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97年的2月份，外经贸部的部长助理龙永图得了个“或有”升职，成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席谈判代表的他，在这个职位的括弧里标记着“副部长级”。
这个括弧代表着什么意思呢？虽然我可以用一堆专业术语来解释，但为了对标各位读者的领悟能力和喜好，我还是决定选择用“赢了会所嫩模，输了下海干活”这句话来解释。
就跟卖方首席累成狗的生活一样，凡是职位里带着首席的活儿，一般都挺不好干的。更何况，真正能对入世的谈判条款做决定的，从始至终就不是首席谈判代表。
早在1986年，中国其实就已经申请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该协定在96年才被WTO取代），本来在1989年协议也敲定完成了，但因为当年的那件大事而最终灰飞烟灭。一直到1991年，美中两国才又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当时美国的谈判策略，主要靠援引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来威胁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个条款可以允许美国，在认为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实施不公平待遇时，可以对其他国家实施贸易禁运。
美国这条款多吓人啊，所以我们当时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在1992年与美国签订了开放市场和知识产权协议，开始向美国输送越来越多的盗版产品。我想，那时我们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因为还年轻，好奇心太重就老想皮一下，哪怕是皮的美国在1995年威胁要根据301条款弄我们。
当你皮到老大哥发脾气的时候，如果一点都不抵抗，可能老大哥也体会不到运用权利的舒爽。所以，我们也同样威胁美国要反禁运，并取消几个大单合同稍稍抵抗了一下，这才跟美国又签订了一个“行动计划”，承诺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整改目标。当然，后来我们依旧在“行动计划”上违约了。
咋了嘛，都是社会人儿，谁还没签过几个不遵守的合同。所以美国又派出了一名专业律师，移民美国的俄罗斯人巴尔舍夫斯基，作为美国首席代表专门处理与我国加入WTO的谈判。当然，那时斯基老师明面上的对手盘是龙永图，但真正的首轮谈判对象其实是朱相。
1999年4月，龙永图陪同朱相，带着双方谈妥的中国入世协定到访白宫，准备把协议用印盖章后带回国。
我们投行狗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OA用印申请流程都走完了，拿着申报材料到了盖章的地方，掌印老师就是不给盖。而当时在白宫掌印的，恰好是管不住自己拉链的克林顿老师。
没想到管不住拉链的克林顿老师，还管不住自己的嘴。这次不仅没给盖章，为了缓和在两个月前，因莱温斯基事件导致对自己总统职位的弹劾，却最终弹劾失败的国内紧张气氛，竟然把协定文本的细节公布到了网上。
这种行为就像是投行项目组做了一单IPO，不仅申报材料没能盖上章，还将其内容全披露到了网上。你说发行人看到后，发现披露指标跟私下谈妥的不一致，能不生气吗？因此朱相随即就接到了来自国内的众多带有批评电话。你说监管方看到后，发现这都提前披露了，到时候批或不批都不好操作，能不生气吗？因此克老师随即也接到了来自美国商界的众多批评电话。
克老师这一手玩的真是太不仗义了。所以当他被批评后，再次联系仍在美国的朱相，想请其回来盖章的时候，遭到了朱相及整个项目组的一致拒绝。而这一拒绝，就把“项目申报”拖到了当年的11月份。
为什么要拖上7个月呢？同样像做投行业务一样，当首次材料申报未成功时，必然要通过跟发行人各方进行新的沟通，才能重新再次申报。所以，项目组回国后，就派出了前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到全国各地重新解释沟通“加入WTO”这个优质项目的重要性。而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坐在了第二轮谈判桌上的中方首位。
记得《纸牌屋》里有一集，演的是美国总统在签订法案时，每一个笔画都用一支新笔签，签完还送给身边人以示鼓励。在剧里没能拿到签字笔的副总统，竟然还生气了？美帝真是太能装了。当时咱们签订“入世”文件时，石广生部长也就从上海英雄金笔厂选了三支英雄金笔，用来签署三份不同的文件。至今，除了已经凉凉的英雄金笔厂还念叨着这段往事，无人记得当初签字金笔的下落。
当然，没人记挂签字金笔也属正常。毕竟在第二轮谈判的时候，如果没有龙永图越过石部长，直接跟朱相汇报谈判的进展，恐怕那年真就签不下来入世协议。
在那一年签订的入世协议上，我们对证券行业的开放是这样承诺的：
按照《中美关于签署双边协议的市场准入的承诺和条款》，中国将允许外资占少数的证券合资公司参与基金管理，条件与国内证券公司相同。入世初期，外资可在证券合资公司中持股达33％，并在3年内逐步达到49％，但控股权必须由中方掌握。外资占少数的证券合资公司将获得包销国内证券以及承销和买卖以外币计算的证券（债券和普通股）的权利，并可享有与中国国内公司同等的业务扩张权利。协议签订一年后，为中国入世做出越级打电话贡献的龙永图，不仅没能再上个台阶，连中国驻WTO大使的荣誉都没得到，只是到了博鳌亚洲论坛担任秘书长。后来，他在给博鳌论坛题词时，写的是这句：
亚洲期盼双赢。到底还是在伦敦政经修过国际经济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换了我来写，肯定只会来上一首打油诗：
我凉归我凉，清风拂山岗。02
你热任你热，山鸡斗凤凰。
1995年，国内第一家合资券商中金公司成立。其中，建行持有中金公司42.5%的股份，摩根士丹利持有将近35%的股份，剩余股份则被分给了其它投资人。
中金公司的成立，让代表摩根士丹利负责攒局的沃兹沃思高兴坏了，虽然其提出的要占中金50%股权的建议被拒绝了，但建行的王行长答应了其提的另外一个要求，那就是中金的CEO由摩根士丹利来任命。
两年后，被气坏了的沃兹沃思来到建行总行，在会议室同王行长展开了激烈交流。想了解的问题只有一个：在中金的人事任命上，为啥CEO还没人力资源总监的权力大？
那么，究竟是为啥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力资源总监是来自建行的汤世生。不过，在人事任命上的摩擦还是小事，真正让摩根士丹利感到无法掌控中金的恐惧感，是来自于负责中金业务开展的副总裁—方风雷。
方风雷原本姓李，爷爷是白洋淀的老党员李鹤苓，在抗日时曾担任过白洋淀雁翎队的队长。你没听说过雁翎队，难道还没看过《小兵张嘎》吗？张嘎的原型，就是另一位雁翎队队长赵波。后来，李鹤苓转入了地下工作，并改姓为方，其儿孙也就延续了方这个姓氏。
在几年后的一段岁月里，方家被批斗，家族里的人就又改回了李姓，未有方风雷依然保留了自己这个名字。据说“风雷”而字，取的是《满江红·和郭沫若》中的那句“五洲震荡风雷激”。
可惜啊，老外并不清楚《满江红·和郭沫若》到底是谁写的。所以，当来到中国进行中金组建工作对接的摩根士丹利员工，在第一次见到方风雷时，都把这位西装打扮却胡子拉碴的同志，错认为了领导的司机。那时他们还清楚这位“司机”，不仅已有着整合河南省外贸总公司的漂亮履历，还有着几位履历同样漂亮的“李”姓亲兄弟。
1997年香港回归，方风雷攒成了中国电信登陆香港的一个局，协助中国电信收购了香港电讯的部份股权。他本想拽着摩根士丹利一起参与，为中国电信提供咨询和承销服务。但当时身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国师”，著有《对冲基金风云录》一书的Barton Biggs竟然在回归的时点上，去预测亚洲股市是一个巨大且即将破灭的泡沫。再加上高盛亚洲的主席约翰桑顿，也顺势来国内猛拍马屁，最终是高盛赢得了与中金的合作，共同为当年在纽交所和香港证交所同时上市的中国电信进行服务。
此后的方风雷，一边被摩根士丹利视为眼中钉，一边被高盛视为掌中宝。一直到1998年，建行行长换为了周小川，他才“自觉”的离开中金，不再在摩根士丹利面前搂着高盛晃悠。方风雷离开中金后，直接去了中银国际，走的匆忙甚至连在中金应得的奖金都没拿，这让摩根士丹利自以为是多年的抱怨起了作用，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中金公司的新掌舵者随“云”而“来”。
新掌权者的到来，让中金成为了中国市场上的唯一玩家。当时国内只要有企业在海外上市，中金公司一定能参与其中，甚至全球的外资投行能否在项目上分到一杯羹，只对发行人磕的响也变得没用了，包括跟中金有着股权关系的摩根士丹利也一样。
2002年，在建行王行长任内还能撑够三年的摩根士丹利，在中金新的掌权者到来后，连一年时间都没撑到就举了白旗。不仅召回了派至中金的CEO，将仅有的一点控制权交还给了中方，更是不再幻想能将中金作为战略投资，而是将中金作为财务投资，佛系心态的每年定期收取分红。
调整好心态投降后的摩根士丹利，终于在中金最赚钱的几笔海外上市业务中，被指定为了联合承销商之一。
多年后，方风雷曾告诉别人说：
摩根士丹利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我。
也许他指的是，自己在刚进中金时，被摩根士丹利轻视，将其误认为了领导的司机。也许他指的是，自己在离开中金时，被摩根士丹利轻视，想用送哈佛读EMBA的机会去换其签订竞业限制合同。
拒绝了摩根士丹利送来的哈佛EMBA，在中银国际干了一年总裁的方风雷，自己跑去哈佛进修了一年，算是回敬了摩根士丹利临别时的轻视。更重要的是，从哈佛回国后没多久的他，就在2004年同高盛一起成立了高盛高华。
如果把已经解体的长江证券和法国巴黎银行合资组建的“长江巴黎百富勤”，把已经变为纯内资的湘财证券和法国里昂证券合资成立的“华欧国际”、上海证券和日本大和证券合资成立的“海际大和”，都剔除不算的话，那高盛高华自称是中国的第二家合资券商，也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但群众谁管你成立时究竟是第几家，真正能让群众印象深刻的，是高盛高华那特殊的组建方式。
2003年，从哈佛进修结束回国的方风雷，先是在工商东亚证券当总裁，没多久便受过去的建行王行长，当时的海南省王书记的委托，去协调解决海南证券的破产危机。作为资本市场的老手，方风雷不仅让高盛向海南证券“捐款”6700万美元用于解决危机，还让其为自己和其他6个自然人提供了一笔美元借款。
高盛对海南证券的帮助，为自己赢来了组建合资券商的资质，对方风雷等人提供的借款，则为03年在北京组建的高华证券，以及高华证券未来对高盛高华的注资提供了部份资金。2004年12月，高盛与高华证券合资成立高盛高华，其中高盛持有33%的股权，剩余67%由高华证券持有。
当然，高盛为方风雷等人提供的借款还有其他附属条件，在借款同时签订的抽屉协议里要求，在政策环境允许时，高盛有购回方风雷等内资在高华的控股权。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当国内政策允许外资控股在国内开设的券商时，高盛可以直接把高盛高华变为一家外资控股券商。
当时高盛和方风雷布下这样的局，并不是觉得双方要等到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召开，而是掐准了按照中国"入世"时签订的承诺，投资银行业将在2006年的年底全面解禁。
2005年8月，深交所发布公告宣布已正式接收高盛高华证券为会员单位。中金过去的首席“预测家”许小年，也在当年四月份跳到高盛高华。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让当时整个券商行业，都在紧张的等待2006年将要发生的变化。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006年11月，在高盛高华里都没发表几篇文章的许小年，离开了这家公司。2007年，方风雷也创建了厚朴基金，虽然仍兼任着高盛高华的董事长，但高盛高华租在英蓝国际的那层楼里，越来越难再见到方风雷的身影。
结果如此的出乎意料，或许是当年的王行长，忘了跟方风雷提在建行会议室发生的另外一段对话：
摩根士丹利的沃兹沃思说：“我们拥有专业知识。我们有网络人脉。没有我你们做不成功。”
建行的王行长反驳道：“别跟我耍美国大牌的态度。你们可以做技术，但是对战略和方向，你得听我的。”
沃兹沃思又说了一句，在他看来是非常明显的理由：“我们是专家，我们了解业务。”
王行长用简短的一句话，进行了最后总结：“而我有市场。
而在最早成立的首批十三家合资券商中，除了中金公司以外，唯有在2008年的年底，由山西证券和德意志银行合资成立的中德证券，深深体会到了这段对话的内涵。
2016年，中德证券因涉嫌在某财务顾问项目上未勤勉尽责，成为唯一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合资券商。
03
2015年8月，证监会发布《落实CEPA补充协议十有关政策 进一步扩大证券经营机构对外开放》公告，正式宣布：
一是允许符合设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条件的港资、澳资金融机构分别按照内地有关规定在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各设立1家两地合资的全牌照证券公司，港资、澳资合并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内地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
二是允许符合设立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条件的港资、澳资金融机构按照内地有关规定分别在内地批准的在金融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若干改革试验区内，各新设1家两地合资全牌照证券公司，内地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港资、澳资合并持股比例不超过49%，且取消内地单一股东须持股49%的限制。
伴随着这个新政策的发布，四家新的合资券商汇丰前海证券、东亚前海证券、申港证券和华菁证券相继获批开业。但这些披着合资外皮的券商，本质上跟内资券商没什么两样，大多是内地老板借道港澳通道出资而成。
即便是汇丰前海、东亚前海这两家，有着汇丰、东亚这两家香港银行股东的合资券商，也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高大上。毕竟这些港资银行，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和进入内地的外资银行一起，成为中国韭菜的老朋友了。而当时被割的那波韭菜，几乎全都是高素质的中产阶层。
2009年6月，此时已经长成熟的韭菜们，一定不会忘记国内媒体对外资银行理财产品坑的铺天报道。比如有家媒体对此事的总结，说的就特别好：
把中产阶级理成无产阶级，把富翁理成负翁。
花旗、渣打、德意志、汇丰、东亚这些外资、港资银行，通过发行同2008年金融危机挂钩的标的产品，均被卷入了国内的“理财门”事件。
比如有位朋友，在渣打银行北京华贸支行买了15万对标澳元的理财产品，三年后被渣打电话告知亏的只剩下7000元，好在渣打每年都会给他寄的生日蛋糕，在第二天还是如期到了。这让屌丝和中产的区别，瞬间变为了关灯后究竟是吃面还是吃蛋糕的不同。
当然，也有把赔掉的钱讨回来的。比如一家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在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买了6400万元的“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投资”，一年多时间里被亏掉了5300万元。当事人还是很有素质的，并没有找什么追债公司，而是靠着打了两年多的官司，把渣打告赢后拿回了五千多万赔偿。当然，中间律师费、诉讼费等其他费用又耗去1500万元的事，小门小户的还是要多考虑考虑。
就连出身名门，又混在时尚媒体圈的洪晃老师，当时也在微博上抱怨称“差点被德意志银行的私人理财产品，给理成无产阶级。”后来有些媒体去联系洪晃老师，想问问事情的具体经过，洪晃老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我想可能是她觉得，跟碧桂园也投资巨亏了12亿相比，自己这点亏损根本不值一提。
从那一波收割之后，很多有钱人开始苦学英语。因为被收割过的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会看英文产品介绍书的话，就不会发现有时候中英文的材料上，在几个关键词上是不一致的，以及在产品协议合同上，往往都会有一行细字写着“以英文资料为准”。
不过，这四家已经排队出来的合资券商，其实已经算好的了。如果你去看看尚在排队的那几家，光他们给自己起名字用豪、康、富、金圆之类的词，就预示着未来收割也许会很大力。说真的，要不是大力如山的读者朋友都是业内有素质的人，我真怕未来你们如果拿到了这些机构的名片，在做名片分类整理的时候，会同手里的桑拿洗脚城、皮包公司的名片相互弄混。
资本市场的记忆，从来只有七秒。当年被外资银行收割的事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要我说的话，那波韭菜其实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你们的钱如果不及时花掉，放到现在大概率也会被P2P、新三板、区块链等所收割掉。
提高觉悟才是正途啊，朋友们。每一次收割都是在历练你们，不经历这些风雨的话，如何在即将到来的金融业全面开放后，敢于拥抱外资开过来的联合收割机呢。有些个别同志，如果继续在网上瞎胡说，恐怕仅存的七秒也会再被扣掉几秒，续给那谁用。
2018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后，很快出了一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政策：
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真好，就像前几天我在公众号里所说的，欢迎大批外资券商的到来。毕竟一波内资券商，也许很快就要凉了，这些新来的朋友们，正好可以承接失业的从业者们。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从业人员，都是爱学英语的中产阶级，你们英语水平是否能过四六级这事，认真考虑过吗？反正我是不行了，毕竟至今会说的唯一一句英语是：
How're you doing？
就这，还是我在看《老友记》的时候，跟Joy学的。
所以文盲如我，只能一直留在老乡这边。至于那些操着熟练英文的行业精英，尽情的去拥抱即将到来的外资机构吧。你我分别之时，文章前面提到的那首打油诗，就送给诸位了：
我凉归我凉，清风拂山岗。
你热任你热，山鸡斗凤凰。
为防止多年后，有人会拿着这篇文章来问我：“大力哥，当初你不是说山鸡斗凤凰吗？咋最后凤凰被啄死了？”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这次就不留白了。
诗里所说的山鸡，指的是《古惑仔》里的山鸡。
人家不仅注册在洪兴，而且原本姓赵，名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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