员，把讨论当成了拉票。大量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表面上往往是借着那些“正义”“善恶”之类幌子的“义愤填膺”，实则是因为言语上占不了期望中上风之后的恼羞成怒。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中国人讨论问题很少开诚布公。那是因为，在那样的条件下，讨论只可能以面对面的形式发生在熟人之中。这会构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你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个人的某一观点，你很可能会得罪他，而他与你在现实中还很可能存在利害关系。
因此，过去的讨论，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往往隐藏在那些弦外之音中。那倒真是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局外人很难听出来的。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一举解放了中国人被压抑长久的表达欲望，过去那些彼此互不关心的遥不可及的人们，现在相互成为了听众，他们再也用不着担心自己说错一句话得罪什么人。因为即使得罪了，也产生不了实际的后果。这一技术进步十分意外地让国人从过去说话小心翼翼、拐弯抹角、欲言又止突然变成了大言不惭、大放厥词、肆无忌惮。
但有一点终究没有改变：我们总是“对事”捉襟见肘，“对人”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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